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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卒于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安徽桐城人，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逃禅以后名行通，无可，五老，弦智，愚者，墨历，木立，药地，极丸，浮庐等。
方以智出身士大夫家庭。方氏，姚氏，张氏都是桐城地区这一时期主要的世族，而这些所谓世族的成员又经常是政治上（任朝廷官吏）、经济上（占有土地）和学术思想上的代表人物。方的曾祖方学渐除记录赴东林讲学的《东游记》外，著有《易蠡》，《心学宗》，《性善绎》，《铜川语》等书。因方学渐曾受学于泰州学派的耿定理，《明儒学案》把他列入《泰州学案》。
祖父方大镇，江西道监察御史，著《易意》，《野同语》，《宁淡语》，《性论》等。父方孔炤是崇祯时湖广巡抚，著《周易时论》，被《四库提要》列入存目。这书对方以智影响很大，方一生中经常提到它。
方以智一生可分三个时期。早期从青年时代到三十三岁里，过的是贵公子的诗酒生涯。中期自甲申从北京逃返南都，又经浙江，福建到两广，从三十四岁到四十二岁，经历了曲折颠连的几年。晚年从顺治九年（公元一六五二年）北归，到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年）六十一岁时，病殁于赣江上万安城外的惶恐滩。这时期潜心学术，写出了大量理论著作。
（一）从青年时代到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
方以智青年时代活动地点主要是南京和桐城，也间或经过江浙各地，最后去北京。
桐城泽社的活动。当崇祯初年，方以智在他父亲所建泽园中，成立"泽社"。社中有方的堂叔方文（字尔止），妹夫孙临（字克咸），以及钱秉镫（又名澄之），周岐（字农父）等人。方或赋诗作文，或读经、史，又关心"万物之理"，随时札记，积累了丰富知识，奠定了学术基础。
方的两位业师，一是白瑜（字瑕仲），一是江西金溪人王宣（字化卿，号虚舟）。当时王已七十余岁，所著《物理学》对方以智以后写作《物理小识》多有启发。
泽社中一群有朝气的青少年，往往慷慨酣歌，论天下大事。方自述说。"处泽园，好悲歌......好言当世之务，言之辄慷慨不能自止。"（《浮山文集·孙武公集序》）这个团体与当时东南一带的会社一样，不仅研究文学，也带上政治色彩。
那时，桐城阮大铖，是魏忠贤阉党的余党，崇祯初即被列入"逆案"名单。方的同学钱澄之曾加入阮大铖退居养晦时所创建的江社，经方以智劝阻后，又退出江社。《钱田间年谱》崇祯五年（公元一六三二年）条下记载了这件事：
"方密之吴游回，与府君（即钱澄之）言曰：吴下事与朝局相表里，先辨气类，凡阉党皆在所摈。吾辈奈何奉为盟主？曷早自异诸！"
"吴下事"指张溥，张采成立复社的事。"辨气类"就是要分清东林、复社与阉党的界限。这样一来，钱澄之转而参加泽社的文课，凡江社的会期都辞谢不赴。而作为"乡先辈"的阮大铖开始对方产生仇隙。
南都的《留都防乱公揭》 崇祯七年（公元一六三四年），桐城"民变"，方以智移居南京。结交天下名士有黄宗羲、吴应箕、陈贞慧、冒襄、侯方域、顾杲、沈昆铜、陈梁等人。崇祯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年）他们大会东林党被害六君子的孤儿周茂兰、魏学濂等于桃叶渡。方以智和陈梁曾写长诗纪事，为东林党扬声吐气。
这时阮大铖寄居南京，谈兵说剑，联络各方，希图再起。崇祯十二年（公元一六三九年）陈贞慧与吴应箕共同起草驱逐阮大铖的宣言《留都防乱公揭》。公揭以东林创始人顾宪成之孙顾杲以及黄宗羲为首署名，共计一百四十人。阮大铖在千夫所指之下，隐藏到城外牛首山，不敢进城。
尽管方以智这年春天回桐城，秋后重来南京应试，未曾在揭贴上署名。而阮大铖联系江社往事，仍认为公揭出于方以智主谋，因此怨毒更深。清顺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弘光在南京即位，阮大铖夤缘通过关系成为兵部尚书，对大批东林后人以及复社成员进行了报复。
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入北京，方以智被起义军郭营所得，不久乘机逃到南京。这时阮大铖当权，修复旧怨，借口方以智在李自成入京后没有"殉节"，而把方列入"从逆六等"中的第五等，处理方法是"宜徒拟赎"。方以智在南都不能久留，由陈子龙介绍，经过浙江，福建辗转到达广州避难，结束了早年时代生活。
这一时期中，由于方以智对经、史、百家知识基础坚实，"凡天人，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桐城耆旧传》卷六）。崇祯十四、十六年已分别开始写作《通雅》与《物理小识》。
方以智早年没有更多的研究哲学，而主要是写作诗、词和政治论文。他主张"公"和"明"。《通雅》卷首中说："治在君、相，人在师教，学在实讲，公、明而已。"《浮山文集》中的《中涓（指宦官）议》中又引证了朱熹的"惟公惟明，相道毕矣"。他认为"公"就是没有偏见，"明"就是"能好能恶"。这与一百年后戴震所强调的"去私"与"去蔽"的政治主张有相通之处。
（二）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至清顺治九年（公元一六五二年）
在广州期间，方以智改名吴石公，后被南海令姚奇胤（字有仆）所发现。姚是方的故人和庚辰（公元1640年）考试的同年，他请方为其儿子姚端的老师。
在南海令官署，方以智重新整理《通雅》旧稿。又曾写《锦缠玉》剧本，亲教伶人排唱。这时他写作的诗集取名为《瞻旻》。
方到粤不久，其夫人潘氏携第三子方中履经福建来广州团聚。顺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六年）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即位监国，任方以智为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由于党派斗争，太监专权，他看到事无可为，坚决退隐在湖南广西交界的苗峒中。永历多次召他为东阁大学士，他十次上疏辞退。这些辞疏现在尚都保存，可以看出他当日对时局的观感。他的诗句"西南更望层云黑，谁把新亭泪眼看"！说明了他对永历朝廷的失望。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清兵入广西桂林，瞿式耜与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共同守城殉难。方以智去昭平仙回山"披缁为僧"。方中履随方以智入山"父析子荷，父汲子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终于被清兵搜出。清帅马蛟驎反复逼降无效，最后听任方为僧。方以智于是去梧州，在梧州云盖寺居住两年。至顺治九年（公元一六五二年）八月，偕同施闰章（宣城人，号愚山）至庐山，同年年底回桐城省亲。他的哲学著作《东西均》的开章即写于到达庐山之时。
这一阶段是方以智一生的转折点，从轻衣肥马的贵公子到流离转侧的苦行僧，从红灯绿酒到黄卷青灯，从入世到出世。《桐城耆旧传》的作者马其昶论方以智说。"躬豪杰之才，遭逢季运，以占毕称，岂其志哉。"就在这一阶段，对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与抱负无从实现，于是全部精力转入著书立说的学术生活中。
在流离中缺乏图书资料，他自己说"作挂一漏万之小说家言，岂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读书亦有命"（见《通雅》卷三附记）。然而在这一时期终于写成《物理小识》，《切韵声原》，《医学会通》，《删补本草》等书。
（三）从清顺治十年（公元一六五三年）至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年）
方以智晚年，从顺治十年（公元一六五三年）算起，这年元旦，回到桐城浮山白鹿湖见到父亲方孔炤。他在《象环寤记》中说："以祗支（袈裟，表示为僧）为退路，即为归路。"说明他在梧州为僧，其实际目的是为了回乡。安徽地方官要奏用他时，他说："匹夫不可夺志，出世人安往（往何处），不得涅槃也？""祗支"和"涅槃"成为他的遁词和借口。
就在这年，他重去离别十年的金陵，皈依天界寺的觉浪道盛法师。觉浪是当时佛教曹洞宗的前辈，曾因文字中称朱元璋为"太祖高皇帝"被清政府逮捕下狱，后查明系明亡以前所作而释放。觉浪的另一门徒啸峰大然也就是崇祯末年与方孔炤同系诒狱的御史倪嘉庆。
方以智"闭关"于金陵高座寺的看竹轩，潜心写哲学著作。作为曹洞宗的一个法门弟子，佛教对他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出家又只是与环境作斗争的一种手段。
陈贞慧的儿子，清初著名词人陈其年（名维崧）在方中德（方以智长子）的诗序中，对方以智早年豪华与此时的枯寂，作了描述：
"当时秣陵全盛时......密之先生衣纨縠，饰驺骑，鸣笳叠吹，闲雅甚都，蓄怒马桀黠之奴带刀剑自卫者，出人常数十百人，俯仰顾盼甚豪也。
"曾几何时，而先生已僧服矣。崧再过竹关（指金陵高座寺）而先生念故人子，必强饭之。饭皆粗粝，半杂以糠秕，蔬菜尤俭恶，为贫沙门所不堪者，而先生坐啖自若，饭辄尽七、八器。回思金陵时，时移物换，忽忽如隔世。"（《湖海楼文集?方田伯诗序》）
这段文字主要写崇祯末年方以智少年时在南京是一个家门鼎盛，仆从喧阗的乌衣子弟，而从两广北归在天界寺皈依觉浪以后成为一个自甘淡泊，特立独行的面壁头陀。方以智对夹有糠秕的粗饭和俭恶的蔬菜，不但自己能"尽七，八器"，而且强要"故人之子"（指陈维崧）与他共同享用。生动逼真的情景被陈维崧纪录下来。
《浮山此藏轩别集》中有方以智《自题游山小影》两则，当也作于这一时期，并录如下：
"自来自往，一叶指掌，浑身苍苍，日出眉上。踏碎青天，众山自响，何不归欤？问臃肿杖。"
"奇不奇，痴不痴，大地无寸土，曳杖何所之......游戏还登临，老病路险巇。不如一笔扫落五岳十洲之烟云。"
这些自我写照，深刻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思想情况。"大地无寸土"一句反映出明亡后普遍存在于土大夫思想中的一种民族意识。"老病路险巇"是料及此后道路的不平坦。"踏碎青天""一笔扫落五岳十洲之烟云"等句，以恣肆放纵的笔调写出壮怀不已的心情。
综合这些记述，我们看到一个倔强坚毅，不为环境所左右的生气勃勃的有志之士，同时也看到一个泰然自若，追求理想的思想家。境遇是艰苦困难的，然而心情是踊跃活泼的。李世熊在方中通《数度衔》序中说："密之先生遭变出世，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乃集三世大成，仔肩圣学，继往开来，俾益方世，岂偶然哉。"正说明这一情况。
而他的老友古文家和诗人宣城施闰章则记录下他当时的思想变化过程，以及三教合一的主张：
"无可大师，儒者也，尝官翰林，显名公卿间。去而学佛，始自粤西，遭乱弃官，白刃交颈，有托而逃者也。后归事天界浪公（即天界寺觉浪道盛）闭关高座（指高座寺）数年。刳心濯骨，涣然冰释于性命之旨，叹曰'吾不罹九死，几负一生，古之闻道者，或由恶疾，或以患难，类如此矣'。盖其先父廷尉公（方大镇）湛深周易之学，父中丞公（方孔炤）继之，与吴观我太史（方以智外祖吴应宾）上下羲、文，讨究折衷，师少闻而好之。至是研求，遂废眠食，忘死生。以为易理通乎佛氏，又通乎老庄。每语人曰：'教无所谓三也。一而三，三而一者也。譬之大宅然，虽有堂奥楼阁之分，其实一也，门径相殊，而通相为用者也。'"（《愚山先生学余文集?无可大师六十序》）
这说明方以智的学佛是由于遭遇九死一生的患难。在逃禅以后，又把早年家传的周易象数之学与佛、道思想综合起来，"通相为用"。这是一段如实的论述。方以智晚年杂揉《周易》，《中庸》，京，关，邵，蔡的象数学以及佛教和老、庄的思想资料，形成所谓方氏独创的"中五说"和"公因反因说"。
顺治十二年（公元一六五五年）方孔炤在桐城去世，方以智破关奔丧，按照儒家礼节，"衰绖成服，受吊如仪"，而且结庐墓侧，称为栾庐。说明他虽穿上和尚的大布衲，在思想上还是一个"儒者"。
这时方以智编定了方孔炤的《周易时论》十五卷，方以智同时自著《周易图象几表》八卷。两书合称《周易时论合编》共二十三卷，著录于《四库提要?易类存目二》。《周易时论》一书对方以智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
方以智北归后，生活比较安定。从顺治十年至十七年（公元1653年到1660年），写成《药地炮庄》。
从一六六四年，方以智五十四岁起，由于吉安人士和庐陵县令于藻的邀请，成为吉安青原山净居寺主持，一直到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年）因粤难去世，在青原山度过了最后的七年。这时期曾著《禅乐府》，并有《愚者智语录》，而主要的成就是继续啸峰大然编成《青原志略》。这儿应指出，在江西西部，赣江东岸的这个青原山，除了是佛教胜地相传是所谓七祖道场（七祖指唐开元时的弘济禅师）外，又是明代王学江右学派理学家讲学的中心。山中有"五贤祠"，所祀就是王守仁、邹守益（东廓）、聂豹、欧阳德、罗洪先（念庵）等五人。
这一时期，除了潜心著作以外，与各方面往还也很密切。魏禧对方以智晚年交游太广，社会关系较复杂，提出了婉转的讽喻。在方以智遭难去世前四年，康熙六年（公元一六六七年）魏僖在《与木大师（方以智借名墨历，又名木立）书》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方当时的活动，是探索方以智晚年思想行动的史料，摘引如下：
"迩者道誉日盛，内怀忧谗畏讥之心，外遭士大夫（指官吏），群衲（指僧众）之推举，于是接纳不得不广，干谒不得不与，辞受不得不宽。形迹所居，志气渐移。"
与魏禧所记稍有出入，可以互相参证的是王夫之的记录：
"乃披缁以后，密翁虽住青原，而所延接者皆清孤不屈之士。且复兴书院，修邹、聂诸先生之遗绪。门无兜鍪之客。其谈说借庄、释，而欲檠之以正，又不屑遣徒众四出觅财。"（《船山遗书?搔首问》）
肖伯升在《研邻偶存》中记载他待人接物的态度是"行处则乎实，待人则春风"。
尽管学佛在深山古寺，但仍是与各方面诗文往还。虽然交游广泛，但"门无兜鍪之客，......又不遣徒众四处觅财"。这些说明他一如既往，不结交权贵，而忠实于自己的学术与理想。一方面无可奈何，静耽禅说，一方面广通声气，壮志犹存，这就是他晚年生活的矛盾。
他一生的著作有：
早期：从明末到甲申以后在两广避难时期（约公元1640年-1650年）：
《物理小识》、《通雅》、《浮山文集》（前编，全本藏北京图书馆）、《博依集》（此书北京图书馆有残本，北京大学有全本）、《膝寓信笔》（此书多通行本）。
中期：避地两广后以至北归桐城、南京等地时期（公元1644年-1652年）：《东西均》（此书现有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新印校点本）、《岭外稿》（在编排上属于《浮山文前编》的后半部，现均藏北京图书馆）、《浮山文后编》。
晚期：从两广北归后到康熙十年在江西逝世止（公元1652年-1671年）：《易余》（全书共约十二万字。现存当时抄本）、《药地炮庄》（有康熙萧刻本及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成都美学林排印本。美学林本删去了大量序言和前记）、《易图》（又名《寂历图》）、《鼎薪》（到现在为止，我们尚未得到此书存在的消息）、《青原志略》、《愚者智禅师语录》（有《嘉兴藏》本，分四卷，约三万字）；《一贯问答》、《冬灰录》、《五位纲宗》、《性故》（即《古今性说合编》）均有抄本；《禅乐府》（有一九三五年其后人方鸿寿铅印本）、《诸子燔痏》（方以智论诸子的著作，尚未发现）
此外尚有有关医药，音韵，及论诗词的著作，有存有佚，不再列举，待编辑其著作时，再作考证。
尚有《向言》，刻入《方氏七代遗书》中，《两粤新书》收入《海甸野史》中，都不是方氏的著作。应当注意。容肇祖先生发现钱谦益《初学记》卷二十三《响言》二卷与《七件遗书》本《向言》全同，经考证，确定系钱谦益所著。至于《两粤行书》非方氏之作，朱希祖在该书跋中有详细论断。
方以智逝世以来，他的著作在社会上流通而为人们熟悉的是《通雅》、《物理小识》和《药地炮庄》三书，《通雅》、《物理小识》不乏被人引用，如袁枚的笔记，陆耀的《切问斋文集》中都有零星引证，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有对《通雅》的著录和评论。乾隆时日本三浦晋所著《赘语》中，多次引用《物理小识》。
《药地炮庄》尽管流传下来，但由于非常难懂，钱澄之曾说方以智"其所著书，好作禅语，而会通以庄、易之旨，学者骤读之多不可解"（见《通雅》序）．目前所知，清代尚未有人加以研究和论列。
方的其他著作，重要的如《易余》，《东西均》，《青原志略》等，有的迄未刊印，有的孤本流传。感谢三百年来的收藏保存者，方以智著作大部分尚有完整的刊本或稿本遗留，将是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的有用资料。
方中通，字位伯，安徽桐城人。故明翰林方以智子。
初，以智著《通雅》五十二卷，于训诂名物皆有征实。君少传父业稽古，有机思，喜量圭黍察仪漏；以古九章法仅存条目，鲜能寻绎其义；乃据御制《数理精蕴》推阐之，复列数原律衍几何约珠算笔算筹算尺算诸法，辑诸家说，制取其长，制为一书，名《数度衍》，凡二十四卷，附录一卷。谓："九章皆出于勾股。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勾股之所生也。少广，方圆所出也。方田商功，皆少广所出。一方一圆，其间不齐。始出差分而均输对差分之数盈朒借差求均。又差分均输所出，而以方程齐其穷。度量衡原出黄钟粟布出焉。黄钟出于方圆者也。"又谓："古法用竹径一寸长六分二百七十一而成六觚为一握，后世有珠算，而古法亡矣。泰西之笔算筹算，皆出九九尺算，即比例规，出三角。乘莫善于筹，除莫善于笔，加减莫善于珠，比例莫善于尺。"时广昌揭暄亦明算术，与君论难日轮大小得光肥影瘦之故，及古今岁差之不同，须测算消长以齐之，别录为一书，曰《揭方问答》。他著有《物理小识》十二卷，及《浮山文集》。
冯登府（？～？1840），字柳东，浙江嘉兴人。
嘉庆戊寅举顺天乡试，庚辰成进士，选庶吉士。改官江西将乐县知县。不两月，以亲病解绶去。服阕，教授宁波，大吏重其才，拟荐之，力辞。
幼即能作韵文，中年治经，深得汉儒家法。兼通金石文字。阮元、徐士芬、李泰交皆订至契。著《石经补考》十二卷，于汉魏蜀石经以备古今文之异同，于唐石经并正亭林某字误写之非。《三家诗异文疏证》六卷，《补遗》三卷，《论语异文疏证》十卷，搜讨详备，辨证亦极精当。又集古彝器暨砖瓦遗文拓本为《金屑录》四卷、《石金录》四卷。仿元潘氏、明王氏为《金石综例》四卷。聚所见浙省古砖，加以考辨，为《浙江砖录》四卷。其余尚有《唐宋词科题名》一卷，《酌史岩摭谭》十卷，《玉台书史补》六卷，《梵雅》一卷。
性好游，工诗。归田后，家贫弗能具山资。以东诸侯之招，重客三山，佐修通志。更撰《福建盐法志》三十卷、《闽中金石志》十四卷，名震海峤。诗宗金风亭长，有异世神交之雅。坐咏勺园，寒缸暑簟，或吟辔所至，兼善倚声。诗文为《石经阁文集》八卷，《拜竹龛待存》十卷，续集二卷，《种芸仙馆词》四卷，《钓船笛话》一卷。而所编者犹有《曝书亭外集》八卷，《冯氏清芬集》八卷，《邝砚倡酬集》一卷，《梅里词辑》六卷。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庭，江苏吴县人。
弱冠补县学生。道光壬辰举于乡。庚子，中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文宗御极，大臣疏举人才，以之与林文忠同荐。旋丁忧归。比服阕，而太平军已陷金陵。承诏劝捐输练乡团，事办，叙克夏诸城劳，晋五品衔，特旨擢中允。有间之者，因告归，不复出。向、张师溃，太平军攻吴郡，群议赴皖乞曾公援军，虑不遽应，推先生具草。乃为陈危急情状，并时局利钝，及用兵先后所宜，语甚详挚。曾许之，令李鸿章率水陆诸营东下，遂成平吴之功。吴平，李公开府苏省，数就先生谘访郡县利病。如苏、松减漕额，长、元、吴三县减佃租，数百年积重难返之弊，一旦顿除。先后主讲惜阴、敬业、紫阳、正谊各书院，为诸生讲论学术，成材甚众。卒年六十六。
先生于书无所不读，师事李申耆、李尚之两先生，说经宗汉儒，亦不废宋。精研小学，兼嗜畴人家言。著有《说文段往考正》，《校邠庐逸笺三种》，《弧矢算术细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校正李氏恒星图》，《测定咸丰纪元恒星表》，《丈田绘图章程》，《使粤行记》。与修《两淮盐法志》、《苏州府志》。尤务为经世有用之学，凡水利农田盐漕兵刑诸大政，莫不了然于胸中。作《抗议》四十篇，均关系于民生国命，亭林所谓"若果见之行事，不难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者，仲长统《昌言》、荀悦《申鉴》，未足比也。《显志堂稿》十二卷，并长于治事，不为浮词云。
凤韶，字德隆，江苏江阴人。
岁贡生。所居滨江，邨巷僻陋，聚生徒谋糈以为食。与惠、戴诸先生隔绝，不能遍见其所著书；顾能深思独造，治经精密。著述盈笥，皆随笔条记，羼杂无次序。其门人始辑其说之涉四书者刊之，曰《四书补考》。又松江吴氏刊于《艺海珠尘》中者，曰《读书琐记》，更仅寥寥数条，均非其全。卒年七十余。后九年，武进李兆洛，总辑遗稿为《凤氏经说》三卷，于是君之学乃表曝于世。
傅山字青主（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O7 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山西省阳曲县人（今太原市），明诸生，少聪颖，读书过目成诵，性任侠，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节，不肯少与时相周旋。时山西提学袁继贤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故奄党也，先生乃伏阙陈情，袁竟得雪，先生以是名闻天下。明亡，变服黄冠居土室。天下大定后，始以黄冠出与客接，间有问学者，则曰本学庄列，于仁义事实羞道之，即强言之亦不工，形同遁世，但志在济世，不屑为空言。明清之际，深怀民族意识，不甘臣服于清，改其行，或作万里游，或雌伏不出者，南有序林，北有青主，是以自叹曰，"弯强跃马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骨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
明中叶后本为王学的天下，泰州学派兴，末流遂入于狂禅，于是蔑仁义弃礼乐，形成反对传统儒家思想之异军，青主的思想行为亦与之合流，而行纵放诞，颇类于魏晋风流，他的《上谷元旦》诗曰：
"秉烛起长叹，吁嗟行路难，资粮惟曲蘖，礼乐看蹒跚。景物家家别，风光岁岁阑。此生须荷锸，倒地即为棺。"（《霜红龛集》卷五《五律》）
志在前明，不得已而消极放诞，衷心则倾倒于"夥涉"为王，推倒强秦者，看他歌颂："夥涉真高兴，留侯太有情，篇章想不死，蜩蟪定长生。剑术一人敌，杯中万虑冥。悠然篱菊老，可不咏荆卿。"（《霜集》卷五《五律》）陈涉、张良、项羽皆反抗强秦的英雄，但剑术一人敌耳，无济于世，于是诗酒风流，老于篱菊，但仍咏荆卿，志在亡秦！青主一生在矛盾中，形为黄冠而志在红尘，不得已资粮曲蘖，倒地为棺，但心雄万夫，入世而作出世装，此其所以有"桃原直处忘情士，处士多情奈若何"（《霜集?杂著》卷十八）之歌，处士而多情，悲夫！
青主实主王学，而近于泰州，虽末流入狂禅，但蔑弃礼法，随寓而安，弃德从道，他曾经解"礼"，"......夫世儒之所谓礼者治世之衣冠，而乱世之疮也，不知劀其根而以膏药涂之，又厚涂之曰，治疮之礼也"。（《霜集?杂文》卷十四《礼解》）以礼为乱世之疮疤，治世之衣冠，是在治世礼不过门面，在乱世，礼实在是疮疤，以疮疤为礼，见于禅宗和尚语录矣。因之形成随遇而安的人生观，"人生一迂合耳，当其所迂，岂暇问其可否。凶狞之狗，见人野溷，则宾宾然伺于其傍，必不蒙一啮咬之念，以其人之能食我也，故论人者当如此。设求之安往而不得安分知义之人，故人望人则贤者可知，此有来言，以狗望人，则贤者更无数可知矣"（《霜集·杂文》卷十五《不寐寱语》）。以狗喻人，狗因人可以食我遂无啮咬之思。以此求人，则安分知义之人所在多有，更以狗求人则贤者满街；左派王学几于圣人满街走，盖皆以狗望人耳。这当然是愤世的语言，在清人的统治已经巩固的情形下，复明已不可能，久处土穴，亦掩耳盗铃者，于是出而问世，问世实等于出世，因不愿为当权者用，于是浪迹人间，随寓而安，亦无可如何耳。如何在无可如何的环境中自寻乐处？他说，"昔人教寻孔颜乐处，此句也是平地圪垛语，读得书久，自有乐处，便与孔颜不远，若白白去寻孔颜，孔颜与你个对面不见，岂不罔过了日子也。赖天地祖宗之泽，破书可读，一切龌龊人事不到眼前心上，钝资磨去，日知所亡，三间小屋之下好不富贵也。自爱不自贵，自知不自见，圣经贤传，古今载记，尽尔游行，谁能禁之。一生为客不为主。......故凡事颇能敝屣遗之，遂能一生无财帛之累"（《霜集·杂著。卷二十二《乐处》）。人而去寻孔颜的乐处，孔颜将与你对面不见，因为个人有个人的乐处，不能从同。在他看来有破书可读，钝资磨去，龌龊事不上心来，三间小屋也是无限富贵。"为客不为主"也是随寓而安，在不合理的情况下，不随寓而安又奈何？荷锸而行，倒地为棺，自有无限乐处，然而这都是苦中作乐。
人不能改变客观环境，为客观环境所拘限，只能为客不为主，以苦为乐，这些以苦为乐的说法，实在也是自乐其所乐，三间小屋有破书可读，乐在其中正同于王心斋。"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心斋语录》）体用一元，方法即目的，此王学之所以为主观唯心主义。但青主于此从王学中跳出，入于老庄，从主观转为客观，他在《老子二十一章解》中云，"形所从者非穞也，从道来也。......物也而有非物者传焉，非物之物，道之为物也，恍惚象物似之矣而不可得，而窃之以窈冥之精，......其何物也耶？此道也，传之于父，父受之于祖．祖受之于曾高，父溯而上之彻于天，天大父也。自大父而传之不知历几何父而有我，我又为父矣"（《霜集·外编》卷三十四）。物之外有道，道非物，传之于天为大父。道相传初为一，可以名之曰德；道不可得而德可传。他又在《庄子天地篇泰初有无无段解》中说：
"阴阳交泰之初，何所有乎？有无而已，别无所有。然无而有者，无可得而名，确乎其有一，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不可闻不可见，然万物之生者皆由得此一以生是之曰德。溯此德者则我得之父母，得之天地之始为人之时而延之于我之身，生生世世，业识识业日远于德，故循性而修之以反于得以生之德。德之至者一切有为之法皆消融于乌有，几几乎并未形之一亦不可得而名之，所谓德至，至则同于泰初之无有矣。"（《霜集·外编》春三十四）
物德以生之调德，德可以强名之曰一，他又指实一为水，"天为一大，太为大一，一即天一生水之一，一水也气也。泰上从大，下从水，水即一也。"（同上注）以一为水为气，是首先点出气字来，理气，道器，本为程朱学派话题，青主主陆王。今亦道程朱，盖其学本宠杂，既本陆王，不得心外有理，更使气无存在余地，但已化主为客，遂于道外存气为物之所由生，而程朱不言无，于是以黄冠解老庄而引入无。道为无，由无而有，有为一为水为气。青主亦言理，但谓"理本从玉，而玉之精者无理"（《霜集·杂文》卷十四）。窥其义盖谓气之精者无理，是理与气合而为一，气见而理不见，于是而引进气在理先之一唯物主义课题。他说："老夫尝调，气在理先，气蒸成者始有理。山川、人物、草木、禽兽、虫、鱼皆然。若云理在气先，但好听耳，实无着落。"（引自山西祁县孙郅原藏傅山手稿）如果这些话果真出于傅山，那么他的思想偏离王学已远，盖一变从主观到客理，再变而以气为物之所由生，三变而气在理先，于是从唯心到唯物，盖青主之晚年定论欤？方以智以火为万物之本而青主以水，他们虽同时言水言火，但未谋面。
彻底变则变化无迹，但王学之于青主尚有踪迹可寻，随处可见，徐广轩后以陆王解傅山不失为解人，傅山论学有云：
"理本从玉而玉之精者无理。学本义觉而学之鄙者无觉，盖觉以见而觉，而世儒之学无见。无见而学，则智者之登泰山泛东海非不闻高深也，闻其高深则人高之深之也，故训觉之为效似矣，而始终乎，人拾级而卑之，至于效先觉而效始不至，于日卑其所谓先觉者，非占哔训诂可以为童子师而先之也。乃孟子称伊尹为先觉，其言曰，子天民之先觉者将以斯道觉斯民也，乐尧舜之道学也，而就汤伐夏以救民，则其觉也觉桀之当诛，觉汤之可佐，故幡然曰，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尧舜汤也，尧舜汤者，杀桀乃所以为尧舜也。是觉也谁能效之，谁敢效之；不能效之而文之曰，非其时也，其时矣而不敢效之曰，吾聊乐尧舜之道。"（《霜集·杂文》卷十四《学解》）
以觉训学，而以见训觉，都是以主观行为代替客观，格物以为知，是由外铄；觉见之为学则为自得。盖传统儒家无有言觉者，自佛氏入而言觉，青主不排二氏，遂以觉见解陆王，而王学与禅宗结合，觉见近于顿悟。见亦自见，非由他人，故云："无见而学，则瞽者之登泰山泛东海，非不闻高深也，闻其高深则人高之深之也。"徐广轩注曰："学字之解可谓千古大案，先生判断了了，更不作一调停含糊语。......或曰，觉训为见，见者何物，学训为觉，觉者何境。曰，先生之言德言泰两段中训之矣。其物一也，见则见此也。至其境则所言'空灵法界'四字盖以尽之。或曰，何道之从而即可以见而觉？曰，善哉问乎，君子深造之一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即见而觉之谓。欲自得而不得其道，是缘木而求鱼也。究理博物，程朱之学也，一道也，效人者也。先立乎其大，致良知，陆王之学也，本之孟子者也，求诸己者也。陆王不足信，孟子亦不足信乎？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傅先生之学不专一家之言，儒书外，老子、庄子、释迦、达摩之言，靡不毕究。"（《霜集·杂文·学解》卷十四注）陆王本孟子，为学求诸己，而傅山本陆王，为学亦求诸己。
广轩言："至其境则'空灵法界'四字盖已尽之。"此非徐之增字，青主实多言"空灵"及"空灵法界"，言顿悟者必主空灵，否则见一物格一物，境为物遮，安见空灵，拨物见空，亦有悖于气在理先之说，此吾谓之为晚年定论也。青主说："读理书尤着不得一依傍之义，大悟底人先后一揆，虽势易局新，不碍大同。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灵法界，单单靠定前人一半句注脚，说我是有本之学，正是咬■〈齿因〉人脚后跟底货，大是死狗扶不上墙也"（《霜集·杂记》卷二十五）"死狗扶不上墙"，正严斥奴儒之言，奴儒者摭拾前人牙慧便矜矜自持，以为学有根底，其实这只是"妄听妄说"而已。徐广轩曰："先生一生所走路头，所造地位，显然揭出，佛者见之谓之禅宗指月，儒者见之谓之道学超诣。"禅宗指月，道学超诣均可达于空灵，而空灵法界者，"常就中庸思之，中庸之至而民鲜能，以其不空灵也，唯圣者能之以其空灵也，夫愚不肖之民，其不能宜矣，贤智之民何以亦不能，只因一'予'字，割舍不下耳。其所以不能割舍其予者，不能割舍其予之智耳。......若圣人则不然，此中空空吾无知也，安见所谓道而用意以遵之，乃至事至物来，率性而出而其机不滞，自然依乎中庸矣。......由是言之空灵法界非圣人之所以为圣者哉。予未有知，吾无知也，绝圣弃知，其为旨一也，皆空灵之谓也。戋戋之儒妄生分别，傅先生之所谓未究其法界者也。或曰，如何用功，便究其空灵法界？曰，不睹不闻，独体炯然，四面无倚，空灵法界也"（同上）。这虽然不是青主的定义，但他自己也说过"使我之心，不受私弊，光明洞达，随时随事，触著便了，原不待讨论而得"。两者不相远。
这些语汇，都近于佛，尤近于禅宗，所以青主说"贫道以为佛本训觉，震旦《大学》之明德以至于诚明明诚之性之教谓何。达摩既人而后有见性成佛之传，不知衣领之珠先自有之，陆象山先生所谓，东海西海千百世上下圣人出而此心此理同也"（《霜集·杂著》卷廿一）。明心见性成佛又加上陆王之传，所以我们说傅山近禅，所谓空灵法界，不滞著于外物，一切空灵，这不是儒家传统的境界，儒家理想"大同"也并不空灵。所以我们说气在理先之说不见于青主已刊著作中，未刊稿，如果可信，也是他的"晚年定论"。或者是曾经有过的说法。佛、道、程朱陆王对于他都发生过作用。他的思想来源是庞杂的，而所处的环境是单纯的，长期处于土穴中，出来后也是黄冠，所以空灵对于他，并不生殊，但究竟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欲空灵而出世．不可得，于是他又究心于世功而倾心于陈同甫，所以我们说他本心是入世的。
他的思想解放，便打破传统的枷索而詈奴儒，奴儒大儒都是在传统儒家教条下压服了的人，他们毫无主见，滞著于传统的束缚，也就绝不空灵，这样说，"空灵"云云，还是打破传统枷索的一种手段，空其一切，当然传统的束缚，历史的约定，都在排斥中，因之在文学上他也鼓吹竟陵而颂钏、谭。但究竟是禅宗在影响他，所以他惯作语录机锋："牛头未见四祖时，何故百鸟衔花？曰，未见四祖。曰，既见四祖时，百鸟何故不衍花。曰，既见四祖。此钞正百马衔花时事，若遂谪不必百鸟衔花，则亦终无见四祖时，其初难知百鸟惊飞云矣。"这是原牛头见四祖一案的注脚，我们在其中看不出道理来，只是你依你的，我说我的，各不相干的对答，而青主对此颇感兴趣，为什么。这是空灵，彼此各不相干，不滞著于任何事物，问其所问而答其所答。这和张载、戴震等哲学家认为气在理先的课题毫无相同处，所以我们怀疑青主那种理论的真实性。
一个人的思想会有矛盾，尤其处于一个环境变迁，思想界也在变化的时代，不同学派的思想表现在一个人的身上是时常有的，在青主的思想上更反映了各种烙印，他思想解放，"于世间诸仁义事，实薄道之"，但他并没有脱掉中古宗教迷信的束缚，他曾经在《书扇贻还阳道师》中说，"师素祈雨，多被三界尊神谴之，故迂此报，然足以见师本领矣"（《霜集·五律》卷四）。这说明他的思想解放的局限性，他有魄力向传统的儒家理学挑战，但没有勇气向传统的宗教迷信抗争，这也是他的矛盾。
青主是明清之际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他超过当时的学术大师黄宗羲，王夫之辈，顾炎武似亦有愧色。在文学理论方面，他反对师古，在艺术上，讲性灵，讲禅似。
他冲击了几千年来束缚人们的礼法，他为妓女作传，为畸人传奇，一切平等法，虽然他还有所滞，但没有无局限的人。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原名巩祚，浙江仁和人。苏、松、太道丽正子。
幼聪明，能读等身书。又获闻其外祖段茂堂六书音韵之学，自视甚高。故事，凡翰詹科道子弟，别为官卷，较民卷易入彀。君顾不屑藉门荫，以县学生就民卷中式嘉庆戊寅恩科本省经魁。屡上春官不第，狂名满天下。既购洞庭别业，又买昆山徐侍郎秉义故宅居之。道光己丑成进士，以不工书，不得入翰林。用知县，改内阁中书，擢礼部议制司主事。丁父忧归，掌教云阳书院，膺暴疾卒。
其为学，务博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广引，己说得申乃已。治经始由训放，继及刘申受、宋于庭游，闻常州庄氏说，则转好今文之学。然所造顾不深，亦疏家法。惟所作《古史钩沉论》谓："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与章实斋"六经皆史"之主张相近。又熟习掌故，通蒙古文，长于西北舆地，旁逮诸子道释金石术数，莫不贯串。为文瑰丽恢诡，诗亦奇境独辟。著述极富，惜多佚弗传。后人裒其遗集，仅存十有八卷。外《太誓答问》一卷、《春秋决事比》一卷，收《经经解》中。馀皆无从踪迹矣。
谷应泰（公元1620-1690年），字赓虞，别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
他青少年时代，在县学念书，博闻强记，聪颖过人，且勤学苦读，学业进步很快。他二十岁时，取得了举人出身。过了七年，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他参加了由顺治皇帝主持的殿试，取得了进土登第。此后，他先后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顺治十三年，任提督浙东浙西地方的学政佥事。他在浙江提学任上，考选公正。
两浙提学的衙门设在杭州。唐宋以来，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杭州日益繁华，西湖成为名不虚传的旅游胜地。是骚人墨客出没的场所。谷应泰有意效法白居易、苏子瞻，纵情山水。他在湖山的顶上建有一所类似书院式的文化别墅，收藏大量图书，在别墅的门上，亲自题匾："谷霖苍著书处"。
谷应泰担任浙江提学时期，选拔了不少有才华的人，输送朝廷，官居要职，因此，谷应泰获得了来自朝廷的支持。同时，他在杭州潜心学术研究，又获得浙江一带文人学士的舆论赞赏。因此，他遗留下来的文化别墅，被视为重要名宦古迹。
谷应泰的著作，主要有《筑益堂集》和《明史纪事本末》。
《明史纪事本末》一书，始于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朱元璋起兵，终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白成攻克北京。全书列成八十个专题，每题为一卷，共八十卷。记述作者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始末。虽然，它没有全面纪录明代的重要历史事件，甚至对明代各项政治经济制度，郑和下西洋扩大我国和南洋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等，都付诸阙如，但由于该书出于清代官修《明史》以前八十余年，根据作者的社会关系、地位、财力和才能所能得到的条件，他广泛采集私家野史，综合多种明代资料，所记成祖设立三卫，进军漠北，及沿海倭患，议复河套等事，都远较《明史》为详。尤其是关于农民起义的专题，竟有十五篇之多，约占全书五分之一。对于宦官阉党的专横，也有详细的叙述。所有这些，为我们研究明代社会问题和对外关系等，提供了不少可贵的参考资料。
《明史纪事本末》是谷应泰在浙江从事学政之余，仿照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夙夜兢兢，广稽博采，勒成一编，以补前史"。它记载明代典章事迹，每篇篇末都写有编著者的论断，题为"谷应泰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排比纂次，详略得中，首尾秩然，于一代事实，极为淹贯，每篇后各附论断，皆仿《晋书》之体，以骈偶行文，而遣词抑扬，隶事亲切，尤为曲折详尽。"这个评论，从该书的体例形式来看，符合实际情况。
《明史纪事本末》的成书经过，传说很多。有谓系张岱所撰，谷氏以五百金购得；有谓系德清徐焯代作；有谓出自谈迁，有谓兼采张岱纪传（《石匮臧书》、《石匮书后集》）、谈迁编年（《国榷》），而改为纪事本末的。众说纷纭，极不确切。实际的情况是，本书不一定出于谷氏一人之手，当时他曾延揽了一批文人协助编纂。
谷氏编纂《明史纪事本末》，自称是为了"使读者审理乱之大趋，迹政治之御失"，可见是力图为统治者总结并提供一些维护长治久安的经验。他以《甲申殉难》的专题，大力表彰"忠烈"；用平"盗"或骂"贼"的专题，辱骂农民军为"困兽"或"蚁附之妖"。
顾栋高（1679--1759），字复初，一字震沧，又自号左畬（yu），江苏无锡人。
康熙辛酉成进士，受内阁中书。性倨傲，不合时宜，坐奏对越次罢官。归田后，惟日以穷经著书为事。自幼至老，未尝一日不读书。乾隆庚午，特诏举经明行修之士；明年，于所举中核其名实允孚者得四人，先生其一也。并授国子监司业。以年老不任职辞。掌教淮阴，从游者甚众。夏日不见客，闭重门，解农脱展匿帷后，手一卷，研诵弗辍。高宗南巡，召见行在，加祭酒衔，赐御书"传经耆硕"四字。生平于五经多有发明，尤笃好《春秋左氏》学，昼夜探讨。每怀忿懥（zhi），家人以《左传》一册置几上，即怡然被览，不复问他事矣。著《尚书质疑》二卷，不信梅赜古文。间有逞臆断者，以于《书》本非其所长也。《毛诗类释》二十一卷，采录旧说，阐明经义，亦甚谨严。其毕生精力尽苹于《春秋大事表》一书，泛滥者三十年，罩思者十年，执笔属稿者又十五年，而后写定。凡列表四十，首时令，终列女，合五十卷；表皆有序，后更附以舆图一卷；辨论百三十一篇，条理详明，考证典核。诸序论又皆引据赅洽，持议平允，每发前人所未发。此不独治《春秋》经传者之要籍，亦读史所宜取法者焉。少受业高紫超；讲学尝援新安以入金溪，为调停之说；故复辑《大儒粹语》二十八卷，期合宋元明儒而一之。卒年八十一，其后诏修《国史?儒林传》，首举其名，谓："如顾栋高辈岂可不为表章！"馆臣遂承上意，创传推先生为始云。
顾广圻（1629-1701），字千里，号涧薲，江苏元和人。
少孤，多病，枕上未尝废书。弱冠，从张白萃游，馆于程氏。程富藏书，因得通览，学者称万卷书生焉。不事科举业，年三十始补博士弟子。继师事江艮庭，受惠氏遗学，逐尽通经学小学之义。尝论经学云；"汉人治经，最重师法。古文今文，其说各异。混而一之，则轇轕不胜矣。"论小学云："《说文》一书，不过为六书发凡，原非字义尽于此。"欲取汉人经注作假借长编而未属稿。从兄之逵字抱冲，亦邃于学，多藏宋元本书，为一一订正之。刻列女传以传。
当是时，孙星衍、胡克家、秦恩复、黄丕烈、吴鼒、张敦仁等，并深于校雠之学；莫不推重，延之刻书。为孙刻宋本《说文》、《古文苑》、《广律义疏》。为胡刻《文选》、元本《通鉴》。为秦刻《扬子法言》，骆宾王、吕衡州两集。为黄刻《国语》、《国策》。为吴刻《晏子》、《韩非子》。为张刻抚州本《礼记》，严州单疏本《仪礼》。每一书竞，综其所正定者作考异或作校勘记于后。
又颇服膺宋儒《语录》，摘其切近者，成《遁翁苦口》一卷。平居博览，咸能识之无遗。每论议滔滔不竭，而是非所在，持之甚力，靡所瞻狥。家故贫，赖为人校刻博糈以食。虽往来多公卿，卒未尝有以自润。晚得痹疾，卧床五年，年七十卒。
自撰《思适斋集》十八卷，自作记曰："顾子贫，斋非所能有也；即身之所寓而思寓焉，而'思适'之名亦寓焉。当其坐斋中，陈书积几，居停氏之所藏，同志之所借，以及敝箧之所有，参互钩稽以致其思，思其孰为不校之误，孰为误于校也。思而不得，困于心，衡于虑，皇皇然如索其所失而杳乎无睹。人恒笑其不自适，而非不适也，乃所以求其适也。思而得之，豁然如启幽室而日月之；举世之适，诚莫有适于此也。"可征其用力勤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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