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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货六
○上供采造 采造 柴炭 采木 珠池 织造 烧造 俸饷 会计
采造之事，累朝侈俭不同。大约靡於英宗，继以宪、武，至世宗、神宗而极。其事目繁琐，徵索纷纭。最钜且难者，曰采木。岁造最大者，曰织造、曰烧造。酒醴膳羞则掌之光禄寺，采办成就则工部四司、内监司局或专差职之，柴炭则掌之惜薪司。而最为民害者，率由中官。
明初，上供简省。郡县贡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仁宗初，光禄卿井泉奏，岁例遣正官往南京采玉面狸，帝叱之曰：“小人不达政体。朕方下诏，尽罢不急之务以息民，岂以口腹细故，失大信耶！”宣宗时，罢永乐中河州官买乳牛造上供酥油者，以其牛给屯军。命御史二人察视光禄寺，凡内外官多支及需索者，执奏。英宗初政，三杨当轴，减南畿孳牧黄牛四万，糖蜜、果品、腒脯、酥油、茶芽、稉糯、粟米、药材皆减省有差，撤诸处捕鱼官。即位数月，多所撙节。凡上用膳食器皿三十万七千有奇，南工部造，金龙凤白瓷诸器，饶州造，硃红膳盒诸器，营膳所造，以进宫中食物，尚膳监率乾没之。帝令备帖具书，如数还给。景帝时，从於谦言，罢真定、河间采野味、直沽海口造乾鱼内使。
天顺八年，光禄果品物料凡百二十六万八千馀斤，增旧额四之一。成化初，诏光禄寺牲口不得过十万。明年，寺臣李春请增。礼部尚书姚夔言：“正统间，鸡鹅羊豕岁费三四万。天顺以来增四倍，暴殄过多。请从前诏。”后二年，给事中陈钺言：“光禄市物，概以势取。负贩遇之，如被劫掠。夫光禄所供，昔皆足用，今不然者，宣索过额，侵渔妄费也。”大学士彭时亦言：“光禄寺委用小人买办，假公营私，民利尽为所夺。请照宣德、正统间例，斟酌供用，禁止买办。”於是减鱼果岁额十之一。弘治元年命光禄减增加供应。初，光禄俱预支官钱市物，行头吏役因而侵蚀。乃令各行先报纳而后偿价，遂有游手号为报头，假以供应为名，抑价倍取，以充私橐。御史李鸾以为言，帝命禁止。十五年，光禄卿王珩，列上内外官役酒饭及所畜禽兽料食之数，凡百二十事。乃降旨，有仍旧者，有减半者，有停止者。於是放去乾明门虎、南海子猫、西华门鹰犬、御马监山猴、西安门大鸽等，减省有差，存者减其食料。自成化时，添坐家长随八十馀员，传添汤饭中官百五十馀员。天下常贡不足於用，乃责买於京师铺户。价直不时给，市井负累。兵部尚书刘大夏因天变言之，乃裁减中官，岁省银八十余万。
武宗之世，各宫日进、月进，数倍天顺时。厨役之额，当仁宗时仅六千三百馀名，及宪宗增四之一。世宗初，减至四千一百名，岁额银撙节至十三万两。中年复增至四十万。额派不足，借支太仓。太仓又不足，乃令原供司府依数增派。於是帝疑其乾没，下礼部问状，责光禄寺具数以奏。帝复降旨诘责，乃命御史稽核月进揭帖，两月间省银二万馀两，自是岁以为常。
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贡，曰岁办。不给，则官出钱以市，曰采办。其后本折兼收，采办愈繁。於是召商置买，物价多亏，商贾匿迹。二十七年，户部言：“京师召商纳货取直，富商规避，应役者皆贫弱下户，请核实编审。”给事中罗崇奎言：“诸商所以重困者，物价贱则减，而贵则不敢增。且收纳不时，一遭风雨，遂不可用，多致赔累。既收之后，所司更代不常，不即给直，或竟沈阁。幸给直矣，官司折阅于上，番役齮龁于下，名虽平估，所得不能半。诸弊若除，商自乐赴，奚用编审。”帝虽纳其言，而仍编审如户部议。
穆宗朝，光禄少卿李键奏十事，帝乃可之，颇有所减省：停止承天香米、外域珍禽奇兽，罢宝坻鱼鲜。凡荐新之物，领於光禄寺，勿遣中官。又从太监李芳请，停徵加增细稉米、白青盐，命一依成、弘间例。御史王宗载请停加派。部议悉准原额，果品百七万八千馀斤，牲口银五万八千馀两，免加派银二万馀。未行，而神宗立，诏免之。世宗末年，岁用止十七万两，穆宗裁二万，止十五万馀，经费省约矣。万历初年，益减至十三四万，中年渐增，几三十万，而铺户之累滋甚。时中官进纳索赂，名铺垫钱，费不訾，所支不足相抵，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佥京师富户为商。令下，被佥者如赴死，重贿营免。官司蜜钩，若缉奸盗。宛平知县刘曰淑言：“京民一遇佥商，取之不遗毫发，赀本悉罄。请厚估先发，以苏民困。”御史王孟震斥其越职，曰淑自劾解官去。至熹宗时，商累益重，有输物於官终不得一钱者。
洪武时，宫禁中市物，视时估率加十钱，其损上益下如此。永乐初，斥言采五色石者，且以温州输矾困民，罢染色布。然内使之出，始於是时。工役繁兴，徵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产购之。军器之需尤无算。仁宗时，山场、园林、湖池、坑冶、果树、蜂蜜，官设守禁者，悉予民。宣宗罢闸办金银，其他纸靛、纻丝、纱罗、氁缎、香货、银硃、金箔、红花、茜草、麂皮、香蜡、药物、果品、海味、硃红戗金龙凤器物，多所罢减。副都御史弋谦言：“有司给买办物料价，十不偿一，无异空取。”帝嘉纳之，谕工部察惩。又因泰安州税课局大使郝智言，悉召还所遣官，敕自今更不许辄遣，自军器、军需外，凡买办者尽停止。然宽免之诏屡下，内使屡敕撤还，而奉行不实，宦者辄名采办，虐取於民。诛袁琦、阮巨队等十馀人，患乃稍息。英宗立，罢诸处采买及造下西洋船木，诸冗费多敕省。正统八年，以买办扰民，始令於存留钱粮内折纳，就近解两京。
先是仁宗时，令中官镇守边塞，英宗复设各省镇守，又有守备、分守，中官布列天下。及宪宗时益甚，购书采药之使，搜取珍玩，靡有孑遗。抑卖盐引，私采禽鸟，糜官帑，纳私赂，动以巨万计。太岳、太和山降真诸香，通三岁用七千斤，至是倍之。内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孝宗立，颇有减省。甘肃巡抚罗明言：“镇守、分守内外官竞尚贡献，各遣使属边卫搜方物，名曰采办，实扣军士月粮马价，或巧取番人犬马奇珍。且设膳乳诸房，佥厨役造酥油诸物。比及起运，沿途骚扰，乞悉罢之。”报可，然其后靡费渐多。至武宗任刘瑾，渔利无厌。镇守中官率贡银万计，皇店诸名不一，岁办多非土产。诸布政使来朝，各陈进贡之害，皆不省。
世宗初，内府供应减正德什九。中年以后，营建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用黄白蜡至三十馀万斤。又有召买，有折色，视正数三倍。沈香、降香、海漆诸香至十馀万斤。又分道购龙涎香，十馀年未获，使者因请海舶入澳，久乃得之。方泽、朝日坛，爵用红黄玉，求不得，购之陕西边境，遣使觅於阿丹，去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太仓之银，颇取入承运库，办金宝珍珠。於是猫儿睛、祖母碌、石绿、撤孛尼石、红剌石、北河洗石、金刚钻、朱蓝石、紫英石、甘黄玉，无所不购。穆宗承之，购珠宝益急。给事中李己、陈吾德疏谏。己下狱，吾德削籍。自是供亿浸多矣。
神宗初，内承运库太监崔敏请买金珠。张居正封还敏疏，事遂寝。久之，帝日黩货，开采之议大兴，费以钜万计，珠宝价增旧二十倍。户部尚书陈蕖言库藏已竭，宜加撙节。中旨切责。而顺天府尹以大珠鸦青购买不如旨，镌级。至於末年，内使杂出，采造益繁。内府告匮，至移济边银以供之。熹宗一听中官，采造尤夥。庄烈帝立，始务厘剔节省，而库藏已耗竭矣。
永乐中，后军都督府供柴炭，役宣府十七卫所军士采之边关。宣宗初，以边木以扼敌骑，且边军不宜他役，诏免其采伐，令岁纳银二万馀两，后府召商买纳。四年置易州山厂，命工部侍郎督之，佥北直、山东、山西民夫转运，而后府输银召商如故。
初，岁用薪止二千万馀斤。弘治中，增至四千万馀斤。转运既艰，北直、山东、山西乃悉输银以召商。正德中，用薪益多，增直三万馀两。凡收受柴炭，加耗十之三，中官辄私加数倍。逋负日积，至以三年正供补一年之耗。尚书李鐩议，令正耗相准，而主收者复私加，乃以四万斤为万斤，又有输纳浮费，民弗能堪。世宗登极，乃酌减之。隆庆六年，后府采纳艰苦，改属兵部武库司。万历中，岁计柴价银三十万两，中官得自徵比诸商，酷刑悉索，而人以惜薪司为陷阱云。
采木之役，自成祖缮治北京宫殿始。永乐四年遣尚书宋礼如四川，侍郎古朴如江西，师逵、金纯如湖广，副都御史刘观如浙江，佥都御史史仲成如山西。礼言有数大木，一夕自浮大谷达於江。天子以为神，名其山曰神木山，遣官祠祭。十年复命礼采木四川。仁宗立，已其役。宣德元年修南京天地山川坛殿宇，复命侍郎黄宗载、吴廷用采木湖广。未几，因旱灾已之。寻复采大木湖广，而谕工部酌省，未几复罢。其他处亦时采时罢。弘治时，发内帑修清宁宫，停四川采木。
正德时，采木湖广、川、贵，命侍郎刘丙督运。太监刘养劾其不中梁栋，责丙陈状，工部尚书李鐩夺俸。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户所及卫卒。二十年，宗庙灾，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於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二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於川、湖、贵州，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馀两。又遣官核诸处遣留大木。郡县有司，以迟误大工逮治褫黜非一，并河州县尤苦之。万历中，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於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馀万两，徵诸民间，较嘉靖年费更倍。而采鹰平条桥诸木於南直、浙江者，商人逋直至二十五万。科臣劾督运官迟延侵冒，不报。虚糜乾没，公私交困焉。
广东珠池，率数十年一采。宣宗时，有请令中官采东莞珠池者，系之狱。英宗始使中官监守，天顺间尝一采之。至弘治十二年，岁久珠老，得最多，费银万馀，获珠二万八千两，遂罢监守中官。正德九年又采，嘉靖五年又采，珠小而嫩，亦甚少。八年复诏采，两广巡抚林富言：“五年采珠之役，死者五十馀人，而得珠仅八十两，天下谓以人易珠。恐今日虽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给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设官监守，不过防民争夺。正德间，逆竖用事，传奉采取，流毒海滨。陛下御极，革珠池少监，未久旋复。驱无辜之民，蹈不测之险，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责以难足之数，非圣政所宜有。”皆不听。隆庆六年诏云南进宝石二万块，广东采珠八千两。神宗立，停罢。既而以太后进奉，诸王、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礼，令岁办金珠宝石。复遣中官李敬、李凤广东采珠五千一百馀两。给事中包见捷力谏，不纳。至三十二年始停采。四十一年，以指挥倪英言，复开。
明制，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苏、杭等府亦各有织染局，岁造有定数。
洪武时，置四川、山西诸行省，浙江绍兴织染局。又置蓝靛所於仪直、六合，种青蓝以供染事。未几悉罢。又罢天下有司岁织缎匹。有赏赉，给以绢帛，於后湖置局织造。永乐中，复设歙县织染局。令陕西织造驼毼。正统时，置泉州织造局。天顺四年遣中官往苏、松、杭、嘉、湖五府，於常额外，增造彩缎七千匹。工部侍郎翁世资请减之，下锦衣狱，谪衡州知府。增造坐派於此始。孝宗初立，停免苏、杭、嘉、湖、应天织造。其后复设，乃给中官盐引，鬻於淮以供费。
正德元年，尚衣监言：“内库所贮诸色纻丝、纱罗、织金、闪色，蟒龙、斗牛、飞鱼、麒麟、狮子通袖、膝襕，并胸背斗牛、飞仙、天鹿，俱天顺间所织，钦赏已尽。乞令应天、苏、杭诸府依式织造。”帝可之。乃造万七千馀匹。盖成、弘时，颁赐甚谨。自刘瑾用事，幸珰陈乞渐广，有未束发而僣冒章服者，滥赏日增。中官乞盐引、关钞无已，监督织造，威劫官吏。至世宗时，其祸未讫。即位未几，即令中官监织於南京、苏、杭、陕西。穆宗登极，诏撤中官，已而复遣。
万历七年，苏、松水灾，给事中顾九思等请取回织造内臣，帝不听。大学士张居正力陈年饥民疲，不堪催督，乃许之。未几复遣中官。居正卒，添织渐多。苏、杭、松、嘉、湖五府岁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镇、徽、宁、扬、广德诸府州分造，增万馀匹。陕西织造羊绒七万四千有奇，南直、浙江纻丝、纱罗、绫、绢帛，山西潞，皆视旧制加丈尺。二三年间，费至百万，取给户、工二部，搜括库藏，扣留军国之需。部臣科臣屡争，皆不听。末年，复令税监兼司，奸弊日滋矣。
明初设南北织染局，南京供应机房，各省直岁造供用，苏、杭织造，间行间止。自万历中，频数派造，岁至十五万匹，相沿日久，遂以为常。陕西织造绒袍，弘、正间偶行，嘉、隆时复遣，亦遂沿为常例。
烧造之事，在外临清砖厂，京师琉璃、黑窑沧厂，皆造砖瓦，以供营缮。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祭器，磁州造赵府祭器。逾年，善以罪诛，罢其役。正统元年，浮梁民进瓷器五万馀，偿以钞。禁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诸瓷器，违者罪死。宫殿告成，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王振以为有璺，遣锦衣指挥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孝宗初，撤回中官，寻复遣，弘治十五年复撤。正德末复遣。
自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馀万器。嘉靖初，遣中官督之。给事中陈皋谟言其大为民害，请罢之。帝不听。十六年新作七陵祭器。三十七年遣官之江西，造内殿醮坛瓷器三万，后添设饶州通判，专管御器厂烧造。是时营建最繁，近京及苏州皆有砖厂。隆庆时，诏江西烧造瓷器十馀万。万历十九年命造十五万九千，既而复增八万，至三十八年未毕工。自后役亦渐寝。
国家经费，莫大於禄饷。洪武九年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亲王，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花千斤，皆岁支。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缎匹，岁给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二万石，钞万贯，馀物半亲王，马料草二十匹。公主未受封者，纻丝、纱、罗各十匹，绢、冬夏布各三十匹，绵二百两；已受封，赐庄田一所，岁收粮千五百石，钞二千贯。亲王子未受封，视公主；女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锦十匹，纻丝五十匹，纱、罗减纻丝之半，绢、冬夏布各百匹，绵五百两，盐五十引，茶三百斤，马料草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钞千四百贯，其缎匹於所在亲王国造给。皇太子之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阁然后岁赐，与亲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与亲王女已嫁者同。凡亲王世子，与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县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钞五百贯，馀物半亲王女已受封者。郡王诸子年十五，各赐田六十顷，除租税为永业，其所生子世守之，后乃令止给禄米。
二十八年诏以官吏军士俸给弥广，量减诸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乃更定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以二百石递减，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百石递减，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王及仪宾八百石，县主、郡君及仪宾以二百石递减，县君、乡君及仪宾以百石递减。自后为永制。仁宗即位，增减诸王岁禄，非常典也。时郑、越、襄、荆、淮、滕、梁七王未之藩，令暂给米岁三千石，遂为例。正统十二年定王府禄米，将军自赐名受封日为始，县主、仪宾自出閤成婚日为始，於附近州县秋粮内拨给。景泰七年定郡王将军以下禄米，出閤在前，受封在后，以受封日为始；受封在前，出閤在后，以出閤日为始。
宗室有罪革爵者曰庶人。英宗初，颇给以粮。嘉靖中，月支米六石。万历中减至二石或一石。
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然天潢日繁，而民赋有限。其始禄米尽支本色，既而本钞兼支。有中半者，有本多於折者，其则不同。厥后势不能给，而冒滥转益多。奸弊百出，不可究诘。自弘治间，礼部尚书倪岳即条请节减，以宽民力。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言：“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於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为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议於朝，且谕诸王以势穷弊极，不得不通变之意。令户部会计赋额，以十年为率，通计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数。共陈善后良策，断自宸衷，以垂万世不易之规。”下部覆议，从之。至四十四年乃定宗藩条例。郡王、将军七分折钞，中尉六分折钞，郡县主、郡县乡君及仪宾八分折钞，他冒滥者多所裁减。於是诸王亦奏辞岁禄，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岁出为稍纾，而将军以下益不能自存矣。
明初，勋戚皆赐官田以代常禄。其后令还田给禄米。公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千五百石至千石，伯千石至七百石。百官之俸，自洪武初，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岁禄数，刻石官署，取给於江南官田。十三年重定内外文武官岁给禄米、俸钞之制，而杂流吏典附焉。正从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阶递减百石，皆给俸钞三百贯。正五品二百二十石，从减五十石，钞皆百五十贯。正六品百二十石，从减十石，钞皆九十贯。正从七品视从六品递减十石，钞皆六十贯。正八品七十五石，从减五石，钞皆四十五贯。正从九品视从八品递减五石，钞皆三十贯。勒之石。吏员月俸，一二品官司提控、都吏二石五斗，掾史、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吏、典一石二斗；三四品官司令史、书吏、司吏二石，承差、吏、典半之；五品官司司吏一石二斗，吏、典八斗；六品以下司吏一石；光禄寺等吏、典六斗。教官之禄，州学正月米二石五斗，县教谕、府州县训导月米二石。首领官之禄，凡内外官司提控、案牍、州吏目、县典史皆月米三石。杂职之禄，凡仓、库、关、场、司、局、铁冶、递运、批验所大使月三石，副使月二石五斗，河泊所官月米二石，闸坝官月米一石五斗。天下学校师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盐醯之属官给之。宦官俸，月米一石。
二十五年更定百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至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后为永制。
洪武时，官俸全给米，间以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成祖即位，令公、侯、伯皆全支米；文武官俸则米钞兼支，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官卑者支米十之六、八；惟九品、杂职、吏、典、知印、总小旗、军，并全支米。其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永乐二年乃命公、侯、伯视文武官吏，米钞兼支。仁宗立，官俸折钞，每石至二十五贯。宣德八年，礼部尚书胡濙掌户部，议每石减十贯，而以十分为准，七分折绢，绢一匹抵钞二百贯。少师蹇义等以为仁宗在春宫久，深悯官员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讵可违？濙不听，竟请於帝而行之，而卑官日用不赡矣。正统中，五品以上米二钞八，六品以下米三钞七。时钞价日贱，每石十五贯者已渐增至二十五贯，而户部尚书王佐复奏减为十五贯。成化二年从户部尚书马昂请，又省五贯。旧例，两京文武官折色俸，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七年从户部尚书杨鼎请，以甲字库所积之布估给，布一匹当钞二百贯。是时钞法不行，一贯仅直钱二三文，米一石折钞十贯，仅直二三十钱，而布直仅二三百钱，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则米一石仅直十四五钱。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十六年又令以三梭布折米，每匹抵三十石。其后粗阔棉布亦抵三十石，梭布极细者犹直银二两，粗布仅直三四钱而已。久之，定布一匹折银三钱。于是官员俸给凡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有三：曰月米，曰折绢米，曰折银米。月米，不问官大小，皆一石。折绢，绢一匹当银六钱。折银，六钱五分当米一石。其折色有二：曰本色钞，曰绢布折钞。本色钞十贯折米一石，后增至二十贯。绢布折钞，绢每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公侯之禄，或本折中半，或折多於本有差。文武官俸，正一品者，本色仅十之三，递增至从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武职府卫官，惟本色米折银例，每石二钱五分，与文臣异，馀并同。其三大营副将、参、游、佐员，每月米五石，巡捕营提督、参将亦如之。巡捕中军、把总官，月支口粮九斗，旗牌官半之。
天下卫所军士月粮，洪武中，令京外卫马军月支米二石，步军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军一石。城守者如数给，屯田者半之。民匠充军者八斗，牧马千户所一石，民丁编军操练者一石，江阴横海水军稍班、碇手一石五斗。阵亡病故军给丧费一石，在营病故者半之。籍没免死充军者谓之恩军。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无家口者四斗。又给军士月盐，有家口者二斤，无者一斤，在外卫所军士以钞准。永乐中，始令粮多之地，旗军月粮，八分支米，二分支钞。后山西、陕西皆然，而福建、两广、四川则米七钞三，江西则米钞中半，惟京军及中都留守司，河南、浙江、湖广军，仍全支米。已而定制，卫军有家属者，月米六斗，无者四斗五升，馀皆折钞。
凡各卫调至京操备军兼工作者，米五斗。其后增损不一，而本折则例，各镇多寡不同，不能具举。凡各镇兵饷，有屯粮，有民运，有盐引，有京运，有主兵年例，有客兵年例。屯粮者，明初，各镇皆有屯田，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民运者，屯粮不足，加以民粮。麦、米、豆、草、布、钞、花绒运给戍卒，故谓之民运，后多议折银。盐引者，召商入粟开中，商屯出粮，与军屯相表里。其后纳银运司，名存而实亡。京运，始自正统中。后屯粮、盐粮多废，而京运日益矣。主兵有常数，客兵无常数。初，各镇主兵足守其地，后渐不足，增以募兵，募兵不足，增以客兵。兵愈多，坐食愈众，而年例亦日增云。
明田税及经费出入之数，见於掌故进，皆略可考见。洪武二十六年，官民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余顷。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馀石，钱钞三万九千馀锭，绢二十八万八千馀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弘治时，官民田总六百二十二万八千馀顷。夏税，米麦四百六十二万五千馀石，钞五万六千三百馀锭，绢二十万二千馀匹；秋粮，米二千二百十六万六千馀石，钞二万一千九百馀锭。万历时，官民田总七百一万三千馀顷。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起运百九十万三千馀石，馀悉存留，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起运千三百三十六万二千馀石，馀悉存留，钞二万三千六百馀锭。屯田六十三万五千馀顷，花园仓基千九百馀所，徵粮四百五十八万四千馀石。粮草折银八万五千馀两，布五万匹，钞五万馀贯，各运司提举大小引盐二百二十二万八千馀引。
岁入之数，内承运库，慈宁、慈庆、乾清三宫子粒银四万九千馀两，金花银一百一万二千馀两，金二千两。广惠库、河西务等七钞关，钞二千九百二十八万馀贯，钱五千九百七十七万馀文。京卫屯钞五万六千馀贯。天财库、京城九门钞六十六万五千馀贯，钱二百四十三万馀文。京、通二仓，并蓟、密诸镇漕粮四百万石。京卫屯豆二万三千馀石。太仓银库，南北直隶、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派剩麦米折银二十五万七千馀两。丝绵、税丝、农桑绢折银九万馀两，绵布、苎布折银三万八千馀两。百官禄米折银二万六千馀两。马草折银三十五万三千馀两。京五草场折银六万三千馀两。各马房仓麦豆草折银二十馀万两。户口盐钞折银四万六千馀两。蓟、密、永、昌、易、辽东六镇，民运改解银八十五万三千馀两。各盐运提举馀盐、盐课、盐税银一百万三千馀两。黄白蜡折银六万八千馀两。霸、大等马房子粒银二万三千馀两。备边并新增地亩银四万五千馀两。京卫屯牧地增银万八千馀两。崇文门商税、牙税一万九千馀两，钱一万八千馀贯。张家湾商税二千馀两，钱二千八百馀贯。诸钞关折银二十二万三千馀两。泰山香税二万馀两。赃罚银十七万馀两。商税、鱼课、富户、历日、民壮、弓兵并屯折、改折月粮银十四万四千馀两。北直隶、山东、河南解各边镇麦、米、豆、草、盐钞折银八十四万二千馀两。诸杂物条目繁琐者不具载。所载岁入，但计起运京边者，而存留不与焉。
岁出之数，公、侯、驸马、伯禄米折银一万六千馀两。官吏、监生俸米四万馀石。官吏折俸绢布银四万四千馀两，钱三千三百馀贯。仓库、草场、官攒、甲斗，光禄、太常诸司及内府监局匠役本色米八万六千馀石，折色银一万三千馀两。锦衣等七十八卫所官吏、旗校、军士、匠役本色米二百一万八千馀石，折色银二十万六千馀两。官员折俸绢布银二十六万八千馀两。军士冬衣折布银八万二千馀两。五军、神枢、神机三大营将卒本色米十二万馀石，冬衣折布银二千馀两，官军防秋三月口粮四万三千馀石，营操马匹本色料二万四千馀石，草八十万馀束。巡捕营军粮七千馀石。京营、巡捕营，锦衣、腾骧诸卫马料草折银五万馀两。中都留守司，山东、河南二都司班军行粮及工役盐粮折银五万馀两。京五草场商价一万六千馀两。御马三仓象马等房，商价十四万八千馀两。
诸边及近京镇兵饷。
宣府：主兵，屯粮十三万二千馀石，折色银二万二千馀两，民运折色银七十八万七千馀两，两淮、长芦、河东盐引银十三万五千馀两，京运年例银十二万五千两；客兵，淮、芦盐引银二万六千馀两，京运年例银十七万一千两。
大同：主兵，屯粮本色七万馀石，折色银一万六千馀两，牛具银八千馀两，盐钞银一千馀两，民运本色米七千馀石，折色银四十五万六千馀两，屯田及民运本色草二百六十八万馀束，折草银二万八千馀两，淮、芦盐四万三千馀引，京运年例银二十六万九千馀两；客兵，京运银十八万一千两，淮、芦盐七万引。
山西：主兵，屯粮二万八千馀石，折色银一千馀两，草九万五千馀束，民运本色米豆二万一千馀石，折色银三十二万二千馀两，淮、浙、山东盐引银五万七千馀两，河东盐课银六万四千馀两，京运银十三万三千馀两；客兵，京运银七万三千两。
延绥：主兵，屯粮五万六千馀石，地亩银一千馀两，民运粮料九万七千馀石，折色银十九万七千馀两，屯田及民运草六万九千馀束，淮、浙盐引银六万七千馀两，京运年例银三十五万七千馀两；客兵，淮、浙盐引银二万九千馀两，京运年例银二万馀两。
宁夏：主兵，屯粮料十四万八千馀石，折色银一千馀两，地亩银一千馀两，民运本色粮千馀石，折色银十万八千馀两，屯田及民运草一百八十三万馀束，淮、浙盐引银八万一千馀两，京运年例银二万五千两；客兵，京运年例银万两。
甘肃：屯粮料二十三万二千馀石，草四百三十馀万束，折草银二千馀两，民运粮布折银二十九万四千馀两，京运银五万一千馀两，淮、浙盐引银十万二千馀两。
固原：屯粮料三十一万九千馀石，折色粮料草银四万一千馀两，地亩牛具银七千一百馀两，民运本色粮料四万五千馀石，折色粮料草布花银二十七万九千馀两，屯田及民运草二十万八千馀束，淮、浙盐引银二万五千馀两，京运银六万三千馀两，犒赏银一百九十馀两。
辽东：主兵，屯粮二十七万九千馀石，荒田粮四百馀两，民运银十五万九千馀两，两淮、山东盐引银三万九千馀两，京运年例银三十万七千馀两；客兵，京运年例银十万二千馀两。
蓟州：主兵，民运银九千馀两，漕粮五万石，京运年例银二十万六千馀两；客兵，屯粮料五万三千馀石，地亩马草折色银万六千馀两，民运银万八千馀两，山东民兵工食银五万六千两，遵化营民壮工食银四千馀两，盐引银万三千馀两，京运年例银二十万八千馀两，抚赏银一万五千两，犒军银一万三千馀两。
永平：主兵，屯粮料三万三千馀石，民运粮料二万七千馀石，折色银二万八千馀两，民壮工食银万二千馀两，京运年例银十二万二千馀两；客兵，屯草折银三千馀两，民运草三十一万一千馀束，京运银十一万九千馀两。
密云：主兵，屯粮六千馀石，地亩银二百九十两，民运银万两有奇，漕粮十万四千馀石，京运银十六万两有奇；客兵，民运银万六千馀两，民壮工食银九百馀两，漕粮五万石，京运银二十三万三千馀两。
昌平：主兵，屯粮折色银二千四百馀两，地亩银五百馀两，折草银一百馀两，民运银二万两有奇，漕粮十八万九千馀石，京运年例银九万六千馀两；客兵，京运年例银四万七千馀两。
易州：主兵，屯粮二万三千馀石，地亩银六百馀两，民运银三十万六千馀两；客兵，京运银五万九千两。
井陉：主兵，屯粮万四千馀石，地亩银八千馀两，民运本色米麦一万七千馀石，折色银四万八千馀两；客兵，京运年例银三千馀两。
他杂费不具载。
◎河渠一
○黄河上
黄河，自唐以前，皆北入海。宋熙宁中，始分趋东南，一合泗入淮，一合济入海。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元溃溢不时，至正中受害尤甚，济宁、曹、郓间，漂没千馀里。贾鲁为总制，导使南，汇淮入海。
明洪武元年决曹州双河口，入鱼台。徐达方北征，乃开塌场口，引河入泗以济运，而徙曹州治於安陵。塌场者，济宁以西、耐牢坡以南直抵鱼台南阳道也。八年，河决开封太黄寺堤。诏河南参政安然发民夫三万人塞之。十四年决原武、祥符、中牟，有司请兴筑。帝以为天灾，令护旧堤而已。十五年春，决朝邑。七月决荥泽、阳武。十七年决开封东月堤，自陈桥至陈留横流数十里。又决杞县，入巴河。遣官塞河，蠲被灾租税。二十二年，河没仪封，徙其治於白楼村。二十三年春，决归德州东南凤池口，迳夏邑、永城。发兴武等十卫士卒，与归德民并力筑之。罪有司不以闻者。其秋，决开封西华诸县，漂没民舍。遣使振万五千七百馀户。二十四年四月，河水暴溢，决原武黑洋山，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东南由陈州、项城、太和、颍州、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於淮。而贾鲁河故道遂淤。又由旧曹州、郓城两河口漫东平之安山，元会通河亦淤。明年复决阳武，汜陈州、中牟、原武、封丘、祥符、兰阳、陈留、通许、太康、扶沟、杞十一州县，有司具图以闻。发民丁及安吉等十七卫军士修筑。其冬大寒，役遂罢。三十年八月决开封，城三面受水。诏改作仓库於荥阳高阜，以备不虞。冬，蔡河徙陈州。先是，河决，由开封北东行，至是下流淤，又决而之南。
永乐三年，河决温县堤四十丈，济、涝二水交溢，淹民田四十馀里，命修堤防。四年修阳武黄河决岸。八年伙，河决开封，坏城二百馀丈，民被患者万四千馀户，没田七千五百馀顷。帝以国家藩屏地，特遣侍郎张信往视。信言：“祥符鱼王口至中滦下二十馀里，有旧黄河岸，与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使循故道，则水势可杀。”因绘图以进。时尚书宋礼、侍郎金纯方开会通河。帝乃发民丁十万，命兴安伯徐亨、侍郎蒋廷瓒偕纯相治，并令礼总其役。九年七月，河复故道，自封丘金龙口，下鱼台塌场，会汶水，经徐、吕二洪南入於淮。是时，会通河已开，黄河与之合，漕道大通，遂议罢海运，而河南水患亦稍息。已而决阳武中盐堤，漫中牟、祥符、尉氏。工部主事兰芳按视，言：“堤当急流之冲，夏秋泛涨，势不可骤杀。宜卷土树椿以资捍御，无令重为民患而已。”又言：“中滦导河分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诚万世利。但缘河堤埽，止用蒲绳泥草，不能持久。宜编木为囤，填石其中，则水可杀，堤可固。”诏皆从其议。十四年决开封州县十四，经怀远，由涡河入於淮。二十年，工部以开封土城堤数溃，请浚其东故道。报可。
宣德元年霪雨，溢开封州县十。三年，以河患，徙灵州千户所於城东。六年从河南布政使言，浚祥符抵仪封黄陵冈淤道四百五十里。是时，金龙口渐淤，而河复屡溢开封。十年从御史李懋言，浚金龙口。
正统二年筑阳武、原武、荥泽决岸。又决濮州、范县。三年，河复决阳武及邳州，灌鱼台、金乡、嘉祥。越数年，又决金龙口、阳谷堤及张家黑龙庙口，而徐、吕二洪亦渐浅，太黄寺巴河分水处，水脉微细。十三年方从都督同知武兴言，发卒疏浚。而陈留水夏涨，决金村堤及黑潭南岸。筑垂竣，复决。其秋，新乡八柳树口亦决，漫曹、濮，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坏运道，东入海。徐、吕二洪遂浅涩。命工部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永和至山东，修沙湾未成，以冬寒停役。且言河决自卫辉，宜敕河南守臣修塞。帝切责之，令山东三司筑沙湾，趣永和塞河南八柳树，疏金龙口，使河由故道。明年正月，河复决聊城。至三月，永和浚黑洋山西湾，引其水由太黄寺以资运河。修筑沙湾堤大半，而不敢尽塞，置分水闸，设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且设分水闸二空於沙湾西岸，以泄上流，而请停八柳树工。从之。是时，河势方横溢，而分流大清，不耑向徐、吕。徐、吕益胶浅，且自临清以南，运道艰阻。
景泰二年特敕山东、河南巡抚都御史洪英、王暹协力合治，务令水归漕河。暹言：“黄河自陕州以西，有山峡，不能为害；陕州以东，则地势平缓，水易泛溢，故为害甚多。洪武二十四年改流，从汴梁北五里许，由凤阳入淮者为大黄河。其支流出徐州以南者为小黄河，以通漕运。自正统十三年以来，河复故道，从黑洋山后径趋沙湾入海明，但存小黄河从徐州出。岸高水低，随浚随塞，以是徐州之南不得饱水。臣自黑洋山东南抵徐州，督河南三司疏浚。临清以南，请以责英。”未几，给事中张文质劾暹、英治水无绩，请引塌场水济徐、吕二洪，浚潘家渡以北支流，杀沙湾水势。且开沙湾浮桥以西河口，筑闸引水，以灌临清，而别命官以责其成。诏不允，仍命暹、英调度。
时议者谓：“沙湾以南地高，水不得南入运河。请引耐牢坡水以灌运，而勿使经沙湾，别开河以避其冲决之势。”或又言：“引耐牢坡水南去，则自此以北枯涩矣。”甚者言：“沙湾水湍急，石铁沉下若羽，非人力可为。宜设齐醮符咒以禳之。”帝心甚忧念，命工部尚书石璞往治，而加河神封号。
璞至，浚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湾决口如故。乃命中官黎贤、阮洛，御史彭谊协治。璞等筑石堤於沙湾，以御决河，开月河二，引水以益运河，且杀其决势。三年五月，河流渐微细，沙湾堤始成。乃加璞太子太保，而於黑洋山、沙湾建河神二新庙，岁春秋二祭。六月，大雨浃旬，复决沙湾北岸，掣运河之水以东，近河地皆没。命英督有司修筑。复敕中官黎贤、武艮，工部侍郎赵荣往治。四年正月，河复决新塞口之南，诏复加河神封号。至四月，决口乃塞。五月，大雷雨，复决沙湾北岸，掣运河水入盐河，漕舟尽阻。帝复命璞往。乃凿一河，长三里，以避决口，上下通运河，而决口亦筑坝截之，令新河、运河俱可行舟。工毕奏闻。帝恐不能久，令璞且留处置，而命谕德徐有贞为佥都御史耑治沙湾。
时河南水患方甚，原武、西华皆迁县治以避水。巡抚暹言：“黄河旧从开封北转流东南入淮，不为害。自正统十三年改流为二。一自新乡入柳树，由故道东经延津、封丘入沙湾。一决荥泽，漫流原武，抵祥符、扶沟、通许、洧川、尉氏、临颍、郾城、陈州、商水、西华、项城、太康。没田数十万顷，而开封患特甚。虽尝筑大小堤於城西，皆三十馀里，然沙土易坏，随筑随决，小堤已没，大堤复坏其半。请起军民夫协筑，以防后患。”帝可其奏。太仆少卿黄仕儁亦言：“河分两派，一自荥泽南流入项城，一自新乡八柳树北流，入张秋会通河，并经六七州县，约二千馀里。民皆荡析离居，而有司犹徵其税。乞敕所司覆视免徵。”帝亦可其奏。巡抚河南御史张澜又言：“原武黄河东岸尝开二河，合黑洋山旧河道引水济徐、吕。今河改决而北，二河淤塞不通，恐徐、吕乏水，必妨漕运，黑洋山北，河流稍纡回，请因决口改挑一河以接旧道，灌徐、吕。”帝亦从之。
有贞至沙湾，上治河三策：“一置水闸门。臣闻水之性可使通流，不可使堙塞。禹凿龙门，辟伊阙，为疏导计也。故汉武堙瓠子终弗成功，汉明疏汴河逾年著绩。今谈治水者甚众，独乐浪王景所述制水门之法可取。盖沙湾地土皆沙，易致坍决，故作坝作闸皆非善计。请依景法损益其间，置闸门於水，而实其底，令高常水五尺。小则拘之以济运，大则疏之使趋海，则有通流之利，无堙塞之患矣。一开分水河。凡水势大者宜分，小者宜合。今黄河势大恒冲决，运河势小恒乾浅，必分黄水合运河，则有利无害。请度黄河可分之地，开广济河一道，下穿濮阳、博陵及旧沙河二十馀里，上连东、西影塘及小岭等地又数十里，其内则有古大金堤可倚以为固，其外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为泄。至新置二闸亦颇坚牢，可以宣节，使黄河水大不至泛溢为害，小亦不至乾浅以阻漕运。”其一挑深运河。帝谕有贞，如其议行之。
有贞乃逾济、汶，沿卫、沁，循大河，道濮、范，相度地形水势，上言：“河自雍而豫，出险固而之夷斥，水势既肆。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湾之东，所谓大洪口者，适当其冲，於是决焉，而夺济、汶入海之路以去。诸水从之而泄，堤以溃，渠以淤，涝则溢，旱则涸，漕道由此阻。然骤而堰之，则溃者益溃，淤者益淤。今请先疏其水，水势平乃治其决，决止乃浚其淤。”於是设渠以疏之，起张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阳泺，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寿张之沙河，又八里至东、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岭湾，又三里至李鞬，凡五十里。由李鞬而上二十里至竹口莲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潴潭，乃逾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数百里，经澶渊以接河、沁，筑九堰以御河流旁出者，长各万丈，实之石而键以铁。六年七月，功成，赐渠名广济。沙湾之决垂十年，至是始塞。亦会黄河南流入淮，有贞乃克奏功。凡费木铁竹石累数万，夫五万八千有奇，工五百五十馀日。自此河水北出济漕，而阿、鄄、曹、郓间田出沮洳者，百数十万顷。乃浚漕渠，由沙湾北至临清，南抵济宁，复建八闸於东昌，用王景制水门法以平水道，而山东河患息矣。
七年夏，河南大雨，河决开封、河南、彰德。其秋，畿辅、山东大雨，诸水并溢，高地丈馀，堤岸多冲决。仍敕有贞修筑。未几，事竣，还京入见。奖劳甚至，擢副都御史。
天顺元年修祥符护城大堤。五年七月，河决汴梁土城，又决砖城，城中水丈馀，坏官民舍过半。周王府宫人及诸守土官皆乘舟筏以避，军民溺死无算。襄城亦决县城。命工部侍郎薛远往视，恤灾户、蠲田租，公廨民居以次修理。明年二月，开祥符曹家溜，河势稍平。
七年春，河南布政司照磨金景辉考满至京，上言：“国初，黄河在封丘，后徙康王马头，去城北三十里，复有二支河：一由沙门注运河，一由金龙口达徐、吕入海。正统戊辰，决荥泽，转趋城南，并流入淮，旧河、支河俱堙，漕河因而浅涩。景泰癸酉，因水迫城，筑堤四十里，劳费过甚，而水发辄溃，然尚未至决城壕为人害也。至天顺辛巳，水暴至，土城砖城并圮，七郡财力所筑之堤，俱委诸无用，人心惶惶，未知所底。夫河不循故道，并流入淮，是为妄行。今急宜疏导以杀其势。若止委之一淮，而以堤防为长策，恐开封终为鱼鳖之区。乞敕部檄所司，先疏金龙口宽阔以接漕河，然后相度旧河或别求泄水之地，挑浚以平水患，为经久计。”命如其说行之。
成化七年命王恕为工部侍郎，奉敕总理河道。总河侍郎之设，自恕始也。时黄河不为患，恕耑力漕河而已。
十四年，河决开封，坏护城堤五十丈。巡抚河南都御史李衍言：“河南累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开封西南新城地，下抵梁家浅旧河口七里壅塞，以泄杏花营上流。又自八角河口直抵南顿，分导散漫，以免祥符、鄢陵、睢、陈、归德之灾。乃敕衍酌行之。明年正月迁荥泽县治以避水，而开封堤不久即塞。
弘治二年五月，河决开封及金龙口，入张秋运河，又决埽头五所入沁。郡邑多被害，汴梁尤甚，议者至请迁开封城以避其患。布政司徐恪持不可，乃止。命所司大发卒筑之。九月命白昂为户部侍郎，修治河道，赐以特敕，令会山东、河南、北直隶三巡抚，自上源决口至运河，相机修筑。
三年正月，昂上言：“臣自淮河相度水势，抵河南中牟等县，见上源决口，水入南岸者十三，入北岸者十七。南决者，自中牟杨桥至祥符界析为二支：一经尉氏等县，合颍水，下涂山，入於淮；一经通许等县，入涡河，下荆山，入於淮。又一支自归德州通凤阳之亳县，亦合涡河入於淮。
北决者，自原武经阳武、祥符、封丘、兰阳、仪封、考城，其一支决入金龙等口，至山东曹州，冲入张秋漕河。去冬，水消沙积，决口已淤，因并为一大支，由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大势也。合颍、涡二水入淮者，各有滩碛，水脉颇微，宜疏浚以杀河势。合沁水入徐者，则以河道浅隘不能受，方有漂没之虞。况上流金龙诸口虽暂淤，久将复决，宜於北流所经七县，筑为堤岸，以卫张秋。但原敕治山东、河南、北直隶，而南直隶淮、徐境，实河所经行要地，尚无所统。”於是并以命昂。
昂举郎中娄性协治，乃役夫二十五万，筑阳武长堤，以防张秋。引中牟决河出荥泽阳桥以达淮，浚宿州古汴河以入泗，又浚睢河自归德饮马池，经符离桥至宿迁以会漕河，上筑长堤，下修减水闸。又疏月河十馀以泄水，塞决口三十六，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达海。水患稍宁。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复於鱼台、德州、吴桥修古长堤；又自东平北至兴济凿小河十二道，入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入海。河口各建石堰，以时启闭。盖南北分治，而东南则以疏为主云。
六年二月以刘大夏为副都御史，治张秋决河。先是，河决张秋戴家庙，掣漕河与汶水合而北行，遣工部侍郎陈政督治。政言：“河之故道有二：一在荥泽孙家渡口，经朱仙镇直抵陈州；一在归德州饮马池，与亳州地相属。旧俱入淮，今已淤塞，因致上流冲激，势尽北趋。自祥符孙家口、杨家口、车船口，兰阳铜瓦厢决为数道，俱入运河。於是张秋上下势甚危急，自堂邑至济宁堤岸多崩圮，而戴家庙减水闸浅隘不能泄水，亦有冲决。请浚旧河以杀上流之势，塞决河以防下流之患。”政方渐次修举，未几卒官。帝深以为忧，命廷臣会荐才识堪任者。佥举大夏，遂赐敕以往。
十二月，巡按河南御史涂升言：“黄河为患，南决病河南，北决病山东。昔汉决酸枣，复决瓠子；宋决馆陶，复决澶州；元决汴梁，复决蒲口。然汉都关中，宋都大梁，河决为患，不过濒河数郡而已。今京师专藉会通河岁漕粟数百万石，河决而北，则大为漕忧。臣博采与论，治河之策有四：
“一曰疏浚。荥、郑之东，五河之西，饮马、白露等河皆黄河由涡入淮之故道。其后南流日久，或河口以淤高不泄，或河身狭隘难容，水势无所分杀，遂泛滥北决。今惟丽上流东南之故道，相度疏浚，则正流归道，馀波就壑，下流无奔溃之害，北岸无冲决之患矣。二曰扼塞。既杀水势於东南，必须筑堤岸於西北。黄陵冈上下旧堤缺坏，当度下流东北形势，去水远近，补筑无遗，排障百川悉归东南，由淮入海，则张秋无患，而漕河可保矣。”三曰用人，荐河南佥事张鼐。四曰久任，则请专信大夏，且於归德或东昌建公廨，令居中裁决也。帝以为然。
七年五月命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往同大夏共治张秋。十二月筑塞张秋决口工成。初，河流湍悍，决口阔九十馀丈，大夏行视之，曰：“是下流未可治，当治上流。”於是即决口西南开越河三里许，使粮运可济，乃浚仪封黄陵冈南贾鲁旧河四十馀里，由曹出徐，以杀水势。又浚孙家渡口，别凿新河七十馀里，导使南行，由中牟、颍川东入淮。又浚祥符四府营淤河，由陈留至归德分为二。一由宿迁小河口，一由亳涡河，俱会於淮。然后沿张秋两岸，东西筑台，立表贯索，联巨舰穴而窒之，实以土。至决口，去窒沉舰，压以大埽，且合且决，随决随筑，连昼夜不息。决既塞，缭以石堤，隐若长虹，功乃成。帝遣行人赍羊酒往劳之，改张秋名为安平镇。
大夏等言：“安平镇决口已塞，河下流北入东昌、临清至天津入海，运道已通，然必筑黄陵冈河口，导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为运道久安之计。”廷议如其言。乃以八年正月筑塞黄陵冈及荆隆等口七处，旬有五日而毕。盖黄陵冈居安平镇之上流，其广九十馀丈，荆隆等口又居黄陵冈之上流，其广四百三十馀丈。河流至此宽漫奔放，皆喉襟重地。诸口既塞，於是上流河势复归兰阳、考城，分流迳徐州、归德、宿迁，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於海，南流故道以复。而大名府之长堤，起胙城，历滑县、长垣、东明、曹州、曹县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其西南荆隆等口新堤起于家店，历铜瓦厢、东桥抵小宋集，凡百六十里。大小二堤相翼，而石坝俱培筑坚厚，溃决之患於是息矣。帝以黄陵冈河口功成，敕建黄河神祠以镇之，赐额曰昭应。其秋，召大夏等还京。荆隆即金龙也。
十一年，河决归德。管河工部员外郎谢缉言：黄河一支，先自徐州城东小浮桥流入漕河，南抵邳州、宿迁。今黄河上流於归德州小坝子等处冲决，与黄河别支会流，经宿州、睢宁，由宿迁小河口流入漕河。於是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渐细，河道浅阻。且徐、吕二洪，惟赖沁水接济，自沁源、河内、归德至徐州小浮桥流出，虽与黄河异源，而比年河、沁之流合而为一。今黄河自归德南决，恐牵引沁水俱往南流，则徐、吕二洪必至浅阻。请亟塞归德决口，遏黄水入徐以济漕，而挑沁水之淤，使入徐以济徐、吕，则水深广而漕便利矣。”帝从其请。
未几，河南管河副使张鼐言：“臣尝请修筑侯家潭口决河，以济徐、吕二洪。今自六月以来，河流四溢，潭口决啮弥深，工费浩大，卒难成功。臣尝行视水势，荆隆口堤内旧河通贾鲁河，由丁家道口下徐、淮，其迹尚在。若於上源武陟木栾店别凿一渠，下接荆隆口旧河，俟河流南迁，则引之入渠，庶沛然之势可接二洪，而粮运无所阻矣。”帝为下其议於总漕都御史李蕙。
越二岁，兖州知府龚弘上言：’副使鼐见河势南行，欲自荆隆口分沁水入贾鲁河，又自归德西王牌口上下分水亦入贾鲁河，俱由丁家道口入徐州。但今秋水从王牌口东行，不由丁家口而南，顾逆流东北至黄陵冈，又自曹县入单，南连虞城。乞令守臣亟建疏浚修筑之策。”於是河南巡抚都御史郑龄言：“徐、吕二洪藉河、沁二水合流东下，以相接济。今丁家道口上下河决堤岸者十有二处，共阔三百馀丈，而河淤三十馀里。上源奔放，则曹、单受害，而安平可虞；下流散溢，则萧、砀被患，而漕流有阻。浚筑诚急务也。”部覆从之，乃修丁家口上下堤岸。
初，黄河自原武、荥阳分而为三：一自亳州、凤阳至清河口，通淮入海；一自归德州过丁家道口，抵徐州小浮桥；一自洼泥河过黄陵冈，亦抵徐州小浮桥，即贾鲁河也。迨河决黄陵冈，犯张秋，北流夺漕，刘大夏往塞之，仍出清河口。十八年，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桥。四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县飞云桥，俱入漕河。
是时，南河故道淤塞，水惟北趋，单、丰之间河窄水溢，决黄陵冈、尚家等口，曹、单田庐多没，至围丰县城郭，两岸阔百馀里。督漕及山东镇巡官恐经钜野、阳谷故道，则夺济宁、安平运河，各陈所见以请。议未定。明年九月，河复冲黄陵冈，入贾鲁河，泛溢横流，直抵丰、沛。御史林茂达亦以北决安平镇为虞，而请浚仪封、考城上流故道，引河南流以分其势，然后塞决口，筑故堤。
工部侍郎崔岩奉命修理黄河，浚祥符董盆口、荥泽孙家渡，又浚贾鲁河及亳州故河各数十里，且筑长垣诸县决口及曹县外堤、梁靖决口。功未就而骤雨，堤溃。岩上疏言：“河势冲荡益甚，且流入王子河，亦河故道，若非上流多杀水势，决口恐难卒塞。莫若於曹、单、丰、沛增筑堤防，毋令北徙，庶可护漕。”且请别命大臣知水利者共议。於是帝责岩治河无方，而以侍郎李堂代之。堂言：“兰阳、仪封、考城故道淤塞，故河流俱入贾鲁河，经黄陵冈至曹县，决梁靖、杨家二口。侍郎岩亦尝修浚，缘地高河淀，随浚随淤，水杀不多，而决口又难筑塞。今观梁靖以下地势最卑，故众流奔注成河，直抵沛县，藉令其口筑成，而容受全流无地，必致回激黄陵冈堤岸，而运道妨矣。至河流故道，堙者不可复疏，请起大名三春柳至沛县飞云桥，筑堤三百馀里，以障河北徙。”从之。六年二月，功未竣，堂言：“陈桥集、铜瓦厢俱应增筑，请设副使一人耑理。”会河南盗起，召堂还京，命姑已其不急者。遂委其事於副使，而堤役由此罢。
八年六月，河复决黄陵冈。部议以其地界大名、山东、河南，守土官事权不一，请耑遣重臣，乃命管河副都御史刘恺兼理其事。恺奏，率众祭告河神，越二日，河已南徙。尚书李鐩因请祭河，且赐恺羊酒。恺於治河束手无策，特归功於神。曹、单间被害日甚。
世宗初，总河副都御史龚弘言：“黄河自正德初载，变迁不常，日渐北徙。大河之水合成一派，归入黄陵冈前乃折而南，出徐州以入运河。黄陵岁初筑三埽，先已决去其二，惧山、陕诸水横发，加以霖潦，决而趋张秋，复由故道入海。臣尝筑堤，起长垣，由黄陵冈抵山东杨家口，延袤二百馀里。今拟距堤十里许再筑一堤，延袤高广如之。即河水溢旧堤，流至十里外，性缓势平，可无大决。”从之。自黄陵冈决，开封以南无河患，而河北徐、沛诸州县河徙不常。
嘉靖五年，督漕都御史高友玑请浚山东贾鲁河、河南鸳鸯口，分泄水势，毋偏害一方。部议恐害山东、河南，不允。其冬，以章拯为工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治河。
先是，大学士费宏言：“河入汴梁以东分为三支，虽有冲决，可无大害。正德末，涡河等河日就淤浅，黄河大股南趋之势既无所杀，乃从兰阳、考城、曹、濮奔赴沛县飞云桥及徐州之溜沟，悉入漕河，泛溢弥漫，此前数年河患也。近者，沙河至沛县浮沙涌塞，官民舟楫悉取道昭阳湖。春夏之交，湖面浅涸，运道必阻，涡河等河必宜亟浚。”御史戴金言：“黄河入淮之道有三：自中牟至荆山合长淮曰涡河；自开封经葛冈小坝、丁家道口、马牧集鸳鸯口至徐州小浮桥口曰汴河；自小坝经归德城南饮马池抵文家集，经夏邑至宿迁曰白河。弘治间，涡、白上源堙塞，而徐州独受其害。宜自小坝至宿迁小河并贾鲁河、鸳鸯口、文家集壅塞之处，尽行疏通，则趋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杀矣。”御史刘栾言：“曹县梁靖口南岸，旧有贾鲁河，南至武家口十三里，黄沙淤平，必宜开浚。武家口下至马牧集鸳鸯口百十七里，即小黄河旧通徐州故道，水尚不涸，亦宜疏通。”督漕总兵官杨宏亦请疏归德小坝、丁家道口、亳州涡河、宿迁小河。友玑及拯亦屡以为言。俱下工部议，以为浚贾鲁故道，开涡河上源，功大难成，未可轻举，但议筑堤障水，俾入正河而已。
是年，黄河上流骤溢，东北至沛县庙道口，截运河，注鸡鸣台口，入昭阳湖。汶、泗南下之水从而东，而河之出飞云桥者漫而北，淤数十里，河水没丰县，徙治避之。
明年，拯言：“荥泽北孙家渡、兰阳北赵皮寨，皆可引水南流，但二河通涡，东入淮，又东至凤阳长淮卫，经寿春王诸园寝，为患叵测。惟宁陵北坌河一道，通饮马池，抵文家集，又经夏邑至宿州符离桥，出宿迁小河口，自赵皮寨至文家集，凡二百馀里，浚而通之，水势易杀，而园寝无患。”乃为图说以闻。命刻期举工。而河决曹、单、城武杨家、梁靖二口、吴士举庄，冲入鸡鸣台，夺运河，沛地淤填七八里，粮艘阻不进。御史吴仲以闻，因劾拯不能办河事，乞择能者往代。其冬，以盛应期为总督河道右都御史。
是时，光禄少卿黄绾、詹事霍韬、左都御史胡世宁、兵部尚书李承勋各献治河之议。绾言：“漕河资山东泉水，不必资黄河，莫若浚兖、冀间两高中低之地，道河使北，至直沽入海。”
韬言：“议者欲引河自兰阳注宿迁。夫水溢徐、沛，犹有二洪为之束捍，东北诸山亘列如垣，有所底极，若道兰阳，则归德、凤阳平地千里，河势奔放，数郡皆壑，患不独徐、沛矣。按卫河自卫辉汲县至天津入海，犹古黄河也。今宜於河阴、原武、怀、孟间，审视地形，引河水注於卫河，至临清、天津，则徐、沛水势可杀其半。且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封丘北，陆运百八十里至淇门，入御河达京师。御河即卫河也。今导河注卫，冬春溯卫河沿临清至天津，夏秋则由徐、沛，此一举而运道两得也。”
世宁言：“河自汴以来，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荥泽，经中牟、陈、颍，至寿州入淮；一出汴城东祥符，经陈留、亳州，至怀远入淮。其东南一道自归德、宿州，经虹县、睢宁，至宿迁出其东，分五道：一自长垣、曹、郓至阳谷出；一自曹州双河口至鱼台塌场口出；一自仪封、归德至徐州小浮桥出；一自沛县南飞云桥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沟出。六道皆入漕河，而南会於淮。今诸道皆塞，惟沛县一道仅存。合流则水势既大，河身亦狭不能容，故溢出为患。近又漫入昭阳湖，以致流缓沙壅。宜因故道而分其势，汴西则浚孙家渡抵寿州以杀上流，汴东南出怀远、宿迁及正东小浮桥、溜沟诸道，各宜择其利便者，开浚一道，以泄下流。或修武城南废堤，抵丰、单接沛北庙道口，以防北流。此皆治河急务也。至为运道计，则当於湖东滕、沛、鱼台、邹县间独山、新安社地别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过百馀里。厚筑西岸以为湖障，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为河流散漫之区，乃上策也。”
承勋言：“黄河入运支流有六。自涡河源塞，则北出小黄河、溜沟等处，不数年诸处皆塞，北并出飞云桥，於是丰、沛受患，而金沟运道遂淤。然幸东面皆山，犹有所障，故昭阳湖得通舟。若益徙而北，则径奔入海，安平镇故道可虑，单县、谷亭百万生灵之命可虞。又益北，则自济宁至临清运道诸水俱相随入海，运何由通？臣愚以为相六道分流之势，导引使南，可免冲决，此下流不可不疏浚也。欲保丰、沛、单县、谷亭之民，必因旧堤筑之，堤其西北使毋溢出，此上流不可不堤防也。”
其论昭阳湖东引水为运道，与世宁同。乃下总督大臣会议。
七年正月，应期奏上，如世宁策，请於昭阳湖东改为运河。会河决，於庙道口三十馀里，乃别遣官浚赵皮寨，孙家渡，南、北溜沟以杀上流，堤武城迤西至沛县南，以防北溃。会旱灾修省，言者请罢新河之役，乃召应期还京，以工部侍郎潘希曾代。希曾抵官，言：“迩因赵皮寨开浚未通，疏孙家渡口以杀河势，请敕河南巡抚潘埙督管河副使，刻期成功。”帝从其奏。希曾又言：“漕渠庙道口以下忽淤数十里者，由决河西来横冲口上，并掣闸河之水东入昭阳湖，致闸水不南，而飞云桥之水时复北漫故也。今宜於济、沛间加筑东堤，以遏入湖之路，更筑西堤以防黄河之冲，则水不散缓，而庙道口可永无淤塞之虞。”帝亦从之。
八年六月，单、丰、沛三县长堤成。九年五月，孙家渡河堤成。逾月，河决曹县。一自胡村寺东，东南至贾家坝入古黄河，由丁家道口至小浮桥入运河。一自胡村寺东北，分二支：一东南经虞城至砀山，合古黄河出徐州；一东北经单县长堤抵鱼台，漫为坡水，傍谷亭入运河。单、丰、沛三县长堤障之，不为害。希曾上言：“黄由归德至徐入漕，故道也。永乐间，浚开封支河达鱼台入漕以济浅。自弘治时，黄河改由单、丰出沛之飞云桥，而归德故道始塞，鱼台支河亦塞。今全河复其故道，则患害已远，支流达於鱼台，则浅涸无虞，此漕运之利，国家之福也。”帝悦，下所司知之，乃召希曾还京。自是，丰、沛渐无患，而鱼台数溢。
十一年，总河佥都御史戴时宗请委鱼台为受水之地，言：“河东北岸与运道邻，惟西南流者，一由孙家渡出寿州，一由涡河口出怀远，一由赵皮寨出桃源，一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桥。往年四道俱塞，全河南奔，故丰、沛、曹、单、鱼台以次受害。今患独钟於鱼台，宜弃以受水，因而道之，使入昭阳湖，过新开河，出留城、金沟、境山，乃易为力。至塞河四道，惟涡河经祖陵，未敢轻举，其三支河颇存故迹，宜乘鱼台壅塞，令开封河夫卷埽填堤，逼使河水分流，则鱼台水势渐减，俟水落毕工，并前三河共为四道，以分泄之，河患可已。”
明年，都御史朱裳代时宗，条上治河二事，大略言：“三大支河宜开如时宗计，而请塞梁靖口迤东由鱼台入运河之岔口，以捍黄河，则谷亭镇迤南二百馀里淤者可浚，是谓塞黄河之口以开运河。黄河自谷亭转入运河，顺流而南，二日抵徐州，徐州逆流而北，四日乃抵谷亭，黄水之利莫大於此。恐河流北趋，或由鱼台、金乡、济宁漫安平镇，则运河堤岸冲决；或三支一有壅淤，则谷亭南运河亦且冲决。宜缮筑堤岸，束黄入运，是谓借黄河之水以资运河。”诏裳相度处置。
十三年正月，裳复言：
“今梁靖口、赵皮寨已通，孙家渡方浚。惟涡河一支，因赵皮寨下流睢州野鸡冈淤正河五十馀里，漫於平地，注入涡河。宜挑浚深广，引导漫水归入正河，而於睢州张见口筑长堤至归德郭村，凡百馀里，以防泛溢。更时疏梁靖口下流，且挑仪封月河入之，达於小浮桥，则北岸水势杀矣。
夫河过鱼台，其流渐北，将有越济宁、趋安平、东入於海之渐。尝议塞岔河之口以安运河，而水势汹涌，恐难遽塞。塞亦不能无横决，黄陵冈、李居庄诸处不能无患。徐州迤上至鲁桥泥沙停滞，山东诸泉水微，运道必涩。请创筑城武至济宁缕水大堤百五十馀里，以防北溢。而自鲁桥至沛县东堤百五十馀里修筑坚厚，固之以石。自鱼台至谷亭开通淤河，引水入漕，以杀鱼台、城武之患，此顺水之性不与水争地者也。
孙家渡、涡河二支俱出怀远，会淮流至凤阳，经皇陵及寿春王陵至泗州，经祖陵。皇陵地高无虑，祖陵则三面距河，寿春王陵尤迫近。祖陵宜筑土堤，寿春王陵宜砌石岸，然事体重大，不敢轻举也。清江浦口正当黄、淮会合之冲，二河水涨漫入河口，以致淤塞滞运，宜浚深广。而又筑堤以防水涨，筑坝以护行舟，皆不可缓。往时淮水独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东上下又有涧河、马逻诸港以分水入海。今黄河汇入於淮，水势已非其旧，而诸港套俱已堙塞，不能速泄，下壅上溢，梗塞运道。宜将沟港次第开浚，海口套沙，多置龙爪船往来爬荡，以广入海之路，此所谓杀其下流者也。
河出鱼台虽借以利漕，然未有数十年不变者也。一旦他徙，则徐、沛必涸。宜大浚山东诸泉以汇於汶河，则徐、沛之渠不患乾涸，虽岔河口塞亦无虞矣。”工部覆如其议，帝允行之。未几，裳忧去，命刘天和为总河副都御史代裳。
是岁，河决赵皮寨入淮，谷亭流绝，庙道口复淤。天和役夫十四万浚之。已而河忽自夏邑大丘、回村等集冲数口，转向东北，流经萧县，下徐州小浮桥。天和言：“黄河自鱼、沛入漕河，运舟通利者数十年，而淤塞河道、废坏闸座、阻隔泉流、冲广河身，为害亦大。今黄河既改冲从虞城、萧、砀，下小浮桥，而榆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运者，俱淤塞断流，利去而害独存。宜浚鲁桥至徐州二百馀里之淤塞。”制可。
十四年从天和言，自曹县梁靖口东岔河口筑压口缕水堤，复筑曹县八里湾至单县侯家林长堤各一道。是年冬，天和条上治河数事，中言：“鲁桥至沛县东堤，旧议筑石以御横流，今黄河既南徙，可不必筑。孙家渡自正统时全河从此南徙，弘治间淤塞，屡开屡淤，卒不能通。今赵皮寨河日渐冲广，若再开渡口，并入涡河，不惟二洪水涩，恐亦有陵寝之虞，宜仍其旧勿治。旧议祥符盘石、兰阳铜瓦厢、考城蔡家口各添筑月堤。臣以为黄河之当防者惟北岸为重，当择其去河远者大堤中堤各一道，修补完筑，使北岸七八百里间联属高厚，则前勘应筑诸堤举在其中，皆可罢不筑。”帝亦从之。
十五年，督漕都御史周金言：“自嘉靖六年后，河流益南，其一由涡河直下长淮，而梁靖口、赵皮寨二支各入清河，汇於新庄闸，遂灌里河。水退沙存，日就淤塞。故老皆言河自汴来本浊，而涡、淮、泗清，新庄闸正当二水之口，河、淮既合，昔之为沛县患者，今移淮安矣。因请於新庄更置一渠，立闸以资蓄泄。”从之。
十六年冬从总河副都御史于湛言，开地丘店、野鸡冈诸口上流四十馀里，由桃源集、丁家道口入旧黄河，截涡河水入河济洪。十八年，总河都御史胡缵宗开考城孙继口、孙禄口黄河支流，以杀归、睢水患，且灌徐、吕，因於二口筑长堤，及修筑马牧集决口。
二十年五月命兵部侍郎王以旂督理河道，协总河副都御史郭持平计议。先一岁，黄河南徙，决野鸡冈，由涡河经亳州入淮，旧决口俱塞。其由孙继口及考城至丁家道口，虞城入徐、吕者，亦仅十之二。持平久治弗效，降俸戴罪。以旂至，上言：“国初，漕河惟通诸泉及汶、泗，黄河势猛水浊，迁徙不常，故徐有贞、白昂、刘大夏力排之，不资以济运也。今幸黄河南徙，诸闸复旧，宜浚山东诸泉入野鸡冈新开河道，以济徐、吕；而筑长堤沛县以南，聚水如闸河制，务利漕运而已。”明年春，持平请浚孙继口及扈运口、李景高口三河，使东由萧、砀入徐济运。其秋，从以旂言，於孙继口外别开一渠泄水，以济徐、吕。凡八月，三口工成，以旂、持平皆被奖，遂召以旂还。未几，李景高口复淤。
先是，河决丰县，迁县治於华山，久之始复其故治。河决孟津、夏邑，皆迁其城。及野鸡冈之决也，凤阳沿淮州县多水患，乃议徙五河、蒙城避之。而临淮当祖陵形胜不可徙，乃用巡按御史贾太亨言，敕河抚二臣亟浚砀山河道，引入二洪，以杀南注之势。
二十六年秋，河决曹县，水入城二尺，漫金乡、鱼台、定陶、城武，冲谷亭。总河都御史詹瀚请於赵皮寨诸口多穿支河，以分水势。诏可。
三十一年九月，河决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运道淤阻五十里。总河副都御史曾钧上治河方略，乃浚房村至双沟、曲头，筑徐州高庙至邳州沂河。又言：“刘伶台至赤晏庙凡八十里，乃黄河下流，淤沙壅塞，疏浚宜先。次则草湾老黄河口，冲激淹没安东一县，亦当急筑，更筑长堤矶嘴以备冲激。又三里沟新河口视旧口水高六尺，开旧口有沙淤之患，而为害稍轻；开新口未免淹没之虞，而漕舟颇便。宜暂闭新口，建置闸座，且增筑高家堰长堤，而新庄诸闸甃石以遏横流。”帝命侍郎吴鹏振灾户，而悉从钧奏。
三里沟新河者，督漕都御史应槚以先年开清河口通黄河之水以济运。今黄河入海，下流涧口、安东俱涨塞，河流壅而渐高，泻入清河口，沙停易淤，屡浚屡塞。沟在淮水下流黄河未合之上，故闭清河口而开之，使船由通济桥溯沟出淮，以达黄河者也。
时浚徐、邳将讫工，一夕，水涌复淤。帝用严嵩言，遣官祭河神。而鹏、钧复共奏请急筑浚草湾、刘伶台，建闸三里沟，迎纳泗水清流；且於徐州以上至开封浚支河一二，令水分杀。其冬，漕河工竣，进钧秩侍郎。
三十七年七月，曹县新集淤。新集地接梁靖口，历夏邑、丁家道口、马牧集、韩家道口、司家道口至萧县蓟门出小浮桥，此贾鲁河故道也。自河患亟，别开支河出小河以杀水势，而本河渐涩。至是遂决，趋东北段家口，析而为六，曰大溜沟、小溜沟、秦沟、浊河、胭脂沟、飞云桥，俱由运河至徐洪。又分一支由砀山坚城集下郭贯楼，析而为五，曰龙沟、母河、梁楼沟、杨氏沟、胡店沟，亦由小浮桥会徐洪，而新集至小浮桥故道二百五十馀里遂淤不可复矣。自后，河忽东忽西，靡有定向，水得分泻者数年，不至壅溃。然分多势弱，浅者仅二尺，识者知其必淤。
至四十四年七月，河决沛县，上下二百馀里运道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至曹县棠林集而下，北分二支：南流者绕沛县戚山杨家集，入秦沟至徐；北流者绕丰县华山东北由三教堂出飞云桥。又分而为十三支，或横绝，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达於徐州，浩渺无际，而河变极矣。乃命朱衡为工部尚书兼理河漕，又以潘季驯为佥都御史总理河道。明年二月，复遣工科给事中何起鸣往勘河工。
衡巡行决口，旧渠已成陆，而盛应期所凿新河故迹尚在，地高，河决至昭阳湖不能复东，乃定计开浚。而季驯则以新河土浅泉涌，劳费不赀，留城以上故道初淤可复也。由是二人有隙。起鸣至沛，还，上言：“旧河之难复有五。黄河全徙必杀上流，新集、庞家屯、赵家圈皆上流也，以不赀之财，投於河流已弃之故道，势必不能，一也。自留城至沛，莽为巨浸，无所施工，二也。横亘数十里，褰裳无路，十万之众何所栖身，三也。挑浚则淖隐，筑岸则无土，且南塞则北奔，四也。夏秋淫潦，难保不污，五也。新河开凿费省，且可绝后来溃决之患。宜用衡言开新河，而兼采季驯言，不全弃旧河。”廷臣议定，衡乃决开新河。
时季驯持复故道之议，廷臣又多以为然。遂勘议新集、郭贯楼诸上源地。衡言：
“河出境山以北，则闸河淤；出徐州以南，则二洪涸；惟出境山至小浮桥四十馀里间，乃两利而无害。自黄河横流，砀山郭贯楼支河皆已淤塞，改从华山分为南北二支：南出秦沟，正在境山南五里许，运河可资其利；惟北出沛县西及飞云桥，逆上鱼台，为患甚大。
朝廷不忍民罹水灾，拳拳故道，命勘上源。但臣参考地形有五不可。自新集至两河口皆平原高阜，无尺寸故道可因，郭贯楼抵龙沟颇有河形，又系新淤，无可驻足，其不可一也。黄河所经，鲜不为患，由新集则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贯楼则萧、砀受之，今改复故道，则鱼、沛之祸复移萧、砀，其不可二也。河西注华山，势若建瓴，欲从中凿渠，挽水南向，必当筑坝横截，遏其东奔，於狂澜巨浸之中，筑坝数里，为力甚难，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万，旷日持久，骚动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踵兴，工费数百万，一有不继，前功尽隳，其不可五也。惟当开广秦沟，使下流通行，修筑南岸长堤以防奔溃，可以苏鱼、沛昏垫之民。”
从之。衡乃开鱼台南阳抵沛县留城百四十馀里，而浚旧河自留城以下，抵境山、茶城五十馀里，由此与黄河会。又筑马家桥堤三万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遏河之出飞云桥者，趋秦沟以入洪。於是黄水不东侵，漕道通而沛流断矣。方工未成，河复决沛县，败马家桥堤。论者交章请罢衡。未几，工竣。帝大喜，赋诗四章志喜，以示在直诸臣。
隆庆元年五月加衡太子少保。始河之决也，支流散漫遍陆地，既而南趋浊河。迨新河成，则尽趋秦沟，而南北诸支河悉并流焉。然河势益大涨。三年七月决沛县，自考城、虞城、曹、单、丰、沛抵徐州俱受其害，茶城淤塞，漕船阻邳州不能进。已虽少通，而黄河水横溢沛地，秦沟、浊河口淤沙旋疏旋壅。朱衡已召还，工部及总河都御史翁大立皆请於梁山之南别开一河以漕，避秦沟、浊河之险，后所谓泇河者也。诏令相度地势，未果行。
四年秋，黄河暴至，茶城复淤，而山东沙、薛、汶、泗诸水骤溢，决仲家浅运道，由梁山出戚家港，合於黄河。大立复请因其势而浚之。是时，淮水亦大溢，自泰山庙至七里沟淤十馀里，而水从诸家沟傍出，至清河县河南镇以合於黄河。大立又言：“开新庄闸以通回船，复陈瑄故道，则淮可无虞。独黄河在睢宁、宿迁之间迁徙未知所定，泗州陵寝可虞。请浚古睢河，由宿迁历宿州，出小浮桥以泄二洪之水。且规复清河、鱼沟分河一道，下草湾，以免冲激之患，则南北运道庶几可保。”时大立已内迁，方受代，而季驯以都御史复起总理河道。部议令区画。
九月，河复决邳州，自睢宁白浪浅至宿迁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粮艘阻不进。大立言：“比来河患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故先欲开泇河口以远河势、开萧县河以杀河流者，正谓浮沙壅聚，河面增高，为异日虑耳。今秋水洊至，横溢为灾。权宜之计，在弃故道而就新冲；经久之策，在开泇河以避洪水。”乞决择於二者。部议主塞决口，而令大立条利害以闻。大立遂以开泇口、就新冲、复故道三策并进，且言其利害各相参。会罢去，策未决，而季驯则主复故道。
时茶城至吕梁，黄水为两崖所束，不能下，又不得决。至五年四月，乃自灵璧双沟而下，北决三口，南决八口，支流散溢，大势下睢宁出小河，而匙头湾八十里正河悉淤。季驯役丁夫五万，尽塞十一口，且浚匙头湾，筑缕堤三万馀丈，匙头湾故道以复。旋以漕船行新溜中多漂没，季驯罢去。
六年春，复命尚书衡经理河工，以兵部侍郎万恭总理河道。二人至，罢泇河议，专事徐、邳河，修筑长堤，自徐州至宿迁小河口三百七十里，并缮丰、沛大黄堤，正河安流，运道大通。衡乃上言：“河南屡被河患，大为堤防，今幸有数十年之安者，以防守严而备御素也。徐、邳为粮运正道，既多方以筑之，则宜多方以守之。请用夫每里十人以防，三里一铺，四铺一老人巡视。伏秋水发时，五月十五日上堤，九月十五日下堤，愿携家居住者听。”诏如议。六月，徐、邳河堤工竣，遂命衡回部，赏衡及总理河道都御史万恭等银币有差。
是岁，御史吴从宪言：“淮安而上清河而下，正淮、泗、河、海冲流之会。河潦内出，海潮逆流，停蓄移时，沙泥旋聚，以故日就壅塞。宜以春夏时浚治，则下流疏畅，泛溢自平。”帝即命衡与漕臣勘议。而督理河道署郎中事陈应荐挑挖海口新河，长十里有奇，阔五丈五尺，深一丈七尺，用夫六千四百馀人。
衡之被召将还也，上疏言：“国家治河，不过浚浅、筑堤二策。浚浅之法，或爬或涝，或逼水而冲，或引水而避，此可人力胜者。然茶城与淮水会则在清河，茶城、清河无水不浅。盖二水互为胜负，黄河水胜则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漕水胜，则冲沙而通。水力盖居七八，非专用人力也。筑堤则有截水、缕水之异，截水可施於闸河，不可施於黄河。盖黄河湍悍，挟川潦之势，何坚不瑕，安可以一堤当之？缕水则两岸筑堤，不使旁溃，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盖以顺为治，非以人力胜水性，故至今百五六十年为永赖焉。清河之浅，应视茶城，遇黄河涨落时，辄挑河、潢，导淮水冲刷，虽遇涨而塞，必遇落而通，无足虑也。惟清江浦水势最弱，出口处所适与黄河相值。宜于黄水盛发时，严闭各闸，毋使沙淤。若口则自隆重庆三年海啸，壅水倒灌低洼之地，积潴难泄。宜时加疏浚，毋使积塞。至筑黄河两岸堤，第当缕水，不得以拦截为名。”疏上，报闻而已。
◎河渠二
○黄河下
万历元年，河决房村，筑堤洼子头至秦沟口。明年，给事中郑岳言：“运道自茶城至淮安五百馀里，自嘉靖四十四年河水大发，淮口出水之际，海沙渐淤，今且高与山等。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愈淤。於是邳州浅，房村决，吕、梁二洪平，茶城倒流，皆坐此也。今不治海口之沙，乃日筑徐、沛间堤岸，桃、宿而下，听其所之。民之为鱼，未有已时也。”因献宋李公义、王令图浚川爬法。命河臣勘奏，从其所言。而是年秋，淮、河并溢。明年八月河决砀山及邵家口、曹家庄、韩登家口而北，淮亦决高家堰而东，徐、邳、淮南北漂没千里。自此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漕艘梗阻者数年，淮、扬多水患矣。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改筑砀山月堤，暂留三口为泄水之路。其冬，并塞之。
四年二月，督漕侍郎吴桂芒言：“淮、扬洪潦奔冲，盖缘海宾汊港久堙，入海止云梯一径，致海拥横沙，河流泛溢，而盐、安、高、宝不可收拾。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请设水利佥事一员，专疏海道，审度地利，如草湾及老黄河皆可趋海，何必专事云梯哉？”帝优诏报可。
桂芳复言：“黄水抵清河与淮合流，经清江浦外河，东至草湾，又折而西南，过淮安、新城外河，转入安东县前，直下云梯关入海。近年关口多壅，河流日浅，惟草湾地低下，黄河冲决，骎骎欲夺安东入海，以县治所关，屡决屡塞。去岁，草湾迤东自决一口，宜於决口之西开挑新口，以迎埽湾之溜，而於金城至五港岸筑堤束水。语云：“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今淮、扬、凤、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东自众流汇围，只文庙、县署仅存椽瓦，其势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帝不欲弃安东，而命开草湾如所请。八月，工竣，长万一千一百馀丈，塞决口二十二，役夫四万四千。帝以海口开浚，水患渐平，赉桂芳等有差。
未几，河决韦家楼，又决沛县缕水堤，丰、曹二县长堤，丰、沛、徐州、睢宁、金乡、鱼台、单、曹田庐漂溺无算，河流啮宿迁城。帝从桂芳请，迁县治、筑土城避之。於是御史陈世宝请复老黄河故道，言：“河自桃源三义镇历清河县北，至大河口会淮入海。运道自淮安天妃庙乱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从三义镇出口向桃源大河而去，凡七十馀里，是为老黄河。至嘉靖初，三义镇口淤，而黄河改趋清河县南与淮会，自此运道不由大河口而径由清河北上矣。近者，崔镇屡决，河势渐趋故道。若仍开三义镇口引河入清河北，或令出大河口与淮流合，或从清河西别开一河，引淮出河上游，则运道无恐，而淮、泗之水不为黄流所涨。”部覆允行。
桂芳言：“淮水向经清河会黄河趋海。自去秋河决崔镇，清江正河淤淀，淮口梗塞。於是淮弱河强，不能夺草湾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横灌山阳、高、宝间，向来湖水不逾五尺，堤仅七尺，今堤加丈二，而水更过之。宜急护湖堤以杀水势。”部议以为必淮有所归，而后堤可保，请令桂芳等熟计。报可。
开河、护堤二说未定，而河复决崔镇，宿、沛、清、桃两岸多坏，黄河日淤垫，淮水为河所迫，徙而南，时五年八月也。希挚议塞决口，束水归漕。桂芳欲冲刷成河，以为老黄河入海之路。帝令急塞决口，而俟水势稍定，乃从桂芳言。时给事中汤聘尹议导淮入江以避黄，会桂芳言：“黄水向老黄河故道而去，下奔如驶，淮遂乘虚涌入清口故道，淮、扬水势渐消。”部议行勘，以河、淮既合，乃寝其议。
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
“淮、泗之水不下清口而下山阳，从黄浦口入海。浦口不能尽泄，浸淫高、宝邵伯诸湖，而湖堤尽没，则以淮、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缘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缘黄河淤塞日高，淮水不得不让河而南徙也。盖淮水并力敌黄，胜负或亦相半，自高家堰废坏，而清口内通济桥、朱家等口淮水内灌，於是淮、泗之力分，而黄河得以全力制其敝，此清口所以独淤於今岁也。下流既淤，则上流不得不决。
每岁粮艘以四五月毕运，而堤以六七月坏。水发之时不能为力，水落之后方图堵塞。甫及春初，运事又迫，仅完堤工，於河身无与。河身不挑则来年益高。上流之决，必及於徐、吕，而不止於邳、迁；下流之涸，将尽乎邳、迁，而不止於清、桃。须不惜一年粮运，不惜数万帑藏，开挑正河，宽限责成，乃为一劳永逸。
至高家堰、朱家等口，宜及时筑塞，使淮、泗并力足以敌黄，则淮水之故道可复，高、宝之大患可减。若兴、盐海口堙塞，亦宜大加疏浚。而湖堤多建减水大闸，堤下多开支河。要未有不先黄河而可以治淮，亦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固堤者也。”事下河漕诸臣会议。
淮之出清口也，以黄水由老黄河奔注，而老黄河久淤，未几复塞，淮水仍涨溢。给事中刘铉请亟开通海口，而简大臣会同河漕诸臣往治。乃命桂芳为工部尚书兼理河漕，而裁总河都御史官。桂芳甫受命而卒。
六年夏，潘季驯代。时给事中李涞请多浚海口，以导众水之归。给事中王道成则请塞崔镇决口，筑桃、宿长堤，修理高家堰，开复老黄河。并下河臣议。季驯与督漕侍郎江一麟相度水势，言：
“海口自云梯关四套以下，阔七八里至十馀里，深三四丈。欲别议开凿，必须深阔相类，方可注放，工力甚难。且未至海口，乾地犹可施工，其将入海之地，潮汐往来，与旧口等耳。旧口皆系积沙，人力虽不可浚，水力自能冲刷，海无可浚之理。惟当导河归海，则以水治水，即浚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导，惟当缮治堤防，俾无旁决，则水由地中，沙随水去，即导河之策也。
频年以来，日以缮堤为事，顾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杂以浮沙而不能久。是以河决崔镇，水多北溃，为无堤也。淮决高家堰、黄浦口，水多东溃，堤弗固也。不咎制之未备，而咎筑堤为下策，岂通论哉！上流既旁溃，又岐下流而分之，其趋云梯入海口者，譬犹强弩之末耳。水势益分则力益弱，安能导积沙以注海？
故今日浚海急务，必先塞决以导河，尤当固堤以杜决，而欲堤之不决，必真土而勿杂浮沙，高厚而勿惜钜费，让远而勿与争地，则堤乃可固也。沿河堤固，而崔镇口塞，则黄不旁决而冲漕力专。高家堰筑，朱家口塞，则淮不旁决而会黄力专。淮、黄既合，自有控海之势。又惧其分而力弱也，必暂塞清江浦河，而严司启闭以防其内奔。姑置草湾河，而专复云梯以还其故道。仍接筑淮安新城长堤，以防其末流。使黄、淮力全，涓滴悉趋於海，则力强且专，下流之积沙自去，海不浚而辟，河不挑而深，所谓固堤即以导河，导河即以浚海也。”
又言：“黄水入徐，历邳、宿、桃、清，至清口会淮而东入海。淮水自洛及凤，历盱、泗，至清口会河而东入海。此两河故道也。元漕江南粟，则由扬州直北庙湾入海，未尝溯淮。陈瑄始堤管家诸湖，通淮为运道。虑淮水涨溢，则筑高家堰堤以捍之，起武家墩，经大、小涧至阜宁湖，而淮不东侵。又虑黄河涨溢，则堤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钵池山、柳浦湾迤东，而黄不南侵。
其后，堤岸渐倾，水从高堰决入，淮郡遂同鱼鳖。而当事者未考其故，谓海口壅闭，宜亟穿支渠。讵知草湾一开，西桥以上正河遂至淤阻。夫新河阔二十馀丈，深仅丈许，较故道仅三十之一，岂能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溃，此崔镇诸口所由决也。今新河复塞，故河渐已通流，虽深阔未及原河十一，而两河全下，沙随水刷，欲其全复河身不难也。河身既复，阔者七八里，狭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东下，何水不容？匪惟不必别凿他所，即草湾亦可置勿浚矣。
故为今计，惟修复陈瑄故迹，高筑南北两堤，以断两河之内灌，则淮、扬昏垫可免。塞黄浦口，筑宝应堤，浚东关等浅，修五闸，复五坝，则淮南运道无虞。坚塞桃源以下崔镇口诸决，则全河可归故道。黄、淮既无旁决，并驱入海，则沙随水刷，海口自复，而桃、清浅阻，又不足言。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爬捞之说，仅可行诸闸河，前入屡试无功，徒费工料。”
於是条上六议：曰塞决口以挽正河，曰筑堤防以杜溃决，曰复闸坝以防外河，曰创滚水坝以固堤岸，曰止浚海工程以省糜费，曰寝开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帝悉从其请。
七年十月，两河工成，赉季驯、一麟银币，而遣给事中尹瑾勘实。八年春进季驯太子太保工部尚书，荫一子。一麟等迁擢有差。是役也，筑高家堰堤六十馀里，归仁集堤四十馀里，柳浦湾堤东西七十馀里，塞崔镇等决口百三十，筑徐、睢、邳、宿、桃、清两岸遥堤五万六千馀丈，砀、丰大坝各一道，徐、沛、丰、砀缕堤百四十馀里，建崔镇、徐升、季泰、三义减水石坝四座，迁通济闸於甘罗城南，淮、扬间堤坝无不修筑，费帑金五十六万有奇。其秋擢季驯南京兵部尚书。季驯又请复新集至小浮桥故道，给事中王道成、河南巡抚周鉴等不可而止。自桂芳、季驯时罢总河不设，其后但以督漕兼理河道。高堰初筑，清口方畅，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
至十五年，封丘、偃师、东明、长垣屡被冲决。大学士申时行言：“河所决地在三省，守臣画地分修，易推委。河道未大坏，不必设都御史，宜遣风力老成给事中一人行河。”乃命工科都给事中常居敬往。居敬请修筑大社集东至白茅集长堤百里。从之。
初，黄河由徐州小浮桥入运，其河深且近洪，能刷洪以深河，利於运道。后渐徙沛县飞云桥及徐州大、小溜沟。至嘉靖末，决邵家口，出秦沟，由浊河口入运，河浅，迫茶城，茶城岁淤，运道数害。万历五年冬，河复南趋，出小浮桥故道，未几复堙。潘季驯之塞崔镇也，厚筑堤岸，束水归漕。嗣后水发，河臣辄加堤，而河身日高矣。於是督漕佥都御史杨一魁欲复黄河故道，请自归德以下丁家道口浚至石将军庙，令河仍自小浮桥出。又言：“善治水者，以疏不以障。年来堤上加堤，水高凌空，不啻过颡。滨河城郭，决水可灌。宜测河身深浅，随处挑浚，而於黄河分流故道，设减水石门以泄暴涨。”给事中王士性则请复老黄河故道。大略言：
“自徐而下，河身日高，而为堤以束之，堤与徐州城等。束益急，流益迅，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故昔之黄、淮合，今黄强而淮益缩，不复合矣。黄强而一启天妃、通济诸闸，则灌运河如建瓴。高、宝一梗，江南之运坐废。淮缩则退而侵泗。为祖陵计，不得不建石堤护之。堤增河益高，根本大可虞也。河至清河凡四折而后入海。淮安、高、宝、盐、兴数百万生灵之命托之一丸泥，决则尽成鱼暇矣。
纷纷之议，有欲增堤泗州者，有欲开颜家、灌口、永济三河，南甃高家堰、北筑滚水坝者。总不如复河故道，为一劳永逸之计也。河故道由三义镇达叶家冲与淮合，在清河县北别有济运河，在县南盖支河耳。河强夺支河，直趋县南，而自弃北流之道，然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滩凡九十里，洼下不耕，无室庐填墓之碍，虽开河费钜，而故道一复，为利无穷。”
议皆未定。居敬及御史乔璧星皆请复专设总理大臣。乃命潘季驯为右都御史总督河道。
时帝从居敬言，罢老黄河议，而季驯抵官，言：“亲集故道，故老言‘铜帮铁底’，当开，但岁俭费繁，未能遽行。”又言：“黄水浊而强，汶、泗清且弱，交会茶城。伏秋黄水发，则倒灌人漕，沙停而淤，势所必至。然黄水一落，漕即从之，沙随水去，不浚自通，纵有浅阻，不过旬日。往时建古洪、内华二闸，黄涨则闭闸以遏浊流，黄退则启闸以纵泉水。近者居敬复增建镇口闸，去河愈近，则吐纳愈易。但当严闸禁如清江浦三闸之法，则河渠永赖矣。”帝方委季驯，即从其言，罢故道之议。未几，水患益甚。
十七年六月，黄水暴涨，决兽医口月堤，漫李景高口新堤，冲入夏镇内河，坏田庐，没人民无算。十月，决口塞。十八年，大溢，徐州水积城中者逾年。众议迁城改河。季驯浚魁山支河以通之，起苏伯湖至小河口，积水乃消。十九年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淹三尺，居民沉溺十九，浸及祖陵。而山阳复河决，江都、邵伯又因湖水下注，田庐浸伤。工部尚书曾同亨上其事，议者纷起。乃命工科给事中张贞观往泗州勘视水势，而从给事中杨其休言，放季驯归，用舒应龙为工部尚书总督河道。
二十年三月，季驯将去，条上辨惑者六事，力言河不两行，新河不当开，支渠不当浚。又著书曰河防一览，大旨在筑堤障河，束水归漕；筑堰障淮，逼淮注黄。以清刷浊，沙随水去。合则流急，急则荡涤而河深；分则流缓，缓则停滞而沙积。上流既急，则海口自辟而无待於开。其治堤之法，有缕堤以束其流，有遥堤以宽其势，有滚水坝以泄其怒。法甚详，言甚辩。然当是时，水势横溃，徐、泗、淮、扬间无岁不受患，祖陵被水。季驯谓当自消，已而不验。於是季驯言诎，而分黄导淮之议由此起矣。
贞观抵泗州言：“臣谒祖陵，见泗城如水上浮盂，盂中之水复满。祖陵自神路至三桥、丹墀，无一不被水。且高堰危如累卵，又高、宝隐祸也。今欲泄淮，当以辟海口积沙为第一义。然泄淮不若杀黄，而杀黄於淮流之既合，不若杀於未合。但杀於既合者与运无妨，杀於未合者与运稍碍。别标本，究利害，必当杀於未合之先。至於广入海之途，则自鲍家口、黄家营至鱼沟、金城左右，地势颇下，似当因而利导之。”贞观又会应龙及总漕陈於陛等言：“淮、黄同趋者惟海，而淮之由黄达海者惟清口。自海沙开浚无期，因而河身日高；自河流倒灌无已，因而清口日塞。以致淮水上浸祖陵，漫及高、宝，而兴、泰运堤亦冲决矣。今议辟清口沙，且分黄河之流於清口上流十里地，去口不远，不至为运道梗。分於上，复合於下，则冲海之力专。合必於草湾之下，恐其复冲正河，为淮城患也。塞鲍家口、黄家营二决，恐横冲新河，散溢无归。两岸俱堤，则东北清、沭、海、安洼下地不虞溃决。计费凡三十六万有奇。若海口之塞，则潮汐莫窥其涯，难施畚锸。惟淮、黄合流东下，河身涤而渐深，海口刷而渐辟，亦事理之可必者。”帝悉从其请。乃议於清口上流北岸，开腰铺支河达於草湾。
既而淮水自决张福堤。直隶巡按彭应参言：“祖陵度可无虞，且方东备倭警，宜暂停河工。”部议令河臣熟计。应龙、贞观言：“为祖陵久远计，支河实必不容已之工，请候明春倭警宁息举行。”其事遂寝。
二十一年春，贞观报命，议开归、徐达小河口，以救徐、邳之溢；导浊河入小浮桥故道，以纾镇口之患。下总河会官集议，未定。五月，大雨，河决单县黄堌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桥，一由旧河达镇口闸。邳城陷水中，高、宝诸湖堤决口无算。明年，湖堤尽筑塞，而黄水大涨，清口沙垫，淮水不能东下，於是挟上源阜陵诸湖与山溪之水，暴浸祖陵，泗城淹没。二十三年，又决高邮中堤及高家堰、高良涧，而水患益急矣。
先是，御史陈邦科言：“固堤束水未收刷沙之利，而反致冲决。法当用浚，其方有三。冬春水涸，令沿河浅夫乘时捞浅，则沙不停而去，一也。官民船往来，船尾悉系钯犁，乘风搜涤，则沙不宁而去，二也。仿水磨、水碓之法，置为木机，乘水滚荡，则沙不留而去，三也。至淮必不可不会黄，故高堰断不可弃。湖溢必伤堤，故周家桥溃处断不可开。已弃之道必淤满，故老黄河、草湾等处断不可。”疏下所司议。户部郎中华存礼则请复黄河故道，并浚草湾。而是时腰铺犹未开，工部侍郎沈节甫言：“复黄河未可轻议，至诸策皆第补偏救弊而已，宜概停罢。”乃召应龙还工部，时二十二年九月也。
既而给事中吴应明言：“先因黄河迁徙无常，设遥、缕二堤束水归漕，及水过沙停，河身日高，徐、邳以下居民尽在水底。今清口外则黄流阻遏，清口内则淤沙横截，强河横灌上流约百里许，淮水仅出沙上之浮流，而潴蓄於盱、泗者遂为祖陵患矣。张贞观所议腰铺支河归之草湾，或从清河南岸别开小河至骆家营、马厂等地，出会大河，建闸启闭，一遇运浅，即行此河，亦策之便者。”至治泗水，则有议开老子山，引淮水入江者。宜置闸以时启闭，拆张福堤而堤清口，使河水无南向。部议下河漕诸臣会勘。直隶巡按牛应元因谒祖陵，目击河患，绘图以进，因上疏言：
“黄高淮壅，起於嘉靖末年河臣凿徐、吕二洪巨石，而沙日停，河身日高，溃决由此起。当事者计无复之，两岸筑长堤以束，曰缕堤。缕堤复决，更於数里外筑重堤以防，曰遥堤。虽岁决岁补，而莫可谁何矣。
黄、淮交会，本自清河北二十里骆家营，折而东至大河口会淮，所称老黄河是也。陈瑄以其迂曲，从骆家营开一支河，为见今河道，而老黄河淤矣。万历间，复开草湾支河，黄舍故道而趋，以致清口交会之地，二水相持，淮不胜黄，则窜入各闸口，淮安士民於各闸口筑一土埂以防之。嗣后黄、淮暴涨，水退沙停，清口遂淤，今称门限沙是也。当事者不思挑门限沙，乃傍土埂筑高堰，横亘六十里，置全淮正流之口不事，复将从旁入黄之张福口一并筑堤塞之，遂倒流而为泗陵患矣。前岁，科臣贞观议辟门限沙，裁张福堤，其所重又在支河腰铺之开。
总之，全口淤沙未尽挑辟，即腰铺工成，淮水未能出也，况下流鲍、王诸口已决，难以施工。岂若复黄河故道，尽辟清口淤沙之为要乎？且疏上流，不若科臣应明所议，就草湾下流浚诸决口，俾由安东归五港，或於周家桥量为疏通，而急塞黄堌口，挑萧、砀渠道，浚符离浅阻。至宿迁小河为淮水入黄正路，急宜挑辟，使有所归。”
应龙言：“张福堤已决百馀丈，清口方挑沙，而腰铺之开尤不可废。”工部侍郎沈思孝因言：“老黄河自三义镇至叶家冲仅八千馀丈，河形尚存。宜亟开浚，则河分为二，一从故道抵颜家河入海，一从清口会淮，患当自弭。请遣风力科臣一人，与河漕诸臣定画一之计。”乃命礼科给事中张企程往勘。而以水患累年，迄无成画，迁延糜费，罢应龙职为民，常居敬、张贞观、彭应参等皆谴责有差。
御史高举请“疏周家桥，裁张福堤，辟门限沙，建滚水石坝於周家桥、大小涧口、武家墩、绿杨沟上下，而坝外浚河筑岸，使行地中。改塘埂十二闸为坝，灌闸外十二河，以辟入海之路。浚芒稻河，且多建滨江水闸，以广入江之途。然海口日壅，则河沙日积，河身日高，而淮亦不能安流。有灌口者，视诸口颇大，而近日所决蒋家、鲍家、畀家三口直与相射，宜挑浚成河，俾由此入海。”工部主事樊兆程亦议辟海口，而言：“旧海口决不可浚，当自鲍家营至五港口挑浚成河，令从灌口入海。”俱下工部。请并委企程勘议。
是时，总河工部尚书杨一魁被论，乞罢，因言：“清口宜浚，黄河故道宜复，高堰不必修，石堤不必砌，减水闸坝不必用。”帝不允辞，而诏以尽心任事。御史夏之臣则言：“海口沙不可劈，草湾河不必浚，腰铺新河四十里不必开，云梯关不必辟，惟当急开高堰，以救祖陵。”且言：“历年以来，高良涧土堤每遇伏秋即冲决，大涧口石堤每遇汹涌即崩溃。是高堰在，为高、宝之利小；而高堰决，则为高、宝之害大也。孰若明议而明开之，使知趋避乎？”给事中黄运泰则又言：“黄河下流未泄，而遽开高堰、周桥以泄淮水，则淮流南下，黄必乘之，高、宝间尽为沼，而运道月河必冲决矣。不如浚五港口，达灌口门，以入於海之为得也。”诏并行勘议。
企程乃上言：“前此河不为陵患，自隆庆末年高、宝、淮、扬告急，当事狃於目前，清口既淤，又筑高堰以遏之，堤张福以束之，障全淮之水与黄角胜，不虞其势不敌也。迨后甃石加筑，堙塞愈坚，举七十二溪之水汇於泗者，仅留数丈一口出之，出者什一，停者什九。河身日高，流日壅，淮日益不得出，而潴蓄日益深，安得不倒流旁溢为泗陵患乎？今议疏淮以安陵，疏黄以导淮者，言人人殊。而谓高堰当决者，臣以为屏翰淮、扬，殆不可少。莫若於其南五十里开周家桥注草子湖，大加开浚，一由金家湾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婴沟入广洋湖达之海，则淮水上流半有宣泄矣。於其北十五里开武家墩，注永济河，由窑湾闸出口直达泾河，从射阳湖入海，则淮水下流半有归宿矣。此急救祖陵第一义也。”会是时，祖陵积水稍退，一魁以闻，帝大悦，仍谕诸臣急协议宣泄。
於是企程、一魁共议欲分杀黄流以纵淮，别疏海口以导黄。而督漕尚书褚鈇则以江北岁祲，民不堪大役，欲先泄淮而徐议分黄。御史应元折衷其说，言：“导淮势便而功易，分黄功大而利远。顾河臣所请亦第六十八万金，国家亦何靳於此？”御史陈煃尝令宝应，虑周家桥既开，则以高邮、邵伯为壑，运道、民产、盐场交受其害，上疏争之，语甚激，大旨分黄为先，而淮不必深治。且欲多开入海之路，令高、宝诸湖之水皆东，而后周家桥、武家墩之水可注。而淮安知府马化龙复进分黄五难之说。颍州兵备道李弘道又谓宜开高堰。鈇遂据以上闻。给事中林熙春驳之，言：“淮犹昔日之淮，而河非昔日之河，先是河身未高，而淮尚安流，今则河身既高，而淮受倒灌，此导淮固以为淮，分黄亦以为淮。”工部乃覆奏云：“先议开腰铺支河以分黄流，以倭儆、灾伤停寝，遂贻今日之患。今黄家坝分黄之工若复沮格，淮壅为害，谁职其咎？请令治河诸臣导淮分黄，亟行兴举。”报可。
二十四年八月，一魁兴工未竣，复条上分淮导黄事宜十事。十月，河工告成，直隶巡按御史蒋春芳以闻，复条上善后事宜十六事。乃赏赉一魁等有差。是役也，役夫二十万，开桃源黄河坝新河，起黄家嘴，至安东五港、灌口，长三百馀里，分泄黄水入海，以抑黄强。辟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石闸，泄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於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扬安矣。
然是时一魁专力桃、清、淮、泗间，而上流单县黄堌口之决，以为不必塞。鈇及春芳皆请塞之。给事中李应策言：“漕臣主运，河臣主工，各自为见。宜再令析议。”一魁言：“黄堌口一支由虞城、夏邑接砀山、萧县、宿州至宿迁，出白洋河，一小支分萧县两河口，出徐州小浮桥，相距不满四十里。当疏浚与正河会，更通镇口闸里湖之水，与小浮桥二水会，则黄堌口不必塞，而运道无滞矣。”从之。於是议浚小浮桥、沂河口、小河口以济徐、邳运道，以泄砀、萧漫流，掊归仁堤以护陵寝。
是时，徐、邳复见清、泗运道不利，鈇终以为忧。二十五年正月，复极言黄堌口不塞，则全河南徙，害且立见。议者亦多恐下啮归仁，为二陵患。三月，小浮桥等口工垂竣，一魁言：
“运道通利，河徙不相妨，已有明验。惟议者以祖陵为虑，请徵往事折之。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东南至寿州入淮。永乐九年，河北入鱼台。未几复南决，由涡河经怀远入淮。时两河合流，历凤、泗以出清口，未闻为祖陵患。正统十三年，河北冲张秋。景泰中，徐有贞塞之，复由涡河入淮。弘治二年，河又北冲，白昂、刘大夏塞之，复南流，一由中牟至颍、寿，一由亳州至涡河入淮，一由宿迁小河口会泗。全河大势纵横颍、亳、凤、泗间，下溢符离、睢、宿，未闻为祖陵虑，亦不闻堤及归仁也。
正德三年后，河渐北徙，由小浮桥、飞云桥、谷亭三道入漕，尽趋徐、邳，出二洪，运道虽济，而泛溢实甚。嘉靖十一年，朱裳始有涡河一支中经凤阳祖陵未敢轻举之说。然当时犹时浚祥符之董盆口、宁陵之五里铺、荥泽之孙家渡、兰阳之赵皮寨，又或决睢州之地丘店、界牌口、野鸡冈，宁陵之杨村铺，俱入旧河，从亳、凤入淮，南流未绝，亦何尝为祖陵患？
嘉靖二十五年后，南流故道始尽塞，或由秦沟入漕，或由浊河入漕。五十年来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而当事者方认客作主，日筑堤而窘之，以致河流日壅，淮不敌黄，退而内潴，遂贻盱、泗祖陵之患。此实由内水之停壅，不由外水之冲射也。万历七年，潘季驯始虑黄流倒灌小河、白洋等口，挟诸河水冲射祖陵，乃作归仁堤为保障计，复张大其说，谓祖陵命脉全赖此堤。习闻其说者，遂疑黄堌之决，下啮归仁，不知黄堌一决，下流易泄，必无上灌之虞。况今小河不日竣工，引河复归故道，云归仁益远，奚烦过计为？”报可。
一魁既开小浮桥，筑义安山，浚小河口，引武沂泉济运。及是年四月，河复大决黄堌口，溢夏邑、永城，由宿州府离桥出宿迁新河口入大河，其半由徐州入旧河济运。上源水枯，而义安束水横坝复冲二十馀丈，小浮桥水脉微细，二洪告涸，运道阻涩。一魁因议挑黄堌口迤上埽湾、淤嘴二处，且大挑其下李吉口北下浊河，救小浮桥上流数十里之涸。复上言：“黄河南旋至韩家道、盘岔河、丁家庄，俱岸阔百丈，深逾二丈，乃铜帮铁底故道也。至刘家洼，始强半南流，得山西坡、永涸湖以为壑，出溪口入符离河，亦故道也。惟徐、邳运道浅涸，所以首议开小浮桥，再加挑辟，必大为运道之利。乃欲自黄堌挽回全河，必须挑四百里淤高之河身，筑三百里南岸之长堤，不惟所费不赀，窃恐后患无已。”御史杨光训等亦议挑埽湾直渠，展济浊河，及筑山西坡归仁堤，与一魁合，独鈇异议。帝命从一魁言。
一魁复言：“归仁在西北，泗州在东南，相距百九十里，中隔重冈叠嶂。且归仁之北有白洋河、朱家沟、周家沟、胡家沟、小河口泄入运河，势如建瓴，即无归仁，祖陵无足虑。浊河淤垫，高出地上，曹、单间阔一二百丈，深二三丈，尚不免横流，徐、邳间仅百丈，深止丈馀，徐西有浅至二三尺者，而夏、永、韩家道口至符离，河阔深视曹、单，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所弃，自古难复。且运河本籍山东诸泉，不资黄水，惟当仿正统间二洪南北口建闸之制，於镇口之下，大浮桥之上，吕梁之下洪，邳州之沙坊，各建石闸，节宣汶、泗，而以小浮桥、沂河口二水助之，更於镇口西筑坝截黄，开唐家口而注之龙沟，会小浮桥入运，以杜灌淤镇口之害，实万全计也。”报可。
二十六年春，从杨光训等议，撤鈇，命一魁兼管漕运。六月，召一魁掌部事，命刘东星为工部侍郎，总理河漕。
二十七年春，东星上言：“河自商、虞而下，由丁家道口抵韩家道口、赵家圈、石将军庙、两河口，出小浮桥下二洪，乃贾鲁故道也。自元及我朝行之甚利。嘉靖三十七年北徙浊河，而此河遂淤。潘季驯议复开之，以工费浩繁而止。今河东决黄堌，由韩家道口至赵家圈百馀里，冲刷成河，即季驯议复之故道也。由赵家圈至两河口，直接三仙台新渠，长仅四十里，募夫五万浚之，逾月当竣，而大挑运河，小挑浊河，俱可节省。惟李吉口故道尝挑复淤，去冬已挑数里，前功难弃，然至镇口三百里而遥，不若赵家圈至两河口四十里而近。况大浮桥已建闸蓄汶、泗之水，则镇口济运亦无藉黄流。”报可。十月，功成，加东星工部尚书，一魁及馀官赏赉有差。
初，给事中杨廷兰因黄堌之决，请开泇河，给事中杨应文亦主其说。既而直隶巡按御史佴祺复言之。东星既开赵家圈，复采众说，凿泇河，以地多沙石，工未就而东星病。河既南徙，李吉口淤氵殿日高，北流遂绝，而赵家圈亦日就淤塞，徐、邳间三百里，河水尺馀，粮艘阻塞。
二十九年秋，工科给事中张问达疏论之。会开、归大水，河涨商丘，决萧家口，全河尽南注。河身变为平沙，商贾舟胶沙上。南岸蒙墙寺忽徙置北岸，商、虞多被淹没，河势尽趋东南，而黄堌断流。河南巡抚曾如春以闻，曰：“此河徙，非决也。”问达复言：“萧家口在黄堌上流，未有商舟不能行於萧家口而能行於黄堌以东者，运艘大可虑。”帝从其言，方命东星勘议，而东星卒矣。问达复言：“运道之坏，一因黄堌口之决，不早杜塞；更因并力泇河，以致赵家圈淤塞断流，河身日高，河水日浅，而萧家口遂决，全河奔溃入淮，势及陵寝。东星已逝，宜急补河臣，早定长策。”大学士沈一贯、给事中桂有根皆趣简河臣。
御史高举献三策。请浚黄堌口以下旧河，引黄水注之东，遂塞黄堌口，而遏其南，俟旧河冲刷深，则并塞新决之口。其二则请开泇河及胶莱河，而言河漕不宜并於一人，当选择分任其事。江北巡按御史吴崇礼则请自蒙墙寺西北黄河湾曲之所，开浚直河，引水东流。且浚李吉口至坚城集淤道三十馀里，而尽塞黄堌以南决口，使河流尽归正漕。工部尚书一魁酌举崇礼之议，以开直河、塞黄堌口、浚淤道为正策，而以泇河为旁策，胶莱为备策。帝命急挑旧河，塞决口，且兼挑泇河以备用。下山东抚按勘视胶莱河。
三十年春，一魁覆河抚如春疏言：“黄河势趋邳、宿，请筑汴堤自归德至灵、虹，以障南徙。且疏小河口，使黄流尽归之，则弥漫自消，祖陵可无患。”帝喜纳之。已而言者再疏攻一魁。帝以一魁不塞黄堌口，致冲祖陵，斥为民。复用崇礼议，分设河漕二臣，命如春为工部侍郎，总理河道。如春议开虞城王家口，挽全河东归，须费六十万。
三十一年春，山东巡抚黄克缵言：“王家口为蒙墙上源，上流既达，则下流不可旁泄，宜遂塞蒙墙口。”从之。时蒙墙决口广八十馀丈，如春所开新河未及其半，塞而注之，虑不任受。有献策者言：“河流既回，势若雷霆，藉其势冲之，浅者可深也。”如春遂令放水，水皆泥沙，流少缓，旋淤。夏四月，水暴涨，冲鱼、单、丰、沛间，如春以忧卒。乃命李化龙为工部侍郎，代其任。
给事中宋一韩言：“黄河故道已复，陵、运无虞。决口惧难塞，宜深浚坚城以上浅阻，而增筑徐、邳两岸，使下流有所容，则旧河可塞。”给事中孟成己言：“塞旧河急，而浚新河尤急。”化龙甫至，河大决单县苏家庄及曹县缕堤，又决沛县四铺口太行堤，灌昭阳湖，入夏镇，横冲运道。化龙议开泇河，属之邳州直河，以避河险。给事中侯庆远因言：“泇河成，则他工可徐图，第毋纵河入淮。淮利则洪泽水减，而陵自安矣。”
三十二年正月，部覆化龙疏，大略言：“河自归德而下，合运入海，其路有三：由兰阳道考城至李吉口，过坚城集，入六座楼，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浊河，为中路；由曹、单经丰、沛，出飞云桥，泛昭阳湖，入龙塘，出秦沟而向徐、邳，是名银河，为北路；由潘家口过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经符离，道睢宁，入宿迁，出小河口入运，是名符离河，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运，惟中路既远於陵，且可济运，前河臣兴役未竣，而河形尚在。”因奏开泇有六善。帝从其议。
工部尚书姚继可言：“黄河冲徙，河臣议於坚城集以上开渠引河，使下流疏通，复分六座楼、苑家楼二路杀其水势，既可移丰、沛之患，又不至沼砀山之城。开泇分黄，两工并举，乞速发帑以济。”允之。八月，化龙奏分水河成。事具《泇河志》中。加化龙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会化龙丁艰候代，命曹时聘为工部侍郎，总理河道。是秋，河决丰县，由昭阳湖穿李家港口，出镇口，上灌南阳，而单县决口复溃，鱼台、济宁间平地成湖。
三十三年春，化龙言：“丰之失，由巡守不严，单之失，由下埽不早，而皆由苏家庄之决。南直、山东相推诿，请各罚防河守臣。至年来缓堤防而急挑浚，堤坏水溢，不咎守堤之不力，惟委浚河之不深。夫河北岸自曹县以下无入张秋之路，南岸自虞城以下无入淮之路，惟由徐、邳达镇口为运道。故河北决曹、郓、丰、沛间，则由昭阳湖出李家口，而运道溢；南决虞、夏、徐、邳间，则由小河口及白洋河，而运道涸。今泇河既成，起直河至夏镇，与黄河隔绝，山东、直隶间，河不能制运道之命。独朱旺口以上，决单则单沼，决曹则曹鱼，及丰、沛、徐、邳、鱼、砀皆命悬一线堤防，何可缓也？至中州荆隆口、铜瓦厢皆入张秋之路，孙家渡、野鸡冈、蒙墙寺皆入淮之路，一不守，则北坏运，南犯陵，其害甚大。请西自开封，东至徐、邳，无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至府县，无不守之人，庶几可息河患。”乃敕时聘申饬焉。
其秋，时聘言：“自苏庄一决，全河北注者三年。初泛丰、沛，继沼单、鱼，陈灿之塞不成，南阳之堤尽坏。今且上灌全济，旁侵运道矣。臣亲诣曹、单，上视王家口新筑之坝，下视朱旺口北溃之流，知河之大可忧者三，而机之不可失者二。河决行堤，泛溢平地，昭阳日垫，下流日淤，水出李家口者日渐微缓，势不得不退而上溢。溢於南，则孙家渡、野鸡冈皆入淮故道，毋谓蒙墙已塞，而无忧於陵。溢於北，则芝麻庄、荆隆口皆入张秋故道，毋谓泇役已成，而无忧於运。且南之夏、商，北之曹、濮，其地益插，其祸益烈，其挽回益不易，毋谓灾止鱼、济，而无忧于民。顾自王家口以达朱旺，新导之河在焉。疏其下流以出小浮桥，则三百里长河畅流，机可乘者一。
自徐而下，清黄并行，沙随水刷，此数十年所未有，因而导水归徐，容受有地，机可乘者二。臣与诸臣熟计，河之中路有南北二支：北出浊河，尝再疏再壅；惟南出小浮桥，地形卑下，其势甚顺，度长三万丈有奇，估银八十万两。公诸虚耗，乞多方处给。”疏上留中。时聘乃大挑朱旺口。十一月兴工，用夫五十万。三十四年四月，工成，自朱旺达小浮桥延袤百七十里，渠广堤厚，河归故道。
六月，河决萧县郭暖楼人字口，北支至茶城、镇口。三十五年，决单县。三十九年六月，决徐州狼矢沟。四十年九月，决徐州三山，冲缕堤二百八十丈，遥堤百七十馀丈，梨林铺以下二十里正河悉为平陆，邳、睢河水耗竭。总河都御史刘士忠开韩家坝外小渠引水，由是坝以东始通舟楫。四十二年，决灵璧陈铺。四十四年五月，复决狼矢沟，由蛤鳗、周柳诸湖入泇河，出直口，复与黄会。六月，决开封陶家店、张家湾，由会城大堤下陈留，入亳州涡河。四十七年九月，决阳武脾沙堽，由封丘、曹、单至考城，复入旧河。时朝政日驰，河臣奏报多不省。四十二年，刘士忠卒，总河阅三年不补。四十六年闰四月，始命工部侍郎王佐督河道。河防日以废坏，当事者不能有为。
天启元年，河决灵譬双沟、黄铺，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与黄会，故道湮涸。总河侍郎陈道亨役夫筑塞。时淮安霪雨连旬，黄、淮暴涨数尺，而山阳里外河及清河决口汇成巨浸，水灌淮城，民蚁城以居，舟行街市。久之始塞。三年，决徐州青田大龙口，徐、邳、灵、睢河并淤，吕梁城南隅隐，沙高平地丈许，双沟决口亦满，上下百五十里悉成平陆。四年六月，决徐州魁山堤，东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门至云龙山西北大安桥入石狗湖，一由旧支河南流至邓二庄，历租沟东南以达小河，出白洋，仍与黄会。徐民苦淹溺，议集赀迁城。给事中陆文献上徐城不可迁六议。而势不得已，遂迁州治於云龙，河事置不讲矣。六年七月，河决淮安，逆入骆马湖，灌邳、宿。
崇祯二年春，河决曹县十四铺口。四月，决睢宁，至七月中，城尽圮。总河侍郎李若星请迁城避之，而开邳州坝泄水入故道，且塞曹家口匙头湾，逼水北注，以减睢宁之患。从之。四年夏，河决原武湖村铺，又决封丘荆隆口，败曹县塔儿湾大行堤。六月黄、淮交涨，海口壅塞，河决建义诸口，下灌兴化、盐城，水深二丈，村落尽漂没。逡巡逾年，始议筑塞。兴工未几，伏秋水发，黄、淮奔注，兴、盐为壑，而海潮复逆冲，坏范公堤。军民及商灶户死者无算，少壮转徙，丐江、仪、通、泰间，盗贼千百啸聚。至六年，盐城民徐瑞等言其状。帝悯之，命议罚河曹官。而是时，总河朱光祚方议开高堰三闸。淮、扬在朝者合疏言：“建义诸口未塞，民田尽沉水底。三闸一开，高、宝诸邑荡为湖海，而漕粮盐课皆害矣。高堰建闸始於万历二十三年，未几全塞。今高堰日坏，方当急议修筑，可轻言开浚乎？”帝是其言，事遂寝。又从御史吴振缨请，修宿、宁上下西北旧堤，以捍归仁。七年二月，建义决口工成，赐督漕尚书杨一鹏、总河尚书刘荣嗣银币。
八年九月，荣嗣得罪。初，荣嗣以骆马湖运道溃淤，创挽河之议，起宿迁至徐州，别凿新河，分黄水注其中，以通漕运。计工二百馀里，金钱五十万。而其所凿邳州上下，悉黄河故道，浚尺许，其下皆沙，挑掘成河，经宿沙落，河坎复平，如此者数四。迨引黄水入其中，波流迅急，沙随水下，率淤浅不可以舟。及漕舟将至，而骆马湖之溃决适平，舟人皆不愿由新河。荣嗣自往督之，欲绳以军法。有入者辄苦淤浅，弁卒多怨。巡漕御史倪於义劾其欺罔误工，南京给事中曹景参复重劾之，逮问，坐赃，父子皆瘐死。郎中胡琏分工独多，亦坐死。其后骆马湖复溃，舟行新河，无不思荣嗣功者。
当是时，河患日棘，而帝又重法惩下，李若星以修浚不力罢官，朱光祚以建义苏嘴决口逮系。六年之中，河臣三易。给事中王家彦尝切言之。光祚亦竟瘐死。而继荣嗣者周鼎修泇利运颇有功，在事五年，竟坐漕舟阻浅，用故决河防例，遣戍烟瘴。给事中沈胤培、刑部侍郎惠世扬、总河侍郎张国维各疏请宽之，乃获宥免云。
十五年，流贼围开封久，守臣谋引黄河灌之。贼侦知，预为备。乘水涨，令其党决河灌城，民尽溺死。总河侍郎张国维方奉诏赴京，奏其状。山东巡抚王永吉上言：“黄河决汴城，直走睢阳，东南注鄢陵、鹿邑，必害亳、泗，侵祖陵，而邳、宿运河必涸。”帝令总河侍郎黄希宪急往捍御，希宪以身居济宁不能摄汴，请特设重臣督理。命工部侍郎周堪赓督修汴河。
十六年二月，堪赓上言：“河之决口有二：一为朱家寨，宽二里许，居河下流，水面宽而水势缓；一为马家口，宽一里馀，居河上流，水势猛，深不可测。两口相距三十里，至汴堤之外，合为一流，决一大口，直冲汴城以去，而河之故道则涸为平地。怒涛千顷，工力难施，必广浚旧渠，远数十里，分杀水势，然后畚锸可措。顾筑浚并举，需夫三万。河北荒旱，兖西兵火，竭力以供，不满万人，河南万死一生之馀，未审能应募否，是不得不借助於抚镇之兵也。”乃敕兵部速议，而令堪赓刻期兴工。至四月，塞朱家寨决口，修堤四百馀丈。马家口工未就，忽冲东岸，诸埽尽漂没。堪赓请停东岸而专事西岸。帝令急竣工。
六月，堪赓言：“马家决口百二十丈，两岸皆筑四之一，中间七十馀丈，水深流急，难以措手，请俟霜降后兴工。”已而言：“五月伏水大涨，故道沙滩壅涸者刷深数丈，河之大势尽归於东，运道已通，陵园无恙。”疏甫上，决口再溃。帝趣鸠工，未奏绩而明亡。
◎河渠三
○运河上
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輓，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馀里。综而计之，自昌平神山泉诸水，汇贯都城，过大通桥，东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会卫河入海者，白河也。自临清而北至直沽，会白河入海者，卫水也。自汶上南旺分流，北经张秋至临清，会卫河，南至济宁天井闸，会泗、沂、洸三水者，汶水也。自济宁出天井闸，与汶合流，至南阳新河，旧出茶城，会黄、沁后出夏镇，循泇河达直口，入黄济运者，泗、洸、小沂河及山东泉水也。自茶城秦沟，南历徐、吕，浮邳，会大沂河，至清河县入淮后，从直河口抵清口者，黄河水也。自清口而南，至於瓜、仪者，淮、扬诸湖水也。过此则长江矣。长江以南，则松、苏、浙江运道也。淮、扬至京口以南之河，通谓之转运河，而由瓜、仪达淮安者，又谓之南河，由黄河达丰、沛曰中河，由山东达天津曰北河，由天津达张家湾曰通济河，而总名曰漕河。其逾京师而东若蓟州，西北若昌平，皆尝有河通，转漕饷军。
漕河之别，曰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因地为号，流俗所通称也。淮、扬诸水所汇，徐、兖河流所经，疏瀹决排，繄人力是系，故闸、河、湖於转漕尤急。
闸漕者，即会通河。北至临清，与卫河会，南出茶城口，与黄河会，资汶、洸、泗水及山东泉源。泉源之派有五。曰分水者，汶水派也，泉百四十有五。曰天井者，济河派也，泉九十有六。曰鲁桥者，泗河派也，泉二十有六。曰沙河者，新河派也，二十有八。曰邳州者，沂河派也，泉十有六。诸泉所汇为湖，其浸十五。曰南旺，东西二湖，周百五十馀里，运渠贯其中。北曰马蹋，南曰蜀山，曰苏鲁。又南曰马场。又南八十里曰南阳，亦曰独山，周七十馀里。北曰安山，周八十三里。南曰大、小昭阳，大湖袤十八里，小湖杀三之一，周八十馀里。由马家桥留城闸而南，曰武家，曰赤山，曰微山，曰吕孟，曰张王诸湖，连注八十里，引薛河由地浜沟出，会於赤龙潭，并趋茶城。自南旺分水北至临清三百里，地降九十尺，为闸二十有一；南至镇口三百九十里，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七。其外又有积水、进水、减水、平水之闸五十有四。又为坝二十有一，所以防运河之泄，佐闸以为用者也。其后开泇河二百六十里，为闸十一，为坝四。运舟不出镇口，与黄河会於董沟。
河漕者，即黄河。上自茶城与会通河会，下至清口与淮河会。其道有三：中路曰浊河，北路曰银河，南路曰符离河。南近陵，北近运，惟中路去陵远，於运有济。而河流迁徙不常，上流苦溃，下流苦淤。运道自南而北，出清口，经桃、宿，溯二洪，入镇口，陟险五百馀里。自二洪以上，河与漕不相涉也。至泇河开而二洪避，董沟辟而直河淤，运道之资河者二百六十里而止，董沟以上，河又无病於漕也。
湖漕者，由淮安抵扬州三百七十里，地卑积水，汇为泽国。山阳则有管家、射阳，宝应则有白马、汜光，高邮则有石臼、甓社、武安、邵伯诸湖。仰受上流之水，傍接诸山之源，巨浸连亘，由五塘以达於江。虑淮东侵，筑高家堰拒其上流，筑王简、张福二堤御其分泄。虑淮侵而漕败，开淮安永济、高邮康济、宝应弘济三月河以通舟。至扬子湾东，则分二道：一由仪真通江口，以漕上江湖广、江西；一由瓜洲通西江嘴，以漕下江两浙。本非河道，专取诸湖之水，故曰湖漕。
太祖初起大军北伐，开蹋场口、耐牢坡，通漕以饷梁、晋。定都应天，运道通利：江西、湖广之粟，浮江直下；浙西、吴中之粟，由转运河；凤、泗之粟，浮淮；河南、山东之粟，下黄河。尝由开封运粟，溯河达渭，以给陕西，用海运以饷辽卒，有事於西北者甚鲜。淮、扬之间，筑高邮湖堤二十馀里，开宝应倚湖直渠四十里，筑堤护之。他小修筑，无大利害也。
永乐四年，成祖命平江伯陈瑄督转运，一仍由海，而一则浮淮入河，至阳武，陆挽百七十里抵卫辉，浮於卫，所谓陆海兼运者也。海运多险，陆挽亦艰。九年二月乃用济宁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书宋礼、侍郎金纯、都督周长浚会通河。会通河者，元转漕故道也，元末已废不用。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安山湖而东，会通尽淤，至是复之。由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泗入其中。泗出泗水陪尾山，四泉并发，西流至兖州城东，合於沂。汶河有二：小汶河出新泰宫山下；大汶河出泰安仙台岭南，又出莱芜原山阴及寨子村。俱至静丰镇合流，饶徂徕山阳，而小汶河来会。经宁阳北堈城，西南流百馀里，至汶上。其支流曰洸河，出堈城西南，流三十里，会宁阳诸泉，经济宁东，与泗合。元初，毕辅国始於堈城左汶水阴作斗门，导汶入洸。至元中，又分流北入济，由寿张至临清，通漳、御入海。
南旺者，南北之脊也。自左而南，距济宁九十里，合沂、泗以济；自右而北，距临清三百馀里，无他水，独赖汶。礼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筑坝东平之戴村，遏汶使无入洸，而尽出南旺，南北置闸三十八。又开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五十里至寿张之沙湾，以接旧河。其秋，礼还，又请疏东平东境沙河淤沙三里，筑堰障之，合马常泊之流入会通济运。又於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水柜、陡门。在漕河西者曰水柜，东者曰陡门，柜以蓄泉，门以泄涨。纯复浚贾鲁河故道，引黄水至塌场口会汶，经徐、吕入淮。运道以定。
其后宣宗时，尝发军民十二万，浚济宁以北自长沟至枣林闸百二十里，置闸诸浅，浚湖塘以引山泉。正统时，浚滕、沛淤河，又於济宁、胜三州县疏泉置闸，易金口堰土坝为石，蓄水以资会通。景帝时，增置济宁抵临清减水闸。天顺时，拓临清旧闸，移五十丈。宪宗时，筑汶上、济宁决堤百馀里，增南旺上、下及安山三闸。命工部侍郎杜谦勘治汶、泗、洸诸泉。武宗时，增置汶上袁家口及寺前铺石闸，浚南旺淤八十里，而闸漕之治详。惟河决则挟漕而去，为大害。
陈瑄之督运也，於湖广、江西造平底浅般三千艘。二省及江、浙之米皆由江以入，至淮安新城，盘五坝过淮。仁、义二坝在东门外东北，礼、智、信三坝在西门外西北，皆自城南引水抵坝口，其外即淮河。清江浦者，直淮城西，永乐二年尝一修闸。其口淤塞，则漕船由二坝，官民商船由三坝入淮，輓输甚劳苦。瑄访之故老，言：“淮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鸭陈口仅二十里，与清江口相值，宜凿为河，引湖水通漕，宋乔维岳所开沙河旧渠也。”瑄乃凿清江浦，导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十三年五月，工成。缘西湖筑堤亘十里以引舟。淮口置四闸，曰移风、清江、福兴、新庄。以时启闭，严其禁。并浚仪真、瓜洲河以通江湖，凿吕梁、百步二洪石以平水势，开泰州白塔河以达大江。筑高邮河堤，堤内凿渠四十里。久之，复置吕梁石闸，并筑宝应、汜光、白马诸湖堤，堤皆置涵洞，互相灌注。是时淮上、徐州、济宁、临清、德州皆建仓转输。滨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浅夫。水涩舟胶，俾之导行。增置浅船三千馀艘。设徐、沛、沽头、金沟、山东、谷亭、鲁桥等闸。自是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
宣德六年用御史白圭言，浚金龙口，引河水达徐州以便漕。末年至英宗初再浚，并及凤池口水，徐、吕二洪，西小河，而会通安流，自永、宣至正统间凡数十载。至十三年，河决荥阳，东冲张秋，溃沙湾，运道始坏。命廷臣塞之。
景泰三年五月，堤工乃完。未匝月而北马头复决，掣漕流以东。清河训导唐学成言：“河决沙湾，临清告涸。地卑堤薄，黄河势急，故甫完堤而复决也。临清至沙湾十二闸，有水之日，其势甚陡。请於临清以南浚月河通舟，直抵沙湾，不复由闸，则水势缓而漕运通矣。”帝即命学成与山东巡抚洪英相度。工部侍郎赵荣则言：“沙湾抵张秋岸薄，故数决。请於决处置减水石坝，使东入盐河，则运河之水可蓄。然后厚堤岸，填决口，庶无后患。”
明年四月，决口方毕工，而减水坝及南分水墩先败，已，复尽冲墩岸桥梁，决北马头，掣漕水入盐河，运舟悉阻。教谕彭埙请立闸以制水势，开河以分上流。御史练纲上其策。诏下尚书石璞。璞乃凿河三里，以避决口，上下与运河通。是岁，漕舟不前者，命漕运总兵官徐恭姑输东昌、济宁仓。及明年，运河胶浅如故。恭与都御史王竑言：“漕舟蚁聚临清上下，请亟敕都御史徐有贞筑塞沙湾决河。”有贞不可，而献上三策，请置水闸，开分水河，挑运河。
六年三月，诏群臣集议方略。工部尚书江渊等请用官军五万以浚运。有贞恐役军费重，请复陈瑄旧制，置捞浅夫，用沿河州县民，免其役。
五月，浚漕工竣。七月，沙湾决口工亦竣，会通复安。都御史陈泰一浚淮、扬漕河，筑口置坝。黄河尝灌新庄闸至清江浦三十馀里，淤浅阻漕，稍稍浚治，即复其旧。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济宁南北为二，侍郎郑辰治其南，副都御史贾谅治其北。
成化七年，又因廷议，分漕河沛县以南、德州以北及山东为三道，各委曹郎及监司专理，且请简风力大臣总理其事。始命侍郎王恕为总河。二十一年敕工部侍郎杜谦浚运道，自通州至淮、扬，会山东、河南抚按相度经理。
弘治二年，河复决张秋，冲会通河，命户部侍郎白昂相治。昂奏金龙口决口已淤，河并为一大支，由祥符合沁下徐州而去。其间河道浅隘，宜於所经七县，筑堤岸以卫张秋。下工部议，从其请。昂又以漕船经高邮甓社湖多溺，请於堤东开複河西四十里以通舟。越四年，河复决数道入运河，坏张秋东堤，夺汶水入海，漕流绝。时工部侍郎陈政总理河道，集夫十五万，治未效而卒。
六年春，副都御史刘大夏奉敕往治决河。夏半，漕舟鳞集，乃先自决口西岸凿月河以通漕。经营二年，张秋决口就塞，复筑黄陵冈上流。於是河复南下，运道无阻。乃改张秋曰安平镇，建庙赐额曰显惠神祠，命大学士王鏊纪其事，勒於石。而白昂所开高邮複河亦成，赐名康济，其西岸以石甃之。又甃高邮堤，自杭家闸至张家镇凡三十里。高邮堤者，洪武时所筑也。陈瑄因旧增筑，延及宝应，土人相沿谓之老堤。正统三年易土以石。成化时，遣官筑重堤於高邮、邵伯、宝应、白马四湖老堤之东。而王恕为总河，修淮安以南诸决堤，且浚淮、扬漕河。重湖壖民盗决溉田之罚，造闸〈石达〉以储湖水。及大夏塞张秋，而昂又开康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馀年。
十六年，巡抚徐源言：“济宁地最高，必引上源洸水以济，其口在堈城石濑之上。元时治闸作堰，使水尽入南旺，分济南北运。成化间，易土以石。夫土堰之利，水小则遏以入洮，水大则闭闸以防沙壅，听其漫堰西流。自石堰成，水遂横溢，石堰既坏，民田亦冲。洸河沙塞，虽有闸门，压不能启。乞毁石复土，疏洸口壅塞以至济宁，而筑堈城迤西春城口子决岸。”帝命侍郎李遂往勘，言：“堈城石堰，一可遏淤沙，不为南旺湖之害，一可杀水势，不虑戴村坝之冲，不宜毁。近堰积沙，宜浚。堈城稍东有元时旧闸，引洸水入济宁，下接徐、吕漕河。东平州戴村，则汶水入海故道也。自永乐初，横筑一坝，遏汶入南旺湖，漕河始通。今自分水龙王庙至天井闸九十里，水高三丈有奇，若洸河更浚而深，则汶流尽向济宁而南，临清河道必涸。洸口不可浚。堈城口至柳泉九十里，无关运道，可弗事。柳泉至济宁，汶、泗诸水会流处，宜疏者二十馀里。春城口，外障汶水，内防民田，堤卑岸薄，宜与戴村坝并修筑。”从之。正德四年十月，河决沛县飞云桥，入运。寻塞。
世宗之初，河数坏漕。嘉靖六年，光禄少卿黄绾论泉源之利，言：“漕河泉源皆发山东南旺、马场、樊村、安山诸湖。泉水所钟，亟宜修浚，且引他泉并蓄，则漕不竭。南旺、马场堤外孙村地洼，若潴为湖，改作漕道，尤可免济宁高原浅涩之苦。”帝命总河侍郎章拯议。而拯以黄水入运，运船阻沛上，方为御史吴仲所劾。拯言：“河塞难遽通，惟金沟口迤北新冲一渠可令运船由此入昭阳湖，出沙河板桥。其先阻浅者，则西历鸡冢寺，出庙道北口通行。下部并议，未决。给事中张嵩言：“昭阳湖地庳，河势高，引河灌湖，必致弥漫，使湖道复阻。请罢拯，别推大臣。”部议如嵩言。拯再疏自劾，乞罢，不许。卒引运船道湖中。其冬，诏拯还京别叙，而命择大臣督理。
诸大臣多进治河议。詹事霍韬谓：“前议役山东、河南丁夫数万，疏浚淤沙以通运。然沙随水下，旋浚旋淤。今运舟由昭阳湖入鸡鸣台至沙河，迂回不过百里。若沿湖筑堤，浚为小河，河口为闸，以待蓄泄，水溢可避风涛，水涸易为疏浚。三月而土堤成，一年而石堤成，用力少，取效速。黄河愈溢，运道愈利，较之役丁夫以浚淤土，劳逸大不侔也。”尚书李承勋谓：“於昭阳湖左别开一河，引诸泉为运道，自留城沙河为尤便。”与都御史胡世宁议合。七年正月，总河都御史盛应期奏如世宁策，请於昭阳湖东凿新河，自汪家口南出留城口，长百四十里，刻期六月毕工。工未半，而应期罢去，役遂已。其后三十年，朱衡始循其遗迹，浚而成之。是年冬，总河侍郎潘希会加筑济、沛间东西两堤，以拒黄河。
十九年七月，河决野鸡冈，二洪涸。督理河漕侍郎王以旂请浚山东诸泉以济运，且筑长堤聚水，如闸河制。遂清旧泉百七十八，开新泉三十一。以旂复奏四事。一请以诸泉分隶守土官兼理其事，毋使堙塞。一请於境山镇、徐、吕二洪之下，各建石闸，蓄水数尺以行舟，旁留月河以泄暴汛；筑四木闸於武家沟、小河口、石城、匙头湾，而置方船於沙坊等浅，以备捞浚。一言漕河两岸有南旺、安山、马场、昭阳四湖，名为水柜，所以汇诸泉济漕河也。豪强侵占，蓄水不多，而昭阳一湖淤成高地，大非国初设湖初意。宜委官清理，添置闸、坝、斗门，培筑堤岸，多开沟渠，浚深河底，以复四柜。一言黄河南徙，旧闸口俱塞，惟孙继一口独存。导河出徐州小浮桥，下徐、吕二洪，此济运之大者。请於孙继口多开一沟，及时疏瀹，庶二洪得济。帝可其奏，而以管泉专责之部曹。
徐、吕二洪者，河漕咽喉也。自陈瑄凿石疏渠，正统初，复浚洪西小河。漕运参将汤节又以洪迅败舟，於上流筑堰，逼水归月河，河南建闸以蓄水势。成化四年，管河主簿郭升以大石筑两堤，锢以铁锭，凿外洪败船恶石三百，而平筑里洪堤岸，又甃石岸东西四百馀丈。十六年增甃吕梁洪石堤、石坝二百馀丈，以资牵挽。及是建闸，行者益便之。
四十四年七月，河大决沛县，漫昭阳湖，由沙河至二洪，浩渺无际，运道淤塞百馀里。督理河漕尚书朱衡循览盛应期所凿新河遗迹，请开南阳、留城上下。总河都御史潘季驯不可。衡言：“是河直秦沟，有所束隘。伏秋黄水盛，昭阳受之，不为壑也。”乃决计开浚，身自督工，重惩不用命者。给事中郑钦劾衡故兴难成之役，虐民幸功。朝廷遣官勘新旧河孰利。给事中何起鸣勘河还，言：“旧河难复有五，而新河之难成者亦有三。顾新河多旧堤高阜，黄水难侵，睃而通之，运道必利。所谓三难者，一以夏村迤北地高，恐难接水，然地势高低，大约不过二丈，一视水平加深，何患水浅。一以三河口积沙深厚，水势湍急，不无阻塞，然建坝拦截，岁一挑浚之，何患沙壅。一以马家桥筑堤，微山取土不便，又恐水口投埽，势必不坚，然使委任得人，培筑高厚，无必不可措力之理。开新河便。”下廷臣集议，言新河已有次第，不可止。况百中桥至留城白洋浅，出境山，疏浚补筑，亦不全弃旧河，群议俱合。帝意乃决。时大雨，黄水骤发，决马家桥，坏新筑东西二堤。给事中王元春、御史黄襄皆劾衡欺误，起鸣亦变其说。会衡奏新旧河百九十四里俱已流通，漕船至南阳出口无滞。诏留衡与季驯详议开上源、筑长堤之便。
隆庆元年正月，衡请罢上源议，惟开广秦沟，坚筑南长堤。五月，新河成，西去旧河三十里。旧河自留城以北，经谢沟、下沽头、中沽头、金沟四闸，过沛县，又经庙道口、湖陵城、孟阳、八里湾、谷亭五闸，而至南阳闸。新河自留城而北，经马家桥、西柳庄、满家桥、夏镇、杨庄、硃梅、利建七闸，至南阳闸合旧河，凡百四十里有奇。又引鲇鱼诸泉及薛河、沙河注其中，而设坝於三河之口，筑马家桥堤，遏黄水入秦沟，运道乃大通。未几，鲇鱼口山水暴决，没漕艘。帝从衡请，自东邵开支河三道以分泄之，又开支河於东邵之上，历东沧桥以达百中桥，凿豸里沟诸处为渠，使水入赤山湖，由之以归吕孟湖，下境山而去。
衡召入为工部尚书，都御史翁大立代，上言：“漕河资泉水，而地形东高西下，非湖潴之则涸，故漕河以东皆有柜；非湖泄之则溃，故漕河以西皆有壑。黄流逆奔，则以昭阳湖为散漫之区；山水东突，则以南阳湖为潴蓄之地。宜由回回墓开通以达鸿沟，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阳湖，即浚鸿沟废渠，引昭阳湖水沿渠东出留城。其湖地退滩者，又可得田数千顷。”大立又言：“薛河水湍悍，今尽注赤山湖，入微山湖以达吕孟湖，此尚书衡成绩也。惟吕孟之南为邵家岭，黄流填淤，地形高仰，秋水时至，翕纳者小，浸淫平野，夺民田之利。微山之西为马家桥，比草创一堤以开运道，土未及坚而时为积水所撼，以寻丈之址，二流夹攻，虑有倾圮。宜凿邵家岭，令水由地浜沟出境山以入漕河，则湖地可耕，河堤不溃。更於马家桥建减水闸，视旱涝为启闭，乃通漕长策也。”并从之。
三年七月，河决沛县，茶城淤塞，粮艘二千馀皆阻邳州。大立言：“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过梁山，至境山，入地浜沟，直趋马家桥，上下八十里间，可别开一河以漕。”即所谓泇河也。请集廷议，上即命行之。未几，黄落漕通，前议遂寝。时淮水涨溢，自清河至淮安城西淤三十馀里，决礼、信二坝出海，宝应湖堤多坏。山东诸水从直河出邳州。大立以闻。其冬，自淮安板闸至清河西湖嘴开浚垂成，而里口复塞。督漕侍郎赵孔昭言：“清江一带黄河五十里，宜筑堰以防河溢；淮河高良涧一带七十馀里，宜筑堰以防淮涨。”帝令亟浚里口，与大立商筑堰事宜，并议海口筑塞及宝应月河二事。
四年六月，淮河及鸿沟境山疏浚工竣。大立方奏闻，诸水忽骤溢，决仲家浅，与黄河合，茶城复淤。未几，自泰山庙至七里沟，淮河淤十馀里，其水从朱家沟旁出，至清河县河南镇以合於黄河。大立请开新庄闸以通回船，兼浚古睢河，泄二洪水，且分河自鱼沟下草湾，保南北运道。帝命新任总河都御史潘季驯区画。顷之，河大决邳州，睢宁运道淤百馀里。大立请开泇口、萧县二河。会季驯筑塞诸决，河水归正流，漕船获通。大立、孔昭皆以迟误漕粮削籍，开泇之议不果行。
五年四月，河复决邳州王家口，自双沟而下，南北决口十馀，损漕船运军千计，没粮四十万馀石，而匙头湾以下八十里皆淤。於是胶、莱海运之议纷起。会季驯奏邳河功成。帝以漕运迟，遣给事中雒遵往勘。总漕陈炌及季驯俱罢官。
六年，从雒遵言，修筑茶城至清河长堤五百五十里，三里一铺，铺十夫，设官画地而守。又接筑茶城至开封两岸堤。从朱衡言，缮丰、沛大黄堤。衡又言：“漕河起仪真讫张家湾二千八百馀里，河势凡四段，各不相同。清江浦以南，临清以北，皆远隔黄河，不烦用力。惟茶城至临清，则闸诸泉为河，与黄相近。清河至茶城，则黄河即运河也。茶城以北，当防黄河之决而入；茶城以南，当防黄河之决而出。防黄河即所以保运河，故自茶城至邳、迁，高筑两堤，宿迁至清河，尽塞缺口，盖以防黄水之出，则正河必淤，昨岁徐、邳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沟口至丰、沛、曹、单，创筑增筑以接缕水旧堤，盖以防黄水之入，则正河必决，往年曹、沛之患是也。二处告竣，故河深水束，无旁决中溃之虞。氵市县之窑子头至秦沟口，应筑堤七十里，接古北堤。徐、邳之间，堤逼河身，宜於新堤外别筑遥堤。”诏如其议，以命总河侍郎万恭。
万历元年，恭言：“祖宗时造浅船近万，非不知满载省舟之便，以闸河流浅，故不敢过四百石也。其制底平、仓浅，底平则入水不深，仓浅则负载不满。又限浅船用水不得过六拏，伸大指与食指相距为一拏，六拏不过三尺许，明受水浅也。今不务遵行，而竞雇船搭运。雇船有三害，搭运有五害，皆病河道。请悉遵旧制。”从之。
恭又请复淮南平水诸闸，上言：“高、宝诸湖周遭数百里，西受天长七十馀河，徒恃百里长堤，若障之使无疏泄，是溃堤也。以故祖宗之法，偏置数十小闸於长堤之间，又为令曰：“但许深湖，不许高堤”，故设浅船浅夫取湖之淤以厚堤。夫闸多则水易落而堤坚，浚勤则湖愈深而堤厚，意至深远也。比年畏修闸之劳，每坏一闸即堙一闸，岁月既久，诸闸尽堙，而长堤为死障矣。畏浚浅之苦，每湖浅一尺则加堤一尺，岁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宝为盂城矣。且湖漕勿堤与无漕同，湖堤勿闸与无堤同。陈瑄大置减水闸数十，湖水溢则泻以利堤，水落则闭以利漕，最为完计。积久而减水故迹不可复得，湖且沉堤。请复建平水闸，闸欲密，密则水疏，无涨懑患；闸欲狭，狭则势缓，无啮决虞。”尚书衡覆奏如其请。於是仪直、江都、高邮、宝应、山阳设闸二十三，浚浅凡五十一处，各设捞浅船二，浅夫十。
恭又言：“清江浦河六十里，陈瑄浚至天妃祠东，注於黄河。运艘出天妃口入黄穿清特半饷耳。后黄涨，逆注入口，清遂多淤。议者不制天妃口而遽塞之，令淮水勿与黄值。开新河以接淮河，曰“接清流勿接浊流，可不淤也”。不知黄河非安流之水，伏秋盛发，则西拥淮流数十里，并灌新开河。彼天妃口，一黄水之淤耳。今淮、黄会於新闸开河口，是二淤也。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黄交会之浅。岁役丁夫千百，浚治方毕，水过复合。又使运艘迂八里浅滞而始达於清河，孰与出天妃口者之便且利？请建天妃闸，俾漕船直达清河。运尽而黄水盛发，则闭闸绝黄，水落则启天妃闸以利商船。新河口勿浚可也。”。乃建天妃庙口石闸。
恭又言：“由黄河入闸河为茶城，出临清板闸七百馀里，旧有七十二浅。自创开新河，汶流平衍，地势高下不甚相悬，七十浅悉为通渠。惟茶、黄交会间，运盛之时，正值黄河水落之候，高下不相接，是以有茶城黄家闸之浅，连年患之。祖宗时，尝建境山闸，自新河水平，闸没泥淖且丈馀。其闸上距黄家闸二十里，下接茶城十里，因故基累石为之，可留黄家闸外二十里之上流，接茶城内十里之下流，且挟二十里水势，冲十里之狭流，蔑不胜矣。”乃复境山旧闸。
恭建三议，尚书衡覆行之，为运道永利。而是时，茶城岁淤，恭方报正河安流，回空船速出。给事中朱南雍以回空多阻，劾恭隐蔽溺职。帝切责恭，罢去。
三年二月，总河都御史傅希挚请开泇河以避黄险，不果行。希挚又请浚梁山以下，与茶城互用，淤旧则通新而挑旧，淤新则通旧而挑新，筑坝断流，常通其一以备不虞。诏从所请。工未成，而河决崔镇，淮决高家堰，高邮湖决清水潭、丁志等口，淮城几没。知府邵元哲开菊花潭，以泄淮安、高、宝三城之水，东方刍米少通。
明年春，督漕侍郎张翀以筑清水潭堤工钜不克就，欲令粮船暂由圈子田以行。巡按御史陈功不可。河漕侍郎吴桂芳言：“高邮湖老堤，陈瑄所建。后白昂开月河，距湖数里，中为土堤，东为石堤，首尾建闸，名为康济河。其中堤之西，老堤之东，民田数万亩，所谓圈子田也。河湖相去太远，老堤缺坏不修，遂至水入圈田，又成一湖。而中堤溃坏，东堤独受数百里湖涛，清水潭之决，势所必至。宜遵弘治间王恕之议，就老堤为月河，但修东西二堤，费省而工易举。”帝命如所请行之。是年，元哲修筑淮安长堤，又疏盐城石〈石达〉口下流入海。
五年二月，高邮石堤将成，桂芳请傍老堤十数丈开挑月河。因言：“白昂康济月河去老堤太远，人心狃月河之安，忘老堤外捍之力。年复一年，不加省视，老、中二堤俱坏，而东堤不能独存。今河与老堤近，则易於管摄。”御史陈世宝论江北河道，请於宝应湖堤补石堤以固其外，而於石堤之东复筑一堤，以通月河，漕舟行其中。并议行。其冬，高邮湖土石二堤、新开漕河南北二闸及老堤加石、增护堤木城各工竣事。桂芳又与元哲增筑山阳长堤，自板闸至黄浦亘七十里，闭通济闸不用，而建兴文闸，且修新庄诸闸，筑清江浦南堤，创板闸漕堤，南北与新旧堤接。板闸即故移风闸也。堤、闸并修，淮、扬漕道渐固。
六年，总理河漕都御史潘季驯筑高家堰，及清江浦柳浦湾以东加筑礼、智二坝，修宝应、黄清等八浅堤，高、宝减水闸四，又拆新庄闸而改建通济闸於甘罗城南。明初运粮，自瓜、仪至淮安谓之里河，自五坝转黄河谓之外河，不相通。及开清江浦，设闸天妃口，春夏之交重运毕，即闭以拒黄。岁久法驰，闸不封而黄水入。嘉靖末，塞天妃口，於浦南三里沟开新河，设通济闸以就淮水。已又从万恭言，复天妃闸。未几又从御史刘光国言，增筑通济，自仲夏至季秋，隔日一放回空漕船。既而启闭不时，淤塞日甚，开朱家口引清水灌之，仅通舟。至是改建甘罗城南，专向淮水，使河不得直射。
十年，督漕尚书凌云翼以运船由清江浦出口多艰险，乃自浦西开永济河四十五里，起城南窑湾，历龙江闸，至杨家涧出武家墩，折而东，合通济闸出口。更置闸三，以备清江浦之险。是时漕河就治，淮、扬免水灾者十馀年。初，黄河之害漕也，自金龙口而东，则会通以淤。迨塞沙湾、张秋闸，漕以安，则徐、氵市间数被其害。至崔镇高堰之决，黄、淮交涨而害漕，乃在淮、扬间，湖溃则败漕。季驯以高堰障洪泽，俾堰东四湖勿受淮侵，漕始无败。而河漕诸臣惧湖害，日夜常惴惴。
十三年从总漕都御史李世达议，开宝应月河。宝应汜光湖，诸湖中最湍险者也，广百二十馀里。槐角楼当其中，形曲如箕，瓦店翼其南，秤钩湾翼其北。西风鼓浪，往往覆舟。陈瑄筑堤湖东，蓄水为运道。上有所受，下无所宣，遂决为八浅，汇为六潭，兴、盐诸场皆没。而淮水又从周家桥漫入，溺人民，害漕运。武宗末年，郎中杨最请开月河，部覆不从。嘉靖中，工部郎中陈毓贤、户部员外范韶、御史闻人诠、运粮千户李显皆以为言，议行未果。至是，工部郎中许应逵建议，世达用其言以奏，乃决行之。浚河千七百馀丈，置石闸三，减水闸二，筑堤九千馀丈，石堤三之一，子堤五千馀丈。工成，赐名弘济。寻改石闸为平水闸。应逵又筑高邮护城堤。其后，弘济南北闸，夏秋淮涨，吞吐不及，舟多覆者。神宗季年，督漕侍郎陈荐於南北各开月河以杀河怒，而溜始平。
十五年，督漕侍郎杨一魁请修高家堰以保上流，砌范家口以制旁决，疏草湾以杀河势，修礼坝以保新城。诏如其议。一魁又改建古洪闸。先是，汶、泗之水由茶城会黄河。隆庆间，浊流倒灌，稽阻运船，郎中陈瑛移黄河口於茶城东八里，建古洪、内华二闸，漕河从古洪出口。后黄水发，淤益甚。一魁既改古洪，帝又从给事中常居敬言，令增筑镇口闸於古洪外，距河仅八十丈，吐纳益易，粮运利之。
工部尚书石星议季驯、居敬条上善后事宜，请分地责成：接筑塔山缕堤，清江浦草坝，创筑宝应西堤，石砌邵伯湖堤，疏浚里河淤浅，当在淮、扬兴举；察复南旺、马踏、蜀山、马场四湖，建筑坎河滚水坝，加建通济、永通二闸，察复安山湖地，当在山东兴举。帝从其议。未几，众工皆成。
十九年，季驯言：“宿迁以南，地形西洼，请开缕堤放水。沙随水入，地随沙高，庶水患消而费可省。”又请易高家堰土堤为石，筑满家闸西拦河坝，使汶、泗尽归新河。设减水闸於李家口，以泄沛县积水。从之。十月，淮湖大涨，江都淳家湾石堤、邵伯南坝、高邮中堤、朱家墩、清水潭皆决。郎中黄日谨筑塞仅竣，而山阳堤亦决。
二十一年五月，恒雨。漕河泛溢，溃济宁及淮河诸堤岸。总河尚书舒应龙议：筑堽城坝，遏汶水之南，开马踏湖月河口，导汶水之北。开通济闸，放月河土坝以杀汹涌之势。从其奏。数年之间，会通上下无阻，而黄、淮并涨，高堰及高邮堤数决害漕。应龙卒罢去。建议者纷纷，未有所定。
杨一魁代应龙为总河尚书，力主分黄导淮。治逾年，工将竣，又请决湖水以疏漕渠，言：“高、宝诸湖本沃壤也，自淮、黄逆壅，遂成昏垫。今入江入海之路即浚，宜开治泾河、子婴沟、金湾河诸闸及瓜、仪二闸，大放湖水，就湖疏渠，与高、宝月河相接。既避运道风波之险，而水涸成田，给民耕种，渐议起科，可充河费。”命如议行。时下流既疏，淮水渐帖，而河方决黄堌口。督漕都御史褚鈇恐泄太多，徐、邳淤阻，力请塞之。一魁持不可，浚两河口至小浮桥故道以通漕。然河大势南徙，二洪漕屡涸，复大挑黄堌下之李吉口，挽黄以济之，非久辄淤。
一魁入掌部事。二十六年，刘东星继之，守一魁旧议，李吉口淤益高。岁冬月，即其地开一小河，春夏引水入徐州，如是者三年，大抵至秋即淤。乃复开赵家圈以接黄，开泇河以济运。赵家圈旋淤，泇河未复，而东星卒。於是凤阳巡抚都御史李三才建议自镇口闸至磨儿庄仿闸河制，三十里一闸，凡建六闸於河中，节宣汶、济之水，聊以通漕。漕舟至京，不复能如期矣。东星在事，开邵伯月河，长十八里，阔十八丈有奇，以避湖险。又开界首月河，长千八百馀丈。各建金门石闸二，漕舟利焉。
三十二年，总河侍郎李化龙始大开泇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馀里，尽避黄河之险。化龙忧去，总河侍郎曹时聘终其事，疏叙泇河之功，言：“舒应龙创开韩家庄以泄湖水，而路始通。刘东星大开良城、侯家庄以试行运，而路渐广。李化龙上开李家港，凿都水石，下开直河口，挑田家庄，殚力经营，行运过半，而路始开，故臣得接踵告竣。”因条上善后六事，运道由此大通。其后每年三月开泇河坝，由直河口进，九月开召公坝入黄河，粮艘及官民船悉以为准。
四十四年，巡漕御史朱堦请修复泉湖，言：“宋礼筑坝戴村，夺二汶入海之路，灌以成河，复导洙、泗、洸、沂诸水以佐之。汶虽率众流出全力以奉漕，然行远而竭，已自难支。至南旺，又分其四以南迎淮，六以北赴卫，力分益薄。况此水夏秋则涨，冬春而涸，无雨即夏秋亦涸。礼逆虑其不可恃，乃於沿河昭阳、南旺、马踏、蜀山、安山诸湖设立斗门，名曰水柜。漕河水涨，则潴其溢出者於湖，水消则决而注之漕。积泄有法，盗决有罪，故旱涝恃以无恐。及岁久禁驰，湖浅可耕，多为势豪所占，昭阳一湖已作藩田。比来山东半年不雨，泉欲断流，按图而索水柜，茫无知者。乞敕河臣清核，亟筑堤坝斗门以广蓄储。”帝从其请。
方议浚泉湖，而河决徐州狼矢沟，由蛤鳗诸湖入泇河，出直口，运船迎溜艰险。督漕侍郎陈荐开武河等口，泄水平溜。后二年，决口长淤沙，河始复故道。总河侍郎王佐加筑月坝以障之。至泰昌元年冬，佐言：“诸湖水柜已复，安山湖且复五十五里，诚可利漕。请以水柜之废兴为河官殿最。”从之。
天启元年，淮、黄涨溢，决里河王公祠，淮安知府宋统殷、山阳知县练国事力塞之。三年秋，外河复决数口，寻塞。是年冬，浚永济新河。自凌云翼开是河，未几而闭。总河都御史刘士忠尝开坝以济运，已复塞。而淮安正河三十年未浚。故议先挑新河，通运船回空，乃浚正河，自许家闸至惠济祠长千四百馀丈，复建通济月河小闸，运船皆由正河，新河复闭。时王家集、磨儿庄湍溜日甚，漕储参政朱国盛谋改浚一河以为漕计，令同知宋士中自泇口迤东抵宿迁陈沟口，复溯骆马湖，上至马颊河，往回相度。乃议开马家洲，且疏马颊河口淤塞，上接泇流，下避刘口之险，又疏三汊河流沙十三里，开滔庄河百馀丈，浚深小河二十里，开王能庄二十里，以通骆马湖口，筑塞张家等沟数十道，束水归漕。计河五十七里，名通济新河。五年四月，工成，运道从新河，无刘口、磨儿庄诸险之患。明年，总河侍郎李从心开陈沟地十里，以竟前工。
崇祯二年，淮安苏家嘴、新沟大坝并决，没山、盐、高、泰民田。五年，又决建义北坝。总河尚书朱光祚浚骆马湖，避河险十三处，名顺济河。六年，良城至徐塘淤为平陆，漕运愆期，夺光祚官，刘荣嗣继之。
八年，骆马湖淤阻，荣嗣开河徐、宿，引注黄水，被劾，得重罪。侍郎周鼎继之，乃专力于泇河，浚麦河支河，筑王母山前后坝、胜阳山东堤、马蹄厓十字河拦水壩，挑良城闸抵徐塘口六千馀丈。九年夏，泇河复通，由宿迁陈沟口合大河。鼎又修高家堰及新沟漾田营堤，增筑天妃闸石工，去南旺湖彭口沙礓，浚刘吕庄至黄林庄百六十里。而是时黄、淮涨溢日甚，倒灌害漕。鼎在事五年，卒以运阻削职。继之者侍郎张国维，甫莅任，即以漕涸被责。
十四年，国维言：“济宁运道自枣林闸溯师家庄、仲家浅二闸，岁患淤浅，每引泗河由鲁桥入运以济之。伏秋水长，足资利涉。而挟沙注河，水退沙积，利害参半。旁自白马河汇邹县诸泉，与泗合流而出鲁桥，力弱不能敌泗，河身半淤，不为漕用。然其上源宽处正与仲家浅闸相对，导令由此入运，较鲁桥高下悬殊，且易细流为洪流，又减沙渗之患，而济仲家浅及师庄、枣林，有三便。”又言：“南旺水本地脊，惟藉泰安、新泰、莱芜、宁阳、汶上、东平、平阴、肥城八州县泉源，由汶入运，故运河得通。今东平、平阴、肥城淤沙中断，请亟浚之。”复上疏运六策：一复安山湖水柜以济北闸，一改挑沧浪河从万年仓出口以利四闸，一展浚汶河、陶河上源以济邳派，一改道沂河出徐塘口以并利邳、宿，其二即开三州县淤沙及改挑白马湖也。皆命酌行。国维又浚淮、扬漕河三百馀里。当是时，河臣竭力补苴，南河稍宁，北河数浅阻。而河南守臣壅黄河以灌贼。河大决开封，下流日淤，河事益坏，未几而明亡矣。
◎河渠四
○运河下 海运
江南运河，自杭州北郭务至谢村北，为十二里洋，为塘栖，德清之水入之。逾北陆桥入崇德界，过松老抵高新桥，海盐支河通之。绕崇德城南，转东北，至小高阳桥东，过石门塘，折而东，为王湾。至皂林，水深者及丈。过永新，入秀水界，逾陡门镇，北为分乡铺，稍东为绣塔。北由嘉兴城西转而北，出杉青三闸，至王江泾镇，松江运艘自东来会之。北为平望驿，东通莺脰湖，湖州运艘自西出新兴桥会之。北至松陵驿，由吴江至三里桥，北有震泽，南有黄天荡，水势澎湃，夹浦桥屡建。北经苏州城东鲇鱼口，水由塘入之。北至枫桥，由射渎经浒墅关，过白鹤铺，长洲、无锡两邑之界也。锡山驿水仅浮瓦砾。过黄埠，至洛社桥，江阴九里河之水通之。西北为常州，漕河旧贯城，入东水门，由西水门出。嘉靖末防倭，改从南城壕。江阴，顺塘河水由城东通丁堰，沙子湖在其西南，宜兴钟溪之水入之。又西，直渎水入之，又西为奔牛、吕城二闸，常、镇界其中，皆有月河以佐节宣，后并废。其南为金坛河，溧阳、高淳之水出焉。丹阳南二十里为陵口，北二十五里为黄泥坝，旧皆置闸。练湖水高漕河数丈，一由三思桥，一由仁智桥，皆入运。北过丹徒镇有猪婆滩，多软沙。丹徒以上运道，视江潮为盈涸。过镇江，出京口闸，闸外沙堵延袤二十丈，可藏舟避风，由此浮於江，与瓜步对。自北郭至京口首尾八百馀里，皆平流。历嘉而苏，众水所聚，至常州以西，地渐高仰，水浅易泄，盈涸不恒，时浚时壅，往往兼取孟渎、德胜两河，东浮大江，以达扬泰。
洪武二十六年尝命崇山侯李新开溧水胭脂河，以通浙漕，免丹阳输挽及大江风涛之险。而三吴之粟，必由常、镇。三十一年浚奔牛、吕城二坝河道。
永乐间，修练湖堤。即命通政张琏发民丁十万，浚常州孟渎河，又浚兰陵沟，北至孟渎河闸，六千馀丈，南至奔牛镇，千二百馀丈。已，复浚镇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以达於江。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涸则改从孟渎右趋瓜洲，抵白塔，以为常。
宣德六年从武进民请，疏德胜新河四十里。八年，工竣。漕舟自德胜北入江，直泰兴之北新河。由泰州坝抵扬子湾入漕河，视白塔尤便。於是漕河及孟渎、德胜三河并通，皆可济运矣。
正统元年，廷臣上言：“自新港至奔牛，漕河百五十里，旧有水车卷江潮灌注，通舟溉田。请支官钱置车。”诏可。然三河之入江口，皆自卑而高，其水亦更迭盈缩。八年，武进民请浚德胜及北新河。浙江都司萧华则请浚孟渎。巡抚周忱定议浚两河，而罢北新筑坝。白塔河之大桥闸以时启闭，而常、镇漕河亦疏浚焉。
景泰间，漕河复淤，遂引漕舟尽由孟渎。三年，御史练纲言：“漕舟从夏港及孟渎出江，逆行三百里，始达瓜洲。德胜直北新，而白塔又与孟渎斜直，由此两岸横渡甚近，宜大疏淤塞。”帝命尚书石璞措置。会有请凿镇江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阳，以避孟渎险者。镇江知府林鹗以为迂道多石，坏民田墓多，宜浚京口闸、甘露坝，道里近，功力省。乃从鹗议。浙江参政胡清又欲去新港、奔牛等坝，置石闸以蓄泉。亦从其请。而浚德胜河与凿港之议俱寝。然石闸虽建，蓄水不能多，漕舟仍入孟渎。
天顺元年，尚宝少卿凌信言，粮艘从镇江里河为便。帝以为然，命粮储河道都御史李秉通七里港口，引江水注之，且浚奔牛、新港之淤。巡抚崔恭又请增置五闸。至成化四年，闸工始成。於是漕舟尽由里河，其入二河者，回空之艘及他舟而已。定制，孟渎河口与瓜、仪诸港俱三年一浚。孟渎宽广不甚淤，里河不久辄涸，则又改从孟渎。
弘治十七年，部臣复陈夏港、孟渎远浮大江之害，请亟浚京口淤，而引练湖灌之。诏速行。正德二年复开白塔河及江口、大桥、潘家、通江四闸。十四年从督漕都御史臧凤言，浚常州上下里河，漕舟无阻者五十馀载。
万历元年又渐涸，复一浚之。岁贡生许汝愚上言：“国初置四闸：曰京口，曰丹徒，防三江之涸；曰吕城，曰奔牛，防五湖之泄。自丹阳至镇江蓄为湖者三：曰练湖，曰焦子，曰杜墅。岁久，居民侵种，焦、杜二湖俱涸，仅存练湖，犹有侵者。而四闸俱空设矣。请浚三湖故址通漕。”总河傅希挚言：“练湖已浚，而焦子、杜墅源少无益。”其议遂寝。未几，练湖复淤浅。
五年，御史郭思极、陈世宝先后请复练湖，浚孟渎。而给事中汤聘尹则请於京口旁别建一闸，引江流内注，潮长则开，缩则闭。御史尹良任又言：“孟渎渡江入黄家港，水面虽阔，江流甚平，由此抵泰兴以达湾头、高邮仅二百馀里，可免瓜、仪不测之患。至如京口北渡金山而下，中流遇风有漂溺患，宜挑甘露港夹岸洲田十馀里，以便回泊。”御史林应训又言：“自万缘桥抵孟渎，两厓陡峻，雨潦易圮，且江潮涌沙，淤塞难免。宜於万缘桥、黄连树各建闸以资蓄泄。”又言：“练湖自西晋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以溉云阳，堤名练塘，又曰练河，凡四十里许。环湖立涵洞十三。宋绍兴时，中置横埂，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闸。八十四溪之水始经辰溪冲入上湖，复由三闸转入下湖。洪武间，因运道涩，依下湖东堤建三闸，借湖水以济运，后乃渐堙。今当尽革侵占，复浚为湖。上湖四际夹阜，下湖东北临河，原埂完固，惟应补中间缺口，且增筑西南，与东北相应。至三闸，惟临湖上闸如故，宜增建中、下二闸，更设减水闸二座，界中、下二闸间。共革田五千亩有奇，塞沿堤私设涵洞，止存其旧十三处，以宣泄湖水。冬春即闭塞，毋得私启。盖练湖无源，惟藉潴蓄，增堤启闸，水常有馀，然后可以济运。臣亲验上湖地仰，八十四溪之水所由来，惧其易泄；下湖地平衍，仅高漕河数尺，又常惧不盈。诚使水裕堤坚，则应时注之，河有全力矣。”皆下所司酌议。
十三年，镇江知府吴捴谦复言：“练湖中堤宜饬有司春初即修，以防冲决，且禁势豪侵占。”从之。十七年浚武进横林漕河。
崇祯元年，浚京口漕河。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礼建《漕河议》，言：“神庙初，先臣宝著《漕河议》，当事采行，不开河而济运者二十馀年。后复佃湖妨运，岁累畚锸。故老有言，“京口闸底与虎丘塔顶平”，是可知挑河无益，蓄湖为要也。今当革佃修闸，而高筑上下湖围埂，蓄水使深。且漕河闸座非仅京口、吕城、新闸、奔牛数处而已，陵口、尹公桥、黄泥坝、新丰、大犊山节节有闸，皆废去，并宜修建。而运道支流如武进洞子河、连江桥河、扁担河，丹阳简桥河、陈家桥河、七里桥河、丁议河、越渎河，胜村溪之大坝头，丹阳甘露港南之小闸口，皆应急修整。至奔牛、吕城之北，各设减水闸。岁十月实以土，商民船尽令盘坝。此皆旧章所当率由。近有欲开九曲河，使运船竟从泡港闸出江，直达扬子桥，以免瓜洲启闸稽迟者，试而后行可也。回空粮艘及官舫，宜由江行，而於河庄设闸启闭。数役并行，漕事乃大善矣。”议不果行。
江漕者，湖广漕舟由汉、沔下浔阳，江西漕舟出章江、鄱阳而会於湖口，暨南直隶宁、太、池、安、江宁、广德之舟，同浮大江，入仪真通江闸，以溯淮、扬入闸河。瓜、仪之间，运道之咽喉也。洪武中，饷辽卒者，从仪真上淮安，由盐城泛海；饷梁、晋者，亦从仪真赴淮安，盘坝入淮。江口则设坝置闸，凡十有三。浚扬子桥河至黄泥湾九千馀丈。永乐间，浚仪真清江坝、下水港及夹港河，修沿江堤岸。洪熙元年浚仪真坝河，后定制仪真坝下黄泥滩、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渎河皆三年一浚。宣德间，从侍郎赵新、御史陈祚请，浚黄泥滩、清江闸。成化中，建闸於仪真通江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潮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弘治初，复开之，既又於总港口建闸蓄水。仪真、江都二县间，有官塘五区，筑闸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为业，真、扬之间运道阻梗。嘉靖二年，御史秦钺请复五塘。从之。万历五年，御史陈世宝言：“仪真江口，去闸太远，请於上下十数丈许增建二闸，随湖启闭，以截出江之船，尽令入闸，庶免迟滞。”疏上，议行。
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斜对常州孟渎河与泰兴北新河，皆浙漕间道也。自陈瑄始开。宣德间，从赵新、陈祚请，命瑄役夫四万五千馀人浚之，建新闸、潘家庄、大桥、江口四闸。正统四年，水溃闸塞，都督武兴因闭不用，仍自瓜洲盘坝。瓜洲之坝，洪武中置，凡十五，列东西二港间。永乐间，废东坝为厂，以贮材木，止存西港七坝。漕舟失泊，屡遭风险。英宗初年，乃复浚东港。既而巡抚周忱筑坝白塔河之大桥闸，以时启闭，漕舟稍分行。自镇江里河开浚，漕舟出甘露、新港，径渡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险远，舍而不由矣。
卫漕者，即卫河。源出河南辉县，至临清与会通河合，北达天津。自临清以北皆称卫河。详具本《志》。
白漕者，即通济河。源出塞地，经密云县雾灵山，为潮河川。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会於此，名曰白河。南流经通州，合通惠及榆、浑诸河，亦名潞河。三百六十里，至直沽会卫河入海，赖以通漕。杨村以北，势若建瓴，底多淤沙。夏秋水涨苦潦，冬春水微苦涩。冲溃徙改颇与黄河同。耎儿渡者，在武清、通州间，尤其要害处也。自永乐至成化初年，凡八决，辄发民夫筑堤。而正统元年之决，为害尤甚，特敕太监沐敬、安远侯柳溥、尚书李友直随宜区画，发五军营卒五万及民夫一万筑决堤。又命武进伯朱冕、尚书吴中役五万人，去河西务二十里凿河一道，导白水入其中。二工并竣，人甚便之，赐河名曰通济，封河神曰通济河神。先是，永乐二十一年筑通州抵直沽河岸，有冲决者，随时修筑以为常。迨通济河成，决岸修筑者亦且数四。万历三十一年从工部议，挑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筑堤两岸，著为令。
大通河者，元郭守敬所凿。由大通桥东下，抵通州高丽庄，与白河合，至直沽，会卫河入海，长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闸，蓄水济运，名曰通惠。又以白河、榆河、浑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中渐废。
永乐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西湖、景东牛栏庄及青龙华家瓮山三闸，水冲决岸。”命发军民修治。明年复言：“自西湖、景东至通流，凡七闸，河道淤塞。自昌平东南白浮村至西湖、景东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闸。”从之。未几，闸俱堙，不复通舟。
成化中，漕运总兵官杨茂言：“每岁自张家湾舍舟，车转至都下，雇值不赀。旧通惠河石闸尚存，深二尺许，修闸潴水，用小舟剥运便。”又有议於三里河从张家湾烟墩桥以西疏河泊舟者。下廷臣集议，遣尚书杨鼎、侍郎乔毅相度。上言：“旧闸二十四座，通水行舟。但元时水在宫墙外，舟得入城内海子湾。今水从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复行。且元引白浮泉往西逆流，今经山陵，恐妨地脉。又一亩泉过白羊口山沟，两水冲截难引。若城南三里河旧无河源，正统间修城壕，恐雨多水溢，乃穿正阳桥东南洼下地，开壕口以泄之，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八里，始接浑河。旧渠两岸多庐墓，水浅河窄，又须增引别流相济。如西湖草桥源出玉匠局、马跑等地，泉不深远。元人曾用金口水，汹涌没民舍，以故随废。惟玉泉、龙泉及月儿、柳沙等泉，皆出西北，循山麓而行，可导入西湖。请浚西湖之源，闭分水清龙闸，引诸泉水从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馀则从都城外壕流转，会於正阳门东。城壕且闭，令勿入三里河并流。大通桥闸河随旱涝启闭，则舟获近仓，甚便。”帝从其议。方发军夫九万修浚，会以灾异，诏罢诸役。所司以漕事大，乃命四万人浚城壕，而西山、玉泉及抵张家湾河道，则以渐及焉。越五年，乃敕平江伯陈锐，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资、王诏督漕卒浚通惠河，如鼎、毅前议。明年六月，工成，自大通桥至张家湾浑河口六十馀里，浚泉三，增闸四，漕舟稍通。然元时所引昌平三泉俱遏不行，独引一西湖，又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载，涩滞如旧。正德二年尝一浚之，且修大通桥至通州闸十有二，坝四十有一。
嘉靖六年，御史吴仲言：“通惠河屡经修复，皆为权势所挠。顾通流等八闸遗迹俱存，因而成之，为力甚易，岁可省车费赀二十馀万。且历代漕运皆达京师，未有贮国储於五十里外者。”帝心以为然，命侍郎王軏、何诏及仲偕相度。軏等言：“大通桥地形高白河六丈馀，若浚至七丈，引白河达京城，诸闸可尽罢，然未易议也。计独浚治河闸，但通流闸在通州旧城中，经二水门，南浦、土桥、广利三闸皆闤阓衢市，不便转挽。惟白河滨旧小河废坝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坝，宜修筑之，使通普济闸，可省四闸两关转搬力。”而尚书桂萼言不便，请改修三里河。帝下其疏於大学士杨一清、张璁。一清言：“因旧闸行转搬法，省运军劳费，宜断行之。”璁亦言：“此一劳永逸之计，萼所论费广功难。”帝乃却萼议。
明年六月，仲报河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桥至通州石坝，地势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时加浚治。管河主事宜专委任，毋令兼他务。官吏、闸夫以罢运裁减，宜复旧额。庆丰上闸、平津中闸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关外。剥船造费及递岁修艌，俱宜酌处。”帝以先朝屡勘行未即功，仲等四阅月工成，诏予赏，悉从其所请。仲又请留督工郎中何栋专理其事，为经久计。从之。九年擢栋右通政，仍管通惠河道。是时，仲出为处州知府，进所编《通惠河志》。帝命送史馆，采入《会典》，且颁工部刊行。自此漕艘直达京师，迄於明末。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
蓟州河者，运蓟州官军饷道也。明初，海运饷蓟州。天顺二年，大河卫百户闵恭言：“南京并直隶各卫，岁用旗军运粮三万石至蓟州等卫仓，越大海七十馀里，风涛险恶。新开沽河，北望蓟州，正与水套、沽河直，袤四十馀里而径，且水深，其间阻隔者仅四之一，若穿渠以运，可无海患。”下总兵都督宋胜、巡按御史李敏行视可否。胜等言便，遂开直沽河。阔五丈，深丈五尺。成化二年一浚，二十年再浚，并浚鸦鸿桥河道，造丰润县海运粮储仓。正德十六年，运粮指挥王瓒言：“直沽东北新河，转运蓟州，河流浅，潮至方可行舟。边关每匮饷，宜浚使深广。”从之。初，新河三岁一浚。嘉靖元年易二岁，以为常。十七年浚殷留庄大口至旧仓店百十六里。
丰润环香河者，浚自成化间，运粟十馀万石以饷蓟州东路者也。后堙废，饷改蓟州给，大不便。嘉靖四十五年从御史鲍承荫请，复之，且建三闸於北济、张官屯、鸦鸿桥以潴水。
昌平河，运诸陵官军饷道也。起巩华城外安济桥，抵通州渡口。袤百四十五里，其中淤浅三十里难行。隆庆六年大浚，运给长陵等八卫官军月粮四万石，遂成流通。万历元年复疏巩华城外旧河。
海运，始於元至元中。伯颜用朱清、张瑄运粮输京师，仅四万馀石。其后日增，至三百万馀石。初，海道万三千馀里，最险恶，既而开生道，稍径直。后殷明略又开新道，尤便。然皆出大洋，风利，自浙西抵京不过旬日，而漂失甚多。
洪武元年，太祖命汤和造海舟，饷北征士卒。天下既定，募水工运莱州洋海仓粟以给永平。后辽左及迤北数用兵，於是靖海侯吴祯、延安侯唐胜宗、航海侯张赫、舳舻侯朱寿先后转辽饷，以为常。督江、浙边海卫军大舟百馀艘，运粮数十万。赐将校以下绮帛、胡椒、苏木、钱钞有差，民夫则复其家一年，溺死者厚恤。三十年，以辽东军饷赢羡，第令辽军屯种其地，而罢海运。
永乐元年，平江伯陈瑄督海运粮四十九万馀石，饷北京、辽东。二年，以海运但抵直沽，别用小船转运至京，命於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广储蓄。四年定海陆兼运。瑄每岁运粮百万，建百万仓於直沽尹儿湾城。天津卫籍兵万人戍守。至是，命江南粮一由海运，一由淮、黄，陆运赴卫河，入通州，以为常。陈瑄上言：“嘉定濒海，当江流之冲，地平衍，无大山高屿。海舟停泊，或值风涛，触坚胶浅辄败。宜於青浦筑土为山，立堠表识，使舟人知所避，而海险不为患。”诏从之。十年九月，工成。方百丈，高三十馀丈。赐名宝山。御制碑文纪之。
十三年五月复罢海运，惟存遮洋一总，运辽、蓟粮。正统十三年减登州卫海船百艘为十八艘，以五艘运青、莱、登布花钞锭十二万馀斤，岁赏辽军。
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进大学衍义补，请寻海运故道与河漕并行，大略言：“海舟一载千石，可当河舟三，用卒大减。河漕视陆运费省什三，海运视陆省什七，虽有漂溺患，然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利害亦相当。宜访素知海道者，讲求勘视。”其说未行。弘治五年，河决金龙口，有请复海运者，朝议弗是。
嘉靖二年，遮洋总漂粮二万石，溺死官军五十馀人。五年停登州造船。二十年，总河王以旂以河道梗涩，言：“海运虽难行，然中间平度州东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时建闸直达安东，南北悉由内洋而行，路捷无险，所当讲求。”帝以海道迂远，却其议。三十八年，辽东巡抚侯汝谅言：“天津入辽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坟、桃花岛皆可湾泊。”部覆行之。四十五年，顺天巡抚耿随朝勘海道，自永平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纪各庄，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其间开洋百二十里，有建河、粮河、小沽、大沽河可避风。初允其议，寻以御史刘翾疏沮而罢。是年，从给事中胡应嘉言，革遮洋总。
隆庆五年，徐、邳河淤，从给事中宋良佐言，复设遮洋总，存海运遗意。山东巡抚梁梦龙极论海运之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胶州，北自天津至海仓，岛人商贾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胶各运米麦至天津，无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风便，两旬可达。舟由近洋，岛屿联络，虽风可依，视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风顺而柔，此时出海可保无虞。”命量拨近地漕粮十二万石，俾梦龙行之。
六年，王宗沐督漕，请行海运。诏令运十二万石自淮入海。其道，由云梯关东北历鹰游山、安东卫、石臼所、夏河所、齐堂岛、灵山卫、古镇、胶州、鳌山卫、大嵩卫、行村寨，皆海面。自海洋所历竹岛、宁津所、靖海卫，东北转成山卫、刘公岛、威海卫，西历宁海卫，皆海面。自福山之罘岛至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门等岛，西历桑岛、〈山母〉屺岛，自〈山母〉屺西历三山岛、芙蓉岛、莱州大洋、海仓口；自海仓西历淮河海口、鱼儿铺，西北历侯镇店、唐头塞；自侯镇西北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沟河入直沽，抵天津卫。凡三千三百九十里。
万历元年，即墨福山岛坏粮运七艘，漂米数千石，溺军丁十五人。给事、御史交章论其失，罢不复行。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运粮给朝鲜军。山东副使於仁廉复言：“饷辽莫如海运，海运莫如登、莱。盖登、莱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顺口仅五百馀里，顺风扬帆一二日可至。又有沙门、鼍矶、皇城等岛居其中，天设水递，止宿避风。惟皇城至旅顺二百里差远，得便风不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辽，则大洋无泊；淮安至胶州，虽仅三百里，而由胶至登千里而遥，礁碍难行。惟登、莱济辽，势便而事易。”时颇以其议为然，而未行也。四十六年，山东巡抚李长庚奏行海运，特设户部侍郎一人督之，事具《长庚传》。
崇祯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扬为内阁中书，复陈海运之便，且辑《海运书》五卷进呈。命造海舟试之。廷扬乘二舟，载米数百石，十三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望日抵天津。守风者五日，行仅一旬。帝大喜，加廷扬户部郎中，命往登州与巡抚徐人龙计度。山东副总兵黄荫恩亦上海运九议，帝即令督海运。先是，宁远军饷率用天津船赴登州，候东南风转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风转至宁远。廷扬自登州直输宁远，省费多。寻命赴淮安经理海运，为督漕侍郎朱大典所沮，乃命易驻登州，领宁远饷务。十六年加光禄少卿。福王时，命廷扬以海舟防江，寻命兼理粮务。南都既失，廷扬崎岖唐、鲁二王间以死。
当嘉靖中，廷臣纷纷议复海运，漕运总兵官万表言：“在昔海运，岁溺不止十万。载米之舟，驾船之卒，统卒之官，皆所不免。今人策海运辄主丘浚之论，非达於事者也。”
◎河渠五
○淮河 泇河 卫河 漳河 沁河 滹沱河 桑乾河 胶莱河
淮河，出河南平氏胎簪山。经桐伯，其流始大。东至固始，入南畿颍州境，东合汝、颍诸水。经寿州北，肥水入焉。至怀远城东，涡水入焉。东经凤阳、临淮，濠水入焉。又经五河县南，而纳浍、沱、漴、潼诸水，势盛流疾。经泗州城南，稍东则汴水入焉。过龟山麓，益折而北，会洪泽、阜陵、泥墩、万家诸湖。东北至清河，南会於大河，即古泗口也，亦曰清口，是谓黄、淮交会之冲。淮之南岸，漕河流入焉，所谓清江浦口。又东经淮安北、安东南而达於海。
永乐七年，决寿州，泛中都。正统三年，溢清河。天顺四年，溢凤阳。皆随时修筑，无钜害也。正德十二年，复决漕堤，灌泗州。泗州，祖陵在焉，其地最下。初，淮自安东云梯关入海，无旁溢患。迨与黄会，黄水势盛，夺淮入海之路，淮不能与黄敌，往往避而东。陈瑄凿清江浦，因筑高家堰旧堤以障之。淮、扬恃以无恐，而凤泗间数为害。嘉靖十四年用总河都御史刘天和言，筑堤卫陵，而高堰方固，淮畅流出清口，凤、泗之患弭。隆庆四年，总河都御史翁大立复奏浚淮工竣，淮益无事。
至万历三年三月，高家堰决，高、宝、兴、盐为巨浸。而黄水蹑淮，且渐逼凤、泗。乃命建泗陵护城石堤二百馀丈，泗得石堤稍宁。於是，总漕侍郎吴桂芳言：“河决崔镇，清河路淤。黄强淮弱，南徙而灌山阳、高、宝，请急护湖堤。”帝令熟计其便。给事中汤聘尹议请导淮入江。会河从老黄河奔入海，淮得乘虚出清口。桂芳以闻，议遂寝。
六年，总河都御史潘季驯言：“高堰，淮、扬之门户，而黄、淮之关键也。欲导河以入海，必藉淮以刷沙。淮水南决，则浊流停滞，清口亦堙。河必决溢，上流水行平地，而邳、徐、凤、泗皆为巨浸。是淮病而黄病，黄病而漕亦病，相因之势也。”於是筑高堰堤，起武家墩，经大小涧、阜陵湖、周桥、翟坝，长八十里，使淮不得东。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简、张福二口泄入黄河，水力分，清口易淤浅，且黄水多由此倒灌入淮，乃筑堤捍之。使淮无所出，黄无所入，全淮毕趋清口，会大河入海。然淮水虽出清口，亦西淫凤、泗。
八年，雨涝，淮薄泗城，且至祖陵墀中。御史陈用宾以闻。给事中王道成因言：“黄河未涨，淮、泗间霖雨偶集，而清口已不容泄。宜令河臣疏导堵塞之。”季驯言：“黄、淮合流东注，甚迅驶。泗州冈阜盘旋，雨潦不及宣泄，因此涨溢。欲疏凿，则下流已深，无可疏；欲堵塞，则上流不可逆堵。”乃令季驯相度，卒听之而已。十六年，季驯复为总河，加泗州护堤数千丈，皆用石。
十九年九月，淮水溢泗州，高於城壕，因塞水关以防内灌。於是，城中积水不泄，居民十九淹没，侵及祖陵。疏泄之议不一，季驯谓当听其自消。会呕血乞归，言者因请允其去。而帝遣给事中张贞观往勘，会总河尚书舒应龙等详议以上，计未有所定。连数岁，淮东决高良涧，西灌泗陵。帝怒，夺应龙官，遣给事中张企程往勘。议者多请拆高堰，总河尚书杨一魁与企程不从，而力请分黄导淮。乃建武家墩经河闸，泄淮水由永济河达泾河，下射阳湖入海。又建高良涧及周桥减水石闸，以泄淮水，一由岔河入泾河，一由草子湖、宝应湖下子婴沟，俱下广洋湖入海。又挑高邮茆塘港，通邵伯湖，开金家湾，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涨，而淮水以平。其后三闸渐塞。
崇祯间，黄、淮涨溢，议者复请开高堰。淮、扬在朝者公疏力争，议遂寝。然是时建义诸口数决，下灌兴、盐，淮患日棘矣。
泇河，二源。一出费县南山谷中，循沂州西南流，一出峄县君山，东南与费泇合，谓之东、西二泇河。南会彭河水，从马家桥东，过微山、赤山、吕孟等湖，逾葛墟岭，而南经侯家湾、良城，至泇口镇，合蛤鳗、连汪诸湖。东会沂水，从周湖、柳湖，接邳州东直河。东南达宿迁之黄墩湖、骆马湖，从董、陈二沟入黄河。引泗合沂济运道，以避黄河之险，其议始於翁大立，继之者傅希挚，而成於李化龙、曹时聘。
隆庆四年九月，河决邳州，自睢宁至宿迁淤百八十里。总河侍郎翁大立请开泇河以避黄水，未决而罢。明年四月，河复决邳州，命给事中雒遵勘验。工部尚书朱衡请以开泇口河之说下诸臣熟计。帝即命遵会勘。遵言：“泇口河取道虽捷，施工实难。葛墟岭高出河底六丈馀，开凿仅至二丈，硼石中水泉涌出。侯家湾、良城虽有河形，水中多伏石，难凿，纵凿之，湍激不可漕。且蛤鳗、周柳诸湖，筑堤水中，功费无算。微山、赤山、吕孟等湖虽可筑堤，然须凿葛墟岭以泄正派，开地浜沟以散馀波，乃可施工。”请罢其议。诏尚书朱衡会总河都御史万恭等覆勘。衡奏有三难，大略如遵指。且言漕河已通，徐、邳间堤高水深，不烦别建置。乃罢。
万历三年，总河都御史傅希挚言：“泇河之议尝建而中止，谓有三难。而臣遣锥手、步弓、水平、画匠，於三难处核勘。起自上泉河口，开向东南，则起处低洼，下流趋高之难可避也。南经性义村东，则葛墟岭高坚之难可避也。从陡沟河经郭村西之平坦，则良城侯家湾之伏石可避也。至泇口上下，河渠深浅不一，湖塘联络相因，间有砂礓，无碍挑挖。大较上起泉河口，水所从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从出也。自西北至东南，长五百三十里，比之黄河近八十里，河渠、河塘十居八九，源头活水，脉络贯通，此天子所以资漕也。诚能捐十年治河之费，以成泇河，则黄河无虑壅决，茶城无虑填淤，二洪无虑艰险，运艘无虑漂损，洋山之支河可无开，境山之闸座可无建，徐、吕之洪夫可尽省，马家桥之堤工可中辍。今日不赀之费，他日所省抵有馀者也。臣以为开泇河便。”乃命都给事中侯于赵往会希挚及巡漕御史刘光国，确议以闻。于赵勘上泇河事宜：“自泉河口至大河口五百三十里内，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馀里，无赖於泇，事在可已。惟徐、吕至直河上下二百馀里，河冲萧、砀则涸二洪，冲睢宁则淤邳河，宜开以避其害，约费百五十馀万金。特良城伏石长五百五十丈，开凿之力难以逆料。性义岭及南禹陵俱限隔河流，二处既开，则丰、沛河决，必至灌入。宜先凿良城石，预修丰、沛堤防，可徐议兴功也。”部覆如其言，而谓开泇非数年不成，当以治河为急。帝不阅，责于赵阻扰，然议亦遂寝。
二十年，总河尚书舒应龙开韩庄以泄湖水，泇河之路始通。至二十五年，黄河决黄堌口南徙，徐、吕而下几断流。方议开李吉口、小浮桥及镇口以下，建闸引水以通漕，而论者谓非永久之计。於是工科给事中杨应文、吏科给事中杨廷兰皆谓当开泇河，工部覆议允行。帝命河漕官勘报，不果。二十八年，御史佴祺复请开泇河。工部覆奏云：“用黄河为漕，利与害参用；泇河为漕，有利无害。但泇河之外，由微山、吕孟、周柳诸湖，伏秋水发虞风波，冬春水涸虞浅阻，须上下别凿漕渠，建闸节水。”从之。总河尚书刘东星董其事，以地多沙石，工艰未就。工科给事中张问达以为言。御史张养志复陈开泇河之说有四：
一曰开黄泥湾以通入泇之径。邳州沂河口，入泇河门户也。进口六七里，有湖名连二汪，其水浅而阔，下多淤泥。欲挑浚则无岸可修，欲为坝埽则无基可筑。湖外有黄泥湾，离湖不远，地颇低。自沂口至湖北崖约二十馀里，於此开一河以接泇口，引湖水灌之，运舟可直达泇口矣。
一曰凿万家庄以接泇口之源。万家庄，泇口迤北地也。与台家庄、侯家湾、良城诸处，皆山冈高阜，多砂礓石块，极难为工。东星力凿成河。但河身尚浅，水止二三尺，宜更凿四五尺，俾韩庄之水下接泇口，则运舟无论大小，皆沛然可达矣。
一曰浚支河以避微口之险。微山湖在韩庄西，上下三十馀里，水深丈馀。必探深浅，立标为向导，风正帆悬，顷刻可过，突遇狂飚，未免败没。今已傍湖开支河四十五里，上通西柳庄，下接韩庄，牵挽有路。当再疏浚，庶无漂溺之患。
其一则以万庄一带势高，北水南下，至此必速。请即其地建闸数座，以时蓄泄。诏速勘行。而东星病卒。御史高举献河漕三策，复及泇河。工部尚书杨一魁覆言：“泇河经良城、彭河、葛墟岭，石礓难凿，故口仅丈六尺，浅亦如之，当大加疏凿。其韩庄渠上接微山、吕孟，宜多方疏导，俾无淤浅。顺流入马家桥、夏镇，以为运道接济之资。”帝以泇河既有成绩，命河臣更挑浚。
三十年，工部尚书姚继可言泇河之役宜罢，乃止不治。未几，总河侍郎李化龙复议开泇河，属之直河，以避河险。工科给事中侯庆远力主其说，而以估费太少，责期太远，请专任而责成之。三十二年正月，工部覆化龙疏，言：“开泇有六善，其不疑有二。泇河开而运不借河，河水有无听之，善一。以二百主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善二。运不借河，则我为政得以熟察机宜而治之，善三。估费二十万金，开河二百六十里，视朱衡新河事半功倍，善四。开河必行召募，春荒役兴，麦熟人散，富民不扰，穷民得以养，善五。粮船过洪，必约春尽，实畏河涨，运入泇河，朝暮无妨，善六。为陵捍患，为民御灾，无疑者一。徐州向苦洪水，泇河既开，则徐民之为鱼者亦少，无疑者二。”帝深善之，令速鸠工为久远之计。八月，化龙报分水河成，粮艘由泇者三之二。会化龙丁艰去，总河侍郎曹时聘代，上言颂化龙功。然是时，导河、浚泇，两工并兴，役未能竟。而黄河数溢，坏漕渠。给事中宋一韩遂诋化龙开泇之误，化龙愤，上章自辩。时聘亦力言泇可赖，因画善后六事以闻。部覆皆从其议。且言：“泇开於梗漕之日，固不可因泇而废黄；漕利於泇成之后，亦不可因黄而废泇。两利俱存，庶几缓急可赖。”因请筑郗山堤，削顿庄嘴，平大泛口湍溜，浚猫儿窝等处之浅，建钜梁吴冲闸，增三市徐塘坝，以终泇河未就之功。诏如议。越数年，泇工未竟，督漕者复舍泇由黄。舟有覆者，迁徙黄、泇间，运期久逾限。
三十八年，御史苏惟霖疏陈黄、泇利害，请专力於泇，略言：“黄河自清河经桃源，北达直河口，长二百四十里。此在泇下流，水平身广，运舟日行仅十里。然无他道，故必用之。自直河口而上，历邳、徐达镇口，长二百八十馀里，是谓黄河。又百二十里，方抵夏镇。其东自猫窝、泇沟达夏镇，止二百六十馀里，是谓泇河。东西相对，舍此则彼。黄河三四月间浅与泇同。五月初，其流汹涌，自天而下，一步难行。由其水挟沙而来，河口日高。至七月初，则浅涸十倍。统而计之，无一时可由者。溺人损舟，其害甚剧。泇河计日可达，终鲜风波，但得实心任事之臣，不三五年缺略悉补，数百年之利也。”工科给事中何士晋亦言：“运道最险无如黄河。先年水出昭阳湖，夏镇以南运道冲阻，开泇之议始决。避浅涩急溜二洪之险，聚诸泉水，以时启闭，通行无滞者六年。乃今忽欲舍泇由黄，致仓皇损坏粮艘。或改由大浮桥，河道淤塞，复还由泇。以故运抵湾迟，汲汲有守冻之虑，由黄之害略可见矣。顾泇工未竟，阔狭深浅不齐。宜拓广浚深，与会通河相等。重运空回，往来不相碍，回旋不相避，水常充盛，舟无留行。岁捐水衡数万金，督以廉能之吏，三年可竣工。然后循骆马湖北岸，东达宿迁，大兴畚锸，尽避黄河之险，则泇河之事讫矣。或谓泉脉细微，太阔太深，水不能有。不知泇源远自蒙、沂，近挟徐塘、许池、文武诸泉河，大率视济宁泉河略相等。吕公堂口既塞，则山东诸水总合全收，加以闸坝堤防，何忧不足？或谓直抵宿迁，此功迂而难竟，是在任用得人，综理有法耳。”疏入，不报。
明年，部覆总河都御史刘士忠《泇黄便宜疏》，言：“泇渠春夏间，沂、武、京河山水冲发，沙淤溃决，岁终当如南旺例修治。顾别无置水之地，势不得不塞泇河坝，令水复归黄流。故每年三月初，则开泇河坝，令粮艘及官民船由直河进。至九月内，则开召公坝，入黄河，以便空回及官民船往来。至次年二月中塞之。半年由泇，半年由黄，此两利之道也。因请增驿设官。又覆惟霖疏，言：“直隶猫窝浅，为沂下流，河广沙淤，不可以闸，最为泇患。宜西开一月河，以通沂口。凡水挟沙来，沙性直走，有月河以分之，则聚於洄伏之处，捞刷较易，而泇患少减矣。”俱报可，其后，无河遂为永利，但需补葺而已。然泇势狭窄，冬春粮艘回空仍由黄河焉。
四十八年，巡漕御史毛一鹭言：“无河属夏镇者有闸九座，属中河者止藉草坝。分司官议於直口等处建闸，请举行之。”诏从其议。崇祯四年，总漕尚书杨一鹏浚泇河。九年，总河侍郎周鼎奏重浚泇河成。久之，鼎坐决河防远戍。给事中沈胤培讼其修泇利运之功，得减论。
卫河，源出河南辉县苏门山百门泉。经新乡、汲县而东，至畿南浚县境，淇水入焉，谓之白沟，亦曰宿胥渎。宋、元时名曰御河。由内黄东出，至山东馆陶西，漳水合焉。东北至临清，与会通河合。北历德、沧诸州，至青县南，合滹沱河。北达天津，会白河入海。所谓卫漕也。其河流浊势盛，运道得之，始无浅涩虞。然自德州下渐与海近，卑窄易冲溃。
初，永乐元年，沈阳军士唐顺言：“卫河抵直沽入海，南距黄河陆路才五十里。若开卫河，而距黄河百步置仓廒，受南运粮饷，至卫河交运，公私两便。”乃命廷臣议，未行。其冬，命都督佥事陈俊运淮安、仪真仓粮百五十万馀石赴阳武，由卫河转输北京。五年，自临清抵渡口驿决堤七处，发卒塞之。后宋礼开会通河，卫河与之合。时方数决堤岸，遂命礼并治之。礼言：“卫辉至直沽，河岸多低薄，若不究源析流，但务堤筑，恐复溃决，劳费益甚。会通河抵魏家湾，与土河连，其处可穿二小渠以泄於土河。虽遇水涨，下流卫河，自无横溢患。德州城西北亦可穿一小渠。盖自卫河岸东北至旧黄河十有二里，而中间五里故有沟渠，宜开道七里，泄水入旧黄河，至海丰大沽河入海。”诏从之。
英宗初，永平县丞李祐请闭漳河以防患，疏卫河以通舟。从之。正统四年筑青县卫河堤岸。十三年从御史林廷举请，引漳入卫。十四年，黄河决临清四闸，御史钱清请浚其南撞圈湾河以达卫。从之。
景泰四年，运艘阻张秋之决。河南参议丰庆请自卫辉、胙城洎於沙门，陆挽三十里入卫，舟运抵京师。命漕运都督徐恭覆报，如其策。山东佥事江良材尝言：“通河于卫有三便。古黄河自孟津至怀庆东北入海。今卫河自汲县至临清、天津入海，则犹古黄河道也，便一。三代前，黄河东北入海，宇宙全气所钟。河南徙，气遂迁转。今於河阴、原武、怀、孟间导河入卫，以达天津，不独徐、沛患息，而京师形胜百倍，便二。元漕舟至封丘，陆运抵淇门入卫。今导河注卫，冬春水平，漕舟至河阴，顺流达卫。夏秋水迅，仍从徐、沛达临清，以北抵京师。且修其沟洫，择良有司任之，可以备旱涝，捍戎马，益起直隶、河南富强之势，便三。”詹事霍韬大然其画，具奏以闻。不行。
万历十六年，总督河漕杨一魁议引沁水入卫，命给事中常居敬勘酌可否。居敬言：“卫小沁大，卫清沁浊，恐利少害多。”乃止。泰昌元年十二月，总河侍郎王佐言：“卫河流塞，惟挽漳、引沁、辟丹三策。挽漳难，而引沁多患。丹水则虽势与沁同，而丹口既辟，自修武而下皆成安流，建闸筑堰，可垂永利。制可，亦未能行也。
崇祯十三年，总河侍郎张国维言：“卫河合漳、沁、淇、洹诸水，北流抵临清，会闸河以济运。自漳河他徙，卫流遂弱，挽漳引沁之议，建而未行。宜导辉县泉源，且酌引漳、沁，辟丹水，疏通滏、洹、淇三水之利害得失，命河南抚、按勘议以闻。”不果行。
漳河，出山西长子曰浊漳，乐平曰清漳，俱东经河南临漳县，由畿南真定、河间趋天津入海。其分流至山东馆陶西南五十里，与卫河合。洪武十七年，河决临漳，敕守臣防护。复谕工部，凡堤塘堰坝可御水患者，皆预修治。有司以黄、沁、漳、卫、沙五河所决堤岸丈尺，具图计工以闻。诏以军民兼筑之。永乐七年，决固安县贺家口。九年，决西南张固村河口，与滏阳河合流，下田不可耕。临漳主簿赵永中乞令灾户於漳河旁垦高阜荒地。从之。是年筑沁州及大名等府决堤。十三年，漳、滏并溢，漂没磁州田稼。二十二年，溢广宗。洪熙元年，漳、滏并溢，决临漳三冢村等堤岸二十四处，发军民修筑。宣德八年复筑三冢村堤口。
正统元年，漳、滏并溢，坏临漳杜村西南堤。三年，漳决广平、顺德。四年，又决彰德。皆命修筑。十三年，御史林廷举言：“漳河自沁州发源，七十馀沟会而为一，至肥乡，堤岩逼隘，水势激湍，故为民患。元时分支流入卫河，以杀其势。永乐间堙塞，旧迹尚存，去广平大留村十八里。宜发丁夫凿通，置闸，遏水转入之，而疏广肥乡水道。则漳河水减，免居民患，而卫河水增，便漕。”从之。漳水遂通於卫。
正德元年浚滏阳河。河旧在任县新店村东北，源出磁州。经永年、曲周、平乡，至穆家口，会百泉等河北流。永乐间，漳河决而与合，二水每并为患。至景泰间，又合漳，冲曲周诸县，沿河之地皆筑堤备之。成化间，旧河淤，冲新店西南为新河，合沙、洺等河入穆家口，亦筑堤备之。英宗时，漳已通卫。弘治初，益徙入御河，遂弃滏堤不理。其后，漳水复入新河，两岸地皆没。任县民高旸等以为言，下巡抚官勘奏，言：“穆家口乃众河之委，当从此先，而并浚新旧河，令分流。漳、滏缺堤，以渐而筑。”从之。自此漳、滏汇流，而入卫之道渐堙矣。
万历二十八年，给事中王德完言：“漳河决小屯，东经魏县、元城，抵馆陶入卫，为一变，其害小。决高家口，析二流於临漳之南北，俱至成安东吕彪河合流，经广平、肥乡、永年，至曲周入滏水，同流至青县口方入漕河，为再变，其害大。滏水不胜漳，而今纳漳，则狭小不能束巨浪，病溢而患在民。卫水昔仰漳，而今舍漳，则细缓不能卷沙泥，病涸而患在运。塞高家河口，导入小屯河，费少利多，为上策。仍回龙镇至小滩入卫，费钜害少，为中策。筑吕彪河口，固堤漳水，运道不资利，地方不罹害，为下策。”命河漕督臣集议行之。直隶巡按佴祺亦请引漳河。并下督臣，急引漳会卫，以图永济。不果行。
沁河，出山西沁源县绵山东谷。穿太行山，东南流三十里入河南境。饶河内县东北，又东南至武陟县，与黄河会而东注，达徐州以济漕。其支流自武陟红荆口，经卫辉入卫河。元郭守敬言：“沁馀水引至武陟，北流合御河灌田。”此沁入卫之故迹也。
明初，黄河自荥泽趋陈、颍，径入於淮，不与沁合。乃凿渠引之，令河仍入沁。久之，沁水尽入黄河，而入卫之故道堙矣。武陟者，沁、黄交会处也。永乐间，再决再筑。宣德九年，沁水决马曲湾，经获嘉至新乡，水深成河，城北又汇为泽。筑堤以防，犹不能遏。新乡知县许宣请坚筑决口，俾由故道。遣官相度，从之。沁水稍定，而其支流复入於卫。正统三、四年间，武陟沁堤复再决再筑。十三年，黄河决荥泽，背沁而去。乃从武陟东宝家湾开渠三十里，引河入沁，以达淮。自后，沁、河益大合，而沁之入卫者渐淤。
景泰三年，佥事刘清言：“自沁决马曲湾入卫，沁、黄、卫三水相通，转输颇利。今决口已塞，卫河胶浅。运舟悉从黄河，尝遇险阻。宜遣官浚沁资卫，军民运船视远近之便而转输之。”诏下巡抚集议。
明年，清复言：“东南漕舟，水浅弗能进。请自荥泽入沁河，浚冈头百二十里以通卫河。且张秋之决，由沁合黄，势遂奔急。若引沁入卫，则张秋无患。”行人王晏亦言：“开冈头置闸，分沁水，使南入黄，北达卫。遇涨则闭闸，漕可永无患。”并下督漕都御史王竑等核实以闻。明年，给事中何升言：“沁河有漏港已成河。临清屯聚胶浅之舟，宜使从此入黄，度二旬可达淮。”诏竑及都御史徐有贞阅之。既而罢引沁河议。初，王晏请漕沁，有司多言弗利。晏固争。吏部尚书王直请遣官行河，命侍郎赵荣同晏往。荣亦言不利，议乃寝。天顺八年，都察院都事金景辉复请浚陈桥集古河，分引沁水，北通长垣、曹州、钜野，以达漕河。诏按实以闻，未能行也。
弘治二年夏，黄河决埽头五处，入沁河。其冬，又决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十一年，员外郎谢缉以黄河南决，恐牵沁水南流，徐、吕二洪必涸。请遏黄河，堤沁水，使俱入徐州。方下所司勘议，明年漕运总兵官郭鋐上副使张鼐《引沁河议》，请於武陟木栾店凿渠抵荆隆口，分沁水入贾鲁河，由丁家道口以下徐、淮。倘河或南徙，即引沁水入渠，以济二洪之运。帝即令鼐理之。而曹县知县邹鲁又驳鼐议，谓引沁必塞沁入河之口，沁水无归，必漫田庐。若俟下流既通而始塞之，水势捣虚，千里不折，其患更大，甚於黄陵。且起木栾店至飞云桥，地以千里计，用夫百万，积功十年，未能必其成也。兖州知府龚弘主其说，因上言：“鼐见河势南行，故建此议。但今秋水逆流东北，亟宜浚筑。”乃从河臣抚臣议，修丁家口上下堤岸，而鼐议卒罢。
至万历十五年，沁水决武陟东岸莲花池、金屹〈山当〉，新乡、获嘉尽淹没。廷议筑堤障之。都御史杨一魁言：“黄河从沁入卫，此故道也。自河徙，而沁与俱南，卫水每涸。宜引沁入卫，不使助河为虐。”部覆言：“沁入黄，卫入漕，其来已久。顷沁水决木栾莲花口而东，一魁因建此议。而科臣常居敬往勘，言：‘卫辉府治卑於河，恐有冲激。且沁水多沙，入漕反为患，不如坚筑决口，广辟河身’。”乃罢其议。
三十三年，茶陵知州范守己复言：“嘉靖六年，河决丰、沛。胡世宁言：‘沁水自红荆口分流入卫，近年始塞。宜择武陟、阳武地开一河，北达卫水，以备徐、沛之塞。’会盛应期主开新渠，议遂不行。近者十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自木栾店东决岸，奔流入卫，则世宁红荆口之说信矣。彼时守土诸臣塞其决口，筑以坚堤，仍导沁水入河。而堤外河形直抵卫浒，至今存也。请建石闸於堤，分引一支，由所决河道东流入卫。漕舟自邳溯河而上，因沁入卫，东达临清，则会通河可废。”帝命总河及抚、按勘议，不行。
滹沱河，出山西繁峙泰戏山。循太行，掠晋、冀，逶迤而东，至武邑合漳。东北至青县岔河口入卫，下直沽。或云九河中所称徒骇是也。
明初，故道由藁城、晋州抵宁晋入卫，其后迁徙不一。河身不甚深，而水势洪大。左右旁近地大率平漫，夏秋雨潦，挟众流而溃，往往成巨浸。水落，则因其浅淤以为功。修堤浚流，随时补救，不能大治也。洪武间一浚。建文、永乐间，修武强、真定决岸者三。至洪熙元年夏，霪雨，河水大涨，晋、定、深三州，藁城、无极、饶阳、新乐、宁晋五县，低田尽没，而滹沱遂久淤矣。宣德六年，山水复暴泛，冲坏堤岸，发军民浚之。正统元年溢献县，决大郭鼋窝口堤。四年溢饶阳，决丑女堤及献县郭家口堤，淹深州田百馀里，皆命有司修筑。十一年复疏晋州故道。
成化七年，巡抚都御史杨璇言：“霸州、固安、东安、大城、香河、宝坻、新安、任丘、河间、肃宁、饶阳诸州县屡被水患，由地势平衍，水易潴积。而唐、滹沱、白沟三河上源堤岸率皆低薄，遇雨辄溃。官吏东西决放，以邻为壑。宜求故迹，随宜浚之。”帝即命璇董其事，水患稍宁。至十八年，卫、漳、滹沱并溢，溃漕河岸，自清平抵天津决口八十六。因循者久之。
弘治二年修真定县白马口及近城堤三千九百馀丈。五年又筑护城堤二道。后复比年大水，真定城内外俱浸。改挑新河，水患始息。
嘉靖元年筑束鹿城西决口，修晋州紫城口堤。未几，复连岁被水。十年冬，巡按御史傅汉臣言：“滹沱流经大名，故所筑二堤冲败，宜修复如旧。”乃命抚、按官会议。其明年，敕太仆卿何栋往治之，栋言：“河发浑源州，会诸山之水，东趋真定，由晋州紫城口之南入宁晋泊，会卫河入海，此故道也。晋州西高南下，因冲紫城东溢，而束鹿、深州诸处遂为巨浸。今宜起藁城张村至晋州故堤，筑十八里，高三丈，广十之，植椿榆诸树。乃浚河身三十馀里，导之南行，使归故道，则顺天、真、保诸郡水患俱平矣。”又用郎中徐元祉言，於真定浚滹沱河以保城池，又导束鹿、武强、河间、献县诸水，循滹沱以出。皆从之。自后数十年，水颇戢，无大害。
万历九年，给事中顾问言：“臣令任丘，见滹沱水涨，漂没民田不可胜纪。请自饶阳、河间以下水占之地，悉捐为河，而募夫深浚河身，坚筑堤岸，以图永久。”命下抚、按官勘议。增筑雄县横堤八里，任丘东堤二十里。
桑乾河，卢沟上源也。发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马邑雷山之阳，有金龙池者浑泉溢出，是为桑乾。东下大同古定桥，抵宣府保安州，雁门、应州、云中诸水皆会。穿西山，入宛平界。东南至看舟口，分为二。其一东由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其一南流霸州，合易水，南至天津丁字沣入漕河，曰卢沟河，亦曰浑河。河初过怀来，束两山间，不得肆。至都城西四十里石景山之东，地平土疏，冲激震荡，迁徙弗常。《元史》名卢沟曰小黄河，以其流浊也。上流在西山后者，盈涸无定，不为害。
嘉靖三十三年，御史宋仪望尝请疏凿，以漕宣、大粮。三十九年，都御史李文进以大同缺边储，亦请“开桑乾河以通运道。自古定桥至卢沟桥务里村水运五节，七百馀里，陆运二节，八十八里。春秋二运，可得米二万五千馀石。且造浅船由卢沟达天津，而建仓务里村、青白口八处，以备拨运。”皆不能行。下流在西山前者，泛溢害稼，畿封病之，堤防急焉。
洪武十六年浚桑乾河，自固安至高家庄八十里，霸州西支河二十里，南支河三十五里。永乐七年，决固安贺家口。十年，坏卢沟桥及堤岸，没官田民庐，溺死人畜。洪熙元年，决东狼窝口。宣德三年，溃卢沟堤。皆发卒治之。六年，顺天府尹李庸言：“永乐中，运河决新城，高从周口遂致淤塞。霸州桑圆里上下，每年水涨无所泄，漫涌倒流，北灌海子凹、牛栏佃，请亟修筑。”从之。七年，侍郎王佐言：“通州至河西务河道浅狭，张家湾西旧有浑河，请疏浚。”帝以役重止之。九年，决东狼窝口，命都督郑铭往筑。正统元年复命侍郎李庸修筑，并及卢沟桥小屯厂溃岸，明年工竣。越三年，白沟、运河二水俱溢，决保定县安州堤五十馀处。复命庸治之，筑龙王庙南石堤。七年筑浑河口。八年筑固安决口。
成化七年，霸州知州蒋恺言：“城北草桥界河，上接浑河，下至小直沽注於海。永乐间，浑河改流，西南经固安、新城、雄县抵州，屡决为害。近决孙家口，东流入河，又东抵三角淀。小直沽乃其故道，请因其自然之势，修筑堤岸。”诏顺天府官相度行之。十九年命侍郎杜谦督理卢沟河堤岸。弘治二年，决杨木厂堤，命新宁伯谭祐、侍郎陈政、内官李兴等督官军二万人筑之。正德元年筑狼窝决口。久之，下流支渠尽淤。
嘉靖十年从郎中陆时雍言，发卒浚导。三十四年修柳林至草桥大河。四十一年命尚书雷礼修卢沟河岸。礼言：“卢沟东南有大河，从丽庄园入直沽下海，沙淀十馀里。稍东岔河，从固安抵直沽，势高。今当先浚大河，令水归故道，然后筑长堤以固之。决口地下水急，人力难骤施。西岸故堤绵亘八百丈，遗址可按，宜并筑。”诏从其请。明年旋工，东西岸石堤凡九百六十丈。
万历十五年九月，神宗幸石景山，临观浑河。召辅臣申时行至幄次，谕曰：“朕每闻黄河冲决，为患不常，欲观浑河以知水势。今见河流汹涌如此，知黄河经理倍难。宜饬所司加慎，勿以劳民伤财为故事。至选用务得人，吏、工二部宜明喻朕意。”
胶莱河，在山东平度州东南，胶州东北。源出高密县，分南北流。南流自胶州麻湾口入海，北流经平度州至掖县海仓口入海。议海运者所必讲也。元至元十七年，莱人姚演献议开新河，凿地三百馀里，起胶西县东陈村海口，西北达胶河，出海仓口，谓之胶莱新河。寻以劳费难成而罢。
明正统六年，昌邑民王坦上言：“漕河水浅，军卒穷年不休。往者江南常海运，自太仓抵胶州。州有河故道接掖县，宜浚通之。由掖浮海抵直沽，可避东北海险数千里，较漕河为近。部覆寝其议。
嘉靖十一年，御史方远宜等复议开新河。以马家墩数里皆石冈，议复寝。十七年，山东巡抚胡缵宗言：“元时新河石座旧迹犹在，惟马壕未通。已募夫凿治，请复浚淤道三十馀里。”命从其议。
至十九年，副使王献言：“劳山之西有薛岛、陈岛，石砑林立，横伏海中，最险。元人避之，故放洋走成山正东，逾登抵莱，然后出直沽。考胶莱地图，薛岛西有山曰小竺，两峰夹峙。中有石冈曰马壕，其麓南北皆接海崖，而北即麻湾，又稍北即新河，又西北即莱州海仓。由麻湾抵海仓才三百三十里，由淮安逾马壕抵直沽，才一千五百里，可免铙海之险。元人尝凿此道，遇石而止。今凿马壕以趋麻湾，浚新河以出海仓，诚便。”献乃於旧所凿地迤西七丈许凿之。其初土石相半，下则皆石，又下石顽如铁。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石烂化为烬。海波流汇，麻湾以通，长十有四里，广六丈有奇，深半之。由是江、淮之舟达於胶莱。逾年，复浚新河，水泉旁溢，其势深阔，设九闸，置浮梁，建官署以守。而中间分水岭难通者三十馀里。时总河王以旂议复海运，请先开平度新河。帝谓妄议生扰，而献亦适迁去，於是工未变而罢。
三十一年，给事中李用敬言：“胶莱新河在海运旧道西，王献凿马家壕，导张鲁、白、现诸河水益之。今淮舟直抵麻湾，即新河南口也，从海仓直抵天津，即新河北口也。南北三百馀里，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皆可引济。其当疏浚者百馀里耳，宜急开通。”给事中贺泾、御史何廷钰亦以为请。诏廷钰会山东抚、按官行视。既而以估费浩繁，报罢。
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复请开浚，诏遣给事中胡槚会山东抚、按官议。槚言：“献所凿渠，流沙善崩，所引白河细流不足灌注。他若现河、小胶河、张鲁河、九穴、都泊皆潢污不深广。胶河虽有微源，地势东下，不能北引。诸水皆不足资。上源则水泉枯涸，无可仰给；下流则浮沙易溃，不能持久。扰费无益。”巡抚梁梦龙亦言：“献误执元人废渠为海运故道，不知渠身太长，春夏泉涸无所引注，秋冬暴涨无可蓄泄。南北海沙易塞，舟行滞而不通。”乃复报罢。
万历三年，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侍郎徐栻复议海运，言：“难海运者以放洋之险，覆溺之患。今欲去此二患，惟自胶州以北，杨家圈以南，浚地百里，无高山长坂之隔，杨家圈北悉通海潮矣。综而计之，开创者什五，通浚者什三，量浚者什二。以锥探之，上下皆无石，可开无疑。”乃命〈木式〉任其事。应节议主通海。而栻往相度，则胶州旁地高峻，不能通潮。惟引泉源可成河，然其道二百五十馀里，凿山引水，筑堤建闸，估费百万。诏切责栻，谓其以难词沮成事。会给事中光懋疏论之，且请令应节往勘。应节至，谓南北海口水俱深阔，舟可乘潮，条悉其便以闻。
山东巡抚李世达上言：“南海麻湾以北，应节谓沙积难除，徙古路沟十三里以避之。又虑南接鸭绿港，东连龙家屯，沙积甚高，渠口一开，沙随潮入，故复有建闸障沙之议。臣以为闸闭则潮安从入？闸启则沙又安从障也？北海仓口以南至新河闸，大率沙淤潮浅。应节挑东岸二里，仅去沙二尺，大潮一来，沙壅如故，故复有筑堤约水障沙之议。臣以为障两岸之沙则可耳，若潮自中流冲激，安能障也？分水岭高峻，一工止二十丈，而费千五百金。下多碙〈石句〉石，掣水甚难。故复有改挑王家丘之议。臣以为吴家口至亭口高峻者共五十里，大概多碙〈石句〉石，费当若何？而舍此则又无河可行也。夫潮信有常，大潮稍远，亦止及陈村闸、杨家圈，不能更进。况日止二潮乎？此潮水之难恃也。河道纡曲二百里，张鲁、白、胶三水微细，都泊行潦，业已干涸。设遇亢旱，何泉可引？引泉亦难恃也。元人开浚此河，史臣谓其劳费不赀，终无成功，足为前鉴。”巡按御史商为正亦言：“挑分水岭下，方广十丈，用夫千名。才下数尺为碙〈石句〉石，又下皆沙，又下尽黑沙，又下水泉涌出，甫挑即淤，止深丈二尺。必欲通海行舟，更须挑深一丈。虽二百馀万，未足了此。”给事中王道成亦论其失。工部尚书郭朝宾覆请停罢。遂召应节、栻还说，罢其役。嗣是中书程守训，御史高举、颜思忠，尚书杨一魁相继议及之，皆不果行。
崇祯十四年，山东巡抚曾樱、户部主事邢国玺复申王献、刘应节之说。给内帑十万金，工未举，樱去官。十六年夏，尚书倪元璐请截渍粮由胶莱河转饷，自胶河口用小船抵分水岭，车盘岭脊四十里达於莱河，复用小船出海，可无岛礁漂损之患。山东副总兵黄荫恩献议略同。皆未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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