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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兰，字滋九，一名御寇，江苏江都人。
明季补诸生，后弃去。于书无所不窥。尤精九章六书之学。顺治初，西人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君从之受历法，遂尽通泰西推步之术。著书八卷，曰《理气众数辨疑纠缪》。又以中国土地在大圜中才八十一分之一，不推极之，则狃于习闻习见，而无以尽其变；于是作《格理》、《推事》、《外方》、《考证》四论，以穷极夫天地之所以始终，山川之所以流峙，人所以生，国所以建，古今所以递沿革，人物所以治乱，成《古今凡》三十二编，为四卷。又推三光之变，谓："象悬于天，无与人事；而彗孛盈编出见，皆有常度；水旱地震，亦有常经。"语皆科学至理。惟阴阳灾变之说，惑溺已深，时人颇不谓善也。又作《山河大地图说》，一以赤道为心，一以北京天顶为心，明地圆之旨。阮文达公得其本，为润色之，易名《舆地隅说》，刊入《文选楼丛书》。尝创河淮分流议，河臣王条上之，亦格不行。卒年九十馀。
孙夏峰，名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直隶容城人，生明万历十二年，卒清康熙十四年（1584-1675），年九十二。他在清初诸儒中最为老辈。当顺治元年已经六十二岁了。他在明季以节侠闻。天启间魏阉窃柄，茶毒正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被诬下狱时，一般人多惧祸引避，夏峰与其友鹿伯顺（名善继1575-1636，字伯顺（或作百顺），直隶定兴人。仰慕王守仁的事功，天启时曾助孙承宗反击情军。后辞官家居，于清军攻定兴时抵抗而死。著有《四书说约》等。）倾身营救，义声动天下。此外替个人急难主持公道，替地方任事开发公益，所做的事很不少。崇祯九年，清师入关大掠，畿辅列城俱陷。他以一诸生督率昆弟亲戚，调和官绅，固守容城。清兵攻之下下而去。其后流寇遍地，人无安枕，他率领子弟门人入易州五公山避乱，远近闻风来依者甚众。他立很简单的规条互相约束，一面修饰武备抵抗寇难，一面从容讲学，养成很健全的风俗。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代田子泰（田畴）以后，夏峰算是第二个人了。鼎革以后，他依旧家居讲学。未几，清廷畿滋辅各地圈占，赏给旗员作采地。他的田园庐墓都被占去，举家避地南下。河南辉县之百泉山-即夏峰，亦名苏门山，为宋时邵康节（北宋理学先行者之一邵雍的谥号）所曾居。他因仰慕昔贤，暂流寓在那里。后来有一位马光裕（字绳诒，别号止斋，清山西安邑人。顺治进士，官吏部郎中。以恪守礼教自命，著有《止斋集》、《庭训录》），把自己的田分送给他，他便在夏峰躬耕终老。所以学者称为夏峰先生。他在明清两代被荐举十数次，屡蒙诏书特征，他始终不出。他八十一岁的时候（康熙三年），曾有人以文字狱相诬陷。他闻信，从容说道："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无祸。"即日投呈当局请对簿，后亦无事。他的祖父从阳明高弟邹东廓（名守益，邹守益的学说，被黄宗羲称为王守仁的正统。孙奇逢曾说邹谓"除却慎独便无学、包括了全部圣贤功夫。）受学，他的挚友鹿伯顺又专服膺阳明，所以他的学问自然是得力于阳明者最深。但他并无异同门户之见，对于程、朱、陆、王，各道其长而不讳其短。门人有问晦翁、阳明得失者，他说：
"门宗分裂（按此四字疑有误），使人知反而求诸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没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诸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没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夏峰语绿》）
又说：
"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故其生平各能了当一件大事。虽其间异同纷坛，辨论未已，我辈只宜平心探讨，各取其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一有争是非求胜负之心，却于前人不相千，便是已私，便是浮气，此病关系殊不小"。（同上）
他对于朱王两派之态度，大略如此。他并不是模棱调停。他确见得争辩之无谓，这是他独到之处。但他到底是王学出身，他很相信阳明所谓"朱子晚年定论"，所以他不觉得有大异同可争。
他不像晚明人空谈心性，他是很切实办事的人。观前文所述他生平行事，可见大概了，他很注重文献，著有《理学宗传》二十六卷，记述宋明学术流派，又有《畿辅人物考》、《中州人物考》、《两大案录》、《甲申大难录》、《孙文正公年谱》、《苏门纪事》等书（孙奇逢主要理学著作尚有《理学传心纂要》、《四书近指》、《周易大指》、《尚书近指》等书，及《夏峰先生集》中请文。），皆有价值之史料。
他因为年寿长，资格老，人格又高尚，性情又诚挚，学问又平实，所以同时人没有不景仰他，门生子弟遍天下。遗老如申凫盟（1612一1677，名涵光，字孚孟，号凫盟，一号聪山，直隶永年人，清顺洽中恩贡生，理学著作有《性习图》、《义利说》、《进说》及文集等。）、王五公（1615一1684，名余佑，字介祺，自号五公山人，直隶新城人，从孙奇逢学兵法，著有《居诸编》、《诸葛八阵图》、《兵民经络图》及文集等）。......，达官如汤孔伯（1627一1687，名斌，字孔伯，号荆岘xian，河南睢州人，清初理学名臣，官至工部尚书，著作甚多，要旨见于《汤子遗书》，并撰有《孙征君年谱》）、魏环极（1616一1685，名象枢，字环极，晚号寒松老人，山西蔚州人，清初理学名臣，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言论见《寒松堂集》）、魏石生（1616一1686，名裔介，字石生，号贞庵、昆林，直隶柏乡人，清初理学名臣，官至保和殿大学士，曾向清廷献灭南明策。理学著作二十余种，要旨见《圣学知统论》、《论性书》、《希贤录》等）......，皆及门受业。乃至乡农贩竖，他都不吝教诲。许多人见他一面，听他几旬话，便奋志向上做人。要之，夏峰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
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江苏阳湖人。
幼有异禀，过目成诵，《文选》能全诵之。未冠补诸生。袁枚尝称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渊如天下奇才也！"遂相与为忘年交。先生雅不欲以诗名，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通其义。钱大昕主钟山书院，深器之。陕西巡抚毕沅招入幕府，毕撰《关中胜迹志》、《山海经注》，校正《晏子春秋》、《墨子》，及校刻惠栋诸书，皆先生手定。
乾隆五十一年，朱珪典试江南，在都与彭元端约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孙星衍。"及搜遗卷，得其经文策曰："此必汪中也。"拆卷得先生，而汪实未就试。明年，赐进士第二人，授编修，充三通馆校理。散馆试厉忐赋，用《史记》"如畏"语，大学士和珅疑为别字，置二等，以部曹用。补刑部主事，总办秋审。每有疑狱，辄依古义平议行，所平反全活甚众。
乾隆六十年，外简山东兖、沂、曹、济道。既莅任，政事之暇，尤喜考古，以济阴汤陵在曹南，其山西荣河县汤陵虽列祀典，实宋以来相沿之误；因遍考诸书，据汉崔骃、魏皇览、晋伏滔汤陵在济阴之说；并考荥河之陵，出后魏小说家言张恩破陵得铭，附会股汤，未为典要。后再官山左卒令曹县令修葺汤陵庙屋以祭田奉祀，立碑纪事寻署按察使事，以整肃吏治为己任，亲问囚，定爰书，矜慎庶狱。凡权臬七阅月，平反数十百狱，活死罪诬服者十余人。先生又以先儒伏生及郑康成功在经传，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艺，皆宜立五经博士；后大吏奏请，郑议格而伏允行。旋回河道本任。值曹工漫溢，应赔坝工银巨万。未几，丁母忧归，侨寓金陵。
请业者盈门。未十年，舍中土掇巍科，入馆阁，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胜数。
先生淡干宦情，服阕后，游吴、越数年，终以河工偿项故，个得已再出。嘉庆十年，署登、莱、青道，补山东督粮道。十三年，乞假省迎老父于江南。抵江宁，纠族众建孙子祠，回任自郯城取道费县，访季桓子墓，得羵羊井铭于县署。又访曾晳南城葬处，及澹台子羽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尝考《太平寰宇记》，先贤闵子墓在范县东，今所传在历城者误也。并访左伯桃、羊角哀墓，皆为文纪其事。又得秦时展氏先茔碑，知柳下惠墓在泰安，更封树之。
先生尝病《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乱，撰集《古义尚书马郑王注》十卷，又《逸文》三篇。更为《尚书古今文注疏》三十卷，考证详备，盖积二十余年而后成，其专精如此。治《尚书》之学者，莫不视为最完善之本焉。
先生又善校书，写刻必访宋本。高丽使臣朴齐家于都肆见先生所校书爱之，书"问字堂"以赠。尤好聚书，闻有善本，借抄无虚日。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诀义》六卷，《尚书考异》三卷，《春秋释例》十五卷，《孙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县志》四十卷，《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议》三十卷。金石文字及古彝鼎书画，皆能穷原竟委。文在六朝汉魏间，不欲似唐宋八家。所著又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传校正》三卷，《魏三体石经残字考》一卷，《仓颉篇》三卷，《孔子集语》四卷，《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寰宇访碑录》十三卷，《平津馆金石草编》二十卷，《孙氏家藏书目内编》四卷、《外编》三卷，《续古文苑》二十卷，《问字堂文槁》五卷，《岱南阁文稿》五卷，《五松园文稿》一卷，《平津文稿》二卷，诗集若干卷。卒于嘉庆二十三年正月，年六十有六。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浙江瑞安人。太仆依言之子。
少好六艺古文，太仆讽之使为经世致远之学，诒让谓"先汉诸黎献，夙义皭（jiao）然，经训固未尝不可通于治也。"太仆乃授以《周官经》。其后作《正义》，实自此始。
同治丁卯科乡试中式，援例得主事。从父官江宁，与德清戴望、海宁唐仁义、仪征刘寿兽等游，学益进。
以为典莫备于周官，故疏《周礼》。取《尔雅》《说文》，正其诂训；《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复博采汉唐宋以来，迄于乾嘉诸儒旧诂，参互稽绎，藉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始为长编数十巨册，顾最录多则异义滋牴牾，不免杂出。嗣更改定谊例，一切依古文弹正。删繁补失，凡屡易稿，成书八十六卷。并辑《三家佚注》一卷附焉。甲戌间，国势浸弱，群谋所以致富强者，则作《政要》二卷，都四十篇。
又以行莫贤于墨翟，故释《墨子》。因墨学既不合于儒术，其传中绝书虽仅存，脱误几不可读；而古字古言，转多沿袭末改；非精究形声通假之原，无由贯晰；毕氏校注，初启途径，尚待补苴。乃集合诸本，为依经谊字例，逐加诠释。其订补《经说上下》篇旁行句读，正兵法各篇之讹文错简，致力独深。成《间诂》十五卷，《目录》一卷，《附录》一卷，《后语》二卷。
又以文莫正于宗彝，故考金文。盖自经典相承，诸文字少半缺略，后世遂欲以金石款识弥其缺乏；薛书固不足道，即清阮、钱诸家，亦不审形声，无以下笔；仁和龚氏，谬戾尤众。"特详审彝器情伪；据宋人所假名，置其不可知，取可知者，辨其刻画，不 切爽毫发；然后传之六书，使所定文字，皆隐括就绳墨，成《古籀拾遗》三卷、《馀论》一卷。仍推阐古人造字之精微，成《名原》二卷。辨析龟甲文，成《契文举例》二卷。
他著有《札迻》十二卷，书少于王氏《杂志》、俞氏《平议》，而雠校之勤倍之。《周书斟补》四卷、《九旗古义述》一卷，并确慎不苟。更裒其考辨杂文，为《籀膏述林》十四卷，辑《永嘉郡记》一卷。至于《经迻》、《尚书骈枝》、《大戴礼记斠补》、《六历甄微》、《广韵姓氏刊误》，凡若干卷，均未刊。盖其学术，实兼包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钧深穷高，几驾四家上。岿然为清三百年朴学之殿，洵不诬矣。晚岁，尝主温州师范学校，充浙江教育会会长，朝议征主礼学馆，不起，卒年六十一。
孙沅，字子兰。优贡生。为文好窈渺之思。屡试于乡不得当，而科岁试辄冠侪偶。平生最精《说文》，段玉裁作《解字注》，多所商榷。尝以《说文》五百四十部从段氏《音韵表》十七部编之字为之注，凡段氏之讹者，加驳正焉。惟全书卷帙繁重，未克付梓。仅《说文释例》二卷，载《许学丛书》中。世传工篆书，至君尤变化神妙，自成一家。得古文之法于彭尺木。兼工填词。先后一游闽、粤，余则里居教授时为多。弟子成材者甚众。卒年七十一。诗文为《染香盦文集》二卷，《外集》一卷。
孙志祖（1737～1801），字贻谷，或作颐谷，号约斋，浙江仁和人。
乾隆丙子举人，丙戌成进士，以主事用，分刑部，由员外郎升云南司郎中，擢江南道监察御史。淡于宦情，乞养归，遂不复出，日惟从事撰述。晚掌教紫阳书院。未几卒，年六十。
初，君以解经见重督学雷公翠庭，补弟子员。其乡试以策对李氏《周易集解》，受知庄宗伯方耕。其赴礼部试，以黍稷与文受知裘文达公。凡皆稽古之力，无所愧于科名。任刑部时，于庶狱必察至再三，精核与其治经史同。
所著有；《家语疏证》六卷，谓："王肃作伪难郑，诬圣背经，既作《圣证论》以攻康成，又伪撰《家语》，饰其说以欺世。因博集群书，凡肃所剿窃者，皆疏通证明之，如鞠盗之获真赃焉。"《文选考异》四卷，取潘、何诸校本，参稽众说，仿朱子《韩文考异》例，以正俗本之误。《选注补正》四卷，则仿吴师道校《国策》例，辑前贤评论及朋辈商榷之说以补李注所未及。《读书脞录》七卷，考论经子杂家，折衷精详，实事求是，不为凿空武断之论，悫然如其为人。复辑《风俗通佚文》一卷，补正姚之骃辑谢承《后汉书》五卷。又谓："《孔丛子》亦王肃伪托，其《小尔雅》乃肃借古书以自文。"作《疏证》辨其妄，惜未卒业。子同元能嗣家学。
谭莹，字兆仁，号玉生，广东南海人。
幼颖敏，于书无所不窥，而尤长于词赋。年弱冠，应重子试，时阮元开府粤中，偶游山寺，见题其壁诗，大奇之，果即以县考第一人入泮。比入学海堂肄业，文达得所作《蒲洞修禊序》暨《岭南荔支词》百首，尤为激赏。自是文誉日起，凡海内名流游粤者靡不慕与缔交。乃数奇，乡场屡报罢。虽程侍郎恩泽素喜奖拔才隽，典试犹失之。直至甲辰科始获隽。顾淡于荣利，无意进取，仅一循例计偕，嗣后遂不复北上。
任化州学训导。州民朴鲁少文，谆谆以诗书相训迪。升琼州府学教授，叠委管学海堂学长，粤秀、越华、端溪书院监院，凡数十年。后进有可造者，誉之弗去口。加以强记过人，凡先哲嘉言懿行，与夫地方沿革掌故，纵隔时甚久，能备述其颠末。故府县诸志率延任纂修之役。而有功艺林，尤在校刊丛编巨帙，惟粤中先正遗书焉。
初粤中虽号富饶，而藏书家绝少；由阮文达倡朴学课士，风气始开。推版刻无多，转购他处，价值倍昂，寒畯颇以为苦。适洋商伍崇曜雄于资，夙钦服玉生，乃劝其刊刻古书善本以便流通。躬自雠校，每一书刊竟，复考证其源流得失为跋尾。先后成《粤雅堂丛书》二十集，总一百八十种。半属秘册，王象之《舆地纪胜》二百卷，亦系宇内孤本。
更辑《岭南遗书》六十二种，《粤东十三家诗集》若干卷，《楚庭音旧遗诗》七十二卷，则关于本省文献者也。性质直坦率，用是得享修龄。咸丰中，军兴，以襄办捐劳绩赏内阁中书衔。卒年七十有三。
谈泰，字阶平，一字星符，江南上元人。
由乾隆丙午举人，大挑，选授山阳县学教谕，转南汇县学训导。淹通经史，专志选述，不为世俗之学。凡音律算数，无不精通，尤长援引考核，务求其是。尝从学于钱竹汀先生，竹汀赠序中有云："中法之绌于欧罗巴，由于儒者之不知数。东原氏殁，斯学无传。比来金陵，得谈子阶平，其于斯学，形几于深造者。"盖称许如此。
先是，竹汀从子塘，创"周径率"，阶平因作一丈径木板，以篾尺量其圆周正，得三丈一尺六寸有奇，乃反复引伸，广援博证，撰《周径说》一卷，以为溉亭之说确不可易。复与江都焦里堂、叙县汪孝婴相友善。里堂著《开方通释》曾及之互相证订。又以五经中罕言算术，惟《王制》论里亩及之，然注疏歧误，折中綦难，则取梅氏"方田度里"一篇逐句疏解，加以详推，成《王制里亩算法解》、《井里算法解》各一卷。凡所撰算术书三十余种，存者仅此而已。其考证经史之书，曰《观书杂识》二十卷。别有诗文集若干卷。
汤鹏，字海秋，湖南益阳人。
道光三年成进士，授礼部主事。年甫二十，负气自喜，为文章震铄奇特。当轴异其才，选入军机章京，旋补户部，转贵州司郎中，擢山东道监察御史。年亦仅三十余。意志蹈厉，谓天下事无不可为者。其议论所许可，独李文饶、张太岳辈徒为词章无当也。于是勇言事，未逾月，三上章。最后以言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事，言过当；且在已奉旨处分后；罢御史，任户部员外。而时方草奏，将大有论建，未及上而改官。既见其言不用，遂大著书，欲有所表白于天下。以为事无论利钝成败，有所为，当震暴人耳目；苟不得施于事而著之言，使吾书出而人以为古尝有是言，虽工弗贵也。于是为《浮邱子》一书。立一意为干，而分数支支之；支之中又有支焉，则支复为干；支干相演，以递于无穷。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寻蹑要眇，篇数千言者九十余篇，最四十余万言。每遇人，辄曰："能过我一阅《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又为《学术明林》十六卷，指陈前代得失；《七经补疏》明经义；《止信笔初稿》，杂记见闻事实。造作皆出示人。惟《止信笔初稿》人多未见，或问之，曰："此石室之藏书也。"
值英人扰海疆，当道议抚，许通市。先生愤甚，已黜不得进言，犹条上尚书，请转奏三十事。虽召见而无所询，报闻而已。后美国求改关市约，有先生奏中所预计者，人以是服其精，非疏阔。大略者也。既更为本部四川司郎中，京察亦竟不得上考，感慨抑郁而卒。年四十有四。诗才横溢，晚多悲愤沉痛之作。存集二十六卷。
汤球（公元1804-1881年），字伯玕，安徽黟县人。
自幼勤奋学习，兴趣广泛，博闻强记，"星纬推步，研究其奥"，尤通天文历法之妙。但是他并没有从这方面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把精力转移到治经论史方面。他与同乡俞正燮、汪文台等人，交往频繁，互相切磋。
汤球的治学态度严谨。他对前人的说法，一定要依据经典，考核真伪，比较异同因而很少有穿凿附会。他在俞正燮、汪文台的帮助和鼓励下，在考据学上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修订补辑的古书有郑康成逸书九种，刘熙《孟子注》、《孝经、论语注》、刘珍等《东观汉纪》、皇甫谧《帝王世纪》、谯周《古史考》、《傅子》、伏侯《古今注》等。
汤球用了自己一生中主要的精力，对二十三家晋史进行辑佚和校勘。唐代以前属纪传体的《晋书》共有：王隐《晋书》、虞预《晋书》、朱凤《晋书》，谢沈《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谢灵运《晋书》、肖子显《晋史草》、郑忠《晋书》、梁庾铣《东晋新书》、萧子云《晋书》、沈约《晋书》、臧荣绪《晋书》十二部。其中臧荣绪所编《晋书》一百一十卷，志传俱备，是比较完整的。另有以编年体写的十一家：即陆机《晋纪》、干宝《晋纪》、曹嘉之《晋纪》，习凿齿《汉晋春秋》、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王韶之《晋纪》、徐广《晋纪》、檀道鸾《续晋阳秋》、郭李产《续晋纪》。总共合计有二十三部。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诏令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为监修，组织编写《晋书》，参加的人员有来济、陆元仕、刘子翼、令狐德棻、李淳风、李文府、薛元超、上官仪等人。唐太宗亲自为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两篇帝纪，以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论赞，故该本《晋书》又题"御撰"，于贞观二十二年完成，共一百三十卷。这部书存在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取材不够慎重，"好采诡谬碎事"，不注意对史料的甄别取舍，对一些怪诞荒谬的史料，也收录编入，损害了该书的史料价值；也因出于众手，未作统一规划，以致书中记事前后矛盾，疏漏遗脱的地方很多。到"安史之乱"时，作为"御撰"《晋书》编写时的主要依据臧荣绪的《晋书》，已不知去向，其余的二十二家《晋书》，也皆散佚，因此对晋史的辑夫和校勘，便成了一件十分必要的事。
汤球把散佚的二十三家晋史辑录成册，他杜门不出，埋头书案。首先是广泛搜集各种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排比对照。其次是对搜集到的资料，运用他在考据学上的学识，进行"补阙"与"纠伪"的工作，几经寒暑，完成了二十三家晋史的辑佚与校助的工作。虽然不能完全还其本来面目，但经过他的努力，使这些史书得以大致保存下来，其贡献是很大的。
《十六国春秋辑补》一书的编写，是汤球对晋史的又一贡献。原崔鸿《十六国春秋》一百零二卷，以晋为主，有表赞序例，体裁详备，集诸家的长处。但该书到北宋中叶以后已散佚。后来流传的《十六国春秋》一百卷，系为明代屠乔孙等作。作者虽花费了不少心血，但有严重的错误。它主要是把《魏书》所记十六国史实抄进来，称崔鸿自作。因此对崔著《十六国春秋》有辨伪存真的需要。汤球根据何镗《汉魏丛书》的简本《十六国春秋》，并参考《晋书》张轨、李暠两传，以及《三十载记》等书，全文补足，对其中有与诸书所引不同者，再进行更正。而且对辑录来的文字多注明出处，校勘工作做得很细致，不妄改一字，有差异的地方，一一核实注明。并考虑十六国历史比较复杂，他又特编有年表，放在该书的前面，起了纲举目张的作用。
崔鸿另一部《十六国春秋纂录》十卷，共纂录六十二人的传记，其书编纂简洁，历代流传，但经过辗转传抄，其中有不少删节脱误。汤球根据何镗《汉魏丛书》刊本，以及北齐修文殿御览偏霸部所载文字，互相校雠，录为定本，小有异同，则加考订，补正脱误，纠谬拾遗，写成《十六国春伙纂录校本》。关于《十六国春秋纂录》的名称，历代史书有不同的说法，如《宋崇文总目》称它为《十六国春秋略》；《通鉴考异》称为《十六国春秋抄》；《四库简明目录》则称是别本《十六国春秋》。汤球根据《隋书．经籍志》的纪载，否定了种种错误的说法，定名为《十六国春秋纂录》。
汤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一位善于深思明辨的学者。他拒绝作官，安贫乐学，默默无闻地从事辑佚校助工作，成就是很大的。此外，他还旁辑《两晋诏钞》等十九种，一代掌故，搜集殆尽。此外，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也是很大，他辑有《太康地记》、《邺中记》、《林邑记》三种；言论集则辑有《晋诸公别传》、袁宏《名士传》、郭颁《世语》、裴启《语林》、《山公启事》等五种；还著录晋别集三百家，晋文集三百家。大量的书稿，都是由他一笔一划，逐字逐句的校订和抄写的，经过他长期的辛勤劳动，把这些十分珍贵的史料保存下来。他这种治学精神受到后人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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