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顺帝时，命托克托（旧史名脱脱）等修辽、宋、金三史。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至正五年十月告成。以如许卷帙，成之不及三年，其时日较明初修元史更为迫促。然三史实皆有旧本，非至托克托等始修也。
各朝本有各朝旧史，元世祖时，又已编纂成书，至托克托等，已属第二、三次修辑，故易于告成耳。 辽史在辽时，已有耶律俨本，在金时，又有陈大任本（说见辽史条内），此辽史旧本也。
金亡后，累朝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后据以修史（见金史条内），此金史旧本也。
宋亡后，董文炳在临安主留事，曰“国可灭，史不可灭。”遂以宋史馆诸记注尽归于元都，贮国史院（见元史董文炳传）。此宋史旧本也。 元世祖中统二年，王鸮请修辽、金二史，诏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寻又诏史天泽亦监修。其金朝卫绍王记注已亡失，则王鸮采当时诏令及杨云翼等所记足成之。（亦见金史条内）及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事见元史托克托传）。此元世祖时纂修三史之本也。
故至正中，阿鲁图、托克托等进辽史表云“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词乏精详，世祖皇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于辽。”进金史表云“张柔归金史于先，王鸮采金事于后。”进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既编戡定之勋，寻奉纂修之旨。”可见元世祖时，三史俱已修订。
而元史托克托传并谓“延祐、天历间，又屡诏修之。”则不惟修之于世祖时，而世祖后又频有修辑矣。 盖宋、金虽各有国史，然其末年，正当国亡时，岂复尚有记载？是必元朝命史官采掇，而史官以耳目所接，睹记较亲，故金、宋亡国时，纪传更觉详悉。 大概金宣宗以前，宋度宗以前之史，皆金、宋旧史也。金哀宗及宋德祐、景炎、祥兴之史，则元代中统、至元及延祐、天历所辑也。
其所以未有成书者，托克托传云“以义例未定，或欲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或以辽立国在宋先，欲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各持论不决故耳。”至顺帝时，诏宋、辽、金各为一史，于是据以编排，而纪、传、表、志本已完备，故不三年，遂竣事。人但知至正中修三史，而不知至正以前，已早有成绪也。
宋辽金三史重修
宋史繁芜，辽、金二史又多缺略，昔人多有欲重修者。
元末周以立因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而未能。
明正统中，其孙叙思继先志，乃请于朝，诏许自撰，诠次数年，未及成而卒。（明史周叙传） 嘉靖中，廷议更修宋史，以严嵩为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严嵩传）然亦未有成书也。
其修成者， 惟柯维骐合三史为一史，以宋为主，而辽、金附之，并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颇严，阅二十年始成，名曰“宋史新编”（维骐传）。
又祥符王维俭，字损仲，尝苦宋史芜秽，手自删定为一书。（维俭传）
是二人者，皆尝修成矣。然维骐本未及梓行。维俭之书，据列朝诗序，谓“损仲家图籍已沈于汴梁之水，其本稿，吴兴潘昭度曾钞得副本。”而曹学佺传，谓“潘曾纮巡抚南赣，得维俭所修宋史，邀晋江曾异撰，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罢。”则此副本虽未遭汴水之厄，亦终归散失也。
今时代愈远，宋、金书籍可资考订者，流传益少，虽有志纂辑，亦无从下手矣！
宋史事最详 唐、宋、金三朝史官记载，其职颇重。五代李谷奏言“起居注创于累朝，时政记兴于近代，然后采其事实，编作史书。”（薛史谷传）宋汪藻亦疏云“书榻前议论之词，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宋史藻传）此近代国史底本之大概也。 自唐文宗每召大臣论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执笔立于殿阶螭头之下，以纪政事。（见李谷及宋扈蒙疏）
后唐明宗因史馆赵熙等奏，亦令以诏书及处分公事，令端明殿学士韩昭允录送史馆；其内廷之事、诏书奏对不到中书者，令枢密院直学士李专美录送史馆。（见薛史唐本纪）
晋天福中宰臣赵莹周、显德中宰臣李谷，皆援例奏请行之。（薛史）
故实录之前皆有日历。 宋初因扈蒙奏请“凡发自宸衷可书简策者，并委宰臣及参知政事，每月轮抄，以备史臣撰集。”乃诏卢多逊典其事。（宋史扈蒙传）
自是宋代史事较为详慎。有一帝必有一帝日历；日历之外，又有实录；实录之外，又有正史，足见其记载之备也。
今案宋史本纪，
太平兴国三年，命修太祖实录（史官为李昉、扈蒙、李穆、郭贽、宋白等，沈伦为监修，共成五十卷。见伦昉等传）又诏军国政要，令参知政事李昉等录送史馆。
真宗初，命钱若水等修太宗实录（若水奏杨亿与其事。凡八十卷，亿独修五十六卷）。寻又诏吕端、钱若水重修太祖实录。
仁宗诏吕夷简、夏竦修先朝国史，王曾为提举，天圣八年书成，夷简上之。
英宗命韩琦修仁宗实录，神宗熙宁二年修成，琦上之。
是年，神宗命学士吕公著修英宗实录，修成后，曾公亮上之。十年，又诏修仁宗、英宗史。
惟神宗实录，凡数次改修。
哲宗元祐元年，命吕大防等纂修，以司马光家藏记事为本，六年修成，七年又修神宗史，此第一次所修也。 绍圣元年，章惇用事，请重修神宗史，蔡卞亦言“先帝盛德大业，实录所记多疑似不根，乞重刊定。”乃诏以蔡卞为修撰，卞专取王安石日录，遂尽改元祐所修，贬原修官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等。三年书成，惇上之。此第二次所修也。
徽宗时又诏修神、哲二朝实录及二朝史，皆蔡京、蔡卞司其事。钦宗初，已命改修宣仁后谤史，未及成。迨高宗时，隆祐太后为帝言“宣仁后之贤，古今未有，因奸臣诬谤，建炎初虽下诏辨明，而史录未经删定，恐无以慰在天之灵。”帝悚然，即谕朱胜非曰“神、哲两朝，史多失实，宜召范冲刊定。”冲乃为考异一书，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哲宗实录又别为一书，名辨诬录。（徐绩传“神宗正史，五载未成，绩谓元祐、绍圣，史臣好恶不同，一主司马光，一主王安石，故议论纷然。”綦崇礼亦疏言“神宗实录，墨本元祐所修，已成书；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会；哲宗实录，则蔡京提举编修，变乱是非，难以为据。”）冲既修成，赵鼎上之，此第三次所修也。
徽宗实录，则绍兴八年始修，十一年书成，秦桧上之。（其后又有龚茂良所修）
钦宗实录，则隆兴中蒋芾等所修。
而高宗和议成，先命史馆编修靖康、建炎忠义录，后又有魏杞等所上神、哲、徽三朝正史，陈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哲、徽、钦四朝会要，赵雄等上神、哲、徽、钦四朝国史志，王淮等上神、哲、徽、钦四朝列传，则皆孝、光两朝所续成也。
高宗实录直至淳熙十五年始修，（时高宗已崩故也）宁宗庆元三年书成，京镗等上之。嘉泰二年，陈自强等又上高宗实录及正史。然高宗时自有日历，绍兴二十六年，以秦桧所修日历未当，诏重修之。孝宗隆兴元年，诏修太上皇帝圣政记，二年书成，命进德寿宫。（时高宗为太上皇）
其孝、光、宁三朝实录皆成于理宗时。然光宗受禅，即诏修寿皇圣政日历，绍熙元年书成，进于重华宫。（时孝宗为太上皇）宁宗受禅，亦诏修太上皇圣政日历，庆元三年书成，进于寿康宫。（时光宗为太上皇）
其后又有李心传所修高、孝、光、宁四朝国史，史嵩之所上中兴四朝国史，谢方叔所上中兴四朝志传，亦皆理宗时成书也。
理宗实录，成于度宗咸淳四年，贾似道上之，度宗亦有时政记七十八册。
此可见宋朝重史事之大概也。
其士大夫所著，尚有不胜数者。
高宗时，汪藻尝编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綦崇礼曾奏取其书入史馆。
孝宗时，李焘著续通鉴长编，自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十卷，后又续成六百八十七卷。
洪迈入史馆，修四朝帝纪，又修一祖八宗一百七十八年为一书。
理宗端平二年，又诏太学生陈均编宋长编纲目。淳祐十一年，又诏龙图阁学士楼昉所著中兴小传百篇、宋十朝纲目并掇要二书，付史馆誊写。 又王偁有东都事略，李丙有丁未录，徐梦莘有三朝北盟会编，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讫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之毙，上下四十五年，共三百五十卷。
此皆收入史馆以资纂订者。其他名臣传、言行录、家传、遗事之类，未上史馆者，汗牛充栋，更无论矣。
故宋一代史事，本极详备，而是非善恶，回护讳饰处亦坐此。 宋史多国史原本 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今其迹有可推见者。
道学传序云“旧史以邵雍列于隐逸，未当，今置于张载传后。”
方技传序云“旧史有老释、符瑞二志及方技传，今去二志，独存方技。”
外国传序云“前宋史有女真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
夏国传赞云“今史所载谥号、庙号、陵名，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抵牾者，则阙疑以俟。”
此可见元人就宋旧史另为编订之迹也。 然有另为编订而反失当者。
如张宪传开首即云“飞爱将也”。盖旧史宪传本附于岳飞传之后，故从飞叙入。今宪另为一卷，不附飞后，则此语殊无来历。
又牛皋传后，总叙岳飞之功，谓“飞命皋及王贵、董先、杨再兴等经略东、西京、汝、颍、陈、蔡诸郡，又遣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未几，李宝捷于曹州，董先捷于颍昌，刘政捷于中牟，张宪复淮宁府，王贵部将杨遇复南城军，梁兴会太行忠义破金人于垣曲及沁水，金张太保、李太保等以其众降，又取怀、卫二州，金人大扰，未几，岳飞还朝，下狱死，世以为恨云。”案此乃总叙飞功，非叙皋功也，而在皋传末，可见旧史亦以皋传附飞传之后，故皋传末又累叙飞功而结之以下狱死。今皋传亦另为一卷，不附于飞，而皋传末总叙飞功之处，却未移在飞传后，遂觉皋传反多此赘词。
此徒以意为割裂而未及订正之失也。
叶梦得既入文苑传，则其著述，如石林燕语、避暑录话之类，自应叙入，乃通篇但述吏绩，无一语涉文字，此必旧史本在列传，元人排次时，以其素有文名，遂将原传拨入文苑，又未增其能文之处也。
其有不全据旧史而另纂增入者。
如唐恪传后，谓“当时蔡京、王黼用事，援引者多，如余深、薛昂、吴敏、王安中、赵野等，国史皆逸其事，今附著于此。”是余深等五传，旧史所本无也。
康保裔传“保裔战殁，来援者惟张凝、李重贵，后重贵仕至郑州防御使，改左领军大将军致仕，凝加殿前都虞侯，卒赠彰德军节度使。”盖旧史凝与重贵二人不另立传，故附于保裔传也。又王翊传后附文州守刘锐、通判赵汝向相誓死守，被围旬有五日，汲道绝，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血，城垂陷，汝向犹提刀入阵，中十六矢，被执死。锐先杀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台自刎死。此亦旧史锐与汝向不另立传，故附见翊传也。今张凝、李重贵各有专传，刘锐、赵汝向两人合为一传，可见此四人传亦旧史所本无，而元人增之者也。既增此四人传，则康保裔、王翊传内附书之处应删节以免繁复，乃仍旧文而不删，此又元人未及审订之失也。
其有全用旧史而是非刺谬处，则于传赞内著论以别之。
如谢深甫传，通首叙述，居然一代名臣，无可訾议。而编次时则入于胡纮、陈自强卷内。传赞谓“其当韩侂胄严禁伪学，善类为之一空，深甫秉政，与之同时，且尝劾陈傅良、赵汝愚等，显与正士为难。”是传则君子，而赞则小人矣！
赵雄传，谓孝宗意向张栻，雄与虞允文沮抑之。传赞则谓雄与允文协谋用兵，与张栻持论相同，而以旧史沮抑张栻之说为诬。是传则小人，而赞则君子矣！
可见各传皆宋旧史原本，修史时悉仍其旧，特于赞内另别其是非。此又见修史者虽不及改正，而尚存褒贬之公也。
第此等增传及辨正之处，其为世祖时抑系顺帝时，则无从推考，大约王翊传附见刘锐、赵汝向，此世祖时所修也，锐、汝向之另立传，则顺帝时所修也，又如陈宜中传，记其往占城而不返，马廷鸾传记其国亡后七年而始殁，此亦必顺帝时所修，若世祖时，则宜中、廷鸾存殁尚未知，何由预书耶？
宋史各传回护处
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国史，而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大奸大恶如章惇、吕惠卿、蔡榷、蔡京、秦桧等，固不能讳饰，其余则有过必深讳之。即事迹散见于他人传者，而本传亦不载，有功必详著之，即功绩未必果出于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为牵合，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详著其善于本传，错见其恶于他传，以为善善长而恶恶短也。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宋时修国史者即据以立传，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而悉仍其旧，毋怪乎是非失当也。昔吴缜作新唐书纠谬，不旁采他书，即新唐书中自为抵牾者，抉摘以资辨证，今亦仿此例，摘出数十条于后，观者可以览焉。
李纲
靖康围城之事，姚平仲欲劫营，以士卒不得速战为言，李纲主其议，令城外兵俱听平仲节度，遂及于败。（姚平仲传）据此，则劫营之计，李纲实与其谋。而纲传则谓平仲密奏斫营，夜半中使传旨，使纲策应。似纲初不知者。盖因平仲之败，以见失策不在纲。此事本载纲所著靖康传信录，史馆即据以立传也。
吕好问 靖康之变，朝臣多污张邦昌伪命，高宗以邓肃在围城中目击其事，令肃陈奏，肃请分三等定罪以待制，而为伪朝执政者置一等，乃王时雍、徐秉哲、吴幵（ㄐㄧㄢ）吕好问、莫俦、李回，共六人。（见邓肃传）是好问罪在一等，其欲为伪朝佐命可知也。乃好问传不载其从逆之事，反备书谏阻张邦昌毋干大位，及趣邦昌遣使迎高宗等事。
韩世忠 世忠固一代名将，然少年时意气用事，亦多有可议者。王明清避乱录，杭妓吕小小以罪系狱，会钱塘守邀世忠饭，世忠为言而出之，连饮巨觥，携妓以去。又明清挥麈录，王渊有妓周氏，为赵叔近所得，陈通之乱，叔近招降之，渊遣张俊、韩世忠讨通，并斩叔近，以妓归渊，渊以赐俊，俊不敢受，乃予世忠。案此二事皆出于明清所记，或因其以京口娼梁氏为妻，遂附会之。吕小小事，不见他书，周氏事见宋史赵叔近传，但言以周归渊，不言归世忠也。则明清所记，或近于诬。
至于宋史各传，世忠屯镇江，刘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常同劾其骄狠无忌惮。（见常同传）是时光世部将王德擅杀世忠部将，会诏移屯，世忠遂遣兵袭其后，并夺建康府廨。（见赵鼎及季陵传）移屯时，光世惧世忠扼其路，乃趋白鹭，世忠果遣人袭之。（见刘光世传）张浚以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因劾奏夺其观察使。（见张俊传）滕康亦劾世忠夺御器械，逼死谏臣，乃止罚金，何以惩后？（见滕康传）世忠又饮于内侍李廙之家，刀伤弓匠。（见魏矼传）此皆世忠少年粗豪之过，亦不必讳，而世忠传不载。
张浚
浚一生不主和议，以复仇雪耻为志，固属正人。然李纲入相时，宋齐愈以附逆伏诛，浚为御史，劾纲以私意杀侍从，且论其买马招军之罪。（见高宗纪及纲传）浚又尝荐秦桧可任大事。（见赵鼎传）陈东伏阙上书已被诛，浚又奏胡珵笔削东书，以布衣挟进退大臣之权，遂追勒编置。盖浚乃黄潜善客，珵则李纲客也。（见戴植鼠璞）浚又尝与岳飞论吕祉、王德、郦琼兵事不合，飞因解兵奔丧归，浚奏其意在并兵，以去要君，遂命张宗元权其军事。（见高宗纪）汪伯彦既贬，浚以伯彦旧尝引己，遂与秦桧援郊祀恩，起伯彦知宣州。（见汪伯彦传）今浚传皆不载，惟杀曲端一事，略见传中，而又谓端部将张忠彦降金，故下端于狱，似非枉杀者。
叶梦得
梦得初为蔡京客，京倚为腹心，尝为京立元祐党籍，分三等定罪，后知应天府，以京党落职。（见毛注、强渊明、胡安国等传）建炎元年，梦得知杭州，军校陈通作乱，梦得被执。（见高宗纪）今梦得传不载。
胡安国
安国本秦桧所荐用，吕颐浩引朱胜非以倾秦桧，胡安国即劾胜非不当复用，安国求去，桧三疏留之，颐浩欲去桧，席益曰“安国在讲筵，宜先去之。”盖安国力言桧之贤于张浚也。（见秦桧传）今安国传不载。 刘一止
一止，秦桧党也，桧置修政局，或有言局当废者，一止与林待聘力言不可废。（见秦桧传）一止传不载。
何铸
铸尝与罗汝楫劾岳飞。（见罗汝楫传）又尝为秦桧劾王居正为赵鼎之党，遂夺职奉祠。（见王居正传）又劾张九成党赵鼎。（见张九成传）又劾廖刚与陈渊等为朋比。（见廖刚传）今何铸传皆不载，反云治岳飞狱，力辨其冤，谓不当无故杀一大将，似能主持公道者。
李显忠
宿州之败，因破宿州时，显忠欲私其金帛，不以犒军，与邵宏渊忿争，遂致师溃。（见胡铨传）今显忠传乃谓宏渊欲发仓库犒军，显忠不可，只以现钱充赏，士皆不悦，遂致溃。一似显忠之慎重仓库，并无私意者。然论罪时，显忠之谪独重，则其激变非无因也。孝宗纪亦云“显忠战于宿州，宏渊不援，显忠失利，诸将以显忠、宏渊二将不协，遂大溃。”是亦为显忠讳。
岳珂
珂守当涂，制置茶盐，自诡兴利，横敛百出，商旅不行，国计反诎于初。又置贪刻吏，开告讦之门，以罔民而没其财，民李士贤有稻二千石，囚之半载。（见徐庆卿传）袁甫劾珂，贪黩无检，总饷二十年，焚林竭泽。（见袁甫传）今珂传俱不载。 史弥远
韩侂胄用兵，将危及社稷，杨皇后本与侂胄有隙，使荣王曮入奏，宁宗不答，后乃使其弟杨次山阴结史弥远、钱象祖等谋之。侂胄方早朝，弥远使中军统制夏震率兵拥至玉津园击杀之。弥远等方以其事入奏，帝犹不信，既知其已死，乃下诏罢其官，然后再下诏诛之。（见杨皇后传）是时弥远欲诛侂胄，皇后、皇室从中主之，弥远以告象祖、李璧，谓有御笔行事，象祖欲奏审，璧恐迟则事泄，弥远乃使震亟杀之。（见韩侂胄及李璧传）合数传参观，是当日先诛侂胄后奏帝，帝始降旨罢其官，再加诛也。而弥远传则谓“兵端既开，人皆畏侂胄不敢言，弥远力陈危迫之势，皇子询（即荣王曮）入奏，乃罢侂胄，既而台谏给舍交章论，侂胄乃就诛，召弥远对咸和殿。”似乎先奏请得旨而后行诛者。此固讳其擅杀之迹。而宁宗本纪亦书“开禧三年十一月甲戌，诏韩侂胄轻启兵端，可罢平章事。乙亥，礼部侍郎史弥远以密命令殿前统制夏震诛侂胄于玉津园。”一如弥远传所叙。此盖实录书法本如是，不欲以大臣擅杀，见朝廷之威柄下移也。则弥远传讳其擅杀一节，犹似有说。
至其拥立理宗一事，则隐讳更甚。宁宗自皇子询薨后，即养宗室子贵和为皇子，赐名竑。弥远买美人善琴者纳之，使伺皇子动静。竑嬖之，一日指舆地图曰“此琼崖州，他日当置弥远于此。”又尝书几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弥远，乃阴谋立沂王子贵诚，使郑清之傅之。宁宗崩，弥远在禁中，宣贵诚至柩前，举哀毕，然后召竑，封为济王，出居湖州。（见济王竑传）夫以先帝预立之储君，擅敢废罢，而所立者，并非先帝所识之人，虽以唐宦官之定策，国老门生天子尚不至如此之恣横，则弥远之罪上通于天，无可讳饰者。乃宁宗本纪并不著其废立之罪，但云“帝崩，史弥远传遗诏，立侄贵诚为皇子，更名昀，即皇帝位。封皇子竑为济阳王，出居湖州。”一似仓猝之际，宁宗别有遗命，而弥远奉行者。盖其时弥远正柄政，史馆实录皆所监修，故书法本是如此。而弥远传则后人所修，应无所忌，乃亦只以“宁宗崩，拥立理宗”七字了此公案，而此等奸谋逆节，绝无一语载入，益可见宋旧史皆本各家表志行状据以立传，而元人修史，又悉仍其旧，略无订正也。
贾涉
李全既降于宋，与金兵战。涉为制置使，以朝命许杀太子者赏节度使，杀驸马者赏观察使。全以所得金牌上于涉，谓杀四驸马所得者。涉遂奏授观察使。其实四驸马不死也。季先死，全欲并将其军，诡称其军有三千虚籍，覆之可省费。涉遂付以兵。将遣人覆实，全忽报昨闻邳州有警，已遣七千人往赴矣，遂不得覆。全往山东，涉劝农出郊，暮归，全军在楚州者遮道不得入，涉使人语全妻杨氏，杨氏挥之退，涉始入城。（见李全传）今贾涉传皆不载，反谓“李全得玉玺以献，朝廷赏以节度使，涉叹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岂知骄则至于不可劝耶？’”是并能驾驭群盗矣！此传必亦必其子似道当国日，史馆所立，而元人因之不改者也。
郑清之、赵范、赵葵
端平初，宋遣将孟珙与蒙古兵共灭金，其时宋与蒙古本敦邻好，并无嫌隙，忽焉兴师入洛，规复中原，兵端遂由此起。据贾似道传，灭金时，珙与蒙古约以陈、蔡为界。师未还，赵范谋发兵据肴函，复中原地。元兵击败之，是开衅者，范实为祸首也。然是时，朝命已令范知开封府东京留守，其弟葵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则庙堂已有主此谋者。据王万传，郑清之当国，谋乘虚取河洛。又真德秀传，郑清之挑敌，兵民死者数十万，中外大耗。是此事，实赵范兄弟任之于外，郑清之主之于内也。乃赵范传不载其主谋用兵事，反云灭金后，范言于理宗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美，迄以取祸，不可不鉴。”赵葵传亦载其所奏云“国家兵力未赡，姑从和议，俟根本既壮，恢复中原。”据此，则二人又似能审度时势，不肯轻举生事者。郑清之传，亦不载其主谋开边事，反载理宗因边警甚惧，清之密疏谓“陛下忧悔太过，恐累刚大之志。”则并似能持危定倾，补救于事后者矣。盖皆因兵端既起之后，国家之祸日深，作家传者各自讳其始谋之失，国史因之故也。
至如李宗勉传，谓端平中出师汴洛，宗勉言不可。崔与之传，谓朝廷取三京，与之顿足浩叹。乔行简传，谓收复三京，行简忧事力之不继。赵汝谈传，谓朝议出师，汝谈力言不可。及三京收复，汝谈有忧色。未几，洛师果败。此又因用兵后祸败相寻。作传者各为著其先见之明也。
宋史各传附会处 徐河之捷 李继隆传，徐河之捷，辽将裕悦（官名，旧史作于越）率骑八万来战，继隆与尹继伦列阵以待，敌众方食，继伦出不意击走之。
案继伦传，是时继伦领兵巡路，辽裕悦、耶律休格（旧史名休哥）数万骑遇之，不顾而南，继伦曰“是蔑视我也！彼捷则将驱我北去；不捷亦且泄怒于我矣！”乃衔枚夜蹑其后，天未明，至徐河，休格方会食，将战，继伦从阵后出其不意突击之，休格大败走。是继伦之突击并未与继隆同列陈也。而继隆传云“与继伦列阵以待。”此不过欲著继隆之同功耳。
侬智高母子弟
余靖传，狄青破侬智高后，即班师，靖留广西，遣人入特磨道，获智高母子弟三人，献阙下。
案萧注传，智高走大理，其母与二弟寓特磨道，注侦得之，悉擒送阙下。是获智高母子者，乃注之功，余靖特以镇广西为其长官耳，而靖传则以此功全属之于靖，并略不及萧注。
徽宗禅位
李纲传，徽宗以金兵日逼，命皇太子为开封牧，纲谓吴敏曰“建牧，岂非欲委以留守乎？然非传以位号不可。”敏曰“监国可乎？”纲以“肃宗灵武建号不出于明皇，使后世惜之”为对，明日，敏遂以禅位事进说，并谓李纲亦有此议。是传位之议本起于纲也。
案敏传，徽宗将内禅，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对，遂并荐纲入见，则内禅之意，本出于徽宗。蔡攸传，帝欲内禅，亲书传位东宫字授李邦彦，邦彦不敢承以付攸，攸属其客吴敏，遂定议。又李熙靖传，道君皇帝曰“外人以内禅为吴敏功，不知乃自吾意，不然，言者且灭族矣！”合数传观之，是内禅本出于徽宗，而纲传所云，或非实事也，或纲议适与帝合，遂赞决耶？案张端义贵耳录，徽宗闻金人破燕，即命当直学士黄中令草诏罪己，并传位太子，明日诏出，渊圣登极。又记徽宗语，谓“诏中处分，蔡攸尽道不是，只传位一事，要做他功劳。”此亦见内禅出自帝意之一证。
湖湘盗贼
李纲传，出为湖广宣抚使，荆湖江湘之间盗贼不可胜计，多者至数万人，纲悉荡平之。又张浚传，浚至潭州，杨么贼众二十余万，相继来降，湖寇尽平。 案是时长沙有刘忠拥众数万，韩世忠诛之；曹成躏湖、湘、道、贺等州，岳飞平之，杨么又飞所击斩者也，今悉归功于纲与浚，而诸将之攻讨略不及焉。虽纲为宣抚，浚为督视，诸将之功即其功，然竟抹煞诸将，全以荡平诸贼为纲与浚之功，且纲传则功属纲，并不及浚；浚传则功属浚，又不及纲。
刘豫之废
岳飞传，军中得乌朱（旧史名兀术）谍者，飞佯认为己所遣之谍，作蜡书约豫同诛乌珠，刲其股纳之，令致豫。谍者归以书示乌珠，乌珠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又张浚传，郦琼叛奔刘豫，浚亟遣蜡书贻琼，金人果疑豫，寻废之。
案刘豫先赂金元帅达兰（旧史名挞辣），得立为帝，后出师侵宋，辄败，屡请金兵为援。金领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开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进不能取，退不能守，兵连祸结，从之则豫收其利而我受其弊，奈何许之！”于是始有废豫意。会豫又请兵，金乃令达兰、乌珠伪称南侵至汴，宣诏废之。是豫之废，因其进不能取，且屡请兵也。今乃以归功于张浚、岳飞之两封蜡书，真所谓牵连附会者也。（王伦传，绍兴七年，伦使金至睢阳，刘豫欲索观国书，伦力拒之，至涿州，见达兰，具言豫邀索国书无状，且谓豫忍背本，他日安保不背大国？是年冬，豫遂废，是又以废豫归功于伦之奉使矣！）
采石之捷海陵被弑
李显忠传，金主亮南侵，将济江，王权自和州遁归，诏以显忠代权，命虞允文趣显忠交军，于是有采石之捷。显忠遣万人渡江，尽复淮西州郡，亮切责诸将，诸将弑之。
案虞允文传，允文奉命往趣显忠赴权军，允文至采石，权已去，显忠未来，我师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念坐待显忠，则误国事，遂招诸将，勉以忠义，诸将皆死战，得大捷。明日，又败敌于扬林口，显忠始至。是采石之捷，无与于显忠也。而显忠传，谓因趣显忠交军，故有此捷。遂若功出于显忠者。亮因采石之败，即趋瓜洲，克日渡江，未渡而被弑，亦非关显忠之复淮西而责诸将也。且是时，海陵去采石，即至瓜洲，其间时日有几？显忠岂能尽复淮西？当是海陵被弑后，乘金兵之退而复之耳。乃必谓海陵因显忠复淮西，切责诸将遂被弑，此又曲说也。 规复山东
贾涉传，李全取海州及密、潍，收登、莱二州，又结青州张林，以滨、棣、淄、济、沂等州来降，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洺十余州相继请降。涉传檄中原“以地来归及反戈自效者，朝廷爵土无所吝。”
案是时金国衰乱，盗贼各分据，李全乘此北行，金元帅张林据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等州，全往招之，遂来降，其表云“举七十城之全齐，归三百年之旧主。”是时，实李全功也，而系之涉传，竟似涉发踪指示者。
贝州王则之乱，讨平之者，明镐、文彦博也。
而郑骧传则云“王则反，讨平之。”竟似骧一人之功矣。 又杨燧传，谓燧攻贝州，穴城以入，贼平，功第一。刘阒传，又谓阒从攻贝州，穿地道，阒先入，众始从，遂登陴，引绳度师，迟明，师毕入，贝州平，功第一。则即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
夏竦卒，赐谥文正，司马光、刘敞俱驳之。
光传曰，光谓“谥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当之？”乃改谥文庄，略不及敞之同议，则似光一人所驳矣。
敞传又曰，敞疏三上，乃改谥文庄，亦略不及光，又似敞一人所改矣。
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过宫成服，赵汝愚拥立宁宗一事。
据汝愚及赵彦逾传，是时宰相留正去位，中外汹汹，汝愚谋立嘉王（即宁宗），欲倚殿帅郭杲为用，以告彦逾，彦逾尝有德于杲，遂承命以汝愚谋告杲，杲乃领兵卫宁宗即位。是此谋本出汝愚，而彦逾共成之。厥后汝愚因此拥立之功，为侂胄所忌，得祸最烈，正以此也。
而叶适传，则谓是时赵汝愚计无所出，适责知合门事蔡必胜不得坐视，蔡乃与宣赞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关礼、知合门事韩侂胄三人定议，适亟白汝愚，汝愚乃遣侂胄、关礼以内禅事奏太皇太后，明日，因禫祭，遂立嘉王即位。则此谋，又系叶适与蔡必胜等定议后以告汝愚者矣。（按绍熙行礼记，又谓是时汝愚计无所出，宗室彦逾责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视，汝愚曰“奈何？事急，向承天门叫几声，自割杀耳！”彦逾曰“无益也。”乃为画计，请于太皇太后，以嘉王即位，而尊光宗为太上皇帝，使侂胄共成其事。据此，则首谋又属彦逾。然宋史彦逾传不载其首谋画策，或绍熙行礼记所云，非当日实事。）
宋史各传错谬处 袁彦传，有刘仁赡降之语。张保续传，亦有刘仁赡率将卒出降之语。薛居正五代史，周显德四年，世宗亲征寿州，刘仁赡上表乞降。是薛史原有此语。然薛史仅钞实录而未及详考事实。至欧史则已辨明仁赡之不降，实副使孙羽以仁赡病笃，诈为其书以降者，所以特列仁赡于死节传。今宋史袁彦等传尚云然，岂元人修史时，并欧史亦不检对耶？
韩世忠传，世忠屯焦山，谓乌珠（旧史名兀术）至必登金山龙王庙观虚实。乃令百人伏庙中，百人伏岸侧，果有五骑闯入，庙兵喜，先鼓而出，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绛袍玉带，既坠而驰者，访之，即乌珠也。按金山在水中，岂能骑而入？又骑而逃？此必误也。舆地纪胜，谓伏兵北固山龙王庙，此较近理。乃作传者于此等处亦不订正。
曹友闻传，元兵攻武休关，败都统李显忠军，遂入兴元。按显忠系绍兴中归宋，卒于乾道中，距友闻与蒙古兵战时，已六、七十年，安得尚统军耶？或另有一李显忠，然史又不分析言之。
陈宜中传，遣张全合尹玉、麻士龙援常州，玉、士龙皆战死，全不发一矢，奔还。文天祥请诛之，宜中释不问。文天祥传，亦谓朱华、尹玉等战五牧，败兵渡水挽全军舟，全军斩其指，皆溺死。全不发一矢，走归。是张全并未战也。而尹玉传乃云，淮将张全、广将朱华大战于五牧。则全又在力战之内矣！功罪混淆，莫此为甚。 又刘师勇与姚讪守常州数月，城陷，师勇拔栅，战且行，其弟马堕堑，跃不能出，师勇举手与诀而去。是师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见张世杰传及元史伯颜传，并郑所南集。而王安节传，则谓师勇复常州后，即赴平江，使安节在常拒守。又似师勇未尝与常州之难者。此又一史中自相矛盾之处也。
吕蒙正传赞，谓国朝三次入相者，惟赵普、吕蒙正。然蒙正之后，又有张士逊、吕夷简、文彦博，皆三次入相，蔡京并四次入相。蒙正传赞所云，亦未深考。
宋史列传又有遗漏者
一代之臣甚多，自非大奸大忠，原不能悉载，然有必宜载而反遗漏者。 俞文豹清夜录，靖康之变，上皇将赴金军，中书舍人姜尧臣极谏不可往，番使以骨朵（铁制或木制兵器，一端有大首，状如蒜头，柄较长。相似者为锤，惟锤柄较短。）击之死。曹勋北狩录，四太子求王婉容为黏罕子妇，婉容自刎死。此二事忠节凛然，史传所必宜载者，而列传皆无之。 彭义斌自山东起义，随李全来归，即与赵范、赵葵破金兵，义斌独击至下湾渡，掩金人于淮。（见贾涉传）后因李全乱，楚州制置使许国走死，义斌斩全使，大骂，誓必报此仇。会全攻恩州，义斌即出战，败之，全求制置使徐晞稷书与义斌速和，义斌致书赵善湘曰“不诛全，恢复不成。但能遣兵扼淮，断其南路，必可灭贼。贼平之后，义斌战河北盱眙，诸将战河南，神州可复也。”（见李全传）赵范亦谓善湘曰“义斌蹙全，如山压软卵，然必请而后讨者，知尊朝廷也。”（见赵范传）全贻书制置司，诬义斌叛朝廷，虽知义斌之功，惮全未欲行赏，义斌俟朝命不至，拓地而北，进攻东平，严实潜求救于蒙古将博罗罕，而与义斌连和，义斌亦欲藉实取河朔而后图之，遂以兄礼事实，不夺其兵，而留青崖崮所掠实之家属不还，进攻真定，降金将武仙，众至数十万，既下真定，道西山而北，博罗罕兵始至，义斌分兵与实，阳助而阴伺之，实危急，即赴博罗罕军与之合，与义斌战于内黄之五马山，义斌兵败被执，史天泽说之降，义斌厉声曰“我大宋臣也，肯为他人属耶？”遂死之。（见元史严实等传）后朝廷讨李全诏有云“彭义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略，已加赠典追封。”（见李全传）是义斌之忠义勋绩比赵立、李宝、魏胜等更有过之，则宋史何得无传？乃仅散见于李全等传，而不另立专传，岂非阙漏耶？
又吴缜作新唐书纠谬，至今尚传其书，而宋史无传；刘克庄诗集、文集为宋末一大家，今亦无传。此皆史家之疏也。
宋史排次失当处
宋史又有不必立传者。 欧公五代史，不立韩通传，为本朝讳也。宋史补之，而以李筠、李重进并列为周三臣，是矣！
他如张从恩、扈彦珂、薛怀让、药元福，皆五代时人。
从恩入宋，改封许国公，其入宋史可也。
彦珂、怀让、元福，当宋初即病殁；赵昂、李谷、窦贞固、李涛、赵上交、张锡、张铸边、归谠、刘涛等，并未官于宋，则传之何为？或以五代史无传，不得不于宋史存之，然李谷、李涛在五代尚有事迹可纪，其余本不足书，乃一概入之列传，仍不过叙其历官，如今仕途之履历而已，此亦成何史策？
宋臣中宣缯、别之杰、邹应龙、金渊、张磻、饶虎臣、戴庆炯等传，亦但叙履历，绝无一言一事，则传之何为？
其他编次之失，更有当改定者。
张宪、牛皋、杨再兴，皆岳飞部将，旧史本附飞传后，元人修史，另编为卷。（说已见前）
刘子羽、胡世将与吴玠兄弟在蜀同功共事，应与玠璘相次，今亦各为卷，此犹曰官有文武之别也。 解元、成闵皆韩世忠部将，宜附世忠后；郭浩、杨政皆吴氏部将，用兵与吴氏相终始，宜附玠、璘后，今皆另编为卷。盖亦元人改旧史而排次耳。 王友直、李宝皆自北起义来归，既同列一卷；李显忠亦自鄜延起事，间关数国，冒死南投，功名尤著；魏胜起兵涟水，据海州以归，与宝共事，此数人者，应汇列为一卷，以显忠为首，胜、宝、友直次之，而今皆各为卷。
秦桧擅国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终为桧所怜，则次翁应附桧传后；陈自强之附韩侂胄，与次翁之附秦桧一也，则自强亦应附侂胄后，乃皆编入列传，不著奸党，何也？
权邦彦，徽、钦时人，卒于高宗绍兴三年，乃厕于宁宗诸臣之列；汪若海、张运、柳约亦皆钦、高时人，而厕于理宗诸臣之列；林勋、刘才邵等皆高、孝时人，并厕于德祐末造李庭芝诸人之列，不几颠倒时代乎？
南唐世家，既立韩熙载传矣，刘仁赡、皇甫晖、姚凤皆完节于南唐者，何以不为立传，以附于熙载后？南唐徐铉、北汉杨业，后仕于宋，既入之宋臣传矣，南唐之周惟简、西蜀之欧阳迥，亦皆仕宋，历官多年，何以又不入宋臣传，而仍附南唐、西蜀世家之后乎？ 此皆自乱其例者。想见元人修史，草率从事，徒以意为排次，不复详细审订也。
史家一人两传 史传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审订，遂有一人而重出者。
如顾宁人（炎武）指出元史列传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即第九卷之雪不台；十八卷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皆是一人两传。可见修史者之草率从事。 然蒙古以国语为名，译作汉字，但取其音之同，而字不必画一，致有此误，犹有说也。
若旧唐书列传之七十二既有杨朝晟，九十四又有杨朝晟；五十一既有王求礼，一百三十七又有王求礼，宋史列传之一百十六既有李熙靖，二百十二又有李熙靖。考其事迹，实系一人，并非偶同姓名者。
是修史之草率，更甚于明修元史时。 至如辽史有三耶律托卜嘉（旧史名耶律挞不也），一在列传第二十六，一在第二十九，一在第四十一；又有两萧罕嘉努（旧史名萧韩家奴），一在列传第二十六，一在第三十三；又有两萧塔喇噶（旧史名萧塔剌葛），一在列传第十五，一在第二十。金史又有两达兰（旧史名挞烂），一在列传第十（又名古云，旧史名彀英），一在第十五；又有四罗索（旧史名娄室），一在列传第十，其三在五十七，同为一传，当时已以大娄室、中娄室、小娄室别之；又有两额尔克（旧史名讹可），亦同为一传，当时亦有草火讹可、板子讹可之别。 此则名虽同而人各别。盖辽、金、元皆以国语为名，诸人国语之名本同故耳。
至如金史之碎不即元史之速不台（即元将之围汴京，掳金妃后及宗族北去者），宋史之兀良哈即元史之兀良合台（即征交趾，由粤西北归者）。此又修史时，各据所译汉字入传，不暇彼此订正也。
监板宋史脱误处
余家所有宋史二本，系前明南北监板各一，其中误字落句不一而足。
尤袤传：高宗配享四人，王“俊”误为“浚”
如尤袤传：高宗崩，灵驾将发引，忽议配享，洪迈请用吕颐浩、韩世忠、赵鼎、张浚，袤言“祖宗典故，既祔然后议配享，今忽定于灵驾发引之前，不加详议，恐无以服勋臣子孙之心。”乃诏更议，后卒用四人者。时杨万里亦谓张浚当配食，争之不从，补外。袤转礼部侍郎云云。
按万里所著诚斋挥麈录，谓洪景卢以浚杀曲端一事，辍其配享。是迈乃辍浚者。今传反云迈请用浚。又按杨万里传，高宗崩，洪迈不俟集议配享，独以吕颐浩等姓名上，万里疏诋之，力言张浚当与。是迈本未以浚入配享。尤袤传云张浚，当是张俊之误也。配享兼用文武，迈既请用吕颐浩、赵鼎两文臣，则武臣必是韩世忠、张俊耳。（案今本已订正为张俊）
曹勋传：曹勋副使，王“纶”误为“伦”
又曹勋传：绍兴二十九年，勋副王伦为称谢使至金，金主将侵淮，勋与伦归言和好无他。
按伦自建炎元年即为通间使至金，绍兴二年，粘罕使伦归报；七年，再使金，回；八年，又往，偕张通古来；九年，再充使奉迎梓宫。太后被拘河间。十四年，金人欲官之，不从，乃缢死。是伦之死，在绍兴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尚有与曹勋同使之事？
及阅王纶传：二十八年，金将渝盟，边报沓至；二十九年，朝论欲遣泛使觇之，纶请行，曹勋副之，至金，馆礼甚隆，归言邻国恭顺陛下威德所致。然是时，金已谋犯江，特以善意绐纶耳。据此，始知勋所副者，乃王纶，非王伦也。（案今本已订正为王纶）
张邵传：弟祁下狱株连邵，会桧死得免
又张邵传：邵初使金，遇秦桧于潍州，及归，上书言桧忠节。后其弟祁下狱，将株连邵，会桧死得免。
此数语上下不贯，邵既有德于桧，桧自党护之，桧死则不能免株连矣！乃反云桧死得免。此必有脱落字句处。皆刊刻时校讎不精之故也，当别求善本改之。（按今本仍旧。复按高宗纪，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乙酉，命大理鞫张祁附丽胡寅狱。邵将受株连者，当系此事。胡寅一案，缘于绍兴二十年桧党诬李孟坚诵其父光所撰私史，语涉讥谤，诏送大理寺。而李光已先于十一年遭贬。至是，桧复因忌寅，并坐寅与光书讥讪朝政，狱成，诏胡寅等八人缘坐。至二十五年，乃复牵连张祁。至桧死，高宗虽追封申王，谥忠献，且亲幸其第临奠。而于桧党则稍抑之，且平复桧所倾陷者。二十五年十一月乙丑，乃释张祁狱。十二月甲申，召胡寅等令自便，仍复其官。据此，邵传所谓“会桧死得免”者，系因高宗既释张祁狱，邵自于免论之列。则翼谓“邵既有德于桧，桧自党护之，桧死则不能免株连矣！”乃未辨张祁狱之所由，故有此疑。况桧既党护邵，岂不知构祁必株连邵耶？宋史先叙邵言桧忠节，后叙祁狱将株连邵，应是彰显桧之负恩，纵有脱漏，如作“会桧死乃得免”，则明矣！然则翼“党护”一语，坐邵为桧党，未免率断也。且邵虽有德于桧，然为国出使囚徙，屡濒于死，本为高宗亲重，岂可与桧党同视耶？）
赵良嗣不应入奸臣传
马植，燕人，以取燕策干童贯入奏。徽宗宠之，赐姓名李良嗣，又赐以国姓。图燕之议由此起，斯固召祸首谋，然良嗣但建此策，听不听，则在乎庙堂之持议也。
及良嗣奉使由海道至金，与金太祖约：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中析津府。自是凡数往返。会金太祖殂，金人欲变元约，但予以燕京及蓟、景、檀、顺、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约山后山前十七州，今如此，信义安在？”金人不从。良嗣又奉使往，曰“本朝徇大国多矣！岂平滦一事，不能相从耶？”金又不从。嗣良嗣又至，以答书稿示良嗣曰“燕京系我朝兵力攻下，其租税当输我朝。”良嗣曰“租随地出，岂有予地而不予租税者？”金人曰“燕租六百万，今只取一百万，不然，还我涿、易。”良嗣曰“我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尔，岂无曲直耶？”是良嗣衔命往来，能以口舌抗强邻。（以上皆见续通鉴钢目）故宋史本传亦谓往返六七，颇能缓颊尽心，与金争议。
使无收纳张觉之事，金人亦难遽起兵端，（宣和五年，辽人张觉叛金以平州来附，金人以纳叛为责，索之甚急，始命王安中缢杀，函其首送之，金人终以是启衅）而中华疆土复归版图，良嗣方且当入功臣传中。乃张觉之叛金来降，主国计者贪近利而昧远计，辄轻为招纳，良嗣方苦口争之，以为失欢强邻，后不可悔。（良嗣争之不果，坐夺职，削五阶）而举朝醉梦，卒不听从。果致金兵得以借口，不惟新得之地尽失之，并至銮舆北狩，神州陆沈。此则王黼辈之贪功喜事，谋国不臧，于良嗣无与也。乃事后追论祸始，坐以重辟，（靖康元年，御史胡舜陟论其结成边患，败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祸及中国，乞戮之于市。时已窜郴州，诏广西转运副使李升之即所至枭其首，徙妻子于万安军）已不免失刑。修史者又入之奸臣传中，与蔡京等同列，殊非平情之论也。
王伦 王伦使金，间关百死，遂成和议。世徒以胡铨疏斥其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张焘疏斥其虚诞，许忻疏斥其卖国，遂众口一词，以为非善类。甚至史传亦有家贫无行，数犯法幸免之语。不知此特出于一时儒生不主和议者之诋諆，而论世者则当谅其心，记其功而悯其节也。
伦本王旦弟勖之后，初非市侩里魁。其奉使在建炎元年，是时金人方掳二帝北去，凶焰正炽，谁敢身入虎口？伦独慷慨请行，其胆勇已绝出流辈。及至金被留，久之，尼玛哈（旧史名粘罕）使乌陵思谋至，伦即以和议动之，欲使其还两宫、归故地，尼玛哈虽不答，然和议实肇端于此。即洪皓之以畏天保天语悟室，犹在后也。已而尼玛哈有许和意，绍兴二年，先遣伦归。次年即遣李永寿、王翊来。值刘豫内犯，议遂中格。七年，徽宗、郑后讣至，复遣伦充使奉迎，并乞河南、陕西地。是冬，豫既废，伦入见金主，金遂以乌陵思谋、石庆偕伦来议。八年，再使金，金即遣张通古等来，许归梓宫、母后及河南、陕西地。九年，伦充使再往金，竟以河南、陕西地先付之。
设使金不渝盟，则存没俱归，境土得复，伦之功，岂南渡文武诸臣所可及哉？只以金人自悔失策，旋毁前议，伦遂被拘于河间。其后和议再成，遂不得身预其事。然创议于敌势方张之时，与收功于两国将平之日，其难易既不同。且伦之议和，则请帝后疆土全归，而未议及岁币；迨秦桧主和，则寸土不归，反岁输银绢二十五万两匹，徒得一母后、二旅柩而已，其难易更不可以道里计。而况李永寿等之来，赖伦以云中旧识，稍损其骄倨；张通古等之来，又赖伦委曲调护，使秦桧就馆受书，以免屈万乘之尊。是其周旋于事势难处之会，即朱弁、洪皓辈有不能及者。盖弁、皓仅完臣节，伦则兼齐国事，其所任为独难，故皓归亦极言“伦以身徇国，弃之不取，缓急何以使人？”实深服其心力俱殚也。
及被拘六年，金人欲用为平滦三路都转运使，其时两国和议久成，化仇为好，即受金官职，亦非反颜事仇，况家本莘县，乡土已属于金，于私计亦甚便，乃力拒不受，甘被其缢死。（金史谓伦已受官又辞，乃缢死。宋史则谓不受官而被害。按伦如果受官，岂复抗辞？是必未受官也）是不惟谋国之忠，历百艰而不顾；而徇国之烈，甘一死而不挠，视弁、皓等得归故国，身受宠荣者，其身世尤不幸，志节尤可悲也！而区区身后之名，又以市井无赖数语传为口实，至今耳食者几视为幸功捭阖之人，此不可不急为别白也。
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
角力而灭其国，角材而臣其人，未有不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者。独宋初不然。
周保权被擒，授千牛卫上将军，葺京城旧邸院居之。（湖南）
高继冲纳土，但令王仁赡知军府事，而仍令继冲镇其地。迨继冲入朝，改授武宁军节度使、徐宿观察使，镇彭门，凡十年。其叔高保衡，历知宿、怀、同、汝四州及光化军。其臣孙光宪，亦官黄州刺史。梁延嗣亦官复州防御使。（荆南）
刘鋹战败被擒，仍封恩赦侯，赐第居京师，进封彭城郡公。（南汉）
李煜城破始降，封违命侯，居京师。后封陇西郡公。其子弟多授大将军、卫将军等官，从善为通许监军，从誧历知随、复、成三州，季操历知淮阳、涟水二军、蔡、舒二州，仲寓官郢州刺史十余年，其臣徐铉等皆官于京师，更无论也。（南唐）
孟昶既降，赐第京师，封秦国公，寻卒。子元历知贝、定二州，又为镇州兵马钤辖，移滑州，以病求小州，乃移滁州而卒。元历官宋、曹、兖、郓都巡检，出知滑州。其臣伊审征，官静难军节度使，移镇延安。赵彦韬授兴州刺史，移沣州。毌守素历知赵州、容州，兼本管诸州水陆转运使。（西蜀）
陈洪进纳土后，封杞国公，赐第居京师。子文显仍知泉州，移知青、齐、庐三州。文颢历知房、康、同、耀、徐、衡六州。文顗历知海、濮、潍、沂、黄五州。文顼历知登、舒二州。（漳泉） 钱俶纳土后，封淮海国王，赐礼贤宅，居京师。后出为武胜军节度使，改封南阳国王。子惟浚屡加诸镇节度使，常居京师。惟治知真定军府兼兵马都部署。惟济历知绛、潞二州，又为永州团练使，改成德军。惟演仕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许州。俶弟俨判和州。昊历知宋、寿、泗、宿四州。其臣僚孙承祐知大名府，改知滑州。沈承礼知密州。（吴越）
刘继元降，封彭城郡公，赐京城甲第一区，授保康军节度使。其臣李恽历知广、许、孟三州。马峰分司西京。（北汉） 统计诸降王及诸降臣，无一不保全者，此等僭伪窃据之徒，归降本非素志，况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国势易摇，岂能一无顾虑？乃其主皆赐第京师，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又皆分职州郡，掌兵民之权，而庙堂之上不闻操切猜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效其勤，无反侧不靖之意。于此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诈力从事者，所可及也。后之论者往往谓宋开国之初，即失于弱。岂知不恃诈力以为强者，其强更甚也哉！ 宋诸帝御集皆建阁藏贮
宋诸帝御集各建阁藏贮，自真宗始。
真宗晚年，以所著诗文示丁谓等曰“朕听览之下，以翰墨自娱，虽不足垂范，亦平生游心于此也。”谓等请镂板宣布，共七百二十二卷，并作天章阁贮之。
自后诸帝御集皆仿此例，而阁名各不相袭。
英宗建宝文阁，藏仁宗御集。
神宗以英宗御书，亦附于内。
哲宗建显谟阁，藏神宗御集。（元祐二年，已诏苏辙、刘攽等编次神宗御集，四年上之，先藏宝文阁，元符元年，另建显谟阁贮之）
徽宗建徽猷阁，藏哲宗御集。
高宗建敷文阁，藏徽宗御集。
孝宗建焕章阁，藏高宗御集。
宁宗建华文阁，藏孝宗御集，又建宝谟阁，藏光宗御集。
理宗建宝章阁，藏宁宗御集。
度宗建显文阁，藏理宗御集。
每帝各建一阁，虽颇繁费，然亦足昭敬谨，且见诸帝文治之盛也。又每阁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官，俾专职掌。（以上皆见本纪）如神宗以章衡为宝文阁待制，谓之曰“卿为仁宗朝魁甲，宝文藏御集之处，未始除人，今以处卿是也。”（见衡传） 录名臣后
真宗录唐白居易后利用，为河南府教授；元稹七世孙为台州司马；裴度孙坦为郑州助教，又录唐长孙无忌、段秀实等孙，皆教官。
仁宗录唐狄仁杰、张九龄、郭子仪、颜真卿后。 神宗录唐魏征、狄仁杰、段秀实后。皆见本纪。
按旧唐书段秀实传，自贞元后，凡赦书褒忠，必以秀实为首。又贞元六年，赦书授颜真卿一子五品官。文宗时又以真卿曾孙弘式为同州参军。五代史刘遂清传，唐朝浑、郭、颜、段之后，每一赦出，以一子出身，率为常制。是唐及五代时已有此制，宋盖仿而行之也。
宋皇后所生太子皆不吉 真宗由皇太子登极，其母则李贤妃也。仁宗由皇太子登极，其母则李宸妃也。神宗之为皇太子，其母本高皇后，然生帝时尚在英宗潜邸，未为后也。哲宗由皇太子登极，其母朱德妃，亦非后也。
惟钦宗生时，其母王氏已册为后，故钦宗以嫡长为皇太子，后即位，竟北迁于金。 南渡后，光宗母系郭皇后。宁宗母系李皇后，然诞育时，亦皆在潜邸，未为后也。
惟度宗后全氏，正位中宫，后生德祐帝，（咸淳三年，立全后，七年生帝）甫登极，即国亡。
统计有宋一代，皇后正位后所生太子，只靖康、德祐二帝，而二帝皆为失国之君，此理之不可解者。 又有已立为太子而不得继统者。 太宗之昭成太子元禧，真宗之悼献太子祐，哲宗之献愍太子茂，犹皆死后追赠，未尝及身为储君也。
其生而立为太子者，钦宗嫡子谌，朱后所生，生时虽尚未为后，然正妃也，故谌为嫡皇孙，当时已称祖宗以来所未有。钦宗登极后，立为皇太子，后竟随北去。 高宗之元懿太子，潘贤妃所生，苗刘之变为所拥立，改元明受，高宗复辟后，立为皇太子，未几殇。 孝宗之庄文太子愭，郭后所生，嫡长子乾道，元年立为皇太子，年二十四薨。
宁宗之景献太子询，本宗室子，开禧初，立为皇太子，年二十九薨，再育宗室子贵和为皇子，赐名竑，虽未加太子之号，然已居储贰，继体攸属，后为史弥远擅废，降封镇王，不得其死。 是不惟正后所生太子不吉，即非正后所生而册为太子者，亦不皆吉也。
宋初考古之学
考古之学，至南宋最精博。如郑樵、李焘、王应麟、马贵与等是也。然宋初制诰之臣已多博雅。
乾德三年，范质等三相俱罢，将独相赵普，而无宰相书敕，帝以问陶谷，谷曰“古来宰相未尝虚位，惟唐文宗甘露之变，数日无相，左仆射令狐楚奉行。今尚书亦南省官，可以书敕。”窦仪曰“非承平令典也。皇弟（即太宗光义）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也，可书敕。”从之。仪之论固是。然古来偶有朝无宰相之故事，谷独能记之。
又普独相后，太祖欲置之副而难其名称，问谷“下宰相一等有何官？”谷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遂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仓猝一问，即能援引故事，可见熟于典故，腹笥中无不有也。
太祖改年号乾德，以为古所未有，后于宫中得乾德钱，以问窦仪，仪对以伪蜀曾有此号。（案十国前蜀后主王衍年号乾德，又荆南高继冲年号亦为乾德）询知果自蜀中来者，始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
太宗时，皇子元杰封吴王，行扬州、润州大都督府长史，张洎谓“六朝皇子封王，以郡为国，置傅相、内史等，佐王为治，或王子不之国，则内史行郡事。唐改为长史，凡亲王授大都督不之镇，而朝命大臣临郡者，即有长史之号，谓亲王之上佐也。如段文昌出镇扬州，云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载义出镇幽州，云卢龙军副大使知节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是也。今王既为大都督，又为长史，则是王自为上佐矣！”
即此数条，可见诸臣于朝章国典，无不究心有素，仓猝间即有据依，足资朝廷制作之讨论也。
又钱俶薨，谥忠懿，张洎为覆状，有“受宠若惊，居亢无悔”语，张佖驳之，谓“亢龙无悔，非臣子所宜言。”洎对状曰“易之九三，王弼注云‘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因时而惕，故愈于上九之亢。’正义云‘九三，居下体之极，是人臣之体，其能免亢龙之咎者，以慎守免祸也。’是人臣能免亢极之祸也。汉书梁商传赞云‘地居亢满而能以谨厚自终。’杨植作许由碑云‘锱铢九有，亢极一夫。’杜鸿渐让元帅表云‘禄位亢极，过逾涯量。’卢杞作郭子仪碑云‘居亢无悔，其心益降。’张说作祁国公碑云‘一无目牛之全，一无亢龙之悔。’皆就人臣而言也。”乃诏“洎援引故实，历历有据，罚佖一月俸。”以一亢字而援引典故，辩博如此，其学可知。
神宗有殿名宣光，哲宗问林希古“有此名否？”对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名显承。
此又诸臣熟于经史之学，原原本本，非以口给也。
自朝章国故之不讲，则有如蔡京误以唐太宗为宋太宗，而废尚书令者矣！（徽宗诏“尚书令，太宗曾为之，今不须复置。”说者谓“宋太宗未尝为尚书令，惟唐太宗曾为之，今误以唐太宗为宋太宗，乃蔡京当国，不学无术之故也。”见京传）自经义史学之不讲，则有如章惇谓“北郊祀地，只可谓之社。”而欲废北郊大礼者矣！（惇以北郊止可谓之社。黄履曰“天子祭天地皆称郊，故诗序云‘郊祀天地’，若社则土神也，岂有祭大只亦谓之社乎？北郊之议遂定。见黄履传）然则北宋文学之臣，稽典故，援经史，俱确有据依，岂后代所可及哉！
宋初严惩赃吏
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按本纪，太祖建隆二年，大名府主簿郭顗坐赃弃市。乾德三年，员外郎李岳、陈偃、殿直、成德钧皆坐赃弃市。蔡河纲官王训等以糠土杂军粮，磔于市。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开宝三年，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四年，将军桑进兴、洗马王元吉、侍御史张穆、左拾遗张恂皆坐赃弃市。刘祺赃轻，杖流海岛。六年，中允郭思齐、观察判官崔绚、录事参军马德林俱坐赃弃市。此太祖时法令也。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泗州录事参军徐璧坐监仓受贿出虚券弃市。侍御史赵承嗣隐官钱弃市。又诏诸职官以赃论罪，虽遇赦不得叙，永为定制。中书令史李知古坐受赃，改法杖杀之。詹事丞徐选坐赃杖杀之。御史张白以官钱籴卖弃市。汴河主粮吏夺漕军粮，断其腕，徇河干三日，斩之。是太宗法令犹未弛。然寇准谓“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赃，吉赃少，乃伏诛；淮以参政王沔之弟，盗主守财至千万，止杖，岂非不平耶？”则是时已有骫法曲纵者。
至真宗时，弃市之法不复见，惟杖流海岛。如员外郎盛梁受赃流崖州。著作郎高清以赃杖脊配沙门岛。盖比国初已弛纵矣。
仁宗本纪，则并杖流之例亦不复见。
苏颂传，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应死，法官援李希辅例，杖脊黥配海岛。颂奏仲宣赃少应减，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颂引“刑不上大夫”为对，遂免黥，永为定制。自是宋代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当时论者谓“颂一言而除黥刺，以为仁人之言，其利溥。”（见颂传）益可见姑息成风，反以庇奸养贪为善政。其于不肖官吏之非法横取，盖已不甚深求。 继以青苗免役之掊克，花石纲之攘夺，遂致民怨沸腾，盗贼竞起。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万人不敢捕。方腊之乱，凡得官吏必恣行杀戮，断截肢体，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劲矢，备极惨毒，以泄其愤。陈遘疏，所谓“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不知纪极，怨痛结于民心，故至此也。”（见陈沟及方腊传）
南渡后，高宗虽有诏“按察官岁上所发摘赃吏姓名，以为殿最。”然本纪未见治罪之人。
惟孝宗时上元县李允升犯赃贷死，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赀，失察上司俱降黜。广东提刑石敦义犯赃刺面配柳州，籍其家。知潮州曾造犯赃贷死，南雄编管，籍其家。参知政事钱良臣以失举赃吏，夺三官。是时法令虽比国初稍轻，而从积玩之后，有此整饬，风气亦为之一变。真德秀所谓“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赂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耻。”（苞苴：本意为以草苇包裹，惟贿赂恐人知，以苞苴其外，故为贿赂别称。后汉书隗嚣传：苞苴流行，财入公辅。）皆孝宗之遗烈也。
理宗虽亦诏“监司以半岁将劾去赃吏之数来上，视多寡为殿最，守臣助监司所不及，则以一岁为殿最。”（见本纪）是亦颇能留意综核者。然是时汤焘疏言“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胜穷之费，故民有不可胜穷之忧。”（见焘传）则知庙堂之诏已为具文，而官吏之朘削如故也。贾似道亦疏言“裕财之道，莫急于去赃吏，艺祖杖杀朝堂，孝宗真决刺面，今当仿而行之。”（见似道传）以似道之狂谬，尚知赃吏之不可不重惩，而追思艺祖、孝宗之遗法，然则是二帝者，可谓知所务者哉！
宋初臣下少封王者。
石守信卒，封武威郡王；王审琦卒，封琅玡郡王；高怀德卒，封渤海郡王；王景生封太原郡王，卒封岐王。此皆前代功臣，位本崇重，一旦倾心兴朝，宣力藩镇，故荣之以茅土也。 其佐命功臣，惟赵普卒，封真定郡王；曹彬卒，封济阳郡王而已。（普后加封韩王）
至徽宗时，追封王安石舒王、蔡确汝南郡王，封爵始滥。时宰相何执中卒，封清源郡王；郑居中卒，封华原郡王，甚至奄人童贯亦生封广阳郡王，名器猥亵，莫此为甚。
南渡后， 武臣封王者，韩世忠生封咸安郡王，后追封靳王；张俊生封清河郡王，后追封循王；杨存中生封同安郡王，后追封和王；吴璘生封新安郡王，后追封信王。其死后追封者，吴玠涪王、岳飞鄂王（宁宗时封）、刘光世安成郡王（孝宗时封），又加封鄜王。
文臣封王者，秦桧生封建康郡王，后追封申王；史浩追封会稽郡王，又加卫王；韩侂胄生封平原郡王；史弥远生封会稽郡王，死又追封越王；郑清之亦追封魏郡王。
诸武臣多战功，疏封尚有说，文臣以权宠得之，亦太猥亵矣！
此外则后族有封王者，
其始皆子孙尊崇母后之族。如太祖追封杜太后弟审进为京兆郡王。真宗追封母李太后父英常山郡王。仁宗追封真宗潘后父美郑王，郭后弟守文谯王是也。章献明肃刘后父通，追封魏王，则以后垂帘故。李宸妃弟用和封陇西郡王，亦以仁宗生母故。 惟仁宗张贵妃（追册温成皇后）父尧封封清河郡王，此为人主自封后族之始。
仁宗慈圣光献曹后，乃曹斌女孙，神宗时追封其曾祖芸魏王，祖彬韩王，父吴王，后弟佾亦封济阳郡王，则并及四代矣。
英宗宣仁圣烈高后，神宗追封其父继勋康王，兄遵甫楚王，高宗又追封后弟士逊、士林、侄公纪、公绘皆为王。
神宗钦圣向后弟宗回永阳郡王、宗良永嘉郡王，皆徽宗时封。 哲宗孟后父彦弼咸宁郡王、弟忠厚信安郡王，则高宗时封。
徽宗王后、郑后无封。韦贤妃为高宗生母，高宗封其弟渊平乐郡王。
钦宗朱后父伯材恩平郡王，则钦宗所封也。
高宗吴后父近吴王、弟益太宁郡王、盖新兴郡王。孝宗郭后父瑊荣王、弟师瑀永宁郡王。皆子为帝后所封。
光宗李后三代皆封王，则光宗时封宁宗杨后弟次山永阳郡王，其二子谷、石亦皆封王，亦宁宗时封。 理宗谢后三代皆王，则度宗时封。
宋待周后之厚
宋太祖为军士拥戴，既登极，迁周恭帝及符太后于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太后曰周太后。作周六庙于西京，遣官迁其神主，命周宗正郭以时祭享。又遣工部侍郎艾颖拜嵩陵（太祖）、庆陵（世宗）。建隆三年，郑王出居房州。开宝六年，郑王始殂，距禅位已十四年矣。宋祖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曰恭帝，命还葬庆陵之侧，陵曰顺陵。
仁宗嘉祐四年，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岁时奉周祀。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先是加恩郭氏，至是又恩及柴氏）又诏周世宗后，每郊祀录其子孙一人。至和四年，遂封柴咏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 神宗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思恭等为三班奉职。熙宁四年，崇义公柴咏致仕，子若讷袭封。
徽宗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颜师古曰“恪，敬也。言待之加敬，亦如宾也。周以舜后（陈）并夏后（杞）、（殷后）宋为三恪也。”）
南渡后，高宗又令柴叔夜袭封崇义公。
理宗又诏周世宗八世孙承务郎柴彦颖袭封崇义公。
此皆见于本纪及续通鉴长编者。盖柴氏之赏延直与宋相终始，其待亡国之后，可谓厚矣。
宋郊祀之费
宋制：每三岁一亲郊，大小各官皆得荫子。赵思诚疏言“寒士在部，须待数年之阙。今亲祠之岁，任子约四千人，十年之后，须万二千员，则寒士有三十年不得选者。”是郊祀恩荫已极冗滥。
此外又有赏赉，计每次缗钱五百余万，大半以金银绫绢絁紬平其直给之。 景德郊祀至七百余万，东封又八百余万，祀汾上又百二十万。丁谓为三司使，著景德会计录，自后历代郊祀，常以为准。 仁宗享明堂，并增至一千二百万。后以西夏用兵，国计日绌，乃诏裁减郊祀所赐银绢，旧三、四千者，减一千；一千者，减三百；百减二十。特著为令。然宝元元年，会计京师所入金帛一千九百五十万，而出者二千一百八十五万，是岁以郊祀故，出入之数，视常岁过多云。则亦未为大减也。（俱见食货志）
神宗时，司马光曾疏请“听百官辞南郊赏赉”，不许。
人主敬天，精意以享，何贵于恩泽之多？乃浮费如此，是人主昭事之典，反为百官幸恩之端，真属无谓。且岁一亲郊，古今大礼，今反以浮费之多，不得不改为三岁一举，是又因百官之沾被，成人主之怠弛，尤不可之大者也。
按范镇疏云“赋役繁重，转运使又于常赋外，进羡钱（赋税之盈余）以助南郊，无名敛率，不可胜数。然则南郊之费，大概出于外僚科敛所进之羡余，是又因百官之滥恩，而朘万民之财力，立制抑何谬耶！ 宋制禄之厚
宋史职官志载俸禄之制： 京朝官，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二百千，绫十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随品分给，其下亦以是为差。凡俸钱并支一分见钱，二分折支，此正俸也。
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防御使一百石，其下以是为差。凡一石给六斗，米麦各半。熙宁中，又诏县令录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两石者增至三石。此亦正俸也。
俸钱、禄米之外，又有职钱。御史大夫、六曹尚书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其下以是为差。（职钱惟给京朝官，外任者不给，因别有公用钱也）元丰官制，行奉钱稍有增减，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者，既请大夫俸，又给郎官职钱，视国初之数已优。
至崇宁间，蔡京当国，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京仆射俸外，又请司空俸，视元丰禄制更倍增矣。
俸钱、职钱之外，又有元随、傔人衣粮，（在京任宰相、枢密使，在外任使相至刺史，皆有随身，余止傔人）宰相、枢密使各七十人；参知政事至尚书左右丞各五十人；节度使百人；留后及观察使五十人，其下以是为差。 衣粮之外，又有傔人餐钱，（中书、枢密及正刺史以上，傔人皆有衣粮，余止给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
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
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自节度使兼使相以下，二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
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选人、使臣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
建炎南渡，以兵兴，宰执请俸钱、禄米权支三分之一。开禧用兵，朝臣亦请损半支给，皆一时权宜，后仍复旧制。此宋一代制禄之大略也。
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宋祠禄之制
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
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
在京有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等，以宰相执政充使。（王曾以次相为会灵观使，曹利用以枢密使领景灵宫，班在曾上。后曾进昭文馆大学士，为玉清昭应宫使，乃班利用上。见王曾传。充使者俸钱：玉清昭应宫，月百千；景灵宫七十千；祥源观五十千，见职官志）丞郎学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监、提举、提点等各食其禄。初设时员数甚少，后以优礼大臣之老而罢职者，日渐增多。
熙宁中，王安石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著令宫观毋限员数，以三十月为一任。又诏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仙灵观，置管干、提举等名，以此食禄，仍听从便居住。又诏除宫观者，毋过两任；其兼用执政恩例者，毋过三任。
绍兴以来，士大夫之从驾南来者，未有阙以处之，乃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月得供给，各依资序，降二等支）不限员数。后以陈乞者多，又定令稍复祖宗条法之旧，一任以定法，再任以示恩，（绍熙五年，庆寿赦令，宫观、岳庙已满，不应再陈者，今因庆寿恩年八十以上者，特许更陈一次）京官二年；选人三年，皆于优厚之中寓限制之意。见职官志。 宋恩荫之滥 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
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
凡遇南郊大礼及诞圣节，俱有荫补。宰相执政，荫本宗、异姓及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至谏议大夫，荫本宗一人；寺长贰监以下至左右司谏，荫子或孙一人。余以是为差。
此外又有致仕荫补。曾任宰执及现任三少使相者，荫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荫一人。余以是为差。
此外又有遗表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五人；曾任执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卫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余以是为差。
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俱见职官志）然此犹属定例，非出于特恩也。
天圣中（仁宗），诏五代时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告身：唐以后官员的任命令）子孙听用荫。则并及于前代矣！ 明道中（仁宗），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孙授官有差。则并及于故臣矣！
甚至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亲属入贺，亦得授官。（见司马旦传）则更出于常荫之外矣。
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荫者也。
李沆卒，录其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婿苏昂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向敏中卒，子婿并迁官，又官亲校数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此以优眷加荫者也。
郭遵战殁，官其四子，并女之为尼者亦赐紫袍。任福战殁，官其子及从子凡六人。石圭战殁，官其三子。徐禧战殁，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优恤者也。
范仲淹疏请“乾元节恩泽，须在职满三年者，始得荫子。”则仲淹未奏以前，甫莅任即得荫矣！
阎日新疏言“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离童龀，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给。”（职官志：凡荫嫡子孙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弟侄须过二十。此盖续定之制）龚茂良亦疏言“庆寿礼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俸几何？”是甫荫即给俸矣！
朱胜非疏述宣和中谏官之论曰“尚从竹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则甫荫得服章服矣。
熙宁初，诏齐、密等十八州及庆、渭等四州，并从中书选授，毋以恩例奏补。则他州通判皆可以荫官奏补矣！
金安节疏言“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则恩荫并听其鬻卖矣！（以上俱见各本传）
其间虽有稍为限制者。神宗诏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孙。（见职官志）又诏任子自一岁一人者，改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者，改为六岁一人。孝宗诏七十不请致仕者，遇郊不得荫补。又诏终身任宫观人，毋得奏子。此虽略为撙节，然所减损，究亦有限。
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至如此猥滥，非惟开幸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岂国家长计哉？ 宋恩赏之厚
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 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此以宰执大臣也。 雷有终平蜀有功，特给廉镇公用钱岁二千贯。既殁，宿负千万，官为偿之。此以功臣也。
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此以藩镇大臣也。
若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宋湜、王化基，初入为右补阙，即各赐钱三百万；湜知制诰，又赐银五百两，钱五十万；杨徽之迁侍御史，赐钱三十万；魏廷式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搏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班仅庶僚，非有殊绩，亦被横赐。
甚至魏震因温州进瑞木，作赋以献，遂赐银二千两，毋亦太滥矣！
仁宗崩，遗赐大臣各直百余万，司马光率同列上言“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宜用乾兴故事。（乾兴元年，真宗崩，出遗留物赐近臣、宗室、主兵官）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进金钱，助山陵费。”不许。此可见宋代恩赏之大概也。
南渡后，吴玠卒，赐钱三十万；蜀将郭浩、杨政，各赐田五十顷；魏胜战死，赐银千两、绢千匹、宅一区、田百顷；吴璘卒，高宗已为太上皇，赐银千两。盖南宋幅员狭而赋税少，匪颁亦稍减矣。
宋冗官冗费
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
王禹偁言“臣籍济州，先时止有一刺史，一司户，未尝废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监酒榷税，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见禹称传）
杨亿疏言“员外加置，无有限数。今员外郎至三百余人，郎中亦百数，自余太常、国子博士等，又不下数百人。率为常参，不知职业之所守，只以惠泽而序迁。”（见职官志）
宋祁疏言“朝廷有三冗，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州县不广于前，而官倍于旧。请立限员以为定法，其门荫、流外、贡举等科，俟阙官时计员补吏。”又曰“使相、节度为费最多，节相之建，或当边镇，或临师屯，公用之钱，所以劳众享宾也。今大臣罢黜，率叨恩除，坐糜邦用，莫此为甚。请自今非边要无师屯者，不得兼节度；已带节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师。”（见祁传）
范坦亦言“户部岁入有限，今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至刺史又数千人，自非军功得之，宜减其半俸。”（见坦传）
按向经传，方镇有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大臣罢退，多优以节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带留后、刺史等衔。其应得之分例，亦与现任者同。故祁、坦皆欲减之。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费也。 徽宗时，卢策疏言“皇祐（仁宗）所入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英宗）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神宗）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今诸道随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终日矣！”此犹北宋全盛之时已如此。南渡以后，幅员既少，而耗费更多。
廖刚疏言“刘晏以一千二百万贯供中原之兵而有余，今以三千六百万贯供川陕一军而不足。川陕兵数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内官员万一千七员，兵士所给钱，比官员不及十分之一，则冗员在官不在兵。”（见刚传）此军官之冗费也。
汪应辰疏言“班直转官三日，而堂吏食钱万缗；工匠洗器仅给百余千，而堂吏食钱六百千；塑显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钱已支三万、银绢六百两匹。”（见应辰传）此堂吏之冗费也。 举此类推，国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无艺
宋初国用虽滥，然主皆恭俭，吏治亦淳，尚无甚病民之事。 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时又有免役钱，有常平积剩钱，有无额上供钱。见蔡幼学传）然犹为富国强兵起见也。
至徽宗时，蔡京当国，专以丰亨豫大之说，蛊惑上心，动引周官惟王不会为词，遂至取民无艺。 是时赋税之外，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裒敛各不相知，肆行催索。
又有大礼进奉银绢，有赡学粜本钱。（亦见蔡幼学传）
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给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 甚至花石纲之扰，运一石，民间用三十万缗。而东南又大困。 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
有所谓经制钱者，本宣和末，陈亨伯为经制使，创杂征之法，因以为名。建炎中，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至，吕颐浩、叶梦得言“亨伯尝设此制，宜仿行之，以济缓急。”于是课添酒钱、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各路宪臣领之，通判掌之。绍兴五年，孟庾提点财用，又请以总制司为名，因经制之额，增析总制钱。州县所收头子钱，贯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经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杂税亦一切仿此。其征收常平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旧法外，余悉入总制。乾道中（孝宗），又诏诸路出纳贯添收十三文，充经总制钱。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项通谓之经总制钱。 又有所谓月桩钱者。绍兴二年，韩世忠军驻建康，吕颐浩等议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供亿曹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于是州县横征，江东西之害尤甚。 又有所谓板帐钱者。输米则收耗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为消除而抑纳。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帐钱太重，不能不横征也。
淳熙五年（孝宗），湖北漕臣言“绍兴九年，诏财赋十分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额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余缗，今增至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旧额，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民力凋敝，实无从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时，已极朘削之害也。（以上皆见食货志） 此外又有和买折帛钱。先是，咸平中（真宗），马元方建言“方春，预支钱与民济其乏，至夏秋，令输绢于官。”是先支钱而后输绢，民本便之。其后则钱、盐分给，又其后则直取于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绢，令纳折帛钱，于是以两缣折一缣之直。”（见大中传）是南渡后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
赵开总四川财赋，尽征榷之利。至大变酒法，麴与酿具，官悉自置，听酿户以米赴官自酿，斛输钱三千、头子钱二十二，其酿之多寡，不限以数，惟钱是视。时张浚驻兵兴元，期得士死力以图克复，旬犒月赏，费用不赀，尽取办于开。开于食货，算无遗策，供亿常有余，而遗法讫为蜀中百年之害。（见开传）
至贾似道创议买公田，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令民以私家之租为输官之额。（见似道传）
于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宋军律之弛
五代自石敬瑭姑息太过，军律久弛，丧师蹙地，一切不问。周世宗鉴其失，高平之战，斩先逃之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于是骄将惰兵，无不知惧。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关，所至必胜也。
宋太祖以忠厚开国，未尝戮一大将，然正当兴王之运，所至成功，固无事诛杀。乃太宗、真宗以后，遂相沿为固然，不复有驭将纪律。
如太宗雍熙四年，刘廷让与契丹战于君子馆，廷让先约李继隆为援，及战，而继隆不发一兵，退保乐寿，致廷让一军尽没，廷让仅以数骑脱归。是继隆之罪，必宜以军法从事，而太宗反下诏自悔，而释继隆不问。
真宗咸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将傅潜，拥步骑八万不敢战，闭城自守，部将范廷召求战，不得已，分兵八千与之，仍许出师为援。廷召又乞援于康保裔，保裔援之，力尽而死，而潜之援兵不至。帝仅流潜于房州，是时钱若水谓“潜既不能制胜，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请斩之，不听。
仁宗时，夏人寇塞门砦，砦中兵才千人。赵振在延安，有众八千。砦被围已五月，告急者数至，振仅遣百人往，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监押王继元皆没于贼。庞籍秦劾振，乃仅贬白州团练使。（俱见各本传）
兵凶战危，非重赏诱于前，严诛迫于后，谁肯奋恐决胜？乃继隆等拥重兵，坐视裨将之覆军丧命而不顾，军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宋科场处分之轻
唐时有通榜例。
陆贽知贡举，以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凡肃、元翰所荐，皆取之。（唐书贽传）如崔群以梁肃荐为公辅器，贽遂取中是也。（群传）
韩愈负文名，遇举子之有才者，辄为延誉，并言于知贡举之人，往往得售，故士争趋之。（文献通考）
然通榜必视其才，时尚无糊名（弥封）之例，见名甄拔，果当其才，人亦服其公，而无异议。
其以徇私得中者，
唐钱徽知贡举，段文昌属以杨浑之，李绅亦托以周汉宾，及榜发皆不中选，而取中有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文昌遂奏徽取士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重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举子多不知出处，被黜者：孔温业、赵存约等十人，遂贬徽江州刺史，李宗闵剑州刺史，杨汝士开江令。（旧唐书钱徽传）
是唐时科场之处分本轻。 至五代时，
郑举进士，数不中，张全义为之属有司，乃及第。（见欧史传）
桑维翰应举，亦张全义言于有司得第。（洛阳缙绅旧闻记） 崔棁将知贡举，有举子孔英者，素有丑行，宰相桑维翰谓棁曰“孔英来矣！”棁不喻其意，反疑维翰属之，乃考英及第。（见薛史棁传）
此以势利舞弊者。
后唐清泰中（末帝李从珂），卢导知贡举，将锁院，刘涛荐薛居正必至台辅，导取之，后果为相。（宋史薛居正传） 李度工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之句，枢密使王朴录其句，荐之知贡举申文炳，遂擢度第三人。（宋史李度传） 此亦通榜之余风。虽非以势利起见，然知其人而取之，究亦弊也。
聂屿与赵都同赴举，都纳赂于郑，报明日当登第，屿闻不捷，乃大诟来人以恐之，惧，俾俱成名。
是竟以贿赂得第矣。五代乱世，此等作奸舞弊之事，习以为常，固无足怪。
其有稍示惩罚者，
同光三年（后唐庄宗），礼部侍郎裴皞知贡举，所取新及第进士符蒙正等干物议，特诏翰林学士卢质覆试，王澈改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既无黜落，裴皞免议。
周广顺中（太祖），赵上交知贡举，有新进士李观不当策名，物议喧然。中书、门下以观所试诗赋失韵，黜之，并谪上交官，由侍郎降詹事。（见上交传） 显德中（世宗），刘涛考试不精，杨朴劾之，世宗命翰林学士李昉覆试，黜者七人，涛坐降谪。（见涛传）
又刘温叟考进士，得十六人，有谮之者，帝怒黜十二人，温叟左迁。（见温叟传）
是五代时，虽有科场处分，不过降秩。
宋初因之，
开宝中，李昉知贡举，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昉用情，帝怒，特命覆试，多黜落者，昉责授太常卿。（见本纪及昉传）
真宗时，三司使刘师道以弟几道举进士，属考官陈尧咨，时已糊名考校，乃于卷中为识号，遂擢第。已而事泄，诏几道落籍，永不预举。师道责忠武军行军司马，尧咨责单州团练使。
此五代及宋科场处分大概也。
惟王钦若知贡举，有任懿者托素识钦若之僧惠秦赂以白金二百五十两。会钦若已入院，僧属其门客达于钦若妻李，李遣奴祁睿入院，书懿名于其臂及白金之数，以告钦若。遂得中。后事泄，钦若反委罪于同知举官洪湛，湛遂远贬。（见钦若及湛传）
以有赃贿，故处分较重。然纳贿舞弊，仅至窜谪，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
清康熙六十年，会试副总裁李绂用唐人通榜法，拔取知名之士。下第者喧哄于其门，被劾落职，发永定河效力。
定罪归刑部 宋太祖尝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奏闻，付刑部覆视，遂著为令。”此建隆三年所定也。（见本纪）自有此制，天下重狱皆须候部覆核，宜无有擅杀者矣！
然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吏执以来，及方观书，诘问得实，即命斩之，观书如故。（见及传）
张咏知益州，有小吏以罪械其颈，吏恚曰“非斩某，枷不得脱。”咏即命斩之。（见咏传）
范正辞奉诏料州兵送京，有王兴者惮行，以刃伤其足，正辞斩之。兴妻诣登闻鼓院上诉，太宗以正辞有威断，特擢之。（见正辞传） 王济知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济与转运使陈尧佐按实斩之。（见济传）
吕公弼知成都，营卒犯法，捍不受杖，曰“宁以剑死。”公弼曰“杖者，国法；剑，汝自请。”乃杖而斩之。（见公弼传）
文彦博知益州，方宴击毬，闻外喧甚，乃卒长杖一卒不伏，呼入问状，令引出与杖，又不受，复呼入，斩之，竟毬乃归。（见彦博传）
舒亶为临海尉，有民詈逐后母，至亶前，命杀之，不服，亶起手斩之，投劾去。（见亶传）
定罪既归刑部，乃尚有擅杀如数公者。按郑疏谓“军法便宜，止行于所辖军伍，其余当奏朝廷。”然则军政原有便宜行法之条。如张咏在益州，正当王均、李顺等叛乱之后，固宜用重典以儆凶顽。其余亦皆军士之玩法者，故不妨概以便宜处之欤！舒亶以小吏而擅杀逆子，虽不悖于律，而事非军政，官非宪府，生杀专之，亦可见宋政之太弛也。 宋辽金夏交际仪 金史有交聘表，凡与宋、夏、高丽和战庆吊之事，开卷了如。然宋之与为邻者，比金较多，则宋史益宜有交聘表，乃反无之。此修史者之疏也。
大概两国交际，每重在仪节之间。
宋辽
澶渊之盟，宋为兄，辽为弟，故辽使常稍屈。宋史程琳传：契丹遣萧蕴、杜防来，蕴出坐位图示琳，曰“中国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请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也。”乃已。然则真宗初定和议时，宋使至辽，燕享之礼较尊于辽使之至宋矣。
然辽人亦往往故自尊大，不肯稍屈。程师孟使辽至涿州，契丹来迓者正席南面，涿州官西向，而设宋使席东向，师孟不肯就坐，叱傧者易之，乃与迓者东西相向。（见师孟传）
吴奎使契丹归，遇契丹使于途。契丹以金冠为重，纱冠次之，旧时两使相见，必重轻适均。至是契丹使服纱冠，奎乃亦杀其仪以见。（见奎传）
沈立使契丹，适其国行册礼，欲令从其国服，否则见于门，立曰“北使来南，未尝令其变服，况门见耶？”乃止。（见立传）
哲宗崩，辽使来吊，胡宗炎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礼折之，须其听命乃相见。（见宗炎传） 辽道宗遣使，以己像来求徽宗画像，未报而道宗殂。天祚帝立，复以为请，宋使张升往，欲先得其新主像，乃谕之曰“昔文成弟为兄屈，尚先致敬，况今伯父耶？”天祚帝乃以己像先来。（见升传）
此宋辽兄弟之国，使命往来故事也。
至宋与金交际之仪，则前后不同。
据金史，使张通古至江南，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不肯，索马欲北归。宋主乃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受书诏拜起皆如仪。（见金史张通古传）然宋史本纪，通古至，帝以方居谅闇，难行吉礼，命秦桧摄冢宰，受书以进。又桧传及王伦、李弥逊、勾龙如渊等传，皆言金使来，朝议汹汹，桧迫于公议，属王伦力言于通古等，听桧就馆受书，以省吏朝服导引，纳其书禁中。自是当日实事，而通古传所云拜诏如仪者，或通古归自诩之词也。 至宋孝宗与金世宗重定和议，则改奉表为国书，称臣为侄，凡报聘皆用敌国礼。（孝宗纪）然金使至宋，宋主尚起立受书之仪。金完颜仲初为报问使，仲奏请与宋主相见仪，世宗曰“宋主起立接书，则授之。”及至，宋如礼。（金史完颜仲传）
孝宗尝欲改受书仪，遣范成大至金陈奏，世宗不允。后金遣完颜璋贺宋正旦，宋使人就馆取书而去。璋还，杖一百，除名。金遣梁肃来诘问，宋仍以书谢。（见金史完颜璋传）次年，刘仲诲来贺正旦，宋仍欲变接书仪，仲诲不可，乃仍用旧仪。（按此事宋史有错误处，孝宗纪云：璋来贺正旦，以议受书仪不合，诏俟改日，别以太上皇旨姑听仍旧。是璋初未尝失礼也。而金史璋传以使事失礼归杖黜，则在宋亏礼之处，自是实事。宋史所云以太上皇诏姑仍旧礼者，盖次年刘仲诲贺正旦之事，误记于璋至之日耳）
已而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要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帝不许，天锡跪不起，宰相虞允文请帝还内，令使者明日随班上寿。（见宋史孝宗纪及允文传）盖又因宋就璋馆取书之事，故欲宋加礼以为报复，而孝宗遽起入内，亦一时机变也。
又金黄久约为贺宋生日副使，适宋馆伴正使病，欲以馆伴副使代正使行事，久约曰“倘副使亦病，则将以都辖掌仪等行礼乎？”竟令正使独前行，已与馆伴副使联骑。（见金史黄久约传）盖两国交际仪节，有关国体，故各不肯自屈耳。 至两国使臣朝贺时，则皆有山呼舞蹈之礼。金海陵爱宋使山呼声，使神卫军习之。（见金史蔡松年传）是宋使至金山乎也。金张暐使宋，以世宗大行在殡，受赐不舞蹈。（见金史张暐传）是金使至宋，非国丧亦舞蹈也。
又两国彼此有避讳之法。金海陵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军为通化军，光州为蒋州。金章宗以完颜匡为贺宋正旦使，命权易名弼，以避宋讳。（见金本纪，以避宋太祖赵匡胤讳）此又彼此避讳故事也。
西夏与宋辽金
至西夏之于宋，
初李继迁、德明父子本臣属于宋，自元昊自立为帝，不复称臣。后议和，但称男邦泥定国兀卒，兀卒者，译言吾祖也，宋以词不顺，未之许。后再定和议，宋册为夏国主，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使至其国，用宾客礼。然使至常馆于宥州，不令至兴灵，而元昊自帝其国中自若也。（宋史杨告传，告为西夏旌节官告使，元昊专席自尊，告徙坐宾位，元昊不能屈。此盖初册封时之事）
其于辽、金二朝亦称臣，而交际之仪稍异。
金世宗问张汝弼曰“夏、高丽皆称臣，我使者至高丽，与王抗礼；夏王则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完颜襄曰“辽、夏本甥舅国，夏以辽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与夏约遵用辽礼故耳。”汝弼曰“行之已数十年，不可改也。”世宗从之。（见金史张汝弼传）此可见西夏之于辽、金，虽称臣而受其使拜，与宋所定与使臣宾主相见之礼不同矣。 及金哀宗时，重与夏国议和，则夏并不复称臣，但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书称弟而已。（见金哀宗本纪）
刘豫
刘豫受金册为齐帝时，金宗翰等议，既为藩辅，奉表称臣，则朝廷诏至，当避正殿，与使者抗礼。金太宗曰“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惟使者始至，躬问起居。及归时，有奏则起立，余并行帝礼。”此又刘豫为子皇帝之仪注也。
舞蹈，朝拜仪节。史书仅载“舞蹈”者，惟不详其状。
舞蹈之礼，初见于隋书及北史。隋制，正旦及冬至，皇帝即御座，群官上寿讫，上下俱拜。皇帝举酒，上下舞蹈，三称万岁。（隋书礼仪志）隋文帝废太子勇，勇再拜言毕，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北史、隋书勇传）宇文化及弑炀帝之日，隋官尽诣朝堂谒贺，许善心独不至，化及遣人执至，令释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曰：“此大负气。”遂害之。（北史、隋书善心传）百济遣使奉表贺平陈，高祖善之，使者舞蹈而去。（隋书百济传）以后唐、五代、辽、宋、金、元、明仍之。大抵再拜、舞蹈、山（三）呼万岁，皆为朝拜相续之仪。惟至清则无之，仅三跪九叩礼而已。
朱子语类谓“朝见舞蹈之礼，不知起于何时，元魏末年，方见说那舞，然恐或是夷狄之风。”
宋真宗与辽圣宗澶渊之盟，定岁币之数：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仁宗时，辽兴宗以求地为兵端，再与定盟，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
夏主元昊既纳款，赐岁币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
南渡后，高宗与金熙宗和议成，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 孝宗再与金世宗议和，改为银绢二十万两匹。
开禧用兵既败，宁宗再与金章宗议和，增为银绢三十万两匹。 至金哀宗时，宋停其岁币。
后数年金亡，元太宗曾遣王来征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宋不与。
按宋之于金，岁币外，每金使至又有馈赠，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称是。此例庙堂之上亦知之。故路伯达使宋回，上所得金银以助边费。（见金史路伯达传）梁肃使宋回，以所得礼物多，至推排物力时，自增六十贯。（金史梁肃传）金使至夏国者，夏国馈赠，视诏书几道为多寡。完颜纲为赐夏主生辰使，章宗特命赍三诏以厚之。（金史完颜纲传）金史路伯达传赞曰“受岁币，礼也；使者至燕享，亦礼也，纳其贿可乎？乃习以为常，莫有知其非者。出则云酬劳效，归则云增物力，上下惟利是视，此何理耶？”
和议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
宋遭金人之害，掳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
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
洪皓以乐天畏天语悟室，犹第使臣在金国之言也。
绍兴五年，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胡寅言“国家与金世仇，无通使之理。”
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未可据绝。”是浚未尝不有意于和也。
陈与义云“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是与义亦未尝不有意于和也。
高宗谓赵鼎曰“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与和，则无可还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
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
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
其后隆兴又议恢复矣！吕本中言“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去耳！朝廷之事，谁任其咎？”汤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计，岂同戏剧？”斯二人者，虽亦踵桧之故智，然不可谓非切中时势之言也！
统宋一代论之。
燕云十六州沦于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沟关两败之后，兵连祸结，边境之民烂焉。澶渊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
元昊跳梁，虽韩、范名臣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 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此，况南渡乎？ 且南渡之初，非不战也，富平一败，丧师数十万，并陕西地尽失之，卒归于和而后已。
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弑，此时宜可乘机进取，乃宿州一溃，又弃唐、邓、海、四而卒归于和。
其后开禧用兵，更至增岁币，函送韩侂胄之首，而后再定和议。
此和与战，利害之较然者也。
及与蒙古共灭金，两国方敦邻好，使早定和议，坚守信誓，其时蒙古尚未有意于混一，可以财帛饵也，而举朝泄泄（竞进），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统兵在鄂，贾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归，又以援鄂为己功，深讳议和，不复践夙约，世祖犹遣郝经来修好，更锢之真州，不答一书，不遣一使，于是遂至亡国。
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諆，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后，亦未尝无可乘之机。
其一在金废刘豫，以地予宋，而乌珠（旧史名兀术）又兴兵来取之时。宋则刘锜有顺昌之捷，韩世忠围淮阳，有泇口镇、潭城、千秋湖之捷，且曰“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岳飞有郾城之捷、颖昌之捷，已进军至朱仙镇，遣将经略京东西、汝、颖、陈、蔡诸郡，且曰“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吴璘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剡家湾、腊家城之捷，使乘此势，策励诸将进兵，河以北虽不可知，而陕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当时君相方急于求成，遽令班师，遂成画淮之局，此一失也。 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弑之后，军溃而归。中原鼎沸，南有魏胜、李宝之起义，北有移剌窝斡之叛乱。金世宗虽贤，登极未久，国势易摇；宋则孝宗为君，张浚为相，皆锐意恢复者，使有韩、岳诸人以训练之兵讨离携之众，自当大有克捷。而诸宿将已无在者，仅一刘锜老病垂死，吴璘亦暮气不振，所恃李显忠、邵宏渊辈，望轻才薄，才得灵虹，至宿州辄大溃，于是三京终不可复。此又一失也。
统前后观之，前则有将帅而无君相，后则有君相而无将帅，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明邱浚曾有宋南渡后不得不和之论，为世儒所讪笑，今此论毋乃嘘其烬乎？然通观古今者，必见及此也。）
西夏番盐
郑文宝传：诸羌少树艺，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后馈运为李继迁所钞，文宝乃建议请禁番盐入边，令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以给陕西民食，则戎人困而继迁可不战而屈。诏从之。乃设禁，有私市者抵死。行之数月，犯者益众，戎人乏食，屡入寇掠。而商人贩解盐者多出唐、邓、襄、汝间，得善价，关、陇民转至无盐以食。太宗知其事，遣钱若水视之，遂弛其禁。此宋初听番盐入边故事也。
其后因元昊强肆，则又禁番盐以困之。孙甫传：元昊称臣，乞岁卖青盐十万石。甫疏言“自德明时已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再请，乃追其弟入质而许之。盖盐乃中国之利，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所堤防。”梁鼎亦疏云“议者多谓边民旧食西夏青盐，其价甚贱，及禁青盐以困贼，令商贾入粟，运解盐于边，其价与番盐不相远，故番盐不能售。今若令解盐与内地同价，则民必冒禁复市青盐，乃资盗粮也。”是二说者，皆以禁断番盐为边界要策。
按夏国传，元昊既纳款，宋许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砦，第不通青盐。是宋自西夏用兵后，不复许番盐入境也。然当中外分界之时，固不可不严其禁，若中外一统之世，则又不妨听其入边。在番人既可藉以资生，而边民又得免于食贵，亦良法也。所虑番盐与中国盐价贵贱太悬，则日久不能无弊耳。
宋宰相屡改官名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宰相之任。 初无定员。
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
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及监修国史各除。国初范质为昭文学士，王溥监修国史，魏仁浦集贤学士是也。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则为宰相加官。
神宗新官制：置侍中、中书令，而尚书令不设，即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 政和中，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仍兼两省侍郎。
靖康复改为左右仆射。
建炎三年，吕颐浩请左右仆射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二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从之。
乾道八年（孝宗），诏尚书左右仆射，可依汉制改为左右丞相，删去侍郎、中书令、尚书令之职，以丞相充。
此宋代宰臣先后名称不同之故事也。恐阅史者易于淆惑，故录出之。 平章事之称，本始于唐。
按旧唐书高宗永淳元年，以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元同为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即与卿等同名称。”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为名。是平章事本非真相也。其后遂以平章事为宰相之职。 宋因之，有时特置平章军国重事，或称同平章军国重事，则以处老成硕德，如文彦博、吕公著是也。
开禧元年，韩侂胄为丞相，乃又加平章军国事之名。说者谓省重字则所预者广，去同字则所任者专。时陈自强为右丞相，请以侂胄序班丞相之上。于是平章军国事乃又超越丞相矣。其后贾似道亦为之。
德祐中，王爚进平章军国重事，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是又于两相之上，特设此官。盖沿侂胄、似道之班位，而又稍变其制也。
宋末平章在丞相之上，元则丞相在平章之上。元制：中书省左右丞相皆蒙古人为之，不以授汉人，汉人惟为平章政事，亦称宰执。如王文统、许衡是也。此又平章在丞相下之明证也。 宋节度使
节度使本唐藩镇官名。宋初犹存此官，然无所职掌，专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罢政者，或宰相、枢密使出判大府，亦系此衔，谓之使相。
元丰新官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其后仍复此官。如文彦博以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是也。 至徽宗时，则宰相在朝者亦兼此官。如左仆射蔡京兼安远军节度使是也。
南渡以后，则功臣为大帅者为之，并有兼两镇、三镇者。如韩世忠兼镇南、武安、宁国节度使，张浚兼静江、宁武、静海节度使是也。
继世为相
再世为相，汉推韦、平，唐推苏、李，已属仅事。
宋则有三世为相者： 吕蒙正相太宗，其侄夷简相仁宗，夷简子公著，哲宗时亦为相。传赞谓世家之盛，古所未有。 南宋则史浩相孝宗，其子弥远相宁宗、理宗，浩孙嵩之（弥远之侄），理宗时亦为相。
其再世为相者：韩琦历相仁、英、神三帝，其子忠彦，徽宗时亦为相。 按琦固名相，忠彦亦不失父风。史氏则弥远擅废立为无君，嵩之谋起复为无父，家门虽盛而名节有亏。若吕氏奕世勋猷，辉映史册，可谓极盛矣！而公著于重圭袭组之后，不以门阀自高，益能守正不挠，为时名相，尤不可及也。 三入相
宋史吕蒙正传赞谓“国朝三次入相者，惟赵普及蒙正。”然蒙正后，又有王钦若、张士逊、吕夷简、文彦博、陈康伯亦皆三次入相，蔡京并至四次入相。宋史所云，尚未深考也。今录于左：
赵普：乾德三年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后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平兴国初再入相，拜司徒兼侍郎。八年，出为武胜军节度使。雍熙三年再入相，拜太保兼侍中。 吕蒙正：太平兴国中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淳化初罢为吏部尚书。四年又以本官入相，至道中出判河南府。真宗咸平四年又以本官同平章事。
王钦若：大中祥符中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与马知节争论罢。寻又拜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寻出判杭州。仁宗初复拜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张士逊：仁宗初由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知江宁。明道初再入相，进中书侍郎，寻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宝元初又入为门下侍郎，封郢国公。
吕夷简：由尚书拜中书同平章事，后出判陈州。未几复相，封申国公，再出判许州。未几，又以右仆射入相，进位司空。
文彦博：平贝州归，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唐介劾罢，出知许州。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书入相，久之，出判河南，以太师致仕。元祐初召平章军国重事，六日一朝。
陈康伯：绍兴三十一年拜尚书右仆射，出判信州。隆兴初又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出知建康府。淳熙九年拜右丞相，时孝宗以仆射名不正，改为丞相。
四次入相
蔡京：崇宁二年以右仆射入相，寻免为开府仪同三司。大观元年又拜左仆射，三年罢，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还再相，三日一至都堂，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再起，领三省。凡四当国。
两次入相
张齐贤：淳化三年由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知河南府。真宗初又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昉：太平兴国中拜平章事加中书侍郎，寻罢。淳化二年复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向敏中：咸平四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寻出知永兴军。大中祥符五年又拜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进右仆射兼门下侍郎。
陈尧叟：大中祥符初以户部尚书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寻罢，领群牧使。明年又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陈执中：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降给事中。皇祐中又以吏部尚书拜同平章事。
冯拯：先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出为武胜军节度使。又以吏部尚书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右仆射。 贾昌朝：庆历中以工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大名府。嘉祐元年又兼侍中，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
李迪：真宗时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知郓州。仁宗时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王曾：仁宗初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知青州。景祐二年由枢密使再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富弼：至和二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时以足疾辞，出判扬州。熙宁二年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范纯仁：元祐三年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知颖昌。召还复拜右仆射入相。
赵鼎：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出知绍兴府。绍兴七年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张浚：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江淮军马，以吕祉事罢。孝宗初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如故。凡两为节相。
朱胜非：建炎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寻出知洪州。绍兴二年又入相。
吕颐浩：建炎四年守尚书右仆射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江东安抚使。绍兴元年，又拜少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秦桧：自金归，绍兴元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罢。八年又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汤思退：绍兴二十七年拜尚书右仆射，寻罢。隆兴六年，又拜左仆射。
史浩：隆兴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寻奉祠。淳熙五年又为右丞相，时孝宗改仆射为丞相。
梁克家：乾道八年拜右丞相，后出知建康。淳熙九年再拜右丞相，封仪国公。
郑清之：端平初为右丞相，寻乞罢。七年又拜太傅右丞相。 吴潜：淳祐十一年拜右丞相，十五年出判庆元。寻又拜特进左丞相。 程元凤：宝祐中拜右丞相，出判福州。度宗初又拜少傅右丞相。
陈宜中：德祐元年拜特进右丞相，被劾竟去。召之入朝，仍为右丞相。元兵入，宵遁。益王立于福州，又以为左丞相。
文天祥：德祐初拜右丞相，使元军脱归。益王立，仍拜右丞相。
王安石之得君
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
帝自命大有为之才，尝欲克复燕云，恢张先烈。
当其为颖王时，已与韩维论功名。（见维传）
及即位，富弼因奏对即曰“愿陛下二十年不谈兵。”盖已窥见意旨矣。（见弼传）
帝又与王安礼论汉文帝，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见安礼传）
苏颂使契丹归，帝问以山川人情，颂曰“彼讲和日久，未有他意。若汉武久勤征讨，匈奴终不服。至宣帝时，呼韩邪单于稽首称藩。唐中叶以后，河湟陷于吐蕃，宪宗欲复之而不能。至宣宗时，乃以三关七州来归。盖外国之叛服不常，不系乎中国之盛衰也。”颂意盖有所讽云。（见颂传）
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以取幽蓟，别储于景福殿后，神宗题此库云“五季失图，玁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又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见食货志）
是帝久有取燕云之志。
后帝与大臣定议，将遂举兵，朝慈圣光献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动，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生灵所系，可胜言哉？苟可取，则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见慈圣光献曹后传） 观此数传，则帝意在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而环顾朝臣，皆习故守常，莫有能任其事者。安石一出，悉斥为流俗，别思创建非常，突过前代。帝遂适如所愿，不觉如鱼得水，如胶投漆，而倾心纳之。欲用兵必先聚财，于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财必先用人，于是吕惠卿、章惇之徒进。虽举朝争之，甚至内而慈圣光献太后，外而韩琦、富弼诸老臣，俱以安石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护之愈坚。故当时有谓帝与介甫如出一人者，史臣亦谓神宗以好大喜功之资，王安石出而与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然则非安石之误帝，实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误也。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灵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见宣仁高后传）盖至是始知非常之事之不可幸成也，已晚矣！善乎韩维之论曰“圣人功名，因事而见，不可先有功名心。”此真深识治道之论也哉！ 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
宋史赵瞻对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鉴：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旧唐书：乾元以来用兵，百官缺俸，乃议于天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奉料。永泰二年，侍御韦光裔为使，得钱四百九十万贯。其冬，诏减青苗地头钱，三分取一，遂为常制。每岁特设使者，如崔涣兼税地青苗使、刘晏兼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货志：大历元年，天下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每亩税三十文。永泰八年，诏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给骑。通鉴集览谓青苗钱者，不及待秋敛，当苗方青即征之也。 是唐所谓青苗钱，并与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唐直计亩加税耳。（按唐时长安、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收其息以供杂费。宋之青苗钱，正唐杂税钱之法耳） 宋之青苗钱则始于长吏之自为之，本以利民。
宋史李参传：参为陕西转运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参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羡粮。
此安石青苗钱之所本也。在参行之，固为善政。然仁宗天圣五年已特诏罢之，当亦以行之久，则弊生耳。
至安石则初知鄞县时，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民甚便之。安石操履廉洁，亲施之于一县，民自有利而无害。
及登朝柄用，以此事已效于一县，遂欲行之天下，然犹未敢遽行，使苏辙议之，辙力陈其弊，乃不复言。
会河北转运使王广廉奏乞度牒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即本李参之术）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于是决然行之。（见苏辙传） 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于安石，而不知李参先私行于下，广廉又奏请于上也。 然使听贤吏自行于一州一路，非惟安石能利民，而李参已先有成绩，即广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至著为功令，则干进者以多借为能，而不顾民之愿否；不肖者又藉以行其头会箕敛之术，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见其利。
天下事固有一人行之能为利，天下行之则又为害者。况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而一岁凡两放两收，则其息已加四，有司又约中熟为价，令民偿必以钱，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则并非安石之初法矣！此所以病民也。
即如常平社仓，何尝非古人善政。然沿及后世，常平春借秋还，出则克扣，入则浮收，徒供不肖官吏之渔利。社仓听民自为经理，宜更无弊矣。然州县虑司其事者之干没，必岁签殷户承充，于是有得钱卖放之弊。又必岁遣小官稽核，于是有需索馈送之弊。
古来未尝无良法，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孟子谓有仁心而无仁政，则民不被其泽。岂知有仁政而无仁心，非惟不被其泽，且转受其害也哉！
车盖亭诗
哲宗即位，蔡确播浮言，谓由己拥护。既失势，遂怨望，至安陆，尝游车盖亭，赋诗十章，内有用郝甑山事。甑山者，唐郝处俊封甑山公。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而止。确引之以比宣仁后，兼有“沧海扬尘”等语，尤悖逆。知汉阳军吴处厚得其诗笺释上之。于是左右谏议张焘、范祖禹、左右司谏王岩叟、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连劾之，遂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
沧海扬尘，谓世事巨变，同“沧海桑田”。此为吴处厚构讦蔡确之语。按宋史处厚传：蔡确尝从处厚学赋，及作相，处厚通笺乞怜，确无汲引意。王圭为大理丞，王安礼、舒亶相攻，事下大理，处厚以安礼与圭善，论亶用官烛为自盗。确欲救亶，密遣人致意处厚，不从，确怒欲逐之，未果。圭请除处厚馆职，确又沮之。元祐中，确知安州，有卒当戍汉阳，确固不遣，处厚怒曰“尔在庙堂时数陷我，今比郡作守，犹尔邪？”会得确车盖亭诗，乃笺释上之，云“郝处俊封甑山公，会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沧海扬尘事，此盖时运之大变，尤非佳语。讥谤切害，非所宜言。”确遂南窜。擢处厚知卫，然士大夫由此畏恶之。
宣仁后曰“帝以子继父，有何间言？而确自谓有定策功，妄煽事端。规为异时炫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讪上为名逐之耳。”此正后之深识远虑。若论确设心之奸险，措词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
谓“圣朝务宜宽厚。”力言于宣仁帘前，并言于哲宗者，范纯仁及王存也；
谓“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盛陶也；
谓“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者。”李常也； 谓“恐启罗织之渐。”上疏论列，及闻确谪命，又封还除目者，彭汝砺也； 谓“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皇帝宜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全者。”苏轼也；
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确，及闻新州之命，又谓“自乾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已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
又甚而邵康节局外评论，亦谓“确不足惜，然为宰相，当以宰相处之。”而以范纯仁为知国体。 可见是时朝野内外，无不以谪确为过当。此则有宋待士太厚之故，纵有罪恶，止从黜谪，绝少岭海之行，久已习见，以为当然。一旦有此远谪，便群相惊怪，不论其得罪之深，反以为用刑之滥，政令纵弛，人无畏惧，实由于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同文馆之狱
神宗不豫时，邢恕与蔡确密谋援立，诱宣仁后（英宗宣仁高皇后，神宗生母）侄公绘曰“延安（即哲宗，时为延安郡王）幼冲，雍（神宗弟雍王赵颢）、曹（神宗弟曹王赵頵）皆贤王也。”公绘惊趋出（公绘惊曰：“此何言？君欲祸吾家邪！”），恕计不行，反扬言“太后属意雍王，使首相王圭知之”（反宣言“太后属意雍王，与王圭表里。”）。确乃约圭同入问疾，阳以语勾致圭，使开封府蔡京伏剑士于外，俟圭语小异即诛之。既而圭言“上自有子”，恕计无所施。（恕导确约圭入问疾，阳勾致圭语，使知开封府蔡京伏剑士于外，须圭小持异则执而诛之。既而圭言“上自有子，定议立延安。”恕益无所施，犹自谓有定策功，传播其语。）而语稍闻于宣仁后，遂黜恕出知随州。
恕与确则又扬言太后有废立意，绐司马光子康手书，谓其父光曾语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国疑，宣训事尤可虑。”宣训者，北齐娄太后宫名，娄太后尝废孙济南王，而立少子演，以比宣仁后欲废哲宗而立雍王也。司马光为天下所信服，故欲以此语为出自光，又恐人疑非光言，故必绐其子康手书而后可使人信。其设心可谓黠矣！会确贬新州，恕亦远谪，事不果行。 绍圣初，章惇、蔡卞当国，欲甘心元祐诸贤，引恕入为御史中丞，于是恕追理前说，并怵高遵榕之子士京，追讼其父在日知王圭谋立雍王以实其言，总欲以此为题，陷害诸正人，并诬宣仁后以见已与确有拥护哲宗之功也。
先是刘挚、吕大防为相时，文潞公（文彦博）之子及甫居丧，恐服除不得京官，抵书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命未可必，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济之以粉昆，必欲以藐躬为甘心之地，可为寒心。”其谓司马昭者，本指吕大防，粉昆者，世以驸马都尉为粉侯，时韩忠彦执政，其弟嘉彦尚主，故以忠彦为粉昆也。至是恕以此书示蔡确之子渭，（刘挚传谓蔡渭。邢恕传谓蔡懋。皆确子也。）使上其书，讼当时宰相刘挚、吕大防等陷其父确，谋危宗社，引此书为证，惇、卞遂欲因是诬挚及梁焘、王岩叟等，以为有废立意，置狱于同文馆，用蔡京、安惇杂治之，及甫乃变词托其亡父尝说“司马昭指刘挚，粉谓王岩叟面如白粉，昆谓梁焘字况之，况犹兄也。”（文及甫亦可谓名父之子多败德）将锻成废立之事以杀挚等，并以悖逆坐司马光、吕公著，甚至欲追废宣仁后。会无实据，及甫但云疑其事势如此，而向太后及太妃等亦力言宣仁后之诬于哲宗，乃止，章惇又疏言司马光、刘挚、梁焘、吕大防等变神宗成法，惧陛下一日新政，必有欺君之诛，乃密为倾摇之计，帝曰“元祐诸臣，果如是乎？”惇、京曰“诚有是心，但反形未具耳。”帝乃锢挚、焘等子孙，（见刘挚、邢恕、蔡确、章惇、安惇等传）
呜呼！固一己之权位，而欲以悖逆诬正人，以图一网打尽，甚至诬及母后，奸人之处心设计，真可畏哉！
秦桧文字之祸
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
今见于高宗本纪者：
茶陵县丞王庭圭作诗送胡铨，坐谤讪，停官，辰州编管。
曹咏言李孟坚诵其父光所撰私史，语涉谤讪，诏送大理寺，狱成。光遇赦，永不检举；孟坚除名，峡州编管；（光传则谓陆升讦孟坚以私撰国史）胡寅、程瑀、潘良贵、张焘等八人缘坐黜降有差；胡寅责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
又诏大理寺鞫太常主簿吴元美谤诗狱。
右迪功郎安诚坐文字谤讪，惠州编管。
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
叶三省、王远通书赵鼎、王庶，三省落职筠州居住，远除名高州编管。
黄岩县令杨炜诽谤，除名，万安军编管。知台州萧振落职，池州居住。（振知台州，炜每大言无顾忌，振击节称善，遂荐炜改秩，又移书于桧从子秦昌时，俾同荐之。属吏密语振曰：“炜尝以书责李参政及太师，昌时义不当举，待制亦不可举。”振曰：“吾业已许之，岂可中辍？”遂因炜狱中供前事而贬。） 大府丞范彦辉谤讪，除名，荆门军编管。
从政郎杨炬坐其弟煜尝上书诽谤，邕州编管。
知建康府王循友，以桧捃摭，命大理寺鞫之，贷死，循州安置。
王超以交通李光，下狱，除名，辰州编管。
故学士程瑀、知饶州洪兴祖、转运使魏安行以论语讲解被猜，兴祖昭州，安行钦州，俱编管。瑀子孙并论罪。 通判沉长卿、县尉芮奕作诗讥讪，除名，长卿化州，奕武冈军，俱编管。
知泉州宗室令衿坐交结罪人，汀州安置。
又命大理寺鞫张祈附丽胡寅狱。
此皆本纪所书也。 其散见于各传者：
胡铨先以上书诋和议，谪监广州盐。
罗汝楫劾其横议，除名，编管新州。守臣张棣又讦其与客唱酬怨谤，再移吉阳军。 李光以忤和议，谪藤州，守臣言其作诗风刺，再移琼海。吕愿中又告光与铨作诗讥讪，乃又移昌化军。
赵鼎窜潮州，又移吉阳军。桧令本军月具存亡申省，鼎知桧必杀己，遂不食而死。 张浚窜连州，又徙永州。
盖此数人者，名愈高，桧忌之愈甚，故不惟使之身受窜谪，屡濒于死，而凡与之交际者，亦必被祸不少贷。
王庭圭既以作诗赠铨得祸，而铨先谪广州。时朝士陈刚中以启事为贺，谪知安远军。
又有宜兴吴师古镌铨疏以传，流袁州。
通判方畴亦以通书于铨，除名，永州编管。
此以铨而连及者也。
叶三省、王远、王超既以通书赵鼎、李光得祸。
吴元美之下狱也，以家有潜光亭、商隐堂，为人首告，谓亭号潜光，有心于党李，堂名商隐，无意于事秦，所谓党李者，亦指光也。 此因鼎、光而连及者也。
江西运判张常先注前帅张宗元与张浚书上之，连逮数十家，将诬以不轨。
此因浚而连及者也。
桧尝书铨、鼎、光、浚等姓名于一德格天阁（高宗亲书“一德格天”匾其阁），必欲杀之。
赵汾之狱，其父鼎已死，桧令大理寺鞫之，欲汾自诬与铨、光、浚等谋大逆，所连及一时名士，至五十三人。会浍死，始得免。设桧不死，则肆害更未有已也。 他如程瑀等之以论语得罪，则以瑀尝为论语说，至弋不射宿，谓孔子不欲阴中人，洪兴祖序之，魏安行锓之（刻版印行），故皆及祸。 赵令衿之得罪也，则因观桧家庙记，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为桧侄婿汪召锡所告，故安置汀州后，再牵入赵汾狱，几死。
又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狱死。
黄龟年以论桧，贬。
太学生张伯麟题壁曰“夫差！而忘越之杀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阳军。
闽浙大水，白谔有燮理乖谬语，刺配万安军。
高登亦以考试策问闽浙大水之由，郡守以达桧，坐以事，编管容州。 进士黄友龙坐谤讪，黥配岭南。
内侍裴咏坐指斥，编管邕州。
径山僧清言，以谤讪被黥。 何兑诵其师马伸在靖康围城中乞存赵氏书，桧以为分己功，编管英州。
郑圮、贾子展以会中有嘲谑讲和之语，圮窜容州，子展窜德庆。
此则不必与铨等相涉，第语言文字稍触其忌，即横遭诬害，更不可数计矣！
桧又疏禁野史，许人首告，并禁民间结集经社，甚至司马伋自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所著，李光家亦举光藏书万卷悉焚之。（桧先禁私史，又对帝言私史害正道，时司马伋遂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论著之书，其后李光家亦举光所藏书万卷焚之。） 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 秦桧史弥远之揽权
蔡京、章惇之奸恶，犹第谐臣媚子伎俩，长君逢君，窃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罢之。若秦桧、史弥远之柄国，则诛赏予夺，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几如曹操之于汉献帝矣！姑不必一一实指其事，但观宋史各列传可见也。
李浩传：自秦桧用事塞言路，及上总揽威权，浩与王十朋等始相继言事。王纶传：绍兴二十六年，高宗躬亲政事，收揽威柄，（秦桧死于二十五年）召诸贤于散地。甚至虞允文疏谓“秦桧盗权，十有八年，桧死权归陛下。”此语直奏于高宗之前，则桧未死以前，高宗不能有权可知也。
洪咨夔传：史弥远死，帝始亲政。崔与之传：端平初，帝始亲政。郑清之传：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真德秀传：弥远卒，上亲政。魏了翁传：弥远卒，上亲庶政。则弥远未死以前，理宗不能有权可知也。
统观古今以来权臣当国，未有如二人之专者。然桧十八、九年，威福由己，名入奸臣传，至今唾骂未已；弥远相宁宗十七年，相理宗又九年，其握权既久于桧，桧仅杀岳飞，窜赵鼎等；弥远则擅废宁宗所建皇子，而别立嗣君，其无君之罪，更甚于桧。乃及身既少诟詈，死后又不列奸邪，则以桧仇视正人，翦除异己，为众怨所丛；而弥远则肆毒于善类者较轻，遂无訾之者。然则弥远之黠，岂不更胜于桧哉！至如贾似道专国，威权震主，至度宗为之下拜，其权更甚于桧与弥远。斯则亡国之运，主既昏庸，臣亦狂谬，实无大奸大恶之才，固无足论矣！
宋南渡诸将皆北人
宋南渡诸将立功虽在江南，而其人皆北人也。
张浚凤翔府成纪人，韩世忠、张宗颜皆延安人，岳飞汤阴人，刘光世保安军人，刘锜德顺军人，吴玠、吴璘、郭浩皆德顺军陇干人，杨存中代州崞县人，王德通远军熟羊砦人，王彦上党人，杨政原州临泾人，牛皋汝州鲁山人，曲端镇戎人，成闵邢州人，解元保安军德清砦人，王渊熙河人，赵密太原清河人，李宝河北人，魏胜宿迁人，王友直博州高平人，李显忠绥德军清涧人。
统计诸名将，无一非出自山、陕者，是南宋之偏安，犹是北宋之余力也。其他不甚著名而守城抗节者，亦多北人。
如守建宁死者杨震代州崞人，守隆德府死者张确邠州宜禄人，守震武死者朱昭府谷人，守代州死者史抗济源人，守永兴死者郭忠孝河南人。 其后德祐国亡时能战之将，尤推张世杰，世杰亦范阳人，从张柔戍杞有罪奔宋者。
端平入洛之师 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哀宗天兴三年，元太宗六年）与蒙古共灭金时，蒙古乏粮，宋助以三十万石。张柔中矢，宋孟珙力救出之。两国方敦邻好，初无嫌隙。宋果欲复三京八陵，宜先令孟珙等即在军前定议。乃计不出此，兵退之后，郑清之、赵范、赵葵等忽欲乘虚复中原，以致兵连祸结。当时议者，皆归咎入洛之师。（赵范奏“赵葵、全子才轻遣偏师复西京，赵楷、刘子隆参赞失计，师退无律，致后阵败覆。”又言“扬义之败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于赴援，致不能支。”此即所谓入洛之师也。） 今以宋、金二史考之，则宋师先入汴，而入洛犹在后也。
是年正月灭金，三月即遣朱扬祖、林拓诣洛阳谒陵寝，此不过遣官省视，未即为召衅之端。
然宋史孟珙传：是时淮阃刻日进师，蒙古闻宋来争河南，已设哨至孟津，并增戍潼关，谒陵使谍知此信，疑畏不前，珙曰“淮师溯汴，非旬余不达，吾以轻骑疾驰，不十日可竣事。”乃与二使昼夜兼行，至陵下成礼而归。此虽未知何月日，然陵使未到而宋兵已发可知也。
又金史崔立传：天兴二年正月，哀宗走归德，立在汴，以汴降蒙古。立恃势恣横，李伯渊、李琦、李贱奴等恶之，明年正月，金亡，六月伯渊等闻近境有宋兵，阳与立谋备御，偕立巡城，遂杀之。是六月中，宋兵已至汴也。
其后赵范守襄阳，与伯渊等酣狎，以致襄阳失守。可见伯渊杀崔立后，即投入宋军，宋军于是年六月到汴，无可疑者。（宋史赵葵传亦谓是时盛暑行师）
续通鉴纲目谓：全子才既至汴，赵葵自滁州以淮兵五万来会，谓子才曰“本谋据关守河，今抵汴已半月，不急攻洛阳，潼关何待耶？”乃檄范用吉等率兵西上，徐敏子为监军，到洛阳，寂然无应者，至晚有残民三百余家登城投降，是宋师先入汴再入洛之明证。到洛之次日，所赍粮已尽，而蒙古兵已到，宋兵遂败而归。此事宋、金二史纪传俱不明析，惟续通鉴纲目较详。
再证之元史刘亨安传：岁甲午，平蔡，既而宋师二十万攻汴，将趋洛，元帅塔察儿使亨安拒之，宋师奔溃。此又可了然于当日宋师先汴而后洛也。
而宋史纪传但谓：入洛之师起衅。则以宋兵之败，在洛而不在汴耳。
宋史缺传
宋史各列传，自理宗以后，大概又详于文臣而略于武臣，不特缺漏彭义斌诸人也。 王坚
王坚守合州最有功，其见于理宗本纪者，诏叙坚合州功与官两转。及合州围解，又诏擢坚宁远节度使驻兴元，兼知合州，封清水县伯。
其见于各传者，张传，谓：与坚协力拒元兵，攻九月不能下。王安节传，谓：安节，坚之子也，其父守合州有功，为贾似道所忌，移知和州，郁郁以死。及安节守常州，城破被执，元人问其姓名，曰“我节度使王坚子也。”，遂遇害。
此见于宋史者也。
其见于元史者：宪宗纪：帝攻合州，遣宋降人晋国宝招谕坚，坚不应，国宝去，坚又追还杀之。帝悉率诸军战城下，攻一字城，攻镇西门，攻东新门，攻奇胜门，攻护国门，皆不克。汪田哥又选兵登其外城，坚率众来拒，遇雨，元兵梯折，后军不克进，乃止。
赵阿哥潘传，亦谓：宪宗驻钓鱼山，守将王坚夜来斫营，阿哥潘拒却之。汪德臣传：王坚负险五月不下，德臣至城下呼曰“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速降。”语未既，为飞矢所中。
此见于元史者也。
是坚之守合州，几不减张巡之守睢阳，乃竟无专传。
王佐
王佐守利州，父子皆死难。理宗纪，谓：佐坚守孤垒，元使降将南永忠来说降，佐骂之，永忠流涕而去。王翊、张传亦俱谓：元兵拔长宁，佐父子俱死。
元史宪宗纪：帝围长宁，守将王佐及裨将徐昕等出战，败之。帝又督军力战于望喜门，破其城，王佐死焉，又诛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余人。
是王佐之守长宁，亦必宜有专传，而宋史无之。 王虎臣、王大用
元史伯颜传：伯颜自鄂顺流下，斩郢将赵文义、范兴师，至沙洋，遣人持黄榜及文义首入城招降，守将王虎臣、王大用焚榜斩使，有私谋出降者，虎臣杀之。伯颜又命吕文焕来招，亦不应。遂攻破其城，擒虎臣、大用，杀之。
是王虎臣、王大用皆力守孤城，抗节不屈，宋史皆无传，并不附见其姓名于他传中。
麻士龙
又尹玉、麻士龙，皆文天祥所遣救常州者，玉战死五牧，士龙战死虞桥，见德祐纪及元史伯颜传。
乃宋史玉有传而士龙无传，并不附姓名于玉传中，亦皆缺事也。
张世杰李庭芝姜才 元兵下江南，张世杰以水师碇焦山下，力战而败，宋自是不复能军。柯维骐谓“世杰何不据镇江、瓜州以扼敌冲？”及观元史而后知其势不然也。 是年，（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贾似道兵败后，伯颜直趋建康，其时镇江府马军总管石祖忠先以城降，行枢密院使阿塔海即来驻京口，立木栅以护民居，又分兵屯瓜州以绝扬州之援。（阿塔海传）阿术别奉命攻扬州，亦以兵先驻瓜州，宋淮东制置使尽焚瓜州城中庐舍，徙其民而去，阿术创楼橹以守之。（阿术传）于是瓜州有阿术，镇江有阿塔海，世杰无地可据，不得不泊焦山以决死战也。 至李庭芝、姜才守扬州，宋亡后犹能支撑半年，则亦有故。
其时临安虽亡，而扬州所属之高邮、宝应、通泰、真州尚俱拒守，故可藉其粮援。观宋史文天祥传：天祥由镇江脱走至真州，苗再成得制置司檄擒天祥，乃托辞遣之出。又元史阿术传：真州冯都统来袭瓜州，阿术遣阿塔赤败之。是真州尚为扬守也。
又阿术及苫彻传：宝应馈粮扬州，姜才率军士迎粮，苫彻夺其马并粮橐二万。是高、宝亦尚为扬守也。
博罗欢传：宋亡后，淮东诸城尚坚守，博罗欢自西小河入漕河，断通泰援兵。（怯怯里传亦同）是通泰亦尚为扬守也。
其时蒙古兵两大营，一驻扬州北之湾头，一驻扬州南之扬子桥，固已扼其要害。然文天祥指南录：蒙古南北两营，每日早晚必会哨，哨既过，仍有村民贸贩者往来，故天祥等得乞贩者之余糁羹以救饥，而逃至通州入海。宋史姜才传亦云：才每出兵，运粮高邮、真州以给兵，马家渡与元将史弼彻夜苦战，亦为护粮也。可见扬城南北虽有敌兵围守，而资粮尚可入城，故阿术曰“宋已亡，独庭芝未下，以外援尚多也。”乃又栅扬州北之丁村，以扼高、宝之馈；留屯新城，（邵伯埭）以断泰州。（阿术传）于是庭芝等大困，走入泰州，城陷，遂为所执。
论古者不参观于宋、元二史，无由得当日情事也。
又姜才传：德祐帝北迁至瓜州，才以兵四万直捣瓜州，欲夺驾，战三时，众拥帝北去。按帝既北行，应过扬州城下，何以姜才不于城下截之？
此亦即在才传可意揣也。是时元筑长围，自扬子桥竟瓜州，东北跨湾头至横塘，西北至丁村，务欲以久困之。是扬城北皆有长围防护，盖瓜州战后，元兵即拥帝从围墙外北去，故无从邀夺也。
夏贵
宋夏贵于国亡后降元，故宋史不立传。然究是宋末劳臣，观于元史纪传可见也。
中统元年，夏贵军于淮南新城，元将隋世昌乘战舰抵城下，战退宋兵。（隋世昌传）
二年，元将张庭瑞筑城于蜀之虎啸山，夏贵以师数万围之，城当炮皆穿，护以木栅，栅又坏，乃依大树，张牛马皮以拒炮。贵以城中人饮于涧外，绝其水，庭瑞取人畜粪溺沸煮，泻土中以泄臭，人饮数合，唇皆疮裂。坚守数月，伺宋兵少懈，奋出击之。（张庭瑞传）元将焦德裕来援，夜薄贵营，令士卒人持三炬，贵惊走。（焦德裕传）
三年，李反于济南宋夏贵乘虚袭取蕲州、宿州等城。（本纪）万户李义战死，贵又攻邳州，守将李杲哥出降，贵去，杲哥入城诡言有保城功，已而事露，伏诛。（本纪）贵焚庐舍去，杲哥之弟复与贵以兵三万来援，元将郭侃败之。（郭侃传）时夏贵已陷亳、滕、徐、宿、邳、沧、滨七州及利津等四县，张弘略遏之于涡口，贵始去，乃尽复所失地。（郭弘略传）
四年，宋夏贵以兵侵蜀中虎啸山寨，元将赵匣剌往御，走之。（赵匣剌传）
至元元年，元将刘元礼为潼川路汉军元帅，宋夏贵率军五万来犯，诸将以众寡不敌，有惧色，元礼持长刀，大呼突阵，遂退贵兵。（刘元礼传）
二年，宋夏贵欲攻虎啸山，诏以石抹纥扎一军戍之。（本纪）
六年，攻宋襄阳，宋夏贵率兵五万，馈粮三千艘，自武昌来援。时汉水暴涨，贵乘夜潜上，元将赵璧发伏兵，夺其五舟。明旦，阿术追贵骑兵，璧以舟师追贵水兵，合战于龙尾洲，贵败去。（赵璧传）贵又泊鹿门山西岸，相持七日，元将李庭与水军万户解汝楫击之，斩其将王、元胜。（李庭传）
七年，元将史权驻荆子口，宋夏贵以船万艘载壮士欲薄江面，权破之。既而转粮于随，贵又扼前路，权又破之。（史权传）
九年，元筑正阳两城，宋夏贵帅舟师十万来攻，元将董文炳登城御之，一夕，贵去复来，飞矢贯文炳左臂著脥，拔矢授左右，发四十余矢，矢尽，力亦困，遂闷绝。明日，水入外郛，文炳移营避水，贵乘之，压军而阵，文炳创甚，以其子士选代战，贵败去。（董文炳传）
十一年，宋夏贵以舟师十万围正阳，决淮水灌城，城几陷，元将塔出突围入城，复出与战，遂解正阳之围。（塔出传）刘整又追败之于大人洲。（刘整传）孟德亦夺舟数艘。（孟德传）夏贵知亳无备，引兵袭亳，元将贾文备破之。（贾文备传）是年，伯颜大军已自郢东下至汉口，夏贵以战船万艘分据诸隘，伯颜乃开坝由沙芜口入江夏，贵迎战于阳逻洑，元将谒只里奋勇冲贵军，获战舰百，贵东走。（本纪及伯颜、李庭、谒只里等传）
十二年，伯颜大兵自鄂东下至丁家洲，贵与贾似道以舟师横亘于江，伯颜以大炮击之，宋兵阵动，似道走扬州，贵走庐州。（本纪及伯颜等传）贵又欲由太湖入卫临安，元将李庭、薛塔剌海截战于峪溪口，败之。（李庭、薛塔剌海传）高闹儿又败夏贵于焦湖。（高闹儿传）
由是观之，贵崎岖戎马，东奔西走，补救于末造者，几二十年，固宋末一劳臣，使其能保危疆，支撑半壁，固当与南渡韩、岳诸公比烈，即不然而以身殉国，亦当与边居谊、李芾、李庭芝等同以忠义传，乃自峪溪口、焦湖之败，伯颜、阿术大兵分驻建康、镇江，贵欲入卫而无由，遂不能守其初志，伯颜遣人往攻，即致书曰“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愿勿费国力，攻此边城，若行在归降，边城焉往。”（洪君祥传）明年正月宋亡，二月贵遂以淮西入献，其意以为国亡始降，犹胜于刘整、昝万寿、吕文焕、范文虎等之先行投拜。然宋史既因其降元而不为立传，元史又以其在元朝无绩可纪，亦不立传，徒使数十年劳悴，付之子虚。计其时年已大耋，即苟活亦只数年，故殁后有人吊之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宋稗史）真可惜也！
案贵降后，入觐上都，授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授江淮行中书省左丞，以江南盗贼窃发，命贵招抚。十七年，贵请老，从之。诏官其子孙。未几卒。俱见元史各传。
宋四六多用本朝事
刘克庄诗多用本朝事，说见丛考。然不特诗也，其所撰四六亦多以本朝事作典故。
贺谢司谏启云“既寝了翁之谏疏，孰敢撄老蔡之锋？使行献可之弹文，世岂受金陵之祸？质肃论灯笼锦，或讥后遂无文；道乡谏谣华宫，有云事不止此。”
贺刘察院启云“永叔责高司谏，犹在馆中；了翁忤张雷州，方为博士。宁作夷陵之役，不登绍圣之舟。”
贺李制置启云“寇莱公之镇北门，契丹服其望重；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惧而胆寒。”
贺傅侍郎挂冠启云“永叔避关弓之害，沂公惩一网之危。”
上王师侍启云“中年勇退，有君实、晦叔之风；晚节后雕，负元城、了翁之望。”
其授秘撰谢丞相启云“词臣援綦叔厚，请暴扬老桧之奸；言者疑曾子开，有忿嫉新州之意。温公除吏，莫荣子骏京东之行；文正怜才，不夺大年阳翟之志。” 除云台观谢丞相启云“愧非韩驹、徐俯之伦，将有陆游、米芾之拟。”
除宗簿谢丞相启云“范、欧与庆历之文治，莫引用于圣俞；马、吕致元祐之诸贤，独见遗于无已。”
是克庄四六亦多以时事为典故。然此体实不自克庄始。南渡以来，已多有人为之者。
李刘贺虞大参帅蜀启云“小范有胸中百万兵，西贼闻之胆惊破；维弼上河朔十三策，北边皆其手抚摩。” 贺董司谏启云“尚欲作石守道纪德之诵，幸勿还李师中落韵之诗。” 贺卫参政除江西帅启云“夷狄之问寇公，儿童之诵君实。”
谢曾舍人启云“说战场文，人方迷于五色；读刑赏论，公放出于一头。”
上史丞相启云“昔在服中，欲上范文正之书而无路；今来阙下，愿作石徂徕之颂而难言。”
上卫参帅启云“夷狄问潞公之年，幸其未老；儿童诵君实之字，持此安归。”
周必大贺汪参政启云“资减甘宁，彦博入登于宰席；使来西夏，仲淹归赞于枢庭。”
杨万里回韩安抚启云“颍滨上太尉之书，永叔记武康之节。”
熊克贺汤丞相启云“考本朝宰府之故事，若先正沂公之迭为。天圣初来，既践昭文首台之位；景祐再入，乃屈集贤次辅之居。”
王十朋除馆职谢启云“魏国公奋自甲科，犹荐而后召；苏内相擢由制举，亦试而后除。”
洪适贺王宪启云“东坡六君子之游，庆历三谏官之列。”
此皆在刘克庄前，而已用本朝事者也。其与克庄同时及在克庄后者，亦多用此体。
王迈上留经略启“惟元城之在宋，问业有徒；与了翁之居淮，及门者众。”
上应经略启云“笔下无一点尘埃，富大苏之文采；胸中有百万兵甲，负小范之经纶。”
曾宪启云“余庆历、元祐之典刑，有玉局、宛邱之标致。”
贺李仓曹启云“舞彩袖于春舆，遂蔡端明便亲之志；鸣木铎于石鼓，寻朱紫阳讲道之盟。”
贺郑枢密云“昔中书未有寇忠愍，若得为辞；今吾国已相司马公，岂容生事？”
李廷忠贺娄同知启云“辽人相戒，慎勿开边隙，为司马之秉钧衡；澶渊一举，足以定虏盟，本寇公之筹帷幄。”
方岳贺李制置启云“维弼画河朔十三策，小范有胸中百万兵。”
谢李尚书启云“介为时论所喧，雅见推于永叔；轼陷深文之久，独受荐于景仁。”
洪咨夔到运使任谢政府启云“念司马公用鲜于，以福齐鲁之区；而王文正命薛奎，以宽江淮之力。”
贺郑丞相启云“庆历之进杜正献，尽革弊端；元祐之相司马公，力正伦纪。”
贺蔡侍郎升侍读启云“若昔邢昺，在咸平之间；与吾坡仙，处元祐之始。”
贺李参政启云“独乐园之自逸，难淹君实之留；天章阁之一开，即傒郑公之用。” 林鉴贺曾参政启云“措置西事，莫如此庙堂，固已契吕申公之精识；戒饬疆吏，勿更开边隙，行当踵司马相之清名。” 真德秀宣召入院谢表云“修除翰苑，在环滁出守之年；轼侍禁庭，亦赤壁归来之后。” 方蒙贺徐枢密启云“文富人望，行大播于雄麻；韩吕世家，定增光于汗竹。”
谢王丞相启云“狂若仲淹，真负晏公之荐；戆如苏轼，几贻安道之危。”
致福建安抚李尚书启云“晦叔虽介甫所厚，安可属以私；淳夫受温公之知，岂不言其过。”
回泉守赵侍郎启云“善神谁护于熙宁，怪鬼已喑于庆历。”
姚勉谢应判县送酒启“诚斋作汝饮吾宴之诗，美过于味；东坡谓我眠君去之语，若未为贤。”
回胡主簿启云“昔明道先生之在鄠县，以德化人；至紫阳夫子之仕同安，以学造士。”
文天祥贺江左相启云“潞公平章军国，司马实位昭文；正猷议论庙堂，微仲尝伸左辖。”
贺马右相启云“简淡独周于事物，晦叔所以有立于潞国司马之间；忠恕不离于须臾，尧夫所以无愧于正献微仲之际。” 谢江枢密启云“称彦博于都堂，幸借郇公之誉；荐仲淹于馆职，敢忘元献之公。” 致章签书启云“永叔之参兵柄，在魏国位平章之时；尧夫之赞枢庭，当潞公重判事之日。传江西宗派之图，敢云入社；诵徂徕圣德之句，请继作歌。”
致胡丞相启云“轼韩范之规模，溯赵张之事业。” 是亦皆以本朝人用本朝事者。盖宋朝国史记载，本散布于民间，如李焘作通鉴长编，徐梦莘作北盟会编之类，若非得国史原本，凭何撰述？可知日历、实录，士大夫家有其书也。他如名臣录、笔谈、遗事、家传、文集，又随时刊布，人皆得知本朝故事，故便于引用耳。
辽史太简略，盖契丹之俗，记载本少。
太宗会同元年，虽诏有司编始祖奇善（旧名奇首）可汗事迹。然辽史所载，仅记其生于都庵山，徙于潢河之滨而已，盖已荒渺无可稽也。
历朝亦有监修国史之官。
如刘慎行、邢抱朴、室昉、刘晟、马保忠、耶律隆运、耶律玦、萧罕嘉努（旧名萧韩家奴）、耶律阿苏（旧名阿思）、王师儒等，皆以此系衔。（见各本传）
然圣宗诏修日历官毋书细事。道宗并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书之。惟萧罕嘉努修国史，以圣宗猎秋山熊鹿伤数十人，直书其事，帝见而命去之，既出，又书其事，以为史笔当如是也。其他则隐讳苟简可知矣！
其编为史册，
至兴宗时，耶律孟简上言“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吓噜（旧名曷鲁）、乌哲（旧名屋质）、休格（旧名休哥）三传以进，兴宗始命置局编修。其时有耶律古裕（旧名谷欲）、耶律庶成及萧罕嘉努实任编纂之事，乃录约尼氏（旧作遥辇氏）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共二十卷上之。盖圣宗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也。
道宗大安元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则又本耶律古裕等所编而审订之，其时刘辉谓道宗曰“宋欧阳修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臣亦请以赵氏初起时事，详附我朝国史。”据辉所言，则不惟诸帝有实录，且渐有全史矣！
至天祚帝乾统三年，又诏耶律俨纂太祖以下诸帝实录，共成七十卷，于是辽世事迹粗备。辽史传赞谓“其具一代治乱之迹，亦云勤矣。”当辽之世，国史惟此本，号为完书。金熙宗尝于宫中阅辽史，即此本也。
金二次修史
熙宗皇统中，又诏耶律固、伊喇因（旧名移剌因）、伊喇子敬（旧作移剌子敬）等续修辽史，而卒业于萧永琪，共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皇统七年上之。此金时第一次所修也。 章宗又命伊喇履提控刊修辽史，党怀英、郝俣充刊修官，伊喇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志及文集，悉送上官，同修者又有贾铉、萧贡、陈大任等，泰和元年，又增三员，有改除者，听以书自随。怀英致仕后，诏大任继成之。（俱见各本传）此金时第二次所修也。
至元修辽史时，耶律俨及陈大任二本俱在，后妃传序云“俨、大任辽史后妃传大同小异，酌取以著于篇。”而历象闰考中，并注明俨本某年有闰，大任本某年无闰。尤可见其纂修时悉本俨、大任二书也。 辽史二
辽、金二代之兴，皆经祖宗数世开创，始成帝业。
金史于太祖本纪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最为明析。 辽史则开卷即作太祖本纪，而其祖宗递传之处，反附见于本纪赞内，故所叙太简。肃祖、懿祖、元祖、德祖四代，其妻已立传于后妃内，其夫反无专纪而附于赞内，岂不详略两失乎？
且赞中所叙，又不甚明了，谓：自奇善可汗生都庵山，传至聂哷（旧名雅里），让苏尔威（旧名阻午）而不肯自立，聂哷生必塔（旧名毗牒），必塔生海兰（旧名颏领），海兰生努尔苏（旧名耨里思），是为肃祖，肃祖生萨喇达（旧名萨剌德），是为懿祖，懿祖生伊德实（旧名匀德），是为元祖，元祖生色勒迪（旧名撒剌的，北庭杂记又名斡里），是为德祖，即太祖安巴坚（旧名阿保机）之父也，世为约尼之额尔奇木（旧作夷离堇），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云。
太祖本纪，又谓哈陶津汗（旧作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太祖三让，乃许之。按新唐书谓：契丹王锡里济（旧唐书及薛居正五代史俱作习尔之）死，族人沁丹（唐书、薛史俱作钦德）嗣，尝入寇，为刘仁恭所败，乃以重赂乞盟，故沁丹晚节不竞。而欧阳五代史谓：约尼以次代，为刘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约尼为不任事，选于众，得安巴坚代之。盖此即辽史所谓“受可汗之禅”者也。（钦德、痕德堇、遥辇，皆名字传闻之误）
其聂哷让苏尔威而不自立之处。按耶律吓噜传：哈陶津汗殁，群臣奉遗命立太祖，太祖曰“吾祖聂哷尝以不当立而辞位，吾可受乎？”吓噜曰“昔聂哷之辞，以未有遗命也。今先君言犹在耳，君命不可违。”太祖乃即位。据此，则所谓聂哷让苏尔威及太祖受可汗之禅，欧史虽不载，要是实事。
又吓噜云“自苏尔威后十余世，国衰民困。今正当兴王之运，不可失也。”此亦与唐书、欧史所谓“被刘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约尼为不任事，而立安巴坚”者，略相合。然辽史谓“群臣奉遗命立安巴坚。”欧史则谓“八部人公议立安巴坚。”又属岐互。至新唐书谓“八部迭相更代，独安巴坚自为一部不肯代，自号为王。”欧史又谓“安巴坚既立后，值中国多故，汉人归之者众，告以中国之主无代立者。安巴坚于是立。九年尚不求代，诸部共责诮之，安巴坚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诸部许之，遂率汉人于滦河上，筑城种田，而以计诱八部大人来会，尽杀之，然后并八部为一。”此与新唐书相合，当是安巴坚实事。而辽史并无一字及之。盖耶律俨修实录时，为其先世隐讳。陈大任修史，亦遂因之，不复勘对唐书及欧史也。
且辽史隐讳之处，亦不止此。
欧史载李克用先约安巴坚共攻梁，已而安巴坚背约，反遣梅老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克用大恨，临殁以一矢属庄宗报仇，后果为庄宗击于望都，大败而去。而辽史则以克用结好之事，为约其共攻刘仁恭而不言攻梁，以掩其背约之迹，此其讳饰一也。
欧史德光灭晋后，归殁于滦城，契丹人剖其腹，实以盐，载之北归。晋人谓之“帝”。辽史并不载，但书其自悔之语，谓“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私财，二也；不遣诸节度归镇，三也。”而赞其如秦穆之能悔过。又记其迁晋主母子于黄龙府时，仍以其宫女、宦官、东西班官、医官、控鹤官及庖人、茶酒司等从行，又以晋旧臣赵莹、冯玉、李彦韬等护送，以见其加惠于亡国之处。
凡此有善则书，有恶则讳，可见皆耶律俨在辽时所修原本，而陈大任因之者也。而元时修史之草率，并唐书、欧史亦不复校勘，概可见矣！
宋史宋琪传：琪本幽蓟人，故知辽事最详，其疏云“契丹自阿保机始强，因攻渤海，死于辽阳。妻述律氏生三子，长东丹，次德光，季曰自在。太子德光南侵还，死于途。东丹之子永康代立，起军南侵，被杀于大神淀。德光子述律代立，号曰‘睡王’。二年，为永康子明记所篡。明记死，幼主代立，明记妻萧氏，番将守兴之女，即今幼主之母也。”云云，其叙安巴坚以后世次继立之处，俱与辽史同，惟名字不合，盖契丹以国语为名，本无正字耳。 辽史立表最善
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必多矣。然其体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则传自可少。 如皇子、皇族、外戚之类，有功罪大者，自当另为列传，其余则传之不胜传，若必一一传之，此史之所以繁也。惟列之于表，既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书焉，实足省无限笔墨。 又如内而各部族，外而各属国，亦列之于表，凡朝贡、叛服、征讨、胜负之事，皆附书其中，又省却多少外国等传。 故辽史列传虽少，而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惟与宋和战、交际之事，则书于本纪而不复立表，盖以夏、高丽、女真之类皆入于属国表，宋则邻国，不便列入也。
然金史特立交聘表，凡与宋交涉之事，一览了如。辽史虽旧无底本，而元人修史时，既于金史立此表，独不可于辽史亦立此表乎？
且辽史与宋交涉之事书于本纪者，前后亦不画一。澶渊既盟之后，凡两国遣使、生辰、正旦以及庆吊等事，不特逐年详书，即使臣姓名亦一一不遗。及兴宗再定和议，加增岁币之后，则惟书吊大丧、贺即位之事，其余生辰、正旦等使，一概不书，何其前详后略也！若亦立交聘表，则此等皆可于表内见之，前既免于繁冗，后亦不至简略矣。而辽史无之，此又修史诸人之失也。 辽史疏漏处 辽史又有太疏漏者。
国号
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
皇太妃呼纽
圣宗统和二十四年，幽皇太妃呼纽（旧名胡辇）于怀州，囚夫人伊兰（旧名夷懒）于南京，余党皆生瘗之。明年，赐皇太妃死于幽所。按统和十二年，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尔古（旧名乌古）等及永熙宫军抚定西边，以萧达林（旧名挞凛，宋史名挞览）督其军事，此即皇太妃呼纽也。达林传亦称夏人梗边，皇太妃受命总乌尔古部及永熙宫军讨之，凡军行号令，太妃悉委达林。其后萧罕嘉努（旧名萧韩家奴）疏亦言“统和间，皇太妃出师西域，拓土既远，降附亦多。自后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御远之道。”则此皇太妃不惟有辟土之大功，且有靖边之长策。其幽死也，又以何事？后妃传内当专立一传，乃并无其人，何也？
圣宗后萧氏
又圣宗统和四年，纳皇后萧氏，皇太妃进衣物驼马以助会亲颁赐，内外命妇亦进会亲礼物。此后乃圣宗元配也。统和十九年，以罪降为惠妃。后虽降，而其为圣宗原配，终不可没。后系何人之女？以何事得罪？后妃传内亦宜有专传。乃但以统和十九年另立之齐天皇后特立一传，而此所娶之后，绝无一字及之，何耶？
自称辽兵
且既为辽史，则本国兴兵之事，不应自称曰“辽兵”。乃本纪贝州之战云“军校邵珂开城门纳辽兵。”戚城之战云“辽军围晋别将于戚城，晋主自将救之，辽军引退。”邺都之战云“慕容彦超遇辽军数万，至榆林，辽军又至，彦超等力战，辽军乃退。”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国记载，而称契丹为辽军者。此亦修史者之疏也。
辽帝皆有简便徽号 辽帝皆有一二字简便徽号，当时为臣下所称，后世亦即以此别之为某帝，初不称庙谥也。如太祖曰“天皇帝”，太宗曰“嗣圣皇帝”，世宗曰“天授皇帝”，穆宗曰“天顺皇帝”，景宗曰“天赞皇帝”，圣宗曰“天辅皇帝”，道宗曰“天祐皇帝”，末帝曰“天祚皇帝”。皆于初即位时，群臣上尊号，即有此二字。
甚至皇后亦另有徽称。如太祖后曰“地皇后”，圣宗后曰“齐天皇后”，道宗后曰“懿德皇后”是也。
其后耶律淳僭位，亦号“天锡皇帝”，耶律达实（旧名大石）亦号“天祐皇帝”。达实殁，其后塔布布延（旧名塔不烟）称制，亦号“感天皇后”，其女布沙堪（旧名普速完）称制，亦号“承天太后”。此亦一代之制也。
按元制，每帝亦有国语徽称。如太祖曰“成吉斯皇帝”（旧作成吉思），世祖曰“色辰皇帝”（旧作薛禅），成宗曰“鄂勒哲图皇帝”（旧作完泽笃），武宗曰“库鲁克皇帝”（旧作曲律），仁宗曰“布延图皇帝”（旧作普颜笃），英宗曰“格根皇帝”（旧作格坚），文宗曰“济雅图皇帝”（旧作札牙笃）是也。
但元制系以国语为尊奉之称，辽制则不用契丹语而以汉字尊称，故不同耳。
辽后族皆姓萧氏
辽后族皆姓萧氏。
后妃传引耶律俨所修实录，谓：其先本伊苏巴里氏（旧作乙室拔里氏），太祖慕汉高祖，故称刘氏，以伊苏巴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又谓：太祖舒鲁后（旧作述律后）兄子名萧翰，妹复为太宗皇后，故后族皆以萧为姓云。
是实录以后族姓萧，为太祖所赐。而国语解谓其说不合，故陈大任不取。
又外戚表序云：契丹外戚，其先曰二舒敏氏（旧作二审氏），曰巴里（旧作拔里），曰伊苏济勒（旧作乙室巳）。太祖娶舒鲁氏。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归，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萧翰，由是巴里、舒鲁、伊苏济勒三族，皆为萧姓。
是赐姓又自太宗始。
按薛居正五代史萧翰传：翰父阿巴有妹，为安巴坚后，翰妹又为德光后，德光入汴，将命翰为宣武军节度使，契丹本无汉名，乃赐姓名萧翰，自是翰族皆姓萧。
欧史亦谓德光欲留萧翰于汴，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云。
是后族姓萧，实太宗所赐也。
既为太宗所赐，何以太祖之高、曾、祖父四代妣已俱称萧？盖皆后人所追氏也。而诸外戚之姓萧者，可类推矣！
萧氏于辽最贵，世与宰相之选，统辽一代任国事者，惟耶律与萧二族而已。 辽正后所生太子多不吉
辽太祖三子皆舒鲁后所生，长名贝（旧名倍），已立为太子，后得东丹国册为人皇王主之，太祖崩，让位于其弟太宗（德光），身自归东，丹寻浮海适唐，赐姓名李赞华，为唐末帝所害。（后以子世宗登极，追谥义宗）
太宗崩，世宗（贝子时为永康王）以从子入嗣。 世宗崩，穆宗（太宗子）以从弟入嗣。
穆宗崩，景宗（世宗子）又以从子入嗣。
皆未先为皇太子也。 惟景宗后萧燕燕正位中宫后始生圣宗。圣宗以冢嫡嗣位，享国四十九年，令名遐福，最称贤主，此为古今来正后所生储君继体者之第一。然未即位以前，年尚幼，却未立为皇太子。
兴宗（圣宗子）则由皇太子嗣位，而其母耨斤本宫人也。
道宗母系仁懿萧后，然道宗生于兴宗藩邸，仁懿尚未为后。 道宗宣懿萧后则既册为后始生子浚，寻立为皇太子，后被伊逊（旧名乙辛）所谮，母子皆不得其死。
天祚帝系浚为太子时元妃萧氏所生，亦尚未为后也。
辽官世选之例
辽初功臣无世袭而有世选之例。盖世袭则听其子孙自为承袭，世选则于其子孙内量才授之。兴宗诏“世选之官，从各部耆旧择材能者用之”是也。
其高下亦有等差，外戚表序云：后族萧氏，世预北宰相之选。按辽本纪：太祖四年，以后兄萧达鲁（旧名阿布齐）为北府宰相，后族为相自此始。然萧塔喇噶（旧名塔剌葛）传：其祖当安禄山来攻时，战败之，为北府宰相，世预其选。则世选官本契丹旧制，不自辽太祖始也。
萧思温传：为北府宰相，上命世预其选。萧和斯（旧名护斯）传：官北院枢密使，仍命世预宰相选，辞曰“臣子孙贤否未可知，得一客省使足矣！”又道宗诏“北院枢密使耶律伊逊（旧名乙辛），同母兄弟世预北南院枢密使之选，异母兄弟世预额尔奇木（旧作夷离堇）之选，太保查剌世预突吕不部节度使之选，耶律辖哩（旧名谐里）征宋有功，世预节度使之选，萧达鲁（旧名敌鲁）善医，世预太医选。”此可见辽代世选官之制，功大者世选大官，功小者世选小官，褒功而兼量才也。
按辽之世选官，与元时四集赛（旧作四怯薛）相同，如穆呼哩（旧名木华黎）子孙安图（旧名安童）、哈喇哈斯（旧名哈喇哈孙）累世皆为宰相，阿噜（旧名阿鲁图）自言“我博尔济（旧名博尔术）后裔，岂以丞相为难得耶？”是元时丞相多取于四集赛之家，与辽之世选宰相，大略相同也。
辽族多好文学
辽太祖起朔莫，而长子人皇玉贝已工诗善画，聚书万卷，起书楼于西宫，又藏书于医巫闾山绝顶。其所作田园乐诗，为世传诵。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其让位于弟德光，反见疑而浮海适唐也，刻诗海上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情词凄惋，言短意长，已深有合于风人之旨矣！
平王隆先亦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世。
其他宗室内亦多以文学著称。
如耶律国留善属文，坐罪，在狱赋寤寐歌，世竞称之。其弟资忠亦能诗，使高丽被留，有所著号西亭集。
耶律庶成善辽、汉文，尤工诗。
耶律富鲁（旧名蒲鲁）为牌印郎君，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其父庶箴尝寄戒谕诗，富鲁答以赋，时称典雅。 耶律韩留工诗，重熙中，诏进述怀诗，帝嘉叹。
耶律辰嘉努（旧名陈家奴）遇太后生辰进诗，太后嘉奖。
皇太子射鹿辰嘉努又应诏进诗，帝嘉之，解衣以赐。
耶律良，重熙中从猎秋山，进秋猎赋；清宁中，上幸鸭子河，良作捕鱼赋。尝请编御制诗文，曰“清宁集”。上亦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序赐之。 耶律孟简六岁能赋晓天星月诗，后以太子浚无辜被害，以诗伤之，无意仕进，作放怀诗二十首。 耶律古裕（旧名谷欲）工文章，兴宗命为诗友。
此皆宗室之能文者。
又耶律纽斡哩（旧名褭履）工画，坐事犯罪，写圣宗御容以献，得减死。后使宋，宋主赐宴，瓶花隔面，未得其实。陛辞，仅一视，默写之。及出境，以示饯者，骇其神妙。
此又宗室之以画著名者也。
辽燕京 京师本唐范阳节度使治，府曰幽州，军曰卢龙。
辽太宗会同元年，晋主石敬瑭遣赵莹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来献，乃诏以幽州为南京。三年三月，至南京备法驾，入自拱辰门，御元和殿，行入阁礼，又御昭庆殿，宴南京群臣。
按石晋才以地来归，太宗驾至，即有拱辰、元和、昭庆等名，则非辽所建之宫殿可知也。
是年冬，始诏燕京建凉殿于西南堞。
建一凉殿，尚特书于本纪，更可知太宗初入时，并未别有改筑。盖幽州自安史叛乱，已称大燕，后历为强藩所据，唐末刘仁恭僭大号于此，必久有宫殿名，辽但仍其旧耳。 圣宗统和二十四年，改南京宣教门为元和门，外三门，一为“南端”，左掖为“万春”，右掖为“千龄”。
开泰元年，又改幽都府为析津府，幽都县为宛平县。
太平五年，驻跸南京，幸内果园，宴时，值千龄节，燕民以年谷丰熟，车驾适至，争以土物来献，上礼高年，惠鳏寡，赐酺饮。至夕，六街镫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盖辽以巡幸为主。
有东西南北四楼，曰“捺钵”，又有春水秋山，岁时游猎。
从未有久驻燕京者。是年偶度岁于此，故以为仅事也。
今其基址，亦有可约略者。
辽史地理志，谓：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辰”。大内在西南隅，其所改之元和门及南端“万春”、“千龄”等门，则大内之门也。
悯忠寺有李匡威所立之碑，曰“大燕”，城内东南隅有悯忠寺，是唐藩镇牙城，本在悯忠寺之西。辽志云：大内在西南隅。宋王曾记契丹事亦云：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
是辽之南京，即唐幽州镇之旧治，确有明证。金初因之，宋钦宗至金，馆于燕山东南悯忠寺。此寺犹在东南也。
海陵始扩东南二面而大之。（详见金筑燕京条内）
元世祖又广其西北而截其东南。（详见元筑都城条内）
明徐达又截其西北。成祖建都，则又广之于东。（详见明筑都城条内） 盖至是凡数改矣。 惟王曾记：自卢沟河至幽州六十里。今卢沟桥至京不过三十里。辽、金之燕京尚在西北面，其去卢沟宜近，乃较远于今，何也？盖今卢沟桥乃金章宗时始建，辽时卢沟河尚未有桥，其渡河之处，或尚在南，故至幽州六十里耳。 金广燕京
金太祖、太宗有天下，其建都仍在上京，未尝至燕也。熙宗始诏卢彦伦营造燕京宫室。（彦伦传）
海陵欲迁都于燕，天德三年，乃诏广燕城，建宫室，依汴京制度。遣丞相张浩、张通古等，调诸路夫匠修筑。有司以图来上，并阴阳五姓所宜。海陵曰“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善地何益？尧舜居之，何以卜为？”（本纪）是时张浩举苏保衡分督工役，又景州刺史李石护役皇城。（见浩、石各本传）运一木之费至二十万；举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皆饰以黄金五彩，一殿之成，以亿万计。（见续通鉴纲目）贞元元年来都之，以迁都诏中外，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以京城隙地赐朝官，寻又征其钱，赐营建夫匠帛。（本纪）
今按蔡圭传：有两燕王墓，旧在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墓在城内，相传为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圭独考其非是，乃汉刘建及刘嘉之葬也。大定九年（世宗），诏改葬于城外。
又刘頍传：南苑有唐碑，书贞元十年御史大夫刘怦葬，世宗见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刘頍家本怦后，诏赐怦钱二百贯，令頍改葬于城外。
据此二传，可见海陵筑城时，于辽故城之东南二面皆大为增广，故两燕王及刘怦墓，旧时皆在城外者，悉围入城中，至大定始迁出也。
元筑燕京
元太宗十年已取燕京，然未尝驻跸。 世祖即位，尚在开平。中统二年，始命修燕京旧城。盖自金宣宗迁汴后，燕京入于蒙古，宫室为乱兵所焚，火月余不灭，至是已四十余年。班朝出治之所，无复存者。故中统元年，车驾来燕，只驻近郊。（本纪）王磐传所谓宫阙未定，凡遇朝贺，臣庶杂至帐殿前喧扰，不能禁也。 至元元年，诏改燕京为中都，始建宗庙宫室。（刘秉忠传） 八年，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民二万八千人筑宫城，又敕修筑之费悉从官给，并免伐木夫役税赋。是年，初建东西华及左右掖门。 十年，初建正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
十一年正月，宫殿告成，帝始御正殿受朝贺。此俱见本纪。时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有官者为先，仍定制以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筑室者，皆不得冒据听他人营筑。
此元时迁筑燕京之明据。朱竹垞所谓元建大都在金燕京北之东，大迁民以实之，燕城以废是也。 二十年，以侍卫亲军万人修大都城。
二十六年，又修宫城，乃立武卫缮理，以留守段天祐兼指挥使治之。
大概元之迁筑，先宫城而后及于都城。事皆散见纪传。
今其故址，有可以意得者。
德胜门外八里土城，本元之健德门，是元之都城北面在今德胜门外八里也。
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都城，汇于积水潭，置（闸门）以运通州之米，世祖还自上都，见积水潭舳舻蔽水，大悦。积水潭，即今之西海子，其时粮船可泊于此，知此潭尚未为禁地也。（见守敬传）永乐初封于燕，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事见刘侗帝京景物略。
是元故宫乃在今西苑之西，宣武门以内也。
明南北京营建
明祖创造南京，规制雄壮，今四百余年，城郭之崇，街衢之阔，一一可想见缔造之迹。盖尽举前代官民房舍扫除而更张之，而工作皆出于民力。
水东日记云：洪武门外至中和桥六、七里长街，乃富民沈万三家络丝石所砌。
以此类推，是物料皆取之民间也。 明史严震直传：时方事营造，集天下工匠二十万户于京师，震直请户役一人，各书其姓名术业，按籍更番役之。 是工匠悉取之民间也。
朱煦传：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叶伯巨传亦言：居官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筑之科。
是工筑并及于官吏也。 当开国之初，劳民动众，固非得已。
至成祖迁都北京，自可仍元都之旧，乃宫殿多移在元旧城东三、四里。 盖自徐武宁平燕废元都，已缩其地为北平府，今德胜门外八里有土城，尚是元健德门故址，可见武宁已割旧都西北一带于城外也。
萧云龙镇北平，建燕邸，改筑北平城。（云龙传） 刘侗帝京景物略亦谓：徐达命云龙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
是城郭已另筑也。
姚广孝传：成祖初封于燕，其邸即元故宫。
景物略亦谓：燕邸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永乐登极后，即故宫受朝。至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里许，悉如金陵之制云云。
是宫殿亦另建也。
今以明史各列传参考之，当时大工大役亦不减洪武之创南京矣。
自永乐五年，实始营建。
九年，谭广以大宁都指挥使董建北京。（广传）
十五年，薛禄以后军都督董北京营造。（禄传）
宦官阮安有巧思，奉命董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舍，目量意揣，悉中规制，工部受成而已。（宦官传）
是董役者固不一其人。 邝野以北京执役者钜万，奉命稽省病者。（野传）
叶宗人为钱唐令，督工匠往营北京。（宗人传） 是工匠亦役及各省也。
邹缉疏言“建造北京，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工作之夫，动以百万，终岁供役，不得耕作，工匠小人，又假托威势，逼民移徙，移徙甫定，又令他徙，至有三、四徙者。”（缉传）
永乐十九年诏云“赖天下臣民，殚竭心力，冒寒暑，涉风霜，趋事赴功，勤劳匪懈。”（景物略）
是可见当时城池宫阙皆非因元之旧，其扰民肆害，有记载所不能尽者。
本朝定鼎，明宫殿已为流贼李自成所毁，（流贼传）宜乎大有改建。乃初定鼎，仅在武英殿朝贺，后次第修葺，不肯兴大役以病民。直至康熙八年十一月，太和殿、干清宫始告成，则开国之初，固已仁及天下矣。 朱竹垞日下旧闻序云：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即今之南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东北，徐达定北平，毁故都城，缩而小之，昊天、悯忠、延寿、竹林、仙露诸寺皆限于城外，及嘉靖筑新城，此数寺又围入城内。梁园以东至于神木厂，亦旧时郊外地也。元之宫阙当在今安定门北，明初即南城故宫为燕邸，而非因大内之旧云。此可以参证。
金史
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说者谓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称良史。 然好问传：金亡后，累朝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好问言于张，欲据以撰述，后为乐夔所沮而止。 是好问未尝得实录底本也。今金史本纪即本张万户家之实录而成。
按完颜勖及宗翰传：女真初无文字，祖宗时并无纪录，宗翰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先世遗事。太宗天会六年，令勖与耶律迪延掌国史。勖等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又曰某乡、某村以识别之。至与契丹往来及征战之事，中多诈谋诡计，悉无所隐，故所纪咸得其实云。
今按世纪，初臣辽而事之，继叛辽而灭之，一切以诈力从事，皆直书不讳。及锡馨（旧名石显）、和诺克（旧名桓）、萨克达（旧名散达）、乌春拉必（旧名腊醅）、罕都（旧名欢都）、伊克（旧名冶诃）等传，地名、部名、村名悉了如指掌，应即勖等所修之载在实录者。 皇统八年，勖等又进太祖实录二十卷。
大定中，修睿宗实录成，世宗曰“当时旧人惟古云（旧名彀英）在。”令史官持往就问之，多所更定。（见古云传） 是金代实录本自详慎。
卫绍王被弑，记注无存。元初王鹗修金史，采当时诏令及金令史窦详所记二十余条、杨云翼日录四十卷、陈老日录二十余条及女官所记资明夫人授玺事以补之。
可见金史旧底，固已确核，宜纂修诸人之易借手也。
然于旧史亦有别择处。
如李石传谓：旧史载其少贫，贞懿后周之，不受。及中年，以冒支仓粟见讥，贪鄙如出两人。史又称其未贵时，人有慢之者，及为相，其人见石惶恐，石乃待之弥厚。又与其平日正色斥徒单子温，气岸迥殊。
是纂修诸臣于旧史亦多参互校订，以求得实，非全恃钞录旧文者。
其宣哀以后诸将列传，则多本之元、刘二书。
盖二人身历南渡后，或游于京，或仕于朝，凡庙谋疆事，一一皆耳闻目见，其笔力老劲，又足卓然成家，修史者本之以成书，故能使当日情事，历历如见。
然谓其全取元、刘之作，则又不然。 如王若虚传：崔立以汴城降蒙古，朝臣欲为树碑纪功以属祁，祁属草后，好问又加点窜。此事元、刘二人方且深讳，（见好问外家别业上梁文，及祁归潜志）而若虚传竟直书之。
更可见修史诸人临文不苟，非全事钞撮者也。
又金初灭辽、取宋中间，与宋和战不一，末年又为蒙古所灭，故用兵之事较他朝独多，其胜败之迹，若人人补叙，徒滋繁冗。金史则每一大事，即于主其事之人详叙之，而诸将之同功一体者，可以旁见侧出，故有纲有纪，条理井然。
如珠赫店（辽史作出店河，金史作出河店）之战，太祖自将，则书于本纪；
获辽主、取宋帝，则详于宗翰、宗望传；
渡江追宋高宗，则详于宗弼传；
富平之战，则详于宗弼及持嘉晖（旧名赤盏晖）传； 和尚原之战，则详于宗弼及古云传；
泾州、西原之战，则详于古云及萨里罕（旧名撒离喝）传； 正隆用兵，则详于海陵本纪及李通传； 大定中复取淮泗，则详于布萨忠义（旧名仆散忠义）、吓舍哩志宁（旧名纥石烈志宁）传；
泰和中宋兵来侵，则详于布萨揆（旧名仆散揆）、宗浩、完颜纲传；
兴定中发兵侵宋，则详于约赫德（旧名牙吾塔）传；
巩昌之战，则详于博索（旧名白撒）传；
禹山之战，则详于伊剌布哈（旧名移剌蒲阿）传；
三峰山之战，则详于完颜哈达（旧名合达）传；
汴城括粟之惨，则详于锡默爱实（旧名斜卯爱实）传； 汴城之攻围，则详于博索及完颜纳申（旧名奴申）、崔立传；
归德之窜，则详于白华传；蔡州之亡，则详于完颜仲德传。
各就当局一、二人，叙其巅末，而同事诸将自可以类相从，最得史法。
又如辽将和尚、道温二人之忠于辽，宋将徐徽言之忠于宋，则但书其殉节而死事之详，听入辽史、宋史可矣，乃不忍没其临危不屈之烈，特用古人夹叙法，附书道温二人于宗望传、徐徽言于罗索（旧名娄室）传，使诸人千载下犹有生气，而文法亦不至枝蔓。
尤见修史者斟酌裁翦之苦心也。 按崔立功德碑一事，金史刘祁、元好问二传皆不载。 王若虚传则谓：崔立杀宰相以汴京降蒙古，其党翟奕欲为作功德碑，以属若虚，若虚谓奕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时崔立自称郑王，若虚为直学士）（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构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其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不能夺，乃召太学生为之。此本于好问所作若虚墓志，而传因之。
是碑文之作，与祁、好问二人无涉也。
而若虚传又谓：若虚辞免后，召太学生刘祁、麻革到省，好问时为郎中，谓祁等曰“众议属二君，其无辞。”祁不得已，为草定以示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
据此，则功德碑竟出祁、好问二人之手矣。
然郝经有辨磨甘露碑诗云“国贼反城自为功，万段（碎尸万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颂德召学士，滹南先生（即若虚）付一死。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省前便磨甘露碑，书丹即用丞相血。百年涵养一涂地，父老来看暗流涕。数尊黄封几斛米，卖却家声都不计。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腼颜。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
据此，则作文另有人，（林希本宋人，盖借以影喻作文者）并非祁、革，而好问改作之诬，更不待辨矣。
然经诗末句云“且莫独罪元遗山”，则好问于此事，究有干涉。
经诗谓：林希所作，极口吠尧，斥金源盗据中国。而金史谓好问所改，止直叙其事。岂初次原稿专媚崔立，且指斥国家，好问见而愤之，特改其肆逆之语，后人遂以为出祁、好问之手耶？
崔立功德碑，传谓元兵入城，不果立也。是碑虽未得立，而出于何人之手，反成千古悬案。
若虚传载：翟奕召太学士刘祁、麻革辈，好问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
瓯北引郝经诗“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谓作碑者另有其人，非刘祁，尤非元好问，直以金史所载为诬。然又以“且莫独罪元遗山”，谓究有干涉，而解以删改初稿，以去肆逆之语，遂蒙诬名。
郝经，金亡时方九岁，后使宋为贾似道拘留十六年。
其诗“勒文颂德召学士，滹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缕析如下：
“滹南先生付一死”指若虚所言“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然其终未死也，非唯不死，且与好问共删定碑文。依其诗意系谓若虚为名节尚曾不惜一死，惟其终未死也，故后文“林希更不顾名节”之“更”始有意义。
“林希更不顾名节”见宋史希传即明，惟“兄为起草弟亲刻”则难解其义。林希，北宋人。哲宗亲政，章惇用事，希以久不得志，遂朋奸逞毒于元祐诸臣，凡黜司马光、苏轼等数十人之制，皆希为之，词极其丑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读者无不愤叹。一日，希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了名节矣！”是典出于此。
“兄为起草弟亲刻”，若谓林希为兄，则必有弟相与狼狈为奸，然林希弟旦，元祐初为殿中侍御史，甫莅职，即疏劾章惇、吕惠卿等，乃正人也，故传论谓“林希草制，务丑诋正人，自知隳坏名节，掷笔而悔，又何晚也；弟旦反其所为，纠劾巨奸，善恶岂相掩哉！”则“兄为起草弟亲刻”非林希、林旦明矣！然典出何处？亦无从查考。
按元好问淹贯经传百家，名震京师，乃金末文学巨擘。天兴初，好问为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后，不仕。刘祁，为太学生，甚有文名，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
若虚传载：若虚拒作碑文，翟奕乃召太学士刘祁、麻革等，好问以众议已属，喻其无让。祁等先固辞而别，促迫不已，乃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共删定而成。则初稿乃刘祁所作，而好问复自为之，若虚共删定也。而郝经诗所谓“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腼颜”，瓯北谓“初次原稿专媚崔立，且指斥国家”，则初稿即刘祁所作也，又谓“非祁所作，必另有其人”，而传中翟奕所命者又别无他人，则好问所见原稿究出何人之手？自相淆乱矣！
好问先以众议已属，喻刘祁、麻革等无让。既云众议，好问必与其事也；而祁草定后迳付好问，则前文“促迫不己”者，好问亦必在其中也；好问以未惬而自为之，既成并示若虚共删定之，则若虚亦为襄助者矣。盖文人畏死惜名，若虚不作碑文，不过惜一己之名；好问先不自作而以众议迫祁，其心亦然。惟刘祁所作不合其意者，何也？浅见率断：祁之原稿必甚忤翟奕之意也！其以示好问，好问无从删改而自为之者，其因必为此也。所谓“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腼颜”者，即郝经后所见碑文，殆好问之文也。至“林希”、“兄弟”者，凡指丑诋国家，朋比为奸，败坏名节之人，故末谓“且莫独罪元遗山”，即明可罪者乃金亡偷生辱国之诸臣，非仅好问一人而已。
金史失当处
金史体例亦有可议者：
世纪补
本纪之前先列世纪，叙世祖以下世次及缔造功业。而本纪后又有世纪补，则叙熙宗父宗峻、世宗父宗辅、章宗父允恭，皆以子登极追尊为帝者也。（宗峻追谥景宣帝，庙号徽宗；宗辅追谥简肃帝，庙号睿宗；允恭追谥光孝帝，庙号显宗）
此等追尊之帝，本宜各为一传，冠于列传之首，如元史睿宗、裕宗、显宗、顺宗，明史兴宗、睿宗之例，最合体裁。
金史以太祖以前十一君皆系追谥之帝，已入世纪，此三人亦系追谥之帝，不便入列传，故又为世纪补附于本纪之后，亦创例之得者也。
然海陵篡立，亦追尊其父宗干为睿明皇帝，庙号德宗，后因海陵废为庶人，遂并其父追尊之帝号亦从削夺，而列于宗本等传。此固当时国史记载如是，及异代修史时，则海陵一十三年御宇，既不能不编作本纪，其追尊之父，亦何妨附于世纪补，以从画一。况宗干开国元勋，其功烈迥在宗峻、宗辅上，即世宗登极，亦尝改谥明肃皇帝，后因允恭之奏，始降封辽王，若以其降封，遂不入世纪，则海陵登极时，亦尝降封宗峻为丰王，乃一升一降，岐互若此。 崔立杀宰相，劫妃后等，以汴京降蒙古，乃不入叛逆臣中，而仍在列传与完颜奴申同卷。
此编次之可议者一也。 刘豫为金子皇帝，则属国也；天会十年，豫徙都汴；十二年，金、齐合兵侵宋，皆金国大事，而金史一概不书。 此记载之可议者二也。
张邦昌、刘豫俱受金封册，宇文虚中亦仕金官至特进，金史固宜立传。吴曦叛宋降金，己册封为蜀王，其死也，又赠以太师，招魂葬之，虽曦事多在宋，然既已臣金，金史亦宜立传。乃邦昌等三人皆有传而曦独无之。
时青虽阴受金官而身在宋，屡以宋兵攻金；其叔时全则仕金为同签枢密院事，屡为金侵宋。是宜传全而以青附，乃反传青而以全附，亦属倒置。
宗弼用兵，处处与韩常俱。富平之战，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以土塞创，奋呼搏战，遂解围出宗弼。仙人关之战，宗弼陈于东，韩常陈于西。顺昌之败，韩常以大将亦被鞭责。柘皋之战，王德先败韩常于昭关。宗弼传内屡错见其事。又高福昌传：韩常用法严，遣吏送因于汴，或道亡，监吏惧罪，乃尽杀之以灭口。后衍庆宫图画功臣，韩常以骠骑大将军亦得绘像。是韩常固金初一大将，累有战功，金史必宜有传，乃竟无之，亦属挂漏。 此纂辑之可议者三也。
至如诏诰之类，既载于本纪，则不必复载于列传。
乃天辅五年，使都统杲伐辽，诏书三道，既详于纪，而杲传又备载之，不异一字。
完颜苏哷（旧名素兰），在宣宗前面劾珠格高琪（旧名术虎高琪）之奸恶，既详于苏哷传，而高琪传又备载之。 累幅不尽，此又叙述繁复之可议者也。
又如辽史叙本国之兵，不曰我兵，而曰辽兵。金史宣宗以后，叙蒙古兵曰大元兵，曰北兵，曰大兵，而叙本国之兵，亦直曰金兵。（见徒单、兀典等传）盖异代修史，不必内本国而外敌国，直书金兵，亦自明析。
至金太祖本纪：拒辽兵于鸭子河，甲士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俄与敌战大胜，辽人常谓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至是始满万云。上既云三千七百，至者三之一，下即云满万。殊属语病。
卫绍王纪：大安二年九月，忽书京师戒严。盖因蒙古兵入也。然上文从未见蒙古起兵之事，使阅者茫然不知何处之兵？直至大安三年四月，始书大元太祖来征。一似上年之戒严别有兵祸，而非蒙古者。
又纥石烈牙吾塔传（今作吓舍哩纳赫德）：太昌原战胜，既解庆阳之围，时元使斡骨栾来，行省蒲阿等因此一胜，志气骄满，乃谓斡骨栾曰“我已准备军马，可战斗来。”是此召衅之语，乃出自蒲阿也。其下又云内族垂庆使北还，始知牙吾塔不逊激怒之语。是此语又是牙吾塔所言矣。此又一传中自相岐互。
（移剌蒲阿传：三峰山之战，元兵开钧州路，纵金兵走，而以生军夹击之，杨沃衍、樊泽等皆战死于路。沃衍传：已入钧州，元使人招之，沃衍不从，乃自缢死。两传亦不符合。）
辽金二史各有疏漏处
按金史：金太祖自珠赫店之捷，即于次年正月称帝，建国号曰金，年号曰收国，凡二年，又改元天辅。辽史：珠赫店之败，在天庆四年。则金之建国应在天庆五年。乃辽史本纪，是年并不载金建国之事，直至天庆七年，始云：是岁女真阿固达（旧名阿骨打，即今太祖也）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改元天辅，国号金。则似金太祖至是年始称尊，而收国两年俱抹煞矣！此辽史之疏漏也。
金史：太祖初以乌奇迈（旧名吴乞买，即金太宗也）、萨哈（旧名撒改）等之请，始建国称帝；其改元天辅也，亦以乌奇迈等上大圣皇帝之号而改元，并无杨朴定策之事。辽史又载杨朴言“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必先求大国封册，遂遣使议和以求册封。”是杨朴者，固金初一策士，而金史亦不载此事，并列传亦无杨朴其人。 金史避讳处
辽天祚帝幸混同江，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上临轩，命诸酋起舞，独阿固达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上密谕枢密使萧奉先以事诛之，奉先以为粗人，释之。其弟乌奇迈、尼玛哈（旧名粘没喝）等尝从猎，能呼鹿刺虎，上喜，辄加官赏。阿固达归，遂称兵，先并旁近部族，女真赵三等拒之，阿固达虏其家属，赵三走诉咸州详衮司（旧作详稳），详衮司数召阿固达，不至，一日，阿固达率骑五百突至，详衮司与赵三面折庭下，阿固达不屈，送所司问状，一夕遁去，自是召不复至。
此事载辽史而金史不书。
及天祚帝亲征，下诏有“女真作过，大军翦除”之语，女真主聚众面，仰天恸哭，以激励其众，谓“不若杀我一族，汝等迎降，可转祸为福。”诸军皆曰“事已至此，惟有战耳。”又天祚帝遣萧实讷哷（旧作萧习泥烈）等册金主为东怀皇帝，金以册文无兄事之语，不称大金而云东怀，乃小邦怀其德之义，遂不受，以书复之。
事皆载辽史而金史亦不书。 又如宋刘锜顺昌之捷，金葛王乌禄从乌珠（即兀术）来攻，亦大败而去。 宋史本纪及锜传载之甚详，葛王即金世宗也，而世宗本纪不叙其事。
宣宗即位，乃赫舍哩呼沙呼（旧作纥石烈胡沙虎）弑卫绍王后，图克坦镒（旧名徒单镒）劝其迎立也。（见镒及胡沙虎传）
而绍、宣二纪皆不载。
萨里罕（旧作撒离喝）被李世辅（即李显忠）劫执，将挟以归宋，追兵至，世辅乃与折箭为誓，推下山。（见完颜彀英传）
而萨里罕传不载。
珠格高琪（旧作术虎高琪）为相，专宠作威，与高汝砺相倚，高琪主机务，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见珠格高琪传） 而汝砺传绝不见附和高琪之处，反载其谏阻遣兵护麦及阅田、征租、榷油等事，皆与高琪异议者，其与高琪意合，只谏阻遣使与宋议和一事而已，传赞稍示贬，谓其循默避事，贪恋不去，士论颇以为讥。然终未著其党附之迹也。
至张邦昌传，亦但云金立邦昌为大楚皇帝，时二帝已出汴京，邦昌出质始回，康王入归德，邦昌劝进于归德，后以隐事诛之。
传中并不见僭位称号之事，一若金册立后，即向康王劝进，而康王之杀之，不免冤抑者，则并邦昌亦为之回护矣。
金史误处
辽史：天祚帝命宰相张琳、李处温与秦晋国王耶律淳守燕，帝遁入夹山，命令不通，奚和勒博（辽史名回离保）、耶律达实（大石）及李处温、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等立淳为帝，改元建福。未几，淳死，众又立其妻德妃萧氏为皇太后，主军国事，将迎天祚次子秦王定为帝，皇太后称制，改元德兴。
是淳年号建福，萧氏年号德兴也。
而金史左企弓传乃云：辽天祚帝亡保阴山，秦晋国王耶律淳自立于燕，改元德兴。则以其妻之年号为淳之年号矣。
又辽史：左企弓、曹勇义、虞仲文、康公弼等降金后，过平州，张壳（辽史名壳，金史名觉）数以十罪，皆缢杀之。
而金史惟企弓传记其为张觉所杀。仲文传则云：为翰林侍讲学士，卒谥文正。勇义传云：为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学士，卒谥文庄。公弼传云：权乾州节度使，卒谥忠肃。俱不见被害之迹，一似考终于官者。
况企弓传已叙明降金后，金授企弓守太傅中书令，仲文枢密使侍中秦国公，勇义以授官守司空，公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国公，此诸人所受金官也，既受金官，则临死时应以金官书之。乃仲文等传所云翰林侍讲学士、宣政殿大学士、权乾州节度使之类，仍是仕于辽之官，尤觉两无所据，此金史之失也。
金史纪传不相符处
金史有纪传不相符处：
元光元年，（金宣宗，宋宁宗）用兵侵宋，主兵者完颜讹可也。本纪既书：遣元帅讹可，节制三路军马伐宋。下又书：讹可、时全军大败，讹可当死，面责而释之。 时全传亦载：五月师还，全令军留淮收麦，讹可恐雨至水涨，不得善归，力争之，全不听，是夜暴雨，水大至，为桥以济，遂为宋兵所袭。乃讹可本传绝无与宋交兵一字，亦可见记载之疏矣。
宋本纪嘉定十二年，书金帅讹可攻枣阳。孟宗政传亦书讹可枣阳败归之事。金史本传转不载，何耶？
金史氏名不画一
金史纥石烈牙吾塔传末云：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带，女真语本无正字也，故流传于宋，往往记载互异。至金史一朝之书，则纂修者应各传彼此校订以归画一。
乃一撒离喝也（今作斡里雅布），熙宗纪作撒离合，睿宗纪作撒离喝。（宋史作撒离曷）
一合达蒲阿也（今作哈达布哈），本传作合达蒲阿，讹可传又作合打蒲阿。
一阿忽带也，冯璧传作阿虎带，讹可传又作阿禄带，其下又云阿鲁带。
一撒合辇也（今作萨哈连），一传中忽作撒合辇，忽作撒曷辇。
纥石烈执中（今作赫舍里执中），即胡沙虎也（今作呼沙呼），乃纪传忽而纥石烈执中，忽而胡沙虎，忽而纥石烈胡沙虎。
内族承立，即庆山奴也，乃本传忽而庆山奴，忽而承立蒲。
察琦，即仁卿也，乃本传忽而蒲察琦，忽而仁卿。
此皆修史时仓猝成书，不暇刊正，故多歧误也。
宋史金人名多与金史不符
金史书本国人名，已多彼此互异，流传于宋，益多伪误，故宋史所记金人名，考之金史，相同者不过十之一、二，其余竟无一可核对者。
如李若水、宗泽等传之粘罕（今改尼堪）、斡离不（今改斡里雅布），韩世宗传之挞辣（金史作挞懒，今作达兰），岳飞等传之兀术（今作乌珠），吴玠传之撒离喝（今作萨里罕）、娄宿（今作罗索），张浚传之仆散忠义（今作布哈忠义），吴璘传之合喜（即金史徒单合喜，今作图克坦喀济哈），汤思退传之纥石烈志宁（今改赫舍哩志宁），李宝传之完颜郑家奴（今作郑家努），赵方、扈再兴传之高琪乌古论庆寿（今改乌库哩庆寿）、完颜赛不（今作完颜萨布）、完颜讹可（今作完颜额尔克），孟珙传之移剌瑗（今作伊喇瑗），
尚二史名字相同。然挞辣，金史作挞懒；娄宿，金史作娄室，其字已不画一。
此外尚有可以意会者，
如兀术为韩世忠扼于黄天荡，世宗传谓：挞辣在潍州，遣孛堇太一来援。金史宗弼传则谓：遣移剌古（今作伊喇古）来援，盖即一人也。
毕再遇传：有纥石烈都统。按金史是时统兵者为纥石烈志宁。则都统乃志宁也。而宋史但记其姓。 其他如悟室（见洪皓及韩世忠传）、聂儿孛堇、牙合孛堇、讹里也（世忠传）、拓跋耶乌、乌陵思谋、忔查、粘罕索孛堇、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夏金吾（岳飞传）、没立、乌鲁折合（吴玠传）、胡盏、习不祝、完颜悉列、耶律九斤（吴璘传）、室捻（秦桧传）、耶律温（王德传）、蒙恬镇国、五斤太师（魏胜传）、万户撒八（杨再兴传）、完颜蒲辣都、千户尼厖古（毕再遇传）、阿海、完颜小驴、合答、奇哥（赵方传）、从义、衲挞达（扈再兴传）、巴土鲁（张威传）（巴土鲁音同巴图鲁，后者满语为勇士）、温端、兀林达（孟珙传）等，
考之金史，绝无其人，即按其事以求其人，亦无一相合者。
宋史李显忠之取灵壁也，阴结金统军萧琦为内应，已而琦背约来拒，显忠屡败之，遂复灵壁，而虹县未下，显忠又使人说金贵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来降，遂复虹县。又进克宿州，金帅孛撒率十万众来战，显忠败走。按金史纥石烈志宁传：是时窝斡叛党括里、扎八逃入宋，显忠用其谋，攻取灵壁。而无所谓萧琦者。虹县叛降之将，则都统奚挞不也，又非周仁、徒穆。惟张子盖传有招降金将萧鹧巴及耶律造哩之语。鹧巴或扎八之伪，而显忠传又无鹧巴其人。（孝宗本纪：萧琦、萧鹧巴系两人）至所谓金帅孛撒者，盖即仆散之伪，然是时仆散忠义驻汴梁，未尝统兵，来统兵者，乃志宁也，宋史称孛撒又异。 总之金人名本无正字，即以音相呼，流传邻国，益至以伪传伪，故二史各记所记，两不符合。
惟扈再兴传之从义，有可以意揣者。当时金遣使至各行省措置兵事者曰“宣差”、曰“从宜”，从义盖从宜之伪，乃出使之官号，而非人名也。
宋史邢恕传：恕之子倞馆伴（馆伴：蕃使入国门，则差馆伴使，在驿、趋朝、见辞、游宴。）金使赵伦，是时肃王使金未回，朝议亦欲留金使以相当，伦惧留，乃谓倞曰“金有余睹者，本辽大臣降金，今尚领契丹精锐，而心贰于金，可结以图金。”倞以闻帝，遂赐余睹诏书，纳伦衣领中，厚赉遣还。伦归，献其书，金主怒，遂再发兵灭宋。是诡词诱宋结余睹，归而献其书者，赵伦也。而金史萧仲恭传，则此乃仲恭所为，并无所谓赵伦者。岂仲恭使宋时，改易姓名耶？伦亲在宋，宋人记其姓名，又非传闻可比，乃一事也，而二史姓名互异，更不可解也。
宋金二史不符处
宋金二国交涉之事，二史本纪所载事之大者，大概相同，其小者多不符合。 如天会六年（宋建炎二年），金徙宋二帝于韩州。金纪在十月，宋纪在八月。 七年，拔离速袭宋主于扬州。金纪在五月，宋纪在二月。（按是年三月，帝已在杭，遭苗刘之变，则避兵渡江，当是二月）
八年，立刘豫为子皇帝。金纪在九月，宋纪在七月。 天眷二年（宋绍兴九年），拘王伦于河间。金纪在九月，宋纪在十月。
皇统元年（宋绍兴十一年），宋和议成，兀术画淮水中流为界。金纪在九月，宋纪在十一月。
皇统三年，遣朱弁、洪皓等南归。金纪在八月，宋纪在次年六月。
如此类者不一，盖或得之传闻，或据起事之日，或据讫事之日，故有先后不同也。
又如钦宗之北迁。金纪谓天会四年十一月，宋主出居青城，十二月，宋主桓降，是日归于汴城。宋纪但书帝如青城，又书帝至自青城，而奉表乞降之事则不书。
皇统二年，金纪：使刘筈以衮冕圭册册宋康王为帝，宋纪但书：金使刘筈等九人入见，藏金国书于内侍省，而不及册立之事。
盖皆为本朝讳，国史书法，固如是也。
惟天眷三年，金再用兵取江南，金纪但书：五月，兀术趋汴，撒离合趋陕，是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按是年宋刘锜有顺昌之捷，岳飞有复蔡州、颍昌、淮宁等州，及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泇口、潭成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吴璘有扶风、石壁砦之捷，王彦有青溪岭之捷，田晟有泾州之捷。战争方始，何得云河、陕尽平？而金纪一概不书，盖当金兵初入东京，留守孟庾即以城降，其余州郡亦望风而靡，或降或走，兀术即奏河、陕尽平。其后韩、岳、张、刘、吴之交兵，则在六月以后，虽各有克捷，未几诸将奉诏班师，所得州郡，复为金有，故金纪一概不书。而于是年十二月，总书宗弼奏宋将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率兵渡江一语以括之也。 皇统元年，金纪书：四月，宗弼请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以书让宋，宋复书乞罢兵，宗弼以便宜画淮水中流为界。按宋史是年正月，金人陷庐州，二月，王德败金人于含山，杨沂中、刘锜等败金人于柘皋，三月，金兵退至濠州，王德等遇伏败还。是用兵在二、三月至四月，则金兵己还矣。金纪所云四月，宗弼请伐江南，九月，宗弼渡淮。则记载之误。 其后正隆南侵，大定议和及泰和交兵之事，宋、金二史，大概相符。惟兴定以后，两史本纪各有详略不同。
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金纪但书用兵淮南之事，而不及入蜀之师。二年，亦多详于淮南，而入蜀师只书皂郊堡一事。三年，金纪亦但书淮南之役，而陕西进兵兴洋则不书。宋纪又专详兴洋之战，而淮南交兵，则总叙于春夏之交。至元光元年，金纪书淮南之战甚详，而宋纪并无一字。正大二年，金纪书光州之战，三年，金纪书寿州之战，而宋纪亦并无一字。
金史最简而转详，宋史最详而反略，此不可解也。
宗弼渡江宋金二史互异
宗弼（兀术）渡江追宋高宗，
据本传：宗弼自和州渡江，既降江宁，即由江宁取广德，路至杭州。初未尝由镇江过兵也。
而宋史韩世忠传：是时世忠由镇江退保江阴。不知何故？及阅赤盏晖（今作持嘉晖）传：晖从渡淮为先锋，遇重敌于苏州、秀州，皆败之，遂至杭州。则知是时金兵下江南，本非一路。（盖宗弼自和州渡，晖等自瓜州渡）
世宗传亦谓：兀术分道渡江，诸屯皆散。故世忠退保江阴也。
至黄天荡之战，宋、金二史亦颇互异。
宋史世忠传谓：兀术自杭北归，至镇江，世忠已屯焦山，兀术不得渡。挞辣在潍州，遣孛堇太一来援，孛堇军江北，兀术军江南，世忠与二酋相持于黄天荡四十八日。有献谋于兀术者曰“凿土渠接江口，则在世忠上流。”乃一夕凿渠三十里。次日无风，我军帆弱不得动，金人以小舟纵火，得绝江而去。是金军凿渠出江，即在黄天荡渡江北去也。
金史宗弼传则谓：宗弼自杭还军镇江，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宗弼遂自镇江溯流西上，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将至黄天荡，宗弼因老鹳河故道，开三十里通秦淮，乃得至江宁。会移剌古（盖即世忠传所云孛堇太一）来援，宗弼发江宁，将渡江而北，宗弼渡自东，移剌古渡自西，世忠分舟师绝江流上下，将左右掩击之，宗弼军以火箭射其五緉，舟皆焚，遂败世忠而去。是宗弼既至江宁，又从江宁出江而后败世忠，则其绝江北去，当在江宁府城之北，非复黄天荡矣。
参观岳飞传谓：兀术自杭州趋建康，飞设伏于牛头山待之，夜令人黑衣入金军扰之，金兵惊乱。兀术次龙湾，飞又破之。则兀术乃归至建康，再渡江而北也。若即从黄天荡北去，而不至江宁，则何必凿老鹳河以通秦淮耶？（金纪：天会八年三月，宗弼及韩世忠战于镇江，不利。四月，又战于江宁，败之，诸军渡江”云云，是亦明言两地也。）
宋金二史传闻之误
金史拔离速（今作巴）传：天会四年，与泰欲、马五袭宋康王于扬州，康王渡江，入于建康。按是时宋高宗闻警即至镇江，往杭州，未尝至建康也。 又奔睹传：天眷二年，宋将岳飞以兵十万攻东平，奔睹仓猝出御，时桑柘方茂，奔睹多张旗帜于林间为疑兵，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去。飞又以十万众围邳州，守将告急，奔睹语使者“城西南有堑深丈余，急窒之。”飞果从此穴地入，以有备而止。按是年金方以河南地与宋，并无交战之事，即次年兀术再取河南，宋诸将拒之，飞在京西，复蔡、颍、淮、宁等州，未尝至东平、邳州也。
宋高宗纪及刘锜传：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遣兵趋扬州，刘锜使员琦拒于皂角林，大败之，斩其统军高景山。按金史乌延蒲辖奴传：大定二年，蒲辖奴与延安尹高景山领兵与宋兵战于庆阳。又世宗纪：大定四年十二月，尚书省奏都统高景山取商州。亦见徒单合喜传。是大定四年，高景山尚著战功，何得于三年之前已被杀？
金宣宗兴定中南侵，统兵者为完颜赛不，据宋史赵方传，谓：擒赛不妻弟王丑汉，金人遂诛赛不。按金史赛不传：赛不自侵宋归，屡用兵于河北、河东及京兆，直至哀宗天兴二年，行省徐州，遭郭野驴之乱，自经死。距兴定用兵已十余年，且无被诛之事也。 又宋史孟珙传：珙与元兵同破蔡州，降其丞相乌古论栲栳。按金史栲栳，即乌古论镐也（今作乌库哩镐），蔡城破被执，以招息州不下，乃杀之。是镐未尝降也。
以上各条，两史参校，始见其歧互，盖皆传闻之误。
宋金用兵须参观二史 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故纪传多不可尽信。
宋南渡自绍兴七、八年后，与金交兵，互有胜负。 如宋史李显忠传：显忠既克宿州，金孛撒步骑十万来攻。显忠亲战于城南，孛撒大败。明日，复益兵至，显忠又战百余合，杀其左翼都统及千户、万户，斩首五千。是夜，统制周宏等遁，金人乘虚复来攻城，显忠斩首二千余，积尸与羊马墙平，城东北角敌兵二十余人已上城，显忠取军所执斧斫之，敌始退。会邵宏渊不肯助战，显忠不能孤立，乃退军。是显忠军虽退而未尝败也。而金史赫舍哩志宁传：志宁来复宿州，先令诸军多张旗帜于州西为疑兵，自以大军驻东南，世辅（即李显忠）果先出兵州西，步骑数万，背城而阵，外以行马（即拒马，架木置以长枪，锋刃朝外，以御骑兵）捍之，别出兵向东门攻志宁，为蒲查所败，志宁使夹谷清臣撤毁行马，短兵接战，世辅兵乱，诸将乘之，追杀至城下。是夕，世辅欲斩败将，其统制常吉惧而来奔，尽得其虚实。明日乃再战，世辅大败，遂乘夜脱走。是志宁之战，又屡胜而未尝一败也。
又如金史乌古论庆寿、赫舍哩约赫德（旧作纥石烈牙吾塔）等传，叙其南侵淮、泗之功，并无一败衄；而宋史赵方、扈再兴、孟宗政、赵葵等传，叙其破金兵之功，亦无一败衄。
又金史武仙传：宋孟珙来袭仙于顺阳，仙仓猝率百余人出拒，珙不敢前，俄而军稍集，遂大败珙。而宋史孟珙传：仙屯顺阳为宋军所挠，乃退屯马蹬，珙破其九砦，降其众七万，仙易服遁。而并无为仙所败之事。仙传：蔡州破后，将士皆散，仙渡河北走，为泽州戍兵所杀。亦不言为珙所败而遁走。
是各史纪载互异，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惟此国自述其败，而后见彼国之真胜，否则别见于他传者，其胜败亦差得实。又或此国叙战胜之难，亦可见彼国拒战之力。
如张浚富平之败，五路丧师，固人所共知。然金史宗弼传：是役也，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左目，自拔矢，以土塞创更战，乃拔宗弼出。又娄室传：富平之战，宗弼左翼军已却，娄室以右翼兵力战，势复振，遂败张浚兵。是浚此战，先胜而后败也。（宋史张浚传，谓：刘锜先力战败金兵，而锜传转不载） 宋吴玠和尚原之战，据金史宗弼传：宗弼攻和尚原，抵险不可进，乃退军，遇伏兵起，且战且走，行二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没。是吴玠之胜，乃真胜也。
又如金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宗弼再取河南，金纪但书：五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宗弼传亦不书战败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后，宋刘锜有顺昌之捷，岳飞有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书。或疑宋史各传特自为夸大之词，而非实事。然金史宗弼传谓：是时宋将岳飞、韩世忠等分据河南州郡，复出兵涉河东、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又阿鲁颍传，谓：宋将岳飞等乘间袭取许、颍、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则宋史岳飞传所云：克复京西州郡，并遣梁兴会大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累战皆捷者，必非虚语。又宋史仇悆奏高宗谓“我军已习战，非昔时比，故刘锜能以少击众，敌大挫衄。”宋汝为上丞相书，亦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今诸将人人知奋，故顺昌孤垒，力挫敌锋，使之狼狈逃遁。”（仇悆、宋汝为二传）又仇悆奏高宗，谓“去夏诸将各举兵，金人奔命败北之不暇，兀术深以为虑，故为先发制人之计。”（此绍兴十一年所奏）是刘锜顺昌之捷及诸将战胜之绩，皆是实事。
又如金大定三年（宋隆兴元年），金人攻复宋将吴璘所取商、虢等一十六州，吴璘之败，固属显然。然金史徒单合喜传：是时吴璘在陕、蜀，据散关、和尚原、神叉口、玉女潭、大虫岭、宝鸡县，兵十余万，陷河州、镇戎军，合喜令赤盏胡速鲁改守德顺，吴璘以二十万众围之，合喜使诸将来援，璘自将大军蔽冈阜而出，特里失乌也、乌延蒲离黑等并力与战，日已暮，乃解。已而璘又来犯，据德顺，陷巩州、临洮等，合喜遣将连战，璘又恃其众不去，分兵守秦州，合喜乃军于德顺、镇戎之间，断其饷道，璘始引去。是璘虽退师，而其先与金人力战之处，可因合喜传而见也。
又金史术虎高琪传：泰和五年，吴曦奉表以蜀地来降，章宗命高琪往册为蜀王。已而宋将安丙诛曦，遣李孝义（宋史作李好义）率兵攻秦州，先以万人围皂郊堡，高琪御之，宋兵列阵山谷，以武车为左右翼，伏弩其下，战既合，宋兵佯却，高琪见有伏，乃退整军，而宋兵又来，凡五战，宋兵益坚，不可以得志，琪分骑为二，出者战则止者俟，止者出则战者还，还者复出，如此数次，孝义始解围去。是宋兵之悉力拒战，又因高琪传而见也。
至如纥石烈牙吾塔（今作赫舍哩约赫德）侵宋，本传叙其功，几于横行无敌。然冯璧传，谓：牙吾塔所至，宋人皆坚壁不战，绝无所资，故无功而归。又纥石烈胡失门传：牙吾塔不奉行省节制，辄进兵，宋人坚壁不出，野无所掠，军士疲乏，饿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复。是牙吾塔之侵宋，观于冯璧、胡失门二传，始知本传所侈功绩，多属铺张。 故阅史必参观各传，彼此校核，始得其真也。
史记称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盖开天立极之君，天亶聪明，自有不可思议者。即后世草昧开创之主，亦必有异禀与神为谋。
如北齐文宣帝，虽淫酗颠昏，而呓语谵言，辄预知来事，已属神奇。（见齐文宣帝能预知条内）至如辽太祖、金世祖二君，纪传所载，尤可征也。 辽本纪：太祖生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谓左右若有神人翼卫，时伯父当国，有疑辄咨之。既即位，征讨无不如意，遂成帝业。天赞三年，忽下诏云“自我国之经营，为群方之父母，升降有期，去来在我，三年之后，岁在丙戌，时值初秋，必有归处。然未终两事，岂负亲诚，日月非遥，戒严是速。”诏下，闻者皆惊惧，莫识其意。是年大举征托欢（旧作吐浑）、党项、准布（旧作阻卜）等部，明年尽取西南诸国，乃诏曰“所谓两事者，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乃又大举兵亲征，天显元年，拔扶余城，攻辉罕（旧作忽汗），降其王大諲撰，以其地为东丹国，封皇太子为人皇王以主之，此又毕一事也。是年秋，太祖崩，所谓丙戌秋必有归处者，至是亦验云。
又金世纪：
世祖尝能以梦占候战阵之胜负。如与博诺（旧作杯乃）战，世祖曰“予尝有异梦，今不可亲战，若左军有力战者，则大功成矣。”会其弟颇拉淑（旧作颇剌淑）力战，果大胜。 及疾作，妻纳喇氏（旧作拏懒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后我一年耳。”颇拉淑请后事，曰“汝惟后我二年耳。”颇拉淑出，谓人曰“吾兄至此，亦不与我好言。”及明年，纳喇氏卒，又明年，颇拉淑卒，临卒时叹曰“我兄真多智哉。”
初寝疾时，子阿固达以事如辽，世祖戒之日“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归，则我犹及见汝也。”阿固达果前没一日至，世祖喜甚，抱而抚之，谓弟穆宗（英格）曰“乌雅舒（旧名乌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后果灭辽称帝云。
又世祖讨乌春归，纥石函部长阿海迎谒，世祖谓之日“乌春背恩叛我，我故诛之，吾大数亦将终，我死，汝等当竭力辅我子弟，若乱心一生，则灭亡如乌春矣。”后其子阿疏果叛而致亡灭。
是二君者，岂非所谓夙慧性成，鬼神相契，有不可以常理论者耶？
金制追谥帝后之滥 有天下者追尊其祖，唐宋旧制皆四代，惟后魏追尊至二十八代，最为亵滥。金之追谥，亦无限制。
金之先本甚微，始祖函普始居完颜部。第四世绥赫（旧名绥可）始定居阿勒喀水（旧作安出虎水），有室庐之制。第五世舒噜（旧名石鲁）始官特里衮（旧作惕隐）。第六世乌古鼐（旧名乌古乃）始为女真节度使。（皆辽所授，辽以县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故节度与唐同名而实异）第七世和哩布（旧名劾里钵）及弟颇拉淑、弟英格（旧名盈哥），英格又传和哩布长子乌雅舒，皆相继袭节度使。至乌雅舒传其弟阿固达，始建号称帝。盖至是已八世十二君矣。
乃天会十五年，熙宗一一追尊谥，函普曰始祖景元皇帝，妣曰明懿皇后。始祖子乌噜曰德帝，妣曰思皇后。德帝子巴哈（旧名跋海）曰安帝，妣曰节皇后。安帝子绥赫曰献祖，妣曰恭靖皇后。献祖子舒噜曰昭祖，妣曰威顺皇后。昭祖子乌古鼐曰景祖，妣曰昭肃皇后。景祖子和哩布曰世祖，妣曰简翼皇后。世祖弟颇拉淑曰肃宗，妣曰靖宣皇后。肃宗弟英格曰穆宗，妣曰贞惠皇后。穆宗从子乌雅舒曰康宗，妣曰敬僖皇后。凡此皆及身未为帝者，而追谥尊称至十一君，可谓滥矣。熙宗又定始祖、景祖、太祖、太宗四庙皆百世不祧。事俱见本纪。
按松漠纪闻：金九代祖名堪布，号始祖，八代祖名额噜，七代祖名雅哈，六代祖名苏赫，五代祖名舒噜，高祖太师名呼兰，曾祖名哈里，曾叔祖太师名富勒敏，曾季祖太师名措格，伯祖太祖名乌噜斯。诸名皆与金史不同，盖当时国语本无汉字，惟以音相传故也。
金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初风气淳实，祖父一言，子孙终身奉之弗敢违。
女真俗：生子，长即异居。景祖九子，元配唐古氏（旧作唐括氏）生和卓（旧名劾者），次和哩布，次噶顺（旧名劾孙），次颇拉淑，次英格。及当异居，景祖曰“和卓柔和，可治家事，和哩布有智勇，何事不成？噶顺亦柔善人耳。”乃命和卓与和哩布同居，噶顺与颇拉淑同居。其后景祖卒，世祖和哩布继之；世祖卒，肃宗颇拉淑继之；肃宗卒，穆宗英格继之。兄弟间自相传袭，毫无争端。萨哈传所谓：景祖既有成命，故世祖越和卓袭节度使，和卓无异言；世祖越噶顺而传肃宗，噶顺亦无异言，皆景祖志也。
世祖临殁呼穆宗谓曰“长子乌雅舒柔善，若办契丹事，阿固达能之。”穆宗后遂以位传乌雅舒，以及于太祖。兄弟间行之自如，无所勉强。
太祖既有天下，又以位传其弟乌奇迈，是为太宗。及太宗本无立熙宗意（名亶，太祖长子宗峻之子），宗翰等以熙宗乃太祖嫡孙当立，与宗干、希尹等定议入奏，太宗以义不可夺，亦遂授熙宗为安班贝勒（旧作谙班勃极烈，金最尊官也，诸帝皆由此继大统）而继体焉。 可见开国之初，家庭间同心协力，皆以大门户、启土宇为念，绝无自私自利之心，此其所以奋起一方，遂有天下也。
熙宗即位，亦敬礼诸叔。未几，宗磐、宗隽、达兰（旧名挞懒）等相继以谋反诛，帝亦酗酒，以疑忌杀其弟常胜、札拉（旧名查剌）。
海陵又手弑帝而夺其位，遂杀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宗翰、宗弼子孙三十余人、舍音（旧名斜也）子孙百余人、诸内族又五十余人，草剃株连，几无类。
其去世祖、肃宗之世，曾未三、四十年，而骨肉变为仇仇，萧墙之内，横尸喋血，祖宗淳笃之风，一旦澌灭，而国脉亦几斩绝。 幸世宗登极，以太祖子孙无几，曲为保全，从弟京谋逆当诛，犹贷其死，临御三十年，绝少诛夷宗族之事。
章宗时又以郑王永蹈、镐王永中之乱，遂疑忌宗室，凡亲王皆置之傅及府尉官，名为其属，实以监之。驯至宣、哀之世，镐厉王（永中）子孙禁锢已四十余年，卫绍王（永济）子孙亦禁锢二十余年，至大中始释而国已亡矣。
自古家门之兴，未有不由于父子兄弟同心协力，以大其基业。及其衰也，私心小见，疑妒攘夺，恩谊绝而门祚亦随之，家国一理，应若鼓桴，此可为炯鉴也。
按晋书载记：秃发乌孤临死，谓群下曰“方难未静，宜立长君。”遂传其弟利鹿孤嗣位。利鹿孤将死，亦曰“内外多虞，国机务广，其令檀嗣业，以成先王之志。”（檀，利鹿孤之弟）檀有才略，其父尝谓诸子曰“非汝等所及也。”是以诸兄不授子而欲传于檀云。此可见小部落之兴，亦由于家庭之和壹，非偶然者。
金代文物远胜辽元
金初未有文字，而开国以后，典章诰命皆彬彬可观。文艺传序云：金用武得国，无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列于唐、宋之间，有非辽所及者，以文不以武也。
盖自太祖起事，即谓“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文之士，敦遣赴阙。（本纪）
又以女真无字，令希尹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国语，制女真字颁行之。（希尹传） 是太祖已留心于文事。 及破辽获契丹汉人，通汉语，于是诸王子皆学之。
勖少时，即好学问，国人呼为秀才，能以契丹字为诗文，凡游宴，辄作诗以见意。（勖传）
宗翰能以两月尽通契丹大小字。（宗翰传）
宗雄从猎，为流矢所伤，养疾两月，习契丹大小字，通之。（宗雄传） 按勖为都统，宗翰、宗雄为元帅，时尚未灭辽，而已好学如是。盖王气所钟，生皆异禀，故文艺之末，不学以能。 熙宗谒孔子庙，追悔少年游佚，自是读尚书、论语、五代史及辽史，或夜以继日。 海陵尝使画工密图杭州湖山，亲题诗其上，有“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皆本纪）其中秋待月赋、鹊桥仙词，尤奇横可喜。（见桯史）又尝令郑子聃、杨伯仁、张汝霖等与进士杂试，亲阅卷，子聃第一。（子聃传）是并能较文艺之工拙。
计熙宗登极时，年仅二十余。海陵当宗弼行省时，已在其军前，则其习为诗文，尚在用兵开国时也。（辽王宗干延张用直教子海陵，与其兄充，皆从之学，事在天眷之前）
世宗尝自撰本曲，道祖宗创业之艰难。幸上京时，为宗室父老歌之。其在燕京，亦尝修赏牡丹故事。
晋王允猷赋诗，和者十五人。
显宗在储位，尤好文学，与诸儒讲论，乙夜忘倦，今所传赐右相石琚生日诗，可略见一斑。 迨章宗以诗文著称，密国公瓙以书画传世，则濡染已深，固无足异矣。
惟帝王宗亲，性皆与文事相浃，是以朝野习尚，遂成风会。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非偶然也。
金一人二名
金未灭辽以前，其名皆本其国语，及入中原，通汉文义，遂又用汉字制名。
如太祖本名阿固达，而又名旻也；太宗本名乌奇迈，而又名晟也；熙宗本名哈喇（旧作合剌），而又名亶也；海陵本名都古噜讷（旧名迪古乃），而又名亮也；世宗本名乌禄，而又名雍也；章宗本名玛达格（旧名麻达葛），而又名璟也；宣宗本名乌达布（旧名吾睹），而又名珣也；哀宗本名宁嘉苏（旧名宁甲速），而又名守绪也。
此帝王之二名也。
他如乌页（旧名乌也）之名勖也，舍音（旧名斜也）之名杲也，萨哈（旧名撒改）之名思敬也，尼堪（旧名粘没喝，又名粘罕）之名宗翰也，斡里雅布之名宗望也，额尔衮（旧名讹鲁观）之名宗峻也，鄂尔多（旧名讹里朵）之名宗辅也，斡布（旧名斡本）之名宗干也，乌珠（旧名兀术）之名宗弼也，摩罗欢（旧名谋良虎）之名宗雄也，阿里布（旧名阿鲁补）之名宗敏也，托卜嘉（旧名塔不也）之名宗亨也。
此皇族之一人二名也。
又如布萨忠义之本名乌者也，赫舍哩志宁之本名撒曷辇也，赫舍哩良弼之本名罗索也（旧名娄室），唐括安礼之本名干鲁古也，伊喇慥（旧名移剌慥）之本名移敌列也，富察世杰之本名阿散也，赫舍哩执中之本名呼沙呼也（旧名胡沙虎），阿勒根彦忠之本名窊合山也。 此又庶姓之一人二名也。
盖国语之名，便于彼此相呼，汉名则用之诏令章奏，亦各有所当也。
其避讳之法，则专避汉名，而国语之名不避，盖国语本有音而无正字也。章宗避睿宗（宗尧）讳，凡太祖诸子以宗字排行者，皆加山为崇，民间宗姓者，悉改姬氏，又谓孙即康曰“宗改崇字，其下尚有本字全体，应将示字依兰亭帖写作未字。”即康奏曰“唐太宗世民偏旁之犯，如叶字作，泯字作泜，正是如此。”乃拟熙宗庙讳亶字，从面、从且；世宗庙讳雍字，从系。自此不胜曲避矣。 金记注官最得职 金本纪所载世宗嘉谟懿训最详，较贞观政要更多数倍，推其故，盖当时记注官之得其职也。
大定中，伊剌杰（移剌杰，时修起居注）言“每屏人奏事，虽史官亦不得与闻，无由纪录。”世宗以问石琚，琚曰“古者天子置史官于左右，言动必书，所以儆人君有所畏也。”上曰“朕观贞观政要，太宗与臣下议论，始议如何，后竟如何，此正史臣在侧，记而书之耳。”于是朝奏屏人议事者，记注官独不避，自此始。（本纪）
黄久约为谏官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则近臣退避。久约将趋出，世宗止之。自是谏臣不避以为常。（久约传）则不惟记注官不避，即谏臣亦不避矣。
载笔者在旁，则天子惟恐失言，而所言皆出于正，记注官听诸切近，据实书之，宜其所记之详且密也。
章宗时，
完颜守贞修起居注，与同官张暐奏言“唐中书门下入阁，谏官随之，欲其与闻政事，有所开说。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帝视朝，则左右对立，有命则临阶府听，退而书之，以为起居注。今臣等回避，并香阁陈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则凡有圣训及议政事，臣等无缘得知，何所记录？”上从之。
又补阙杨庭秀言“乞令及第左右官一人，应入史事者，编次日历。”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润色付之。（守贞及庭秀传） 故章宗本纪所载帝训亦多，皆注官之得其职故也。
大定中乱民独多
金代九君，世宗最贤。大定七年，大兴府曾奏狱空，赏钱三百贯，以为宴乐之费。其政简刑清可知也。然二十余年中，谋反者偏多。
大定六年，泰州民和卓（旧名合住）谋反伏诛。
九年，契丹爱实喇（旧名外失剌）等、冀州张和等，俱以谋反伏诛。
十一年，归德府民臧安儿谋反伏诛。
十二年，北京曹资等、西北路纳哈塔齐锡（旧名纳合七斤）等、鄜州民李方等、同州民屈立等、冀州民王琼等，俱以谋反伏诛。
十四年，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谋反伏诛。
十八年，献州人殷小二谋反伏诛。
十九年，密州民许通等、济南民刘溪忠等，俱以谋反伏诛。
二十年，布沙堪（旧名蒲速）群牧所罗和（旧名老忽）谋反伏诛。
二十一年，辽州民宋忠等乱言伏诛。 二十三年，潞州民陈圆乱言伏诛，大名府猛安人马和尚谋反伏诛。
此皆载于本纪者。 有道之世，偏多乱民，何也？岂世宗综核吏治，凡有奸宄，有司俱不敢隐，故奏谳独多耶？抑有司争欲以发摘邀功，遂以轻作重，以见其勤于吏事耶？ 金考察官吏
金史循吏传序云“太宗既有中原，分置守令，熙宗始遣使廉察之。”
按天眷二年，命温都思忠等廉问诸路，得廉吏杜遵晦等百二十四人，各进一阶，贪吏张轸等二十一人，皆罢之。（本纪）
又命秉德廉察河东路，太原尹图克坦恭（旧名徒单恭）与九县令皆罢去，惟杨邦基以廉为河东第一，召为礼部郎中。（邦基传）
又宗贤为永定军节度使，秉德访察至其地，士民持盆水与镜前拜曰“我使君廉明类此。”秉德器之，遂超迁两阶。（宗贤传）
此皆熙宗时初设此制，上下皆以吏治为重，故举劾足以示劝惩也。
世宗即位，凡数岁辄一遣使黜陟之，故大定间官吏奉法。
如伊喇道（旧名移剌道）出使，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补进一阶，单州刺史石抹靳家奴等各进两阶；贪污官：浚州防御使事蒲速越等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乌古孙阿里，补杖一百，削四阶。（移剌道传）
后以廉问使者或以爱憎为升降，又欲立提刑司以伺察之，未及行。
章宗即位，
乃置九路提刑司核之。（宗雄传）寻又以言者谓提刑司黜陟非便，乃改设按察使，其所举劾，又差官核察之。于是权削望轻，官吏无所畏惮。
贾旋奏“差监察时，即别遣官龤往，更不核察。”从之。乃诏“监察御史，分按诸路者，女真人以汉人偕往，汉人以女真人偕往。” 此金代考核官吏之大概也。
盖创设之始，上下奉法，甄别必公，及其久则弊渐生。如元季亦尝遣使，而情贿转甚，民间谣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辍耕录）此弊之所必有者也。然吏治狃于故常之时，或偶一行之，遣公正大臣分路考察，未尝无补云。 金推排物力之制
周官：以岁时定民之众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数于小司徒，三年，则天下大比。本良法也。金制亦分按民之贫富而籍之，以应科差，谓之推排物力，亦谓之通检。
大定四年，梁肃奉使通检东平、大名两路物力，他使者多以苛刻增损为能，肃所检独称平允，朝廷敕诸路以肃为法。（肃传） 大定十四年，又诏议推排法，朝臣谓宜止验现在产业，富察通言“必须通检各穆昆（旧名谋克）人户物力多寡，则贫富自分，贫富分则版籍自定，如有缓急，验籍科差，则富者不得隐，贫者不重困矣。”（通传）
章宗时，屡遣使与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户物力，大率每十年一次，尝谕推排使贾益谦曰“朕选卿等随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强、销乏户，虽集众推唱，然销乏者勿销不尽，如一户元物力三百贯，今蠲减二百五十贯，犹有不能当。新强者勿添尽，量存气力，如一户添三百贯而止添二百贯之类。卿等宜各用心。百姓应当赋役，十年之间，利害非细。苟不称所委，治罪当不轻也。”（益谦传）
是朝廷于推排物力，未尝不意存轻减。 然高汝砺疏云“推排止凭一时小民之语，以为增减，有司惟务速定，不复推究其实，由是豪强者扶同而幸免，贫弱者抑屈而无诉，难望物力均矣。”（汝砺传）
张万公亦言“适足长告讦之风，增猾吏之弊。”（万公传） 张弘信通检山东，专以多得物力为功，督责苛急，宗室永元面斥之曰“朝廷以差调不均，立通检法，乃妄加农民田产，笞击有至死者，市肆贾贩贸易有盈亏，田园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孙至与商贾同应上役，岂立法本意哉？”（永元传）
是通检之法，虽欲均徭役，而实滋抑勒告讦贿诈之弊也。
按金代推排之法，与宋吕惠卿所创手实法正相似。
手实法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赀货、畜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息钱一，隐匿者许告，有实则以三分之一充赏。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民不聊生。邓绾极论其害，谓“民间养生之具，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且民之生计赢缩不时，或春有之而夏已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徒使嚣讼者趋赏报怨，畏法者守死忍困而已。故神宗于王、吕所创新法不改，而独此手实之法，特诏罢之。以宋暂行即罢之敝政，而金代数十年行之不变，故虽以世宗之求治，而无救于民病也。”（按宋史吕公绰传：官籍民产第赋役轻重，至不敢多畜牛，以致田畴芜秽，公绰特奏之，由是牛不入籍。是仁宗时已有按产定役之法。然宋制但以之定役，而金制则令之出钱，又自有别。） 明安穆昆散处中原
金初本俗：管军民者，有穆昆，百夫长也；有明安，千夫长也，（明安，旧作猛安，穆昆，旧作谋克）穆昆之副曰富勒珲（旧作蒲里衍），正军之奴仆曰阿里喜。无事则课其所属耕牧，用兵则率之以出征。 及得中原后，虑中原士民怀贰，始创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户授田，使自耕种，春秋给衣，若遇出兵，始给钱米。自燕南至淮陇之北皆有之。筑垒于村落间，如山东路有把古鲁明安，中都路有胡土霭哥蛮明安，山东西路有盆买必剌明安是也。 正隆初，又起上京诸明安于中都等处安置，（纳合椿年传）大定中又摘徙山东明安八穆昆于河北东路之酬斡、青狗两明安旧地。
初入中原时所受田多散处州县，世宗不欲其与民杂处，完颜思敬与图克坦克宁议，令明安、穆昆之众自为保聚，其土田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遂为永制。（思敬传） 然诸明安、穆昆恃其世袭多不法，或请同流官考转，宗宪以为太祖皇帝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袭，此职今不可改，其有不职者，当择其子弟中贤者代之，遂著为令。（宗宪传）
章宗时又诏明安、穆昆既不隶提刑司，宜令监察御史察其臧否。
按开国时移明安、穆昆于中原，给地使之屯种，本欲赡其身家，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意至深也。而诸军户不能屯种，往往赁民代耕而收其租，甚至伐桑枣以为薪，且私卖其田，日益贫乏。太祖时以三百户为一穆昆，十穆昆为一明安；至宣宗时，则三十人为一穆昆，五穆昆为一明安；哀宗时，又二十五人为一穆昆，四穆昆为一明安。盖末年益耗减矣！
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
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
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
金史完颜勖传：女真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
此以辽地为汉人也。
贺扬庭传：世宗谓杨庭曰“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诗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
此以河南、山东人为南人也。
元史百官志序：诸官职皆以蒙古人为之长，而汉人、南人贰焉。文宗诏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
是汉人、南人亦各分名目。
程钜夫传：世祖命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按钜夫由南宋人入附，故称南人。
此以南宋人为南人也。
宋金齐交割地界守土官随地为属
宋、金、齐分画地界，前后不同，守土官亦随地为所仕之朝。
如张孝纯以宋臣降金，金使之相刘豫，豫废仍为金行台丞相。
郦琼、李成、孔彦舟、徐文皆自宋降豫，豫废，皆仕金。琼为博州防御使，成为安武军节度使，彦舟为郑州防御使，文为南京都虞候是也。
豫本金所册立，豫官即金官，豫废仍仕于金，固无足怪。 至金以河南、陕西地与宋，后仍取之，其时守土官吏并不迁改，地在金则官属金，地入宋则官属宋，及再入金，则官又属金。
如郑建充先为金知延安军事。齐国建，累迁刺史。齐废，以地与宋，为宋环庆路经略安抚使。金再取陕西，仍以为经略安抚使，知庆州。
张中孚，仕宋知镇戎军，以原州叛降于金，为泾原路安抚使。齐国建，即属齐为陕西诸路节度使。金以陕西与宋，又仕宋，官开府仪同三司。后金人来索，又归金，为行台兵部尚书。 李上达为金东平府司户。齐国建，为豫吏部员外郎。齐废，以地与宋，上达随地入宋。金再取河南，上达又入金，为同知大名尹。
如此类者，不一而足，一似边外番部之类，换朝而不换官。盖金以地归宋时，宋高宗本未易置官吏，并虑新复州县官吏怀不自安，降诏开谕，又命检详刘豫伪官，换给告身。未几，金又取旧地，故其官亦随地归金也。然亦可见是时仕宦之传遽矣。
亦有宋所补放而随地归金者。宋史柳约传：金人归侵疆，约出知蔡州，既而金渝盟，传檄河南，守臣皆以城降，独约遣使武昌，得报而返。是约之外多降金也。 衍庆宫图画功臣 图画功臣，汉有云台，唐有凌烟阁，宋有景灵宫、显谟阁、昭勋崇德阁。
金世宗思国初创业之艰难，亦尝图诸功臣于衍庆宫。金史实实（旧名习失）传所载凡二十一人：辽王舍音、金源郡王萨哈、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希卜苏（旧名习不失）、金源郡王干鲁、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罗索（旧名娄室）、楚王宗雄、鲁王栋摩（旧名阇母）、金源郡王尼楚赫（旧名银术可）、隋国公鄂兰哈玛尔（旧名阿离合懑）、金源郡王完颜忠、豫国公普嘉努（旧名蒲家奴）、金源郡王萨尔罕（旧名撒离喝）、兖国公刘彦宗、特进乌楞古（旧名斡鲁古）、齐国公韩企先，并特进实实（旧名习失），皆功臣最著者也。
阿里布传（旧名阿离补）又载：代国公罕都（旧名欢都）、金源郡王实图美（旧名石土门）、徐国公珲楚（旧名浑黜）、郑国公们图珲（旧名谩都诃）、濮国公实古讷（旧名石古乃）、济国公芬彻（旧名蒲查）、韩国公锡默阿里（旧名斜卯阿里）、元帅左监军巴尔斯（旧名拔离速）、鲁国公富察实嘉努（旧名蒲察石家奴）、银青光禄大夫蒙古（旧名蒙适）、随国公和尼（旧名活女）、特进托克索（旧名突合速）、齐国公博勒和（旧名婆卢火）、开府仪同三司乌雅富埒珲（旧名乌延蒲卢浑）、仪同三司阿里布（旧名阿鲁补）、镇国上将军乌凌阿托云（旧名乌林答泰欲）、太师领三省事勖.太傅大.大兴尹持嘉晖（旧名赤盏晖）、金吾卫上将军耶律马武（旧名马五）、骠骑卫上将军韩常、谭国公阿里布（旧名阿离补），共二十二人。此又多景祖、世祖开国时立功最著者也。
大定十五年，又图吓舍哩志宁、吓舍哩良弼。
泰和元年，续图石琚。
此一朝策勋典故也。 金用兵先后强弱不同
金之初起，天下莫强焉，盖王气所钟，人皆鸷悍。完颜父子兄弟，代以战斗为事，每出兵，必躬当矢石，为士卒先，故能以少击众，十余年间，灭辽取宋，横行无敌。
观郦琼之论宗弼曰“江南诸帅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召军旅，易裨校，则遣一介之士持空文谕之，谓之调发。今元帅亲临督战，矢石交集，而指麾三军，意气自若，将士视之，孰敢爱其死乎？”（琼传）
宋吴璘亦谓“金人用兵，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所以能制胜。”（宋史璘传）
饶风岭之战，金人重铠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吴玠、刘子羽传）
观此，可以知当日兵力之雄捍矣！
正隆用兵，去国初未远，故大定之初，尚能攻击江淮，取成于宋。 迨南北通好四、五十年，朝廷将相既不知兵，而猛安、谋克之移入中原者，初则习于晏安，继则困于饥乏。
至泰和之末，与宋交兵，虽尚能扰淮楚，捣环庆，然此乃宋韩侂胄之孟浪生事，易于摧败，而非金人之不可敌也。
及蒙古兵一起，金兵遇之，每战辄败，去燕迁汴，弃河北于不问，二十余年间，惟完颜陈和尚大昌原、倒回谷二战差强人意，其余则望风奔溃，与辽天祚、宋靖康时之奔降，如出一辙。
当时刘炳疏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卫，委疲懦以出战，阵势稍动，望尘先奔。” 可想见是时兵力之积弱矣！
兴定南侵，虽据完颜赛不讹可、乌古论庆寿、纥石烈牙吾塔等传，屡侈战功，然宋史赵方、孟宗政、扈再兴等传，亦言屡败金兵。
则赛不等传所云克捷者，盖亦非实事也。
完颜合达传赞谓“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绝书，而地不加辟，杀伤相当，君子疑之。” 盖已见国史侈功之不足信。
至如唐州之役，丧师七百（为宋人所败），主将讹论（今作额林）匿之而以捷闻，为御史纳兰所劾，宣宗但奖御史敢言，而讹论置不问。 此尤掩败为胜之明据也。
由是相习成风，肆为欺饰。
如正大四年，蒙古入商虢，移剌蒲阿（今作伊喇布哈）遇其游骑，获一人，辄以捷闻。（蒲阿传） 八年，禹山之战，蒙古兵稍却，合达辄以大捷奏，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灵之祸，可胜言哉！”盖以为实然也。 是时民间避兵者，方欲保险自守，因此奏，遂晏然不动，不二、三日，蒙古兵猝至，悉被杀，皆为捷书所误云。（合达传） 是不惟遇敌辄败，而并讳败报捷，习以为常。
统前后观之，其始也，以数千人取天下而有余，其后以天下之兵支一方而不足。然则承平之世，安不忘危，搜练军实，振作士气，岂非国家急务哉！（按禹山之战，据元史拖雷传：是日大雾迷道，为金人所袭，杀伤相当。是合达之奏捷，亦尚非全虚也。）
金初汉人宰相
韩企先传：金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真官号。（传赞谓仿辽代南北面官僚制度）
太宗初年，无所改更，及张敦固伏诛，移置中书、枢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又移置燕京。凡汉地选授官职、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自时立爱、刘彦宗、韩企先辈，官为宰相，其职皆如此。故规为施设，不见于朝廷之上，惟治官政庀民事（庀ㄆㄧˇ：治理），内供京师，外给转饷而已。
后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真旧制，从汉官制度。天会四年，始置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为尚书右丞，汉人为真相自此始。（按元遗山作张万公碑云：金制：自尚书令而下，有左右丞相为宰相，尚书左右丞为执政官。凡内族、外戚及国人有战功者为之；其次则潢霫人；又次则参用汉进士，不过以示公道而已，无相权也。）（查辽、金、元史，有白霫、辽霫，按古霫居潢水之北，匈奴别支，俗同契丹，潢霫、白霫、辽霫应为同一。）
金俗重马 金初以战争开国，故最重马。
景祖方为部长时，有黄马服乘如意，景祖没，辽贵人争欲得之，世祖曰“难未息也，马不可与人。”遂割其两耳，谓之“秃耳马”，辽人乃弗敢。（阿疏传赞）
时兵力尚微，桓、散达方强，欲得盈哥之大赤马及辞不失之紫骝马，世祖亦不许，遂战败之。（桓、散达传）
康宗薨，太祖即位，辽使阿息保来吊，阿息保径至殡所，阅赗马欲取之，（赗马：赗，赠死之物。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太祖大怒，将杀之，宗雄谏而止。（世纪） 阿离合懑将死，太祖往问疾，问以国家事，对曰“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国俗多以良马殉葬，当禁止之。”（阿离合懑传）
观此，可见金源氏之重马也。军旅之事，全恃马力，此固有国家者所当留意耳。
金以坏和议而亡
宋南渡后，至绍兴七、八年间，盗贼尽平，韩、岳诸将兵力亦渐强盛，可以有克复中原之势，故时有以和议为非者，然卒以和议而得偏安。其后正隆南侵、开禧北伐，亦皆以议和罢兵息事。迨贾似道讳和主战而国亡矣！盖事势当危急之时，不得不谨畏睦邻，图存于亡，若犹仗虚骄之气，必误国事也。（见和议条）
金宣宗当蒙古兵围燕京时，遣完颜承晖等往军前行成，已解围矣！后以迁汴之举，致蒙古借口，再起兵端，残破河北，蹂躏关陕。
至哀宗即位，群臣言可因国丧遣人报哀，副以遗留物，因而与之讲解。哀宗下省院议，而当国者有仰而不能俯之势，谓“朝廷先遣使，则于国体有亏。”遂止。（合达传）
正大六年，蒙古兵围庆阳，哀宗命陕省犒以羊酒，为缓师计，北中亦遣唐庆来议和，先遣小使斡骨栾至行省，时适有大昌原之捷，移剌蒲阿等志气骄满，谓使者曰“我已准备军马，可来决战！”斡骨栾归，以其语奏，蒙古主遂怒不可解，统大兵入陕。（牙吾塔传）
是时金兵不复南侵，宋人亦有继好之意。正大八年，行省忽以札付下襄阳制置司，约同御北兵，且索军饷。札付者，上行下之檄也。于是宋制置使陈该遂怒辱使者，而宋之和好又绝。
蒙古围汴，哀宗遣曹王讹可出质乞和，已退兵矣！而飞虎军申福、蔡元又擅杀北使唐庆等，于是蒙古之和议又绝而不可解矣！
此皆不度时势，徒恃虚气以速灭亡也。金之先以和误人，而其后转以不和自误，亦岂非一代得失之林哉！
九公十郡王 宣宗畏蒙古兵之逼，南迁于汴，河朔残民往往自相团结，各保一方，朝议择其中有威望者，假以事权，能复一道，即授以本道观察使；能捍州郡，即授以兵佐。于是封建之议起。
九公
兴定四年，封沧海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真定经略使武仙为恒山公；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山东安抚使燕宁为东莒公，是为九公府。
其中武仙最富强，张开次之，余皆各保一方。其后日渐摧败。如郭文振徙卫州，至不能军，但寓于卫；张开不能守潞州，闲居南京，部曲离散，名为旧公，实与匹夫无异。
此九人外，又有史咏亦为平阳公，乃胡天作死后，咏继之而封者。传赞谓他书所载，有沧海公张进、河间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张进、晋阳公郭栋。此盖正大间续封，如史咏之继胡天作者。
金史惟王福等九人有传，余皆无之。
其后又有十郡王之封。（见国用安传）
十郡王者：李德明、封仙、张瑀、张左、卓翼、康琮、杜政、吴歪头、王德全、刘安国也。 九公各有传，十郡王无传，惟德全、安国、封仙、杜政略见国用安传中。盖此十郡王本哀宗发空名宣敕，听用安于同盟中，有功者赐之。是又用安部曲，非朝命所封，无大功绩可纪，故无传也。
金末赐姓之例
赐姓本始于汉初。北史李弘传所谓项伯不同项羽，汉高赐姓刘氏；秦贞父能死难，魏武赐姓曹氏是也。其后罕有行之者。 惟西魏宇文泰当国时，因魏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已多绝灭，乃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其次为九十九姓后，赐姓之广，自此始。如杨忠赐姓普六茹氏；赵贵赐姓乙弗氏、寇和赐姓若引氏、耿豪赐姓和嵇氏、辛威赐姓普屯氏、樊深赐姓万纽于氏、周摇赐姓车非氏、李楷赐姓独孤氏、郭衍赐姓罗氏、侯瑱魏赐姓侯伏氏、周又赐姓贺屯氏是也。（静帝时诏各复本姓）其有倚为腹心者，则赐以皇族之姓，如薛端、薛善及叱罗协，皆赐姓宇文氏是也。故周武帝命李弘修皇室谱，分为帝系、疏属及赐姓三篇。
隋因之，如杨义臣本姓尉迟，文帝因其父战死，乃赐姓杨，编之属籍。 唐初亦用其制，如罗艺、高开道、杜伏威、胡大恩，皆赐姓李氏是也。唐末赐姓更多，如李克用、李茂贞、李顺节等皆附于皇族，或藉其用，或畏其逼，不得已也。
金末亦多有赐姓者，财力既殚，爵赏又滥，不足以系人心，故设此以劝功，然其制亦不同。
有赐本国大姓者，如东永昌赐姓温都氏（旧作温敦）、包世显、包长寿、包疙疸赐姓乌库哩氏（旧作乌古论）、多隆乌（旧名睹令狐）赐姓哈萨喇氏（旧作禾速嘉）、何定赐姓必喇氏（旧作必兰）、马福德、马柏寿赐姓瓜尔嘉氏（旧作夹谷）、杨沃衍赐姓乌凌阿氏（旧作乌林答）、资禄赐姓女奚烈氏、李辛赐姓温撒氏是也。
其功多或力大可恃以为援者，则竟赐以皇族之姓，如郭仲元、郭阿怜、李霆、梁佐、李咬住、国用安、张甫，皆赐姓完颜氏是也。
其附入属籍之处，又有差等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败二千人者，赐及大功以上；败千人者，赐止其家。
通惠河不始于郭守敬
京师至通州河闸，本元时郭守敬所开。守敬传：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元世祖命速行之，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工既成，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赐名曰“通惠河”。此元所创，至今为永利者。
然此河不自守敬始。金史韩玉传：泰和中，玉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工既成，玉升两阶。是此河实自玉始。守敬传所云不用一亩泉者，盖玉所开河本用一亩泉为源，而守敬乃用白浮泉耳。守敬建闸，往往得旧时砖石故址，当即玉遗迹也。盖燕都自金宣宗迁汴后，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始来都之，其间荒废者已四、五十年，旧时河道久已湮没，守敬得其遗址而开浚之，遂独擅其名耳。
海陵荒淫
海陵荒淫，最为丑秽，身为帝王，采取美艳，何求不得？乃专于宗族亲戚中恣为奸乱，甚至杀其父、杀其夫而纳之，此千古所未有也。金史所载，除一后三妃外，诸嬖幸有名字者，已二十余人，凡宗室被杀者，皆纳其妇女。
曹王宗敏妻阿兰（旧名阿懒），海陵叔母也； 宗磐子阿固岱（旧名阿虎迭）妻阿里库（旧名阿里虎），从嫂也；
其女重节，则从侄女也；
宗本子萨尔拉（旧名莎鲁剌）妻、宗固子呼喇勒（旧名胡里剌）妻、和色哩（旧名胡失来）妻、秉德弟嘉里（旧名纠里）妻，皆从嫂也；
寿宁县主实库（旧名什古），宗望女也，静乐县主布拉（旧名蒲剌）及锡纳（旧名习捻），宗弼女也，实古尔（旧名师古儿），宗隽女也，皆从姊妹；
混同郡君苏哷和卓（旧名莎里古真）及其妹伊都（旧名余都），宗本女也，皆再从姊妹；
鼐喇古（旧名奈忽剌），皇太后表兄张定安妻也；
富尔和卓（旧名蒲鲁古只），丽妃妹也；
海陵皆私之。
其纳之宫中者，则封为妃缤，在外则分属于诸妃位下出入。
鼐喇古出入元妃位，富尔和卓出入丽妃位，苏哷和卓、伊都，出入贵妃位，实库、重节，出入昭妃位，布拉、实古尔出入淑妃位。
锡纳夫素赫（旧名稍喝）、苏将和卓夫苏色（旧名撒速）皆为近侍，每值宿，海陵谓之曰“尔妻年少，遇尔值宿，不可令宿于家。”每召入，海陵亲候廊下，立久，则坐于侍婢高实古（旧名高师姑）膝上，高实古曰“天子何劳苦如是？”海陵曰“我固以天子为易得耳！此等期会，乃难得也！” 苏哷和卓在外淫佚，海陵责之日“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如我者乎？”然亦不之罪也。
此外如沈璋妻为太子光英保母，及耶律彻妻侯氏，皆以入宫侍皇后而奸之者也。
节度使乌达（旧名乌古带）之妻定格（旧名定哥）与海陵有私，海陵即位，使定格杀其夫而纳之者也。
秘书监文之妻实格（旧名石哥），海陵使文出之，而纳于宫中者也。
萧拱妻色特尔（旧名择特懒）之妹曰密哷（旧名弥勒），海陵使拱迎之于汴，既入宫，非处女，遂以疑杀拱，而以拱妻妻文，既又以密哷之命，召拱妻入宫而乱之者也。
亦有先宠幸而后杀之者： 阿里库既入，海陵又私其女重节，阿里库责重节，遂缢杀阿里库。
又萧唐古特（旧名堂古带）妻扎巴（旧名察八）既入宫，封昭媛，时唐古特为护卫，札巴使侍女遗以杂佩，海陵遂手刃札巴以徇于宫。
每幸妇人，则教坊奏乐，撤帷帐，或妃嫔列坐，率意乱之，以为笑乐。
幸室女不得遂，则使元妃以手左右人。
女使辟拉（旧名辟懒）有娠，欲幸之，则以麝香水揉腹而堕其胎。 甚至徒单皇太后侍婢高福娘，亦与淫乱，使伺太后动静，福娘增饰语言，遂成弑逆之祸。
此皆载在后妃传后者。
海陵之恶，固不足道，然著其大者可矣，此等中冓之丑亦琐琐书之，毋乃秽史乎！按本纪世宗尝曰“海陵以近习掌记注，故当时行事，实录不载，当访求书之。”又贾益谦传：当时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迁，故史官修实录不免附会云。然则金史所载，皆世宗时编订者也。 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
海陵在位，盖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而更过之。
北齐书称文宣狂暴，尝奸其嫂文襄后。凡高氏妇女，无亲疏皆与之乱，或以赐左右。
彭城王浟母尔朱氏，其父神武之庶妻也，欲烝之，不从，则手刃之。 皇后李氏之妹，嫁元昂。帝数幸之，欲纳为昭仪，则以鸣镝射杀昂。
斯固已灭绝伦理。然以海陵视之，奚啻十倍？
隋炀帝弑父杀兄弟，海陵则弑君弑母杀伯叔兄弟及宗室数百人，炀帝犹不若是之惨也。
然以其权谲刚厉之资，智足以饰非，威足以驭下，其时国运方强，使仅守其故业，虽淫恣乱伦，或尚不至陨踣。正如齐显祖强记威断，群下不敢为非，所谓主昏于上，政清于下者。乃又大举伐宋，空其国以争人之国，与隋炀之征高丽，如出一辙。此所以土崩瓦解，自速灭亡也。 隋书记炀帝征高丽，
总征天下兵，皆会涿郡。
又发江淮水手一万、弩手三万、岭南排镩手三万，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两，送高阳载衣甲。
又发江淮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仓米至涿，其陆路夫役往来者亦常数十万人，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
东莱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日夜立水中，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
耕稼失时，民不聊生。于是天下大乱，帝亦被害于扬州。
而海陵之伐宋也，
尽起诸路招讨司及明安、穆昆军，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虽亲老丁少，亦不得留侍。
所造军器皆赋于民，箭翎一尺至千钱，村落间往往椎生牛以供筋革，至于鸟鹊狗彘，无不被累。
籍民马在东者给西军，在西者给东军，死者不绝于道。所至刍粟无给，有司以为请，海陵曰“民间储蓄尚多，今禾稼满野，可就牧田中。”共调马五十六万匹，官七品者，准留一匹，其上以是为差，富民有调至五、六十匹者，仍令养饲以俟。
由是盗贼并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或以十数骑张旗帜而行，官军莫敢近。海陵又恶闻盗贼，言者辄罪之。将士自军中亡归者，相属于道。东海张旺、徐元等反于南；契丹伊喇斡罕（旧名移剌窝斡）等反于北。曷苏馆（地名）明安（猛安）福寿、东京穆昆（谋克）金住等，始授甲于大名，即举部亡归，公言于路曰“我辈往东京立新天子矣！”
海陵自将三十二总管，兵至瓜州，为其下所弑。与隋炀之被害，亦如出一辙。
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腾、丧国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筑燕京，次营汴京，工役甫毕，又兴此大众，以极无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岂有不自速其毙者。金史一一书之，所以垂戒千载也。
按石虎起河桥于灵昌津，采石为之，石无大小，辄随流去，用工五百余万而不成。 又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 性好猎，体重不能跨鞍，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兽车四十乘，立三级行楼于其上。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有犯者以大辟论，御史因之作威，有美女、好牛马者，求之不得，便诬以犯兽，死者百余家。
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头配朔州。
增置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二等，诸侯王九等，发百姓女年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万人以充之，郡县乘此夺人妇女九千余人。其子石宣又私令采亦及万，缢死者三千余人。 又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
命子宣出猎，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万，出金明门，石虎升凌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夫复何忧？”宣校猎既遍，又令石韬出猎亦如之。 后宣杀韬，虎又杀宣，极惨酷，其子石世、石冲、石遵、石鉴等皆不得其死。
冉闵乘乱诛诸羯，于是赵人悉入城，羯人悉出城，闵下令“赵人斩一羯，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羯人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死，凡二十余万，亦多有高鼻多须而滥死者。 虎十三子，五人为冉闵所杀，八人皆自相残害。（晋书载记）此又隋炀帝、金海陵以前之最无道者也。 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
金初创业皆兄弟子侄，出则领兵，入则议国事，为相者多兼元帅，其时枢密院虽主兵柄，而节制仍属尚书省。（白华传）
如宗翰为固伦贝勒（旧作国论勃极烈）兼都元帅，拜太保尚书令，领三省事。 汴京初置行台，宗弼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诏“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尚书省治之。”宗弼兼统其事。后入朝为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如故。
可见兵事皆宰相参决也。
及明昌以后，则兵事惟枢密院主之，而尚书省初不与闻。盖是时蒙古勃兴，北鄙骚动，惟恐漏泄传播，故惟令枢密主之，其后遂为枢密院之专职，而宰相皆不得预。
贞祐四年，陈规疏言“宰相，大臣，社稷生灵所系，近诏军旅之事专委枢密，而尚书省坐视利害，泛然不问，以为责不在己也。伏望战守大计，须省院同议。”杨云翼亦奏“尚书，出政之地，今军旅大事，宰相不得与闻，欲使利病两不相蔽得乎？”时军事院官独任专见，往往败事，言者多以为将相权不当分。（白华传）
天兴元年，始并枢密院归尚书省，以宰相兼院官，而国旋亡也矣！（按宋制，边事兵事亦枢密院专主，富弼奏请令宰相兼枢密，乃从之，见弼传）
悯忠寺故事
京师宣武门外法源寺最宏敞，本唐悯忠寺也。朱竹垞谓此寺典故，有“辽时，闻宋真宗讣，建道场于此。”及“金大定间，策试女真进士于此。”二事。
按道场建醮，事具辽史。
金策试女真进士，系大定十三年，始以策论试女真进士于悯忠寺。寺有双塔，进士入院之夜半，忽闻音乐声起东塔上，西达于宫，试官侍御史完颜蒲捏等曰“文路初开而有此兆，得贤之征也。”中选者，图克坦镒（旧名徒单镒）等二十七人，后多为显官。此载在金史选举志。 今又得数事：
辽史兴宗十一年，遇景宗宣献后忌辰，帝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悯忠寺。
宋王曾记契丹事云：燕京有悯忠寺，本唐太宗为征辽阵亡将士所造，宋使至辽，遣馆伴导以游观。
又北狩录：宋徽宗至燕山，馆于大延寿寺，钦宗馆于悯忠寺。 又金史：胡沙虎反，召完颜纲至，囚于悯忠寺，明日，杀之。
宋史：谢枋得至燕，寓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遂不食而死。
此皆悯忠寺故事也。
日行千里 额尔古讷（旧名讹古乃）善驰驿，日能行千里。天会八年，从宗翰在燕，闻余睹反，宗翰令驰驿往探，额尔古讷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昏也。（本传）
避孔圣讳
金史：明昌中，诏“周公、孔子名，俱令回避。”又诏有司“如进士名有犯孔子讳者，避之，著为令。”此近代避圣讳之始也。
金末种人被害之惨签军之弊
一代敝政有不尽载于正史而散见于他书者。
金制：以种人设明安、穆昆（旧名猛安、谋克）分领之，使散处中原。世宗虑种人为民害，乃令明安、穆昆自为保聚，其土地与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使种人与汉民各有界址，意至深远也。 其后蒙古兵起，种人往战辄败。承安中，主兵者谓“种人所给田少，不足豢身家，故无斗志，请括民田之冒税者给之。”于是武夫悍卒倚国威以为重，有耕之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及宣宗贞祐间南渡，盗贼群起，向之恃势夺田者，人视之为血仇骨怨，一顾盼之顷，皆死于锋镝之下，虽赤子亦不免。事见元遗山所作张万公碑文。 又完颜怀德碑亦云：民间仇拨地之怨，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寻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净尽，甚至掘坟墓，弃骸骨。惟怀德令临淄有惠政，民不忍杀，得全其生。
可见种人之安插河北诸郡者，尽歼于贞祐时。盖由种人与平民杂处，初则种人倚势虐平民，后则平民报怨杀种人。此亦一代得失之林也。然金史绝不载此事，仅于张万公传中略见之，则知金史之缺漏多矣。
又金末签军之弊，见刘祁归潜志。
金制：每有征伐，辄下令签军，民家有数丁者，尽拣取无遗。贞祐初，有任子为监当者，正赴吏部选，亦签监官军，其人诉于宰相仆散七斤，七斤怒，命左右以弓矢射之，已而上知其不可，乃止。 元光末，备黄河修潼关，又下令签军，祈之父刘元规曾官户部郎中，家居在籍，又监察御史刘从益亦家居，俱选为千户，既立部曲，当以次相钤束，后亦罢之。
此可见衰世一切苟且之法也。
元起朔漠，本无文字，开国以后，又无有如金之完颜宗翰等能访求先朝事迹，是以记载寥寥。本记赞所谓太祖奇勋伟绩甚多，惜当时史官不备，失于记述也。 直至世祖中统三年，始诏王鸮集廷臣商议史事，鸮请以先朝事付史馆。（鸮传）至元十年，又敕翰林院采集累朝事迹，以备纂辑。其后撒里蛮等进累朝实录，帝曰“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事独不能记忆耶？尚当询之故老。”
又成宗时，兀都带等进太宗宪宗、世祖实录，帝曰“忽都鲁迷失非昭睿顺圣皇后所生，何为亦称公主？顺圣太后崩时，裕宗已还自军中，所记月日，亦先后差误。”（本纪）
此可见事后追述之舛漏也。 其时内廷记载又有所谓脱必赤颜者，仁宗常命译出，名曰“圣武开天记”，其后虞集总裁辽、金、宋三史，因累朝故事有未备者，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即脱必赤颜）所修太祖以来事迹，付出参订，或谓“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止。是此本并未尝传出矣。今案金史世纪叙先世事，至盈一卷。而元史叙孛端叉儿以下十世，不过千余字。
可见国史院已无可征，世祖以来，始有实录。
至元二年，敕儒士编修国史。五年，以和礼霍孙等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以记政事。灭宋后，诏作平金、平宋录及诸国臣服传，命耶律铸监修。
成宗即位，诏完泽监修世祖实录。元贞七年，国史院进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 武宗时，诏国史院纂修顺宗、成宗实录。 仁宗时，纂修武宗实录及累朝后妃、功臣传，俾百工各上事迹。
英宗时，诏修仁宗实录及后妃、功臣传。
泰定帝诏修英宗、显宗实录。 文宗时，又诏修英宗实录并具书倒剌沙款伏状。
顺帝时，诏修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传。
以上皆见本纪。 明初，得元十三朝实录，即据以修辑，此元史底本也。
然是时徐一夔致书王祎曰“史莫过于日历及起居注，元朝不置日历，不设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易一朝，则国史院即据以修实录而已。” 元史奸臣传序亦云：旧史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盖史官有所忌讳而不敢直书故也。
是元之实录已不足为信史，修元史者即据以成书，毋怪乎不协公论。
史成后，即有朱右作拾遗，解缙作正误，而缙致董伦书，并有“元史舛误，承命改修”之语，则明祖亦已知元史之未善，而有改修之命。今拾遗、正误及缙所改修者皆不传，殊可惜也。
然元史大概，亦尚完整，则以旧时纂修实录者多有熟于掌故之人， 如董文用修国史，于祖宗功德近戚将相家世勋伐，皆记忆贯串，史馆有所考究，悉应之无遗。（文用传） 又拜住监修国史，将进仁宗实录，先一日诣院听读，首卷书大德十一年事，不书哈剌哈孙定策功，但书越王秃剌擒阿忽台事。拜住曰“无左丞相，虽百越王何益？”立命书之。（拜住传）
可见实录亦自矜慎。
其执笔撰述者，又多老于文学，
如姚燧为一代宗工，当时子孙欲叙述先德者，必得燧文始可传信，不得者每以为耻。（燧传）
袁桷在词林，凡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桷传） 欧阳元擅古文，凡王公大臣墓隧之碑，得元文以为荣，片言只字，人皆宝重。（元传）
而皆与纂修实录之列。
世祖实录，李之绍、马绍、李谦、姚燧、张九思、张升所修。
裕宗实录，张九思所修。
成宗实录，元明善、程钜夫、邓文原所修。
顺宗实录，元明善所修。 武宗实录，元明善、苏天爵所修。
仁宗实录，元明善、廉惠山、海牙、曹元用所修。
英宗实录，曹元用、马祖常、廉惠山、海牙所修。
泰定帝实录，成遵、王结、张起岩、欧阳元所修。
明宗实录，成遵、谢端所修。
文宗实录，王结、张起岩、欧阳元、苏天爵、成遵所修。
宁宗实录，谢端所修。
累朝后妃、功臣传，张起岩、杨宗瑞、揭徯斯、吕思诚、贡师泰，周伯琦等所修。 以上俱见各本传
明初修史诸臣即抄撮成书，故诸列传尚多老笔而无酿词。
其天文、五行诸志，则有郭守敬所创简仪、仰仪诸说。
职官、兵、刑诸志，又有虞集等所修经世大典。
水利、河渠诸志，则有郭守敬成法及欧阳元河防记以为据依。 故一朝制度，亦颇详赡。
顺帝一朝虽无实录，而事皆明初修史诸人所目击，睹记较切，故伯颜、太平、脱脱、哈麻、孛罗、察罕、扩廓等传，功罪更为分明。
末造殉节诸人，则又有张翥所集忠义录，以资记载。
故一部全史，数月成书，亦尚首尾完具，不得概以疏略议之也。
惟中叶以后，大都详于文人，而略于种人，则以文人各有传志之类存于世，而种人无之，故无从搜括耳。 案明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元史，宋溓、王祎为总裁，二月开局，八月成书。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往北采遗事。明年二月，重开史局，六月书成。
今案元史列传三十一、二卷，已载元末死事诸臣泰不华、余阙等传矣，乃三十三卷以后，又以开国时耶律楚材、刘秉忠、史天倪、张柔、张弘范等传编入，几于前后倒置。盖三十二卷以前，系初次进呈，三十三卷以后，则第二次进呈者。诸臣以太祖威严，恐干烦渎，遂不敢请将前后两书重加编订耳。 时日迫促，舛漏自多。
如孟珙蒙达备录，谓先有蒙古斯国雄于北边，后绝衰灭。（辽史有磨古斯国，盖即珙所称蒙古斯，磨、蒙声相近也。又辽史有阻卜酋长磨古斯来侵，则磨古斯乃阻卜酋长之名。）成吉思起事，慕蒙为雄国，乃改称大蒙古国。此建国号之由，而本纪并不载。
又顾宁人指出元史列传第八之速不台即第九之雪不台；第十八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之石抹阿辛。
益可见修史诸臣但据各家志录家传之类，随得随抄，不复彼此互对，则当日之草率致误可知矣。
至贾良伯死节记，谓余阙妻蒋氏从死，而元史阙传作耶律卜氏，据张毅所记耶律卜氏乃阙之妾，则元史竟以其妾当其妻。
又翦胜野闻，谓元江浙行省左丞周伯琦被张士诚留于平江数年，士诚败，明太祖以伯琦身为大臣，而仕于张氏，遂诛之。今元史伯琦传，则谓士诚既灭，伯琦归鄱阳卒。又与野史互异。
此则未可据野史以驳正史者。盖一代修史时，凡稗官丛说，无不搜集，其所弃而不取者，必其无所据依，今反拾其所弃者，以驳正史之讹，多见其不知量也。濂等修史，必进呈御览，如果周伯琦为明祖所杀，岂敢讳之以为善终哉？阅元史者，不得概以舛误疑之也。
金元二史不符处
唐庆之死
金史：蒙古使唐庆至汴，飞虎军申福、蔡元擅杀之。是唐庆之死，由军士擅杀，如宋独松关守将张濡之杀廉希贤也。
元史则谓太宗命庆往谕金主黜帝号称臣，金主不听，庆以语侵之，金君臣遂谋害庆，夜半令人入馆杀之。则庆之死，又是金主所使矣。
案是时哀宗方以曹王讹可出质求退兵，岂复敢杀使招衅？此必元人借口以为兵端也。 强伸
元史李宗贤传：攻河南，其渠魁强元帅者，以众出奔，宗贤追及降之。
案金史洛阳既破，强伸复立军府，与元兵力战，此即所谓强元帅也。然伸力战被擒后，北兵语之日“汝能一屈膝，即贷汝命。”伸不从，持使北向，伸仍拗头南向受刃。事见忠义传。是其殉节最烈，而元史谓追及降之，实属曲笔。 汴京之围
又元史石抹阿辛传：阿辛将黑军，长驱捣汴州，入自仁和门，收图籍，振旅而归。
案金史完颜赛不等传：汴京之围，哀宗以讹可出质，蒙古主即还，使碎不等（即速不台）围守，未尝攻破汴城。塔察儿与金人战南薰门，亦未尝破门而入。直至哀宗出走，明年，崔立以汴城降，蒙古兵始入。其先未尝有攻破城门之事也。阿辛传亦误。
三峰山之战 又元史塔察儿传：与金合达战三峰山，败之。明年壬辰三月，太宗班师，命偕速不台（传又作唆伯台）围汴。
案金史合达、蒲阿二传及元史睿宗图类（旧名拖雷）传：三峰山之战，在壬辰正月。今叙于壬辰之前，作辛卯冬之事。塔察儿传亦误。 完颜承麟
金本纪：蔡州破，哀宗传位于宗室承麟，自缢于幽兰堂，承麟为乱兵所杀。宋史亦同。
元本纪则谓获承麟杀之。所谓乱兵者，盖即蒙古兵也。
宋元二史不符处
元史本纪：至元十三年，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淮西诸郡降，惟镇巢军复叛，贵遣使招之，守将洪福杀其使，贵亲至城下，福始降，阿术斩之。案宋史洪福附姜才传后，福本夏贵家僮，积功为镇巢军统制。贵招之降，不听，元兵攻城，贵亲往语福，欲单骑入城，福信之，门发而伏兵起，遂执福。福大骂贵不忠，以身南向受戮。是福之殉节，凛凛有生气，而元史谓其降而又斩，实属曲笔。
又本纪：至元十四年，攻重庆，都统赵安以城降，制置使张珏走涪，元帅张德润以舟师邀之，珏遂降。案宋史珏传：重庆陷，珏乘小舟走涪，中道斧其舟，欲自沈，舟人夺斧掷江中，珏又欲赴水死，家人挽持，不得死。为铁木儿追及，执送京。至西安，其友谓之日“公尽忠一世，今纵得不死，欲何为哉？”珏乃解弓弦自经死。是珏亦未尝降也。而元史竟书曰降，亦属曲笔。（案元史本纪：梅应春本宋重庆制置使，为张珏所杀，至是应春子国宾诣阙诉冤，诏以珏付国宾，使复父仇。珏时在京兆，闻之自经死。此另是一说。然亦可见珏之未降也。如已降，则已为元臣，梅国宾敢请得而甘心乎？案宋史张珏传：珏遣赵安破泸州神臂门，执梅应春杀之。盖本宋将降元守泸州而为珏所杀者。）
金史当参观元史
金史虽简净，然亦有不明析处。其叙蒙古兵，或曰“大元兵”，或曰“北兵”，或曰“大兵”，其将帅则曰“北帅”，或曰“大帅”，或曰“北大帅”，皆不著何人。盖元人修金史，不便屡以本朝祖宗及将相行文，故多檃括其词，然亦有不可通者： 如讹可传云：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军攻汴梁，故自将攻河中。 所云“大兵”者，谓蒙古兵也。
所云“自将”者，指何人耶？及观元史，始知即太宗自将也。 其“自南而北来会”者，则睿宗图类也。（太宗弟旧名拖雷，后追谥睿宗）是时图类先入蜀，由宋武休关绕出唐邓以趋汴，而太宗在北攻破河中，从白坡渡河会之，故有禹山、三峰山等战。（金史亦不著拖雷名）既胜，遂趋汴。金哀宗以曹王讹可出质，太宗及图类北归，留大将速不台、塔察儿等围守。（金史围汴之将，但有碎不，而塔察儿等俱不著）是冬，哀宗出走，明年正月，至归德。
旋有蒲察官奴斫营之捷，金史官奴传谓：官奴伪与蒙古将忒木碍相约，欲劫帝出降，因知其大将在王家寺，乃乘夜斫营，北军大溃，溺死者三千人。
所谓“大将”者，亦不著氏名。以元史槊直腯鲁华传证之，则大将乃撒吉思卜华也。撒吉思卜华追金王至归德，驻营城北，左右皆水，金将官奴来斫营，腹背受敌，一军皆没。史天泽传亦云：撒吉思卜华背水而营，天泽谓“非驻兵之地。”撒吉思卜华不听，果全军皆没。
是金史不明析处，必参观于元史也。
元史自相岐互处
拖雷未尝留围汴京
史天泽传谓：太宗三峰山战胜后，即北还，留睿宗（图类）总兵图汴。
案塔察儿传：太宗围汴，金主以曹王讹可出质，太宗与睿宗还河北。睿宗传亦云：太宗北还，住夏于官山（避暑于官山）。五月，太宗不豫，图类祷于天地，太宗疾愈，图类从之北还。
是图类与太宗同北归，未尝留围汴京也。天泽传误。
郑鼎从征大理
郑鼎传：鼎从宪宗征大理，由六盘山起行，山路险恶，尝负宪宗以行。既至大理，擒其主，遂平之。 案本纪：宪宗二年，命皇弟呼必赉（即世祖，旧名忽必烈）征大理。三年，平之，四年，还朝。
是征大理者，世祖而非宪宗亲行也。
八年，宪宗自将伐宋，由西蜀入。九年，崩于钓鱼山。
是宪宗亲征者，蜀地，而非大理也。
鼎传何以云从宪宗征大理耶？
案鼎传：宪宗征大理在庚戌岁，是时尚未登极，而世祖征大理，在壬子、癸丑、甲寅三年，岂世祖未征之前，宪宗先已征之，即位后，又命世祖往征耶？然宪宗本纪所叙，未即位之前，如征钦察、征俄罗斯（旧名斡罗思）等，战功甚多，如果征大理擒其主，岂不叙及？乃宪纪并无一字。而定宗纪后，庚戌之岁亦无遣莽赉叩（即宪宗，旧名蒙哥）征大理之事。 则鼎传所云，或是从世祖征大理，而以为宪宗者误。
宪世祖未从攻钓鱼山
薛塔剌海传：宪宗八年，从世祖攻钓鱼山、苦竹崖。明年，宪宗崩于钓鱼山。案宪宗亲攻钓鱼山时，世祖以皇弟别将兵攻鄂，未尝在钓鱼山也。薛塔剌海传误。
吕城之战，张彦未尝被杀
塔哈传（旧名阿塔海）：宋殿帅张彦与都统刘师勇袭吕城，塔哈、辉图（旧名怀都）击之，斩彦。
案辉图传谓：殿帅张彦、安抚刘师勇攻吕城，辉图与战，擒张殿帅。呼喇珠传（旧名忽剌出）亦谓：张殿帅攻吕城，呼喇珠与辉图生擒之。宋史：张彦被擒后，元人令其至常州城下招降。 是张彦未尝被杀也。塔哈传误。
脱欢进兵苏州无交战之事
托欢传（旧名脱欢）：进兵苏州，与宋军战，擒柳奉使。
案伯颜传（今名巴延）：既克常州，师至无锡，宋将作监柳岳奉其国书，乞班师，请修岁币。是岳本奉使来也。且兵至平江，都统王邦杰、通判王矩之即以城降，并无交战之事。托欢传误。
张世杰非由焦山入海，董文炳未因舟小而罢行
董文炳传：宋将张世杰焦山战败，走入海，文炳舟小，不能入海，乃还。
案世杰战败，奔据圌山，后由海道追二王于浙东，事见世杰及刘国杰等传，非由焦山即入海也。文炳战胜，率舟师由江阴沿海趋澉浦、华亭，亦未因舟小而罢行。董文炳传误。 唆都攻下平江、嘉兴、会师皋亭山之误
唆都传：至元十二年，建康降，唆都为建康安抚使，攻平江、嘉兴，皆下之，帅舟师会伯颜于皋亭山。（皋亭山在临安）
案伯颜传：是时兵分三道，阿剌罕由广德进，董文炳以舟师沿海进，伯颜为中道，由镇江进，先屠常州，以次下平江、嘉兴，方至杭州（临安）。 今乃云唆都先攻下平江、嘉兴，再以舟师会伯颜于皋亭山，亦误。
唆都死于交趾
又唆都传：至元二十三年，征交趾，唆都力战死之。
而亦里迷失传云：从阿尔哈雅（旧名阿里海牙）、唆都征占城，战失利，唆都死焉。则唆都又似死于占城者。
考之占城传：二十一年三月，唆都已自占城领兵回，则其死在交趾无疑。亦里迷失传误。
伯颜军至建康，囊加歹未奉旨止兵
囊加歹传：伯颜大军至建康，帝召囊加歹赴阙，面陈形势，遣还，谕旨于伯颜，谓“北边未靖，勿轻入敌境。”而大军已入平江矣。 案伯颜传：军至建康，有诏“时方暑，且缓进兵。”伯颜以机不可失，亲赴阙面陈。八月还军，十一月进兵，屠常州，十二月次平江，都统王邦杰等出降，乃遣囊加歹同宋使柳岳至临安谕降。
是伯颜赴阙面奏，已定进兵之计，南还即率兵直进，囊加歹久在军中，何得至平江时，尚有旨遣之来止兵耶？囊加歹传误。 拖雷假宋，力战而入
又图类传：图类攻金，欲假道于宋，由蜀渡汉江，绕出唐邓以趋汴，先遣搠不罕使宋，宋人杀之，图类怒，乃分兵攻宋诸城堡，长驱入汉中，陷阆州，过南郑，遂由金入房，乘骑浮渡汉水而北。是图类之经宋境，由力战而入也。
而按竺迩传：图类由山南入金境，按竺迩为先锋，趣散关，宋人已烧绝栈道，宋制置使桂如渊守兴元，按竺迩假道于如渊曰“宋、金世仇，今欲假道南郑，由唐邓以灭金，岂独吾之利？亦宋之利也。”如渊度我兵压境，势不徒还，遂遣人导我师，由武休关东抵邓州而去。是蒙古假道，宋即使人导之，未尝战也。
二传殊不相合。
今案金史内族讹可传：元兵谋取宋武休关，先破凤翔，图类分兵入散关，屠洋州，攻武休关、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分军而西，西军由别路入沔州，取大安军路开鱼鳖山，作筏渡嘉陵江，趋葭萌至西水县而还。东军屯兴元、洋州之间，遂趋饶峰，宋人弃关不守，大兵乃得入。据此，则图类兵原分两路，其力战于沔州等处者，西军也；其过关径入，不事争斗者，东军也。两传各记所记，所以不同欤？
元史列传详记月日
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此本纪体也。至列传则往往视其事之大小繁简以为详略，不必拘拘于时日之细。
惟元史则不然。
中统以前未有年号，则以甲乙（干支）纪岁，
如张荣传：乙未金亡、戊戌授怀远将军之类。
中统以后，则以年号纪岁， 如阿八赤传：至元十八年开运河，二十一年调征东招讨使，二十二年授征东宣慰使之类是也。他如阿剌罕传、土土哈传、苫彻八都鲁传、忽兰吉传、贾塔剌浑传、也蒲卜绀传、赵阿哥潘传、纯只海传、塔不己而传、直脱而传、忽剌赤传、达理麻达识传、耶律铸传、畅师文传、张照传，莫不皆然。 并有以月记者，
如张荣传：癸卯三月升辅国大将军，甲辰二月领蒙古汉军，戊申九月拒宋师于均州。阿塔海传：至元九年五月霖雨，宋夏贵乘淮涨来争正阳，十二年十二月师次建康之类是也。
更有以日记者， 如伯颜（即巴延）传，
叙至元十一年取鄂州之事：十月戊午斩郢将赵文义，擒范兴，甲子次沙洋，乙丑遣官招降守将王虎臣等不应，遂攻获之，丙寅次新城，丁丑吕文焕至城下招降，中飞矢奔还，戊辰黄顺降，己巳任宁降，十一月丙戌次复州，乙未次蔡店，丁酉往汉口观形势，十二月丙戌次汉口，辛亥自汉口开坝入沦河，壬子战舰毕至，癸丑遣人招阳逻堡不应，乙卯遣阿里海牙攻之，潜令阿术从上流渡江，丙辰阿术遣人报捷，丁巳登武矶山，己未次鄂州，庚申张晏然等降是也。 叙十三年取临安降宋主之事：正月己巳次嘉兴，癸酉宋以宰臣陈宜中书来，乙亥宜中又遣使来，辛巳军至崇德，壬午次长安镇，癸未进军临平，甲申次皋亭山，乙酉至临安，闻二王南走，遣兵邀之，丙戌禁军士毋入城，丁亥遣人慰谕谢太后，戊子文天祥等来见，己丑驻湖州市，庚寅观潮于浙江，辛卯张弘范等以宋降表至，二月丁酉遣人徇未下州郡，辛丑宋主率百官拜表降是也。
又燕铁木儿传，叙其拒战上都兵之事，亦以日记。 此虽近于记功簿籍，如李孟所谓誊写吏牍者，（李孟，见揭傒斯所撰功臣传，曰“是方可名史笔，他人直誊写吏牍耳。”）然记事详赡，使后世有所考，究属史裁之正，固不必以文笔驰骋见长也。
元史又有不以甲、乙记日，而但以一、二数记者，
如日本传：至元十八年征日本，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壶岛，八月一日风破舟，五日文虎等择舟之坚好者遁归，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七日日本人来，尽杀之，不杀者，虏为奴。
占城传：至元二十年征占城，正月十五日夜发舟，十七日整兵进，十九日国主遣使来降，二十日兵至大洲，二十一日入其城，二十二日国主伪归款而遁。
以及爪哇等传皆然。
此虽非古法，亦较直捷。（此篇人名俱照旧史，缘四库书新改本不易借观也。）
元史回护处
元史亦多回护处，非明初修史诸人为之著其善而讳其恶也，盖元时所纂功臣等传本已如此，而修史者遂抄录成篇耳。 如阿尔哈雅传（旧名阿里海牙）：
历叙其戡定湖广之功，而占降民为私户及征占城失利等事，则概不叙入。
其破潭州也，则曰：诸将请屠之，阿尔哈雅以数百万生灵，若杀之，非主上谕以曹彬不妄杀人之意。乃止。 及其破静江，则曰：阿尔哈雅以静江民易叛，不重刑之，广西诸州不服，乃悉坑之。
是不屠既见其好生之德，坑之又见其止杀之威，真所谓曲为之说者。 又崔彧奏“阿尔哈雅掌兵民之权，子孙姻党分列权要，官吏出其门者十七、八，其威权不在阿哈玛特下（旧名阿合马），宜罢职。”阿尔哈雅传亦不载。
博果密传（旧名不忽木）：
土土哈求钦察之为人奴者增其军，而多取良民，中书佥省王遇改正之，土土哈遂诬奏遇几得罪，赖博果密救之。
而土土哈传但云：钦察之自叛所来归者及散处安西郡王部下者，俱令土土哈统之，而不言扰及平民之事。
张柔从攻金蔡州中流矢，宋将孟珙救之，挟柔以出。事见宋史孟珙传，而柔传不载。 严实自请攻卫州，与金伊喇富阿（旧名移剌蒲阿）遇于南门，适合达自北奄至，实兵败，竟为所执，史天倪率壮士伏于延津，截其归路，实乃得脱归。事见史天倪传，而严实传竟不载。
泰定帝既崩，文宗以雅克特穆尔（旧名燕铁木儿）之力，入京即位。仿武宗、仁宗故事，遣使迎兄明宗于漠北来继大统。明宗遂称帝于途，而立文宗为皇太子。皇太子出迎明宗于翁果察图（旧名王察尔）之地，越三日，明宗崩。此固文宗及雅克特穆尔之弑逆也，（续纲目引胡粹中曰“闻之故老，雅克特穆尔奉上玺绶，而明宗左右不为礼，雅克特穆尔怒且惧，既而帝暴崩，雅克特穆尔闻哭声，奔入帐中，取宝玺挂文宗，上马南驰，此盖当时实事）
乃明宗、文宗本纪仅书暴崩二字，并不著被害之迹，并称皇太子入哭尽哀，雅克特穆尔以皇后命，奉皇帝宝，授皇太子登极。竟似授受得其正者。 直至雅克特穆尔传：宁宗崩后，皇太后召明宗长子托欢特穆尔（即顺帝，旧名妥欢帖穆尔）于广西，雅克特穆尔以明宗之崩，实与逆谋，恐帝追理前事，故迟留数月不立。于是明宗被害之实，至此始一见。全部元史只此一、二语，此外纪传，并无有错见其事者。 顺帝至元六年，追废文宗庙主之诏，谓“文宗躬迓之际，与伊鲁布哈（旧名月鲁不花）、阿哩雅（旧名也里牙）、呼栋阿（旧名明里董阿）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是虽著明宗被害之迹，又不以坐雅克特穆尔之罪，非本传中实与谋逆一语，雅克特穆尔不且漏网乎？
北魏书体例：凡弑逆之事，虽本纪只书暴崩二字，而散见于各传者必详，兹何以讳之太深乎？
许有壬因诏罢科举，力争以为不当罢，不听。明日宣诏，特令有壬为班首以折之，侍御史普化谓有壬曰“参政可谓过河拆桥矣！”有壬以为大耻。此事详于彻里帖木儿传，而有壬传不载。
苏天爵传后：至元二年，朝廷庶务多所更张，天子图治之意甚切，天爵知无不言。案顺帝在位，惟耽乐之从，何曾有求治之意？亦谰语也。
凡此，盖皆旧史原文，所谓详于纪善，略于惩恶者。 惟叶李传：叙其立朝建白，居然一代正人。而传末特载李淦劾其党附桑哥一疏，谓“人皆知桑哥用小人之罪，而不知叶李荐用桑哥之罪。”此则善恶两不相掩，所谓存是非之公者。
又舒穆鲁宜孙传（旧名石抹宜孙）以儒学副提举刘基为经历，又辟胡深、叶琛、章溢参其军谋。案宋濂等修史时，刘基等方同在朝，而其先仕于元之处，直书不讳，此亦为直笔。
又金与蒙古拒战二十余年，惟完颜陈和尚大昌原、倒回谷诸战以大捷著，其余则每战辄败。哀宗正大八年，蒙古拖雷入饶风关，渡汉江而北，金完颜合达与移剌蒲阿御之于邓州之禹山。
金史合达传谓：北兵小却，二相（合达、蒲阿）辄以大捷告，其实虚张捷报，并非实事云。
然据蒲阿传叙此事，谓：战三交，北骑少退。北兵之在西者望蒲阿亲绕甲骑后而突之，至于三，为蒲察定住力拒而退。时高英军方北顾，而北兵出其背拥之，英军动，合达几斩英，英复督军力战，北兵稍却观变，英军定。复拥樊泽军，合达斩一千夫长，军殊死斗乃却之。北兵即回阵南向来路。是此战亦实有却敌之功，不得谓全虚也。
元史拖雷传亦谓：十二月，与金人战禹山，徉北以诱之。徉北者，盖即金史所谓北兵小却也。拖雷传又云：攻邓州不下，遂引而北，别以三千骑命扎剌率之为殿，大雾迷失道，为金人所袭，杀伤相当，拖雷以扎剌失律，罢之。是蒙古军亦未尝无败衄之处，而金史反谓合达等虚张捷报。
此则元人修金史，为本朝回护也。及明修元史，则记载俱在，是以据实书之耳。
元史附传有得失
按竺迩传：先世居云中，父公为金群牧使，驱马归太祖，终其官。按竺迩幼孤，育于外祖术要甲家，讹言为赵，因姓赵氏。是既详其家世矣。则其孙赵世延传可不必再叙。乃又云：曾祖公为金群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马，公死之。（是公之死系殉节，又与按竺迩传异）按竺迩幼育于外大父术要甲，讹为赵家，因氏为赵焉。盖祖孙二人本各有一传，修史者并收之，而不及删其复处也。 月乃合传：其曾祖仕金为马步军指挥，以官为氏，因姓马氏。其传末云：曾孙祖常博学能文，乡会试皆举首，由翰林拜监察御史，直言忤上官去。数年，起为翰林待制迁御史中丞，卒谥文贞。是祖常全传已附于其祖传内。乃马祖常又另有传，则月乃合传后，此段文字即应删却，而又仍之。
又直脱儿传：既详载其从子忽剌出，而忽剌出又有传。
杭忽思传：既详载其子阿塔出矣，而阿塔出又有传。
床兀儿封句容郡王，武宗纪既以此事系于至大三年，仁宗纪延祐三年又载此事。
可见修史者之不暇彼此订正也。
惟兀良合台传：详载其子阿术从征云南、交趾等功，而阿术又另有传，则专叙其灭宋勋绩，一则代父立功，一则为国出力，固不嫌其两传也。
又察罕帖木儿传后，附其子扩廓帖木儿传。扩廓在明史入群雄中，而其人究为元季一大关系之人，不得因其应入明史，遂不为立传；而系察罕之子，又不必另立一传，故以其元季事迹附传于父之后，而他日与明争战之事则不书，此最为位置得宜也。 元史补见夏金宋殉节诸臣
夏、金、宋皆灭于蒙古，夏无史，金、宋二史皆有忠义传，载末造抗节死事之臣。然以元史核对，尚有未备者，今为摘出，观者可以览焉。
李恒传：元太祖攻西夏，有守兀纳剌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死。（李恒即其孙） 郭宝玉传：从攻西夏，斩夏将佐里。
穆呼哩传（旧名术华黎）：石天应擒送金骁将张铁枪至，穆呼哩欲降之，张厉声曰“我受金朝恩二十余年，事至此，有死而已！”穆呼哩义之，诸将怒其不屈，竟杀之。（史枢传：铁枪者，名资禄）
黑马传：金武仙据真定，黑马从孛鲁讨之，金将忽察虎以兵来援，为黑马所杀。
德海传：攻金郑州，杀金将左崇。
按竺迩传：金亡后，金将郭斌尚保金、兰、定、会四州，按竺迩围之，食尽城陷，兵入城，斌手剑驱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儿出，授人曰“将军止此一儿，幸哀而收之。”言毕，复赴火死。
史天倪传：金完颜合达陷于蒙古，遂降之，已而与监军王守约连谋越海归金，天倪来追，杀守约。
张荣传：荣攻金沛县，将唆蛾侯来捣营，荣追杀之。 赵宏伟传：金亡，有总管王昌张云又起兵，宏伟夜袭云，斩其首。
纽璘传：宋将蒲择之来攻成都，纽璘败之于灵泉山，擒宋将韩师勇，斩之。（亦见石抹按只传）
宪宗本纪：帝攻蜀，苦竹隘守将杨立出战，兵败被杀。先渡马湖获宋将张实，实遁。（先者，获张实在先，杀杨立在后。帝遣实招谕苦竹隘，实遁）既克苦竹隘，获实，支解之。进攻鹅顶堡，守将王佐死之，并诛佐子及徐昕等四十余人。张德润攻拔礼义城，杀宋宣抚使张资。
杨大渊、杨文安二传，记擒杀宋将尤多。大渊传：攻礼义城，获总管黄文才、路钤、高坦之。攻通州，获统制白继源。战巴渠，获知军范燮、统制魏兴、路分黄迪、节干陈子润。后谍知宋总统祁昌由间道运粮来，乃率兵袭之，擒祁昌。
杨文安传：得汉城之战，擒宋将陈亮。攻开达，擒统制张刚、总管伏林、方富。攻金川，擒路钤、赵贵等。略开州，获统制陈德、副将刘安仁。掠达州，擒其将蒲德、范伸、王德、解明、周德新、王迁、王仁、袁宜、何世贤、杨普、时仲、陈俊、满桂、王顺、王道、张俊、杨桂、蔡云龙、李佺、李德、孙聪、张顺、李贵、雍德、吴金、王元、阎国宝、张应庚、秦兴祖、谭友孙、叶胜、郑桂、庄俊、严贵、窦世忠、赵兴、孙德、柳荣、赵威、赵章、韩明、王庆。攻梁山，擒部辖景福。攻小江口，擒总管李皋、花茂实、薛忠。攻绍庆，擒守将鲜龙。以上诸被擒者，其生死尚无明文。 至如文安之攻夺金州，杀其将梁富。袭开州，宋将庞彦投崖死，宋兵来救，又杀其将张德。攻梁山，杀守将王智。攻万州，杀守将何威。又万州守将上官夔拒守甚力，文安谕降，不听，逾月，拔其外城，夔犹不屈，文安尽锐攻城，破之，夔巷战而死。宋六郡镇抚使马堃守咸淳，文安与之同乡，谕降不从，乃力攻斩关入，堃巷战死。此十数将，则皆显然尽力战守被杀者。（宋史无传，以上皆蜀将）
按竺迩传：攻文州，守将刘禄数月不下，谍知城中无井，乃夺其汲道，攻陷其城，禄死之。（案宋史忠义传有文州守刘锐，当即是此人。传闻而误其名耳）
张庭瑞传：宋兵围虎啸山，庭瑞出击，杀其统制栾俊、雍贵、胡世雄等。
伯颜传：元兵自郢顺流而下，郢将赵文义、范兴来追，伯颜手杀文义，又擒兴杀之。至沙洋，以文义首招降王虎臣、王大用，不应，攻获之，并杀二将。又破阳逻堡，斩其将王达。既克临安，以独松关张濡杀奉使廉希贤，斩之。
李恒传：攻阳逻堡，宋夏贵遣其子松来拒，恒射杀松。
阿塔赤传：宋冯都统自真州率兵二千、船百艘，来袭瓜州，为阿塔赤所败，冯都统赴水死。
阿剌罕传：追袭宋嗣秀王赵与檡，斩其步帅观察使高世达，生擒与檡，斩之。（宋史与檡有传，余缺。）
阿里海牙传：破琼州，执安抚使赵与珞、冉安国、黄之纪，皆裂杀之。（宋史与珞有传，余缺。） 唆都传：攻兴化。获宋将陈瓒，支解之。
怀都传：攻樊城，斩宋将韩拨发、蔡路钤。（不著其名）（拨发、路钤皆官职）
昂吉儿传：文天祥起兵舒民，张德兴应之，昂吉儿讨杀德兴。又赵孟溁亦同起兵，兵败被杀。
乌古孙泽传：文天祥开府南剑，守臣张清同起事，泽八战，杀清。
赵宏伟传：天祥使罗开礼、叶良臣谋复临江，宏伟斩良臣，俘开礼。
高兴传：取婺州，擒宋将章煜，斩之。
朱国宝传：宋亡，惟辰、沅、靖州未下，宋将李信、李发据险固守，国宝击擒之。张世杰挟二王入广南，恩、新州人何华、张翼起兵兴复，国宝击杀二将。 世祖纪：至元十五年，秃满答儿等攻克泸州，斩宋将王世昌、李都统。东川副元帅张德润攻涪州，斩宋将王明及其子忠训、总辖韩文广、张遇春。又湖南制置使张烈良、提刑刘应龙与周隆、贺十二起兵，行省调兵往讨，周隆、贺十二被杀，烈良等逃入蛮洞，元兵袭之，二人皆战死。
元人译诏旨雅俗不同
忙哥撒儿传：宪宗以其生前多所杀，及卒，人多腾谤言，特降诏于其子，今载传中，乃全用尚书体，竟与宇文周诏书相似，此当时翻译者之有意润色，以为典册高文也。
及泰定帝登极一诏，则所译全是俗语，无异村妇里老之言，而元史亦遂不加改润，或有意存之，以见当时政体之陋耶？
元史人名不画一
宋元兀良合，元史本纪作兀良合带，本传作兀良合台，阿海传又作兀良合歹。
金史完颜合达，元史雪不台传作合鞑鞑，郭德海传作哈达，李冶传又作合答。
金史移剌蒲阿，元史塔思传作蒲瓦，德海传又作蒲兀。
金史：完颜讹可获贼，辄以火烧之，人呼为“草火讹可”。元史塔思传作完颜火燎。
金史白撒，元史郭侃传作伯撒。
金史完颜承晖，元史本纪作完颜福兴，以承晖本名福兴也，耶律楚材及石抹明安传又作复兴。
此以金、宋二史核对而不相符者也。修元史时，宋、辽、金三史已行世，竟不一互订，已见草率，而元史中又自有岐互者。 远不台已作雪不台，分为两传，而按扎儿传又作唆伯台。
帝师八思巴有本传，而本纪及阿尼哥传作八合思八，萨理传又作八哈思巴。 和礼霍孙有本传，而刘正传作火鲁霍孙，昂吉儿传又作和鲁火孙。 塔察儿有本传，而苫彻传作塔塔儿。
肖乃台有本传，而史天泽传作笑乃，王玉传又作笑乃带。
宗王拔都罕见本纪，而忙哥撒儿传作八都罕。
一班珠尼河也，（见本纪）雪不台传作班朱泥河，速哥传又作班术居河，麦里传又作班真河，耶律阿海传又作辨屯河。
一笃列河也，（见雪不台传）速不台传又作秃剌河。
又拔都者，勇士之称，即今所谓巴图鲁也，而史天泽、赵阿哥潘传作拔都，拜延传作八都，鲁苫彻及阿术鲁传作拔都儿，刘国杰传又作霸都。
又罗鬼女子蛇节反，见刘国杰传，而杨赛因不花传又作折节。
虽蒙古语本无正字，亦何至一书之中岐互若此？盖当时各家碑志之类，各译汉字入文，为国史院所收录，明初修史时，即据其成文编入，不复彼此互订以归画一，亦可见其草率从事也。
蒙古官名
金史有国语解一卷，译出女真语，令人易解，元史无之，且金官制纯用汉名，元则有仍其本俗之名者，益难识别。今就纪传所载，可以注释者列之。 达鲁花赤
掌印办事之长官，不论职之文武、大小，或路或府或州、县，皆设此官。
太祖时授扎八儿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木华黎以谷里夹打为元帅达鲁花赤，又帖木儿补化为巩昌都总帅达鲁花赤。
世祖以别的因为屯田府达鲁花赤，唵木海为随路炮手达鲁花赤。 多蒙古人为之，汉人亦有官此者，刘好礼为永熙路达鲁花赤，张照为镇江路达鲁花赤，张君佐为黄州达鲁花赤，张贲亨为处州达鲁花赤。
探马赤
军名，谓兵之矫捷者。太祖命木华黎伐金，分探马赤为五部，合置将一人，见阔阔不花传。
扎鲁忽赤
本纪：太祖开创之初置此官，位在百司三公上，犹汉之大将军也，亦名断事官，得专生杀，故最尊，见忙哥撒儿及布鲁海牙传。亦作扎鲁火赤，见亦力撒合及唐仁祖传。宗人府又有也可撒鲁火赤，见朵尔直班传。又布智儿为大都行天下也可扎鲁忽赤，亦作扎鲁花赤，见昔班传。
火儿赤
佩櫜鞬（櫜ㄍㄠ，櫜以受箭，鞬以藏弓）侍左右者，见塔察儿及彻里传。又察罕传谓掌服御事者，阿剌罕传作火而赤。
宝儿赤
者燕不花在英宗时，为进酒宝儿赤，见本传，而阿剌罕传作博而赤，阔里吉思传作博儿赤。
必阇赤
知书通文义者，见立智理威传。
赛典赤
贵族也，见赡思丁传。
默尔杰
善射之尤者，见忙哥撒儿传。
秃鲁花
太祖立质子军，号秃鲁花，见拜延传。
哈剌赤
世祖以哈班察善挏马乳（以马乳为酒也，揰挏乃成），色清味美，因目其属曰哈剌赤，后其子土土哈请以所统哈剌赤屯田畿内，遂成军名。又塔海当世祖时充哈剌赤。 奥鲁赤
察罕为奥鲁千户奥鲁赤，见本传。
合必赤
军名，完者拔都领丞相伯颜帐前合必赤军。
扎剌儿台 脱脱传：世祖曰“扎剌儿台如脱脱者无几。”盖亦贵族，如怯薛之类。
速古儿赤
掌服御事者，见亦力撒合传，博罗普化为宿卫速古儿赤，又野仙入宿卫，掌速古儿赤。
舍儿别赤
伯都传：俭枢密院事，领舍儿别赤，盖亦军名。
温都赤
斡罗思传：其孙直宿卫，为温都赤。
怯里马赤
见星吉传：其祖父世事太祖、宪宗、世祖，为此官。
昔宝赤 亦军名，阿沙不花传：以千户帅昔宝赤军从征，乃颜又请以帷台岭隙地，为昔宝赤牧地。
玉典赤 盖执役之贱者，许有壬言“今玉典赤、太医、控鹤皆入流品，何独于举子吝之？”口儿吉之父由玉典赤改为千户，领阿速军。见彻里帖木儿传。又见百官志，系中书省掾吏。 贵赤 世祖诏民之荡析离居及僧道漏籍不当差徭者万余人，充贵赤，见明安传。
怯里马赤
中书省掾属，见百官志。
金义宗 金主守绪在蔡州，城破自缢，群臣哭临毕，即谥曰“哀宗”，是日金亡，并未别加谥号， 而元史雪不台传：大兵攻汴，金义宗走卫州，又走归德，走蔡州。
又槊直腯鲁华传：金义宗在汴，势力穷蹙，出奔，槊吉思鲁华追蹑之，遂据卫州，金义宗自黄陵冈谋复卫，不克，义宗奔归德。
又阔阔不花传：攻寿州，以书喻城中，城中人感其意，以彩舆舁金公主送款。公主者，义宗之姑也云云。
是金哀宗又有义宗之谥矣。考宋史亦无此说，岂金亡后，元初追赠耶？
元建国号始用文义
三代以下，建国号者多以国邑旧名，
王莽建号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
公孙述建号成家，亦以据成都起事也；
賨人李雄建号大成，盖亦袭述旧称也。
金太祖始取义于金之坚固，遂不以国邑而以金为号。（案金志：太祖以国产金，且有金水源，故称大金。）然犹未用文义也。 金末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始有以文义为号者。
元太祖本无国号，但称蒙古，如辽之称契丹也。
世祖至元八年，因刘秉忠奏，始建国号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义，国号取文义自此始。其诏有曰“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云。
命世之君，创制显庸，必有以新一代之耳目，而不肯因袭前代，此其一端也。然如唐之为荡，虞之为乐，则五帝以来，原以文义建号，其说见尚书传注及史记正义。
元诸帝多由大臣拥立
元世祖立皇太子珍戬（旧名真金），诏曰“太祖皇帝遗训：嫡子中有能继统者，豫选定之。是用立太宗为帝。自后因不显立冢嫡，遂启争端。今以尔为皇太子，特赐册命。”
是太宗以嫡子嗣服，本太祖有命，故太祖崩后，太宗虽统兵在万里外，而母弟图类（旧名拖雷）监国几及一年，俟太宗归即位，宗亲将相皆无异言。及太宗崩，皇后尼玛察氏（旧名乃马真氏）称制，立己子库裕克（旧名贵由）为帝，是为定宗。 定宗崩，无君者且三年，大臣乌兰哈达（旧名兀良合台）等定议立太宗从子莽赉扣（旧名蒙哥）为帝，是为宪宗。是宪宗之立，由乌兰哈达等之力也。
本纪：诸王巴图穆格（旧名拔都木哥）等议立莽赉扣，定宗后（海迷失）遣人来言曰“昔太宗欲以皇孙实勒们（旧名失烈门）为嗣，诸王百官皆与闻之，今欲议他属，置实勒们何地？”穆格曰“太宗崩，尼玛察皇后立定宗，已违太宗命矣！今尚谁咎？”乌兰哈达曰“莽赉扣聪明睿知，人咸知之，巴图之议良是。”议遂定。
又孟克萨喇传（旧名忙哥撒儿）：先是太宗在帐殿，莽赉扣侍侧，太宗抚之曰“是可为君。”又一日，以牸（母牛）按豹，皇孙实勒们曰“犊将安养？”太宗以为有仁心，亦曰“是可为君。”至是，诸王议立宪宗，或以实勒门为言，孟克萨喇曰“汝言诚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时，何以不言？今诸王等亦遵先帝遗言也。”由是宪宗之位遂定。（案巴图穆格旧名拔都木哥，实勒们旧名失烈门，孟克萨剌旧名忙哥撒儿。） 此已启大臣拥立之端。世祖有鉴于此，故预立珍戬为皇太子，其后珍戬早薨，未及即位。 世祖崩后，成宗（珍戬子特穆尔，旧史名铁木耳）方抚军北边，以长幼而论，则母兄晋王噶玛拉（旧名甘麻剌）当立，而伊实特穆尔（旧名玉昔帖木儿）以成宗在军时，世祖曾以皇太子旧玺付之，遂告晋王曰“昔储闱之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长，奚俟而不言？”晋王乃曰“皇帝践阼，愿北面事之。”于是成宗遂即位。是成宗之立，由伊实特穆尔之力也。
成宗崩，太子德寿先卒，丞相阿固岱（旧名阿忽台）等欲奉皇后称制，以诸王阿南达（旧名阿难答）辅之，丞相哈剌哈斯（旧名哈剌哈孙）则以武宗、仁宗皆珍戬之孙，理宜继统，而武宗方抚军北边，仁宗亦在怀州，乃先迎仁宗入京，诛阿固岱等，而趣武宗入即位，是武宗、仁宗之相继御极，皆哈剌哈斯之力也。
仁宗既为帝，立子英宗为皇太子，故英宗继立之际，朝臣亦无异言，迨英宗为特克实（旧名铁失）所弑，特克实即遣使迎泰定帝入即位，是泰定帝之立，由特克实之力也。
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都尔苏（旧名倒剌沙）立其皇太子喇实晋巴（旧名阿速吉八）为皇帝，固亦父子相传之正理，而枢密使雅克特穆尔（旧名燕铁木儿）私念武宗旧恩，欲立其子明宗、文宗，时明宗远在沙漠，文宗亦在江陵，乃先迎文宗入即位，其时上都诸王方举兵入讨，雅克特穆尔力战胜之，而文宗之立遂定。及明宗归，雅克特穆尔又害之于途，文宗旋复为帝。是文宗之立，由雅克特穆尔之力也。
厥后文宗、宁宗相继崩，皇后布达实哩（旧名卜答失里）已遣人迎明宗长子托欢特穆尔（即顺帝）入京，欲付以位，而雅克特穆尔不愿，遂不得立，迨雅克特穆尔死，始立焉，倘不死，则顺帝之立不立，尚未可知也。
是则宪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帝、明宗、文宗皆大臣所立，此有元一代之大事也。 案太祖崩后，无君者凡一年；定宗崩后，无君者且三年；成宗崩后，武宗、仁宗皆在远方，亦年余始得立，凡此新旧绝续之际，未尝无疏属庶孽如额哷布格（旧名阿里不哥）阿南达等从旁窥伺，然一、二大臣定议，卒归于应立之人。盖开国之初，风气淳古，宗亲将帅推戴咸出于至公，故无悖常乱纪之事，迨特克实之弑立，雅克特穆尔之废立，则全是权臣肆意妄行，大柄在手，莫敢谁何！遂任意易置此可为后世鉴也。 昔唐代宦官权重，故穆宗以后，立君多由宦寺。元则大臣权重，故立君多由权臣。元史宦官传序，谓太祖选贵臣子弟给事左右，故宦官不能窃权。此固一代良法，而岂知大臣权力过甚，又足为乱阶，其祸较宦官更烈哉！
元宫中称皇后者不一
西峰谈话，谓：历朝止一后，元时始有三宫之制。正后必鸿吉哩氏（旧作宏吉剌氏），太祖时，以其佐命功多，约世世为婚姻，犹辽代之于萧氏也。其余两宫，则采之他族，亦曰二宫皇后、三宫皇后。明朝仿之，虽不并称皇后，而选一后必并立三宫，异日虽或别立皇贵妃，而初选之东西二宫，其尊如故云。
案元代每朝称皇后者，实不止三宫，有至七、八人、数十人者，今据元史后妃表，
太祖朝称皇后者，共二十三人，
曰布尔特格勒津（旧名索儿台旭真），曰和拉衮（旧名忽鲁浑），曰果勒济雅坦（旧名阔里桀坦），曰托果斯（旧名脱忽思），曰特默伦（旧名帖木伦），曰额琳沁巴勒（旧名亦怜真八剌），曰巴延呼图克（旧名不颜浑秃），此七位为大鄂尔多（旧作斡耳朵，言大行帐所在也。辽制：天子所居置宫卫，崩则徙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曰斡鲁朵，元之斡耳朵，盖即辽之遗制也。）
曰呼兰（旧名忽兰），曰哈勒巴津（旧名哈儿八真），曰伊实琳沁（旧名亦乞剌真），曰托欢彻尔（旧名脱忽茶儿），此四位为第二鄂尔多。
曰伊苏（旧名也速），曰和拉哈剌（旧名忽都哈喇），曰阿齐兰（旧名阿失伦），曰图勒古尔（旧名秃儿哈剌），曰彻尔（旧名察儿），曰阿实克默色（旧名阿昔迷失），曰鄂勒哲呼图克（旧名完者忽都），此七位为第三鄂尔多。
曰伊苏肯（旧名也速干），曰珲塔噶（旧名忽答罕），曰哈达（旧名哈答），曰鄂勒哲和斯（旧名斡者忽思），曰雅尔（旧名燕里），此五位为第四鄂尔多。
金宣宗请和，以卫绍王公主归于太祖，是为公主皇后（见金史），此又一后也。
太宗朝称皇后者，有巴喇噶沁皇后（旧名孛剌合真）、昂辉二皇后（旧名昂灰）、克勒奇库塔纳三皇后（旧名乞里吉思帖尼），又有塔纳奇纳六皇后（旧名秃纳奇纳）。
定宗皇后，惟乌拉海额实（旧名斡兀立海迷失）一人。 宪宗朝称皇后者五人，曰呼尔察（旧名火里差），曰呼图克（旧名忽台），曰约索尔（旧名也速儿），曰楚巴（旧名出卑），曰莽赉呼图克（旧名明里忽都鲁）。
世祖朝称皇后者八人， 曰图古哩克大皇后（旧名帖古伦），为大鄂尔多，
次曰彻伯尔（旧名察必），曰诺尔布（旧名南必），为第二鄂尔多，
曰塔喇海（旧名塔海），曰诺木欢（旧名奴罕），为第三鄂尔多， 曰巴延乌真（旧名伯要兀真），曰库库伦（旧名阔阔伦），为第四鄂尔多。
又有苏哈达实皇后（旧名速哥答恩），后常世守世祖之鄂尔多者。
成宗朝称皇后者，曰布尔罕（旧名卜鲁罕），曰克勒奇库塔纳（旧名乞里吉忽帖尼），其元妃实里达赖（旧名失怜答里），以早薨故，不称后，至大中，始追谥。
武宗朝称皇后者三人，曰珍格（旧名真哥），曰苏喀实哩（旧名速哥失里），曰鄂勒哲（旧名完者歹），其明宗母伊奇哩氏（旧作亦乞烈氏），文宗母唐古氏（旧作唐兀氏），本皆妃子，不称后，后因子为帝，始追谥。
仁宗朝称皇后者二人，曰阿南达实哩，曰达尔玛实哩（旧名答里麻失里）。
英宗朝称皇后者三人，曰苏喀巴拉（旧名速哥八剌），曰雅本呼图克鲁（旧名牙八忽都鲁），曰多尔济巴勒（旧名朵儿只班）。
泰定帝朝称皇后者十人，曰巴拜哈斯（旧名八不罕），曰额琳沁巴勒（旧名亦怜真八剌），曰呼喇（旧名忽剌），曰伊苏（旧名也速），曰萨都巴拉（旧名撒答八剌），曰布延库哩页额实（旧名卜颜怯里迷失），曰实喇特穆尔（旧名失里帖木儿），曰塔纳（旧名铁你），曰巴罕（旧名必罕），曰苏喀达喇（旧名速哥答里）。
明宗朝称皇后者七人，曰温绰欢（旧名按出罕），曰伊埒实克（旧名月鲁沙），曰布颜呼图（旧名不颜忽都），曰班布尔实（旧名八不沙），曰伊苏（旧名野苏），曰托果斯（旧名脱忽思）。
文宗朝皇后惟布达实哩（旧名卜答失里）一人。
宁宗皇后惟塔哩雅图默色（旧名答里也忒迷失）。 顺帝朝称皇后者，曰喇特纳实哩（旧名纳答失里），曰巴延呼图克（旧名伯颜忽都），曰鄂勒哲呼图克（旧名完者忽都，高丽人奇氏）。
可见元代每帝皇后本无定数，西峰所云三宫之制，犹未得实也。然细考元史及经世大典诸书，则并称皇后中，嫡庶仍自有别。如太祖之布尔特格勒津则称大皇后，太宗之巴喇噶沁则称正宫皇后，世祖之图古哩克亦称大皇后，顺帝之巴颜呼图克皇后死，奇皇后见其衣服敝陋，笑曰“正宫皇后，何至服御如此？”又至正二十五年，诏立次皇后奇氏为皇后，改奇氏为肃良合氏。又别的因传：幼从祖母康里氏在三皇后宫。是同称皇后，又有正宫及大皇后、次皇后、三皇后之分也，正宫皇后必有册宝，其余则无，元史表、志、后妃传可证。 元帝子称太子者不一
古来储君始称太子，元制则帝子多以太子称，不必继体也。
元史宗室世系表： 太祖六子，长卓沁太子（旧名术赤），次察罕台（旧名察罕），次太宗皇帝，次图类（旧名拖雷，即睿宗也），次乌拉齐（旧名兀鲁赤），无嗣，次六科尔戬太子（旧名阔烈坚）。
太宗七子，长定宗，次库腾太子（旧名阔端），次库春太子（旧名阔出），其余俱称大王。
定宗三子，惟诺果（旧名脑忽）称太子，余称大王。 世祖立珍戬（旧名真金）为皇太子，余俱称王。
泰定帝四子，皇太子阿尔济雅巴（旧名阿里吉八）之外，又有锡锡太子（旧名小薛），允丹藏布太子（旧名允丹藏卜）。 文宗三子，皇太子喇特纳达喇之外（旧名阿剌忒答剌），余为雅克特古斯太子（旧名燕帖古思），太平讷太子。
更以诸传考之，
艾穆传：从四太子南伐，谓图类也。
按扎儿传：帝率皇弟四太子征潞州，亦谓图类也。
高诺尔传（旧名高闹儿）从库春（旧名阔出）太子出征，其子元长又从太子托欢（旧名脱欢）征交趾。
苏克（旧名速哥）传：其子长罕玉吕从兀鲁赤太子出征。
脱忽怜传：从噶玛拉太子（旧名甘麻剌）征海都。 诸所谓太子者，皆非储君也。可见是时皇子通称太子。
更以表传参证之，大概国初时，正宫皇后所生，虽非冢嫡，亦称太子，其余则称王。中叶以后，则非正宫所生，亦称太子，而命为继体者，则称皇太子。
元帝后皆不讳名 元代帝后生前皆无徽称，臣下得直呼其名，盖国俗淳朴，无中国繁文也。
莽赉扣（蒙哥）殂于蜀，郝经上世祖书，谓“蒙哥罕无故进兵于蜀，今已崩逝，大正宜迎蒙哥罕灵舆，收皇帝玺。”蒙哥即宪宗也，其时尚未有谥号，故臣下皆以名呼。
曹元用传：累朝皇后既崩者，宋有谥号，犹各以名呼之，元用言“后为天下母，岂可名呼？”
又逯鲁曾传：时以武宗皇后珍格（真哥）无子，欲以明宗母文宗母配享，鲁曾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册，安得不为立主配食？”
是臣下称皇后，亦呼其名也。
又世祖太子珍戬（真金），顺帝忽都皇后生子亦名珍戬，尤觉太无忌讳，（案北俗本无讳名之例，辽兴宗时，萧罕嘉努疏言“太祖之考夷离堇，至今犹以名呼。”于是始追尊元德二祖。盖北俗淳朴，本不讳名也。）
元封子弟驸马于各部 元太祖、太宗征讨诸国，得一地即封子弟一人镇之，亦有封及驸马者。
如太祖子卓沁（术赤）分封西北，其地极远，去京师数万里，驿骑急行二百余日方至。
又赐按陈以可木儿温都儿等地。
赐火忽以哈老温等地。
宪宗之立，诸王来会者，西方有伯尔克（别儿哥）、托噶特穆尔儿（脱哈帖木儿）等，东方有伊克（也古）、托欢（脱忽）、伊逊克（亦孙哥）、阿齐台（按只带）、塔齐尔（塔察儿）、伯勒格台（别里古带）等，皆太祖、太宗子孙分封于外者。
宪宗又分迁诸王于各部，如格丹（合丹）分于巴实伯里（别石八里），蔑里（默埒）分于雅尔达实河（叶儿的实河），海都分于哈里雅尔（海押立），伯尔克（别儿哥）分于库尔哲（曲儿只），托克托（脱脱）分于额密埒（密立），
此皆见于元史者， 而明史外国传又记：哈密则威武王纳忽里封地也，西宁则驸马章古封地也，哈梅里则诸王纳失里封地也，撒马儿罕则驸马帖木儿封地也，别失八里则诸王合丹封地也，盖其宗亲已遍于朔漠矣。
及取中原后，诸王之分封于外者，又各予以内地分邑，如汉、唐食邑之制，所收之赋，曰五户丝，每五户出丝一斤，以供其俸。
先是太祖欲以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耶律楚材以为不便，乃命各位下止设达鲁噶齐（达鲁花赤，谓掌印官也），而朝廷置官吏收其租税以给之。
其后世祖平宋后，亦仿此例以给诸王，如安远王分邑隶建宁者七县，隶汀州者三县，听其自置达鲁噶齐是也。（成宗赐晋王也孙铁木儿南郑县六万五千户，世祖诸王子也先铁木儿诏安县，脱欢之子不答失里宁德县，忽都鲁之子南安县，爱牙赤之子光泽县，各一万三千六百有四户，又赐湘宁王迭里哥儿湘乡县六万五千户，而诸王分地则以流官为达鲁噶齐，各位所置者为副。）
海都封于哈里雅尔，而内地亦有食邑，海都叛后，不复给，海都死，其子察八儿穷蹙来降，世祖先有旨“诸王皆太祖子孙，其分地应得之五户丝藏之，俟彼来降，赐之。”至是仍以赐察八儿。元之待宗亲可谓厚矣。 明史谓元太祖平西域，封子弟为王，元亡，各自割据，不相统属，然其子孙散布于西北者甚多，故中原虽失，而塞外苗裔仍不绝，此一代封建之制，所以为后嗣计者，至深远也。
元代叛王
元封诸王于西北，固收宗支蕃衍之效，然多有据地叛乱者。 其见于本纪者：
世祖时，诸王乃颜反，帝自将讨擒之。已而其党哈丹秃鲁又叛，再出师败之。而诸王中有海都者，尤强盛，屡称兵内犯，诏以安童佐皇子北平王那不镇北边，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拘安童，胁宗王以叛，帝命伯颜讨之，虽败其兵而海都仍逸去，故常命皇子镇北边以备之。成宗及晋王、武宗为皇子时，皆守边十余年，未尝帖服也。
此外见于各列传者：
土土哈传有叛王脱脱木失烈吉及铁哥，皆为土土哈所败。又擒叛王哈儿鲁，诛叛王兀塔海，又败叛王火鲁哈孙于兀鲁灰之地，夜渡贵烈河，败叛王哈丹。 又阿沙不花传，有叛王纳牙等，为阿沙不花所败。
伯颜传有诸王明里铁木儿从海都叛，伯颜以书喻之，明里铁木儿感泣来归。
阿术传有叛王昔剌木，为阿术所败。
阿剌罕传有世祖母弟阿里不哥构兵。
塔出传有叛王曲迭儿为塔出所败。
暗伯传有叛王哈鲁为暗伯所擒。
昔班传有火和大王叛，为昔班所败。
玉哇失传有诸王和林及失剌等叛。
麦里传有诸王霍忽叛，掠河西，麦里击败之。
忽林出传有叛王斡罗斯等，为忽林出所败。
失剌拔都儿传有叛王脱脱，为失剌拔都儿所擒。 洪重喜传有叛王八剌哈赤，为重喜所败。
刘国杰传有诸王脱脱木反，国杰袭败之。 孔元传有叛王失里木等，元出兵败之于兀速洋。
刘哈剌八都鲁传有叛王昔里吉及脱忽，皆战败被擒。（盖即劫北平王者）
汪惟正传有叛王土鲁叛据六盘山，为惟正所擒。
忙哥撒儿传有叛王察哈台，为忙哥撒儿所诛。
铁哥传有叛王塔不台。
月赤察传有叛王灭里屯于金山，武宗为皇子镇北边时，出其不意，以师压之，灭里乃降。
成宗元贞二年，犹有诸王都哇、彻彻秃潜师袭火儿哈秃之地。又叛王秃麦、斡鲁思等犯边，直至元贞九年，海都子察八儿及都哇、明里帖木儿等相聚谋曰“昔我太祖艰难以成帝业，我子孙乃自相残杀，是隳祖宗之业也。今镇边者皆吾世祖之孙，吾与谁争哉？不若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乃遣使来，帝许之，于是诸王皆罢兵入朝。（床兀儿传）诸王入朝大宴时，脱脱即席陈西北诸王始终离合之迹，去逆效顺义，听者倾服。（脱脱传）
此元一代分封诸王得失之林也。
王思廉传：帝亲征乃颜时，思廉谓段贞曰“诸王反由地大故也，汉鼌错削地之议，实为良图。”贞以闻，帝嘉之。其时博罗欢亦谓“太祖分封诸王，其地与户以二十分为率，忙兀、兀鲁、扎剌儿、弘吉剌、亦其烈思五部共得十一，乃颜独得其九，故最强。”然则众建而分其势，又析圭分土时所当早计欤！
各朝国书
后魏太武帝造新书千余，诏曰“在昔帝轩辕，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天兴四年，又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是皆因书籍文字传写讹谬，特为刊正，以昭画一，使天下通行，而非另创一体，以便其国俗所用也。 自辽太祖始造契丹字，而夏、金、元以来，遂仿之，各有国书，今摘叙于后。
辽史：神册五年春，始制契丹大字。案陶宗仪书史会要云：辽太祖用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以代刻木。又永乐大典引纪异录云：渤海既平，乃制契丹大字三千余言。则制字应在天显元年也。
赵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又绎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完颜希尹传：女真初无文字，及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金主遂命古绅（谷神）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行之。后又制女真小字，谓古绅所制为大字云。（缔达传：是时女真字设学校，命讹离剌等教之，其后纳合椿年、纥石烈良弼皆由此致相位，而温罕缔达最号精深。）
元史：世祖始命西僧帕克斯巴（八巴思）制蒙古新字，诏曰“我国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汉楷及辉和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命国师帕克斯巴创蒙古新字，颁行诸路，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号帕克斯巴为大宝法王。其字凡千余，大要以谐声为主。（世祖以国师西番人言语不通，命迦鲁纳答思从国师习其法，及言与字，期年皆通，以畏吾字译西天西番经论。此盖未制蒙古字以前，犹借用畏吾字也。）
元太宗时，使皇子蒙哥（莽赉扣，宪宗）征钦察，其酋八赤蛮逃于海岛，蒙哥亟进师，适大风刮海水去，甚浅可渡，蒙哥喜曰“此天开道也。”进擒八赤蛮，囚之，八赤蛮曰“水回期且至，宜早还。”蒙哥即班师，而水已至，后军有浮渡者。（见宪宗纪）
太宗又使弟拖雷入宋武休关，渡汉江而北，至禹山，金完颜合达等拒战，北兵袭之，金恒山公武仙一军殊死斗，北骑退走，追奔之际，忽大雾四塞，合达命收军，顷之，雾散乃前，则前有一大涧，阔数里，非此雾则北兵人马满中矣。（金史完颜合达传） 宪宗即位之八年二月，伐宋，师次于河，适河冰合，以土覆之，遂渡。（宪宗纪）
世祖时，遣伯颜（巴延）伐宋，军至钱塘江观潮，遂驻沙岸，杭人方以为潮至当尽溺，乃潮不至者二日。（伯颜传）
可见兴王之运，山川效灵也。 元世祖嗜利黩武
元世祖混一天下，定官制，立纪纲，兼能听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之言，留意治道，固属开国英主。然其嗜利黩武之心，则根于天性，终其身未尝稍变。元史纪传所载可见也。
嗜利
中统三年，即以财赋之任委阿合马兴铁冶，增盐税，小有成效，拜平章中书政事。又立制国用司，以阿合马领使事，已复罢制国用司，立尚书省，以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奏括天下户口，下至药材、榷茶，亦纤屑不遗。其所设施，专以掊克敛财为事，史天泽、安童等争之，崔斌等劾之，皆不能胜，以理算陷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于死，有秦长卿者欲发其奸，反为所噬，毙于狱。擢用私人，不由部选，以其子忽辛及抹速忽分据财赋重地，并援引奸党郝祯、耿仁等，骤升同列。阴与交通，专事蒙蔽，逋赋不蠲，征敛愈急，内通货贿，外示刑威。天下之人，无不思食其肉。有益都千户王著，发义愤击杀之，阿合马之奸始上闻，虽命剖棺戮尸，而流毒海内已二十年矣！
阿合马既死，又用卢世荣，亦以增多岁入为能，盐铁榷酤，商税田课，凡可以罔利者，益务搜括。奏用阿合马之党，皆列要职。凡肆恶二年。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尽发其奸，始诏诛之。
未几，又用桑哥，再立尚书省，改行中书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恃其得君，尝拳殴参政杨宽、郭佑及台吏王良弼，皆诬奏至死。遂以丞相领尚书兼统制使，以沙不丁为江淮左丞，乌马儿为参政，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钱谷，天下骚然，佞谀者方为之请立碑记功。桑哥又奏笞监察御史四人，自后御史入省部，掾令史皆与抗礼，台纲尽废。铨调内外官宣敕，亦付尚书，由是以刑爵为贩卖。自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为也先帖木儿所劾，始伏诛。
统计帝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终始，此其嗜利贪得，牢固而不可破也。
黩武
自高丽臣服，即招谕日本，日本不通，先平耽罗。继而有事于南宋，攻襄樊，攻涪渝，以至下江淮，降宋主，追二王于闽广，先后凡十余年。
甫讫事，又议征日本，命阿塔海、范文虎、忻都、洪茶丘等率兵十万出海，飓风破舟，文虎等择舟之坚好者先归，尽弃其兵于山岛，日本兵来，凡蒙古、高丽人尽杀，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而奴之，其得脱归，仅于阎等三人。帝大怒，欲再征日本，遣王积翁先往招谕，为舟人杀于途，始终不得要领，乃止。 而其时又兴安南之役、占城之役、缅国之役、爪哇之役。
安南凡三征，其国王陈日煊父子终逃匿不获，最后师还，几为所邀截，从间道始得归。 缅国凡两征，亦丧师七千，仅取其成。
其征占城也，舟为风涛所碎者，十之七八，至岸者，攻克其木城，而国王已逃，官军深入，亦为所截，力战得归。
其征爪哇也，初至战屡捷，为所绐，遣使入谕，其国主杀使而逃，亦不得其要领，遂旋师。
统计中统、至元三十余年，无岁不用兵。当其初，视宋为敌国（势力相当，孟子尽心下：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恐不能必克，尚有慎重之意，遣使议和。及既平宋，遂视战胜攻取为常事，几欲尽天所覆，悉主悉臣，以称雄于千古。甫定域中，即规海外。初以骄兵图胜，继以愤兵致败，犹不觉悟，思再奋天威，迄崩而后止。此其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至老而不悔者也，
由是二者观之，内用聚敛之臣，视民财如土苴；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以常理而论，有一于此，即足以丧国亡身。乃是时虽民不聊生，反者数十百起，而终能以次平定。盖兴王之运，所谓气盛而物之小大毕浮，故恣其所为而不至倾覆。始知三代以下，国之兴亡，全系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无道者失天下也。
案元自太祖起兵，灭国四十，降西夏，取金中都，又攻西域至东印度国，遇角端始还。太宗继之，灭金侵宋，西征钦察，去中国三万余里。迨宪宗又命世祖征大理，兀良合台征交趾。至世祖时，用兵已四十余年。世祖即位，又攻讨三十余年。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久者。 元诸帝多不习汉文
元起朔方，本有语无字。太祖以来，但借用畏吾字以通文檄。世祖始用西僧八思巴造蒙古字。然于汉文，则未习也。
元史本纪：
至元二十三年，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先以畏吾字翻译进读，再付纂定。”
元贞二年，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
是皆以国书进呈也。
其散见于他传者。
世祖问徐世隆以尧、舜、禹、汤为君之道，世隆取书传以对，帝喜曰“汝为朕直解进读。”书成，令翰林承旨安藏译写以进。
曹元用奉旨译唐贞观政要为国语。 元明善奉武宗诏“节尚书经文，译其关于政事者。”乃举文升同译，每进一篇，帝必称善。
虞集在经筵，取经史中有益于治道者，用国语、汉文两进读，译润之际，务为明白，数日乃成一篇。
马祖常亦译皇图大训以进。（皆见各本传）
是凡进呈文字必皆译以国书，可知诸帝皆不习汉文也。
惟裕宗为太子时，早从姚枢、窦默受孝经。及长，则侍经幄者，如王恂、白栋、李谦、宋道等，皆长在东宫备咨访。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见，太子谕令入学，伯必即令入蒙古学。逾年再见，问所读何书？以蒙古书对，太子曰“我命汝学汉人文字耳！”此可见裕宗之留心学问。然未即位薨。 以后如仁宗最能亲儒重道，然有人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则其于汉文，盖亦不甚深贯。 至朝廷大臣亦多用蒙古勋旧，罕有留意儒学者。
世祖时，尚书留梦炎等奏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墨者，乃以崔彧为江淮行省左丞。（彧传）
李元礼谏太后不当幸五台，帝大怒，令丞相完泽、不忽木等鞫问，不忽木以国语译而读之，完泽曰“吾意亦如此。”
是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
如小云石、海牙、孛术鲁翀、巙巙（音挠）、萨都剌等，固当为翘楚矣。 元初郊庙不亲祀
元太祖以来无郊庙亲祀之礼，惟割牲奠马湩（乳），以蒙古巫祝致词而已。
世祖始设神主于中书省，用乐遣官致祭，已从中书省迁神主于圣安寺。中统四年，始诏建太庙于燕京，迁神主奉之，而规制未备。至元十四年，太庙成。然成宗初，有司造世祖皇后玉册成，请纳诸各室，帝曰“亲享之礼，祖宗未尝举行，其以册来，朕躬祝之。”（本纪）
是成宗以前，无此礼也。
武宗至大元年，以受尊号，始躬谢太庙，而时享尚未亲祀。至大二年，尚书省及太常奏“南郊之礼已行而未备，北郊之礼尚未举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请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请以世祖配。”从之。（本纪）然考是年，初未有亲郊之事也。迨至大三年冬，始有事于南郊，尊太祖配天。
英宗至治元年，丞相拜珠（旧名拜住）奏“自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庙于大都。至今四十年来，未尝亲享。”帝悦曰“朕能行之。”乃敕有司定仪制。是冬，始有事于太庙，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出崇天门行事厔仁宗太室，即流涕，左右感动，诏曰“一岁惟四祀，使人代之，实所未安，岁必亲祀，以终朕身。”（见本纪及拜珠传）
此亲祀太庙之始也，而南郊仍未亲享。
泰定帝时，赵师鲁疏请亲祀郊庙，帝曰“朕遵世祖旧制，其命大臣代之。”是不惟南郊不亲享，即太庙亦仍不亲祭矣。（本纪及师鲁传）
文宗至顺元年，始服大裘衮冕，亲祀天于南郊。 顺帝至元五年，亲裸（ㄍㄨㄢˋ，祭礼，以酒洒地）太室。至正元年，又服衮冕祭太庙，至宁宗室问曰“朕宁宗兄也，当拜否？”太常博士刘闻对曰“春秋鲁闵公为君时，僖公尚为臣，僖公即位，未闻不拜。”帝乃拜，是月亦亲祀上帝于南郊。（本纪）
统有元一代，亲祀太庙，亲享上帝，惟武宗、英宗、文宗、顺帝四君而已。
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 元世祖定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其次，在内者，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台、宣慰司使、廉访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皆以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史百官志序）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 中书省
中书省为政本之地，太祖、太宗时，以契丹人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弘州人杨惟中继之，楚材子铸亦为左丞相。（元制尚右），此在未定制以前。
至世祖时，惟史天泽以元勋宿望为中书右丞相。
仁宗时欲以回回哈散为相，哈散以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勋旧，故力辞，帝乃以伯答沙为右丞相，哈散为左丞相。
太平本姓贺，名惟一，顺帝欲以为御史大夫，故事：台端非国姓不授。惟一固辞，帝乃改其姓名曰太平，后仕至中书省左丞相。
终元之世，非蒙古而为丞相者，止此三人。哈散尚系回回人，其汉人止史天泽、贺惟一耳。 丞相以下，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先有右丞二员，而无左，后以崔彧言，始设左丞。故汉人亦得居之。如赵世延本雍古族，延祐元年，省臣奏参政用儒者，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雍古氏，非汉人，其署宜居右。”可见汉人不得居右。）有参知政事，则汉人亦得为之，（如王文统、李孟俱为平章，许衡、姚枢、张文谦俱为左丞。）其时亦称宰执。（如王文统为平章，窦默曰“此人心术不正，不可为宰相。”是也。成宗欲以宦者李邦宁为行省平章，辞曰“臣奄腐余生，何堪当宰辅之任！”）然中叶后，汉人为之者亦少。 顺帝纪：至正十三年，始诏“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是时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心。然亦可见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诏也。（韩元善传：顺帝时，丞相托克托奏事内庭，以事关兵机，而元善及参知政事韩镛皆汉人，使退避，勿与俱。则虽参用汉人，而机密仍不得与也。）
枢密院
郑鼎传：鼎子制宜为枢密院判官，车驾幸上都。旧制：枢府官从行，岁留一人司本院事，汉人不得与。至是以属制宜，制宜力辞，帝曰“汝岂汉人比耶？”竟留之。可见枢密属僚掌权之处，汉人亦不得与也。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既见太平传，而世祖初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钜夫传）可见未下诏以前，御史中丞之职，汉人亦不得居也。
行省
中书省分设于外者曰行省，初本不设丞相，后以和林等处多勋戚，行省官轻，不足以镇之，乃设丞相，而他处行省，遂皆设焉。董文用传：行省长官素贵，同列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文用至，则坐堂上，侃侃与论。可见行省中蒙古人之为长官者，虽同列不敢与讲钧礼也。
廉访司
成宗本纪：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文宗本纪：诏御史台“凡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各一人。”是汉人厕于廉访司者，仅五之一也。
达鲁花赤
其各路达噜噶齐（旧名达鲁花赤）亦以蒙古人为之。至元二年，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噜噶齐，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其诸王驸马分地，并令自用达噜噶齐。仁宗始命以流官为之，而诸王驸马所用者为副，未几，仍复旧制。
文宗诏诸王封邑所用达噜噶齐，择本部识治体者为之，或有冒滥，罪及王相。然亦未闻有以汉人为之者。 此有元一代，中外百官偏重国姓之制也。
元初州县多世袭
世袭
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属来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袭。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袭。
如石天禄为征行千户，既卒，子兴祖袭千户。 刘敏为郎中，年老，宪宗命其子世亨袭其职。
谭澄父资为元帅，因病，举弟资用自代，资用卒，澄又袭职。
綦公直老，以其子蒙古台（旧名忙古台）袭万户。
赵黑梓以门功袭元帅职。
段直以所属乡社来降，命为潞州长官，世袭。
洪茶邱为高丽军民总管，其子万小袭职，仍佩其父虎符是也。
流官
然此法可行于朔漠，而中原则必用流官，故世祖时，廉希宪疏言“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土及始命之臣，皆令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此前古所无。”宋子贞亦疏言“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不堪命。”姚枢亦疏言“今当慎铨选，则不专世爵而人才出。”于是始议行迁转法。至元二年，遂罢州县官世袭。四年，又罢世侯置牧守。先是祁州、河南、陕西乃世祖为皇太弟时所封地，因姚枢等言，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选人以居职，始有吏治，固已行之有效，故至是因希宪等言，遂改世袭旧制也。
俸禄
又元初百官皆无俸禄，陈祐传：中统时，百官未给俸，多贪暴，祐独能以清慎称。至是姚枢又疏奏“当班爵禄，则赃秽塞，而公道开。”宋子贞亦疏请“给俸禄，定职田。”乃从之。后崔彧又奏“乞将诸路大小各官，有俸者量增，无俸者特给。”于是各官皆有俸入及职田之收。此又百官给禄之始也。 元州县官多在外铨选
至元二年，始罢州县官世袭，遣宋子贞、耶律铸至山东，迁调所部官。（子贞传）及平宋后，诏两广、福建五品以下官，从行省就便铨注。寻又诏云南省所辖州县官，依福建、两广例，省台委官铨选，以名姓闻，随给授宣敕。 此各行省自选之制也。
立法之始，省选公明，量才授职，多得其人。故李稷谓“下县尹多从吏部铨注，或非其才，宜并归省选。”（李稷传）盖是时中简之缺，仍归部选，而繁剧者，听外省迁调，故部选转不如省选之量能而授也。
其后以省选多弊，乃有遣使监选之例。 成宗初，命中书省遣使监云南、四川、海北、海南、广西、两江、广东、福建六品以下选。
文宗时，敕中书省御史台遣使至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诸行省，迁调三品以下官。
则并及于三品大员矣。 顺帝时，中书省臣言“江南因盗贼阻隔，所在缺官，宜遣人与各行省及行台官，以广东、广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行迁调，五品以下先行照会之任，福建等处亦依此例。”从之。
则并邻省通融迁调，亦委之监选者矣。
元代专用交钞
交钞之起，本南宋绍兴初造此以召募商旅，为沿边籴买之计，较铜钱易赍，民颇便之，稍有滞碍，仍用现钱，尚存子母相权之意。（元史刘宣传）（以实物为母，纸钞为子，子母相权而行，即物、货兑换之比率）
金章宗时亦以交钞与钱并行，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易一饼，民力困而国用亦穷。（耶律楚材传）此钞之极弊也。
案金章宗始用钞。宣宗先用贞祐宝券，未几积轻，又制贞祐通宝，凡一贯当贞祐宝券千贯。哀宗时更造兴定宝泉，每一贯当通宝四百贯。
元太宗八年始造交钞。
世祖中统元年又造中统元宝交钞。据食货志，其法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钞之文以十计者，曰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曰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以贯计者，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二贯准白银一两。行之既久，物重钞轻。
至元二十四年，乃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抵中统钞五贯。 武宗时又造至大银钞，后废。
终元之世，常用中统、至元二钞，每年印造之数，自数十万至数百万不等，亦见食货志。 钞虽以钱为文，而元代实未尝铸钱也。武宗时曾行钱法，立泉货监领之。仁宗以鼓铸弗给，仍废。故有元一代专用钞。
其所以能行用者，
各路立平准行用库，贸易金银。
平准钞法：每银一两，入库其价至元钞二贯，出库二贯五分；金一两，入库二十贯，出库二十贯五百文。是民之有金银者，可赴库换钞，有钞者亦可赴库换金银也。
又立回易库，凡钞之昏烂者，许就库倒换新钞，增工墨费每贯三分，换存之昏钞则解部焚烧，隶行省者，行省委官监烧之，是钞之敝坏者，可赴库易新钞也。
至元四年，世祖诏“诸路民间包银，听以钞输纳。惟丝料入本色，非产丝之地，亦以钞输中书。”
省臣又奏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钞。制曰“可。” 是丁钱、田赋皆可以钞纳也。
此所以通行天下也。
然钞虚而物实，虚者积轻，势所必然。故赵孟俯言“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轻重相去已数十倍，故改中统为至元，二十年后，至元必复如中统矣。”今就元史各传参核之。 卢世荣以钞虚，闭回易库，钞有出无入，民间昏钞遂不可行。 其后监烧昏钞者欲取能名，率以应烧昏钞，指为伪钞，使管库官吏诬服。（见许有壬、韩若愚传）由是回易库不敢以新钞易昏钞。（张养浩传：民持昏钞赴库倒换者，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而民间所存昏钞又不能纳赋税易货物，于是遂成废纸矣！
且板纸印造尤易滋伪，铅山（江浙行省铅山州）多造伪钞者，有豪民吴友文为之魁，远至江、淮、燕、蓟，莫不行使，遂致大富，是利权且归于奸民矣！（林兴祖传）
又奸民以伪钞钩结党与，胁人财物，官吏听其谋，株连者数千百家。（黄潜传）是刑罚亦由此日繁矣。
古者以米绢为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银钱已谓之虚，乃又欲以纸钞代之，虚中之虚，其能行之无弊哉？
然有元之代，民间究以何市易？案至元中，江淮颁行钞法，废宋铜钱，后又敕拘历代钱，余铜听民自用。
然胡长孺传：台州岁饥，宣慰司脱欢敛富民钱一百五十万备赈。是朝廷虽禁钱，而民间自用钱也。 卢世荣传：立平准库，禁民间以金银私相买卖，世祖诏“金银乃民间通用之物，今后听民从便交易。”是朝廷原未禁金银也。 既造交钞，欲其流通，则赋税不得不收钞，而民间自用金银，则实者常在下而虚者常在上，于国计亦何补哉？
明太祖亦造宝钞，虑其不行，禁民间不得以金银铜钱交易，犯者罪至死，首告者，即以所告之物赏之。而钞仍不行。
永乐中，又诏计户口、食盐、纳税、课程、赃罚等物，悉输钞；笞杖等罪，输钞纳赎；市肆门摊收钞，果园及舟车等税纳钞。皆欲以重钞，而钞卒不行。则又为阻滞钞法之罪，至全家发边远充军。
正统元年，黄福奏“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今一两当钞千余贯。”
案宋史蒋偕传：朝廷募民入粟于边，增直给券，俾赴京师射取钱货，谓之交钞。是北宋已有交子之法。而范镇疏言“商人输粟河北，取偿京师，而榷货不即与钞，久而鬻之，十才六、七。”则是时已有留难之弊。
高宗南渡后，置行在交子务，印交子钱引给诸路，令公私同见钱行用，已而日益贱。隆兴二年，陈良祐疏言其弊，请发内帑以舒民病，孝宗乃出白金收换交子（亦名会子），并收铜板勿印造。未几，户部又请造五百万，自后岁有加增。黄畴若疏言“民所得会子，折阅日甚，州县科配，民皆闭门牢避，行旅持券，终日不得一钱。”时因钞法，告讦繁兴，真德秀疏言“或一夫坐罪，而并籍兄弟之财；或亏陌四钱，而没人千万之货。至于科富室之钱，视产高下分配民藏楮，鬻田宅以受券，虽大家不得免。”是南宋交子之弊，亦不减于金也。
金元二朝待宋后厚薄不同
金史：宗翰等破汴京，宋徽、钦二帝出降，金太宗即诏废二帝为庶人。宗翰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四百七十余人及宗族三千余人北去，既至上京，令二帝以素服见太庙，封徽宗昏德公，钦宗重昏侯，迁之于韩州，给田十五顷，俾耕以自食。未几，又迁鹘里改路，赵氏疏族亦多徙上京。
徽宗薨后，金熙宗皇统元年始改封天水郡王，钦宗封天水郡公。钦宗又奏乞本品俸，乃诏赒济之。寻又给天水郡王子侄婿及天水郡公子俸。是皇统以前俸亦不给也。
海陵篡立，又杀赵氏子男百三十余人。世宗始以一品礼葬钦宗于巩洛之原，又葬天水郡王被害子孙于河南祖墓；其亲族在中都被害者，葬于城北；咸平被害者，葬于本处。梁肃奏“天水郡公本族已无在者，其余皆远族，可罢其养济。”案二帝徙韩州，嗣濮王仲理等尚在燕京，金人计口给食，死者甚多，此即所谓远族也。是二帝之子孙近族皆已被杀无遗也。
昏庸失国，寄命仇邦，其僇辱固由自取，然金之待之，亦太过矣。 元世祖之平宋也，按塔哈（旧史名阿塔海）等入宋宫宣诏，至免系颈牵羊之礼，太后全氏泣谓帝曰“荷天子活汝，当谢恩。”宋主拜毕，母子皆肩舆出宫，太皇太后谢氏以疾留，至病愈始北行。宋主至上都，授开府仪同三司大司徒，封瀛国公。此元史本纪所载也。 而说郛及汪元量所记：宋主至通州，世祖命赐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后赴上都。又全太后及宫嫔等在大都，日支羊肉一千六百斤，他物称是。
宋遗民录又载：瀛国公稍长，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梦金龙绕殿柱，明日，瀛国来朝，正立所梦柱下，世祖阴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国惧，遂乞从释，号合尊大师，而学佛于土蕃。此已见世祖之宽厚，然犹曰野史所载，未可尽信也。
元史后妃传：宋全太后至京，不习风土，世祖后为奏请回江南，帝曰“尔妇人无远虑，若使南还，或浮言一动，即废其家，非所以爱之也；爱之，特加存恤可耳。”后乃益厚待之。是帝之所以保护者更深矣。 至元十九年，有中山狂人自称宋主，有众千人，欲取文丞相；又有薛保住（宝住）播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帝疑之，然仅迁瀛国及宋宗室于上都，而未尝加害也。
至元十九年，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者。”时盗新杀左丞相阿合马，乃命撤城苇，迁瀛国公及宋宗室开平，又疑丞相者天祥也，天祥遂死焉。
谢太后薨，以其赀产隶中宫。可见未薨以前，犹未收其赀产也。
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国公母子已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顷，乞免征其租。”张圭亦奏“亡宋旧业勿征赋役。”从之。是全后母子私产，听其永为世业也。
文宗市故宋全太后田，为大承入护圣寺永业，又市故瀛国公田，为大龙翔集庆寺永业，御史台言“不必予直。”帝不许。可见全后母子田产常留给其子孙，至是始收之，而犹必给以价，不强夺也。
顺帝时始因脱脱之请，以瀛国公子和尚赵完普田产赐枢密使僧格失里（旧史名桑哥失里）。文宗已市全后母子田，而完普尚别有田产，至是始夺之。
至正十二年，御史言“群盗多引亡宋为口实，宜以和尚赵完普及亲族徙沙州。”从之。是虽夺其田产，而犹终保全之也。
至元二十三年，西川又有赵和尚自称福王子广王，作乱伏诛。亦未尝罪及宋宗室也。
至于宋之亲族亦待以优礼。
福王与芮随宋主来归，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大司徒、平原郡公，仍诏与芮家赀之在江南者，辇至京给之。旋以与芮子孟桂袭封平原郡公。
赵与在鄂州降，伯颜荐于世祖，以幅巾深衣入见帝，即赐翰林待制，赐钞万贯，岁给其妻子衣粮。与既老，成宗犹官其子孟实以终养。是不惟待瀛国公有终始，即待宋之宗室亦多存恤也。
报应之说，固属渺茫。
然宋太祖削平诸国，未尝杀一降王，其后以天下授太宗，约兄弟相传，仍及于其子。太宗乃背之而自传其子孙。厥后汴京之亡，遭金人之虐者，多太宗子孙也。
高宗南渡，以太祖之后为嗣，及临安之亡，则独免屠戮之惨。
冥冥中似有司其契者。
金之待宋既酷，其后蒙古兴，而金亦迁汴，崔立之变，劫后妃宗族降元，宫车三十七两，促赴青城，宗族男女又五百余口，在道艰苦，更甚于徽、钦之时。（崔立传）
金自海陵篡后，杀太宗及宗翰、宗弼等子孙，已无噍类，其随宣宗入汴者，惟太祖、世宗子孙，又遭此播迁。 元太宗诏除完颜一族外，余皆赦免。则不赦者，完颜氏也。然则金源后裔，存者有几？
而元顺帝遁归沙漠后，子孙犹雄长于边外数百年。
君子观于此，不能不信天道之有征也。
元时选秀女之制
后汉书皇后纪序云“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廷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相法者，载入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 晋武帝博选良家女充后宫，使杨后拣选。名家盛族之女多败衣瘁貌以避此选。胡贵嫔名芳，初入选，号泣，左右止之曰“陛下闻声！”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
是选女之制，汉、晋常有之。
辍耕录载：后至元丁丑，民间讹言采秀女，一时童男女婚嫁殆尽。此虽是讹言，然必非无因。盖元初本有此制。
耶律楚材传：太宗时，托欢（旧名脱欢）请选天下室女，楚材止之，帝怒，楚材曰“向择美女二十八人，足备使令，今复选，恐扰民。”乃止。（耶律楚材传）
世祖时，耶律铸言“有司以采室女，乘时害民，请令大郡岁取三人，小郡二人，择其可者，厚赐其父母，否则遣还。”从之。（耶律铸传）
后又以御史中丞崔彧言，并罢各路选室女。
辍耕录所记后至元，则顺帝时事也。或世祖虽罢，而累朝尚间行之耳。 元时并有选高丽女之例。
文宗以宫中高丽女不颜帖你赐丞相雅克特穆尔（旧名燕铁木儿），高丽王请割国中田以为资奁。 顺帝次皇后奇氏完者忽都，本高丽女，选入宫有宠，遂进为后。而其时选择未已，台臣言“国初，高丽首先效顺，而近年屡遣使往选媵妾，使生女不举，女长不嫁，乞禁止。”从之。
明永乐中，高丽犹有贡女之例，成祖有妃权氏，即高丽人也，后封贤妃。
元代以江南田赐臣下
江苏田粮之重。
明史周忱传谓：明祖平张士诚，尽籍其功臣子弟庄田入官，又恶富民豪并，亦没入其田，皆谓之官田，案其租簿征之，故苏赋比他处独重，官田粮至二百六十万石，民田粮仅十五万石。
今检宋、元二史，究其由来。大概明祖所籍伪吴勋戚之田，即元代所赐臣下之田。而元代之赐田，即南宋之入官田、内府庄田及贾似道创议所买之公田也。
宋史：朱勉败，籍其家田至三十万亩。
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
开禧三年，诛韩侂胄，置安边所，黄畴若奏以其万亩庄等田并及其他权幸没入之田皆隶焉，共收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
后理宗又诏华亭奉宸庄亦助边费。
景定四年，陈尧道、曹孝庆等倡议买公田，贾似道主之。平江、江阴、安吉、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
德祐元年，又以阎贵妃集庆寺田、贾贵妃演福寺田皆入安边所。
元之有天下也，此等田皆别领于官。其赏赐臣下，则有如世祖赐郑温常州田三十顷，叶李平江田四顷，又以王积翁使日本被害于途，赐其子都中平江田八千亩。武宗赐雕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顷。仁宗赐丑驴答剌罕平江田百顷。英宗赐拜珠平江田万亩。文宗赐雅克特穆尔平江官地五百顷，又以故平章黑驴平江田三百顷，赐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又赐大龙翔集庆寺平江田五百顷，又赐鲁国大长公主平江等处官田三百顷，雅克特穆尔又奏“松江淀山湖田五百顷，当入官粮七千七百石，臣愿增为万石，入官令人佃种，以所得余米，赡臣弟萨敦（旧名撒敦）。”顺帝以完者铁木儿苏州田二百顷赐郯王彻彻秃，又赐公主不答昔你平江田五十顷。
此皆见于元史本纪及各本传者。
使本非官田，而欲夺民产以赐，元政虽不纲，亦未必至此。可见皆宋末官田，平宋后仍入于官，故得任意赏赐。观文宗所赐雅克特穆尔者曰平江官地，赐鲁国大长公主者曰平江官田，益知田已在官也。
元时又籍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曰江淮财赋都总管府，又籍朱清、张瑄等田以供中宫，曰江浙财赋府，又籍朱国珍、管明等田以赐丞相托克托，曰稻田提领所，又有拨赐庄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田，并白云宗僧田，皆不隶州县，此又元时所增官田也。
及张士诚据吴，其平章太尉等皆负贩小人，以殖产为务，凡元朝官田自必尽取而占为庄田，明祖破平江后，遂尽籍之。又以姑苏民为士诚守，凡诸豪族之田亦籍之，并及富民沈万三等，皆以其租簿为粮额，其后又有拨赐公侯、驸马庄田，因事故还官者，又案其租簿征之，是以官田益多而粮亦益重也。
然则江南之田，自宋末至元、明以来出重赋，非一朝一夕矣！ 明祖时已知粮额太重，洪武七年，诏减苏、松、嘉、湖极重田租之半，十三年又特诏减十之二。 建文二年，诏“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过一斗。”然虽有此诏，永乐登极，仍革除之，又遵太祖遗法也。
宣德五年，又诏每亩纳粮斗至四斗者，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者，减十之三。
正统元年，又诏四斗一升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升者，减作一斗。
本朝又屡有恩减，每亩自七、八升至一、二斗而止。
案元史雅克特穆尔所奏，五百顷田应入官粮七千七百石，则当时官粮正额，每亩亦只一斗五升，其以所得余米赡萨敦，则官赋外之私租也。以今粮额较之，与元时一斗五升之正额，约略相同，而此外无横征之赋，民之生于今者，何其幸也。
案元史张圭疏，言“累朝以官田手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供应，折辱州县，闭偿逋负，至仓之日，变卖以归，官司交愤，农民远窜。今请田租令民输之有司，有司输之省部，省部输之大都，以分给诸受田者。”帝不从。可见元时赐田之害民，民不堪命矣！
色目人随便居住
塔喇齐（旧名塔里赤）本康里人，其父从太祖南征至洛阳，得白乐天故址，遂家焉。
沙全世居沙漠，其父从太祖平金，戍河南，遂家于柳泉。
彻尔（旧名彻里）本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从太祖定中原，封徐、邳二州，因家于徐。
察罕西域人，其父官河东副总管，因居河中猗氏县，后徙解州。
脱里海牙世居别失八里，其祖八剌赤始徙真定。
抄思奈曼（旧名乃蛮）部人，后家于大名。 虎都铁木禄本合鲁氏，后家于南阳。
囊加歹乃蛮人，仁宗以其家河南，授河南行省平章事。
察罕特穆尔（旧名察罕帖木儿）系出北庭，其先随元军收河南，遂家颍州之沈邱，其父阿鲁温，其甥库库特穆尔（即明史扩廓铁木儿）犹仍其本俗。
台布哈（旧名泰不华）本伯牙吾台氏，父仕台州录事，遂家台州。
余阙本唐兀氏，父官庐州，遂家于庐。
皆见各本传。
又有与汉人为姻者。
成宗时，御史台言行省官久任与所隶编氓联姻害政，诏互迁之。（本纪）
南昌富民伍真父娶诸王女为妻，充本位下郡总管。见虞集传。
巴延布哈德济（旧名伯颜不花的斤）之母鲜于氏，乃太常典簿鲜于侁之女也。见忠义传。
又蒙古、色目人居外省者，即可在外省乡试，如台哈布哈中江浙乡试第一，伊噜布哈（旧名月鲁不花）试江浙乡闱右榜第一是也。
元汉人多作蒙古名
元时汉人多有作蒙古名者。
如贾塔尔珲（旧名贾塔剌浑）本冀州人。张巴图（旧名张拔都）本平昌人。刘哈喇布哈（旧名刘哈喇不花）本江西人。杨朵尔济（旧名杨朵儿只）及迈里古思，皆宁夏人。崔彧弘州人，而小字拜帖木儿。贾塔尔珲之孙又名六十一。高寅子名塔失不花。皆习蒙古俗也。
盖元初本有赐名之例。 张荣以造舟济师，太祖赐名兀速赤。刘敏，太祖赐名玉出干，其子世亨，宪宗赐名塔塔儿，次子世济，又赐名散祝台。石天麟，太宗赐名蒙古台。邸顺，太宗赐名察纳合儿，其弟常，亦赐名金那合儿。睿宗时，亦以大兴人贾实喇（旧名贾昔剌）多须而黄，遂赐今名。其后实喇孙亦名虎林赤，盖以蒙古名世其家矣。世祖赐名尤多。刘思敬赐名哈八儿都。播州土官杨汉英赐名杨赛音布哈（旧名杨赛因不花）。王实喇（旧名王昔剌）保定人，赐名实喇巴图（旧作昔剌拔都）。张惠新繁人，赐名兀鲁忽讷特。许扆曲沃人，赐名忽鲁火孙。燕公楠赐名囊家特（旧作囊加带）。
并有一赐再赐者。 刘哈喇巴图尔（旧名刘哈剌八都鲁）本河东人，初赐名哈剌斡脱赤，后以功又赐名察罕斡脱赤，最后又赐今名。
自有赐名之例，汉人皆以蒙古名为荣，故虽非赐者，亦多仿之，且元制本听汉人学蒙古语。
本纪：至元九年，和礼霍孙奏“蒙古字设国子学，而汉官子弟未有学者，及官府文移犹用畏吾字。”诏“自今凡诏令皆用蒙古字，仍遣百官子弟入学。”
又赵璧传：帝命蒙古生十人从璧受儒书，又敕璧习国语，译大学衍义，时从马上奏之。（本传） 至元二十七年，河南、福建省臣奏请诏书用汉字，帝命以蒙古语诏河南，汉语诏福建。（本纪） 又程钜夫传：时诏令皆用蒙古字，帝遣钜夫求贤于江、浙，独用汉字书诏。
可见是时诏令多用蒙古语，若非民间多通习，岂可以此诏之也？
至元六年，以帝师帕克斯巴（旧名八思巴）所创蒙古新字，凡降诏皆用之，而各以其国字副之。（纪事本末）
秦起宗传：会立蒙古学，起宗学之辄成。 顺帝至元中，禁汉人、南人勿学蒙古、畏吾字书。（本纪）许有壬力争止之。（有壬传）此尤是汉人通习国语之明证。
惟其通习，故汉人多有以蒙古语为名者，亦一时风会使然也。
金则国族人多有汉名，元则汉人多有蒙古名，两代习尚各不同。 盖金自太祖开国，其与辽往复书词，即募有才学者为之，已重汉文。至熙宗以后，无有不通汉文者。熙宗尝读尚书，及夜观辽史，自悔少时失学。海陵才思雄横。章宗词藻绵丽，至今犹传播人口。
有元一代诸君，惟知以蒙古文字为重，直欲令天下臣民皆习蒙古语，通蒙古文，然后便于奏对，故人多学之，既学之，则即以为名耳。
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
元初起兵朔漠，专以畜牧为业，故诸将多掠人户为奴，课以游牧之事，其本俗然也。
及取中原，亦以掠人为事，并有欲空中原之地以为牧场者。耶律楚材当国时，将相大臣有所驱获，往往寄留诸郡，楚材因括户口，并令为民匿占者死，立法未尝不严。然诸将恃功牟利，迄不衰止。而尤莫甚于阿尔哈雅（旧名阿里海涯）豪占之多。
张雄飞传：阿尔哈雅行省荆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自置吏治之，岁收其租赋，有司莫敢问。雄飞为宣抚司，奏之，乃诏还籍为民。
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诏核阿尔哈雅等所俘三万二千余人，并赦为民。十九年，御史台又言“阿尔哈雅占降民为奴，而以为征讨所得。”有旨“降民还之有司，征讨所得，籍其数，赐臣下。”宋子贞又以阿尔哈雅所庇逃民千人，清出屯田。
可见其所占之户以千万计。
盖自破襄、樊后，巴延领大兵趋杭州，留阿尔哈雅平湖广之未附者，兵权在握，乘劫营私，故恣行俘掠，且庇逃民、占降民，无不据为己有，遂至如此之多也。
他如宋子贞传：东平将校占民为部曲户，谓之脚寨，擅其赋役，几四百所。子贞言于严实，乃罢归州县。
张德辉传：兵后孱民依庇豪右，岁久掩为家奴，德辉为河南宣抚使，悉遣为民。
雷膺传：江南新附诸将往往强籍新民为奴隶，雷膺为湖北提刑按察使，出令还为民者数千。
王利用传：都元帅塔尔海抑巫山民数百口为奴，利用为提刑按察，出之。
袁裕传：南京总管刘克兴掠良民为奴，裕出之为民。
此皆散见于各传者也。
兵火之余，遍地涂炭，民之生于是时者，何以为生耶？
元杖罪以七为断
元时笞杖之罪多以七为数。
至元中，史弼征爪哇，坐失亡多，杖一十七。
成宗时，台臣奏大都路总管沙的盗支官钱，计五千三百缗，准律杖一百七，不叙。
文宗初，以缙山民引王禅为乡导，诛其为首者，余皆杖一百七，籍其家，妻子分赐守关将士。
又以阿乞剌等拒命，杖一百七，流远方。 囊嘉特以妄言惑众，杖一百七，禁锢之。 也先捏，兵兴时俘掠子女货财，杖一百七。
累朝旧邸饔人，有诏“汰去。私留者，怯薛官与其长，杖五十七；犯者与典给散者，皆杖七十七。” 中书平章速速专肆贪淫，两经杖断一百七。 撤里帖木儿坐出怨言，杖一百七。
宦者拜住侍皇太子疹疾，饮食不时，以酥拭其眼鼻，杖一百七。 撒里不花巫蛊案内，当死者，杖一百七。
御史大夫脱脱告病，未奉旨辄去职，杖六十七。
御史台言“官吏令家人受财，罪止杖四十七，缘此犯法者愈多。”
又王克敬传：吏部有履历当升，吏故抑之者，为其有过。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不升。今不至是，何得不升？” 盖其时五刑之目，自七下至五十七，谓之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谓之杖刑。见刑法志。又案至元三十九年，令省台定赃罪十三等，枉法者五，自一贯至十贯，笞四十七起，至百贯以上，笞一百七止；不枉法者八，自一贯至二十贯，笞四十七起，至三百贯以上，笞一百七止。（元制，笞杖以七为计，每十减为七也。）
元季风雅相尚
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四方名士毕集，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饶介为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号醉樵，尝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张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得白金三斤；杨基又次之，犹赠白金一镒。（见明史文苑传）然此犹仕宦者之提唱也。
贯酸斋工诗文，所至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元史小云石海涯传） 浦江吴氏结月泉社，聘谢皋羽为考官，春日田园杂兴题，取罗公福为首。（见怀麓堂诗话）
松江吕璜溪尝走金帛，聘四方能诗之士，请杨铁崖为主考，第其甲乙，厚有赠遗，一时文人毕至，倾动三吴。（见四友斋丛说） 又顾仲瑛玉山草堂，杨廉夫、柯九思、倪元镇、张伯雨、于彦成诸人尝寓其家，流连觞咏，声光映蔽江表。（见元诗选）此皆林下之人扬风扢雅，而声气所届，希风附响者，如恐不及。
其他以名园别墅、书画古玩相尚者，更不一而足。如倪元镇之清閟阁，杨竹西之不碍云山楼，花木竹石，图书彝鼎，擅名江南，至今犹有艳称之者。 独怪有元之世，文学甚轻，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谣，科举亦屡兴屡废，宜乎风雅之事，弃如弁髦。乃搢绅之徒，风流相尚如此。盖自南宋遗民故老相与唱叹于荒江寂寞之滨，流风余韵久而弗替，遂成风会，固不系乎朝廷令甲之轻重也欤！ 元末殉难者多进士
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
如余阙，元统元年进士，守安庆，死陈友谅之难。
台哈布哈，至顺元年进士，死方国珍之难。
李齐，元统元年进士，为高邮守，死张士诚之难。
李黼，泰定四年进士，守九江，死于贼。
郭嘉，泰定三年进士，守上都，死于贼。 王士元，泰定四年进士，知浚州，死于贼。
赵琏，至治元年进士，守泰州，张士诚既降复叛，遂被害。
孙撝，至正二年进士，讨张士诚战死。 周镗，泰定四年进士，归浏阳，遇贼被杀。
聂炳，元统元年进士，守荆门，与贼俞君正战死。 刘耕孙，至顺元年进士，守宁国，与贼琐南班战死。
绰罗（旧名丑闾），元统元年进士，守安陆，与贼曾法兴战死。
彭庭坚，至正四年进士，镇建宁，部下岳焕反，被害。
布延布哈（旧名普颜不花），至正五年进士，守益都，明兵至，不屈死。
伊噜布哈（旧名月鲁不花），元统元年进士，浮海北归，遇倭船，不屈死。 穆尔古苏（旧名迈里古思），至正十四年进士，官绍兴，欲讨方国珍，为拜住哥杀死。
皆见元史各本传。
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
一母生数帝 前代有一母生数帝者，陔余丛考所载尚未备，今更详录于此。
晋庾后生成帝、康帝，章太妃生哀帝、废帝，陈后生安帝、恭帝。
北齐娄后生文襄、文宣、孝昭、武成，一追谥之帝，三及身为帝。
唐武后生中宗、睿宗。 宋杜太后生太祖、太宗。
辽史太祖后述律氏生长子背（旧史名倍）封东丹国，为人皇王后，追谥义宗，次子德光即皇帝位，是为太宗，幼子鲁呼（旧名李胡）后亦追谥章肃皇帝。是一母生三帝，一及身为帝，二追尊之帝也。
金史景祖后唐古氏（旧作拏懒氏）生乌雅舒，是为康宗，阿固达，是为太祖，乌奇迈，是为太宗。乌雅舒犹是追尊之帝，太祖、太宗则创业之君，及身有天下，是一母生三帝，一追尊之帝，二创业之帝也。
又检元史，此事尤多，
太祖第四子图类（旧名拖雷）之妃唆鲁帖尼（后追谥庄圣皇后）生二子，长莽赉扣（旧名蒙哥），是为宪宗，次呼必赉（旧名忽必烈），是为世祖。
又世祖太子珍戬（旧名真金，后追谥裕宗）之第二子达尔玛巴拉（旧名达剌麻八剌），其妃答吉（后追谥元圣皇后）生二子，长曰哈尚（旧名海山），是为武宗，次阿裕尔巴里巴特剌（旧名爱育黎拔力八达），是为仁宗，是皆一母生二帝也。
他如太祖光献后生乌格台（旧名窝阔台），是为太宗，又生图类，虽未为帝，后以子莽赉扣登极，追尊曰睿宗，是亦一母生二帝。
又珍戬之妃鸿吉哩氏生特穆尔（旧名铁木儿），是为成宗，而其长子噶玛拉（旧名甘麻剌）虽未为帝，后以子伊苏特穆尔（旧名也孙铁木儿）入继大统，是泰定帝，追尊噶玛拉为显宗，又次子达尔玛巴拉亦未为帝，后以子武宗、仁宗登极，亦追尊达尔玛巴拉为顺宗，是鸿吉哩氏生三子，及身为帝者一，死后谥帝者二，且一母生三帝矣。
至如明宗、文宗虽皆武宗子，而明宗母伊奇哩氏（旧作亦乞烈氏），文宗母唐古氏（旧作唐兀氏），实不同母。宁宗、顺帝虽皆明宗子，而宁宗母班布尔实（旧名八不沙），顺帝母玛勒岱（旧名迈来的），亦不同母。
金元二代立皇太子皆不吉 金初制度未立，其袭位也，多兄弟叔侄互相传袭。太宗、熙宗亦以安班贝勒（旧名谙班勃极烈）嗣位，安班贝勒者，最尊官也。然太宗以弟继兄，熙宗以从孙继叔祖，皆未尝立为皇太子也。
熙宗始立子济安为皇太子，未几薨。
海陵立子光英为皇太子，海陵被弑，光英亦遇害。
世宗先立允恭为皇太子，未即位薨。（世祖曰“朕子虽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乃立其子璟为皇太孙）
卫绍王立子从恪为皇太子，绍王被弑，从恪亦禁锢二十余年，汴京之变，崔立立为梁王，降元被杀于青城。
宣宗立子守忠为皇太子，三年薨，后又立子守绪为皇太子，是为哀宗，竟亡国。
统计金源所立皇太子，竟无一享国者。 元自太祖以下，皆未立皇太子。
至世祖始立珍戬为皇太子，未即位薨。 仁宗立英宗为皇太子，即位后被弑于南坡。
泰定帝立子喇实晋巴（旧名阿速吉八）为皇太子，甫登极，即败废。
文宗立子喇特讷达喇（旧名阿剌忒讷答剌）为皇太子，未几薨。
顺帝立爱裕实哩达喇（旧名爱猷识里达腊）为皇太子，未即位，国亡。
有元一代所立皇太子亦无一享国者。皆事之不可解者也。
惟元武宗立弟仁宗为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为皇太子，后俱为帝，以弟称子，转得享国，尤属异闻。
弟为皇太子叔母为太皇太后
武宗立弟仁宗为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为皇太子，盖以皇太子为继体储君之名号，不论辈行也。然以弟称子，名之不正，莫此为甚。 顺帝以从母（文宗后布达实哩，旧名卜答失里）援立之恩，极欲尊奉，先尊为皇太后，继又尊为太皇太后，以叔母而奉以祖母之称，尤可笑也。当时许有壬力谏，不听。又追究明宗被害之故，迁怒于后，安置东安州以死。始则尊之以非礼，后则坐之以非罪，衰朝荒主，颠倒妄行，固无足责矣。
庚申帝
世传元顺帝为宋德祐帝之子，其见于记载者：
程克勤宋遗民录谓：德祐帝降元，封瀛国公。稍长，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梦金龙绕殿柱，明日，瀛国来朝，正立所梦柱处，世祖阴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国惧，遂乞从释，号合尊大师。
权衡庚申帝大事纪谓：瀛公降后，为僧白塔寺中。后徙甘州，有赵王怜之，赠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男，明宗（周王和世竦）适过其地，见寺上有龙文五采，访知其故，因求为子，并载其母归。
袁忠彻符台外集谓：瀛国学佛于土番，娶迈来的为妻（元史作迈来迪），有娠，适明宗逃于漠北，与瀛国善，索迈来的为妻，遂生顺帝。
西湖志余谓：虞集在文宗时草诏，有曰“明宗在北之时，自谓非其子。”及顺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绳缚腰，以马尾缝眼，既至，集以文宗亲改诏稿呈上，遂得释。（时有人作十七字诗嘲集曰“自谓非其子，如今作天子，传语老蛮子：请死。”）
庚申外史谓：顺帝时，尚书高保哥奏“文宗在时，谓：陛下非明宗子。”帝大怒，究当时作诏者，欲杀虞集、马祖常二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笔，托克托（旧史名脱脱）在旁曰“彼负天下名，后世只谓陛下杀此秀才。”乃舍之。 余应撰合尊大师诗云“皇宋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元君诏君尚公主，时蒙赐宴明光宫，酒酣舒指爬金柱，化为龙爪惊天容，侍臣献谋将见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帐闻笙镛，乞归行营养为嗣，皇考崩时年甫童，文宗降诏移南海，五年仍归居九重，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
以上皆野史所载，未必可尽信。 然元史本纪：文宗至顺元年，以顺帝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长子非己子。”命翰林书其事于史馆。明年，复诏奎章阁学士虞集作诏，播告中外。顺帝登极，以此事撤去文宗庙主，诏曰“文宗私图传子，乃构邪言，谓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传亦见此事。
是顺帝之非明宗子，当时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后，皇后布达实哩（旧史名卜答失里）宁立明宗次子宁宗，而不立顺帝，迨宁宗夭而顺帝始立。则遗民录等书所载，未必无因也。
案至元十三年，瀛国公降，年六岁。至元二十五年，瀛国学佛于土番，年十八岁。延祐七年，顺帝生之岁，瀛国公年五十，计其年岁，亦不悬殊。作史者纵不便确指其故，而于明宗后迈来的传何妨略见其由瀛国公归于明宗之源委，所谓疑以传疑也，乃并不书，岂以其不经耶？然南史梁武帝纳东昏妃，七月生豫章王综，亦未尝不书也。
守节绝域
元史伊勒默色（旧名月里麻思）使宋，被囚于长沙飞虎寨，三十六年而死。 石天麟使于海都，亦被留二十八年乃归。 俱见各本传。
郝经昔班帖木儿
奇闻骇见之事，流传已久，在古未必真，而后人仿之，竟有实有其事者。
苏武雁书，事本乌有，特常惠教汉使者，谓“天子射上林，得武系帛书于雁足。”使匈奴不得匿武耳。而元时郝经使宋，被拘于真州，日久，买一雁，题帛书系其足，放去。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之以进世祖，其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获者弗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后经竟得归国，卒于途。是苏武雁书之事虚，而郝经雁书之事实也。
程婴、公孙杵臼存赵氏孤之事，本史记采无稽之谈，以新听闻，未必实有其事也。而元顺帝时，有昔班帖木儿者，在赵王位下，其妻尝保育赵王。后部落灭里灭叛，欲杀赵王，昔班帖木儿与妻谋，以己子观音奴服王服居宫内，夜半，夫妻二人卫赵王遁去，贼至，遂杀观音奴，而赵王得免。事闻，授昔班帖木儿同知河东宣慰司，其妻剌八哈敦云中郡夫人，观音奴亦赠同知大同路事，仍旌其门。是婴、杵臼存赵氏孤之事犹虚，而昔班帖木儿夫妻存赵王之事实也。
元史各有传。
郝经事人犹或知之，昔班帖木儿事则鲜知者，故摘书于此。
案宋史侯延广在襁褓时，遭王景崇之难，乳母刘氏以己子代延广死，刘氏行丐，抱延广至京师，还其祖侯益。此又与婴、杵臼之事相类，而出于一妇人，尤为甚难。
元初用两国状元 王鸮本金正大元年第一甲第一名进士，仕至尚书左右司郎中。金亡将被杀，元将张柔闻其名，救之，馆于家。后荐于世祖，擢翰林学士承旨，制诰典章，皆所裁定。
宋留梦炎本淳祐四年第一甲第一名进士，咸淳中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德祐元年，官右丞相兼枢密使，又为江东西湖南北宣抚大使。国亡遁去，入元亦为翰林学士承旨。
是两国状元俱为元所用也。
纵囚
纵囚事已见陔余丛考，今又得数事。 后汉书戴封传：封为西华令，有囚四百余人，当刑，封哀之，皆遣归家，与克期日，皆无违者。 三国志贾逵传：曹操征蜀，先遣逵至斜谷观形势，道逢水衡载囚数十车，逵以军事急，辄究重者一人，余皆放之。此则竟行纵遣，不复治罪者。
晋书范广传：广为堂邑令，刘荣坐劾当死，家有老母，广听归省，如期而返，县堂失火，荣脱械救火毕，还自著械。
又乔智明传：智明为隆虑令，部人张兑为父报仇，母老而身无子，智明悯之，令其妻入狱，并阴纵之，或劝之逃，兑曰“有君如此，何忍累之？”
宋史戚纶传：纶知太和县，每岁时必与狱因约，放归祀其先，皆如期返。
元史本纪：世祖至元十年，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待报，其余一切疏放，限八月内至大都者赦之，至期凡赦死罪二十二人。（亦见王盘传）
陈天祥知寿昌府，冬至日放囚还家，约三日来归，狱囚如期至，乃白宣慰司尽纵之。（陈天祥传）
元封乳母及其夫
乳母之贵，无有过于元魏者，盖魏制子为皇太子，其母必先赐死，故登极后，反以乳母为保太后，其崇奉与皇太后无二也。
唐哀帝封你婆杨氏，号昭仪王氏郡夫人，中书奏“乳母古无封夫人及内职之例，汉顺帝以乳母宋氏为山阳君，安帝以乳母王氏为野王君，当时朝议已非之，今宜赐杨氏号安圣君，王氏号福圣君，第二王氏号康圣君。”是唐制乳母之封，尚有限制。
元代则不惟乳母封夫人，并其夫亦得封。
世祖封皇子燕王乳母赵氏为豳国夫人，其夫巩德禄封德育公。
成宗封乳母杨氏为赵国安翼夫人。
武宗封乳母夫寿国公杨燕家奴开府仪同三司。
仁宗封乳母夫杨德荣为云国公。 英宗封乳母忽秃台定襄郡夫人，其夫阿来定襄郡王，谥忠愍。（以上皆见本纪）
文宗封乳母夫为营郡王。（见虞集传）
哈吗尔（旧名哈麻）母为宁宗乳母，故其父图噜（旧名秃鲁）封冀国公，加太尉。（见哈麻传） 安南王居汉阳 至元二十八年，征安南，其王陈日烜遁，日烜弟陈益稷率其本宗与妻子来降，诏封为安南国王，赐符印，居于汉阳。二十七年入觐，遂遥授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仁宗初，益稷又入朝，谓“臣自世祖时来归，赐汉阳田五百顷，俾终余年，今臣年垂七十，而有司拘臣田，就食无所。”帝亟命还其田。天历二年卒，文宗赐谥忠懿。
老爷同寅臬司
世呼官长曰老爷，称同僚曰同寅，按察使曰臬司，其来已久，然不见于记载。
惟元史董搏霄传：搏霄营于南皮，毛贵兵猝至，问搏霄曰“汝为谁？”答曰“我董老爷也！”遂被杀。
此老爷之见于正史者也。
宋元祐中，除吕公著右仆射，制词云“被遇先帝，尝入赞于枢庭，暨予冲人，遂同寅于政路。” 南宋庆元中，余端礼除右丞相，制词云“迄予嗣历之初，尤藉同寅之功。”
是同寅者，乃君臣同敬云尔，非以称同官也。
及黄震谢黄提举启有云“托故老以旁询，赖同寅而再葺。”
又宋史赵希怿传：韩侂胄败后，同寅有坐侂胄党者，诸司莫敢举，希怿独举之。
此则以同寅属同官，南宋时已有此称。
元史商挺传，帝谓挺曰“卿在关中有治效，而毁言日至，岂同寅中有阻卿者耶？”
又拜降传：同寅有贪秽者，拜降抗章劾之。
此同寅之见于正史者也。
宋史李韶传：韶父文饶为司理参军，尝曰“吾司臬多阴德，后当有兴者。”
孙子秀传：提点浙西刑狱，兼知常州，子秀以兼郡则行部非便，得请专司臬事。
是刑官称司臬，亦起于南宋。
又元史伊克台伊尔丹传（旧名奕赫抵雅尔丁），为建康道廉访使，始视事，有狱具陈庭下，皆前官创制者，蹙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合用此也？” 此臬司之见于正史者也。（元史朵儿只传：朵儿只年少为学士，同寅如郭贯等诸老皆器重之。） 牛腹疗重伤
布扎尔（旧名布智儿）从征回回，身中数矢，闷绝，太祖命剖一牛，纳布扎尔于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
郭宝玉从讨契丹遗族，胸中流矢，太祖命剖牛腹，纳其中，少顷乃苏。
李庭攻沙洋新城，中炮坠城下，矢又贯胸，气垂绝，巴延命剖水牛腹，纳其中，乃活。
俱见各本传。
谢睦欢从攻西京，被三矢，仆城下，太宗命人拔其矢，刳牛肠，裸而纳诸牛腹中，良久乃苏。见谢仲温传。
此蒙古治重伤法，盖借生气以续命也。
忍痛
北史：魏长生子彦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笑自若。
欧五代史：苌从简中流矢，镞入骨，工无良药，欲凿其骨出之，从简便令凿之，工迟疑不忍下，从简趣之，左右皆若不胜其苦，而从简自若。
元史：张荣为流矢贯眦，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额而拔出之，神色自若。
赵实喇（旧名赵匣剌）与宋兵战，镞入右肩不出，主将取死囚刲其肩，视骨节，知浅深可出，即为凿其创，拔镞出之，实喇神色不动。
俱见各本传。
牛皮船
元史：石抹案只攻宋叙州，江不得渡，乃聚军中牛皮，作浑脱及皮船乘之，夺其渡口。
又宋兵屯万州，汪世显从上流鼓革舟袭破之。
俱见各本传。
弥勒佛谣言
顺帝至正十一年，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江淮愚民多信之，果寇贼蜂起，遂至国亡。然此谣不自至正中起也。
顺帝至元三年，汝宁献所获棒胡，有弥勒佛小旗、紫金印、量天尺。
而泰定帝时，又先有息州民赵丑斯、郭菩萨等倡妖言，谓弥勒佛当有天下。有司以闻，命河南行省鞫治之。
是弥勒佛之谣已久播民间矣！
盖乱之初起，不拔其根株，遂至蔓延而不可救，皆法令玩弛之所致也。
贾鲁治河
至正四年，河决白茅堤及金堤，被淹者几遍山东全省，浸淫及于河间，为患者凡七、八年。会脱脱为相，专任贾鲁治之。十一年四月，诏发民夫十五万、军二万，以是月起工，十一月告成，河复故道。其劳绩具见欧阳元所著河平碑。凡疏、浚、塞之方，及用土、用石、用铁、用草、用木、用杙、用之法，至今治河者，犹莫不遵用。其心力之专精，可谓至矣！
然贾鲁后四百余年以来，河之为患又百出而不穷，则以鲁但救之于既溃决之后，而未溃决之前，如何使之常由地中行，不至溃决，则未计及也。
河之所以溃决者，以其挟沙而行，易于停积，以致河身日高，海口日塞。惟恃两边堤岸为之障束，一遇盛涨，两堤之间不能容受，则必冲破而泛滥不可制。
今欲使河身不高，海口不塞，则莫如开南北两河，互相更换。一则寻古来曹、濮、开、滑、大名、东平北流故道，合漳、沁之水，入会通河，由清、沧出海；一则就现在南河大加疏浚，别开新路出海。是谓南北两河。
然非两河并用，亦非两役并兴也。两河并用，则河流弱而沙益易停，欲河之通，转速河之塞；两役并兴，则骚及数省，延及数年，欲河之治，而转或启民之乱。
所谓开两河者，虽有两河，而行走仍只用一河，每五十年一换。如行北河将五十年，则预浚南河，届期驱黄水而南之，其北河入口之处亟为堵闭，不使一滴入北；及行南河将五十年，亦预浚北河，届期驱黄水而北之，其南河入口之处亦亟堵闭，不使一滴入南。如此更番替代，使汹涌之水常有深通之河便其行走，则自无溃决之患。即河工官员兵役，亦可不设；芦土方埽木之费，亦可不用。但令督抚就近照管，自保无虞。此虽千古未有之创论，实万世无患之长策也。
舍此不图，而徒岁岁修防，年年堵筑，正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病终不去。无论遇有溃决，所费不赀，即一、二年偶获安流，而岁修仍不下数十万，以五十年计算，正不知几千百万？与其以如许金钱空掷于横流，何如为此经久无患之计乎？
或谓地势北高南下，既已南徙，必难挽使北流。此不然也！中国地之高下在东西，不在南北，如果北高南下，则自神禹导河以来，何以数千年不南徙，直至宋始徙乎？岂南方之地从前本高，至宋而忽下乎？迩年河决，受害之地多在北而不在南，则非北高南下可知也。宋之南徙，盖亦因北河淤高，不得不别寻出路耳。今南河亦淤高矣！高则仍使北流，是穷变通久之会也。 又或谓挽使北流，将不利于漕运。此亦非也！漕运所资黄水者，只洪泽下流，由杨家庄上至宿迁草坝数十里耳。现在黄河以北之运河，本有南旺分注七分之水，以资浮送，不藉黄水倒灌也，而洪泽之水，至杨家庄则仍如故。果移黄水北去，南旺之水自可直下杨家庄，与洪泽之水相接，粮艘仍可通行，此南路之无碍于漕运也。临清以北之会通河，本属运道，增入黄水，或虑其不能容，则于滨棣清沧一带，寻九河故道，多分支流，使易于出海，则河流迅驶，粮艘益得遄行，此北路之无碍漕运也。 区区之见，颇自谓有一得之愚，或取其言而行之，当有一劳永逸之利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