一病而当分治者，如痢疾、腹痛、胀满。则或先治胀满，或先治腹痛，即胀满之中亦不同。或因食，或因气，或先治食，或先治气。腹痛之中亦不同，或因积，或因寒，或先去积，或先散寒。种种不同，皆当视其轻重而审察之。以此类推，则分治之法可知矣。有当合治者，如寒热、腹痛、头疼、泄泻、厥冒、胸满，内外上下无一不病，则当求其因何而起，先于诸症中择最甚者为主。而其余症，每症加专治之药一二味以成方，则一剂而诸症皆备。以此类推，则合治之法可知矣。药亦有分合焉，有一病而合数药以治之者，阅古圣人制方之法自知；有数病而一药治之者，阅本草之主治自知。为医者，无一病不穷究其因，无一方不洞悉其理，无一药不精通其性，庶几可以自信，而不枉杀人矣。
驱邪之法，惟发表、攻里二端而已，发表所以开其毛孔，令邪从汗出也。当用至轻至淡芳香清冽之品，使邪气缓缓从皮毛透出，无犯中焦，无伤津液，仲景麻黄桂枝等汤是也。然犹恐其荣中阴气，为风火所煽而销耗于内，不能滋润和泽，以托邪于外。于是又啜薄粥以助胃气，以益津液，此服桂枝汤之良法。凡发汗之方，皆可类推。汗之必资于津液如此，后世不知，凡用发汗之方，每专用厚朴、葛根、羌活、白芷、苍术、豆蔻等温燥之药。即使其人津液不亏，内既为风火所熬，又复为燥药所烁，则汗从何生？汗不能生，则邪无所附而出。不但不出，邪气反为燥药鼓动，益复横肆，与正气相乱。邪火四布，津液益伤，而舌焦唇干，便闭目赤。种种火象自生，则身愈热，神渐昏，恶症百出。若再发汗，则阳火盛极，动其真阴，肾水来救，元阳从之，大汗上泄，亡阳之危症生矣。轻者亦成痉症，遂属坏病难治。故用燥药发汗而杀人者，不知凡几也。此其端开于李东垣，其所著书立方，皆治湿邪之法，与伤寒杂感无涉。而后人宗其说，以治一切外感之症，其害至今亦甚。况治湿邪之法，亦以淡渗为主，如猪苓、五苓之类，亦无以燥胜之者。盖湿亦外感之邪，总宜驱之外出，而兼以燥湿之品。断不可专用胜湿之药，使之内攻，致邪与正争而伤元气也。至于中寒之证，亦先以发表为主，无竟用热药以胜寒之理。必其寒气乘虚陷入而无出路，然后以姜附回其阳，此仲景用理中之法也。今乃以燥药发杂感之汗，不但非古圣之法，并误用东垣之法。医道失传，只此浅近之理尚不知，何况深微者乎。
治病之法，不外汗下二端而已。下之害人，其危立见。故医者病者皆不敢轻投。至于汗多亡阳而死者，十有二三虽死而人不觉也。何则？凡人患风寒之疾，必相戒，以为宁暖无凉。病者亦重加覆护，医者亦云服药必须汗出而解。故病人之求得汗，人人以为当然也。秋冬之时，过暖尚无大害。至于盛夏初秋，天时暑燥，卫气开而易泄。更加闭户重衾，复投发散之剂，必至大汗不止，而阳亡矣。又外感之疾，汗未出之时，必烦闷恶热。及汗大出之后，卫气尽泄，必阳衰而恶寒。始之暖覆，犹属勉强，至此时虽欲不覆而不能，愈覆愈汗，愈汗愈寒。直至汗出如油，手足厥冷，而病不可为矣。其死也，神气甚清，亦无痛苦。病者医者，及旁观之人，皆不解其何故而忽死，惟有相顾噩然而已。我见甚多，不可不察也。总之，有病之人，不可过凉，亦不宜太暖，无事不可令汗出。惟服药之时，宜令小汗。仲景服桂枝汤法云：服汤已温覆令微似汗，不可如水淋漓。此其法也。至于亡阳未剧，尤可挽回，伤寒论中真武、理中、四逆等法可考。若已脱尽，无可补救矣。又盛暑之时，病者或居楼上，或卧近灶之所。无病之人，一立其处，汗出如雨；患病者必至时时出汗，即不亡阳，亦必阴竭而死。虽无移徙之处，必择一席稍凉之地而处之，否则神丹不救也。
凡人偶感风寒，头痛发热，咳嗽涕出，俗语谓之伤风，非伤寒论中所云之伤风，乃时行之杂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难治之疾，生死之所关也。盖伤风之疾，由皮毛以入于肺，肺为娇藏，寒热皆所不宜。太寒则邪气凝而不出，太热则火烁金而动血，太润则生痰饮，太燥则耗精液，太泄则汗出而阳虚，太涩则气闭而邪结。并有视为微疾，不避风寒，不慎饮食，经年累月，病机日深。或成血证，或成肺痿，或成哮喘，或成怯弱，比比皆然，误治之害，不可胜数。谚云：伤风不醒变成劳。至言也。然则治之何如？一驱风，苏叶、荆芥之类；二消痰，半夏、象贝之类；三降气，苏子、前胡之类；四和荣卫，桂枝、白芍之类；五润津液，蒌仁、元参之类；六养血，当归、阿胶之类；七清火，黄芩、山栀之类；八理肺，桑皮、大力子之类。八者随其症之轻重而加减之，更加以避风寒，戒辛酸，则庶几渐愈，否则必成大病。医者又加以升提辛燥之品，如桔梗、干姜之类。不效，即加以酸收，如五味子之类，则必见血。既见血，随用熟地、麦冬，以实其肺，即成劳而死。四十年以来，我见以千计矣，伤哉。
虚症宜补，实症宜泻，尽人而知之者。然或人虚而症实，如弱体之人，冒风伤食之类；或人实而症虚，如强壮之人，劳倦亡阳之类；或有人本不虚，而邪深难出；又有人已极虚而外邪尚伏。种种不同，若纯用补，则邪气益固；纯用攻，则正气随脱，此病未愈，彼病益深。古方所以有攻补同用之法，疑之者曰：两药异性，一水同煎，使其相制，则攻者不攻，补者不补，不如勿服；若或两药不相制，分途而往，则或反补其所当攻，攻其所当补，则不惟无益，而反有害，是不可不虑也。此正不然，盖药之性，各尽其能，攻者必攻强，补者必补弱，犹掘坎于地，水从高处流下，必先盈坎而后进，必不反向高处流也。如大黄与人参同用，大黄自能逐去坚积，决不反伤正气；人参自能充益正气，决不反补邪气。盖古人制方之法，分经别藏，有神明之道焉。如疟疾之小柴胡汤，疟之寒热往来，乃邪在少阳，木邪侮土，中宫无主，故寒热无定。于是用柴胡以驱少阳之邪，柴胡必不犯脾胃；用人参以健中宫之气，人参必不入肝胆。则少阳之邪自去，而中土之气自旺，二药各归本经也。如桂枝汤，桂枝走卫以祛风，白芍走荣以止汗，亦各归本经也。以是而推，无不尽然。试以神农本草诸药主治之说细求之，自无不得矣。凡寒热兼用之法，亦同此义。故天下无难治之症，后世医者，不明此理，药惟一途，若遇病情稍异，非顾此失彼，即游移浮泛，无往而非棘手之病矣。但此必本于古人制方成法而神明之。若竟私心自用，攻补寒热杂乱不伦，是又杀人之术也。
病者之爱恶苦乐，即病情虚实寒热之征。医者望免切脉而知之，不如其自言之为尤真也。惟病者不能言之处，即言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则赖医者推求其理耳。今乃病者所自知之病，明明为医者言之，则医者正可因其言而知其病之所在以治之。乃不以病人自知之真对症施治，反执己之偏见强制病人，未有不误人者。如伤寒论中云：能食者为中风，不能食者为中寒。则伤寒内中风之症，未尝禁其食也。乃医者见为伤寒之症，断不许食。凡属感症，皆不许其食。甚有病已半愈，胃虚求食，而亦禁之，以至因饿而死者。又伤寒论云：欲饮水者，稍稍与之。盖实火烦渴，得水则解，未尝禁冷水也。乃医家凡遇欲冷饮之人，一概禁止，并有伏暑之病，得西瓜而即愈者，病人研求欲食，亦断绝不与，至烦渴而死。如此之类，不可枚举。盖病者之性情气体，有能受温热者，有能受寒凉者，有不受补者，有不禁攻者，各有不同，乃必强而从我意见。况医者之意见，亦各人不同，于是治病之法，无一中肯者矣。《内经》云：临病人问所便。盖病人之所便，即病情真实之所在。如身大热而反欲热饮，则假热而真寒也；身寒战而反欲寒饮，是假寒而真热也。以此类推，百不失一。而世之医者，偏欲与病人相背何也？惟病人有所嗜好而与病相害者，则医者宜开导之。如其人本喜酸，或得嗽症，则酸宜忌；如病人本喜酒，得湿病则酒宜忌之类，此则不可纵欲以益其疾。若与病症无碍，而病人之所喜，则从病人之便，即所以治其病也。此《内经》辨症之精义也。
凡病人或体虚而患实邪，或旧有他病与新病相反，或一人兼患二病。其因又相反，或内外上下各有所病，医者踌躇束手，不敢下药，此乃不知古人制方之道者也。古人用药，惟病是求，药所以制病，有一病则有一药以制之。其人有是病，则其药专至于病所而驱其邪，决不反至无病之处以为祸也。若留其病不使去，虽强壮之人，迁延日久，亦必精神耗竭而死，此理甚易明也。如怯弱之人，本无攻伐之理，若或伤寒而邪入阳明，则仍用硝黄下药，邪去而精气自复；如或怀妊之妇，忽患症瘕，必用桃仁、大黄以下其瘕，瘀去而胎自安；或老年及久病之人，或宜发散，或宜攻伐，皆不可因其血气之衰而兼用补益。如伤寒之后食复、女劳复，仲景皆治其食，清其火，并不因病后而用温补。惟视病之所在而攻之，中病即止，不复有所顾虑。故天下无棘手之病，惟不能中病，或偏或误或太过，则不病之处亦伤，而人危矣。俗所谓有病病当之，此历古相传之法也。故医者当疑难之际，多所顾忌，不敢对症用药者，皆视病不明，办症不的，审方不真，不日古圣之精义者也。
天下有治法不误，而始终无效者，此乃病气深痼，非泛然之方药所能愈也。凡病在皮毛荣卫之间，即使病势极重，而所感之位甚浅，邪气易出。至于藏府筋骨之痼疾，如劳怯、痞隔、风痹、痿厥之类，其感非一日。其邪在藏府筋骨，如油之入面，与正气相并，病家不知，屡易医家。医者见其不效，杂药乱投，病日深而元气日败，遂至不救，不知此病非一二寻常之方所能愈也。今之集方书者，如风痹大症之类，前录古方数首，后附以通治之方数首，如此而已。此等治法，岂有愈期？必当遍考此病之种类，与夫致病之根源，及变迁之情状，并询其历来服药之误否。然后广求古今以来治此症之方，选择其内外种种治法，次第施之。又时时消息其效否，而神明变通之，则痼疾或有可愈之理。若徒执数首通治之方，屡试不效，其计遂穷，未有不误者也。故治大症，必学问深博，心思精敏，又专心久治，乃能奏效。世又有极重极久之病，诸药罔效，忽服极轻淡之方而愈。此乃其病本有专治之方，从前皆系误治，忽遇对症之药，自然应手而痊也。
治病之法，自当欲其速愈。世之论者，皆以为治早而药中病则愈速，治缓而药不中病则愈迟，此常理也。然亦有不论治之迟早，而愈期有一定者。《内经》藏气法时论云：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其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其他言病愈之期不一。伤寒论云：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又云：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此皆宜静养调摄以待之，不可乱投药石。若以其不愈，或多方以取效，或更用重剂以希功，即使不误，药力胜而元气反伤；更或有不对症之药，不惟无益，反有大害，此所宜知也。况本原之病，必待其精神渐复，精神岂有骤长之理？至于外科，则起发成脓生肌收口，亦如痘症有一定之日期，治之而误，固有迁延生变者，若欲强之有速效，则如揠苗助长，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乃病家医家皆不知之。医者投药不效，自疑为未当，又以别方试之，不知前方实无所害，特时未至耳，乃反误试诸药，愈换而病愈重。病家以医者久而不效，更换他医，他医遍阅前方，知其不效，亦复更换他药，愈治愈远，由是断断不死之病亦不救矣。此皆由不知病愈有日期之故也。夫病家不足责，为医者岂可不知，而轻以人尝试乎？若医者审知之，而病家必责我以近效，则当明告之，故决定所愈之期。倘或不信，必欲医者另立良方，则以和平轻淡之药，姑以应病者之求，待其自愈。如更不信，则力辞之，断不可徇人情而至于误人。如此则病家一时或反怨谤，以后其言果验，则亦知我识高而品崇矣。
天下之事，惟以口舌之争而无从考其信否者，则是非难定。若夫医则有效验之可征，知之最易。而为医者，自审其工拙亦最易，然而世之择医者与为医者，皆愦愦而莫之辨，何也？古人用药，苟非宿病痼疾，其效甚速。《内经》云：一剂知，二剂已。又云：覆杯而卧。伤寒论云：一服愈者，不必尽剂。可见古人审病精而用药当，未有不一二剂而效者。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医案，指为何病，所本何方，方中用某药专治某症，其论说本之何书，服此药后于何时减去所患之何症。倘或不验，必求所以不验之故，而更思必效之法；或所期之效不应，反有他效，必求其所以致他效之故。又或反增他症，或病反重，则必求所以致害之故，而自痛惩焉。更复博考医书，期于必愈而止。若其病本不能速效，或其病祇可小效，或竟不可治，亦必豫立医案，明着其说，然后立方，不得冒昧施治。如此自考，自然有过必知，加以潜心好学，其道日进矣。今之医者，事事反此，惟记方数首，择时尚之药数种，不论何病何症，总以此塞责。偶尔得效，自以为功，其或无效，或至于死，亦诿于病势之常，病家亦相循为固然，全不一怪。间有病家于未服药之前，问医者服此药之后，效验若何。医者答云，且看服后何如，岂有预期之理，病家亦唯唯自以为失言，何其愚也。若医者能以此法自考，必成良医，病家以此法考医者，必不为庸医之所误，两有所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