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建安十八年，复禹贡九州。”魏志亦称是年诏书“并十四州为九州。”献帝春秋谓“省幽、并州入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入于雍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九州。”
按荀彧传“建安九年，或说曹操宜复古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彧曰‘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关右诸将必谓以次见夺，将人人自保，恐天下未易图也。’操乃寝九州议。”至是乃重复之。盖是时，幽、并及关中诸郡国皆已削平，操自为张本，欲尽以为将来王畿之地故也。观于是年之前，已割荡阴、朝歌、林虑、卫国、顿邱、东武、阳发、干廮、陶曲、周南，和任城、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是年又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操为魏公。可见复九州，正为禅代地也。 关张之勇
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
其见于二公本传者： 袁绍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曹操使张辽、关羽救延。羽望见良麾盖，即策马刺良于万人之中，斩其首还，绍将莫能当者。
当阳之役，先主弃妻、子走，使张飞以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嗔目横矛曰“身是张益（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
二公之勇，见于传记者止此。而当其时无有不震其威名者。
魏程昱曰“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魏志昱传）
刘奕劝曹操乘取汉中之势进取蜀，曰“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矣！”（魏志奕传）
此魏人之服其勇也。
周瑜密疏孙权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吴志瑜传）
此吴人之服其勇也。
不特此也。
晋刘遐每击贼，陷坚摧锋，冀方比之关羽、张飞。（晋书遐传）
符秦遣阎负殊使于张元靓，夸其本国将帅有王飞、邓羌者，关张之流，万人之敌。
秃发辱檀求人才于宋敞，敞曰“梁崧、赵昌，武同飞、羽。” 李庠膂力过人，赵廞器之曰“李元序，一时之关张也。”（皆晋书载记）
宋檀道济有勇力，时以比关羽、张飞。（宋书道济传）
鲁爽反，沈庆之使薛安都攻之。安都望见爽，即跃马大呼直刺之，应手而倒。时人谓关羽之斩颜良，不是过也。（南史安都传）
齐垣历生拳勇独出，时人以比关羽、张飞。（齐书文惠太子传）
魏杨大眼骁果，世以为关张弗之过也。（魏书大眼传）
崔延伯讨莫折念生，既胜，萧宝寅曰“崔公，古之关张也。”（魏书延伯传） 陈吴明彻北伐高齐尉，破胡等十万众，来拒有西域人，矢无虚发，明彻谓萧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诃即出阵，掷铣杀之。（陈书摩诃传）
以上皆见于各史者。
可见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
借荆州之非
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
江表传谓“破曹操后，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刘备。而刘表旧吏士自北军脱归者，皆投备，备以所给地不足供，从孙权借荆州数郡焉。”
鲁肃传亦谓“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肃劝权借之，共拒操。操闻权以地资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后肃邀关羽索荆州，谓羽曰‘我国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权亦论‘肃有二长，惟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
此借荆州之说之所由来，而皆出吴人语也。
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与人也。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 当操南下时，孙氏江东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诸将咸劝权迎操，权独不愿。会备遣诸葛亮来结好，权遂欲藉备共拒操。其时但求敌操，未敢冀得荆州也。
亮之说权也，权即曰“非刘豫州莫可敌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随亮诣备，并力拒操。（亮传）是且欲以备为拒操之主而己为从矣！
亮又曰“将军能与豫州同心破操，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是此时早有三分之说，而非乞权取荆州而借之也。
赤壁之战，瑜与备共破操。（吴志）华容之役，备独追操。（山阳公载记）其后围曹仁于南郡，备亦身在行闲。（蜀志）未尝独出吴之力，而备坐享其成也。
破曹后，备诣京见权，权以妹妻之。瑜密疏请留备于京，权不纳，以为“正当延挈英雄。”是权方恐备之不在荆州以为屏蔽也。 操走出华容之险，喜谓诸将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耳。”（山阳公载记）是操所指数者惟备，未尝及权也。 程昱在魏，闻备入吴，论者多以为权必杀备，昱曰“曹公无敌于天下，权不能当也，备有英名，权必资之以御我。”（昱传）是魏之人亦只指数备，而未尝及权也。
即以兵力而论，亮初见权曰“今战士还者及关羽精甲共万人，刘琦战士亦不下万人。”（亮传）而权所遣周瑜等水军亦不过三万人，则亦非十倍于备也。
且是时，刘表之长子琦尚在江夏，破曹后，备即表琦为荆州刺史，权未尝有异词，以荆州本琦地也。时又南征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皆降。琦死，群下推备为荆州牧。（蜀先主传）备即遣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收其租赋，以供军实。（亮传）又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羽传）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在南郡。（飞传）赵云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云传）遣将分驻，惟备所指挥，初不关白孙氏，以本非权地，故备不必白权，权亦不来阻备也。
迨其后三分之势已定，吴人追思赤壁之役，实藉吴兵力，遂谓荆州应为吴有，而备据之，始有借荆州之说。抑思合力拒操时，备固有资于权，权不亦有资于备乎？权是时但自救危亡，岂早有取荆州之志乎？羽之对鲁肃曰“乌林之役，左将军寝不脱介，戮力破曹，岂得徒劳无一块土？”（肃传）此不易之论也。
其后吴、蜀争三郡，旋即议和，以湘水为界，分长沙、江夏、桂阳属吴，南郡、零陵、武陵属蜀，最为平允。而吴君臣伺羽之北伐，袭荆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荆州之说，以见其取所应得，此则吴君臣之狡词诡说，而借荆州之名，遂流传至今，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转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论也。 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
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
曹操以权术相驭
荀彧、程昱为操画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绝不攘为已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
刘备为吕布所袭，奔于操，程昱以备有雄才，劝操图之。操曰“今收揽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然此犹非与操有怨者。
臧霸先从陶谦，后助吕布，布为操所擒，霸藏匿，操募得之，即以霸为琅邪相，青、徐二州悉委之。先是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晖为将。兖州乱，翕、晕皆叛，后操定兖州，翕、晖投霸，至是操使霸出二人，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操叹其贤，并以翕、晖为郡守。（霸传）
操以毕谌为兖州别驾（刺史佐官，随行另乘车驾，故称别驾）。张邈之叛，劫谌母、妻去，操遣谌往，谌顿首无二，既出，又亡归从吕布。布破，操生得谌，众为之惧，操曰“人能孝于亲者，岂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
操初举魏种为孝廉。兖州之叛，操谓“种必不弃我。”及闻种走，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汝置也。”及种被擒，操曰“惟其才也。”释而用之。（本纪）
此等先臣后叛之人，既已生擒，谁肯复贷其命？乃一一弃嫌录用。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 刘备以性情相契
至刘备一起事，即为人心所向，少时结交豪杰，已多附之。
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早资以财，为纠合徒众之用。 领平原相，刘平遣刺客刺之，客反以情告。 救陶谦，谦即表为豫州刺史。谦病笃，命以徐州与备，备不敢当，陈登、孔融俱敦劝受之。
后为吕布所攻，投奔于操，操亦表为左将军，礼之甚重。
嗣以徐州之败奔袁谭，谭将步骑迎之。袁绍闻备至，出邺二百里来迓。
及绍败，备奔刘表，表又郊迎待以上宾之礼，荆州豪杰多归之。
曹兵来讨，备奔江陵，荆州人士随之者十余万。
是时身无尺寸之柄，而所至使人倾倒如此。程昱谓“备甚得人心。”诸葛亮对孙权亦谓“刘豫州为众士所慕仰，若水之归海。”此当时实事也。 乃其所以得人心之故，史策不见，第观其三顾诸葛，咨以大计，独有傅岩爰立之风。关、张、赵云自少结契，终身奉以周旋，即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而数人者患难相随，别无贰志，此固数人者之忠义，而备亦必有深结其隐微而不可解者矣。 其征吴也，黄权请先以身尝寇。备不许，使驻江北以防魏。及猇亭败退，道路隔绝，权无路可归，乃降魏。有司请收权妻、子，备曰“我负权，权不负我也。”权在魏，或言蜀已收其孥，权亦不信。君臣之相与如此。
至托孤于亮，曰“嗣子可辅，辅之；不可辅，则君自取之。”千载下犹见其肝膈本怀，岂非真性情之流露。设使操得亮，肯如此委心相任乎？亮亦岂肯为操用乎？惜是时人才已为魏、吴二国收尽，故得人较少。然亮第一流人，二国俱不能得，备独能得之，亦可见以诚待人之效矣！
孙氏以意气相投
至孙氏兄弟之用人，亦自有不可及者。
孙策生擒太史慈，即解其缚，曰“子义青州名士，但所托非人耳。孤是卿知己，勿忧不如意也。”
以张昭为长史，北方士大夫书来，多归美于昭。策闻之，曰“管仲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不在我乎？”此策之得士也。
周瑜荐鲁肃，权即用肃继瑜。
权怒甘宁粗暴，吕蒙谓“斗将难得”，权即厚待宁。
刘备之伐吴也，或谓诸葛瑾已遣人往蜀。权曰“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
吴、蜀通和，陆逊镇西宁，权刻印置逊所，每与刘禅、诸葛亮书，常过示逊，有不安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委任如此，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
权又不自护其非。权欲遣张弥、许晏浮海至辽东，封公孙渊。张昭力谏，不听，弥、晏果为渊所杀。权惭谢昭，昭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犹辞疾，权烧其门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乃灭火，驻门良久，载昭还宫，深自刻责。倘如袁绍不用沮授之言以至于败，则恐为所笑而杀之矣！
权用吕壹，事败，又引咎自责，使人告谢诸大将，曰“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发有二色，以谓表里足以明露，尽言直谏，所望于诸君，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凡百事要，所当损益，幸匡所不逮。” 陆逊晚年为杨竺等所谮，愤郁而死。权后见其子抗，泣曰“吾前听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以人主而自悔其过，开诚告语如此，其谁不感泣？使操当此，早挟一“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之见，而老羞成怒矣！此孙氏兄弟之用人，所谓以意气相感也。
禅代 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阼，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马伦、桓玄之徒，亦援以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
然其间亦有不同者。
及身篡位之不同 曹操立功汉朝，已加九锡、封二十郡、爵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然及身犹不敢称帝。至子丕始行禅代。（操尝云“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乎！”此可见其本志，非饰说也。又魏书“魏国既建，诸将皆为魏臣，独夏侯惇尚为汉臣，惇上疏‘不敢当不臣之礼。’操曰‘区区之魏，而敢屈君为臣乎？’是操为魏王时，犹与汉臣为同列也。）
司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锡，不敢受；师更加黄钺，剑履上殿，亦不敢受；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亦辞至十余次，晚始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称帝。至其子炎始行禅代。
及刘裕则身为晋辅而即移晋祚，自后齐、梁以下诸君，莫不皆然，此又一变局也。
加害逊帝之不同
丕代汉封献帝为山阳公，未尝加害，直至明帝青龙二年始薨。
炎代魏，封帝奂为陈留王，亦未尝加害，直至惠帝太安元年始薨。
不特此也，司马师废齐王芳为邵陵公，亦至晋泰始中始薨。
司马伦废惠帝，犹号为太上皇，居之于金墉城。桓元废安帝为平固王，迁之于寻阳，又劫至江陵。亦皆未尝加害，故不久皆得返正。
自刘裕篡大位，而即戕故君，以后齐、梁、陈、隋、北齐、后周亦无不皆然，此又一变局也。
去古日远，名义不足以相维。当曹魏假称禅让以移国统，犹仿唐虞盛事以文其奸，及此例一开，后人即以此例为例，而并忘此例之所由仿，但谓此乃权臣易代之法，益变本而加厉焉。此固世运人心之愈趋愈险者也。 按刘裕后，亦尚有循魏晋故事者。高欢在东魏，封渤海王，都督中外诸军事，进位相国，录尚书事，犹力辞不受。因玉璧之败，并表解都督，其九锡殊礼，乃死后追赠者。宇文泰在西魏，累加至左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大冢宰，封安定王，不受，以安定公终其身。是尚能守臣节者。又曹操奉献帝都许，而身常在邺。高欢亦奉孝静帝都邺，而身常在晋阳，与曹操相似。司马懿父子常随魏帝在洛。宇文泰亦随西魏诸帝在长安，与司马氏相似。
今撮叙各朝禅代故事于后： （魏代汉）
案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略“曹丕受禅时，汉帝下禅诏及册书凡三，丕皆拜表让还玺绶，李伏等劝进者一，许芝等劝进者一，司马懿等劝进者一，桓楷等劝进者一，尚书令等合词劝进者一，刘廙等又劝进者一，丕皆下令辞之。最后华歆及公卿奏择日设坛，始即位。”此虽一切出于假伪，然犹见其顾名思义，不敢遽受，有揖让之遗风。
（晋代魏） 至司马炎既受禅，陈留王迁居于邺，以事上表，炎犹下诏曰“陈留王，志尚谦冲，每事上表，非所以优崇之也。自后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及元帝南渡，营缮宫室，尚书符下陈留王出夫，荀奕奏曰“陈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答表曰书，赐物曰与，岂可令出夫役？”以前朝残裔，而臣下犹敢为之执奏，可见是时尚有虞宾之意。
案山阳公（汉献）居河内，至晋时始罢督军，除其禁制，又除汉宗室禁锢。是逊位后，魏仍有人监之也。（案后汉书：东海王强，沛王辅、东平王苍之后，至魏受禅，犹皆封为崇德侯。）
陈留王逊位后，晋令山涛护送至邺。琅邪王胄尝监守邺城。是晋于陈留王亦有监制之法。然皆未尝加害也。 （宋代晋）
刘裕急于禅代，以谶文有“昌明之后，又有二王”之语，遂酖安帝而立恭帝，未几，即令逊位。有司以诏草呈帝，帝曰“桓元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固所甘心。”乃出居于秣陵宫，裕封帝为零陵王。帝常惧祸，与褚妃自煮食于床前。裕使妃兄褚淡之往视妃，妃出与相见，兵士即逾垣入，进药于帝，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为人身。”乃以被掩杀之。
（齐代宋）
萧道成以宋废帝无道，使王敬则结杨玉夫等弑之，迎顺帝即位。甫三年，即禅代，封顺帝为汝阴王，居丹徒宫，使人卫之。顺帝闻外有驰马声，甚惧。监者杀之，而以疾告，齐人赏之以邑。
（梁代齐）
萧衍以齐东昏无道，举兵入讨，奉和帝以号令。既围京师，东昏为黄泰平等所弑，衍入京，迎和帝至姑熟，使人假帝命以禅诏来，遂即位，封和帝为巴陵王。初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使帝居之，因沈约言“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乃遣郑伯禽进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引饮一升，伯禽就而折杀之。
（陈代梁）
陈霸先既禅代，使沈恪勒兵入宫害梁敬帝，恪辞曰“身经事萧家来，今日不忍见如许事。”霸先乃令刘师知入诈帝，令出宫，帝觉之，绕床走，曰“师知卖我！陈霸先反！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报霸先，曰“事已了。”
（北齐代东魏） 高洋将禅代，使襄城王昶等奏魏孝静帝曰“五行之运，迭有盛衰，请陛下法尧禅舜。”帝曰“此事推挹已久，谨当逊位。”又曰“若尔，须作诏书。”崔劼等曰“诏已作讫。”即进帝书之。帝乃下御座，入后宫泣别，皇后以下皆哭，帝曰“今日不减汉献帝、常道乡公（陈留王）。”遂迁于司马子如宅。洋常以帝自随，竟遇酖而崩。
（北周代西魏） 宇文泰在西魏，以孝武帝宫闱无礼，使人酖之，而立文帝。文帝崩，立废帝。帝因泰杀元烈，有怨言，泰遂废之，出居雍州廨舍，亦以酖崩。（北史不载，事见通鉴）泰复立恭帝，即位三年，泰死，其从子护当国，使帝禅位于泰子觉，觉封帝为宋公，出居大司马府，寻崩。（诸书皆不载其死状，然正月封而二月即殂，盖亦非善终也）
（隋代北周）
杨坚因周宣帝崩，郑译等矫诏，使坚受遗辅政，立静帝，年八岁，坚即诛戮宇文氏。未几，亦假静帝禅诏，夺其位，封帝为介国公，邑万户，上书不称表，答表不称诏，北史谓有其文，事竟不行。是年二月逊位，五月即殂，周书云“隋志也。”则亦不得其死也。
（唐代隋）
唐高祖兵入长安，立恭帝。次年亦以恭帝诏禅位，封恭帝为酅国公，至明年五月始殂，隋书、北史、通鉴俱不言其死状。
（后梁代唐）
朱温逼唐昭宗迁洛阳，使蒋元晖弑之，而立哀帝。帝封温爵魏王，以二十一军为魏国，备九锡。温怒，不受。使人告蒋元晖与何太后通，遂杀元晖，弑太后。哀帝使宰相张文蔚等，押传国玺、玉册、金宝、仪仗、法物至汴劝进，温遂即位，封哀帝为济阴王，次年正月，弑之。
魏晋禅代不同
曹之代汉，司马氏之代魏，其迹虽同，而势力尚有不同者。 曹操自克袁尚后，即居于邺，天子所都之许昌，仅留长史国渊、王必等，先后掌丞相府事。其时献帝已三、四十岁，非如冲主之可无顾虑也，然一切用人行政、兴师讨伐，皆自邺出令，莫敢有异志。
司马氏辅魏，则身常在相府，与魏帝共在洛阳。无论懿专政未久，即师、昭兄弟，大权已在手，且齐王芳、高贵乡公髦、常道乡公奂皆幼年继位，似可不必戒心。然师讨毌邱俭，留昭镇洛阳，及病笃，昭始赴军。师既卒，魏帝命昭统兵镇许昌，昭仍率兵归洛，不敢远在许下也。诸葛诞兵起，昭欲遣将则恐其不可信，而亲行又恐都下有变，遂奉皇太后及高贵乡公同往督军。是可见其一日不敢离城社也。
尝推其故。
操当汉室大坏之后，起义兵，诛暴乱，汉之臣如袁绍、吕布、刘表、陶谦等，能与操为敌者，多手自削平，或死或诛。其在朝者，不过如杨彪、孔融等数文臣，亦废且杀。其余列侯将帅，皆操所擢用。虽前有董承、王子服、吴子兰、种辑、吴硕，后有韦晃、耿纪、金祎，欲匡汉害操，而皆无兵权，动辄扑灭。故安坐邺城，而朝政悉自己出。
司马氏则当文帝、明帝国势方隆之日，猝遇幼主嗣位，得窃威权。其时中外臣工，尚皆魏帝所用之人。内有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伺隙相图；外有王陵、毌邱俭、诸葛诞等，相继起兵，声讨司马氏。惟恃挟天子以肆其奸，一离京辇，则祸不可测。故父子三人执国柄，终不敢出国门一步。亦时势使然也。
然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
九锡文 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亦自曹操始。（案王莽篡位，已先受九锡，然其文不过五百余字，非如潘勖为曹操撰文格式也。勖所撰乃仿张竦颂莽功德之奏，逐件铺张，至三、五千字，勖文体裁正相同。）其后晋、宋、齐、梁、北齐、陈、隋皆用之，其文皆铺张典丽，为一时大著作。故各朝正史及南北史俱全载之。今作者姓名尚有可考者。
操之九锡文
据裴松之三国志注，乃后汉尚书左丞潘勖之词也。（以后各朝九锡文，皆仿其文为式。）曹丕受禅时，以父已受九锡，故不复用，其一切诏诰，皆卫觊作。（觊传） 晋司马昭九锡文
未知何人所作，其让九锡表，则阮籍之词也。（见籍传）
刘裕九锡文 亦不详何人所作，据傅亮传，谓“裕征广固以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所作，则九锡文必是亮笔也。
萧道成九锡文
据王俭传“齐高为太尉，以至受禅诏册，皆俭所作，则九锡文是俭笔也。 萧衍九锡文
据任昉传“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作。”又沈约传“武帝与约谋禅代，命约草其事，约即出怀中诏书，帝初无所改。”又邱迟传“梁初劝进及殊礼皆迟文。”则九锡文总不外此三人也。
陈霸先九锡文
据徐陵传“陈受禅诏策，皆陵所为，而九锡文尤美。”是陵作九锡文，更无疑也。
高洋九锡文
据魏收传，则收所作也。
他如 司马伦亦有九锡文伦既败，齐王冏疑出傅只，将罪之，后检文草，非只所为，乃免。（只传）又以陆机在中书，疑九锡文、禅位诏皆机所作，遂收机，成都王颖救之，得免。（机传）而邹湛传，谓“赵王伦篡逆，湛子捷与机共作禅文。”则九锡文必是机笔也。
桓温病，求九锡文。朝廷命袁弘为文，以示王彪之，彪之叹其美而戒勿示人。谢安又屡使改之，遂延引时日，及温死乃止。（彪之传）
桓元篡位。卞范之及殷仲文预撰诏策，其禅位诏，范之之词也，九锡文则仲文之词也。（见范之、仲文传）
此皆见于各史列传者。
至于曹丕授孙权九锡、孙权加公孙渊九锡、刘曜授石勒九锡、石弘授石虎九锡、石世授石遵九锡、苻登授乞伏干归九锡、姚兴授焦纵九锡，其文与作者俱不可考，然亦可见当时篡乱相仍，动用殊礼，僭越冒滥，莫此为甚矣！
汉书武帝纪“诸侯贡士得人者，谓之有功，乃加九锡。”张晏注曰“九锡，经无明文。周礼以为九命，春秋说有之。”臣瓒曰“九锡备物，霸者之盛礼。”然皆不言九锡出处。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祭酒）。”案周制本有锡命之礼，如诗、左传所载“厘尔圭瓒、秬鬯一卣（酒器，宽口、大肚、有盖、有提梁。），彤弓矢千”是也，纬书仿之而演为九耳。
一人二史各传 一人而传于两史。
（后汉与三国）
如后汉之董卓、公孙瓒、陶谦、袁绍、刘表、袁术、吕布等。当陈寿撰三国志时，以诸人皆与曹操并立，且事多与操相涉，故必立传于魏志，而叙事始明。刘焉乃刘璋之父，其地则昭烈所因也，欲纪昭烈，必先传璋，欲传璋，必先传焉，故亦立其传于蜀志之首。
及范蔚宗修后汉书，则董卓等皆汉末之臣，荀彧虽为操画策，而心犹为汉，皆不得因三国志有传，遂从删削。所以一人而两史各有传也。 （晋与宋）
此事惟晋、宋二书，界限最清。缘沈约修宋书，以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等，虽与刘裕同起义，而志在匡晋，初非宋臣，故不入宋书。及唐初修晋书，遂为毅等立传，自无复出之病也。 陶潜隐居完节，卒于宋代，故宋书以为隐逸之首，然潜以家世晋臣，不复仕宋，始终为晋完人，自应入晋书内，故修晋书者，特传于晋隐逸之末。二史遂并有传，此宋书之借，而非晋书之夺也。
（南北史） 至李延寿作南北史，系一手编篡，则南人归北，北人归南者，自可各就其立功最多之处传之。而其先仕于某国，则附见传内，不必再立一传于某国也。 乃毛修之自宋流转入魏，后卒于魏，则但立传北史可矣，而南史又传之。朱修之自宋入魏，后又逃归，以功封南昌县侯，则但立传南史可矣，而北史又传之。以及薛安都、裴叔业等，莫不皆然。何其漫无裁制也！ （隋与唐）
又裴矩在隋朝，事迹甚多，且隋书矩传内已叙其入唐仕宦之处，则唐书不必再传矣，而又传之，亦赘。
晋书
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 其作于晋时者： 武帝时，议立晋书限断。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王瓒“欲引嘉平以下朝臣尽入于晋。”贾谧“请以泰始为断。”事下尚书议，张华等谓“宜用正始。”从之。（贾谧传）武帝诏“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副。后有事，即依类缀缉。（武帝纪）此晋书之权舆也。
自后，华峤草魏、晋纪、传，与张载同在史官。永嘉之乱，晋书存者五十余卷。（峤传）
干宝著晋纪，自宣帝迄愍帝，凡二十卷，称良史。（宝传）
谢沉着晋书三十余卷。（沈传）
傅畅作晋诸公叙赞二十二卷，又为公卿故事九卷。（畅传）
荀绰作晋后书十五篇。（绰传）
束皙作晋书帝纪十志。 孙盛作晋阳秋，词直理正。桓温见之，谓其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如尊公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惧祸，乃私改之。而盛所著已有二本，以其一寄慕容隽。后孝武博求异闻，又得之，与中国本多不同。（盛传）
王铨私录晋事，其子隐遂谙悉西晋旧事。后与郭璞同为著作郎，撰晋史。时虞预亦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故事，借隐书窃写之。庾亮资隐纸笔，乃成书。隐文鄙拙，其文之可观者，乃其父所撰；不可解者，隐之词也。（王隐传）
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起汉光武，终晋愍帝。于三国之时，则以蜀为正统，魏武虽承汉禅，而其时孙、刘鼎立，未能一统天下也，尚为篡逆，至司马昭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凿齿传）
其晋以后所作者：
宋徐广撰晋纪十六卷。（广传）
沈约以晋一代无全书，宋泰始中，蔡兴宗奏约撰述，凡二十年，成一百十卷。（约传）
谢灵运亦奉敕撰晋书，粗立条流，书竟不就。（灵运传）
王韶之私撰晋安帝春秋，即成，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郎，使续成后事，讫义熙九年。其序“王珣货殖，王嵚作乱事。”后珣子和贵，韶之尝惧为所害。（韶之传）
荀伯子亦助撰晋史。（伯子传）
张缅著晋钞三十卷。（缅传）
臧荣绪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共一百十卷。（荣绪传）
刘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刘昭传）
萧子云著晋书一百十卷。（子云传）
此皆见于各传者。
又唐书艺文志所载晋朝史事，尚有： 陆机晋帝纪、刘协注晋纪、刘谦晋纪、曹嘉晋纪、邓粲晋纪及晋阳秋、檀道鸾晋春秋、萧景畅晋史草、郭季产晋续纪、晋录之类，当唐初修史时尚俱在，必皆兼综互订，不专据荣绪一书也。
晋书二
论晋书者，谓“当时修史诸人，皆文咏之士，好采诡谬谇事以广异闻。又史论竞为艳体，此其所短也。”
然当时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于文学，其纪传叙事，皆爽洁老劲，迥非魏、宋二书可比。而诸僭伪载纪，尤简而不漏，详而不芜。视十六国春秋，不可同日语也。
其列传编订，亦有斟酌。
如陶潜已在宋书隐逸之首，而潜本晋完节之臣，应入晋史，故仍列其传于晋隐逸之内。
愍怀太子妃王衍之女，抱冤以死，而太子妃不便附入后妃传内，则入之于列女传。
此皆位置得当者。
各传所载表、疏、赋、颂之类，亦皆有关系。
如刘实传载崇让论，见当时营竞之风也。 裴頠传载崇有论，见当时谈虚之习也。
刘毅传载论九品之制有八损，李重传亦载论九品之害，见当时选举之弊也。
陆机传载辨亡论，见孙皓之所以失国也。豪士传，见齐王冏之专恣也。五等论，见当时封建之未善也。 傅元传载兴学校、务农功等疏，固切于时政也。
段灼传载申理邓艾一疏，阎缵传载申理愍怀太子一疏，以二人皆冤死也。
江统传载徙戎论，固预知刘、石之乱，尤有先见也。
皇甫谧传载释劝论，见其安于恬退也。笃终论，见厚葬之祸也。
挚虞传载思游赋，见其安命也。今尺长于古尺论，见古今尺度之不同也。
束皙传载元居释，见其淡于荣进也。
潘尼传载安身论，见其静退也。释奠颂，有关储宫之毓德。乘舆箴，有关帝王之保治也。
潘岳传载闲居赋，见其迹恬静而心躁竞也。
郭璞传不载江赋、南郊赋，而独载刑狱一疏，见当时刑罚之滥也。 左贵嫔传载愁思文、杨皇后诔、纳继室杨后颂，以左芬本以才著也。
张载传载七命一篇，亦以其文人而著其才也。 卫恒传载书势一篇，以恒本工书，且备书法之源流也。
惟刘颂传载其所上封事至七、八千字，殊觉太冗。
张华传载鹪鹩赋，殊觉无谓。华有相业，不必以此见长也。 元帝纪后，叙其父恭王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金生帝，而夏侯太妃传内不载，讳其丑于传而转著其恶于纪，亦属两失。
苻坚载记后附王猛、苻融二人，以其为坚功臣也。苻朗不过一达士，亦附一传。苻登载记后又附一索泮。据泮传，又未尝仕于坚与登也。此二传殊赘。
姚兴载记，忽叙西胡梁国儿作寿冢，每将妻妾入冢宴饮，升灵床而歌。此于兴有何关系？而拉杂及之！
毛德祖为宋功臣，宋书已立传。唐修晋书自不必以宋臣附晋臣之内。乃毛宝之传后，又叙德祖事甚详，盖本毛氏家传钞入之，而未及删节也。 隐逸中夏统一传，非正史记事体，盖当时人另作夏统别传，如五柳先生传之类，晋书遂全录之，不复增损。阅史者静观，自别之也。 王导陶侃二传褒贬失当
晋书惟王导、陶侃二传，褒贬颇为失中。 导为元帝佐命功臣，历事三朝，以弘厚镇物，固称贤相。
当元帝初政时，其从弟敦，惮帝贤明，欲更以所立，导固争乃止。其后敦以讨刁协、刘隗、戴若思为名，称兵向阙。导率群从，待罪阙下，帝亦谅导之心，曰“导大义灭亲，可以吾安东时节假之。”（导传）是其心固信于君也。
孔愉在帝前，极言“导忠贤，有佐命之勋。”（愉传）周顗亦极言“导忠诚，申救甚力。”（顗传）是其心又信于友也。
然当敦入石头，王师战败。
敦问导曰“周顗、戴若思当登三司也？”导不答。
又曰“若不三司，便应令仆耶？”导亦不答。 敦曰“若不尔，正应诛耳！”导亦无言。
敦遂诛周、戴。（顗传）
又王彬数敦曰“兄抗旌犯顺，将祸及门户。”敦大怒，欲杀之。导在坐，劝彬谢。彬竟不拜。
是导之于敦，情好甚密，既不阻其称兵，反欲借敦以诛除异己。 盖渡江之初，王氏兄弟布列中外，其势甚大，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谣。帝心忌之，特用刘隗、刁协、戴若思等为腹心，排抑豪强，疏忌王氏。刁、刘等劝帝出亲信以镇方隅，乃用谯王丞为湘州，隗及若思为都督，隗、协并请尽诛王氏。（隗等传）是以不惟敦恶之，即导亦恶之。而是时敦亦未敢遽有篡夺之举，观其申雪导枉一疏，全以刁、刘等为词。甘卓自襄阳将袭敦，敦闻之曰“甘侯虑吾危朝廷耶？吾但除奸凶耳！”（卓传）此敦初次起兵，专欲除刁、刘、戴数人，正与导意相合。
其后敦再起兵，时病已危笃，与兄含偕行。导与含书曰“兄此举，谓可如往年大将军乎？往年奸人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敦传）此直自吐衷怀，谓敦之诛刁、刘，与己意同也。
又敦初次起兵时，兵至石头。周札守石头，即开门纳之。以是敦兵势盛而王师败。敦后又忌札宗强而杀之。敦死后，札家请雪，卞壶等以札开门延贼不宜雪，导独曰“札在石头，知隗、协乱政，信敦匡救，开门延之，正以忠于社稷。”（札传）
是更以敦之称兵，为匡救朝廷之失。可见是时导虽不欲敦移国祚，而欲敦诛刁、刘等，则其肝膈本怀。
夫帝即偏信刁、刘，疏外王氏，岂遂可肆其威胁乎？顗之论曰“人主非尧舜，岂能无失？人臣遂可举兵正其失耶？”此论最为严正。则导之幸敦举兵以除异己，安得尚称纯臣也？
且导之可议也，更不止于此。
导辅政，委任群小赵允、贾宣等。陶侃尝欲起兵废之，庾亮亦欲举兵黜之。（亮传）
桓景谄导，导昵之。陶回谓“景非正人，不宜亲狎。”（回传）
成帝每幸导第，犹拜导妻曹氏，孔坦甚非之。（坦传）
苏峻贼党匡术，尝欲杀孔群，或救之，得免。后术既降，与群同在导坐，导令术劝群酒，以释前憾。群答曰“群非孔子，厄同匡人，虽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而识者犹憎其目。”导有愧色。（群传）（鲁之阳虎尝暴匡人，孔子过匡，匡人以孔子状类阳虎而止之，拘焉五日。） 此亦皆导之弛纵处。
而晋书导传论，至比之管仲、孔明，谓“管仲能相小国，孔明善抚新邦，抚事论情，抑斯之类也。提挈三世，始终一心。称为仲父，盖其宜矣。”又于刘隗、刁协传论，谓其“专行刻薄，使贤宰见疏，以致物情解体。”是转以激变之罪坐刘、刁，而导无讥焉，殊未为平允也。
至陶侃生平，惟苏峻、祖约之反，侃以不与顾命、不肯勤王，经温峤等再三邀说，始率兵东下，此是其见小不达大义之处。其他则尽心于国，老而弥笃。朝廷加以殊礼，侃固辞。又因病上表去位曰“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云云。未没前一年，已逊位归国，佐吏苦留之，不果。及疾笃将归，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出府门就船，顾谓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诸君辈。”（吾流连未去，正为尔等。谓逊位归国，佐吏苦留之。）（侃传）是可见其其超然于权势矣。本传亦云“侃季年常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而传末乃云“侃尝梦生八翼上天门，至第九重折翼而坠。后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有觊觎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传论亦谓其“潜有包藏之志，顾思折翼之祥。”悖矣！是直谓其素有不臣之心，因一梦而不敢也！
于导则略其疵累而比之管、葛，于侃则因一梦而悬坐以无将之罪，岂非褒贬失当乎！
惠帝时八王之乱，晋书汇叙在一卷；通鉴纪事本末，亦另为一条。然头绪繁多，览者不易了。今撮叙于此。
武帝崩，欲以汝南王亮（司马懿之子，武帝叔父），与皇后父杨骏同辅政。骏匿其诏，矫令亮出镇许昌。
惠帝既立，贾后擅权，杀杨骏，废杨太后，征亮入，与卫瓘同辅政。 楚王玮杀汝南王亮，贾后杀楚王玮
亮与楚王玮（武帝第五子，惠帝之弟）不协。玮谄于贾后，诬亮、瓘有废立之谋。后乃使帝诏玮杀亮、瓘，又坐玮以矫杀亮、瓘之罪，即日杀玮。
后益肆淫恣，废太子遹（惠帝长子，非贾后生），弑杨太后。
赵王伦杀贾后 时赵王伦在京师（懿第九子，惠帝之叔祖），素谄贾后。其嬖人孙秀说以“太子之废，人言公实与谋，宜废后以雪此声。”伦从之。秀又恐太子聪明，终有疑于伦，不如待后杀太子而废后，为太子报仇，可以立功。乃使后党讽后，后果杀太子。伦遂矫诏，与齐王冏（齐王攸之子，惠帝从弟）率兵入宫，废后，幽于金墉城，寻害之。
伦自为相国、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孙秀等恃势肆横。冏内怀不平，秀觉之，出冏镇许昌。
齐王冏杀赵王伦
伦僭位，以惠帝为太上皇，迁于金墉。于是冏及河间王容（司马孚之孙，惠帝从叔，时镇长安）、成都王颖（武帝第十六子，惠帝之弟，时镇邺中）共起兵讨伦。伦兵败，其将王舆废伦斩秀，迎惠帝复位。伦寻伏诛。颖遂还邺。冏入京，帝拜冏大司马，如宣、景辅魏故事。
长沙王乂杀齐王冏
冏大权在握，沉湎酒色，不入朝，坐召百官，恣行非法。有校尉李含奔于长安，诈称有诏使河间王容讨冏，容遂上表“请废冏，以成都王辅政。”并檄长沙王乂为内主（武帝第六子，惠帝之弟）。冏遣兵袭乂，乂径入宫，奉帝讨斩冏。
河间王容杀长沙王乂
容本以乂弱冏强，冀乂为冏所杀，而以杀乂之罪讨之，因废帝立颖，己为宰相，可以专政。及乂先杀冏，其计不遂。颖亦以乂在内，己不得遥执朝权。于是容遣将张方，率兵与颖同向京师。帝又诏乂为大都督，拒方等，连战，先胜后败。东海王越在京（司马泰之子，惠帝从叔祖）虑事不济，与殿中将收乂送金墉，又为张方所杀。颖入京，寻还于邺。
东海王越杀河间王容
容表颖为皇太弟，位相国，乘舆服御及宿卫兵皆迁于邺，朝政悉颖主之。左卫将军陈眕不平，奉帝讨颖。颖遣将石超，败帝于荡阴。超遂以帝入于邺。平北将军王浚起兵讨颖，颖战败，仍拥帝还洛阳。时容遣张方救颖，方遂挟帝及颖归于长安。容废颖，立豫章王炽（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之弟，是为怀帝）为皇太弟。东海王越，自徐州起兵迎大驾。容又命颖统兵拒之，河桥战败，越兵入关，奉惠帝还洛阳。颖窜于武关、新野间，有诏捕之，为刘舆所害。容亦单骑逃太白山，其故将迎入长安。有诏征容为司徒，容入京，途次为南阳王模所杀。
惠帝崩，怀帝即位。越出讨石勒而卒。
此八王始末也。
赵王伦将篡时，淮南王允（武帝子，惠帝弟）在京师举兵欲诛伦，为伦所杀。又吴王晏（亦武帝子）亦助淮南王允攻伦，兵败被废。后长沙王乂及成都王颖相攻时，晏又为前锋都督。此二王俱不在八王之内。 晋书所记怪异
采异闻入史传，惟晋书及南北史最多，而晋书中僭伪诸国为尤甚。
刘聪时，有星忽陨于平阳，视之则肉也。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臭闻数里。肉旁有哭声。聪后刘氏，适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乃在陨肉之旁，哭声乃止。
又豕与犬交于相国府门，豕著进贤冠，犬冠武冠带绶。豕、犬并升御座，俄而斗死。 聪子约死，一指犹暖，遂不殡。及苏，言“见刘渊于不周山，诸王将相皆在，号曰‘蒙珠离国’。渊谓曰‘东北有遮须夷国，无主，待汝父为之，三年当来，汝且归。’既出，道过一国，曰‘猗尼渠余国’，引约入宫，与一皮囊，曰‘为我寄汉皇帝刘郎，后来，当以小女相妻。’约归，置皮囊于几。俄而苏，几上果有皮囊，中置白玉一方，题曰‘猗尼渠余国天王敬寄遮须夷国天王，岁摄提，当相见。’”聪闻之曰“如此，吾不惧死也。”至期，聪果死。
刘曜时，西明门风吹折大树，一宿而变为人形，发长一尺，须眉长二寸，有敛手之状，亦有两脚，惟无目、鼻。每夜有声，十日而柯条遂成大树。
石虎时，太武殿所画古贤像，忽变为胡。旬余，头皆缩入肩中。
此数事犹可骇异，而皆出于刘、石之乱，其实事耶？抑传闻耶？刘、石之凶暴本非常，故有非常之变异以应之，理或然也。
他如干宝父死，其母妒以父所宠婢推入墓中。后十余年，宝母亡，开墓合葬，而婢伏棺如生，经日而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在地中亦不恶。”既而嫁之，生子。此事殊不可信，然宝因此作搜神记，自叙其事如此。若果非真，岂肯自讦其父之隐及母之妒耶？
则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也！至晋书所载怪异尚多，固不必一一为之辨矣！
东晋多幼主
晋南渡后，惟元帝年四十二即位，简文帝年五十一即位，其余则践阼时多幼弱。
明帝二十四岁，成帝五岁，康帝二十一岁，穆帝二岁，哀帝二十三岁，废帝二十一岁，孝武帝十二岁，安帝二十二岁，至恭帝即位，年三十二，而国已归刘宋矣！
盖运会方隆，则享国久长，生子亦早，故继体多壮年，所谓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也。及其衰也，人主既短祚，嗣子自多幼冲，固非人力所能为矣！
然东晋犹能享国八、九十年，则犹赖大臣辅相之力。
明帝、成帝时，有王导、庾亮、郗鉴等。康帝、穆帝时，有褚裒、庾冰、蔡谟、王彪之等。孝武时有谢安、谢元、桓冲等。
主虽孱弱，臣尚公忠，是以国脉得以屡延。一桓温出而宗社几移，迨会稽王道子昏庸当国，元显以狂愚乱政，而沦胥及溺矣！国家所贵有树人之计也。
晋帝多兄终弟及
晋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魏政，是开国时已兄弟相继。 后惠帝以太子太孙俱薨，立弟豫章王炽为皇太弟，即位是为怀帝。
成帝崩，母弟岳立，是为康帝（皆庾后出）。
哀帝崩，母弟奕立，是为废帝海西公（皆章太妃出）。
安帝崩，母弟德文立，是为恭帝（皆陈太后出）。
以后惟北齐文宣、孝昭、武成，亦兄弟递袭帝位。然孝昭废济南王而自立，武成废乐陵王而自立，非晋之依次而立也。
愍元二帝即位
晋怀帝，永嘉五年，为刘曜所掳。次年，贾疋等已奉秦王邺为皇太子，都于长安，然犹未即尊位，直至永嘉七年，怀帝崩问至，始称帝，是为愍帝。
愍帝，建兴四年，降于刘曜。次年，元帝称晋王于建康，亦未即尊位。又明年，愍帝崩问至，始称帝。 流离倾覆中，尚有不忍其君之意，可谓合乎礼之变者也。 僭伪诸君有文学 晋载记，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 刘渊少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鄙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一物不知，以为君子所耻。其子刘和亦好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和弟宣师事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尝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尝不反覆咏之。
刘聪幼而聪悟，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
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亦善属文，工草、隶。小时避难，从崔岳质通疑滞。既即位，立太学于长乐宫，立小学于未央宫，简民闲俊秀千五百人，选朝廷宿儒教之。
慕容皝尚经学，善天文。即位后立东庠于旧宫，赐大臣子弟为官学生，亲自临考。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
慕容隽亦博观图书。后慕容宝亦善属文，崇儒学。
苻坚八岁，向其祖洪请师就学，洪曰“汝氐人，乃求学耶？”及长，博学多才艺。既即位，一月三临太学，谓“躬自奖励，庶周、孔之微言不坠。”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至是学校渐兴。
符登长而折节，博览书传。
姚兴为太子时，与范勖等讲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姜龛、淳于岐等皆耆儒硕德，门徒各数百人，兴听政之暇，辄引龛等讲论。淳于岐疾，兴亲往问疾，拜于床下。 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王尚、段章以儒术，胡义周、夏侯稚以文学，皆尝游集。 李流少好学，李庠才兼文武，曾举秀异科。
沮渠蒙逊博涉群史，晓天文。
赫连勃勃闻刘裕遣使来，预命皇甫徽为答书，默诵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为书。裕见其文曰“吾不如也！”
此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
九品中正
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此陈群所建白也。
然魏武时，何夔疏言“今草创之际，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宜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序，无相逾越，则贤不肖先分。”（夔传）杜恕亦疏言“宜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恕传）此又在陈群之前。
盖汉以来，本以察举孝廉为士人入仕之路。迨日久弊生，夤缘势利，猥滥益甚。故夔等欲先清其源，专归重于乡评，以核其素行。群又密其法而差等之。固论定官才之法也。
然行之未久，夏侯元已谓“中正干铨衡之权。”（元传）而晋卫瓘亦言“魏因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时选用。其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其后遂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重。”是可见法立弊生，而九品之升降，尤易淆乱也。
今以各史参考，乡邑清议亦时有主持公道者：
如陈寿遭父丧，有疾，令婢丸药，客见之，乡党以为贬议，由是沉滞累年。张华申理之，始举孝廉。（寿传）
阎乂亦西州名士，被清议，与寿皆废弃。（何攀传）
卞粹因弟裒有门内之私，粹遂以不训见讥，被废。（卞壶传）
并有已服官而仍以清议升黜者： 长史韩预强聘杨欣女为妻，时欣有姊丧未经旬，张辅为中正，遂贬预以清风俗。（辅传）
陈寿因张华奏，已官治书侍御史，以葬母洛阳，不归丧于蜀，又被贬议，由此遂废。（寿传）
刘颂嫁女于陈峤，峤本刘氏子，出养于姑，遂姓陈氏。中正刘友讥之。（颂传） 李含为秦王郎中令，王薨，含俟葬讫，除丧。本州大中正以名义贬含，傅咸申理之，诏不许，遂割为五品。（含传）
淮南小中正王式，父没，其继母终丧，归于前夫之子，后遂合葬于前夫。卞壶劾之，以为犯礼害义，并劾司徒及扬州大中正、淮南大中正含弘徇隐，诏以式付乡邑清议，废终身。（壶传）
温峤已为丹阳尹，平苏峻有大功，司徒长史以峤母亡，遭乱不葬，乃下其品。（愉传） 是已入仕者，尚须时加品定，其法非不密也。且石虎诏云“魏立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亦人伦之明镜也。先帝黄纸（诏书）再定，以为选举。今又阅三年，主者更铨论之。”是魏以来尚有三年更定之例，初非一经品定，即终身不改易。其法更未尝不详慎也。
且中正内，亦多有矜慎者： 如刘毅告老，司徒举为青州大中正，尚书谓“毅既致仕，不宜烦以碎务。”石鉴等力争，乃以毅为之。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者始。（毅传）
司徒王浑，奏周馥理识清正，主定九品，检括精详，褒贬允当。（馥传）
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二品，司徒不过，沈上书谓“原隐居求志，行成名立。”张华等又特奏之，乃为上品。（李重传、霍原传）
张华素重张轨，安定中正蔽其善，华为延誉，得居二品。（轨传）
王济为太原大中正，访问者论邑人品状，至孙楚则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为之。”乃状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传） 华恒为州中正，乡人任让轻薄无行，为恒所黜。（恒传）
韩康伯为中正，以周勰居丧废礼，脱落名教，不通其议。（康伯传）
陈庆之子暄以落魄嗜酒，不为中正所品，久不得调。（庆之传）
此皆中正之秉公不挠者也。
然进退人才之权，寄之于下，岂能日久无弊？ 晋武为公子时，以相国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十二郡中正共举郑默以辈之。（默传）
刘卞初入太学，试经当为四品，台吏访问（助中正采访之人）欲令写黄纸一鹿车，卞不肯，访问怒言于中正，乃退为尚书令史。（卞传）
孙秀初为郡吏，求品于乡议，王衍从兄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诛，而戎、衍获济。（戎传）
何劭初亡，袁粲（晋臣，非宋袁粲）来吊，其子岐辞以疾，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铨曰“岐前多罪时，尔何不下？其父新亡，便下岐品。”人谓畏强易弱也。（何劭传）
可见是时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意为轻重。
故段灼疏言“九品访人，惟问中正。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灼传）刘毅亦疏言“高下任意，荣辱在手，用心百态，求者万端。”（毅传）此九品之流弊，见于章疏者。
真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然魏晋及南北朝三、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
六朝清谈之习
清谈起于魏正始中（齐王芳）。
何晏、王弼祖述老庄，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者也，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王衍传） 是时阮籍亦素有高名，口谈浮虚，不遵礼法。（裴頠传）
籍尝作大人先生传，谓“世之礼法君子，如虱之处裈。”（阮籍传）
其后王衍、乐广慕之，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天下言风流者，以王、乐为称首。（乐广传）
后进莫不竞为浮诞，遂成风俗。（王衍传） 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愍帝纪论）
其时未尝无斥其非者。
如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世反谓之俗吏。裴頠又著崇有论以正之。（頠传）
江惇亦著通道崇检论以矫之。（惇传）
卞壶斥王澄、谢鲲，谓“悖礼伤教，中朝倾覆，实由于此。”（壶传） 范宁亦谓“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宁传）
应詹谓“元康以来，贱经尚道，永嘉之弊由此。”（詹传）
熊远、陈頵各有疏论。
莫不大声疾呼，欲挽回颓俗。而习尚已成，江河日下，卒莫能变也。
今散见于各传者：
裴遐善言元理，音词清畅，泠然若琴瑟。尝与郭象谈论，一座尽服。（遐传） 卫玠善玄言，每出一语，闻者无不咨叹，以为入微。王澄有高名，每闻玠言，辄叹息绝倒。后过江与谢鲲相见，欣然言论终日。王敦谓鲲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玠传） 王衍为当时谈宗，自以论易略尽，然亦有未了。每曰“不知此生当见有能通之者否？”及遇阮修谈易，乃叹服焉。（修传）
王戎问阮瞻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指同异？”瞻曰“将毋同。”戎即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瞻传）
郭象善老庄，时人以为王弼之亚。（庾敳传）
桓温尝问刘惔“会稽王更进耶？”惔曰“极进，然是第三流耳！”温曰“第一流是谁？”惔曰“故是我辈。”（惔传）
张凭初诣刘惔，处之下座，适王蒙来，清言有所不通，凭即判之，惔惊服。（凭传）
此可见当时风尚大概也。
其中未尝无好学者，然所学亦正以供谈资。
向秀好老庄之学，尝注解之，读者超然心悟。郭象又从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风遂盛。（秀传）
潘京与乐广谈，广深叹之，谓曰“君天才过人，若加以学，必为一代谈宗。”京遂勤学不倦。（京传） 王僧虔戒子书曰“汝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而便盛于麈尾，自称谈士，此最险事。”（僧虔传）
是当是时父兄师友之所讲求，专推究老庄，以为口舌之助，五经中惟崇易理，其他尽阁束也。
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辨之资。
武帝召岑之敬升讲座，敕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帝亲与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之敬传）
简文为太子时，出士林馆，发孝经题，张讥议论往复，甚见嗟赏。其后周弘正在国子监，发周易题，讥与之论辨，弘正谓人曰“吾每登座，见张讥在席，使人凛然。”（讥传）
简文使戚衮说朝聘仪，徐摛与往复，衮精采自若。（衮传）
简文尝自升座说经，张正见预讲筵，请决疑义。（正见传）
伏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每升座讲经，生徒常数十百人。（曼容传）
袁宪与岑文豪同侯周弘正，弘正将登讲座，适宪至，即令宪树义，时谢岐、何妥并在座，递起义端，宪辨论有余，到溉曰“袁君正有后矣！”（宪传）
严植之通经学，馆在潮沟，讲说有区段次第，每登讲，五馆生毕至，听者千余。（植之传） 鲍皦在太学，有疾，请纪少瑜代讲。少瑜善谈吐，辨捷如流。（少瑜传）
崔灵恩自魏归梁为博士，性拙朴无文采，及解析经义甚有精致，旧儒咸重之。（灵恩传）
沈峻精周官，开讲时，群儒刘岩、沈熊之徒，并执经下座，北面受业。（峻传）
是当时虽从事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辨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特所谈者不同耳。况梁时所谈，亦不专讲五经。
武帝尝于重云殿自讲老子，徐勉举顾越论义，越音响若钟，咸叹美之。（越传）
简文在东宫，置宴元儒之士。（戚衮传）
邵陵王纶讲大品经，马枢讲维摩、老子，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谓众曰“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具主客。”于是各起辨端，枢转变无穷，论者咸服。（枢传）
则梁时五经之外，仍不废老庄，且又增佛义，晋人虚伪之习，依然未改，且又甚焉。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盖关陕朴厚，本无此风，魏周以来，初未渐染，陈人之迁于长安者，又已衰不振，故不禁而自消灭也。
案汉时本有讲经之例。
宣帝甘露三年，诏诸生讲五经异同。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决。又施仇论五经于石渠阁。章帝建初四年，亦诏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使五官中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奏议，今白虎通是也。
然此特因经义纷繁，各家师说互有异同，故聚群言以折衷之，非以此角胜也。至梁时之升座说经，则但炫博斗辩而已。 清谈用麈尾
六朝人清谈必用麈尾。 晋书：王衍善玄言，每捉白玉柄麈尾，与手同色。（衍传）孙盛与殷浩谈奋，麈尾尽落饭中。（盛传）
宋书：王僧虔戒子，谓其“好捉麈尾，自称谈士。”（僧虔传）
齐书：戴容著三宗论，智林道人曰“贫道捉麈尾三十年，此一涂无人能解，今始遇之。”（容传）
梁书：卢广发讲时，谢举屡折之，广愧服，以所执麈尾赠之，以况重席。（举传）张孝秀谈义，尝手执栟榈皮麈尾。（孝秀传）
陈书：后主宴宫僚，所造玉柄麈尾新成，曰“当今堪捉此者，惟张讥耳。”即以赐讥。又幸钟山开善寺，使讥竖义，时麈尾未至，命取松枝代之。（讥传）
此皆清谈麈尾故事也。
亦有不必谈而亦用之者。
王浚以麈尾遗石勒，勒伪为不敢执，悬于壁而拜之。（勒载记。）
何充诣王导，导以麈尾指其床曰“此是君坐也。”（充传）
王蒙病笃，灯下视麈尾而叹，既没，刘惔以犀麈尾，纳之棺中。（蒙传）
盖初以谈玄用之，相习成俗，遂为名流雅器，虽不谈亦常执持耳。
驺虞幡
晋制最重驺虞幡，（驺虞，瑞兽，白虎黑纹，尾比躯长，不食生物。幡：旗帜，狭长而垂直悬挂。）每至危险时，或用以传旨，或用以止兵。见之者，辄慑伏而不敢动，亦一朝之令甲也。
晋书：楚王玮率兵诛汝南王亮及宰相杨骏，彻夜喧斗。天明，张华奏惠帝，使殿中将军持驺虞幡麾众曰“楚王玮矫诏，”众皆释仗而走，玮遂被擒。（玮传）
淮南王允拥兵诛赵王伦，自辰至申，斗不解。陈准遣驺虞幡解斗，允兵散，被杀。（允传）
伦既篡，王舆率兵杀其党，孙秀使伦为手诏，迎惠帝复位，传诏者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文武官皆散走。（伦传）
长沙王乂又发兵攻齐王冏，冏遣董艾率兵拒之，潜令人盗驺虞幡，呼云“长沙王矫诏。”乂又称齐王谋反，冏战败被擒。（冏传）
南渡后，桓玄之变，会稽王道子遣司马柔之以驺虞幡宣告荆、江二州。（柔之传）
王敦犯阙，甘卓在襄阳起兵，将袭其后。敦惧，求台以驺虞幡止之。（卓传）
桓温兵东下，殷浩欲以驺虞幡止其军。（温传）
此皆驺虞幡之故事也，他朝未见有用之者。
建业有三城
六朝时，建业之地有三城。 中为台城，则帝居也，宫殿台省皆在焉。
其西则石头城，尝宿兵以卫京师。
王敦内犯，周札守石头城，开门纳敦，敦遂据之以败王师。
后苏峻之反，劫迁成帝于石头。峻败，帝始出。
卢循舟师将至，朝臣欲分守诸津，刘裕谓“兵分则势弱，不如聚兵石头，则众力不分。”乃自镇石头，果败贼。
宋末，袁粲据石头，欲诛萧道成，为道成所杀，当时谚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
梁末，王僧辨镇石头，陈霸先使侯安都往袭之。石头不甚高，军士捧安都投入女姮内，众随入，遂执僧辨。
后徐嗣徽引北齐兵入石头，来逼台城。安都自台城以甲士突出东、西掖门，败之。贼还石头，遂不敢逼台城是也。
台城之东，则有东府，凡宰相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者居之。实甲尝数千人。
晋时会稽王道子居之。刘裕秉政亦居此。裕出征，则曰“留府。”尝使刘穆之监府事。裕讨刘毅回，公卿咸侯于新亭，而裕已潜还东府矣。
宋末，后废帝之弑，萧道成移镇东府。顺帝纪“萧道成出镇东府辅政，后进爵齐王。卞彬戏谓曰‘殿下今以青溪为鸿沟，溪东为齐，溪西为宋。’因咏诗曰‘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陈安成、王顼辅政，入居尚书省。刘师知等忌之，矫诏令其还东府是也。
可见是时，二城皆为要地。
宋后废帝狂暴，阮佃夫欲俟其出游，闭台城，分人守东府、石头以拒之。会帝不出，乃止。
齐豫章王嶷守东府，竟陵王子良镇石头，而皆造私第于京师中，游宴忘返，因范云谓“重地不宜虚旷。”嶷乃还东府，子良乃还石头。缘此二城，拱卫京师，最居要害故也。
其时尚有冶城，当徐嗣徽等引北齐兵据石头，而市廛在南路，去台城稍远，恐为城所乘，乃使徐度镇冶城寺，筑垒以断之。此又在台城之南。
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
魏正始（齐王芳）、晋永熙（惠帝）以来，皆大臣当国。晋元帝忌王氏之盛，欲政自己出，用刁协、刘隗等为私人，即召王敦之祸。自后非幼君即孱主，悉听命于柄臣，八、九十年，已成故事。（晋韦华谓姚兴曰“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统驭之实。”宰辅执政，权在臣下，遂成习俗。）
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
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
南史谓宋孝武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能无所寄，于是戴法兴、巢尚之等皆委任隆密。
齐武帝亦曰“学士辈但读书耳，不堪经国，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此当时朝局相沿，位尊望重者，其任转轻，而机要多任用此辈也。然地当清切，手持天宪，口衔诏命，则人虽寒而权自重，权重则势利尽归之。
如法兴威行内外，江夏王义恭虽录尚书事，而积相畏服，犹不能与之抗。
阮佃夫、王道隆等，权侔人主，其捉车人官虎贲中郎将，傍马者官员外郎。
茹法亮当权，太尉王俭尝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
朱异权震内外，归饮私第，虑日晚台门闭，令卤簿（仪从、警卫）自家列至城门，门者遂不敢闭。
此可见威势之薰灼也。
法亮在中书，尝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户内岁可办百万。”佃夫宅舍园池，胜于诸王邸第，女妓数十，艺貌冠绝当时，出行遇胜流，便邀与同归。一时珍羞，莫不毕具，凡诸火剂，并皆始熟，至数十种。虽晋之王、石，不能过此。
可见贿赂之盈溢也。
盖出身寒贱，则小器易盈，不知大体，虽一时得其力用，而招权纳贿，不复顾惜名检。其中亦有如法兴遇废帝无道，颇能禁制，然持正者少，乘势作奸者多。
唐寓之反，说者谓始于虞玩之而成于吕文度，此已见蠹国害民之大概。
甚至佃夫弑主而推戴明帝。
周石珍当侯景围台城，辄与景相结，遂为景佐命。
至陈末，施文庆、沈客卿用事，自取身荣，不存国计。隋军临江，犹曰“此常事，边臣足以当之。”不复警备，以致亡国。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害可胜道哉？大臣不能体国，致人主委任下僚；人主不信大臣，而转以群小为心膂，此皆江左之流弊也。（按公孙瓒常言“衣冠之人，皆自谓职当富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皆商贩庸儿，亦同此见。）
相墓 古人但有望气之法。
如秦始皇时，望气者谓东南有天子气，乃南巡以厌之。又谓金陵有王气，乃凿淮水以泄之。光武未贵时，望气者苏伯阿过南阳，望舂陵郭，唶曰“气隹哉，郁郁葱葱。”然孙皓时，临平湖开，皓以问陈训，训曰“臣止能望气，不知湖之开塞。”陈敏反，或曰“陈家无王气，不久当灭。”此古来专以望气占吉凶，未尝有相墓之术也。 相墓术相传始于郭璞。
然后汉书袁安传：安觅地葬父，有三书生指一处云“葬此当世为上公。”从之，故累世隆盛。
晋书羊祜传：有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气。”祜乃凿之。相者曰“犹当出折臂三公。”后祜堕马折臂，果位三公。则又在璞之前。
即璞本传，载其卜筮灵验之处甚多，谓“先有郭公者，精于卜筮，璞从受业，公授以青囊书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亦未尝及相墓也。
又璞所著书，载其灵验事迹者曰“洞林抄”，京费诸家最要者曰“新林”，又“卜韵”一篇，注尔雅、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子虚、上林赋及所作诗赋诔颂，共数十万言，亦未有所谓葬经也。
惟传内称“璞葬母暨阳，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果沙涨数十里。”又“璞为人葬墓，晋明帝微服观之，问主人‘何以葬龙角？’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当致天子。”’帝曰‘当出天子耶？’主人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至耳。’”此璞以相墓擅名，而后世皆以为葬术之始也。而葬术之行，实即由是时而盛。
陶侃将葬父，家中忽失牛，有老父谓曰“前冈见有一牛，眠山污中，若葬之，位极人臣。”又指一山曰“此亦其次，当出二千石。”侃寻得牛，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周访葬其父，后侃果为三公，访为刺史。（晋书周光传）
宋武帝父墓在丹徒侯山，有孔恭者善占墓，谓此非常地，后果为天子。 齐高帝旧茔在武进彭山，冈阜相属，百里不绝，其上常有五色云。宋明帝恶之，遣占墓者高灵文往相之，灵文先给事齐高，乃诡曰“不过方伯耳。”私谓齐高曰“贵不可言。”后果登极。（南史宋齐二纪）
齐高之母刘氏与夫合葬时，墓工始下锸，有白兔跳起。及坟成，又止其上。（刘后传）
荀伯玉家墓，有相之者谓“当出暴贵而不久。”伯玉官果至散骑常侍，坐事诛。（伯玉传） 柳世隆晓术数，于倪塘创墓，与宾客往游，十往五往，常坐一处。及卒，正葬其地。（世隆传）
富阳人唐寓之祖父，皆以图墓为业。（沈文季传）
梁武丁贵嫔薨，昭明太子求得善墓地，被俞三副以己地奏，帝买葬之。有道士谓此地不利长子，教以用蜡鹅诸物厌之。后事发，昭明以此惭惧而薨。（昭明太子传）
杜嶷葬祖父，梁元帝忌之，命墓工恶为之，逾年而嶷卒。（嶷传）
吴明彻葬父，有伊氏者善占墓，谓其兄曰“葬日必有乘白马逐鹿者过此，此是最小子大贵之征。”明彻后果大贵。（明彻传）
此皆见于各列传者，可见六朝时此术已盛行，如昭明传曰“不利长子。”明彻传曰“最小子大贵。”则术家所云“长房、小房”之说，亦即起于是时矣。 唐人避讳之法 唐人修诸史时，避祖讳之法有三。
如虎字、渊字，或前人名有同之者，有字则称其字。
如晋书公孙渊称公孙文懿。刘渊称刘元海。褚渊称褚彦回。石虎称石季龙是也。
否则竟删去其所犯之字。 如梁书萧渊明、萧渊藻，但称萧明、萧藻。陈书韩擒虎，但称韩擒是也。
否则以文义改易其字，凡遇虎字，皆称猛兽。
李叔虎称李叔彪。殷渊源称殷深源。陶渊明称陶泉明。魏广阳王渊称广阳王深是也。
其后讳世为代，讳民为人，讳治为理之类，皆从立义改换之法。
沈约于齐永明五年（武帝）奉敕撰宋书，次年二月即告成，共纪、志、列传一百卷。古来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
今案其自序而细推之，知约书多取徐爰旧本而增删之者也。
宋著作郎何承天己撰宋书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其诸志惟天文律历，此外悉委山谦之。谦之亡，诏苏宝生续撰，遂及元嘉诸臣（宋文帝）。
宝生被诛，又以命徐爰，爰因苏、何二本，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孝武帝）。其臧质、鲁爽、王僧达三传，皆孝武所造。惟永光（前废帝）以后至亡国十余年，记载并缺。今宋书内永光以后纪传，盖约等所补也。（案王智深传“约多载未明帝鄙渎事，武帝谓曰‘我昔经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删除。”可见宋明帝以后纪传，皆约所撰。）
其于爰书稍有去取者
爰本有晋末诸臣及桓玄等诸叛贼并刘毅等与宋武同起义者，皆列于宋书。约以为桓玄、焦纵、卢循身为晋贼，无关后代；吴隐、郗僧、施谢混义止前朝，不宜入宋；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志在匡晋，亦不得谓之宋臣，故概从删除。
是约所删者，止于此数传。其余则皆爰书之旧，是以成书之易也。（徐爰传“爰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起元义熙（晋安帝，西元405年），为王业之始，载序宣力，为功臣之断。于是内外博议，或谓宜以义熙元年为断，或谓宜以元兴三年（晋安帝，西元404年）为断。诏曰‘项籍、圣公，编录二汉，前史已有成例。桓玄传宜在宋典，余如爰议。’”是可见爰旧本体例也。）
余向疑约修宋书，凡宋齐革易之际，宜为齐讳；晋宋革易之际，不必为宋讳。乃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讳。然后知为宋讳者，徐爰旧本也；为齐讳者，约所补辑也。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观宋书者，当于此而推之。（何尚之，何偃之父也，乃偃传在五十九卷，尚之传反在六十六卷，可见宋书时日促迫，仓猝编排，前后亦不暇审订。）
宋书书晋宋革易之际
宋书作于齐，其于晋宋革易之际，固可无所避讳。 乃宋武纪“历叙其勋高绩茂，以致晋恭帝自愿禅位。宋武尚奉表陈让，晋帝已逊于琅玡王第，表不获通，乃即位。封晋帝为零陵王，令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一用晋典。”斯固俨然唐虞揖让光景，绝不见有逼夺之迹。（纪内惟将禅时，有司以禅草呈晋帝，晋帝欣然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固所甘心。”此数语，略见禅位之非出于晋帝本心。）
至零陵王之殂，则王被废后方虑祸，自与褚妃煮食于床前。宋武使其妃兄褚淡之往视妃，妃出与相见，兵士即逾垣入，进药于王，王不肯饮，乃以被掩杀之。（南史）此其悖逆凶毒，为自古所未有，则书法自应明著其罪。乃永初二年，书“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官举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汉献帝）故事。”一若零陵之寿考令终，宋武之恩礼兼备者。
又文帝为太子劭所弑，尤属千古之奇变，而本纪亦只书“上崩于合殿，年四十七。”绝无一字及于被弑。
其他如前废帝以药酒酖死沉庆之，而本纪书“新除太尉沈庆之薨。” 明帝赐刘道隆死，而书“新除中护军刘道隆卒。”
建安王休仁以酖死，而书“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杀。” 帝又赐巴陵王休若死，而书“巴陵王休若薨。”
凡遇朝廷过举，无一不深为之讳，皆徐爰旧书也。约作宋书于齐朝，可无所讳；爰作宋书于宋朝，自不得不讳，讳之于本纪，而散见其事于列传，当日国史体例本如是。沈约急于成书，遂全抄旧文而不暇订正耳。 南史于零陵王殂，则书曰“宋志也。”于文帝之崩，则书“元凶劭构逆，帝崩于合殿。”以及沈庆之、建安王、巴陵王之死，亦直书曰“赐死”、“酖死”，较为得实矣！ 宋书书宋齐革易之际
沈约在萧齐修宋书，永光以后（前废帝）皆其笔也，故于宋齐革易之际，不得不多所忌讳。
如后废帝纪，但历叙帝无道之处，以见其必当废杀。
顺帝纪，亦但叙萧道成之功勋，进位相国，封十郡为齐公。备九锡，进爵齐王，增封十郡，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下云“天禄永终，逊位于齐，帝迁居于丹阳宫。齐王践祚，封帝为汝阴王。建元元年，殂于丹阳宫，年十三，谥曰‘顺帝’。”绝不见篡夺之迹。（南史书“帝逊位于东邸时，王敬则以兵陈殿廷。帝在内闻之，逃于佛盖下。太后惧，自帅奄竖索之。黄门或促帝，帝怒，抽刀杀之。帝既出，居于丹阳宫，齐兵卫之。齐建元元年五月，帝闻外驰马者，惧乱作，监者杀王，而以病讣。齐人德之，赏之以邑。”）
其于诸臣之效忠于宋，谋讨萧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
如升明元年（宋顺帝），书“沈攸之举兵反。”（南史书“举兵不从执政。）
又书“司徒袁粲据石头反。”（南史书“粲据石头，谋诛萧道成，不果，旋见覆灭。”） “吴郡太守刘遐反。”（南史书“据郡不从执政。”）
“王宜兴有罪，伏诛。”（南史书“贰于执政，见杀。”）
“兖州刺史黄回有罪，赐死。”（南史书“贰于执政，见杀。”） “临沣侯刘晃谋反，伏诛。”（南史书“诛临沣侯刘晃。”是也。）
其党于道成而为之助力者，转谓之起义。 如“张敬儿等起义兵”是也。
作刘宋本纪而以为刘氏者曰“反”，为萧氏者曰“义”，此岂可笔之于书？顾有所不得已也。然亦有可见其微露实事之处。
如后废帝纪，谓“废帝昱无道，齐王顺天人之心，潜图废立，与王敬则谋之。敬则结昱左右杨玉夫等二十五人，乘夜弑昱。玉夫以昱首付敬则，敬则驰至领军府以呈齐王，王乃戎服入宫，以太后令迎安成王即位。”是道成为弑君主谋，已不待辨也。
沈攸之传，虽不敢载其“宁为王凌死，不作贾充生”之语。（见南史）然犹存攸之上武陵王赞一书，以见其忠于宋室之志。（书曰“下官位重分陕，富兼金穴，岂不知俯眉苟安，可保余齿？何为不计百口，甘冒患难？诚感历朝知遇，欲报宋室耳！若天必丧道，忠节不立，政复阖门碎灭，百死无恨。”）
黄回传亦载“其与袁粲约，欲从御道直向台门，攻齐王于朝堂。会粲败，乃不果。”刘秉传，谓“齐王辅政，四海属心，秉密怀异图，与袁粲及黄回等谋作乱，为齐王所诛。”此亦各见其尽节于宋。 至袁粲传，虽不敢载当时谚语“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之句，然传内谓“齐王功高德重，天命有归，粲自以身受顾托，不欲事二姓。乃与黄回、卜伯兴等谋，矫太后令，使伯兴等据宿卫兵，攻齐王于朝堂。事泄，为齐王攻破石头，被杀。”则明著其送往事居（埋葬死者，事奉生者），不济，则以死继之，其志节为不可及也。
又如明帝诸子传：随阳王翙、新兴王嵩，皆先书“元徽四年，年六岁。”下书“齐受禅，以谋反，赐死。”元徽四年至升明三年，齐受禅仅三阅岁，则翙等仅九岁耳，九岁之人，岂能谋反？而曰“以谋反，赐死。”则齐之戕及亡国之童稚，不言可知也。
然则约之书宋齐间事，尚不至大失实也。盖是非之公，天下共之，固不能以一手掩万目。
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以审于帝，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王智深传） 刘祥在永明（武帝）中同修宋书，讥斥禅代事，王俭密奏之，上衔而不问。（南史刘祥传）
又有诏“袁粲、刘秉同奖宋室，沈攸之于景和之世（前废帝），特有乃心，岁月弥往，宜特优奖，可皆为改葬，其诸子丧柩在西者，亦符送还旧墓。”则帝亦不能掩天下之公论耳！
案沈约不讳齐高帝废弑之事，非彰齐之恶，乃正以见苍梧之当废也。废昏立明，本有故事。晋宋间去汉未远，霍光废昌邑之例，在人耳目间。
故少帝义符以失德为徐羡之等所弑，时论亦但以废杀为过，未尝以废立为非也。 前废帝子业无道，明帝结阮佃夫等弑之，时论亦未尝以明帝为非也。
当苍梧无道时，阮佃夫、申伯宗、朱幼等已有废立之谋，事泄而死。（废帝纪）齐高亦先与袁粲、褚渊谋废立，袁、褚不敢承而止。（齐高帝纪）
是当时朝野内外，本无一不以苍梧为当废，齐高之举，固协于天下之公。其答沈攸之书亦云“黜昏树明，实惟前则，宁宗静国，何愧前修？”固已明目张胆，自认为理所宜然。故约明书“齐王顺天人之心，与王敬则谋废立。”而不讳也。
其后齐郁林无道，齐明帝废而弑之，论者亦止恶其假废立为篡夺，而未尝以废郁林为非也。至（齐）东昏无道，内而始安王萧遥光起兵欲废之，张欣泰、胡松等又结党欲废之，许准又劝宰相徐孝嗣废之；外而陈显达起兵欲废之，崔慧景又起兵欲废之，最后梁武起兵，卒令殒命。夫固皆以废立为势所不得已也。
当东昏赐徐孝嗣、沈昭略死时，昭略骂孝嗣曰“废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无才，致有今日。下官与龙逢、比干欣然相对，霍光若问明府今日之事，何辞答之？”
又梁武围城日久，张稷召王亮等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今独夫自绝于天，斯微子去殷之时也。”乃遣范云等诣梁武。
可见当时人意中，各有伊、霍故事，以为理之常然。约之书此，正见齐高之应天顺人也。
宋书本纪书法
史记汉高祖初起事，称“刘季”；封沛公称“公”；封汉王，称“王”；及即位，称“帝”，此本虞书旧法也。
宋书本纪，于刘裕起事，即称“高祖”；及封豫章公，乃称“公”；封宋王后，称“王”，登极后，称“上”，此又仿陈寿魏志例。 魏志，曹操初起事，即称“太祖”；后乃称“公”、称“王”，然操之封公，在建安十八年，而本纪建安元年，方叙天子封太祖为武平侯，下忽改称“公”，殊觉两无所著。
宋书于封公后称“公”；封王后称“王”，尚为得实矣。南史则于起事时即称“帝”，以后封公、封王及登极，皆称“帝”，亦是一法。
宋书于萧道成，书法尤有窒碍者。
沈约在齐朝作宋书，自不敢直书道成之名，故于宋明帝纪，已称“齐王”，若蒙上文而下，应书“进齐王爵为齐公”，而文不可通，乃书“进太傅位相国，封十郡为齐公。”下始云“进齐公爵为齐王”，是称“齐王”在前，封齐王在后，终觉文义不顺。南史直书“萧道成”，盖易世之后，无所避讳，故易于下笔也。
宋齐书带叙法
宋书有带叙法，其人不必立传，而其事有附见某人传内者，即于某人传内叙其履历以毕之，而下文仍叙某人之事。
如刘道规传“攻徐道覆时，使刘遵为将，攻破道覆。”即带叙“遵，淮西人，官至淮南太守，义熙十年卒。”下文又重叙道规事，以完本传。是刘遵带叙在刘道规传内也。 庐陵王义真传“义真从关中逃回，藏匿草中，值段弘来寻，始得就路。”因带叙“弘，鲜卑人，本慕容超尚书。元嘉中为青、冀二州刺史。”下文又重叙义真事，以完本传。是段弘带叙于义真传内也。
他如何承天传带叙谢玄也，何尚之传带叙孟顗也，谢灵运传带叙荀雍、羊璇之、何长瑜三人也，皆是此法。
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为立传，则其人又有事可传，有此带叙法，则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
但他史于附传者，多在本传后，方缀附传者之履历。此则正在叙事中而忽以附传者履历入之，此例乃宋书所独创耳。
至如刘义庆传，因叙义庆好延文士鲍照等，而即叙“鲍照，字明远，文词赡逸。”又因照文词赡逸，而即载其河清颂一篇，二千余字，并叙“照惧孝武忌其才，故为鄙言累句以免祸。”而其下又重叙义庆之事，以完本传。遂觉一传中，义庆事转少，鲍照事转多，此未免喧客夺主矣！照本才士，何不入文苑传？而载其赋颂于本传中，今乃不立照传，而以照颂附入义庆传，成何史体也？
齐书亦多带叙法。
如文惠太子传，因文惠诱执梁州刺史范柏年，而带叙“柏年先在梁州平氐贼之绩。”又带叙“襄阳有盗发冢，得竹简书，王僧虔以为科斗书，考工记阙文也。”因文惠使徐文景作乘舆服御之属，而带叙“文景父陶仁，恶文景所作，曰‘终当灭门。’乃移家避之。后文景果赐死，陶仁遂不哭。”
又如张敬儿传，因敬儿斩沈攸之使，而姚道和不斩攸之使，遂带叙“道和本姚兴之孙，自称祖天子，父天子，身经作皇太子云云。”
宋书纪魏事多误
宋书有索虏传，叙魏太武（拓跋焘）后文成帝即位之事，谓“太武有六子，长名晃，为太子。次晋王，被太武赐死。次秦王乌奕肝，与晃对掌国事，为晃所谮，遣镇枹罕。次燕王，次吴王，次楚王。太武南征，所虏获甚多，晃私遣人择取。太武闻之，大加搜检，晃惧，谋行弑。焘诈死，遣近侍召晃迎丧，至则执之，罩以铁笼，杀之。立秦王为太子。会太武死时，使嬖人宗爱立吴王博真。后宗爱、博真恐为乌奕肝所害，杀之而自立，燕王曰‘博真非正嫡，当立晃子浚耳。’乃杀博真及宗爱而立浚，即文成帝也。” 案魏书“太子晃，极有令德，正平元年薨，谥景穆。次秦王翰改封东平王，即宋书所谓乌奕肝也；次燕王谭，改封临淮王；次楚王建，改封广阳王；次吴王余，改封南安王。正平二年，太武为中常侍宗爱所弑。宗爱又矫皇太后令，赐秦王翰死，迎南安王余立之。已而余为宗爱所害，大臣长孙渴侯、陆丽等迎立皇孙浚，是为文成帝。”
据此，则太子晃以疾薨，非太武赐死也。吴王为宗爱所擅立，非太武遗命也。继又为宗爱所害，非燕王杀之也。宋书所云，盖南北分裂，徒以传闻为记载，故有此误耳。
又如宋书柳元景传“元景有从弟光世，留仕于魏。司徒崔浩，其姊夫也。拓跋焘南寇时，浩密有异志。光世邀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连坐者甚众。光世南奔得免。”
案魏书“崔浩之诛，以修国史，刊石于路衢，为众所嫉，事上闻，故至族诛，并连及柳氏、卢氏等族。”是浩之死以国史，初非别有异图也。宋书所云，盖光世南奔时诡托之词，后遂笔之于记载耳，自当以魏书为正。
北史叙太子晃、秦王翰及南安王余事，俱据魏书；南史柳元景传亦但云“从弟光世留乡里仕魏，为河北太守，与崔浩亲。浩被诛，光世南奔。”而不言浩有异图被祸，固以宋书所记不足凭也。
宋书南史俱无沈田子沈林子传 宋武开国，武将功臣以檀道济、檀韶、檀只、王镇恶、朱龄石、朱超石、沈田子、沈林子为最。 田子
从武帝克京口，平京邑，灭慕容超。卢循内逼，田子与孙季高从海道袭广州，倾其巢穴，循无所归，遂被诛戮。
武帝北伐，田子先入武关，据青泥。姚泓率大众来御，田子大破之，遂平长安。武帝宴诸将于文昌殿，举酒属田子曰“咸阳之平，卿之功也。”后旋师，留田子及王镇恶、傅弘之、王修等，辅桂阳公义真镇长安。会赫连勃勃来寇，田子与镇恶出师御之。或言“镇恶本北人，欲尽杀南人，自据关中。”田子乃矫武帝令，诛之，而自归于义真，为长史王修所杀。是其身虽死，而勇烈固在诸将之右也。
林子
从武帝灭慕容超，而卢循奄至京邑，林子与徐赤特断拒查浦，赤特轻战而死，林子收败卒，再战破之。徐道覆又至，林子复断塘而斗。会朱龄石至，与林子并力，贼乃散去。
武帝每征讨，林子皆摧锋居前，至夜辄召还宿卫。
武帝北伐，林子为先锋，杀董神虎于襄邑，袭薛帛于解县。与道济等攻蒲阪，林子以蒲阪城池坚深，非可猝下。潼关天险，而王镇恶孤军无援，若使姚绍先据之则难图。乃亟赴潼关，而姚绍已举关中之众来设长围，诸将疑沮，议欲渡河避其锋。林子力争不可，率麾下犯其西北，绍众稍却，林子乘其乱而薄之，绍乃大溃，遂进屠定城，杀姚鸾，屯河上，走姚瓒。绍又遣姚伯子等凭河固险以绝粮援，武帝使林子累战大破之。于是粮运无阻，遂平长安，擒姚泓。是克关中之功，林子又其最也。
沈约撰宋书，所以不入列传者，以此二人功绩，详载于自序中，以显其家世勋伐，故功臣传缺之。李延寿作南史，既非如沈约另有自序载其功绩，则自应将此二人作传，与道济、龄石等同入列传中，乃竟遗之，而仍附于沈约传内。可见延寿作史，但就正史所有者删节之、离合之，不复另加订正也。
齐书旧本
齐书亦有所本。
建元二年（齐高萧道成），即诏檀超与江淹掌史职。超等表上条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日蚀旧载五行，应改入天文志。帝女应立传，以备甥舅之重。又立处士、列女传。”诏内外详议，王俭议，以为“食货乃国家本务，至朝会，前史不书，乃伯喈（蔡邕）一家之意，宜立食货，省朝会。日月应仍隶五行。帝女若有高德绝行，当载列女传，若止于常美，不立传。”诏“日月灾隶天文，余如俭议。”（见檀超传）此齐时修国史体例也。
又有豫章熊囊著齐典，沈约亦著齐纪二十卷，江淹撰齐史十志，吴均撰齐春秋，俱见各本传。
今案萧子显齐书，但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七志，而食货、刑法、艺文仍缺。列传内亦无帝女及列女，其节义可传者，总入于孝义传。改处士为高逸。又另立幸臣传。其体例与超、淹及俭所议者，皆小有不同，盖本超、淹之旧而小变之。超传内谓“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犹未备也。”此正见子显之修齐书，不全袭前人也。
齐书缺一卷
梁书萧子显传，谓“所著齐书六十卷。”今齐书只有五十九卷，盖子显欲仿沈约作自序一卷附于后，未及成或成而未列入耶？案南史子显传，载其自序二百余字，岂即其附齐书后之作，而延寿撮其略，入于本传者耶？ 齐书书法用意处 为尊者讳
萧子显本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王嶷之子，故高帝本纪于“帝使王敬则结杨玉夫等弑宋苍梧王”之事不书，但云“玉夫弑帝，以首与敬则，呈送高帝。”此为尊者讳也。
其于受禅于宋顺帝之处，亦仿宋书例，载九锡文、禅位诏，绝不见篡夺之迹。然于顺帝逊位时，出东掖门，问“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则亦微露禅受事，皆高帝为之，而宋帝不知也。
郁林王无道，为萧鸾（即明帝）废杀，固无所隐讳。
扬明帝之恶 于海陵王纪则书“宣城王（即鸾）辅政，帝起居皆咨而后行，思食蒸鱼菜，大官答以“无录公命。”竟不与。见明帝之目无幼主，久视为机上肉也。七月，废帝，十一月，即称“海陵王有疾，数遣御医占视，乃殒之。”本纪直书其事，尤深著明帝悖逆之罪也。 明帝杀高、武子孙几尽，子显本高帝孙，幸而不死，于明帝有隐痛焉，故不复为之讳也。
见梁武义举
子显修书在梁武时，其叙（齐）郁林失德之处，不过六、七百字，叙（齐）东昏无道之处，则二千余字，甚东昏之恶，正以见梁武之兵以义举，此又作史之微意也。 见褚渊负恩 褚渊传，先叙“其在宋时，宋明帝在藩，与渊素善。及即位，深相委寄。临崩，驰召渊，付以后事。”而下即叙“其见萧道成（齐高），识为非常人。苍梧无道，道成与渊及袁粲谋废立，粲不肯，渊独赞成之。顺帝时，沈攸之事起，袁粲有异图，渊谓道成曰‘西衅易弭，公当先备其内耳。’道成遂杀粲。”传末又叙“其子贲，恨渊失节于宋，遂终身不仕于齐，以封爵让其弟蓁。”通篇于渊之失节处，不置一议，而其负恩丧节自见。
见王晏负义 又如王晏传，先叙“其在宋时，倾心于齐高，常参密议。至齐武帝更位任亲重，朝夕进见，言论朝事，自豫章王以下，皆降意接之。武帝临崩遗诏“以尚书事付晏，令久于其职。”及郁林无道，明帝辅政，谋废立，晏即响应，推奉明帝即位，晏自以为有佐命功。
见萧谌背信
又如萧谌传，先叙“其在武帝时，帝倚以心膂，密事皆使参掌。临崩，犹敕谌在左右宿直。郁林即位，更深委信。谌每出宿，帝通夕不寐，谌入乃安。明帝辅政，或不得进说，则托谌入内言之。”其亲信如此，而谌已潜附明帝。废立之际，郁林犹手书呼谌，而不知谌已为明帝领兵作先驱也！
见萧坦之无义
又萧坦之传，先叙“其在（齐）郁林时，亲信不离左右，得入内见皇后。”其见信如此。乃改附明帝谋废立，萧谌尚迟疑未敢举事，坦之曰“废天子何等大事！今曹道刚等已有猜疑，明日若不就事，弟有百岁老母，岂能坐受祸败？正应作别计耳！”谌遑遽，明日遂废帝，坦之力也。 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 失检处
古未有子孙为祖父作正史者，独子显为祖作本纪，为父豫章王作传，故于豫章传，铺张至九千余字，虽过于繁冗，然亦不失为显扬之孝思也。惟豫章乃高帝第二子，则应入高帝诸子传内，与临川王映等同卷，乃以临川等为高祖十二王，编在三十五卷，而豫章则另为一卷，编在二十二卷，与文惠太子相次，以见豫章之不同诸子，此则苟欲尊其父而于义无当也。 又宗室传，衡阳王道度、始安王道生，皆高帝兄也，自应编在高武诸子之前，乃高帝子在三十五卷，武帝子在四十卷，而道度等反在四十五卷，此亦编次之失检也。
至萧宝寅避梁武之难，逃入魏，封齐王，此岂得没其实？且和帝纪既称“宝寅入魏”矣，而宝寅传则云“中兴二年，谋反，诛。”（南史云“谋反，奔魏。”）岂子显修史时，宝寅在魏，尚无音耗，而以诛字了此局耶？（汲古阁本如是，或系传刻之误，当别求他本校对。）
至魏虏传，谓“魏太子晃以谋杀太武，遂见杀。”此盖仍宋书之误。又谓“魏文明太后冯氏，本江都人。太武南侵，掠得之。浚以为妾。”案冯后系长乐信都人，父西域郡公朗，为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诛，后没入宫，以选为后。初非江都人也。又云“其先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北俗以母为姓，故拓跋实李陵之后，然甚讳之。有言其是李陵之后者，辄见杀。”案魏、齐、周诸书皆无此说，则亦皆传闻之讹也。
齐书类叙法最善
齐书比宋书较为简净。
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传，过为铺张，此另有他意。
他如刘善明传所陈十一事，皆檃括（剪裁修改）其语载之。
张欣泰传所陈二十事，只载其一条，若宋书则必全载矣！
孝义传用类叙法，尤为得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立传，则竟遗之，故每一传，辄类叙数人。 如褚澄传叙其精于医，而因叙徐嗣医术，更精于澄。韩灵敏传，叙其妻卓氏守节，而因及吴康之妻赵氏、蒋隽之妻黄氏、倪翼之母丁氏。传不多而人自备载。
惟张敬儿传，忽载沈攸之与萧道成绝交书，及萧道成答书，共三千余字。与敬儿关涉者，不过攸之反闲敬儿，敬儿不从数语耳。而覶缕至此，未免喧客夺主。又柳世隆传，讨沈攸之时，有尚书符檄一篇。案宋书沈攸之传，亦有尚书符檄一篇，其文又不相同，此不可解也。
案类叙之法，本起于班固汉书。
如鲍宣传后，历叙当时清名之士：纪逡、王思薛、方郇越、唐林、唐尊、蒋诩、栗融、禽庆、苏章、曹竟等。货殖传后，类叙樊嘉、如氏、苴氏、王君、房豉、樊小翁等。
其后范蔚宗后汉书，董卓传叙李傕、郭氾、张绣等。公孙瓒传叙阎柔、鲜于辅等。
陈寿三国志王粲传后叙一时文人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及阮籍、嵇康等。卫觊传后叙潘勖、王象等。刘劭传后叙缪袭、仲长统、苏林、韦诞、夏侯惠、孙该、杜挚等。此本古法也。
齐书之后，梁书亦有此类叙法。
如滕昙恭传，因昙恭之孝而并及于徐普济被火伏棺之事。又因普济之孝，而并及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之事。又如叙何逊工诗，而因及会稽虞骞、孔翁归、江避等俱能诗。皆此法也。
以后惟明史用之最多。
梁书悉据国史立传
梁书本姚察所撰，而其子思廉续成之。（说见前）今细阅全书，知察又本之梁之国史也。各列传必先叙其历官，而后载其事实，末又载饰终之诏。此国史体例也，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
如昭明太子以其母丁贵嫔薨，武帝葬贵嫔，地不利于长子，昭明听墓工言，埋蜡鹅等物以厌之。后事发，昭明以忧惧而死。（事见南史及通鉴）而本传不载。 临川王弘统军北伐，畏魏兵不敢进，军政不和，遂大溃，弃甲投戈，填满山谷，丧失十之八九，此为梁朝第一败衄之事。（见南史及通鉴）而本传但云“征役久，有诏班师，遂退还。”绝无一字及溃败之迹。
他如郗皇后之妒、徐妃之失德、永兴公主之淫逆，一切不载。 可见国史本讳而不书，察遂仍其旧也。其显然可据者：
简文诸子：大器、大心、大临、大连、大春、大雅、大庄、大钧、大威、大球、大昕、大挚外，尚有：大款、大成、大封、大训、大圜，而俱无传；元帝诸子：方矩、方等、方诸外，尚有方略，亦无传。梁书谓“其余诸子，本书不载，故缺之。”所谓本书者，即梁朝国史也。
昭明有五子：豫章王欢、河东王誉、岳阳王察、武昌王敕、义阳王鉴，武帝以昭明薨，不立其子继统，故各封大郡以慰其心。今梁书欢等皆无传，惟誉有传，而与武陵王纪同卷。此必元帝时国史，纪与誉皆称兵抗元帝者，故同入于叛逆内也。 豫章王欢有子栋，为侯景所立，建号改元，未几，禅位于景。景败，元帝使人杀之，此亦当时一大事，而梁书无传。
贞阳侯明陷于齐，齐人立之，入主梁祀，为陈霸先所废。齐人征还，死于途，追谥曰“闵皇帝。”
又方等（元帝子）有子庄，敬帝时为质于齐，陈霸先将篡，王琳请于齐，以庄为帝，即位于郢州。后兵败仍入齐，封梁王。此亦皆梁末余裔之当传者，而梁书亦无传。 王琳当梁、陈革命之后，犹尽心萧氏，崎岖百战，卒以死殉。此尤梁室第一忠臣，所必当传者，而梁书亦无之。盖当敬帝时，王室多故，不暇立史馆，入陈以后，又莫有记之者，故无国史可据，而梁书亦遂不为立传。尤可见梁书悉本国史，国史所有则传之，所无则缺之也。南史增十数传，其有功于梁书多矣！（又兰钦有子京在东魏，刺杀高澄，应附其事于钦传后，梁书钦传绝无一字，南史钦传亦不附见，何也？）
梁书编传失检处 古未有创业之君，其母编入皇后传者。自沈约宋书始，梁书亦因之。
（梁）武帝即位，追尊其父顺之为文皇帝，母张氏为献皇后。于是皇后传内，首列张后。然顺之官职事迹已叙入武帝纪，未尝另作纪传，则张后生武帝有菖蒲花之祥，亦即叙于武帝纪可矣，乃特立一传，于诸后之首，是妻有传而夫无传，殊非史法。
又武帝兄弟九人，应立为宗室传。
如宋书之长沙王道怜、临川王道规是也。梁书乃变其例，编为太祖五王及嗣王四人。案太祖本武帝追崇其父之称，非及身为帝者，而以其子系之，已属位置失宜。既系之于太祖矣，则长沙王懿，太祖长子也，自应叙在太祖诸子之首，其余衡阳王畅、永阳王敷、桂阳王融，亦应以次叙入，总为太祖九王。乃以其没于齐朝，遂不为立传（前述四王），而转附见于其子嗣王传内，其意以临川王弘、安成王秀、南平王伟、鄱阳王恢、始兴王憺皆武帝登极后身受王封，故列为太祖五王，懿、畅、敷、融则身后追封者，故但传其嗣子，以别于生封之五王耳。然此九王，皆太祖子也，皆武帝所封也，五人则系之于父，四人则系之于子，强为区别，究属无谓。
既不立宗室传矣，而吴平侯景，武帝从弟也，不便附于太祖诸子内，又别无可位置，只得另立一萧景传，一似同姓不宗者。 此盖皆国史旧编之次第，国史本武帝时所修，以诸王皆武帝亲兄弟，若列作宗室传，转似推而远之。故修史者创为此例，而不知转多窒碍也。姚察修梁书，则已时代革易，自应改正，乃亦仍原书体例，何也？南史尽入之宗室传，较得矣！
梁书以萧颖胄附于其弟颖达传内，此却位置得宜。
盖颖胄与梁武同起兵，未及平建邺，先卒，既非梁臣，不便入功臣传内，而远族又不便入宗室传。齐书萧赤斧传后，虽附见之，然梁书终不可缺也，附颖达传极当。南史则亦附于赤斧传内，作齐宗室。
梁书多载饰终之诏 梁书诸王及功臣列传，必载其没后加恩饰终之诏。盖本国史体例如是。至修入正史，自应删除，以省繁复。
乃王茂传，诏曰“旌德纪功，哲王令轨，念终追远，前典明诰。”
吕僧珍传，诏曰“思旧笃终，前王令典，追荣加等，列代通规。” 南平王伟传，诏曰“旌德纪功，前王令典，慎终追远，列代通规。” 孔休源传，诏曰“慎终追远，列代通规，褒德酬庸，先王令典。”
篇篇如此，殊可呕哕。其后作史者，亦自知其芜冗，至蔡道恭、范云、冯道根、昌义之、周舍等传，则去此冒语，但存诏中述其生平功绩之处，斯较为得之矣！
梁书有知足传无方伎传
梁书有不必立传而立者，又有应立传而不立者。 处士之外另立知足一门， 其序谓“鱼豢魏略有知足传，谢灵运晋书有知足传，宋书亦有知足传，（今沈约书无此门，盖徐爰旧本也）故梁书亦存此门。”然所谓知足者，不过宦成身退，稍异乎钟鸣漏尽，夜行不休者耳。传中如顾宪之政绩，自可入良吏传。其余陶季直、萧视素辈，传之不胜传也。
至如方伎一门，累代所不废。梁时沙门释宝志，精于佛学，能知未来，其谶记往往流传后世，即其散见于各传者：
如南史梁武纪“天监中，宝志有诗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帝命周舍纪之。帝年三十八，克建邺；八十三，同泰寺灾；四月十四日，火起之日也。其言皆验。
王僧辨传“天监中，宝志有谶云‘太岁龙、将无理，萧经霜、草应死，余人散，十八子。’时人谓萧氏当灭，李氏当兴。遂有李洪雅起兵湘州，后为僧辨所败。” 徐陵传“陵数岁，家人携以见宝志，宝志摩其顶曰‘此天上石麒麟也。’” 此见南史者也。
即以梁书而论：
何敬容传“宝志谓敬容曰‘君后必贵，终是何败何耳！’及敬容为相，恐何姓者当为其祸，遂抑没宗族，无仕进者。后为河东王誉发其请嘱私书，遂及于败。此何败何之验也。
刘歊传“宝志遇歊于兴皇寺，惊曰‘隐居学道，精净登佛。’如此三说。”
此又见于梁书者也。
则其生平，必尚多可纪述。且王筠传“筠奉敕制开善寺宝志大师碑文，词甚丽逸。”是不惟为时人所敬信，并人主亦崇奉之，此岂得无传？乃梁书无方伎一门，遂少此传。南史附传于陶弘景之后，可补梁书之缺矣！
古文自姚察始
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愈，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
如韦睿传，叙合肥等处之功。昌义之传，叙钟离之战。康绚传，叙淮堰之作。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南史虽称简净，然不能增损一字也。
至诸传论，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郑公梁书总论，犹用骈偶，此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则姚察父子为不可及也。
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
陈书多避讳
陈书于“武帝之进公爵、封十郡，加九锡、进王爵、封二十郡、建天子旌旗，以及梁帝禅位，逊于别宫，陈武奉梁主为江阴王，行梁正朔。次年，江阴王薨，丧葬如礼。”一一特书，绝不见有逼夺之迹。此固仿照前史格式，当时国史本是如此。姚察父子，固不能特变其体也。 第本纪所讳者，恃有列传散见其事。
乃衡阳王昌，本武帝子，陷于周未回。武帝崩，从子文帝即位，而昌始归，文帝使侯安都往迎，而溺之于江。（见南史）本纪既但书“衡阳王昌薨。”而昌传亦但书“济江中流，船坏，以溺薨。”即侯安都传，亦但云“昌济汉而薨。”（南史昌传，则谓“济江于中流，陨之，使以溺言。”）初不见有被害之迹也。
始兴王伯茂，乃废帝伯宗之弟，与伯宗同居宫中。伯宗为宣帝所废，伯茂出就第。宣帝遣盗，殒之于途。陈书伯茂传，但谓“路遇盗，殒于车中。”亦隐约其词，不见被害之迹也。
不特此也。刘师知为陈武害梁敬帝，入宫，诱帝出，帝觉之，绕床而走，曰“师知卖我！”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见南史）此则师知弑逆之罪，上通于天，何得曲为之讳？乃陈书师知传绝无一字及之。但叙其议大行灵前，侠御不宜吉服一疏，并载沈文阿、徐陵、谢岐、蔡景历、刘德藻等各议，共三千余字，敷演成篇，以见师知议礼之独精。此岂非曲为回护邪？
又如虞寄本梁臣，侯景之乱，遁回乡里，流寓晋安，陈宝应厚待之。梁元帝除寄中书侍郎，宝应留不遣。后陈武代梁，宝应有异志，寄惧祸及，不受其官，尝居东山，著居士服。此不过知几能远害耳。其于陈武，未尝有君臣之分也。若以报韩为心，正应佐宝应拒陈武，乃反为书劝宝应臣于陈武，书中并称陈武曰“主上”、曰“今上”，以自托于班彪王命论。试思彪本汉臣，故宜归心于汉，寄非陈臣，何必预附于陈？当其不仕宝应，尚不失为洁身远害，及其推戴陈武，适形其望风迎合而已。而陈书专以此为寄立传，且详载其书千余字，欲以见其卓识高品。亦思寄之于陈武，有何分谊？而汲汲推奉耶？盖姚察父子本与刘师知及寄兄荔同官于陈，入隋又与荔之子世基、世南同仕，遂多所瞻徇，而为之立佳传也。南史于师知传明书其事，洵为直笔。而寄传亦全载其劝宝应之书，又无识甚矣！
萧子显姚思廉皆为父作传入正史
司马迁、班固、沈约作史，皆以其父入自序中，未尝另立父传，列于正史也。 惟萧子显作齐书，为其父豫章王嶷立传；姚思廉修陈书，为其父吏部尚书察立传，凡生平行事及朝廷之优礼、名流之褒奖，无一不纤屑叙入，故嶷传至七千余字，察传亦至三千余字。为人子者，得藉国史以表彰其父，此亦人之至幸也！
或疑嶷传只载其子子廉、子恪、子操、子行、子光而子显不载。当是子显亲为父作传，故隐己之名。
至察传并载思廉在陈为法曹参军，入隋为司法，似非思廉所自作者。
然传末云“察所撰梁、陈二史未毕功，虞世基奏思廉踵成之。自尔以来，稍有撰续。”云云，而不言思廉卒于何时，可见察传实思廉自作。
况察之父僧坦以医术著于梁代，官太医丞。所得赏赐，皆给察游学。事见南史。而陈书察传，但云“察父上开府增坦，知名梁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赏赐，皆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而不言以医术得幸，并不言官太医丞。盖思廉耻以方伎轻其家世，故讳之也。则察传系思廉自作，无疑也！
八朝史至宋始行 南北八朝史，宋书成于齐，齐书成于梁，魏书成于北齐，其余各史皆唐初修成。然虽成于唐初，而天下实未尝行也。
观苏洵等进陈书，云“陈书与宋书、魏、齐、梁等书，传之者少，秘书所藏亦多脱误。嘉祐六年，始诏校讎，因臣等言‘恐馆阁所藏，不足以定，请诏京师及天下藏书家，使悉上之。’至七年冬，始稍稍集，因得藉以参校。”
又刘攽等校北齐书，云“文襄纪，其首与北史同，而末多取魏孝静帝纪，其与侯景书则载梁书侯景传内。此外序列尤无伦次，盖原书已散佚，后人杂取北史及高氏小识等书以补之者。”
是宋时并已失其原本，虽购之天下，亦终无由订正也。 可见各正史在有唐一代，并未行世。盖卷帙繁多，唐时尚未有镂板之法，必须抄录，自非有大力者不能备之。惟南北史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世人所见八朝事迹，惟恃此耳。若无镂板之法，各正史盖已一部不存矣！
宋书武帝本纪所载晋帝进爵禅位诏策，无虑十余篇，南史只存九锡一策、登极告天策，其余皆删。此盖仿陈寿魏志旧式也。
汉献帝建安十八年，赐曹操魏公爵，封十郡、加九锡，既有策文。二十年，进操爵为王，裴注中有献帝诏二道。及禅位曹丕时，袁宏汉纪有诏一道，裴注中又有手诏三道，而寿志一概不载，仅存九锡策一道、禅位策一道。
南史删节宋书，亦只存九锡、禅位二策，固知仿寿志例也。 南北史子孙附传之例
传一人而其子孙皆附传内，此史记世家例也。至列传则各因其人之可传而传之，自不必及其后裔，间有父子祖孙各可传者，则牵连书之。
如前汉书之于楚元王（裔孙向、歆）、周勃（子亚夫）、李广（孙陵）、张汤（子安世，孙延寿）、金日磾（子安上）、疏广（兄子受）、萧望之（子育、咸、由）、翟方进（子宣义）、韦贤（子玄成）。 后汉书之于来歙（曾孙历）、邓禹（子训，孙骘）、寇恂（曾孙荣）、耿弇（弟国，子秉、夔）、窦融（弟固，曾孙宪，玄孙章）、马援（子廖、防）、伏湛（子隆）、梁统（子竦，曾孙商，玄孙冀）、桓荣（子郁，孙焉，曾孙鸾，玄孙典、彬）、班彪（子固）、班超（子勇）、杨震（子秉，孙赐，曾孙彪，玄孙修）、荀淑（子爽，孙悦）、陈实（子纪）。
三国志之于袁绍（子谭、尚）、公孙度（子康，孙渊）、曹真（子爽）、荀彧（子恽，孙甝）、钟繇（子毓）、王朗（子肃）、杜畿（子恕、预）、胡质（子威）、诸葛亮（子乔、瞻）、张昭（子承、休）、步骘（子阐）、吕范（子据）、朱桓（子异）、陆逊（子抗）、陆凯（弟允）。
代不过十余人。
然后汉书班彪与固为一传，班超与勇又为一传，一家父子尚各为传。三国志诸葛瑾与诸葛恪，父子也，而亦各为传。
其以子孙附祖父传之例，沈约宋书已开其端。
然如萧思话、萧惠开；徐羡之、徐湛之；谢弘微、谢庄；王宏、王僧达；范泰、范奕；王昙首、王僧绰；颜延之、颜峻，皆父子也。
檀道济、檀韶、檀只；谢晦、谢瞻，皆兄弟也。
犹各自为传，则以其事当各见，故不牵混，使阅者一览了如也。
若一人立传，而其子孙兄弟宗族，不论有官无官、有事无事，一概附入，竟似代人作家谱，则自魏收始。
收谓“中原丧乱，谱牒遗逸，是以具书支派。”然当时杨愔、陆操等已谓其“过于繁碎。”
乃南北史仿之而更有甚者。魏书一传数十人，尚只是元魏一朝之人。南北史则并其子孙仕于列朝者，俱附此一人之后。遂使一传之中，南朝则有仕于宋者，又有仕于齐、梁及陈者；北朝则有仕于魏者，又有仕于齐、周、隋者。每阅一传，即当检阅数朝之事，转觉眉目不清。
且史虽分南北，而南北又分各朝，今既以子孙附祖父，则魏史内又有齐、周、隋之人，成何魏史乎？宋史内又有齐、梁、陈之人，成何宋史乎？
又如褚渊、王俭为萧齐开国文臣之首，而渊附于宋代褚裕之传内，俭附于宋代王昙首传内，遂觉萧齐少此二人，刘宋又多此二人，此究是作史者之弄巧成拙！其后宋子京修唐书，反奉以为成例而踵行之，其意以为简括，而不知究非史法也。
案南北史仿魏书子孙附传之例，亦稍有不同。 魏书凡是某人之子孙，尽附于其传后。如朱端子孟允及弟珍，珍弟腾，腾弟庆宾，庆宾子清，皆但有官位，毫无事迹。
北史则删之，较为简净。
新唐书仿之，又更有别择，必其子孙有事可传者，附之，否则削而不书，尚不至如魏书、北史之代人作家谱也。
南史删宋书最多 南北史大概就各朝正史量为删减，魏书、宋书所删较多。然魏书尚不过删十之二三，宋书则删十之五六。盖宋书过于繁冗，凡诏诰符檄章表悉载全文，一字不遗，故不觉卷帙之多也。今就纪传所载，略摘于左： 本纪
刘裕诛桓玄后，晋帝还都，进裕都督一诏、一策，裕论起义诸人一疏、讨司马休之一表。桓玄余党尽平，晋帝褒策一道。裕讨刘毅符下荆州一檄。又请以侨人归土断一疏。讨司马休之，休之自诉一表。裕招韩延之一书，延之答裕一书。平洛阳后，进裕位相国、封十郡、加九锡一诏、一策。裕西伐，过张良墓，祭文一道。克长安后，晋帝进裕爵为王，加封十郡一诏。裕受宋公九锡之命，下令国中赦文一道。晋帝禅位一诏、一策、一玺书。群臣劝裕不许太史令骆达陈符瑞一表。即位告天一策。御太极殿一诏。特存王导、谢安等祀一诏。追论战亡将士一诏。遣使巡方一诏。增百官俸一诏。改旧制从宽一诏。优复、彭、沛三郡一诏。赦罪人一诏。置晋帝守陵户一诏。禁淫词一诏。兴学校一诏。悉载全文，不减一字。
南史惟载韩延之答裕一书，以见休之被伐之枉。及九锡文一、禅位策一，登极后告天策一，以见革易之典故。而其他概从删削。（太史令所奏祥瑞，宋书但括之云数十条。南史以宋书不载，反备载之。此亦好异之过）
至宋书列传。
如王宏传，载其辞爵一表。因旱求逊位一表。成粲与宏论彭城王不宜在外一书。宏自请彭城王入辅一疏，答诏一道。宏又请以相府事力全归彭城王一疏，答诏一道。其同伍犯法不罪士人应罪奴仆一事，载宏创议一疏，江奥一议，孔默之一议，王淮之一议，谢元一议，何尚之一议，又宏折衷一议。（案宏为宋名相，其请彭城王入辅一事，足见其逊让。至议同伍坐罪之事，岂足为相业？而连篇累牍若此耶？）
徐羡之传，载其归政三表。文帝诛羡之等一诏。
傅亮传，载其演慎一篇。
谢晦传，载其起兵诉冤一疏，尚书符其罪状一道，晦檄京邑一道，再诉冤一表，被擒在道作悲人道一篇。 王徽传，载其与江教辞官一书，二千余字。与王僧绰一书，二千余字。答何偃一书，二千余字。吊弟僧谦文一篇，二千余字。
郑鲜之传，载其议滕恬父丧不返仕宦如故一书，三千余字。弹刘毅一疏，一千余字。谏北伐一表，一千余字。
何承天传，载其谏北伐一表，五千余字。
何尚之传，载其铸钱一议，及沈演之一议。又袁淑止其致仕后再出一书。
谢灵运传，载其撰征赋一篇，一万余字。山居赋一篇，数万字。劝伐河北一疏，二千字。
颜延之传，载其庭诰一篇，四千余字。
袁豹传，载其讨蜀一檄。
沈攸之传，载萧道成罪状攸之一檄。
王僧达传，载其求守徐州一疏，一千余字。请解职一疏，二千余字。
孔灵符传，徙民一事，载江夏王一议，湘东王一议，沈怀文一议，王元谟一议，王升之一议。
颜竣传，铸钱一事，先载徐爰一议，沈庆之一议，江夏王一议。方载竣二议。又庾徽之劾竣一表。
顾觊之传，载其定命论，三千余字。
周朗传，载其答羊希书，二千余字。上言时政书，三千余字。 吴喜传，载明帝数喜罪一书，三千余字。 建平王宏传，载刘琎为宏诉冤一书，二千余字。 且不特此也。 邓琬传，虽无书疏，而专叙浓湖赭圻之战，至一、二万字，竟似演义小说。
又如记功册籍，宜乎卷帙之多也。
南史于此等处，一概删削，有关系者则檃括数语存之，可谓简净，得史裁之正矣。宜乎宋子京谓其“刊落酿词，过于旧书远甚也。”
南史过求简净之失
南史有过求简净而失之者。
王镇恶传“武帝谋讨刘毅，镇恶以百舸前驱，扬声刘兖州上，毅以为信然，不知见袭。”云云。
所谓刘兖州者，何人耶？是时毅有疾，求遣其从弟兖州刺史刘藩为副，故武帝伪许之，而镇恶假其号以袭之也。宋书所载甚明，南史不先叙明，遂觉兖州句突无来历。此犹不过文字之小疵也。
谢晦传，宋书载其被讨时自诉表云“若臣等颇欲执权，不专为国，初废营阳，陛下在远，武皇之子尚有童稚，拥以号令，谁敢非之？而溯流三千，虚馆三月，奉迎銮驾，血心若斯，易为可鉴。只以王宏、王昙首等，在陛下左右不除，臣等罔得专权，所以交结谗慝，成此乱阶。”此最为当日实情。 南史虽摘叙数语，而未能明其本志之无他，此则但求简净而未免太略而没其真也。 当徐羡之、傅亮、谢晦受武帝顾命，立少帝义符，而义符失德，羡之等谋欲废立。而庐陵王义真以次当立，又轻动多过，不任四海。乃先奏废义真，然后废帝，而迎文帝入嗣。其于谋国非不忠也。文帝即位之次年，羡之等即上表归政，则亦非真欲久于其权，而别有异图者。其曰“徐、傅执权于内，檀、谢分镇于外，可以日久不败。”此亦王华、王昙首等之诬词，而未必晦等之始念也。只以华、昙首等系文帝从龙之臣，急于柄用，而徐、傅、谢等受遗先帝，久任事权，不除去之，无由代其处。是以百方媒孽，劝帝以次翦除，然后已可得志。观于王华传谓“华见羡之等秉权，日夜构之于帝。”此可知三人之死，不死于文帝，而死于华及昙首等明矣！
宋书于（傅）亮传载其演慎一篇，见其小心畏祸，（谢）晦传载其自诉二表，见其本志为国，此正作史者用意所在，而南史尽删之，未免徒求文字之净，而没其情事之实矣！ 惟羡之等废少帝而又弑之，并杀义真，此则威权太恣，杀人两兄而北面事之，岂有不败者？毋怪华、昙首等之得逞其构陷也。霍光不学无术，仅废昌邑王使之归国；羡之等不学无术，乃更甚于霍光。当时范泰已预烛其必败，曰“吾观古今多矣，未有受遗顾托而嗣君见杀，贤王婴戮者也。”则虽无华等之倾陷，亦岂有自全之理乎？
南史误处
南史宋后废帝纪，谓“孝武二十八子，明帝杀其十六，余皆帝杀之。”
今案宋书，前废帝、明帝、后废帝三本纪及孝武诸子传：
孝武子新安王子鸾、南海王子师，则前废帝子业所杀也。 明帝所杀者，前废帝子业、豫章王子尚、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安王子孟、南平王子彦、庐陵王子舆、松滋侯子房、东平王子嗣，又子趋、子期、子悦，皆未封而为明帝所杀。 其余晋陵王子云、淮阳王子霄，及未封之子深、子凤、子元、子衡、子况、子文、子雍皆早夭。
是孝武诸子，为前废帝杀者二，明帝所杀者十六，殇者九。 南史孝武子传内，又有齐敬王子羽亦二岁而亡。 是孝武诸子，除前废帝及明帝所杀共十八人外，余十人皆夭死，并无为后废帝所杀者。
后废帝纪内，但有桂阳王休范、建平王景素举兵被杀之事，而非孝武子也。
然则南史所云“明帝杀十六，余皆后废帝所杀者”，实缪悠之词。即以南史各纪传核对，亦无后废帝杀孝武子之事，此李延寿之误也。
又檀韶传，谓“韶卒，子臻嗣位员外郎。”案宋书韶传“韶卒，子绪嗣。”臻则檀只之子也，在只传内。今以臻为韶子亦误。
南史增齐书处
南史于宋书，大概删十之三、四，以宋书所载章表符檄，本多芜词也。于齐不惟不删，且大增补。今以两书相校，惟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传，多所删削，其他则各有所增。姑摘录于左：
王俭传（增）
齐高帝（萧道成）为相，俭请间于帝曰“功高不赏，以公今日地位，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内和。俭又言“公若小复推迁，恐人情易变，七尺不能保。”帝笑曰“卿言不无理。”俭即曰“当令褚公知之。”帝曰“我当自往。”乃造渊，款言移晷，曰“我梦应得官。”渊曰“今授始尔，恐一、二年间，未容便移。”帝还告俭，俭曰“褚是未达事理。”乃即令虞整作诏。及高帝为太尉，以至受禅，诏策皆出于俭。此见俭倾心于齐高，为佐命功臣之处。
更定衣服之制：引汉书及魏都赋，为藩国侍臣服貂之证。又引晋典劝进表，定百僚致敬齐公之礼。引春秋曹世子来朝，定齐国世子之礼。及受禅改元，应特举郊祭之礼，立春在上辛后，仍应南郊之礼。正见俭深于礼学，为开国文臣之首。
褚渊传（增）
幼时父湛之有所爱牛堕井，湛之躬率左右救之，渊勿顾也。
湛之殁，有两府宝物在渊生母郭氏处，嫡母吴氏求之，郭不与，渊再三请，乃从之。
山阴公主见渊貌美，请于废帝，召以自侍，备见逼迫，渊终不移志。
时淮北已属魏，江南无鳆鱼，一枚直数千钱，或有饷三十枚者，门生请卖之，可得十万钱，渊悉以与亲游啖之，少日而尽。
后废帝时，袁粲知渊私于齐高，谓渊曰“国家所倚，惟公与刘丹阳及粲耳，愿各自勉，无为竹帛所笑。”渊曰“愿以鄙心寄公腹内。”然竟不能贞固。
齐高功业日重，王俭议加九锡，齐高恐渊不同，任遐曰“渊保妻子，爱性命，非有奇才，遐力能制之。”果无违异。
张敬儿传（增）
敬儿贫时，尝为襄阳城东吴泰家担水，通其婢，事发，逃空棺中，以盖加上，乃免。及建鹊尾军功，收籍吴氏家财数千万，并取所通婢为妾。
王敬则传（增） 生时，母为女巫，谓“应得鸣鼓角。”人笑曰“汝子得为人鸣鼓角，幸矣！”及长，与既阳县吏斗，谓曰“我若得既阳县，当鞭汝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阳县，我应作司徒公矣！”又尝至高丽，与其国女子私通，后将被收，乃逃归。后果得既阳令，昔日吏逃亡，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既阳，汝何时作司徒公邪？” 禅位时，宋顺帝逃入宫内，敬则将舆入宫，启譬令出，顺帝谓敬则曰“欲见杀乎？”答曰“出居别宫耳！官昔取司马家亦如此。”顺帝泣曰“惟愿生生世世，不复与帝王作因缘。”宫内尽哭。
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三司，徐孝嗣戏俭曰“今日可谓合璧。”俭曰“不意老子与韩非同传！”或以告敬则，敬则欣然曰“我南沙小吏，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复何恨！”
柳世隆传（增）
世隆初起兵应明帝，为孔道存所败，逃匿，其母、妻并絷在狱。时购世隆甚急，或斩一貌似者送道存，道存示其母、妻，母哭不甚哀，而妻号恸方甚，窃谓姑曰“今不悲，恐为人所觉，故大恸以灭其迹也。”
世隆性清廉，张绪曰“君当以清名遗子孙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不才，将为争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经。”
韦祖征乡里旧德，世隆虽贵，每为之拜，或劝祖征止之，答曰“司马公为后生楷法，吾何必止之？”
张瑰传（增）
安陆王缅行部雍州，见丐者，问“何不事产而行乞？”答曰“昔张瑰使君在州，百姓家得相保。后人苛虐，故至行乞。” 后拜太常卿，自以闲职，辄归家，武帝曰“卿辈未富贵，谓人不与；既富贵，那复欲委去？”
周奉叔传（增）
奉叔就王敬则求米二百斛，敬则以百斛与之，不受，敬则大惧，乃更饷二百斛。
敬则有一妓，帝令奉叔求之，奉叔径率左右，刀皆半拔，直入其家，敬则惧，跣足入内，既而自计不免，乃出呼奉叔曰“弟那忽见顾？”奉叔宣旨求妓，意乃释。
王广之传（增）
广之求刘所乘马，皇甫肃曰“广之敢夺节下马，当斩！”后广之破敌还，甚敬肃。亡后，肃转依广之，广之启为东海太守，其不念旧恶如此。
豫章王嶷传，南史所删最多，以此传本太冗，至八、九千字也。然又有增者：
是时武帝奢侈，后宫万余人，宫内不容，暴室皆满。嶷后房亦千余人，荀丕献书谏嶷，嶷咨嗟良久，为之稍减，又增。
嶷死后，忽见形于沈文季，曰“我未便应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药，使我痈不差；汤中又加一药，使我利（痢）不断，吾已诉先帝矣！”俄而太子薨。又尝见形于后园，呼直兵，直兵无手板，左右以玉板与之。出园后，直兵倒地，仍失玉板。
齐书皆无之，盖不欲见其父之中毒，且为文惠太子讳也。（嶷乃萧子显之父）
武陵王奕传（增）
幼时生母死，奕思慕不异成人，高帝令与武帝同居。
帝时甚贫，诸子学书无纸笔，奕尝以指画空中及画掌学字，遂工篆法。无棋局，乃破荻为片，纵横为之，指点行势，遂至名品。 后侍武帝宴，醉伏地，貂抄肉柈（盘），帝曰“污貂。”对曰“陛下爱其羽毛而疏其骨肉。”又尝在帝前，与竟陵王子良围棋，子良大北，豫章王嶷私劝其让，奕曰“生平未尝一口妄语。”执心疏婞，偏不知悔。
江夏王锋传（增）
其母张氏，为宋苍梧王逼取，又欲害锋，高帝乃匿锋于张氏村舍。 五岁学凤尾诺（署文曰“诺”，书如凤尾），一学即工。
武帝禁藩邸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惟许看孝子图，锋乃密使人买书。
锋善琴，帝欲试以临人，锋曰“昔邹忌鼓琴，齐威王委以国政。”遂出为南徐州刺史。
善与人交，幕僚王和赴益州任，来告，流涕曰“下官少来未尝作诗，今日违恋，不觉文生于情。” 锋工书，南郡王昭业谓武帝曰“臣书胜江夏。”帝曰“阇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业小名；阇梨，锋小名也。
明帝辅政时，锋危惧，深自晦迹。江祏曰“江夏王有才行而善能匿迹。”锋闻，叹曰“江祏遂为混沌画眉，益反敝耳！寡人声酒自耽，狗马是好，岂复一毫于平生哉！”尝著修柏赋以寓意。
见明帝，言次及遥光“才力可任。”锋曰“遥光之于殿下，犹殿下之于高皇，卫宗庙，安社稷，实有攸寄。”明帝失色。
后被杀，江教闻之，流涕曰“芳兰当门，不得不锄，其修柏之赋乎！” 宜都王铿传（增）
三岁丧母，及有识，闻知母死，悲祷，一夕果梦一女人云是其母，因向左右说梦中所见形貌衣服，皆如平生。闻者以为孝感。
善射，常插甘蔗于百步外，射之十发十中。 明帝诛高武诸子，铿咏陆机吊魏武云“昔以四海为己任，死则以爱子托人。”左右皆泣下。后果遣吕文显赍药至，正逢八关斋，铿从容谓曰“高帝昔宠任君，何事有今日之行？”答曰“出不得已。”乃仰药死。
又死后，见梦于其师陶宏景云“当托生某家。”宏景参访，果符。乃著梦记。
河东王铉传（增）
幼时，高帝尝昼卧缠发，旋上高帝腹弄绳，帝因以绳赐之。及崩后，铉以锦函盛绳，岁时开示，辄流涕呜咽。
被杀时，欣然曰“死生命也，终不效建安王乞为奴。”乃仰药死。 竟陵王子良传，所删亦最多。如谏遣台使督租一疏、请垦荒田一疏、谏租布折钱一疏、谏射雉二疏，共三、四千字。然亦有增者： 幼时，高帝为赣县令，其母裴后尝为高帝所怒，遣还家，已登路，子良不悦，帝曰“何不读书？”子良曰“娘今何在？何用读书？”帝乃召还裴后。
子良亡后，袁彖谓陆慧晓曰“齐氏微弱已数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尽，所余惟风流名士耳，若不立长君，无以镇四海。王融欲立子良，实安社稷，恨其不能断事，以至被杀。今苍生方涂炭，正当沥耳听之。” 鱼复侯子响传（增） 子响以董蛮为僚属，武帝闻之曰“人以蛮名，何得蕴藉？”乃改名为仲舒，谓“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对曰“昔董仲舒出自私庭，今仲舒降自天帝，故当胜之。”
晋安王子懋传（增）
幼时，母阮淑媛尝病危，请僧祈祷，有献莲花供佛者，子懋礼佛曰“若使阿姨病愈，愿佛令此花不萎。”七日斋毕，花更鲜好，当世称其孝感。 子懋被害，参军周英、防阁、陆超之、董僧慧皆抗节不屈。
王元邈执僧慧，僧慧曰“晋安举事，仆实与谋，今得为主人死，不恨矣！愿至主人大敛毕，退就死。”元邈许之，还具白明帝，以配东冶。子懋子昭基，年九岁，以方寸绢为书，探问消息，僧慧得书曰“此郎君书也。”悲恸而卒。
陆超之见子懋死，或劝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何足惧？吾若逃，非惟孤晋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有门生姓周者，谓杀超之可得赏，乃伺超之坐，自后斩之。及殡敛，周又助举，棺堕，压其头，折而死。闻者以为天道焉。
建安王子真传（增）
明帝使裴叔业就典签柯令孙杀之，子真走入床下，叩头乞为奴，不许，遂见害。
南海王子罕传（增）
母乐容寝疾，子罕昼夜祈祷，以竹为灯缵照夜，此缵一夕枝叶茂大，母疾亦愈。
巴陵王子伦传（增）
明帝遣茹法亮杀子伦，子伦镇琅玡，有守兵，恐其见拒，以问典签裴伯茂，伯茂曰“若遣兵取之，恐不可即办。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法亮乃令伯茂以酖逼之，子伦谓法亮曰“君是身家旧人，今衔此命，当由事不获已，此酒非劝酬之爵。”因仰之而死。其下因历叙典签之权重，谓“明帝杀诸王，悉典签所杀，无一人抗者。”孔圭闻之曰“若不立签帅故，当不至此。”（事见典签条内）
南史与齐书互异处
张敬儿传 齐书张敬儿传，谓“敬儿既得方伯，意知满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是敬儿本无大志。
南史则叙“其征荆州时，每见诸将，辄自言‘未贵时，梦村中社树，忽高数十丈。在雍州又梦此树高至天。’以此诱部曲。又为谣言，使讨儿歌之曰‘天子在何处，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谁？非猪即是狗。’敬儿本名苟儿，家在赤谷。敬儿少习武事，既从容都下，益不得志。”云，是明言敬儿有反志，与齐书本传不同。 盖李延寿好取新奇语入史，既采社树及童谣，则传不能又谓其意存知足也。
周奉叔传 齐书周奉叔传，谓“郁林欲诛宰辅（时明帝鸾方辅政），乃出奉叔为都督青、冀二州军事，以为外援。”
南史则谓“明帝辅政，令萧谌说帝，出奉叔为外援。又说奉叔以方岳之重，奉叔乃许。”是奉叔之出，乃明帝意，非郁林意也。 案奉叔勇力绝人，郁林欲诛宰辅，方倚以为助，岂肯出之于外？当是明帝谋废立，惧其在帝左右为难，故说帝出之。此则南史为得其实也。
竟陵王子良传
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子良在宋时，为邵陵王友。王名友，寻废此官，迁子良为安南长史。”
南史则云“宋道衰谢，诸王微弱，故不废此官。”两传迥异。
萧昭胄传
齐书萧昭胄传“东昏无道，昭胄与萧宣、胡松等谋，因东昏出行，闭城拒之。会东昏新起芳乐苑，月余不出，故事泄而败。”
南史则谓“朱光尚托鬼道，为东昏所信。光尚知昭、胄等谋，托言蒋王云‘巴陵王在外欲反。’故东昏不敢出四十余日，事败，乃伏诛。” 鱼复侯子响传
齐书鱼复侯子响传“子响杀台使尹略等，武帝遣萧顺之帅兵至，子响部下逃散，子响乃自服降，赐死。”
南史则云“顺之将发舟，时文惠太子素忌子响，嘱顺之‘早为之所，勿令生还。’顺之乃缢杀之。是子响之死，出文惠之意，自是实事。
齐书盖为文惠讳，且顺之即梁武之父，兼为顺之讳也。
南史增删梁书处 南史增梁书事迹最多。李延寿专以博采见长，正史所有文词，必删汰之，事迹必檃括之，以归简净。而于正史所无者，凡琐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迹，无不补缀入卷。而梁书本据国史旧文，有关系则书，无关系则不书。即有关系而其中不无忌讳，亦即隐而不书，故行墨最简，遂觉南史所增益多也。今略举其增删处，两相比较，可以见二书之大概也。（下见南史删梁书处、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等三条） 南史删梁书处
梁武本纪
“齐东昏无道，帝在雍州，使张弘策陈计于长兄行郢事懿，谋共起兵靖乱。”梁书载其语甚详。南史但云“使弘策陈计于懿，语在懿传。”盖梁书不立懿传，故以此叙于本纪，南史另立懿传，则以此详于懿传中，而本纪从略也。
帝平京邑，有肆赦一令、革除昏政一令、恤战亡将士一令、节省浮费一令。齐帝进帝爵梁公，九锡文一篇、百僚劝进文二篇。齐帝进帝爵为梁王一诏。齐帝禅位一诏、玺书一道。南史皆删之，但存九锡文一篇、劝进文一篇而已。（此仿陈寿之例，说已见梁书内）
简文纪
梁书有即位一诏、大赦一诏、大宝元年改元一诏，南史皆删之。
大宝二年，梁书书湘东王绎遣王僧辨讨侯景，擒其将任约、宋子仙等，南史亦删之，以此事叙入元帝纪，故简文纪不叙也。（梁书简文纪、元帝纪并叙，未免繁复）
元帝纪
梁书大宝二年，简文崩后，有王僧辨等劝进一表、答书一道、又劝进一表。大宝三年，帝讨侯景一檄。僧辨平侯景，又劝进一表。徐陵在魏，遣使劝进一表。帝即位一诏。南史皆删，只存僧辨等劝进一表而已。
王僧辨传
又僧辨传，齐文宣送梁贞阳侯萧渊明入为梁主，梁书载文宣与僧辨一书、僧辨一启、贞阳答僧辨一书、又一启、贞阳又答一书，南史亦尽删之。
梁书，元帝使鲍泉围河东王誉，久不克，乃使王僧辨代之。僧辨至，泉愕然曰“得王竟陵来助我，贼不足平矣！”僧辨既入，背泉而坐曰“鲍郎有罪，今旨使我锁卿，卿勿以故意相期。”此事既载于泉传，又载于僧辨传，殊属繁复。南史则详其事于泉传而僧辨传则略之。
沈约传 又沈约传，梁书载其郊居赋一篇，三千余字。将以见其恬适耶？则约本躁竞也！将以见其工于文耶？则约之工文，又不止此赋也！南史亦删之。 此皆南史删节之得当者也。
亦有不当删而删者：
本纪 武帝起兵时有檄文一道，正见伐罪除暴之不容已。南史不载，但云“移檄建业。” 及帝出沔，命王茂等围郢城，久不拔，西台遣席阐文来议，欲与魏连和，帝答以非策。此段文字最长，见帝之英断。南史亦不载。
萧昱传
梁书载其乞试用边州一表、武帝斥责一诏。南史尽删之。
许懋传 梁书载谏封禅国山一表，正见其征引之博，议论之正。南史亦尽删之，但云“帝见其议，称善”而已。此外亦无事迹可纪，则何必立此传耶？梁书贺琛传，载其论大功之末，不可冠子嫁女一议甚详。南史亦全载其文，以其有关于礼制也。懋封禅一表，所系更大，乃独删之，何耶？
王僧辨传 梁书王僧辨传，附其弟僧智逃入齐，并附徐嗣徽小传。此皆因僧辨之难，间关被害者，自应附见。而南史一概删之，此又不当删而删者也。
江淹传
至如江淹传，载其上建平王景素一书。盖仿汉书邹阳狱中上书例也。
陈伯之传 伯之奔魏，临川王宏北伐，使邱迟作书与伯之，伯之遂拥众八千以归。南史亦载其全文，以其文之工也。
任昉传
昉没后，诸子流离，刘孝标悯之，乃广朱公叔“绝交论”，南史亦载其全文，亦以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为千古所同慨也！此又见延寿之意存斟酌，不尽以删节为能者。
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
武帝纪（增）
皇考之薨，不得志。（武帝父顺之，在齐武帝时讨鱼复侯子响，缢杀之。齐武心恶之，顺之忧惧而卒。见齐书子响传）
至是郁林失德，齐明帝辅政。帝欲助明帝以倾武帝之嗣，乃与明帝谋废立等事。
齐明性猜忌，帝避时嫌，常乘折角小牛车以自晦。 晚年为侯景所制，临崩，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而崩。 元帝纪（增）
帝性情矫饰，多猜忌，于名无所假借，人有胜己，必加毁害。王铨兄弟有盛名，帝妒之，乃改宠姬王氏之父名琳，以同其父之名。忌刘之遴才，使人鸩之。虽骨肉亦罹其祸。始居母忧，依丁兰刻木为像。及武帝崩，秘丧逾年，乃发凶问，方刻檀为像，朝夕事之。其虚憍如此。
武陵之平，议者欲因其舟楫，迁都建业，宗懔、黄罗汉皆楚人，不愿移，帝亦不欲动，乃止。 西魏来攻，城将破，乃聚书十万卷，烧之。
在幽辱中，犹作四绝句。
徐妃传（增）
妃不见礼于元帝，二、三年始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知帝将至，先为半面妆待之，帝大怒。 妃性妒，见无宠之妾，便交杯接坐，才觉有娠，即手加刀刃。
先与瑶光寺智远道人私通，又与帝左右暨季江者淫通，季江每叹曰“柏直狗虽老犹能猎，萧漂阳马虽老犹骏，徐娘虽老犹尚多情。”
又有贺徽者色美，妃要之于普贤尼寺，书白角扇为诗赠之。
后为帝逼死，帝尝著金楼子，述其秽行。
昭明太子传（增） 丁贵嫔薨，太子求得善墓地，有卖地者欲以己地出售，乃赂奄人俞三副言于帝，谓“太子所得地不如己地，于帝最吉。”帝便命市之。既葬，有道士善图墓，谓“此地不利长子。”教以用蜡鹅诸物厌之。有宫监密闻于帝，帝遣检，果然。将穷其事，徐勉固谏而止。由是太子终以此惭惧，以及于薨。其后嗣亦不得立。
南康王会理传（增）
会理在建业，伺侯景出征，欲与柳仲礼等起事拒景。建安侯贲以谋告，会理遂被诛。
武陵王纪传（增）
纪在蜀十七年，积赀无数，厩马至八千匹，统兵东下，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每战则悬以示赏，而终不给。
临贺王正德传（增）
正德奔魏，又逃归，复西丰侯本封，益肆横。与弟乐山侯正则及潮沟董当门之子暹、南岸夏侯夔之子为“四凶”，尝杀人于道。其车服牛马，号“西丰骆马”、“乐山乌牛”，董暹金帖织成战袄。武帝诏责之，谓其“专为逋逃主”。劫掠行路，致京邑士女早闭晏开。徐敖失妻，横尸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乃夺为妾。又正德妹长乐公主适谢禧，正德与奸，乃烧主第，缚一婢，加金钏其手，声云“主烧死”，而藏于家，呼为“柳夫人”，生一子。其事稍露，后因夺张准雉媒，准于众中骂曰“雉媒非长乐主，何可掠夺？”皇太子恐帝闻之，亟为和解，乃送还雉媒。
萧懿传（增） 懿在齐功高枉死。武帝即位之日，即追封长沙郡王。第三日，追封兄敷及弟畅、融。逾月始追尊皇考、妣。先卑后尊，为识者所讥。
萧藻传（增）
藻出刺益州。先是邓元起在蜀，自以有克刘季连功，恃宿将，轻藻年少，藻怒，乃杀之。元起在蜀时，聚积如山，金玉为一室，曰“内藏”；绮縠为一室，曰“外府”。藻以“外府”赐将士，“内藏”送京，己无私焉。
临川王宏传（增）
宏统军北伐时，军容甚盛。既克梁城，诸将欲乘胜深入，宏闻魏援兵至，遂不敢进。吕僧珍亦赞之，裴邃曰“是行也，固敌是求，何难之避？”马仙鞞曰“但有前死一尺，何得退生一寸？”昌义之曰“吕僧珍，可斩也！岂有百万之师，轻言可退？”朱僧胡、辛生拔剑起曰“欲退，自退，下官当向前取死！”议罢，宏终不敢出。魏人遗以巾帼，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武。（韦睿也）”宏仍不进。于是军政不和，遂大溃而归。弃甲投戈，填满山谷，士卒丧失十之八九。 宏败后，常怀愧愤。有人伏于朱雀航，伺帝窃发。被获，称为宏所使，宏自辨无此事，帝乃宥之。
宏恣意聚敛，有库百间，帝疑其藏军仗，具馔至其家。宴半醉，曰“我欲履行汝后房。”见其积钱，百万标一黄榜，千万悬一紫标，凡三十余间。帝疑始释，大悦曰“阿六，汝生活大可！” 豫章王综尝为钱愚论以讥之，帝特以激宏，敕综曰“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而宏不知愧也。
宏又与帝女永兴公主私通，遂谋弑逆。会斋期，公主使二僮伺帝，丁贵嫔疑之，令宫帅擒获，称宏所使。帝杀二僮，秘其事，以漆车载主出，主恚死。 南平王伟传（增）
其世子恪刺郢州，侯景之乱，邵陵王纶至，恪以州让之，纶不受。
鄱阳王恢传（增） 其子修镇汉中，拒魏师，力屈乃降。宇文泰礼之，令还金陵。元帝方疑忌，修请输仗马而后入，及江陵，患发背卒。
其子咨，当简文为侯景所制，外人莫得见，惟咨以文弱得出入卧内，景恶之，遣人刺杀之。 沈约传（增）
约之先世田子、林子，为宋初开国功臣。案此二人功绩最著，本应入宋功臣传，约欲自夸其先世，故不入列传，而载于自序内。此私见也。梁书约传，删此二人，自属得体。延寿惟恐遗二人功绩，乃亦仍自序之旧而载之。延寿既作南史，则宋史亦其所作，何不补此二人于宋史内，而仍序于约传耶？
范云传（增）
云在齐朝时，豫章王嶷常在私第，不居东府。竟陵王子良亦好游，不常居石头。云言其非，乃各镇一城。
梁武将加九锡，云适中病，医者徐文伯谓“须一月愈，若欲速愈，恐二年不可复救。”云急于痊愈，以备佐命。文伯乃下火而床焉，重衾覆之，汗果出，遂愈。二年卒。
任昉传
梁书谓昉卒后，诸子皆幼，人罕赡恤之。故刘孝标为作“广绝交论”。（南史增）诸子并无术业，坠其家声，兄弟流离，不能自振，生平旧交，莫有收恤之者。
徐勉传（增）
勉掌选时，奏立九品为十八班，自是贪冒著以财货取通，守道者以贫寒见没矣！
朱异传（增）
异贪冒财贿，欺罔视听，四方馈饷，曾无推拒。起宅美丽，退直则酣饮其中。虑日晚，台门闭，先令卤簿，自家列至城门，城门不敢闭。声势所驱，薰灼内外。 以上皆增梁书而多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
又如萧藻传，增其弟猷、猷弟朗、朗弟明，及猷之子韶、韶弟骏也。
临川王宏传，增其子正仁、正文、正德、正则、正立、正表、正信，及正德子见理、正立子贲也。
南平王伟传，增其子恪也。鄱阳王恢传，增其子范、范弟咨、咨弟修、修弟泰也。
始兴王憺传，增其子亮、映、奕也。任昉传，增其子东里、西华、南容、北叟也。
此皆有补于梁书者也。
武帝纪（增）
帝兵围郢州，城将破，有毛人数百泣投黄鹄矶，盖城之精也。
帝东下，所乘船常有两龙导引，左右皆见之。
军至建业，围六门，东昏将檀和，绐东昏出战，因来降。时民间谓密相欺者为“和欺”，梅虫儿等曰“今日败于檀和，可谓“和欺矣。”
帝少时符瑞，及在位信奉佛教，重云殿游仙化生皆动，又海中浮鹄山女子献红席等事。
简文纪（增）
昭明太子梦以己班剑授简文，已而昭明薨，简文果为皇太子。 元帝纪（增）
生时符瑞。武帝梦眇目僧执香炉托生宫中，适采女阮姓侍侧，始褰帷有风回裾，武帝竟感，幸之，遂生帝。
帝工书善画，自图宣尼像，为之赞，人称“三绝”。自承圣三年主衣库，有黑蛇丈许，数十小蛇随之。帝恶之，左右曰“钱龙也。”乃取数千万钱镇其地以厌之。又有蛇落帝帽上，所御肩舆中有小蛇蜿蜒其中。又有龙腾空去，六、七小龙随之，群鱼腾跃，坠死于地。未几，江陵陷，为西魏所灭。
郗皇后传（增） 后酷妒，及终，化为龙入宫通梦于帝，或见形。帝体将不安，龙辄激水，腾涌于露井上，常置银辘轳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终身不复娶后。
丁贵嫔传（增） 郗后遇之无道，常使日舂米五斛，每中程，若有神助者。
昭明太子传（增）
武帝在襄阳起兵时，尚未有子，在途闻太子生，又徐元瑜降，而萧颖胄死，人以为同时三庆。
又太子十二岁时，见狱官持案牍，问左右“我得判否？”即取来，皆署“杖五十”，有司不敢行，具以闻帝，帝笑而从之。
南康王会理传（增）
会理在湘州行事，刘纳尝禁其所为。会理乃诬以赃贿，收送建业，纳曰“我一见至尊，当使汝等知。”会理遂使人杀之于路，百口俱尽。
广陵王续传（增）
元帝母阮得幸，由丁贵嫔之力，故元帝与简文帝相得，与续亦少相狎。长而相谤。元帝自荆州还京，携所宠李桃儿俱归，时宫禁门户甚严，续奏之，元帝惧，遂先送桃儿还荆，所谓“西归内人”也。后续死，元帝在荆闻之喜跃，屧为之破。
又续好聚敛，临终，启上金银器千余件，帝乃知其多财。谢宣融曰“王之过，如日月之蚀，欲令陛下知之，故终不隐。”帝意乃解。
武陵王纪传（增）
纪初授扬州时，帝于诏书内增数语曰“贞白俭素，是其清也；临财能让，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无留，是其勤也。”后使都督益州，纪辞以远，帝曰“天下若乱，惟益州可免，故以处汝，汝念我老，我犹当再见汝还益州也。”
临贺王正德传（增）
正德奔魏时，为诗纳火笼中，即咏火笼曰“桢干屈曲尽，兰麝氛氲消，欲知怀炭日，正是履冰朝。”至魏，称“被废太子”，萧宝夤在魏，请杀之，不果。
萧昂传（增）
有一女子，年二十许，散发黄衣，在武窟山石室中，不甚食，或饮少酒、鹅卵一、二，故人呼为圣姑，求子多验，造之者满山谷。昂呼问，无所对，以为妖，鞭之二十，创即差，失所在。 萧业传（增）
其父懿被害时，业与二弟藻、象俱逃匿王严秀家，东昏收严秀付狱，考掠备至，至以钳拔手爪，至死不言，乃免祸。
业以私米购甓，助修城工，武帝嘉之，出刺湘州。有二虎，无故毙于道，有人谓“刺史德政所致。”言讫不见。
萧藻传（增）
其从孙韶为童时，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皆资于信。后入梁，韶镇郢州，信过之，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不能堪，乃径上韶床，践踏肴馔，直视曰“官今日形容大异。”韶甚惭。
永阳王敷传（增） 敷仕齐为随郡内史，有美政，齐明帝谓徐孝嗣曰“学士不解治官，闻萧随州置酒清谈，而路不拾遗。”
南平王伟传（增）
其世子恪为雍州刺史，任用其客江仲举、蔡薳、王台卿、庾仲雍，百姓每有诉，必数处输钱，民间歌曰“江十万，蔡五百，王新车，庾大宅。”武帝闻之，为接其句曰“主人愦愦不如客。”
范云传（增）
云在齐时，与明帝说梦“见太宰文宣王之事”，明帝哀感，待其子昭、胄等稍弛。 江祏尝求云女结婚，以剪刀为聘。及祏贵，云曰“荆布之室，理隔华盛。”乃还其剪，祏别结姻焉。
梁武少与云相得，云乃筑室相依，帝每至其家，云妻辄闻跸声。
又尝与云宿顾僧皓舍，皓妻方产，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云谓帝曰“王当仰属，相以见归。”后果验。 江淹传（增）
晚年才思微退，梦张景阳向其索锦，淹探怀中数尺与之，景阳曰“那便割裂都尽？”顾见邱迟曰“余此数尺，聊以遗君。”又梦郭璞向其索笔，淹即以五色笔与之。尔后为诗，终无新句。
任昉传（增） 昉在齐东昏时，纡意于梅虫儿，得中旨用为中书令，往谢尚书令王亮，亮曰“卿宜谢梅，那忽谢我？”
时人称“任笔沈诗”，昉以为病，晚节更好作诗，欲以倾沈，而用事过多，属词不得流便，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叹矣！
王僧孺传（增）
僧孺论素问中用砭石事，谓“古人以石为针。”许慎说文所谓“以石刺病也。”
又载晋、宋以来，谱学散乱一事。 又附同时文人：虞羲、邱国宾、萧文炎、邱令楷、江洪、刘孝孙、徐夤等，因叙文炎等击钵立韵，响灭而诗成等事。
胡僧祐传（增）
僧祐尝以所加鼓吹，置斋中自娱。或言“此是公羽仪，公名位已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爱之，恒须见耳。”出游亦以自随。
阴子春传（增）
青州有神庙，刺史王神念毁之，栋上一大蛇，长丈余，遂入海。子春夜梦一人，乞地安置。乃办牲醴请召，安置一处。夜梦前人来谢曰“当以一州相报。”后果因破魏兵，授南青州刺史。
杜岸传（增）
岸为萧察所擒，察母数岸罪，岸斥之为“老婢”，察命拔其舌，脔其肉而烹之，尽灭诸杜，发其冢墓。及建业平，杜崱兄弟亦发安宁陵以报。
以上所增，皆琐言碎事，无甚关系者。李延寿修史，专以博采异闻，资人谈助为能事。故凡稍涉新奇者，必罗列不遗，即记载相同者，亦必稍异其词，以骇观听。
如羊侃传，谓“武帝新造两刀槊，长丈四尺，令侃试之。”南史则谓“长二丈四尺。”梁书谓“侃挽弓至十余石。”南史则云“二十石。”皆欲以奇动人也。
然有时采掇过多，转觉行文芜杂者。
如豫章王综传，正叙“综奔魏后，梁兵大溃而归，为魏兵抄掠”，而因及“任焕乘骓马走，为抄伤足，歇桥下，抄者又至，焕足伤不能上马，马跪其前蹄，焕遂得骑而逸。”
又如王僧辨传，正叙“其攻郢州，入罗城”，忽又叙“有大星如车轮，坠贼营，去地十余丈。又有龙五色，光耀入鹦鹉洲水中”等事。平郢州后，正叙“其进兵浔阳”，忽又叙“军中多梦周、何二庙神云‘吾已助天子讨贼，乘朱航而返日，已杀景矣！’同梦者数十百人”等事。及“师至鹊头，风浪大作，僧辨仰天告誓，风遂止息”，忽又叙“群鱼跃水飞空，官军上有五色云，双龙夹槛”等事。既复京师，又奉命征陆纳，方叙“纳据长沙拒守”，忽又叙“天日清明，俄而大雨，时人谓为‘泣军’，咸知纳必败也。又有两龙自城西江中腾跃升天，遥映江水。父老咸悲曰‘地龙已去，国其亡乎！’”
诸如此类，必一一装入，毋怪行文转多涩滞，不如梁书之爽劲也。
梁南二史岐互处 长沙嗣王业传
梁书叙其父懿，当东昏无道，崔慧景奉江夏王宝元围台城，东昏征懿赴援，懿在历阳，即投箸而起，进兵击败慧景，乃加懿侍中尚书令，而幸臣茹法珍等忌懿功高位重，寻构，东昏赐死。
南史懿传则谓懿率兵入援时，武帝遣虞安福劝懿“诛贼后即勒兵入宫，行伊、霍故事，若放兵受其厚爵，必生后悔。”懿不从，遂及于难云。
案懿在历阳闻诏即赴，一、二日已达京师，败慧景时，武帝方在襄阳，距京二千里，岂能逆知其事？而遣使在未平彗景之先，此必误也。梁书本传，无武帝劝懿废立之事，南史慧景未反前，武帝遣赵祖悦劝懿兴晋阳之甲，当即此一事，而系之于两处耳。
邵陵王传
梁书载：其少年为丹阳尹时，侵渔细民，为少府丞何智通所奏，纶使戴子高刺杀智通，智通子诉于阙下，帝令围纶第，捕子高，纶匿之，竟不出，坐是罢官，后复爵。其载纶之不善如此而已。 南史则增：纶因帝敕责，乃取一老公类帝者，加以衮冕，朝以为君，自陈无罪，旋即剥褫而挞之于庭。又因昭明太子薨，帝立简文为太子，纶以为非，乃伏兵于莽，常伺车驾。有张僧幸知之，谋颇泄。又献曲阿酒百器，帝以赐寺人，饮之而薨，帝由此始不自安，每加卫士以警宫禁云。
案纶当侯景之变，率兵赴援。钟山之战最力，后兵败而逃，闻湘东王绎以兵围河东王誉，作书劝湘东“息家门之愤，赴君父之难。”湘东不听，反以兵逼纶，纶遂遁入齐昌，尚思匡复，为西魏兵所攻，被杀。是纶非肆逆者。且帝既先防其为乱，加卫士防之矣！侯景反时，岂肯又加以征讨大都督之权，令其统诸军讨贼乎？此亦必南史好采异闻，而不究事之真为也。
至武陵王纪传 梁书谓：侯景之乱，纪不赴援。
南史则谓纪先遣世子圆照领兵三万，受湘东王绎节度，绎令且驻白帝，未许东下。及武帝凶问至，纪总戎将发，绎又使胡智监至蜀止之。
是纪未尝不发兵也，而梁书所谓不发兵者，盖本元帝时国史。元帝既杀纪，欲著其逆迹而有是言。所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此事当以南史为正。 王僧孺传
梁书载其为南康王长史时，被典签中伤去职奉辞王府一笺，凡千余字。案笺内有云“去矣何生，高树芳烈”之语，既辞王府，何以独称何生？殊不可解。
南史虽删此文，而谓僧孺将去，有友人何炯犹在王府，僧儒与炯书以见意。然后“何生”句始明。盖别何炯书，非辞王府笺也。此又可见南史详细处。
至任昉传
梁书、南史俱谓昉出为新安太守，卒于官。而刘孝标广绝交论，有云“瞑目东粤，藐尔诸孤，流离大海之南，寄命瘴疠之地。”是则昉殁于粤，非殁于新安也。二书俱误。
南史于陈书无甚增删
南史于他书多所增删，独至陈书则甚少。今以两书比对：
如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侯瑱、欧阳頠、吴明彻、黄法、淳于量、章昭达、程灵洗等传，大概相同，但稍节其字句耳。
其陈书所有而南史删之者：
周铁虎传，删马明战死之事。任忠传，删后主幸臣沈客卿、施文庆弄权误国之事。华皎传，删戴僧朔、曹庆、钱明本、鲁闲、席慧略等附见之事。傅縡传，删其明道论一篇。沈炯传，删其请终养一疏、答诏一道。江总传，删其修心赋一篇而已。
其陈书所无而增之，及陈书所略而详之者：
如萧摩诃传：随将贺若弼兵至建业，鲁广达力战。贺若弼与七总管兵八千人各勒阵以待之，弼躬当广达，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余人，弼纵烟以自隐，窘而复振。陈人得人头辄走献后主取赏，弼更趋孔范军，范败走，陈军遂溃。隋将擒萧摩诃送弼，弼以刀临颈，辞色不挠，乃释而礼之。
又陈慧纪传：慧纪闻随师攻建业，先遣吕肃据巫峡，以铁锁横江，四十余战，隋军死者五千余人，陈军尽取其鼻以邀赏，既而隋军获陈卒则纵遣之。别帅廖世宠诈降于隋，欲烧隋舰，风浪大起，火反烧陈船，陈军大败。慧纪尚率兵东下，隋晋王广遣使以慧纪子来谕降，又使降将樊毅等谕上流城戍悉解，慧纪不得已，乃降。 此陈书所略而详之者也。
任忠传：忠降隋，数年而死。隋文帝谓群臣曰“平陈之初，我悔不杀任蛮奴。受人荣禄，兼当重寄，不能横尸，而云无所用力，与宏演纳肝何其异也？” 傅縡传：縡以直谏死，死后有蛇屈尾来上灵座，去而复来，百余日时时有弹指声。
吴明彻传：明彻为周所擒，封怀德郡公。
义阳王叔达传，陈书止载其入隋为绛郡通守。南史并载其入唐为礼部尚书。
此皆陈书所无而南史增之者也。
其余但删减行墨而绝无添列事迹，盖李延寿修南北二史，阅十七年，至修陈书则已精力渐竭，故不能多为搜辑耳。
南史与陈书岐互处 南史于陈书虽无甚增删，然如衡阳王传，直书其为文帝所害。始兴王伯茂传，直书其为宣帝所害。刘师知传，直书其害梁敬帝之事。使奸恶不能藏匿，此最有功于陈书。（事俱见陈书避讳条内）
其他有与陈书岐互者：
长沙王叔坚传：陈书谓后主待坚渐薄，坚不自安，乃为左道祈福，刻木作偶人，衣以道士服，昼夜醮之。有人上书告其事，后主令宣敕责之，坚曰“非有他故，但欲求亲媚耳。”是左道厌魅，叔坚实有其事也。南史则云后主阴令人造其厌魅之具，又令人告之，案验令实。是叔坚本无此事，而后主诬陷之耳。
又江总自序“太建之末，权移群小，屡被摧黜，生平惟奉佛教，深悟苦空。”陈书本传谓此序时人谓之实录。南史则谓此叙识者讥其言迹之乖。惟此二传二书岐互，观于江总谄事后主，与自序不同，则亦当以南史为定也。
宋齐多荒主
古来荒乱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如江左宋齐两朝之多者。宋武以雄杰得天下，仅三年而即有义符。文帝元嘉三十年，号称治平，而末有元凶劭之悖逆。孝武仅八年而有子业。明帝亦八年而有昱。齐高武父子仅十五年而有昭业。明帝五年而有宝卷。统计八、九十年中，童昏狂暴接踵继出，盖劫运之中，天方长乱，创业者不永年，继体者必败德。是以一朝甫兴，不转盼而辄覆灭，此固气运使然也。今摘于左：
宋少帝义符
武帝之长子也。善骑射，解音律。即位后，所为多乖戾。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 徐羡之等废立之夕，帝方游天泉池，即龙舟而寝，诘朝未兴，兵士进杀二侍者，并伤帝指，扶出东合，收玺绶，群臣拜辞，以皇太后令，废为营阳王，遂徙于吴郡。未几，羡之等使中书舍人邢安泰弑帝于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受制，突走出昌门，追以门阖，踣之而殒。
前废帝子业
孝武帝长子也。幼而狷急，在东宫，每为孝武所责。孝武西巡，帝参承起居，书迹不谨，孝武责之曰“书不长进，此是一条耳。”
初即位，受玺绂，傲然无哀容。始犹难诸大臣及戴法兴等，既杀法兴，于是又诛群公。
太后疾笃呼帝，帝曰“病人闲有鬼，那可往？”太后怒，谓侍者曰“将刀来，破我腹，那得生此宁馨儿？” 山阴公主，帝姊也，淫恣过度，帝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每出，使公主与朝臣共陪辇。
自以在东宫时不为孝武所爱，将掘其景宁陵，太史言“不利于帝”而止，乃纵粪於陵，骂孝武为齇奴。
又掘殷贵妃墓，忿其在孝武时专宠也。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帝之姑也，纳之宫中，立为贵嫔，改姓谢氏，杀一婢，假称公主薨逝，以鸾辂龙旗，送还其家。
又忌诸父建安王休仁、湘东王彧（即明帝）、山阳王休祜，聚之殿内，殴捶陵曳，无所不至。三王并肥壮，帝以笼盛之，彧尤肥，号为“猪王”，号休仁为“杀王”，休祜为“贼王”。尝以木槽盛饭，纳诸杂食，搅和之，裸彧入地坑中，令以口就槽食之，以为欢笑。令左右淫休仁生母杨太妃，备诸丑状。又令淫南平王敬猷母，不从，即杀敬猷及其弟敬先、敬渊。时廷尉刘蒙妾有孕，帝迎入宫，冀生男，立为太子，会彧尝忤旨，帝裸之，缚其手脚，以杖贯之，使担付大官即日屠猪，休仁笑曰“未应死。”帝问其故，休仁曰“待皇子生，杀猪作汤饼。”帝意解，乃一宿出之。
将南巡荆湘，期旦杀彧、休仁等，然后发引。是夜彧与帝幸臣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儿密结帝左右寿寂之、姜产之等十一人，共谋杀帝。先是帝游竹林堂，使妇人裸身相逐，一妇人不从，命斩之。夜梦一女子骂其悖虐无道，帝怒，于宫中求得貌类所梦者，戮之。是夕又梦所戮女骂曰“汝枉杀我，我诉上帝矣。”至是巫言此堂有鬼，帝与山阴公主及六宫彩女数百人捕鬼，帝亲射之，事毕，将奏乐，寿寂之怀刀入，姜产之为副，诸姬皆走，帝亦走，追及之，大呼“寂寂”者三，手不能举，乃被弑。
后废帝昱
明帝之长子也。五、六岁即能缘漆竿去地丈余，食顷方下。渐长，喜怒乖节，左右失旨者，手加扑打。 及即位，内畏太后，外惮大臣，未得肆志。三年后，好出入，单将左右，或十里，或二十里，或入市中，遇慢骂则悦而受焉。四年后，无日不出，与解僧智、张五儿恒夜出承明门，夕去晨返，晨去暮归，从者并执鋋矛，道上男妇及犬马牛驴，值无免者。人间白昼不开门，道无行人。
尝著小裤褶，不衣冠，有白棓数十、钳凿刀锯不离左右，为击脑槌阴剖心之诛，日有数十，至尸卧流血然后快。左右人见之有颦眉者，帝即令正立，以矛刺之。
曜灵殿养驴数十头，所自乘马，养于御床侧。与右卫营女子私通，每从之游，持数千钱为酒肉费。出逢婚姻葬送，辄与挽车小儿群饮以为欢。
既杀阮佃夫，佃夫有腹心人张羊逃匿，后捕得，自以车轹杀之。杀杜延载、杜幼文，皆手自脔割。察孙超有蒜气，剖腹视之。执盾驰马，自往刺杜叔文于元武湖北。闻沈勃多宝货，往劫之，挥刀独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骂之曰“汝罪逾桀纣。”遂见害。 帝尝露车一乘以出入，从数十人，羽仪追之恒不及，又各虑祸，亦不敢追，但整部伍别在一处瞻望而已。
凡诸鄙事，遇目即能。锻鋠裁衣作帽，无不精绝。未尝吹篪，执管便韵。
天性好杀，一日无事即惨惨不乐。内外忧惶，夕不及旦，萧道成与直阁将军王敬则谋之。 七月七日，帝微行出北湖，张五儿马坠湖，帝自驰骑刺马，屠割之，与左右作羌胡伎为乐。又于峦冈赌跳，后往青园尼寺、新安寺偷狗，就昙度道人煮之，饮酒。杨玉夫尝有宠，忽然见憎，见辄切齿曰“明日当杀小子。”是夜令玉夫伺织女渡河来报，因与内人穿针讫，大醉，卧于仁寿殿东阿毡幄中。王敬则先结玉夫及陈奉伯、杨万年等二十五人。是夕，玉夫候帝眠熟，与万年同入毡幄，取千牛刀杀之。
齐废帝郁林王
武帝之孙，文惠太子之子也。文惠早薨，武帝立为皇太孙。性辨慧，阴怀鄙慝。与左右无赖二十余人，共衣食卧起，妃何氏择其中美者，皆与交欢。密就富人求钱，无敢不与。凡诸小人皆预加爵位，许以南面之日，即便施行。师史仁祖、侍书胡天翼惧祸，皆自杀。
文惠太子每节其用度，帝谓豫章王妃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反是大罪，不如市边屠沽。”文惠疾及薨，帝侍疾、居丧，哀容号毁，见者皆呜咽，才还内室，即欢笑饮食，备极甘滋。葬毕，立为皇太孙，武帝过往东宫，帝迎拜，号恸欲绝，武帝自下舆抱持之，以为必能负荷也。帝令女巫杨氏祷祠速求天位，文惠之薨，谓由杨氏之力。又令祷祈武帝晏驾。武帝疾甚，帝与妃何氏书，纸中央作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绕之。武帝临崩，谓曰“五年之中一委宰相，五年以后，勿复委人。”执帝手曰“阿奴，若忆翁，当好作。”如此者再。大敛始毕，即呼武帝诸伎奏乐。
又好狗马，即位未旬日，即毁武帝招婉殿作马埒，驰骑而坠，面额并伤，称疾不出者数日。多聚名鹰快犬，饲以梁肉。武帝梓宫下渚，帝于端门内奉辞，便称疾还内，奏胡伎，鞞铎之声，响震内外，王敬则问萧坦之曰“不太忽忽邪？”坦之曰“此是内人哭响彻耳。”山陵之后，微服游市里，多往文帝陵隧中与群小作诸鄙亵，掷涂赌跳，放鹰走狗。 极意赏赐，动至数十万，每见钱曰“我昔思汝，一个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钱，上库五亿万，斋库三亿万，金银布帛不可胜计。未期年，用已过半。以诸宝器相击，剖碎以为笑乐。好斗鸡，买鸡价至数千。 徐龙驹为后宫舍人，日夜在宫内，帝与文帝幸姬霍氏私通，改姓徐氏，龙驹劝长留宫中，声云度霍氏为尼，以余人代之。皇后亦淫乱，斋阁通夜洞开，内外无别。
西昌侯鸾（即明帝）使萧谌等诛幸臣，曹道刚、朱隆之等率兵自尚书省入，王晏、徐孝嗣等继进，帝在寿昌殿，方裸身与霍氏相对，谌兵入宫，帝走向徐姬房内，拔剑自刺，不入，以帛缠头颈，舆接出西弄，遇弑。 齐废帝东昏侯宝卷 明帝第二子也，以母后故，立为皇太子。在东宫好弄不喜书学，尝夜捕鼠达旦以为乐。
明帝临崩，嘱以后事曰“作事不可在人后。”故委任群小，诛杀大臣。性讷涩少言，不与朝士接。
恶明帝灵在太极殿，欲速葬，徐孝嗣力争，得逾月。每当哭，辄云喉痛。羊阐入临，无发，号恸俯仰，帻遂落地，帝大笑曰“此秃秋啼来乎！” 自江祏等诛后，无所忌惮，日夜戏马击鼓吹角，左右数百人叫杂，以羌胡横吹，诸伎尝以五鼓就卧，至晡乃起。
王侯朝见，至晡乃得前，或际暗遣出，台阁奏案不知所在，阉竖以纸包裹鱼肉还家，并是五省黄案也。元旦朝会，食后方出，礼才毕，便还西序寝，百僚陪位者，自巳至申，皆僵仆。
拜潘妃为贵妃，乘卧舆，帝骑马从后。
著织成裤褶金薄帽、七宝槊金银校具等，各有名字。戎服急装，不避寒暑，陵冒雨雪，驰骋坑井，渴辄下马，取腰边蠡器酌水饮之。乘具惧为雨湿，织杂采珠为覆。
好为担幢，初学时，幢每倾倒，其后白虎幢七丈五尺，齿上担之，折齿不倦。
黄门五、六十人为骑客，又选无赖善走者为逐马。置射雉场二百六十处，翳中帷幛皆红绿锦为之。金银镂弩牙，玳瑁帖箭。每出，与鹰犬队主徐令、孙翳，队主俞灵韵齐马而走，又不欲人见之，驱逐百姓，惟置空宅，一月率二十余出。既往无定处，尉司常虑得罪，东行驱西，南行驱北，应旦出，夜便驱逐，打鼓踏围，鼓声所闻，便应走避，避不及者，应手格杀。从万春门东至郊外数十里，皆悬幔为高幛，处处禁断。疾病者悉扛移无人，扛者扶匐道侧，吏司又捶打，绝命者相继。有弃病人于青溪边者，吏惧帝见，推置水中，须臾便死。魏兴太守王敬宾新死未敛，家被驱，不得留视，及还，两眼已为鼠食尽。有一妇人当产不能去，帝即剖其腹看男女。长秋卿王儇病笃，不得留家，乃死于路边。丹阳尹王志被驱，狼狈步走，藏酒炉边，至夜半方得归。蒋山定林寺一僧病，不能去，立杀之，左右韩晖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见獐鹿亦不射耶？”
璇仪等殿及华林秘阁三千余间尽被火烧，有左右赵鬼者能诵西京赋云“柏梁既灾，建章是营。”于是大起芳乐、芳德等殿。
又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饰以金璧。庄严寺有玉九子铃，外国寺佛面有光相，禅灵寺塔有诸宝珥，皆剔取以为殿饰。又凿金为莲花，使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莲花也。”潘氏服御，极选库物，不周贵市，人间金宝，价皆数倍，琥珀钏一只，直百七十万。又订出雄雉头鹤氅白鹭缞，百品千条，无复穷已。
亲幸小人，因缘为奸，科一输十，百姓困穷，号泣满路。凡诸市买，遇便掠夺，商旅无诉。
又以阅武堂为芳乐苑，当暑种树，朝种夕死，征求人家，望树便取，毁墙撤屋出之，合抱者亦皆移植，取玩俄顷，烈日中至便焦枯，死而又种，无复已极。
诸楼壁上画男女私亵之状，明帝时所聚金宝悉泥而用之，犹不足，令富户买金，限以钱价，又不还直。 潘妃威行远近，父宝庆挟势逞毒，富人悉诬以罪而没入之。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帝为制衰绖，群小来吊，帝蔬膳积旬，不听音伎。阉人王宝孙等共治肴羞，为天子解菜。又于苑中立店肆，帝与宫人等共为裨贩，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帝小有失，妃亦予杖，乃敕虎贲不得进大荆。虽畏潘氏而私与诸姊妹淫通。
又开渠立埭（坝），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于时百姓歌云“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朱光尚托鬼道，谓帝曰“向见先帝嗔怒。”帝乃缚菰为明帝形，北向斩之，悬首苑门。
会魏师来伐，令杨、南徐二州人，三丁取两，远郡悉令上米，一人准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 萧衍师至，帝裤褶登南掖门，又虚设马仗千人，张弓拔矢出东掖门，称“蒋王出荡”。外围既立，屡战不胜，帝犹惜金钱，不肯赏赐，茹法珍叩头请之，帝曰“贼来独取我耶？何为就我求物？”将军王珍国、张稷等惧祸，乃结后阁舍人钱强、游荡主崔叔智，夜开云龙门，稷珍国勒兵入殿，帝方吹笙歌，作儿女子卧未熟，闻兵入，急趋出，阉人黄泰平，刃伤其膝，直后张齐斩首送萧衍，宣德太后令废为东昏侯。
陈后主叔宝
宣帝嫡长子也。即位后，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妇人美丽从者千余人。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擘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罚酒，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
盛修宫室，无时休止。税江税市，征取百端。刑罚酷滥，牢狱常满。
隋兵至，入井避之，军人呼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呼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孔二嫔同乘而上。高颎入宫，见其臣下所启军事，犹在床下，尚未启封也。入隋，以善终。（以上皆本纪）
魏征史论：后主于光熙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闲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植，杂以花药。后主自居迎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并有宠，递代以游其上。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而张贵妃发长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慧有神采，进止闲雅，容色端严。每瞻视盼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阁上靓妆，临于轩翌，宫中遥望，飘若神仙。才辩强记，善候人主颜色。是时后主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脱儿、李善度进请，后主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李、蔡所不能记者，贵妃并为条疏，无所遗脱，由是益加宠异，冠绝后庭。而后宫之家不遵法度，有挂于理者，但求哀于贵妃，贵妃则令李、蔡先启其事，而后从容为言之。大臣有不从者，亦因而赞之，所言无不听。于是张、孔之势，薰灼四方，大臣执政亦从风而靡。阉宦便佞之徒，内外交结，转相引进，贿赂公行，赏罚无常，纲纪瞀乱矣。
案宋、齐、陈书及南史所记如此。其无道最甚者，其受祸亦最烈。若仅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则虽亡国而身尚得全。又可见劫运烦促中，仍有报施不爽者，可以观天咫矣！
宋世闺门无礼
宋武起自乡豪，以诈力得天下，其于家庭之教，固未暇及也，是以宫闱之乱，无复伦理。 赵倩尚文帝女海盐公主，始兴王浚出入宫掖，与主私通，倩知之，与主肆詈搏击，至绝帐带。事上闻，文帝诏离婚，杀主所生母蒋美人。（宋书赵伦之传如此。南史则谓倩与公主素相爱，偶因戏言，以手击主。事上闻，文帝怒，遂离婚。）
孝武闺庭无礼，有所御幸，尝留止其母路太后房内，故人闲咸有丑声，宫掖事秘，莫能辨也。（路太后传）帝又与南郡王义宣诸女淫乱，义宣因此发怒，遂举兵反。（义宣传）义宣败后，帝又密取其女入宫，假姓殷氏，拜为淑仪，左右宣泄者多死，殷卒，帝命谢庄作哀册文。（殷淑仪传）
前废帝子业，以文帝女新蔡公主为贵嫔，改姓谢氏，杀一宫婢代之，诡言主薨，以武贲钑戟鸾辂龙旗，送还其家。（废帝纪，并见何迈传）帝姊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后宫数百，而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公主又以吏部郎褚渊貌美，就帝请以自侍，备见逼迫，十余日，渊誓死不回，乃得免。（废帝纪）帝又使左右淫建安王休仁母杨太妃，刘道隆欲得帝欢，尽诸丑状。休仁妃殷氏有疾，召祖翻诊视，祖翻貌美，殷悦之，遂与奸，事泄，遣还家，赐死。（皆休仁传）
明帝内宴，裸妇人而观之，以为欢笑，王皇后独以扇障面，帝怒曰“外舍寒乞（后家贫寒），今共为乐，何为不视？”后曰“为乐之方甚多，岂有姑姊妹相聚而裸妇人形体？以此为乐，实外舍所无。”帝大怒。（王皇后传）帝又以妃陈氏赐李道儿，寻又迎还，生后废帝，故人间皆呼废帝为李氏子，废帝亦自称“李将军”，或自谓“李统”。（陈太妃传）帝又素肥，晚年废疾，不能内御，诸弟姬人有孕者，辄取入宫，生子则杀其母，而与六宫所爱者养之。顺帝本桂阳王休范子也，以陈昭华为母。（陈昭华传）
此见于纪传者，宫庭内习尚如此，宜乎士大夫以联姻帝室为畏途。且凡为公主者皆淫妒，人主亦自知之，故江教当尚主，明帝使人代教作辞婚表，遍示诸公主以愧厉之，（文穆皇后传）亦一代得失之林也。
齐郁林尊其母王太后称“宣德”，宫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南史王皇后传） 梁武与殷睿素旧，乃以女永兴公主妻其子钧，钧形貌短小，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满壁书殷睿字，钧辄流涕而出，主又命束而反之，钧不胜怒而言于帝，帝以犀如意击主，碎其背。（是梁时公主亦然）
宋子孙屠戮之惨
宋武帝七子：
长义符（少帝），即位以失德为徐羡之等所废，杀于金昌亭。
次庐陵王义真亦被废，杀于新安郡。（案少帝景平二年，废庐陵王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执政使使者诛义真于新安。是义真为义符所杀也）
次文帝义隆，为其子劭所弑。
次彭城王义康，为文帝赐死。（其子允文为劭所杀）
次江夏王义恭，为前废帝所杀。（先有十二子，尽为劭所杀，后又有四子，为前废帝所杀）
次南郡王义宣，以谋反为朱修之所杀。（其长子恢自杀，恺逃在民间，亦捕杀。余子在江陵者，皆为修之所杀）
次衡阳王义季，以饮酒致殒，传国至孙，齐受禅，国除。
是武帝七子，惟义季善终有后，其余皆死于非命，且无后也。
文帝十九子：
长元凶劭，次始兴王浚，皆以弑逆被诛。（劭四子，浚三子，皆枭首） 次孝武帝。
次南平王铄，为孝武酖死。（其子敬猷、敬渊、敬先，皆为前废帝所杀）
次庐陵王绍，出继义真，以善终。（绍又无子，以敬先嗣，即前废帝所杀者）
次竟陵王诞，为孝武所忌，使沈庆之攻杀之。（无子） 次建平王宏，善终。（其子景素，后废帝时被杀，并杀其子延龄及二少子） 次庐江王袆，明帝逼令自杀。（有子克明，善终，无子）
次晋熙王昶，前废帝欲讨之，乃奔魏。（有二妾，还都，各生一子，寻皆殇。明帝以子燮继之，齐受禅，赐死。惟昶奔魏，后为驸马都尉，有子承绪，孙文远等）
次武昌王恽，孝武帝逼令自杀。（无子）
次明帝。 次始安王休仁，为明帝所忌，赐死。（其子伯融、伯猷，后废帝时，为杨运长等所杀）
次晋平王休祜，明帝使人触之坠马死。（有十三子，顺帝时，萧道成以朝命并赐死）
次海陵王休茂，以反被杀。
次鄱阳王休业、临庆王休倩、新野王夷父，皆早卒。
次桂阳王休范，举兵讨萧道成，为张敬儿所杀。（子德宣、德嗣、青牛、智藏，皆被杀）
次巴陵王休若，为明帝赐死。（子冲，寻卒）
是文帝十九子，惟孝武及明帝嗣位，绍及宏善终，昶奔魏，休业、休倩、夷父早卒，其余皆不得死，亦无后也。
孝武帝二十八子：夭殇者十，为前废帝所杀者二，为明帝所杀者十六。（见南史误处条内）
当明帝时，以孝武子孙诛杀已尽，转以己子武陵王赞为孝武后，则孝武子孙已无一在者可知也。
案刘休传：明帝素肥痿，不能御内，诸王妾有孕者，密取入宫，生子，则闭其母于后房。顺帝本桂阳王休范子也。苍梧亦非帝子，陈太妃先为李道儿妾，故苍梧自称“李统”云。然则明帝虽有十二子，皆非亲子也，而何以自护其假子而尽杀祖宗之子孙？卒之，十二子中，后废帝及顺帝皆为萧道成所杀。随阳王翙、新兴王嵩、始建王禧亦为道成所杀。智并燮虽皆出继，而燮亦为道成所杀，智并燮生卒不可考。惟法良及邵陵王友，暨第四子之未名者，以早夭免诛。然则明帝十二子，其真伪本不可知，而即其自号为亲子者，夭卒不过数人，其余亦皆不得其死，且皆年幼无子也。
南史顺帝纪，谓：帝逊位被害后，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尽矣！然则宋武九子、四十余孙，六、七十曾孙，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且无一有后于世者。
当其勃焉兴也，子孙繁衍，为帝为王，荣贵富盛，极一世之福。及其败也，如风之卷箨（ㄊㄨㄛˋ，竹皮、笋壳），一扫而空之，横尸喋血，斩艾无（嚼）类，欲求为匹夫之传家保世而不可得。
斯固南北分裂时劫运使然，抑亦宋武以猜忍起家，肆虐晋室，戾气所结，流祸于后嗣。孝武明帝又继以凶忍惨毒，诛夷骨肉，惟恐不尽，兄弟子姓，悉草剃而禽狝之（除草捕兽），皆诸帝之自为屠戮，非假手于他族也。卒至宗支尽而己之子孙转为他族所屠，岂非天道好还之明验哉！
前废帝尝梦其母王太后谓之曰“汝不孝不仁，本无人君之相，子尚愚悖，亦非运祚所及。”孝武险虐灭道，怨结神人，儿子虽多，并无天命，是冥冥中固有鋻观不爽者。孝武既以多杀文帝子而绝嗣，明帝又以多杀孝武子而其子亡国殒身，无复孑遗，真所谓自作之孽也！
宋前废帝子业将杀湘东王彧，彧结左右寿寂之等，弑帝于后堂，建安王休仁便称臣，引彧升西堂，登御座，事出仓猝，犹著乌纱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纱帽代之，乃即位，是为明帝。（明帝纪）
后废帝昱无道，萧道成使王敬则结帝左右陈奉伯等弑之。明旦召大臣会议，敬则遽呼虎贲钑戟羽仪，手自取白纱帽，加道成首，令道成即位，曰“事须及热。”道成呵之，乃止。（齐高帝纪）
又齐书柳世隆传：沈攸之起兵，谓诸将曰“我被太后令，建义下都，大事若克，白纱帽当共著耳。”
是古来人君即位，例著白纱帽，盖本太子由丧次即位之制，故事相沿，遂以白纱帽为登极之服也。
齐梁之君多才学
创业之君兼擅才学，曹魏父子固已旷绝百代。其次则齐梁二朝，亦不可及也。
齐高虽不以才学名，然少为诸生。（刘瓛传论）从雷次宗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本纪）
为领军时，与谢超宗共属文，爱超宗才翰。（超宗传）
即位后，见武陵王奕效谢康乐体诗，训之曰“康乐放荡，作体不辨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是帝之深于诗文也。（奕传）
又尝与王僧虔赌书（书法），毕，谓僧虔曰“谁为第一？”僧虔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僧虔传）是帝精于书法也。 其子孙亦多以才著：
临川王映，能左右书。（映传）
鄱阳王锵，好文章。桂阳王铄，好名理。人称为鄱桂。（锵传）
江夏王锋，五岁学凤尾诺，一学即工。十岁能属文，武帝谓其书为第一。明帝辅政，翦除高武子孙，锋作修柏赋以寓意。（锋传） 此其子之多才学也。
文惠太子临国学，与王俭讲礼记，毋不敬周易干震之义。（文惠传）
竟陵王子良招致学士钞五经百家，为四部要略千卷。（子良传）
晋安王子懋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子懋传） 随郡王子隆能文，武帝曰“此我家东阿也。”（子隆传） 此其孙之多才学也。
而诸孙中尤以豫章王嶷之诸子为最：
子范入梁为南平王，从事制千字文，令蔡薳注之。府中文笔皆子范属草。简文遭侯景之逼，葬其后，使子范作哀册文，词极工婉，帝曰“此段‘庄陵万事零落’，惟哀册尚有典刑。”
子显著鸿序赋，沈约见之，极为倾倒。又采众家后汉书，考正同异，作后汉书一百卷。又撰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卷、文集二十卷。其子恺亦工诗，于宣猷堂与诸名人饯谢嘏出守，赋诗用十五剧韵，独先就，又极工。（子显传）
子显弟子云有文藻，弱冠撰晋书，年二十六，书成百余卷。又工书，百济国使人求其书，值子云将出都，使者望船，一步一拜，子云遣问之，曰“侍中尺牍之美，名闻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乃停舟，书三十纸与之。其子特亦工书，梁武谓之曰“子敬之迹不及右军，萧特之笔，遂过于父。”（子云传）此亦萧齐后人，负一代文学之望者也。
至萧梁父子间，尤为独擅千古：
武帝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共二百余卷。又令明山宾等，述制旨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一千余卷。又造通史，亲制赞序，凡六百卷。天性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诸文集又一百卷，并撰金策三十卷。兼长释义，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又复数百卷。历观古帝王艺能博学，罕或有焉。（武本纪）
昭明太子，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及长，读书数行辄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饯，赋诗辄十数韵，或作剧韵，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著文集二十卷，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本传）
简文帝六岁便能属文，既长，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词赋，操笔立成。博综儒书，善言玄理。自序其诗云“余七岁有诗癖，长弗倦也。”史论谓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所著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本纪）
元帝好学，博极群书，才辨敏速，冠绝一时。著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又古人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本纪）
南康王绩，七岁，有人洗改官文书者，即能察出。（本传）
邵陵王纶，预饯衡州刺史元庆和，于坐赋诗十二韵，末云“方同广川国，寂寞久无声。”武帝大赏之，曰“汝人才如此，何虑无声！”其后湘东王绎与河东王誉交兵，纶作书劝其息家庭之争，赴君父之急，词极恺切动人。（本传） 武陵王纪，少勤学，有文才，属词不好轻华，甚有骨气。（本传） 此梁武父子间才学也。
帝弟南平王伟，精玄学，著二旨义，别为新通，又制性情、机神等论，周舍、殷芸，俱不能屈。（本传）
鄱阳王恢猎史籍。（本传）
安成王秀精意学术，搜集传记，招刘孝标为类苑，未毕而已行于世。（本传） 此又帝诸弟之才学也。
昭明诸子，史不著其能文。 简文子：大心，幼聪朗，善属文。大临以明经射策甲科。大连少俊爽工文，兼善丹青，武帝赐以马，即为谢启，其词甚美。大钧七岁学诗，武帝赐以王羲之书一卷。
元帝子：方等，尝著论以鱼鸟自况，因不得于父也。曾注范蔚宗后汉书未就，所撰三十国春秋及静住子行于世。第三子方诸，博学明老易，善谈玄，词辨风生。 南康王绩子会理，少聪慧，好文史。其弟通理，博学有文才，尝祭孔文举墓，为之立碑，其文甚美。
邵陵王纶子坚，善草隶，其弟确尤工楷法，公家碑志皆令书之。除秘书丞，武帝谓曰“以汝能文，故有此授。”
武陵王纪子圜正，为元帝囚于荆州，曾有连句诗曰“水长二江急，云生三峡昏，愿贳淮南罪，思报阜陵恩。”元帝览诗而泣。此皆见于各本传者。 此武帝诸孙之才学也。 帝兄懿之子渊藻善属文，尤好古体，非公宴不妄作，虽小文成，辄弃本。懿之孙孝俨，从帝游华林园，于坐献相风乌、华光殿、景阳山等颂。
南平王伟之孙静，宗室后进，有文才，笃志好学，散书满席，手自校讎。
鄱阳王恢之子范，虽无学术，而率意题章，皆有奇致。尝得旧琵琶，齐竟陵王子良旧物也，即揽笔为咏，以示湘东王，王作琵琶赋和之。
始兴王憺之子映，因野谷生，为嘉谷颂。其弟奕，当简文入居监抚，为储德颂以献。
安成王秀之子机，博览强记，有诗赋数千言，元帝序而传之。机弟推，亦善属文，为简文所赏。此亦皆见于本传者。
又帝从子从孙之才学也。
齐明帝杀高武子孙
宋子孙多不得其死，犹是文帝、孝武、废帝、明帝数君之所为。至齐高、武子孙，则皆明帝一人所杀，其惨毒自古所未有也。
明帝本高帝兄子，早孤，高帝抚之，恩过诸子，历高、武二朝，爵通侯，官仆射。至郁林王时辅政，因郁林无道，弑之而立海陵，不数月，又废弑之而夺其位。自以得不以正，亲子皆幼小，而高、武子孙日渐长大，遂尽灭之无遗种。（子岳传）
今按 高帝十九子：
长武帝，次豫章王嶷、临川王映、长沙王晃、武陵王奕、安成王皓、始兴王鉴，皆卒于明帝前，故未被害。
又早殇者四人。
其余鄱阳王锵、桂阳王铄、江夏王锋、南平王锐、宜都王铿、晋熙王銶、河东王铉、衡阳王钧，皆明帝所杀也。
武帝二十三子：
长文惠太子，早薨。次竟陵王子良，善终。鱼复侯子响，武帝时以擅杀长史，拒台兵，见杀。
又早殇者四人。
其余庐陵王子卿、安陆王子敬、晋陵王子懋、随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真、西阳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伦、邵陵王子贞、临贺王子岳、西阳王子文、衡阳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湘东王子建、衡阳王子、南郡王子夏，皆明帝所杀也。
文惠太子子： 郁林王昭业、海陵王昭文既为明帝所弑，巴陵昭秀、桂阳王昭粲亦明帝杀之。甚至竟陵王子良之子：昭胄、昭颖亦明帝所杀。
统计高帝后，惟豫章王嶷有子，子廉、子恪、子操、子范、子显、子云等有后于梁，其余诸子及武帝、文惠诸子孙，大半皆被明帝之祸，且俱无后。
按齐高尝戒武帝曰“宋氏若不骨肉相残，他族岂得乘其衰敝？”故终武帝世，诸兄弟尚得保全。然齐高但知宋之自相屠戮，而不知己之杀刘氏子孙之惨。当巴陵王子伦被害时，谓茹法亮曰“先朝杀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是天理即人心，杀人子孙者，人亦杀其孙。金翅下殿，搏食小龙无数。”（子夏传：明帝名鸾，即金翅鸟也）斯固齐高之自取也。然齐明之忍心害理，亦已至矣！
建武中，凡三诛诸王，每一行事，帝辄先烧香火，呜咽流涕，人以此知其夜当有杀戮。（子岳传）每杀诸王，皆以夜遣兵围宅，或斧砍关排墙而入。（锵传）当时高武子孙朝不保夕，每朝见，鞠躬俯偻，不敢正行直视。（铉传）桂阳王铄见帝后，出谓人曰“吾前日见上流涕呜咽，而鄱阳、随郡诛，今日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耶？”是夕，果见杀。（铄传）
宜都王铿咏陆机吊魏武云“昔以四海为己任，死则以爱子托人。”左右皆泣，未机，赐死。（铿传）
王敬则起兵向阙，以奉南康王子恪为名，子恪逃走，不知所在。明帝欲尽杀高武子孙，乃悉召入尚书省，敕人各两左右自随，孩抱者，乳母随入。其夜，太医煮药，都水办棺材数十具，须三更，悉杀之。会子恪自吴奔归，二更刺启入，时刻已至，而帝眠未醒，沈徽孚、单景隽少留其事，及帝觉，乃白子恪已至，帝惊曰“未尽诸王命耶？”景隽具以事答，明日，悉遣诸王侯还第。（昭胄传）盖天良难昧，帝亦动于心之所不安也。然其后又卒皆诛死，然则齐明之残忍惨毒，无复人理，真禽兽之不若矣！
卒之，高帝子孙既尽，而己之子东昏侯宝卷、和帝宝融皆被废杀之祸。
江夏王宝玄先为东昏所杀，鄱阳王宝寅逃入魏，后亦谋反诛。 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皆中兴元、二年赐死。
惟广陵王宝源，以先卒未被祸。巴陵王宝义，以废疾得善终。余皆早夭。
是明帝之子亦无一得免祸者。
始安王遥光，明帝亲兄子。明帝谋害诸王，皆遥光赞成之。后遥光亦以反诛。真所谓天理昭彰，报施不爽，凡杀人以利己者，可以观于此矣！ 齐制典签之权太重
齐制：诸王出镇，其年小者，则置行事及典签以佐之。一州政事以及诸王之起居饮食，皆听命焉。而典签尤为切近。 齐书孝武诸子传论，谓“帝子临州年皆幼小，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州国府第，先事后行。饮食起居，动应闻启。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甚也。 今见于列传者：
武陵王奕为丹阳尹，始不置行事，得自亲政。（奕传）随郡王子隆督益州，始亲府州事。（子隆传）可见其始皆有行事，不得自专也。
蔡约为宜都王长史，行府州事，时诸王行事，多相裁割，约在任，主佐之间，穆如也。（约传）可见行事如约者少也。
刘暄为江夏王宝元郢州行事，执事过刻，有人献马，宝元欲看之，暄曰“马何须看？”妃索煮肫，暄曰“已煮鹅，不复烦此。”宝元曰“舅殊无渭阳之情。”（诗经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谓甥舅之情。）（江祏传）可见行事之威制也。此行事之弊也。
其签帅之权：
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签赵渥，赵渥启其得失，即召还京。（奕传）
宜都王铿，举动每为签帅所判，立意多不得行。（铿传）
南海王子罕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还泣谓母曰“儿欲移五步不得，与囚合异？”
邵陵王子贞求熊白（本草纲目：熊白，熊背上肪。色白如玉，味甚美，寒月则有，夏月则无。），厨人答以无典签命，不敢与。
西阳王子明欲送书侍读鲍撰，典签吴修之不许，乃止。（俱见子伦传）
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杀典签者，则必治以专辄之罪。
如长沙王晃为典签所裁，晃杀之，高帝大怒，手诏赐杖。（晃传）
鱼复侯子响，为行事刘寅、典签吴修之等所奏，武帝遣台使检校，子响愤杀寅、修之等，后以抗拒台兵被诛。（子响传）
是以威行州郡，权重藩君，势积重而难返。 当子响之杀寅等也，武帝闻之曰“子响遂反！”戴僧静大言曰“诸王都应反！”帝问故，对曰“诸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但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见子伦传。而僧静传：武帝使僧静往讨，僧静曰“王年少，长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难，故耳！天子儿过误杀人，有何大罪？而忽遣军西上耶？僧静不敢奉诏。”） 竟陵王子良尝问范云曰“士大夫何故诣签帅？”云曰“诣长史以下皆无益，诣签帅便有十倍之利，不诣何为？”（子伦传）
故明帝杀诸王，无不就典签杀之。 其初辅政时，防制诸王，先致密旨于上佐。（孔琇之传）又令萧谌召诸王典签，约不许诸王外接人物。（谌传）
其害巴陵王子伦也，惧其有兵能拒命，以问典签裴伯茂，伯茂曰“若遣兵，恐不可即得，委伯茂，则一小吏力耳。”果以酖逼之死。（子伦传）
又遣裴叔业害南平王锐，防合周伯玉欲斩叔业，举兵匡社稷，典签叱左右斩之，锐遂见害。（锐传）积威之渐，一至于此。 按南史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用签，前叙所论之事，后书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掌之，本五品吏耳。
宋季多以幼小王子出为方镇，人主皆以亲近左右为典签，一岁中还都者数四，人主辄问以刺史之贤否，往往出于其口。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藩君。齐明帝知之，始制诸州论事，不得遣典签，其任稍轻，其后仍复积重。”梁书“江革为庐陵王长史，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处，不与签帅同坐，盖以典签本微贱者也。”然官小而权重，革之为此，岂至梁时签帅已轻，不复如齐时之威福在手耶？ 南朝以射雉为猎
南朝都金陵，无搜狩之地，故尝以射雉为猎。
宋明帝射雉，至日中无所得，甚惭，曰：“吾旦来如皋，遂空行可笑。”（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贾大夫恶，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褚炫对曰“今节候虽适，而云雾尚凝，故斯翚之禽，骄心未警。”帝意解，乃于雉场置酒。（宋书褚炫传）帝至岩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场，日暮将返，留晋平王休祜待之，令勿得雉勿返，休祜便驰去，上令寿寂之等追之，蹴令坠马死。（休祜传） 齐武帝永明六年，邯郸超谏射雉，上为之止。久之，超竟诛。后又将射雉，竟陵王子良又谏止。（子良传） 东昏置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幛，皆红绿锦为之，有鹰犬队主、翳队主等官。（齐纪）
江左世族无功臣 六朝最重世族，已见丛考前编。其时有所谓旧门、次门、后门、勋门、役门之类，以士庶之别，为贵贱之分，积习相沿，遂成定制。
陶侃微时，郎中令杨与之同乘，温雅谓曰“奈何与小人同载？”
郗鉴陷陈午，贼中有同邑人张实，先附贼，来见竟卿鉴（呼郗鉴为卿），鉴曰“相与邦壤，义不及通，何可怙乱至此？”实惭而退。 杨方在都，缙绅咸厚之，方自以地寒，不愿留京，求补远郡，乃出为高梁太守。
王僧虔为吴兴郡守，听民何系先等一百十家为旧门，遂为阮佃夫所劾。
张敬儿斩桂阳王休范，以功高当乞镇襄阳，齐高辅政，以敬儿人位本轻，不欲便处以襄阳重镇。
侯景请婚王谢，梁武曰“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
一时风尚如此，即有出自寒微，奋立功业，官高位重，而其自视犹不敢与世族较。 陈显达既贵，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诫诸子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骄人。”又谓诸子曰“麈尾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
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褚渊戏俭以为连璧，俭曰“老子遂与韩非同传。”或以告敬则，敬则欣然曰“我本南沙小吏，今得与王卫军同拜三公，复何恨？”（敬则传）
王琳为梁元帝所忌，出为广州刺史，琳私谓李膺曰“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岂与官争为帝乎？何不使琳镇雍州？琳自放兵作田，为国捍御外侮也。”（琳传）
且不特此也。
齐高在宋，以平桂阳之功，加中领军，犹固让与袁粲、褚渊，书自称“下官常人，志不及远。”（褚渊传）及即位后，临崩遗诏，亦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本纪）
可见当时门第之见，习为固然，虽帝王不能改易也。
然江左诸帝乃皆出自素族。
宋武本丹徒京口里人，少时伐荻新洲，又尝负刁逵社钱被执，其寒贱可知也。
齐高自称素族，则非高门可知也。梁武与齐高同族，亦非高门也。
陈武初馆于义兴许氏，始仕为里司，再仕为油库吏，其寒微亦可知也。
其他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亦皆出于寒人。
如顾荣、卞壶、毛宝、朱伺、朱序、刘牢之、刘毅等之于晋。
檀道济、朱龄石、沈田子、毛修之、朱修之、刘康祖、到彦之、沈庆之等之于宋。
王敬则、张敬儿、陈显达、崔慧景等之于齐。陈伯之、陈庆之、兰钦、曹景宗、张惠绍、昌义之、王琳、杜龛等之于梁。 周文育、侯安都、黄法、吴明彻等之于陈。皆御武戡乱，为国家所倚赖。
而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则如王宏、王昙首、褚渊、王俭等，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市朝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迥异于庶姓而已。此江左风会习尚之极敝也。
梁武存齐室子孙
宋之于晋、齐之于宋，每当革易，辄取前代子孙尽殄之。
梁武父顺之，在齐时以缢杀鱼复侯子响事，为孝武所恶，不得志而死，故梁武赞齐明帝除孝武子孙以复私仇，然亦本明帝意，非梁武能主之也。
后其兄懿又为明帝子东昏侯所杀，故革易时，亦尽诛明帝子以复之，所谓自雪门耻也。 至于齐高子孙犹有存者，（高武子孙已为明帝杀尽，惟豫章王一支尚留）则皆保全而录用之。 如萧子恪仕至吴郡太守，子范秘书监，子显侍中吏部尚书，子云国子祭酒，子晖中骑长史。梁武尝谓子恪等曰“我初平建康，人皆劝我云‘时代革易，宜有处分。’我依此而行，有何不可？正以江左以来，代谢必行诛戮，有伤和气，所以运祚不长，昔曹志是魏武帝孙，陈思王之子，事晋武帝能为忠臣，此即卿事例，卿等无复自外之意，日久当知我心耳。”
姚察论曰“魏晋革易，皆抑前代宗支以绝民望，然刘奕、曹志犹显于新朝。及宋遂令司马氏为废姓，齐之代宋，戚属皆歼，其祚不长，抑亦由此。梁受命而子恪兄弟及群从并随才受任，通贵满朝，君子以是知高祖之量，度越前代矣！” 陈武帝多用敌将
陈武帝起自寒微，数年有天下，其将帅自侯安都、黄法、胡颖、徐度、杜棱、吴明彻诸人外，其余功臣皆出于仇敌中者。
杜僧明、周文育，则起兵围广州，为帝所擒者也。 欧阳頠，亦事萧勃，为周文育擒送于帝者也。 侯瑱、周铁虎、程灵洗，则王僧辨故将也。
鲁悉达、孙玚、周炅、樊毅、樊猛，则王琳故将也。
或临阵擒获，或力屈来降，帝皆释而用之，委以心膂，卒得其力以成偏安之业。其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固自有过人者。
如侯瑱据豫章，自以本事僧辨，不肯入朝，及部众叛散，或劝其投北齐，瑱以帝有大量，必能容人，乃诣阙归罪。
鲁悉达据晋熙，王琳授以镇北将军，帝亦授以征西将军，悉达两受之而皆不就，帝使沈泰潜师袭之，亦不克，后为北齐师所破，乃来归，武帝谓曰“来何迟也？”对曰“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使沈泰来袭，威亦深矣，臣所以自归者，以陛下豁达大度，同符汉祖故也。”帝曰“卿言得之矣！”
可见帝之度量，当时早有以见信于人，故能驱策群雄，藉以集事。
魏郑公史论，谓“帝志度宏远，怀抱豁如，或取士于仇仇，或擢才于亡命，掩其受金之过，宥其吠尧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得其死力，方诸鼎峙之雄，足以无惭权、备矣！然则虽偏安江左，固亦有帝王之量哉！”
齐梁台使之害
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宋元嘉中，簿书赋税皆责成郡县，孝武帝急速，乃遣台使，自此公私劳扰。齐初子良疏曰“此辈使人，既非详慎，或贪险崎岖，营求此役。朝辞禁门，形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胁遏津吏，恐喝邮传。既望城郭，便飞下严符，但称行台，未知所督。先诇官吏，却摄群曹，绛标寸纸，一日数至。四乡所召，莫辨枉直，万姓骇迫，争致馈遗，今日酒谐肉饫，即许附申，明日礼轻货薄，复责科算。及其豚蒜转积，鹅栗渐盈，远则分鬻他境，近则托质吏民，反请郡邑，助民祈缓。”此齐室台使之害也。
梁书贺琛传亦有疏曰“今东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数，大邦大县，舟船衔命者，非惟十数，即穷幽之乡，极远之邑，亦皆必至驽困。邑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而为贪残。故细民弃业流冗者多。”此梁室台使之弊也。
以田租丁赋，动遣台使分催，本非政体。此辈假公营私，骚及鸡犬，固事之所必有也。然如子良所云“豚蒜鹅栗”之类，则征索尚属微细。
后世固不至以簿书赋役，动遣使征求，然有时以重案特命大官出勘，名曰“钦差”，其中未尝无公正之人，能廉洁持身，平反定狱，然不可多得也。不肖者，则因以为利，藉权索贿，动至数万金，小民之受累犹少，官府之被祸已深。
前明刘瑾窃柄时，科道出使归，例以千金为馈，犹觉其细已甚也。何况齐梁台使仅索鸡豚果栗之类，固不足数矣！
夫外吏不可信而遣朝官，小官不可信而遣大僚，宜其励官方而达民隐，乃滋累更甚，则不如不遣之为愈也。 后汉桓帝数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来甘陵，伯荣尤骄蹇，所经郡国，莫不迎送礼谒，陈忠上言“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为伯荣独拜车下，仪体上僭，侔于人主。长吏惧责，发人修道，缮理亭传，征役无度，老幼相随，动以万计。赂遗仆从，人数百匹，顿踣呼嗟，莫不叩心！”后代钦差之弊，往往类此。
六朝多以反语作谶
自反切之学兴，遂有以反语作谶者。
三国志：诸葛恪未被害时，民间谣曰“诸葛恪，芦苇单依篾钩落，于何相逢成子阁。”成子阁，反语石子冈也。后恪为孙峻所杀，投尸于石子冈。
晋书孝武纪：帝为清暑殿，识者谓清暑反语为楚声，哀楚之征也。
齐书：益州向无诸王作镇，宋时有邵硕曰“后有王胜来作此州。”及齐武帝以始兴王鉴为益州刺史，胜反语为始兴也，硕言果验。 又文惠太子启武帝乞东田作小苑，东田反语为颠童，后其子郁林王即位，果以童昏见废。
梁书：武帝创同泰寺，后又创大通门以对寺之南，取反语以协同泰也，遂改年号为大通，以符寺及门名。昭明太子时，有谣曰“鹿子开城门，城门开鹿子。”鹿子开者，反语谓梾子哭，时太子之长子欢为南徐州刺史，太子薨，乃遣人追欢来临丧，故曰来子哭也。
哀策文
周制：饰终之典，以谥诔为重。汉景帝始增哀策，汉书本纪“中二年，令诸侯王薨，大鸿胪奏谥诔策，列侯薨，大行奏谥诔策。”应劭注，谓“赐谥及诔文，哀策也。”
沿及晋、宋犹以谥诔为重。
魏志郭后传，裴松之注“后崩，有哀策文。”
晋书文明王皇后传“武帝时，后为皇太后，既崩，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为哀策文。及帝杨后崩，亦命史官作哀策。”其文俱载本传。
愍怀太子为贾后所害，后追复，皇太子特为哀策文。又江统、陆机并作诔颂焉。 李允卒，皇太子命王赞诔之，其文甚美。 王珣传：孝武帝崩，哀策谥议，皆珣所草。
宋文帝袁皇后薨，诏颜延之为哀策文，甚丽，帝自增“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
孝武殷贵嫔薨，命谢庄为诔文，都下传写，纸为之贵。
至齐则专重哀策文。齐武裴后薨，群臣议立石志，王俭曰“石志不出礼经，今既有哀策，不烦石志。”乃止。可见齐以后，专以哀策为重也。 今见于齐、梁书各列传者：梁武丁贵嫔薨，张缵为哀策文。昭明太子薨，王筠为哀策文。简文为侯景所制，其后薨，萧子范为哀策文，简文读之曰“今葬礼虽缺，此文犹不减于旧是也。”
唐代宗独孤后薨，命宰相常衮为哀策，犹沿此制。 南朝陈地最小
晋南渡后，南北分裂，南朝之地，惟晋末宋初最大，至陈则极小矣。 刘裕相晋，灭慕容超而复青齐，降姚洸而复洛阳，灭姚泓而复关中。其后关中虽为赫连勃勃所夺，而溯河西上时，遣王仲德在北岸陆行，魏将尉建弃滑台，仲德入据之，自后魏屡攻，得而复失。魏明元帝欲南伐，崔浩谓“当略地以淮为限，则滑台、虎牢反在我军之北。”是滑台、虎牢尚为宋地。宋将到彦之、王仲德攻河南，明元帝遣长孙道生等追击至历城而还，是历城亦宋地也。宋元嘉十九年，诏“阙里往经寇乱，应下鲁郡修复学舍。”是鲁郡亦宋地也。
直至魏太武帝遣安颉攻拔洛阳，克虎牢，克滑台，帝临江起行宫于瓜步，宋馈百牢，乃班师，于是河南之地多入魏。
魏孝文帝时，宋薛安都以彭城，毕众敬以衮州，常珍奇以悬瓠，俱属于魏，张永、沈攸之与魏战，又大败，于是宋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南地。 其后齐将裴叔业又以寿春降魏，于是淮北之地亦尽入于魏。故萧齐北境已小于宋。
迨梁武帝使张绍惠取宿豫，萧容取梁城，韦睿取合肥，以及义阳、邵阳之战，浮山堰之筑，两国交兵，争沿淮之地者十余年，互有胜负。魏孝明帝时，元法僧以徐州降梁，梁武遣萧综守之，综仍以徐州降魏。
魏末尔朱荣之乱，北海王颢奔梁，梁立为魏主，使陈庆之送之归国，深入千里，孝庄帝北走，颢遂入洛，梁之势几振。其后颢战败被擒，魏仍复所失地，而梁之地尚无恙也。
及侯景之乱，西魏寇安陆，执司州刺史柳仲礼，尽没汉东之地，其淮阳、山阳、淮阴等地，俱降东魏，鄱阳王范又以合州降东魏，东魏遂尽有淮南之地。景又攻陷广陵，使郭元建守之，景败，元建以广陵降北齐。（时东魏孝静帝已逊位于齐文宣）于是江北亦为北齐所有。
是时萧绎在江陵，乞师于西魏，令萧循以南郑与西魏，西魏遂取汉中。绎称帝于江陵，武陵王纪自成都起兵伐之，西魏使尉迟迥攻成都以救绎，及纪为绎所杀，而迥亦取成都，于是蜀地尽入于西魏矣。
是时梁之境，自巴陵至建康，惟以长江为限，荆州界北尽武宁，西拒峡口，而岳阳王萧察以绎杀其兄誉，遂据襄阳降西魏，西魏遣于谨等伐江陵，克之，杀元帝（即绎），乃以江陵易襄阳，使察为梁主，而襄阳亦入于西魏矣。
元帝殁后，王僧辨、陈霸先立其子方智于建业，北齐文宣纳萧渊明入为梁主，陈霸先废杀之，仍奉方智。其时徐嗣徽、任约降北齐，方据石头城，文宣又遣萧轨、柳达摩、东方老等来镇石头，为霸先所擒杀，金陵之地得以不陷。计是时，江以北尽入于北齐，西境则蜀中及襄阳俱入西魏，江陵又为萧察所有，梁地更小于元帝时矣。
陈霸先篡位（是为陈武帝），因之以立国，其地之入于周者（西魏恭帝逊位于周），惟湘州在江之南，周将贺若敦、独孤盛不能守，全师北归，地归于陈。其后周、陈通好，陈又赂周以黔中地及鲁山郡。迨北齐后主荒纵，陈宣帝乘其国乱，使吴明彻取江北，大败齐师于吕梁，又攻杀王琳于寿阳，于是淮泗之地俱复。而是时周已灭齐，宣帝欲乘乱争徐、兖，又使明彻北伐至彭城，反为周师所败，明彻被擒，于是周韦孝宽取寿阳，梁士彦复拔广陵，陈仍画江为界，江北之地尽入于周。故隋承周之地，晋王广由江都至六合，韩擒虎自庐州直渡采石，贺若弼自扬州直造京口，遂以亡陈也。
按三国时孙吴之地，初只江东六郡，渐及闽粤，后取荆州，始有江陵、长沙、武陵、桂阳等地，而夔府以西，尚属蜀也。其江北之地，亦只有濡须坞（今无为州），其余则皆属魏。陈地略与之相似，而荆州旧统内江陵，又为后梁所占，是其地又小于孙吴时。
魏收仕于北齐，修史正在齐文宣时（高洋），故凡涉齐神武（高欢）在魏朝时事，必曲为回护。 如孝庄纪建义元年，书“齐献武王（高欢先谥）与于晖等大破羊（侃）于瑕邱。”（北史不书）
二年，书“齐献武王与上党王天穆大破刑杲于济南，杲降送京，斩于都市。”（北史不书）
前废帝纪普泰元年，书“齐献武王以尔朱荣逆乱，兴义于信都。”（北史不书） 又尔朱荣传内，书“河阴之役，荣欲篡立，齐献武王及司马子如劝止之，乃仍奉庄帝。”（北史谓刘灵助劝止之，而不及高欢等）
此皆深著齐神武之功也。 孝武西迁为西魏，神武立孝静帝为东魏，则于西魏之君臣率多贬词。
孝武之殂则书“宇文黑獭（即宇文泰）既害出帝（即孝武帝），乃以南阳王宝炬（即文帝）僭尊号。” 斛斯椿随入关，北史载“其死后家无余赀。”而魏收书，则谓“其狡狯多事，好乱乐祸，朝野莫不疾之。” 贺拔胜自魏奔梁，又自梁归西魏，感梁武之德，见鸟之南飞者，亦不忍射。玉壁之战，追逐齐神武，几获之。北史谓“其垂翅江左，忧魏室之危亡，奋翼关西，感梁朝之顾遇，是固君子人也。”魏收书则谓“其好行小数，志大胆薄，周章南北，终无所成，致殁于贼中。”
此皆以其仕于西魏，故肆为诋訾，当时已谓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则其曲笔可知也。
至孝静帝纪，历叙“高澄无礼于帝，及帝逊位于齐文宣时，与宫嫔泣别，乘一犊车而去。后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随，竟遇酖而崩。”等语。按魏收修书，正在文宣时，方谄齐之不暇，岂敢直书其事？此必非收原本，乃后人取北史之文以足之。 惟后妃传内，孝静帝后高氏，本神武之女，文宣妹也，而书“帝崩后，下嫁杨遵彦。”亦似略无忌讳，故丛考前编谓非收原本。今细按之，正见收之谄附遵彦，欲以见其联姻帝室之荣，则此传实系收书，非钞北史之文也。尊彦，杨愔字也，史家书名不书字，今独书其字，尤见其谄愔而不敢书名也。然则收之书趋附避讳，是非不公，真所谓秽史也。
孝武帝与高欢不协而西迁，既入关，因闺门无礼，为宇文泰所酖，魏收在齐修魏书，宜乎详著其丑，乃出帝纪（即孝武帝）并不叙及，但云“帝为宇文黑獭所害。”是犹存讳恶之义，或收修书时，孝武闺门之事，尚未闻于齐故耶？
魏书纪传互异处
魏书道武宣穆皇后传（明元帝之母刘贵人）“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故后以旧法薨。”
然考纪传，道武以前未有此事。明元本纪载“道武将立明元为太子，召而告之曰‘昔汉武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与国政也。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于是刘贵人死，明元悲不自胜。”
据此，则立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也。遍检魏书，道武以前，实无此例，而传何以云魏故事耶？北史亦同此误。
尔朱荣传
北史魏诸臣传多与魏收书相同，惟尔朱荣传，当时谓荣子文畅遗收金，请为其父作佳传，收论内遂有“若修德义之风，则韦、彭、伊、霍，夫何足数？”等语，故北史此传多有改订。
今按收书，大概著其功而减其恶。 先叙其讨破万子乞真、番和婆仑险、乞步落坚胡刘阿如、敕勒北列步若、勒勤斛律洛阳、费也头牧子等，详悉不遗。 至葛荣作乱，则载其请讨一疏。
明帝之殂，则载其请诛徐纥、郑俨一疏。
立庄帝后，载帝加以柱国大将军一诏。 擒葛荣后，载帝加以大丞相一诏。
又进位太师一诏。 平元颢后，载帝加以天柱大将军一诏。
及荣死后，又载废帝追赠三诏。
而于荣肆横无君，逞凶滥杀，及庄帝畏逼，忧祸潜谋杀荣之事，则不甚详，使阅者但觉功多罪少。此收之舞文也。
北史则于讨破万子乞真等小贼，不过檃括数语，其疏与诏，一切删除。（此本北史体例如是，非专略于荣传）而河阴之杀朝臣（魏书谓千三百人，北史谓二千余人）及庄帝杀荣之事，详叙之，历历如绘，自是功罪各不相掩。
然收书河阴之役，荣杀帝兄弟，并幽帝于别帐，将弑之，已使赵元则作禅文，因铸己象不成，乃还奉庄帝之处。亦终不能稍讳，则亦未大失实也。
惟荣女先为明帝嫔，荣欲以为庄帝后，帝从祖莹言立之，此事荣传中竟绝无一字，则以此后后为齐神武所纳，故讳之。然则收非曲徇尔朱，乃曲徇高氏耳。 西魏书
魏自胡太后临朝，孝明帝崩后，尔朱荣起兵，沈太后、少帝于河，立长乐王子攸，是为孝庄帝。帝以荣肆横，手杀之。尔朱兆等称兵害帝，立长广王奕，又以奕诏禅位于广陵王恭，是为节闵帝（魏书谓前废帝）。
高欢起兵讨尔朱氏，废节闵而立平阳王修，是为孝武帝。未几，帝与欢不协，乃西迁关中依宇文泰，欢别立清河王亶子善见为帝，是为东魏，而孝武为西魏。
按欢废节闵时，会朝臣议，佥谓“孝文不可无后。”故立孝武，天下共以为主。已三年，始西迁，是魏统自应属孝武。孝武崩，文帝立，文帝崩，废帝、恭帝继之，皆魏之正统也。
魏收在北齐修魏书，欲以齐继魏为正统，故自孝武后，即以东魏孝静帝继之，而孝武后诸帝不复作纪，此收之私见也。
魏澹作魏书，以西魏为正统，自是正论。惜其书不传。故西魏文帝等纪年纪事，转见于周文帝（即宇文泰）纪内，幸北史增文帝诸纪，名分始正。而魏书究不得为完书。
近日谢蕴山藩伯另撰西魏书，以次于魏书之后，诚得史裁之正也。其采掇亦甚详，可称良史。惟列传尚有遗漏：
如八柱国内，少李弼、独孤信、赵贵、侯莫、陈崇。 十二大将军内，少侯莫、陈顺、宇文遵、达奚武、李远、豆卢宁、宇文贵、杨忠、王雄。
按柱国本尔朱荣官号，荣贬后，此官遂废。魏文帝以宇文泰功大，始命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以前，任者凡八人。泰统百揆，元欣皇族，其余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出则征伐。是诸臣乃大统十六年以前功臣，虽皆宇文泰擢用，然是时魏祚未移，泰亦尚为魏臣，诸人方与泰比肩事魏，则皆西魏臣也，岂得无传？
又苏绰在魏，仿周礼定官制，与卢辨同事。今绰有传而辨无传，亦属挂漏。
曾属蕴山补之，未知增入否？
附谢蕴山答书 谢启昆
前过常州，快聆麈论（清谈），得慰积怀。昨惠手书，过蒙期许。拙诗复宠以序文，感何如之！
承示“西魏书挂漏处，极费清心，所有宗室内少元育、元赞。八柱国内少李弼、独孤信等。十二大将军内，少侯莫、陈顺等。”诚属疏略。
然断代为书，列传当有限制。尝怪汉之臧洪、陶谦、荀彧、公孙瓒、董卓、二袁诸人，皆未臣魏，陈寿载之魏志，殊失史裁。范蔚宗收入后汉书，是也。
然黄初诸臣曾仕建安者甚多，使俱入汉书，则无此义例矣！ 弟为此书之初，搜罗周、隋两朝之曾仕西魏者，凡三百余人。周书列传非西魏臣者，十无一二，势难废周书而改为西魏。故拙撰列传，以宇文受禅为断，其下仕周、隋者，即不立传，虽尉迟迥、独孤信辈，勋业烂然，亦从删削。然封爵表载其爵秩大事。异域表载其勋略。柱国大将军之制，载于百官考。似可与列传互为补苴，不致缺漏矣。此区区作书之旨，不识高明以为然否？
大抵吾辈著书，得失参半，一人见识既单，精力有限，不得良友正之，则疑无从改订。尚祈不吝教言，尤荷高谊。吾兄近日著述，如已脱稿，亦望寄示，或可效一得之愚也。诸惟鉴原是幸。 答谢蕴山藩伯书
承示“西魏书断自宇文受禅，而以仆所指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有不能尽入西魏者。”具见斟酌苦心，仆深愧考核未精，妄参末议矣！
汉以后数朝，皆以禅代为革命，其臣多历仕前后两朝，故作史者必先立限断。
晋武时议立晋书限断，荀勖欲以魏正始为断，王瓒欲以嘉平为断，贾谧欲以泰始为断，后因张华谓宜用正始，其议遂定。
徐爰宋书旧本，列晋末诸臣及叛贼并刘毅等与宋武同起义者。
沈约修宋书，以桓玄、焦纵、卢循，身为晋贼，无关后代。吴隐、郗僧施，义止前朝，不宜入宋。刘毅、合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志在匡晋，亦非宋臣。遂一概删却。
此皆古人先立限断之法。 足下西魏书以宇文受禅为断，可谓扼要矣。然亦有未可尽拘者。
陈寿魏志，列入汉末诸臣：董卓、陶谦、吕布、二袁、刘表等，诚有如足下所云，殊失史裁。然寿作三国志时，后汉尚未有正史，而诸臣事多与曹操相涉，不立传则记载不明，故仿史记项羽、陈涉之例，遂列汉臣于魏志。及范蔚宗出，悉收入后汉书，而后汉、魏两朝人物，灿若列眉。
足下西魏书列斛斯椿、贾显度、贺拔胜等传，正用范书例也。
而范书中有荀彧一传，彧出仕即参曹操军事，始终为其谋主，佐成大业，则听其传于魏志可矣。而蔚宗以其心存汉朝，阻魏九锡，特入于汉臣内，此又作史者于限断之中，寓变通之例。
今西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虽多宇文泰擢用，其后又多仕于周者，然其先则与泰同官魏朝，且泰于魏文帝时尚不失臣节，其出师尝奉魏帝以行，所仿周礼六官亦必奏而后著为令，非如操之目无汉献也。则与泰同立功于西魏者，尚皆魏臣。 况李弼、侯莫、陈顺当周闵帝受禅之年即卒。赵贵、独孤信并以谋杀宇文护而被害。似不得尽指为周臣，而西魏书不列传也。 如以仕周者不终于魏，则有新唐书传赵光允、王处直之例在。
二人皆唐臣，后历仕朱梁、后唐，而新唐书仍为立传。光允则叙其历官知制诰而止，处直则叙其天复初封太原郡王而止。以此官犹是唐所授，以后则不复叙也。 否则，有隋、唐二书各传裴矩之例在。
矩入唐为民部尚书，唐人修隋书，以其在隋朝事迹最多，特为立传。后宋祁以其说曹旦举山东之地归唐，又为立传于唐书。是一人两传，古亦有此例。
西魏达奚武入周，有迎齐将司马消难、拒斛律敦等功，而其先战沙苑、战河桥、斩齐将高敖曹、败梁将萧循，皆魏朝事也。
豆卢宁入周，有讨稽胡、刘桑德等功，然其先从擒窦泰、复宏农、破沙苑、平梁仙定、讨乙铁忽，皆魏朝事也。 杨忠入周，有破齐师于晋阳等功，而其先从平潼关、破回洛城、斩齐将辛纂、擒梁将柳仲礼，皆魏朝事也。
宇文贵入周，但有讨吐谷浑之功，而其先从尔朱荣擒葛荣平刑杲、拒元显，则尚在孝武以前。及从孝武入关，援贺若统、败尧雄、走任祥、降是云宝，亦皆魏朝事。魏文帝以金卮置侯上，射中者赐之，贵一发而中，帝即赐贵，且奖谕之，则更为魏帝所宠任者。 窃意此诸人，仍应补传于西魏。但叙其在魏立功之处，而入周后事迹，周书本有传，固不妨并存，似与隋、唐二书传裴矩、赵光允、王处直之例相合，不必以其曾仕周，遂不入魏书也。
前后五代之人多历仕数朝，最难位置。
如后五代时，张全义附梁最密，而薛居正以其再仕后唐，则入于唐臣传。
冯道历仕数朝，居正以其殁于周，亦入于周臣传。终觉未妥，故欧阳修另立杂传以处之。
今以仕周者遂不入魏书，意虽严而事未备也。
且前代各史，凡手创帝业，身未为帝，至其子始禅代者，皆听其入新朝纪内，而前朝不复立传。
如后汉书不立曹操传。
魏志不立司马懿父子传。 后魏书不立高欢传是也。 今西魏书以宇文泰为西魏功臣之首，特为立传，此与后周书立杨忠传，同一卓识。泰既立传于西魏，而与泰同仕魏朝、同受魏封之人，反以其仕周遗之，转不免留全书之缺矣。
承谕“著书必资友朋订正。”此诚大人先生虚怀集益之雅量，故仆敢再进瞽说，以就正有道焉。 北史魏书多以魏收书为本
李延寿修北史时，魏收、魏澹二书并存。史称澹书义例极严，则延寿魏史自应以澹书为本。今乃与魏收书一一核对，惟道武、太武、献文之殂及以西魏为正统，此盖用魏澹之例。其他纪传，则多本魏收书，但删繁就简耳。（澹书以西魏为正统，东魏为伪。又以道武诸帝并遭非命，前史立纪，不异善终，杀主害君，莫知名姓，则乱臣贼子将何所惧？今分明直书，不敢回避云） 推原其故，盖魏收修史在北齐时，凡魏朝记载，如邓渊、崔浩、高允所作编年书，李彪、崔光所作纪传表志，邢峦、崔鸿、王遵业所作高祖起居注，温子升所作庄帝纪，元晖业所作辨宗室录，卷帙具在，足资采辑，故其书较为详备。及书成，则尽焚崔、李等旧书，于是收书独存。而魏澹续修，亦仅能改其义例之不当者，而年月件系事实，则固不能舍收书而别有所取也。是知澹书已悉本收书，延寿又在澹后，自不得不以收书为本，故叙事大略相同也。
按孝明帝之崩，本胡太后幸臣郑俨、徐纥所为。魏收书及北史本纪皆不见其迹，但云“武泰元年二月癸巳，帝崩于显阳殿”而已，是北史例亦不画一。
又晋书苻坚载记“坚遣俱难、邓羌等讨涉翼犍（即魏书什翼犍），涉翼犍战败，遁于阴山，其子翼圭缚父以降，坚以涉翼犍荒俗未知礼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于蜀。”此事魏收书本纪既不载，北史亦不书。
昭成帝为其子实君所弑，魏书但云“二十九年十二月，帝至云中，旬有二日，帝崩。”北史则云“皇子实君作乱，帝暴崩。”
道武为清河王绍所弑，魏书但云“冬十月戊辰，帝崩于天安殿，年三十九。”北史则云“清河王绍作乱，帝崩。”
太武为中常侍宗爱所弑，魏书但云“正平二年三月甲寅，帝崩于永安宫，年四十五。”北史则云“中常侍宗爱构逆，帝崩。”
献文为文明太后所害，魏书但云“承明元年，年二十三，帝崩于永安殿。”北史则书“文明太后有憾于帝，帝崩。”
魏书出帝之后，即接以东魏孝静帝，而出帝后诸帝不书。北史则孝武帝即出帝后，有文帝、废帝、恭帝三本纪，恭帝逊位，西魏亡，始列东魏孝静帝本纪。
北史改编各传 北史编次各传多有与正史异者。
魏、齐隋俱有外戚传，北史以魏之刘罗辰、李峻、于劲、李延实，齐之娄睿尔、朱文畅、郑仲礼、李祖升、元蛮，隋之独孤罗、萧岿，各附其家传。惟魏之贺讷、姚黄眉、杜超、贺迷闾毗、冯熙、李惠、高肇、胡国珍，齐之赵猛、胡长仁，入外戚传。
（周书无外戚传）
魏书文苑传，有袁跃、裴敬宪、卢观、封肃、邢臧、裴伯茂、邢昕、温子升，北史惟取子升，其余各附其家传。
齐书文苑传，有祖鸿勋、李广、樊逊、刘逖、荀士逊、颜之推，北史惟取祖、李、樊、荀，其余亦各附其家传。
周书无文苑传，北史取王褒、庾信，颜之推及弟之仪。 （之推本在北齐文苑内，后又仕周，故北史编入周代）
隋书文学传，有刘臻、崔儦、王頍、诸葛颖、王贞、孙万寿、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北史则取刘臻、诸葛颖、王贞、虞绰、王胄、庾自直、潘徽，又增虞世基、许善心、柳、明克让为文苑传。而崔儦、王頍、孙万寿各从其家传。
魏书有孝感传，赵谈、长孙虑、乞伏保、孙益德、董洛生、杨引、阎允明、吴悉达、王续生、李显达、仓跋、张升、王崇、郭文恭也。
周书有孝义传，李棠、柳桧、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张元也。
隋书有孝义传，陆彦师、田德懋、薛浚、王颁、田翼、杨庆、郭世俊、纽因、刘仕隽、郎方贵、翟普林、李德饶、华秋、徐孝肃也。北史则以赵谈、李棠、柳桧、杜叔毗、陆彦师、李德饶入别传及家传，其余作孝行传。
魏书艺术传，晁崇、张胜、殷绍、王早、耿元、刘灵助、江式、周澹、李修、徐謇、王显、崔彧、蒋少游也。 齐书方技传，由吾道荣、王春、信都芳、宋景业、许遵、吴遵世、赵辅和、皇甫玉、解法选、魏宁、綦母怀文、张子信、马嗣明也。
周书艺术传，冀隽、蒋升、姚僧坦、黎景熙、赵文深、褚该、强练也。
隋书艺术传，庾季才、卢太翼、耿询、韦鼎、来和、萧吉、张胄元、许智藏、万宝常也。北史则以江式、崔彧、冀隽、黎景熙、赵文深各编列传，又增沙门灵远、李顺兴、檀特师、颜恶头，并以陆法和、徐之才、何稠共为艺术传，其余入别传及家传。
魏书酷吏传，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张赦提、羊祉、崔暹、郦道元、谷楷也。
齐书酷吏传，邸珍、宋游道、卢斐、毕义云也。
周书酷吏传，王文同也。
北史则以高遵、羊祉、郦道元、谷楷、宋游道、卢斐、毕义云各从其家传，其余入酷吏传。 北史全用隋书
北史于魏、齐、周正史间，有改订之处。惟于隋则全用隋书，略为删节，并无改正，且多有回护之处。
如隋文帝之篡：隋书本纪既循照历代国史旧式，叙九锡文、禅位诏，并帝三让乃受。绝不见攘夺之迹矣。北史亦一一照本钞誊，略无一语差异。只删去九锡文，以省繁冗而已。
文帝杀宇文诸王：周书谓“诸王皆以谋执政被害。”而北史则第书“诛陈王纯、诛代王达、诛滕王逌。”一似有罪而伏法者。
静帝之殂：帝即位后，封静帝为介国公，年方九岁，开皇元年殂。周书谓“隋志也。”而北史但书“介国公薨，上举哀于朝堂，谥曰‘周静帝’。”一似善终而加以恩礼者。
其于文帝之崩：书“帝疾甚，与百寮辞诀，握手欷歔，崩于大宝殿。”又载遗诏一篇，有“恶子孙已为百姓除去，今嗣位者乃好子孙”等语。一似凭几末命，寿考令终，并非遭害者。炀帝纪亦但书“高祖崩，上即位于仁寿宫。”而炀帝使张衡侍疾致毙，及矫诏即位之事，绝不见形迹。即张衡传亦不著其弑逆，但载“其赐死时，自言‘我为人作何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塞耳，促杀之。”而已。惟于宣华夫人传“文帝以太子广无礼于夫人，速召故太子勇，杨素急以白太子广，广遂令张衡入寝殿，令夫人及后宫侍疾者皆出，俄而帝崩。”此则略露端倪于隐约之间。然亦未尝直书也。
隋书书法承历代相沿旧例，尚不足怪。李延寿自作私史，正当据事直书，垂于后世，何必有所瞻徇？乃忌讳如此。岂于隋独有所党附耶？抑隋书本延寿奉诏所修，其书法已如此，故不便岐互耶？然正史隐讳者，赖有私史，若依样胡卢，略无别白，则亦何贵于自成一家言也！
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
南北史以简净为主，大概就各朝正史删十之三四。
如每代革易之际，以禅让为篡夺者，必有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陈陈相因，遂成一定格式。南北史则删之，而仅存一二诏策。
其他列传内文词无关轻重者，亦多裁汰。如许善心神雀赋，隋书全载原文，北史但记其事，而不载其赋。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宋子京所谓“刊落酿词”，过旧书远甚者也。
其于南北交兵事，尤多删削。今即以北史与魏史校对： 如魏书明元帝泰常七年，魏攻滑台，宋将王景度弃城走。八年克虎牢，获宋将毛德祖等。（此事在宋少帝景平元年，宋书书“魏军克虎牢，执司州刺史毛德祖以去。”南史却不书。）
太武帝神麚元年，宋将王仲德寇济阳，王元谟、竺灵秀寇荥阳，魏兵击破之。四年，安颉平滑台，擒宋将朱修之、李元德等，追檀道济至历城而还。（此事在宋元嘉八年，宋书书“滑台复为索虏所陷，檀道济引兵还。”）
太平真君四年，皮豹子等破宋兵于浊水。七年，永昌王仁擒宋将王章于高平。十一年，仁斩宋将刘坦之于汝东。宋将萧斌之寇济州，王买德弃城走，斌之入城，遣王元谟寇滑台。帝南伐，遣长孙真率骑五千赴之，元谟、斌之皆遁。乃命诸将并进，宋将臧盾拒守，燕王谭破其援兵胡崇之，永昌王又攻拔悬瓠。车驾至淮，斩宋将唐德祖，遂至瓜步。宋人大惧，献百牢，请进女皇孙以求和，帝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北史俱不书，但云“帝南征，命诸将分道并进，所至城邑皆下，起行宫于瓜步。宋文帝遣使进百牢，并请进女，帝许和而不许婚。”
又如孝文帝太和四年，齐将崔文仲陷寿春，崔慧景寇武兴，魏诏元嘉等南讨，破齐将卢绍之于朐山，又诏冯熙等出正阳，贺罗出钟离，诸将击破齐将桓康于淮阳，俘三万余人。北史亦不详载，但云“元嘉破齐军，俘三万口。”十三年，齐将陈显达陷醴阳，左仆射穆亮讨之。十五年，齐兵寇淮阳，太守王僧隽击走之。二十一年，帝留诸将攻赭阳，自至宛城克其郛（外城），至新野，筑长围困之，大破齐将于沔北。二十二年，齐将蔡道福、成公期、胡松等各弃地遁走。又攻宛城，拔之，其将房伯玉出降。齐将裴叔业寇涡阳，诏郑思明救之。二十三年，齐将陈显达寇颍州，诏元英讨之，显达陷马圈，车驾南伐，显达遁走。北史皆不书。
宣武帝正始元年，梁将姜庆真陷寿春外郭，州兵击走之。统军刘思祖大破梁兵于邵阳，擒其将赵景悦等。元英又破梁将王僧炳于樊城，又破梁将马仙鞞于义阳，拔之。北史皆不书，但书破马仙鞞一事而已。二年，邢峦擒梁将范始男等，王足斩梁将王明达等，薛真度又破梁将王超宗等。北史俱不书，但云“频大破之。”是年，又诏中山王英南讨襄、沔。三年，梁将王茂先寇荆州，诏杨大眼讨之，斩其将王花等，茂先遁，追至汉水，拔其王城。梁将张惠绍陷宿豫，韦睿陷合肥，诏尚书元遥南讨，奚康生破张惠绍，斩其将宋黑，中山王英破其将王伯敖，邢峦破其将桓和于孤山，诸将别克固城、蒙山，兖州平。邢峦败梁兵于宿豫，张惠绍弃宿豫，萧昺弃淮阳南走，徐州平。中山王英大破梁军于淮南，梁临川王宏等弃淮东走，遂攻钟离。四年，钟离大水，英败绩而回。北史皆不书，但书“命中山王英南讨，破梁将王伯敖，及围钟离，因大水败回”而已。淮阳之役，临川王宏大兵逃回，实两国大事，乃亦不书。
盖延寿叙事，专以简括为主，固不能一一详书。且南北交兵，各自夸胜讳败（三国志书法亦同），国史固各记其所记，延寿则合南北皆出其一手，惟恐照本钞誊，一经核对，则事迹多不相符故也。
即如齐神武纪“神武围王思政于玉壁，欲以致敌，西师不敢出，乃班师。”而周文纪，谓“周文闻齐神武至玉壁，乃出军蒲阪，神武即退。”是西师未尝不敢出也。
芒山之战，齐纪谓“神武大败周文，俘斩六万。会有军士奔西军，告以神武所在，西军尽锐来攻，神武几为贺拔胜所获，仅而免。”是东军先胜而后败也。周纪则云“齐神武阵芒山，数日不进，周文率军夜登山，未明而击之，神武为贺拔胜所逐，仅免。而赵贵等五军居右，战不利，齐神武合军再战，周文又不利。”是西魏军亦先胜后败。
两纪相校，则周纪少叙先为东军所败，一似齐纪，又少叙再战而败西军一节，致不相合。且齐神武奔脱后，合兵再战，周文不利之处，应叙于齐纪以夸胜，乃反叙于周纪，而齐纪不书。此战之后，齐纪谓“神武遣刘丰徇地至宏农而还。”周纪谓“齐神武自至陕，达奚武御之，乃退。”亦不相符。
可见作史之难，两国交涉处，一经校对，辄多罅隙，宜乎延寿之不敢详书也。
按北史太略，亦有不明处。如魏宣武帝景明元年，齐将陈伯之寇淮南，是伯之方为齐攻魏也。忽于正始三年，书“陈伯之自梁城南奔。”一伯之也，何以忽南忽北？魏书则景明三年，书“伯之来降”，正始元年，“伯之破梁将赵祖悦及昌义之。”三月，“伯之自梁城南奔”。则其先降北而又奔南，较为明析。北史不书其降魏一节，殊无来历。若以伯之降魏事小，故不书，然正始元年，梁将夏侯道迁据汉中来降，何以又书也？ 北史与魏齐周隋书岐互处 北史与魏、齐、周、隋各史比对，大略相同，间有小异处，今为摘出：
魏书“神元帝遣子文帝（沙漠汗）如魏，是岁（曹）魏景元二年也。”北史则谓“遣文帝如晋，是岁晋景元二年也。”按景元尚是魏陈留王年号，魏书以属魏，从其名也，是时权已在晋，北史以属晋，从其实也。
魏书：凡宗室皆系以元姓，如元觚、元仪、元题之类是也。按拓跋之改姓元，乃孝文帝时事，道武以来，固未尝有此，乃以后来所改之姓，追叙于未改之前，殊属倒装。北史则书秦王觚、东平公仪、襄城公题，较为得实。 尔朱荣河阴之杀朝士，魏书谓“责百官以明帝被害之故。”北史谓“荣妄言高阳王雍欲反，故杀之。”
周书杨忠传“忠从独孤信破穰城，居半年，以东魏之逼，与信俱奔梁，后从梁归关中，周文召居帐下。”是奔梁后方归西魏也。北史云“东魏之逼忠与信，俱归关中，周文召居帐下。”则删却奔梁一节，未免过求简净之失。 其他与正史稍有岐互者：
魏孝文南伐，魏书“步骑百余万”，北史作“三十余万”。 齐文宣逼魏孝静帝禅位，魏书有“襄城王旭入奏，请静帝法尧禅舜”，北史作“襄城王昹”。
西魏克南郑，周书谓“梁萧循降”，北史作“萧修”。
周书文帝纪，有“沃野贼卫可孤”，北史作“卫可瑰”。
弘农之战，周书谓“斩东魏将李徽伯”，北史谓“擒李徽伯”。
此皆稍有差异之处，延寿自序谓“正史外又勘究杂史千余卷。”故有此改订也。
北史书法与周隋书不同处
周书文帝纪内“魏大统十二年，齐神武围玉壁，不克，以疾班师。十三年春，遂殂。十五年，侯景弑梁武帝。十六年，齐文宣废魏孝静而自立。”北史周纪皆不书，以是时周文帝尚为魏臣，诸事皆书于魏史故也。
隋书文帝纪，专叙文帝事，而其父忠立功于周室之处不叙，以周书已立忠传也。北史则于周代不立忠传，而以忠事叙于隋文纪内。
周书文帝、孝闵帝、明帝三本纪，各为一论。北史则三帝合为一论，而论词仍檃括周书三论用之。
周书武帝、宣帝、静帝纪，各为一论。北史亦檃括其语为一论。
至如隋文帝、炀帝、恭帝纪论，则全用隋书，一字不易，惟文帝论开首“龙德在田，奇表见异”八字，换以“树基立本，积德累仁”耳，然隋文以诡诈攘位，有何积德累仁耶？
北史纪传互异处
隋书文帝本纪“周五王谋隋文帝，帝以洒肴造赵王招，观其指趣。王伏甲于卧内，赖元胄以免。”是文帝知招欲谋害，故以洒肴赴之，以观其意也。 元胄传则云“招欲害帝，帝不之知，乃将洒肴诣其宅。”则已与纪异矣！
周书赵王招传云“招邀隋文帝至第，饮于寝室。”则又非隋文之以洒肴赴之也。
周隋书各记所记，故不同如此。北史则延寿一手所成，乃此等处全钞旧文，初不检点，遂亦岐互。
大业十四年
隋炀帝江都之难在大业十四年，而隋书及北史只书十三年者。 缘十三年唐高祖起兵入长安，奉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而炀帝大业之号已从削除，修史者皆唐臣，自应遵本朝之制，以义宁纪年，而炀帝之被弑，转书于义宁二年之内。
其实天下共主，一日尚存，终当称其年号，则大业十四年，不可没也。
太上皇帝 太上皇帝，本汉高祖有天下后，奉其父太公之称，非太公有天下传于子而有是称也。 汉书高帝诏曰“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今公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尊号，今上太公曰‘太上皇’。”蔡邕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颜师古曰“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政治，故不曰帝也。又三国志王肃议曰“汉总帝王之号，号曰皇帝，有别称帝，无别称皇者。高祖时，其父见在，而使称皇，则皇是稍轻者也。”裴松之注“汉祖尊其父为皇，其实贵而无位，高而无民，比之于帝，实稍轻也。”
其以天下传子而称太上皇帝者，各史所载共十四君，今记于左：
按左传“晋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为君，会诸侯伐郑。”史记“赵武灵王传国于子惠文王，自称主父。”此实内禅之始，然未有太上之称，故不列也。他如晋司马伦迁惠帝于金墉城，号曰太上皇。唐高祖立隋代王侑，尊炀帝为太上皇。此皆僭乱革易时事，名同而实异，更不可列入内禅之内也。 吕光（后凉）即天王位，年号龙飞，在位十年，以老病，立子绍为天王，自称太上皇帝。（晋书载记）
后魏（北魏）献文帝即位后，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在位七年，年十七，即内禅。使太保陆馥、太尉源贺奉皇帝玺绶册命皇太子升帝位。（是为孝文皇帝，时年仅五岁）群臣奏曰“昔三皇之世，淡泊无为，故汉高祖尊其父曰太上皇，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几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曰太上皇帝。”帝乃从之，遂徙居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阶而已。国之大事，仍以奏闻。孝文帝每月一朝崇光宫，后改称宁光宫。其后讨蠕蠕、拾寅等事，献文帝仍躬御戎车。承明二年崩，年二十三。（魏书） 北齐武成帝即位五年（年二十八岁），以天文有变，太史奏当有变易，祖珽乃上表言“陛下虽贵为天子，未是极贵，按春秋元命苞‘乙酉之岁，除革旧政。’今太岁在乙酉，宜传位东宫，应天道。”乃上魏献文帝禅子故事，帝从之。（祖珽传）乃传位于皇太子纬，是为齐后主。（时年十岁）大赦改元，百官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仍以奏闻。（北齐书本纪）然是时，武成帝仍往来晋阳、邺都，凡除拜生杀，仍自主之。后主天统四年崩，凡为太上皇帝四年。（北齐书）
后主纬，隆化二年（时年二十一），自晋阳战败回邺，以周师日逼，乃传位太子恒（时方八岁），改隆化二年为承光元年，尊后主为太上皇帝。后主先走青州，幼主亦东走，又禅位于任城王湝，以太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守国天王，不数日，父子俱为周所执。（北齐书）
后周宣帝以大象元年（时年二十一），传位于皇太子衍（时年七岁），诏曰“朕以寡薄，只承鸿绪，上赖先朝得一之迹，下藉群后不二之心，兴隆国本，用宏天历。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统所归，远凭积德之休，允协无疆之庆。朕今传位于衍，乃眷四海，深合讴歌之望，传子一人，高蹈风尘之表，万方兆庶，谅朕意焉。”于是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皇帝衍称正阳宫，朝廷政事，仍宣帝处分。大象二年崩，年二十二。（周书）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乃立世民为皇太子听政。是岁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新唐书本纪书法如此，但言“皇太子即位”，而不言“高祖传位”，以见其迫于势之不得已也。以下皆唐书。）
唐睿宗在武后时已立为帝，后中宗归为帝，睿宗仍为相王。中宗为韦后及安乐公主所弑，韦后临朝，临淄王隆基（睿宗子）率兵讨乱，诛韦氏及安乐公主，于是睿宗即皇帝位，立临淄王为皇太子。先天元年，立为皇帝听小事，自称太上皇听大事。明年诏归政于皇帝，是为玄宗。
唐玄宗享国既久，尝欲传位于太子，杨国忠等甚惧，使杨贵妃衔土祈哀，乃不果。天宝十五载，安禄山反，帝避乱至马嵬，太子从行，父老请留太子讨贼，帝许之，遣寿王瑁及高力士谕太子，太子乃治兵于朔方。因裴冕、杜鸿渐等请，遂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尊玄宗为上皇天帝，遣使奏闻，玄宗遣韦见素、房管、崔涣奉皇帝册至灵武。肃宗复两京，至德二载，迎玄宗归至咸阳，备法驾于望贤驿，玄宗御楼，肃宗紫袍，望楼拜舞，玄宗降楼，抚肃宗，肃宗泣辞黄袍，玄宗自为衣之，肃宗伏地固辞，玄宗曰“天下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残龄，即汝之孝也。”肃宗乃受，玄宗居兴庆宫。乾元元年，玄宗入御宣政殿，授肃宗传国受命宝及符册，号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肃宗又上玄宗尊号曰“圣皇天帝”。上元元年，肃宗病，李辅国矫诏迁玄宗于西内。宝应元年，玄宗崩。
唐顺宗即位，病喑，乃立广陵王纯为皇太子，命权勾当（担当）军国事。明年，立为皇帝，是为宪宗，而顺宗称太上皇。元和元年，宪宗上尊号曰“应干圣寿太上皇”。
宋徽宗宣和七年，以金兵之逼，先命皇太子为开封牧，寻诏皇太子嗣位，自称道君皇帝，太子即位，是为钦宗，尊徽宗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龙德宫。靖康元年，徽宗避金兵至镇江府，金兵退，还京师，明年，金人以二帝北行。（以下皆宋史）
宋高宗自元懿太子薨，访太祖子孙“伯”字行内者育于宫中。绍兴二年，得伯玖，赐名瑗，后封普安郡王。三十年，立为皇子，更名玮。三十一年，金海陵入寇，玮从高宗至金陵。已而海陵被弑，金兵退，高宗自金陵归。三十二年，立为皇太子，改名（慎）。高宗久有传位之意，至是乃降御札“皇太子可即位，朕称太上皇帝，退处德寿宫。”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太子趋避殿侧，高宗勉谕再三，于是高宗出御紫宸殿，宰臣奏事毕，高宗还宫，百官移班殿门外，拜诏毕，复班殿廷，内侍掖太子至御榻前即位，是为孝宗。孝宗是时犹侧立，不敢坐，内侍扶掖至八九，乃略坐，宰相率百官称贺，孝宗遽兴，宰相升殿固请，孝宗愀然曰“此大位，恐不克当。”高宗即驾往德寿宫，孝宗步送出祥曦门，冒雨掖辇，至宫门不止，高宗麾谢再三，令左右扶还，顾曰“吾付托得人，无憾矣！”自是每五日一朝德寿宫，百官月两朝。高宗诰“每月四朝。”孝宗上高宗尊号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孝宗终身备极孝养，两宫无纤毫闲隔。至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年八十一，凡为太上皇帝者二十四年。孝宗行三年之丧。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诏“自今御内殿，令皇太子侍立。”十六年二月，诏“传位皇太子，以德寿宫为重华宫。”是日，孝宗吉服御紫宸殿，行内禅礼，百官称贺毕，内侍请太子坐，太子固辞，内侍扶掖，乃即位，是为光宗。光宗是时微坐复兴，丞相率百官贺礼毕，枢密院奏事，光宗仍立，听班退。孝宗反丧服，御后殿，光宗侍立，寻登辇，同诣重华宫，光宗还内，上尊号曰“至尊寿皇圣帝”。
宋光宗绍熙四年七月以后，因疾不能朝重华宫，明年，孝宗疾甚，光宗仍不能朝，孝宗崩后，亦不能过宫行丧，乃立子嘉王为皇太子。赵汝愚密请太皇太后于禫祭日，命皇太子即位，尊光宗为太上皇。至日，众官扶太子入素幄，披黄袍，太子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须臾，催仗讫，百官班定，内侍扶掖，乃即位，是为宁宗。宁宗诏“建泰安宫以奉太上皇，自是五日一朝。”寻诏“以秋暑，太上皇未须移御，即以寝殿为泰安宫。”上尊号曰“圣安寿仁太上皇帝”，庆元六年崩。
明英宗土木之变，陷于也先，皇太后谕立皇长子见深为皇太子，命郕王（英宗弟）辅之，代总朝政。后议者谓时方多难，宜立长君，皇太后亦遣太监金英传旨郕王，宜早正大位。于是郕王即帝位，是为景帝。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后也先送英宗归，景帝奉迎之，礼甚简，将至京，始备法驾于安定门外，英宗自东安门入，景帝迎拜，英宗答拜，各述己意，逊让良久，乃送英宗于南宫，群臣就见而退。后群臣请朝英宗万寿圣节及元旦，景帝皆不许，已又废太子见深为沂王，而立己子见济为皇太子，又杀侍英宗之太监阮浪等。皇太子见济寻卒，御史钟同等请复储，皆被杖，并伐南城中高树，英宗危甚。及景帝不豫，石亨、徐有贞等迎英宗复位。（明史）
以上皆历代太上皇故事。
北朝诸君固无足道，唐、宋则名分典礼各著称史册。然洪容斋谓“唐四君：顺宗以病不能临政；高祖以秦王杀兄弟；明皇幸蜀，太子擅立；惟睿宗传位，发于诚心，然至先天二年，太平公主被诛之明日，始尽行归政，则犹有不得已者。惟宋高、孝两朝，为千古所未有云。”此固确论也。然南宋国仅偏安，嗣君又非亲子，究不得为大全。
惟我高宗纯皇帝，当大一统之运，临御六十年，亲传宝位，犹时勤训政，享年至八十有九。今上自受禅后，极尊养之，诚无一日不亲承色笑。视孝宗之一月四朝，曾不足比数焉。然则两宫授受，慈孝兼隆，福德大备，真开辟以来所未见，岂不盛哉！（然帝非汉人，亦不得为大全）
礼记有适子无适孙，注谓“冢子，身之副也。”家无二主，亦无二副，故古未有称皇太孙者。
汉宣帝时，元帝为太子，生成帝，为世嫡皇孙，宣帝爱之，名之曰“骜”，字曰“太孙”，此以之为字，非立为太孙也。 惟晋惠帝、齐武帝、魏太武帝、唐高宗、辽道宗、金世宗、元世祖、明太祖、明成祖皆有建立。
然晋惠帝、齐武帝、金世宗、明太祖皆以皇太子先卒，故立皇太孙以系正统，此事之不得已者。
晋惠帝立子遹为皇太子，后为贾后所杀，赵王伦废后，复遹位号，乃立遹子临淮王臧为皇太孙，未几，伦又害臧，乃立臧弟襄王尚为皇太孙，寻薨。 齐武帝以皇太子长懋先卒，乃立长懋子昭业为皇太孙，其东宫官属悉改为太孙官属，太孙即位，以无道废为郁林王。
金世宗先立嫡子允恭为皇太子，寻薨，乃立允恭子璟为原王，后立为皇太孙，谕之曰“明德皇后嫡孙，惟汝一人，故建立在朕，保守在汝。”后即位，是为章宗。
明太祖先立嫡子标为皇太子，先薨，乃立标子允炆为皇太孙，后即位，是为建文帝。
魏太武、辽道宗、元世祖则虽东宫先卒，大位已属嫡孙，然尚不设皇太孙之称。如魏太武则号其孙曰“世嫡皇孙”，辽道宗则封其孙曰“燕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元世祖则付其孙以皇太子宝，俱未尝有皇太孙之号。
魏太武帝先立子晃为皇太子，寻卒，乃封晃子浚为高阳王，后以皇孙世嫡不宜在藩，乃停封号，号“世嫡皇孙”，后即位，为文成帝。 辽道宗皇太子浚为乙辛谮废被害，诏封浚子延禧为燕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帝崩，遗诏燕国王即位，是为天祐帝。
元世祖先立嫡子珍戬为皇太子，珍戬卒，命皇孙铁穆尔镇北边，授以皇太子宝，帝崩，皇孙入即位，是为成宗。
乃唐高宗则当中宗在东宫时，即立重照为皇太孙。明成祖亦当仁宗在东宫时，即立宣宗为皇太孙，皆非礼也。
唐高宗屡废太子，立英王哲为皇太子，太子生重照，帝喜，立为皇太孙，武后时杖死。 明成祖先立高炽为皇太子，是为仁宗，在东宫时，子瞻基性英睿，成祖乃立为皇太孙，是为宣宗。
又梁武帝当简文太子在东宫时，亦立简文嫡子大器为宣城郡王，而无皇太孙之称。
高宗立重照时，尝以问裴敬彝、王方庆，皆对曰“礼有嫡子无嫡孙，晋立愍怀（即遹）子为皇太孙，齐立文惠（即长懋）子为皇太孙，皆居东宫。今有太子，又立太孙，古所未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遂立之。是唐时犹有能据礼以争者。乃明永乐中竟未闻有以此为过举，而举朝寂然无声，可见明臣不读书、不知故事之陋也。
史记周本纪“古公亶父（太王）长子太伯，次虞仲（仲雍），少子季历。季历子昌，有圣瑞，太王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亡如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让季历。季历立，是为王季，而后昌为文王。”是父为子择嗣，周已有之。
皇太弟 皇太孙之称，已非古法。晋以后，更有所谓皇太弟者。
晋惠帝皇太孙臧及尚俱死，因河间王容奏，乃诏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惠帝弟），后颖兵败，又废之，而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亦惠帝弟），既即位，是为怀帝。
刘渊死，其太子和为刘聪所害，聪让位于弟北海王乂，乂固请聪即位，乃立乂为皇太弟，后又为聪子粲所害。（刘渊建国号“汉”，刘粲为靳准所弑，族人刘曜自立，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慕容暐（前燕）为符坚（前秦）所擒，官于长安（坚封暐新兴侯，署为尚书），后暐弟冲起兵，高盖等立冲为皇太弟，檄书与坚，自称“皇太弟致书，请奉送家兄皇帝出城。” 苻丕（符坚之长庶子）败死，其子懿奔于苻登（符坚之族孙），时登已称帝，乃立懿为皇太弟。
此古来所创见也。
唐文宗崩，中尉仇士良等立颖王瀍为皇太弟，即位，是为武宗。
僖宗崩，军容使杨复恭立寿王为皇太弟，即位，是为昭宗。
此皆仓猝拥立，非预建为储副者。然兄终弟及，名号尚非不经。
又南唐元宗李璟，立弟齐王景遂为皇太弟，然未尝传位。唐武宗崩，宦官马元贽立光王为皇太叔，即位，是为宣宗，此又古所未有。安乐公主请中宗以己为皇太女，则更不经之甚矣！
元成宗崩，无子，其兄子海山镇漠北，海山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怀州，入京监国，迎海山即位，是为武宗，武宗即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
又泰定帝崩，武宗二子在外，长曰和世竦镇漠北，其弟图帖睦尔在江陵，亦先入京称号，迎和世竦即位，是为明宗，明宗亦立图帖睦尔为皇太子。明宗寻被害，皇太子仍即位，是为文宗。 按武、明二帝皆以其弟为储副，则皇太弟之号实属相宜，乃反立为皇太子，是直以弟为子矣！盖元人不知有皇太弟故事，但知皇太子为继体之号，而不知其为对君父之称也。 帝王行三年之丧
三代后帝王行三年之丧者，咸称晋武帝、宋孝宗，然尚有晋康帝、姚兴（后秦）、魏孝文帝、后周武帝、北汉刘承钧，世未之知也，今摘于后：
晋文帝（司马昭）之丧，臣民皆从权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然犹练冠蔬食。及谒崇阳陵，仍以衰绖从行，裴秀奏“既除不宜复服。”乃止。羊祜曰“三年之丧，汉文除之，毁礼伤义。今主上至孝，若因此复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群臣异议，乃止。群臣又请易服复膳，诏曰“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俟纷纭也。”遂蔬素终三年。后王太后殂，帝居丧一遵古礼，既葬，有司请除服，诏曰“前代典礼，质文不同，何必援近制，使达丧阙然乎？”竟素服以终三年。
武帝杨后崩，既葬即吉，尚书奏“皇太子宜复古典，以谅闇终制。”从之。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康帝纪，有司奏“成帝崩已一周，请改素服，进膳如旧。”诏曰“权制之作，出自近代，虽曰适事，实敝薄之始，先王崇之，后世犹怠，而况因循，又从轻降，义不可矣。”是康帝亦行三年丧也。 按成帝崩于咸康八年六月，立帝同母弟琅邪王司马岳为帝，康帝崩于建元二年九月，在位仅二年。兄终弟及，而服丧三年，非礼也！又在位仅二年，如何行三年丧耶？
姚兴母蛇氏死，兴哀毁过礼，群臣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李嵩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令典也，宜遵圣性以光孝道，既葬之后，仍素服临朝，率先天下。”尹绎驳之曰“帝王丧制，汉魏为准，嵩矫常越礼，请付有司论罪。”兴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其一依嵩议。”（晋书载记）
魏孝文帝遭文明太后之丧，欲行三年之丧，群臣固请依遗诏过葬即吉，帝不许，乃以衰服过期，终四节之慕。明年正月，始听政于皇信堂。又明年，遇文明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绝膳三日，哭不辍声。（魏书）
后周武帝皇太后叱奴氏崩，帝诏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古今不易之道，朕宜遵前典以申罔极，百寮以下，仍遵遗令。”公卿固请过葬即吉，帝不许，于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礼。（后周书）
北汉刘承钧于乾祐七年遭其父世祖之丧，承钧谓“以日易月，非礼也。”始行三年丧，至乾祐九年冬，始除服。（十国春秋） 宋孝宗遭高宗之丧，诏“朕当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自是每七日及朔望，皆诣德寿宫。至大祥，帝以白布巾袍御延和殿，若诣德寿宫，仍绖杖如初，葬后帝亲行奉迎虞主之礼，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辞皆如之。又下诏曰“朕欲衰绖三年。群臣屡请御殿，故以布素视事，虽诏‘俟过祔庙，勉从所请。’然稽诸典礼，心实未安，行之终制，乃为近古，宜体至意，勿复有请。”于是遂终丧三年。将内禅时，密谕两府“欲禅位退休，以毕高宗三年之丧。”届期吉服，御紫宸殿行内禅，礼毕，仍返丧服，驾诣重华宫，至服阕始除。（宋史）
孝宗崩，光宗病，不能执丧，宁宗即位，已服期，欲大祥毕，更服两月，御史胡纮言“孙为祖服已期矣！今欲加两月，不知用何典礼？若谓嫡孙承重，则太上皇（即光宗）圣躬久已康复，在宫中自行三年之丧，而陛下又行之，是二孤也。”云云。是光宗亦行三年之丧。（朱子语类）
女后之贤
洪容斋标三女后之贤，谓：
王莽女为汉平帝后，自刘氏之废，称疾不朝会，莽敬而哀之，欲嫁之，不肯。及莽败，后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死。
杨坚女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及禅位，愤惋愈甚，坚内愧之，欲夺其志，后誓不许，乃止。
李昪（弁）女为吴太子琏妃，昪既篡，封为永兴公主，妃闻人呼公主，则流涕而辞之。
三后之事略同，可畏而仰也。然此三后犹人所知，容斋所记，尚有遗漏。
汉灵帝崩，子辨即位，是为少帝。董卓废为宏农王，寻进酖弑之。临服酖时，与妻唐姬泣别。姬还颍川，父会稽太守瑁欲嫁之，誓不肯。后李傕遣兵钞关东，掠得之，傕欲妻之，不听，而终不自名，献帝闻之，诏迎姬拜为宏农王妃。
晋愍怀太子遹妃王氏名惠风，王衍女也。太子既废，衍请离婚。及刘曜陷洛阳，以惠风赐其将乔属，惠风拔剑拒属曰“我太尉公女，皇太子妃，岂为汝逆胡所辱？”属遂杀之。
苻坚奔五将山，为姚苌所擒，其张夫人自杀。
苻登妻毛氏，壮勇善骑射，为姚苌所袭，营垒既陷，犹弯弓跨马，率壮士数百十人与苌交战，力屈被执，苌欲纳之，毛氏骂曰“吾天子后，岂为贼羌所辱？何不速杀我！”苌怒杀之。 吕绍为吕纂所弑，妻张氏色美，吕隆欲污之，张氏自投楼下，二胫俱折，诵佛经而死。（以上皆晋书列女传） 吕纂既篡，为吕超所诛，其妻杨氏色美，超将娶之，使其父语之，杨氏曰“大人卖女与氐以求富贵，一之已甚，其可使女辱于二氐乎？”乃自杀。（北史）
西魏废帝后，宇文泰之女也，帝为泰所废，后以忠于魏被祸。（北史）
此皆亡国后妃之贤者，摘出以补容斋所未及。
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
南北通好，尝藉使命增国之光，必妙选行人，择其容止可观，文学优赡者，以充聘使。如：魏游明根尝三使于宋，李彪尝六使于齐。齐武帝以裴昭明有将命之才，特命使魏。皆以能称使职也。其后益以使命为重。
（北史）李谐传，谓“南北交聘，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游子弟，盛饰聚观，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之。”一时风尚如此，凡充使及伴使皆不轻授。
邢邵在魏，为一时文人之冠，特以不持威仪，遂不令出使。（邢邵传） 北齐李纬与崔暹不协，尝曰“虽失贵人意，聘梁使不能舍我！”后果使梁。（李纬传）
崔瞻曾经热病，面多瘢痕，然雍容可观，词韵温雅，遂出使于陈。（崔瞻传）
此出使之精于选择也。
其出使而增重邻国者：
魏游明根使宋，宋孝武称其长者，迎送礼加常使。（游明根传）
高推使宋，宋称其才辨。（高允传）
李彪使齐将还，齐主亲至琅玡山，命群臣赋诗送别。（李彪传）
北齐崔将使梁，曰“文采与识，不推李谐；口颊翩翩，谐乃大胜。”乃以李谐、卢元明、李业兴出使，梁武谓左右曰“卿辈尝言北方无人，此等从何处来？”（李谐传）
李浑聘梁，梁武曰“伯阳之后，久而弥盛，赵李人物，今实良多。”（李浑传）
魏收与王昕聘梁，昕风流文辨，收词藻富逸，梁君臣咸敬礼。（魏收传）
周使崔彦穆聘陈，彦穆风韵闲旷，器度方雅，为江表所称。（崔彦穆传，以上皆魏书）
此皆出使之有光者也。 其邻国之接待聘使，亦必选有才行者充之。
魏使至齐，齐以宗史与任昉同接魏使，皆时选也。（宗史传） 王融有才辨，乃命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以融年少，问主客年几？融曰“五十之年，已逾其半。”景高曰“在北闻君曲水诗序，实愿一见。”融乃示之，弁曰“昔观相如封禅，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主之盛。”（王融传） 刘绘以才辨奉敕接魏使，事毕，当撰记，绘曰“无论润色未易，但得我语亦难矣！”（刘绘传，以上皆齐书）
齐永明中，魏使至，诏选朝士有词辨者接使于界，乃以范岫往迎。（范岫传）
魏使刘善明聘梁，梁使朱异接之，预宴者皆归化北人，善明欲见王锡、张缵，乃使锡、缵入宴。善明遍论经史，锡、缵随而酬对，善明深叹服之。（张缵传，以上皆梁书）
齐使刘缵至魏，文成命李安世接之，安世善举止，缵叹曰“不有君子，岂能国乎？”（李安世传）
李谐、卢元明聘梁，梁武以萧撝词令可观，令受币于宾馆。（萧撝传）
梁使至魏，陆卬每接宴，即席赋诗，卬必先成，遂以敏速见美。（陆卬传）
刘孝仪聘魏，魏诏邢昕迎于境上。（邢昕传）
徐君房、庾信聘魏，名誉甚高，选接待者，皆一时之秀，卢元景之徒，皆降阶摄职，更递司宾。（祖珽传）
梁使至北齐，齐每令裴让摄主客郎接待之。（裴让之传）
陈使傅縡聘北齐，齐令薛道衡接对，縡赠诗五百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薛道衡传）
陈使贺彻、周濆相继聘隋，隋每令卢昌衡接待之。（卢昌衡传）
隋陆爽博学有口辨，每陈使至，文帝尝使爽迎劳。（陆爽传）
此又可见伴使者，亦必慎选也。
今按刘缵聘魏，指方山问接伴李安世曰“此山去燕然远近？”安世曰“亦石头之于番禺耳！”（李安世传） 魏李绘使梁，与梁人泛言氏族，袁狎自谓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绘曰“兄所出虽远，当共车千秋分一字耳！”（李绘传）
李业兴使梁，梁朱异问“洛中委粟山是南郊耶？”业兴曰“是圆邱，非南郊。”异曰“北间郊邱异地，是用郑义，此中用王义。”业兴曰“江左用王义，除禫应是二十五月，何以王俭丧礼仍用郑义二十七月？”（李业兴传）
梁徐陵使东魏，宴日甚暑，魏收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带来。”陵曰“昔王肃至魏，为魏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陈书徐陵传） 此等犹不过以言语文学见长，无大关系。
若事涉朝政边事，而能以片言全国体折敌谋，则尤有足尚者。如：
魏太武南伐，宋太尉江夏王义恭、安北将军武陵王骏守彭城，太武使李孝伯至城下劳问曰“主上有诏，诏太尉、安北，可暂出相见。”宋张畅出对曰“有诏之言，何得称之于此？”孝伯曰“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何至杜门绝桥？”畅曰“二王以魏帝营垒未立，此间精甲十万，恐相凌践故耳。”孝伯曰“主将令行禁止，何待绝桥杜门？又何必以十万夸大？我亦有良马百万，可以此相矜乎？”孝伯应答如流，风容闲雅，畅甚相嗟赏。（魏书李孝伯传） 宋人亦称孝伯足辞辨；北土之美畅，随宜应答，音韵详雅，北人美之。（宋书张畅传）
刘缵使魏，市肆交易金玉甚贱，缵曰“当是山川所出。”李安世曰“我朝不贵金玉，故同于瓦砾耳！”缵初将大市，闻安世言，惭而罢。（李安世传） 齐高帝篡位，使车僧朗于魏，魏主问“齐王何故夺宋天下？”僧朗辨对甚明。（齐书车僧朗传）
魏文明太后崩，齐使裴昭明来吊，欲朝服行事，不肯丧服，魏成淹折之曰“玄冠不吊，童稚共闻。昔季孙将行，请遭丧之礼。何得以朝服行吊？”昭明言“我高帝崩，魏遣李彪来吊，不丧服。”淹曰“彪本请丧服以行，及至齐，齐已即吉，君臣皆鸣玉行庭，使臣何容衰服？今我皇方亲行丧服，岂得以此方比也？”昭明遂以丧服入。（成淹传）
及魏使李彪报谢，则入宴辞乐曰“我皇孝性自天，除缞后尚以素服从事，使臣不敢闻乐。”齐不能屈。（李彪传） 齐明帝废，海陵王自立，魏孝文来伐寿春，城中遣王庆远出与孝文语，遂退兵。（齐书萧遥昌传） 陈文帝弟安成王顼在梁，魏克江陵，随例迁长安，宇文泰欲归之，遣杜杲使陈道意，陈文帝大喜，即赂以黔中及鲁山郡。后杲送顼归陈，帝曰“家弟得归，实贵朝大惠，然不还鲁山，恐未能如此。”杲曰“安成在我朝，咸阳一布衣耳！然是陈之介弟，其贵岂止一城？我朝亲睦九族，推己及人，所以送归。今谓以土地易骨肉，何以闻之四方？”陈帝大惭曰“前言戏之耳！”后杲又使陈，宣帝谓曰“若欲合从图齐，当以樊、邓见与。”杲曰“合从图齐，岂惟敝邑之利？必须城镇，宜待得之于齐。今先索汉南，使臣不敢闻命。”宣帝甚敬之。（邢杲传）
此等使臣，实能为国家折冲樽俎之间，使邻国不敢轻视，真所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又不徒以言语文学见长而已。宜是时南北皆以选使为重也。 后魏追谥之滥 有天下追尊其先世，礼也。然不过两三代，独后魏则无限制。
道武帝建国称帝，既追尊其始祖力微为神元皇帝。 自神元以下：沙漠汗曰文帝；悉鹿曰章帝；绰曰平帝；弗曰思帝；禄官曰昭帝；猗迤曰桓帝；猗卢曰穆帝；郁律曰太祖平文帝；贺曰惠帝；纥那曰炀帝；翳槐曰烈帝；什翼犍曰昭成帝，凡十三帝。
又从神元而上，追尊极远之祖：毛曰成帝；贷曰节帝；观曰庄帝；楼曰明帝；越曰安帝；推寅曰宣帝；利曰景帝；俟曰元帝；肆曰和帝；机曰定帝；盖曰僖帝；侩曰威帝；邻曰献帝；诘汾曰圣武帝，又共十四帝。
则不惟谥号遥加，并名讳亦出于追制，苟欲崇其祖先而至于滥亵已甚，此不经之甚者也！
按汉制：开国之君称祖，以下则俱称宗。
自曹魏始三代称祖，武帝称太祖，文帝称高祖，明帝称烈祖（明帝庙号乃生前所定，尤属不经，故孙盛讥之。）
晋亦三代称祖，司马懿追称高祖，昭追称太祖，武帝称世祖。
慕容氏亦三代称祖，廆追称高祖，皝追称太祖，隽僭号称烈祖。
姚秦亦三代称祖，弋仲追称始祖，苌称太祖，兴称高祖。
至元魏则更有两太祖，道武既追尊平文帝为太祖，及道武崩，其庙号又称太祖，此列朝所未见也。其后太武帝称世祖，献文帝称显祖，孝文帝称高祖。
北齐则高欢追称高祖，文宣帝称显祖，武成帝称世祖，亦三代称祖。
周宇文泰追称太祖，武帝称高祖。南朝则宋武帝称高祖，文帝称太祖，孝武帝称世祖，亦三代称祖。
齐高帝称太祖，武帝称世祖。梁武帝称高祖，元帝称世祖。陈武帝称高祖，文帝称世祖。
祖以功，宗以德，原非必一祖之外，不得再称祖。然亦须揆其功而祖之。创业中兴，有大功于世，祖之可也。如魏明帝、宋文帝、孝武帝、后魏献文帝、北齐武成帝诸君，不过蒙业继体，在位仅数年，无功可纪，乃亦以祖为庙号，僭伪之朝，苟为崇奉，固不可为法也。
保太后
礼记曾子问篇：子游问曰“丧慈母如母，礼欤？”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鲁昭公少丧母，有慈母良，及死，公欲丧之，有司以为非礼，公乃以练冠丧慈母。丧慈母自鲁昭公始也。然但练冠以居，而孔子已以为非礼。
按慈母亦有不同。或子幼母死，父命妾长育之者，父卒而遭此妾之丧，尚有三年之服，以重父命也。若但父使之保抱，则不过保母而已。
晋书顾和传：成帝以保母周氏有保育之劳，欲假以名号，和奏谓“古无此例。惟汉灵帝以乳母赵娆为平氏君，此末世之私恩，非先王之令典。”乃止。是古未有崇奉保母之制也。
乃后魏自道武创例立太子则先杀其母，以防母后预政。自是遂著为令。而帝即位，皆无太后，于是转奉保母为太后。 太武帝保母窦氏，本以夫家坐事没入宫，明元帝命为太武保母。太武既立，尊为保太后，后又尊为皇太后。太后登崞山，谓左右曰“吾母养帝躬，死必不为贱鬼。然于先朝无位次，不可违礼从葬园陵。此山之土，可以终托。”故殁后遂葬崞山，从其志也。
文成帝乳母常氏亦有劬劳之功，文成即位，尊为保太后，再进为皇太后。是时文成妃李氏生献文，后将立献文为太子，常太后依故事令李氏条记在南兄弟，付托其宗兄洪之，痛哭而死。以保母而能主宫闱之政，赐死太子之母，则当日之尊，竟同皇太后可知也。
文成帝又极尊奉封太后之兄英为辽西王、弟喜带方公、三妹皆县君、妹夫皆公侯，又追赠太后祖为公、父为王、母为王太妃，可谓滥矣！ 亲母则必赐死，保母转极尊崇，魏法之矫枉过正，莫不善于此。
异姓封王之滥自后魏始
太武帝即位，封：长孙嵩－北平王；奚斤－宜城王；长孙翰－平阳王；叔孙建－丹阳王；司马楚之－琅玡王；杜超－阳平王；穆寿－宜都王；长孙道生－上党王；楼伏连－广陵王，自是功臣无有不王者。 文成帝封周忸－乐陵王，杜遗、闾若文、刘尼、杜元宝、源贺、闾武皮、常英、闾毗、闾纥、尉眷、乙恽、李峻俱进爵为王。又封陆丽为平原王，丽乞以让父，帝曰“吾岂不能以二王封卿父子也？”乃封其父俟－东平王。后丽之子睿事献文帝，又封东郡王。一门之内，遂有三王。 献文帝又封慕容白曜－济南王；韩颓－襄城王。
孝文帝亦封陈建－魏郡王；苟颓－河东王；王睿－中山王；张祐－新平王。太和十六年，始诏“诸远族非太祖子孙及异姓封王者，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其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惟长孙道生以大功特不降。”自是名器稍重。
至北齐武成帝时又极猥亵，奄人邓长容、韩宝业、卢勒叉、齐绍、秦子征、陈德信俱封王。
后主纬时，庶姓封王者尤多：穆提婆－城阳郡王；高阿那肱－淮阳郡王；韩长鸾－昌黎郡王，皆幸臣也。张景仁以侍书封王，传谓“仓颉以来，八体进爵，一人而已。”
秦书有八体：大篆、小篆、刻符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北史谓“张景仁出自寒微，本无识见，诣国学摹石经，侍天子笔砚，坐致通显，不思其本，自许贵游。自仓颉以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
又有仓头陈山提、盖丰乐、刘郁斤、赵道德、刘桃枝、梅胜郎、辛洛、周高、舍盛，至武平时皆封王，其不及武平者，亦追赠王爵。齐书谓“诸仓头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后主时，已是先朝勋旧，故致此叨窃。”又有乐人曹僧奴及其子妙达，以能弹琵琶，亦封王。 此外官阶，更不可数，计：开府千余、仪同无数。诸贵宠追赠祖父，岁一进官，位极而止。马及鹰犬皆有郡君、仪同之号，如：赤彪仪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之类，甚至斗鸡亦号开府。官爵之滥，至此极矣！故当时受之者不以为荣，且反有以为辱者。阳休之为中书监，封燕郡王，谓人曰“我非奴，何忽有此授？”可见人之贱之，至不齿于人列也。荒乱之朝，何所不至？固不可以常理论矣！
后魏以铸像卜休咎
北史魏后妃传序云“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否则，不得立也。”
道武帝妃慕容氏有宠，帝令后铸金人，成，乃立为后，后薨，
又宠刘氏，以铸金不成，不登后位。
明元帝妃姚氏铸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礼之如后，薨，遂赠为后，加谥焉。
然非特立后用此法也，
尔朱荣以明帝崩，将有所立，乃以铜铸孝文及咸阳王禧等五王之子孙像，成者当立为主，惟庄帝独就，乃迎立之。
及河阴之役，荣欲僭位，铸金为己像，数四不成，乃止。
齐高洋欲僭位，群臣皆意以为不可，铸像卜之，一写而成，遂决意僭号。
盖当时国俗然也。（魏书、北齐书及北史） 按晋书载记“冉闵遣常炜使于慕容隽，隽使封裕问之曰‘闻闵铸金为己像，坏而不成，何得言有天命？’炜言‘此事非实。’”此又在元魏之前，则不始于魏矣。盖本北俗故事，至拓跋而益尚之也。
后魏百官无禄
后魏未有官禄之制。
其廉者贫苦异常。 如高允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府中惟盐菜，常令诸子采樵自给是也。（允传）
否则，必取给于富豪。
如崔宽镇陕，与豪宗盗魁相交结，莫不感其意气，时官无禄，力惟取给于人，宽以善于结纳，大有受取，而与之者无恨。（宽传）
文成帝诏“诸刺史每因调发，逼人假贷，大商富贾，要时射利，上下通同，分以润屋，自今一切禁绝，犯者，十疋以上皆死。”
明元帝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赀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赃。” 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 至孝文帝太和八年，始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久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今宜班禄，罢诸商人以简人事，户增调绢二疋、谷二斛九升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疋之赋，即兼商用。禄行之后，赃满一疋者，死。俸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后以军兴用不足，又诏“百官禄四分减一，以充军用。”
至明帝时，于忠当国，欲结人心，乃悉复所减之数。此魏制官俸之大概也。
按文成诏中所谓“商贾邀利，刺史分润”，孝文诏中所谓“罢诸商人，以简人事”，盖是时官未有禄，惟藉商贾取利而抽分之，至见于诏书，则陋例已习为常矣！崔宽并交结盗魁为受纳之地，既取利于商贾，自并及于盗贼，亦事之所必至也。上下交征如此，何以立国哉！
后魏刑杀太过
后魏起北方，专以刑杀为政令。
自猗卢为代王，即严刑峻法，诸部人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举部戮之。或有宗室相携，悉赴死所，或问何往？曰“当就诛戮。”其威严如此。
道武帝以秦王觚使于燕为所害，及克中山，收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挫杀之。其讨刘卫辰，收其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戮死。末年，每朝臣至前，追其旧恶，辄杀之。其余或以颜色动变；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词失措，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道武时，尝有神巫谓帝“当有暴祸，惟灭清河，杀万人，乃可免。”帝乃灭清河一郡。尝手自杀人，欲其数满万，或乘辇手剑击担辇者脑，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数十。有爱妾名万人，与帝子清河王绍私通，惧事发，乃弑帝，临死始悟“清河、万人”之谶，在此二人也。）
太武虽诏“有司按律令，务求厥中。”然如崔浩之诛，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亲党，尽夷其族，甚至僮吏亦夷五族，同修史者亦族诛。（浩传）史臣谓“太武果于刑戮，后多悔之。”则亦仍其祖父旧法也。至孝文帝始诏“一人为恶，殃及合门，朕所不忍，自今非谋反大逆及外奔者，罪止其身。”寻又诏“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一门；门诛者止其身。”于是刑戮稍减。然自先世以来，冤死者已不可数计矣！ 按猗卢为其子六修所弑，道武为其子绍所弑，及身之报已属显然。其后亡国时，北齐文宣帝问元韶“光武何故中兴？”韶曰“为王莽诛诸刘不尽。”
文宣乃诛诸元、哲、景、武等二十五家，男子无少长皆斩，所杀三千人，余十九家并禁之，韶亦入地牢，绝食啖衣袖而死。
寻又大诛元氏，壮者斩东市，婴儿投于空中，以槊承之，悉投尸漳水，剖鱼者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
文宣尝令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鸢以飞，最远者免死，元黄头独能至紫阶，宜得免矣，仍付御史狱饿死。凡昭成以下并无遗焉。然则元魏之后竟无遗种，实好杀之报也。 高允曰“皋陶至德也，其后英、蓼先亡，刘、项之际，英布黥而王，经世虽久，犹有刑之余衅，况凡人乎？”后周宇文氏之后为隋所诛杀殆尽，史臣亦谓“渚宫制胜，阖城孥戮，茹茹归命，尽种诛夷，周祚不永，或由于此。”是则天道之报施，固有昭然不爽者也。
舜有天下，举皋陶为大理（职掌刑法），正平天下罪恶。禹立，举皋陶而授以政，皋陶先卒，乃封其后于英、六。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六，皋陶之后哉？身被刑法，何其拔兴之暴也！项氏之所坑杀人以千万数，而布常为首虐，功冠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为世大僇。祸之兴自爱姬殖，妒媢生患，竟以灭国！”
按族诛之法，本起于秦。
汉高祖入关，所谓父老苦秦苛法，“诽谤者，族”是也。 后汉书杨终疏亦言“秦政酷烈，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张晏曰“父母妻子兄弟也。”）
是族诛本秦酷政，汉高约法三章，则已除之，然韩、彭之诛，皆夷三族；购季布，敢匿者罪三族；捕贯高等，敢有随者罪三族。是仍未尝除也。
故崔寔政论，谓“高祖使萧何定律，有夷三族之令，至文帝始除之。”杨终疏所谓“文帝至仁，除去收孥”是也。
然文帝虽除，而其后如李陵、王温舒等仍坐罪族诛。则此刑故在。
至魏晋之际，益惨酷无人理。
司马懿诛曹爽支党，皆夷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爽传）
王凌之妹为郭淮妻，凌被诛，淮五子向淮叩头流血，淮不能忍，乃致书懿免之。（淮传） 毌邱俭之诛，其子甸妻荀氏应坐死，其兄顗乞其命，乃诏离婚，而荀氏所生女已嫁刘子元，亦当坐死，以怀妊在狱，荀氏乞为婢，以赎女命。（按荀氏之女，则俭孙女也，而亦不免，是诛及四族矣！司马氏之酷如此。）程威乃上议曰“已出之女，父母有罪，既须追刑；夫党见诛，又须从戮，是一人之身，内外受辟。男不得罪于他族，女独婴祸于二门，事属不均。请在室者从父母之诛，出嫁者从夫家之罚。”乃改此制。（晋书刑法志）
其后解结被戮，其女适裴氏者，明日当嫁而祸起，裴氏欲认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为？”亦坐死。夫以将嫁而夫家来认之，即可不死，则已稍轻于毌邱俭之案矣！
然一人有罪，害及无辜，秦汉以来，以此法枉杀者，不知凡几？又况后魏之诛及五族耶！
尔雅“内宗曰族，妻则曰党。”是古所谓族者，专指宗姓而言。故孔安国称尚书九族，谓“自高祖至元孙”，即丧服小记所云“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也。后世乃误以父母妻为三族，以致滥杀益多。顾宁人谓“始于（晋）杜预以外祖父母、从母子及妻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当之。”然汉书张晏三族注，谓“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注则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则此误不自杜预始矣。今按司马氏之诛曹爽、王凌、毌邱俭，虽极惨毒，然尚止于姑姊妹及女子之适人者，至魏太武之诛崔浩并及于卢氏、郭氏、柳氏，皆夷其族，则于本族之外，延及于母党、妻党、出嫁之女党，安知非如淳、杜预之注之遗害耶？故落笔不可不慎也。
魏以奄人为外吏
后魏多以奄人为外吏。杨范传，谓“灵太后临朝。中官贵者皆许以方岳，故宦寺多为外吏。”
今考魏书，不自灵太后始也。盖魏时籍没之制甚严，凡官吏有罪者，一经籍没，则妇女入掖廷，男子小者即为奄寺，故其中往往有士人子孙，知义理有才具者。
如仇洛齐，其祖本殿中侍御史，洛齐在太武时为奄人，因绫罗户不属，守宰多隐漏，乃奏请悉归郡县。后出为冀州刺史，有能名。 王瑀先世晋豫州刺史，瑀被刑入宫，历事数朝，志在公正，出为冀州刺史，年老致事，孝文时随迁洛，以家贫特蒙赐帛。
赵黑先世本晋平远将军，黑没为奄人，官选部尚书，能自谨厉，当官任举，颇能得人。献文欲传位京兆王子推，黑愿以死奉太子，孝文以是得立。后出为定州刺史，克己清俭，忧济公私，有欲行赂者，黑曰“高官厚禄，足以自给，敢卖公营私耶？”孝文闻之，特赐绢谷。
孙小父本姚秦护军，守城殉节，小没入宫刑，后出为并州刺史，州内四郡百余人诣阙颂其政化。后迁冀州刺史，清约自守，当时牧伯无能及。 他如抱嶷以忠谨被擢，后因老疾乞外禄，乃出为泾州刺史，自以故老前宦，为政多守法。
王质解书学，出为瀛州刺史，在州十年，风化粗行，察奸纠慝，究其情状，民庶畏服之。
此皆在灵太后之前。而阉寺为吏，亦有能勤于其官者。
自灵太后后，杨范为白水太守，王温为钜鹿太守、瀛州刺史，然皆无可称。盖亦视朝政之盛衰为贤否，朝政肃则刑余为吏亦能砥节奉公；朝政弛则士大夫亦多贪纵，况此辈乎？（俱见魏书奄官传）
魏孝文迁洛
魏孝文帝以国俗沿上世之陋，欲迁洛以变旧风，恐大臣不欲，乃发京师步骑百余万南伐，至洛阳，帝戎服执鞭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曰“今者之举，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若不南伐，便当都洛。”乃议迁移之计。
次年，至平城宫部分迁留，又临太极殿，喻在代诸臣迁移之略。（本纪）时旧臣多不欲行，帝先与彭城王澄议之，谓“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兴文，须光宅中原。”澄力赞之，乃决。（澄传）
帝又谓元赞等曰“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弟博见多智耳！若永居恒北，卿等子弟，不免面墙也。”（面墙而立，一无所见也）。
又尝问于烈，迁留孰便？烈对曰“圣略深远，非愚管所及，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中半耳！”帝曰“卿不鸣异同，朕深感不言之益。”
时穆泰、陆睿以畏迁谋反，泰欲推阳平王赜为主，事败赐死。（泰传） 迁洛后，太子恂守金墉，畏河南暑热，召牧马欲轻骑奔代，元徽勒门阻之，乃止。帝遂废恂为庶人，寻亦赐死。（恂传）
帝引见朝臣，诏“断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或不可革；三十以下，见在朝之人，语音不许仍旧，违者免所居官。” 又诏革衣服之制。尝出行，见妇女仍夹领小袖，乃责咸阳王禧等。（禧传）
又诏“迁洛人死者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皆为洛阳人。 又诏改国姓为元氏。（本纪）
盖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故不惮为此举也。然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盖徒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
其先道武帝遣贺狄干至秦，为姚兴所留，因在长安读书，通尚书、论语，举止似儒者。后归，道武见其类中国人，遂杀之（贺狄干传）
明元帝时，或言“国家当迁都邺。”崔浩曰“非计也！今居北方，若山东有事，则轻骑南出，谁知多少？百姓望而远服，此国家威制四夷之长策。若南徙，则种人不满诸州之地，参居榛林之下，不服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则声实俱损矣！”（崔浩传）
此又开国君臣之深识远虑也。
顾宁人言“中国风俗多有不如外藩者。”
辽史言“契丹生计，仰给畜牧，绩毛饮湩（乳汁），以为衣食，狃习劳事，不见纷华，故家给人足，戎备完整。”
金史，世宗曰“女真旧俗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皆出自然。”乃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乃长久之计也。” 金史食货志亦谓“金中叶以后，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又惩宋宽柔，用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专用其所短。迄金之末，国用易竭，民心易离，实由于此。”
作法不慎，变法以救其弊，只益甚焉，此又操化权者，所当加意也。
魏孝文帝文学 古今帝王以才学著者，曹魏父子、萧梁父子为最，然皆生自中土，绩学少年。惟魏孝文帝生本北俗，五岁即登帝位，此岂有师儒之训，执经请业，如经生家所为？乃其聪睿夙成，有不可以常理论者。
史称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后，诏册皆帝文也，余文章尚百余篇。史论亦谓帝钦明稽古，焕乎其有文章。谥之以经天纬地，信不虚也。
今就各列传所散见者撮叙之：
帝宴宗室于皇信堂，命任城王澄为七言连韵诗，帝往复极欢乃罢。（澄传）
帝征悬瓠赐宴，与从臣联句，帝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日外。”郑懿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郑道昭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帝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帝乃命邢峦总集叙记。（郑道昭传）
冯熙造寺于北邙山，贾元素作碑文，帝游寺见之，称为佳作。熙卒，帝亲为作志铭。（冯熙传） 帝以冯诞为司徒，亲为制三让表并启，将拜，又代为谢章。诞卒，又亲为碑文及挽歌，皆穷美尽哀。（冯诞传） 又常游幸息大松下，谓彭城王勰曰“汝可作诗，比至吾间令就也。”勰去帝十步，且行且作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未至帝所已成。
帝又尝御清徽堂，与群臣讲丧服，李彪曰“古未有人君亲讲丧礼，臣得亲承音问，千载一时。”（勰传）
刘昶出镇彭城，帝赐以御集，曰“虽则不文，然欲罢不能，故以相示，聊为一笑。”（勰、昶二传）
崔挺至行在，帝谓曰“别卿以来，倏焉二载，吾所缀文，已成一集，今当给卿副本。”（挺传） 可见帝深于文学，才藻天成，有不能自讳者，虽亦才人习气，然聪睿固不可及已。其急于迁洛，欲变国俗而习华风，盖发于性灵而不自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