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志

     著书立意乃赠花于人之举，然万卷书亦由人力而为，非尽善尽美处还盼见谅 ！

                     —— 华辀远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卷一百二十一 

　　食货二

　　△赋役仓库

　　赋役一曰赋则。清初入关，首除明季加派三饷。时赋税图籍多为流寇所毁。顺治三年，谕户部稽覈钱粮原额，汇为赋役全书，悉复明万历间之旧。计天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三省中尤以苏、松、嘉、湖诸府为最。六年，户科右给事中董笃行请颁行易知由单。八年，世祖亲政，分命御史巡行各省，察民间利病。苏松巡按秦世桢条奏八事：曰，田地令业主自丈，明註印册；曰，额定钱粮，俱填易知由单，设有增减，另给小单，以免奸胥藉口；曰，由单详开总散数目，花户姓名，以便磨对；曰，设立滚单，以次追比；曰，收粮听里户自纳簿櫃，加钤司府印信；曰，解放先急后缓，勒限掣销；曰，民差查田均派，与排门册对验；曰，备用银两，不得额外透支，徵解银册，布政司按季提取，年终报部。自后钱粮积弊，釐剔渐清。

　　十一年，命右侍郎王宏祚订正赋役全书，先列地丁原额，次荒亡，次实徵，次起运存留。起运分别部寺仓口，存留详列款项细数。其新垦地亩，招徕人丁，续入册尾。每州县发二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赋税册籍，有丈量册，又称鱼鳞册，详载上中下田则。有黄册，岁记户口登耗，与赋役全书相表里。有赤历，令百姓自登纳数，上之布政司，岁终磨对。有会计册，备载州县正项本折钱粮，註明解部年月。复采用明万历一条鞭法。一条鞭者，以府、州、县一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额，通为一条，总徵而均支之。至运输给募，皆官为支拨，而民不与焉。颁易知由单於各花户。由单之式，每州县开列上中下则，正杂本折钱粮，末缀总数，於开徵一月前颁之。又佐以截票、印簿、循环簿及粮册、奏销册。截票者，列地丁钱粮实数，分为十限，月完一分，完则截之，钤印於票面，就印字中分，官民各执其半，即所谓串票也。印簿者，由布政司颁发，令州县纳户亲填入簿，季冬缴司报部。循环簿者，照赋役全书款项，以缓急判其先后，按月循环徵收。粮册者，造各区纳户花名细数，与一甲总额相符。奏销册者，合通省钱粮完欠支解存留之款，汇造清册，岁终报部核销。定制可谓周且悉矣。

　　十五年，江西御史许之渐言：“财赋大害，莫如蠹役，官以参罚去，而此蠹役盘踞如故。请饬抚按清查，甚者处以极刑，庶积弊可冀廓清。”工科给事中史彪古请严禁正供外加派，并将申饬私派之旨刊入易知由单，俾民共晓。帝以所奏皆切中时弊，下所司详议以闻。

　　圣祖即位，严申州县官隐匿地亩、不纳钱粮、捏报新垦之禁，更定州县催徵议叙经徵督催各官处分。其州县官挪用正款、捏称民欠，及加派私徵者，罪之。帝以由单款项繁多，民不易晓，命将上中下等则地每亩应徵银米实数列单内；由单报部，违限八月者，罪州县卫所及转报官。给事中姚文然上言：“灾荒蠲免，有收完在前奉令在后者，以本年应蠲钱粮抵次年应纳正赋，名曰流抵，自应载入由单，俾人沾实惠。但部题定额由单，於上年十一月颁发州县，磨算编造，必在九十月间，而各省题报灾伤，夏灾以六月，秋灾以九月，部中行查覆奏，咨行抚臣，饬知地方官吏，辗转需时，计已在颁发由单之后，其势无由填入。应请於流抵之下年填入由单，以杜其弊。”下部议行。

　　直省徵收钱粮，夏税於五六月，秋粮於九十月，其报部之数，责成各司於奏销时详加磨勘，按年送京畿道刷卷。自世祖定赋税之制，正杂款繁多，咨题违错，驳令查覆，印官即借部驳之名，擅行私派；其正赋钱粮本有定额，地方官吏遇有别项需用，辄令设法，实与加派无二。至是下令严禁，罢州县欠粮、留任候代、完全开复之制。七年，以夏税秋粮定限稍迟，恐误协饷，仍复旧制，州县开徵后，随收随解。凡各省地丁钱粮，巡抚於岁终奏销，详列通省钱粮起运存留、拨充兵饷、办买颜料及馀賸之数，造册具报。其黄册、会计册繁费无益，悉罢之。十五年，严定官民隐田罪例。官吏查出隐田，分别议叙。人民举首隐地逾十顷者，即以其地与之。

　　十八年，令州县每岁将日收钱粮流水簿解司磨对，罢赤历。自顺治间订正赋役全书，至是二十馀年，户口土田，视昔有加，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易於淆混。二十四年，下令重修，止载起运存留漕项河工等切要款目，删去丝秒以下尾数，名曰简明赋役全书。二十六年书成。廷议以旧书遵行已久，历年增减地丁银米，俱有奏销册籍可稽，新书遂罢颁行。是岁谕各省悉免刊刻由单，以杜派费扰民之弊。

　　二十八年，令各省巡抚於每年奏销时，盘查司库钱粮。先是各州县催徵用二联串票，官民分执，不肖有司句结奸胥，以已完作未完，多徵作少徵，弊窦日滋。至是议行三联串票，一存有司，一付役应比，一付民执照。其后更刊四联串票，一送府，一存根，一给花户，一於完粮时令花户别投一櫃以销欠。未几，仍复三联串票之制。各省绅衿本有优免丁银之例，而豪强土著，往往诡寄滥免，更有绅衿包揽钱粮耗羡，尽入私橐，官民交累。有诏，诡寄地亩，悉退还业户。三十年，以由单既停，令直省州县卫所照赋役全书科则输纳数目，勒石署门外。复谕民间隐匿地亩，限两年内自首，寻又展限两年。谕福建清丈沿海地亩，釐定疆界，湖南幅员辽阔，先饬民人自行丈量，官府再事抽丈，隐漏者罪之。

　　时徵收钱粮，官吏往往私行科派，其名不一。阖邑通里共摊同出者，名曰软抬，各里各甲轮流独当者，名曰硬驼，於是设滚单以杜其弊。其法於每里之中，或五户或十户一单，於某名下註明田地若干、银米若干、春秋应各完若干，分为十限，发与甲首，依次滚催，自封投櫃。一限既定，二限又依次滚催，其有停搁不完不缴者严惩，民以为便。浙江、湖北、山东诸省匠班银，均归入地丁徵收。四十五年，九江府丈出滨江芦洲地亩三千馀顷，均按下则起科。

　　五十一年，四川巡抚年羹尧上言：“四川钱粮原额百六十一万两有奇，现仅徵及十分之一，宜立劝惩法，五年内增及原额之四五者准升，不及二分停升，不及一分降调，无增者褫其职。”御史段曦上疏驳之，略言：“川省自经明季兵燹，地广人稀。我朝勘定之后，虽叠次清查，增报仅及原额十分之一。近日抚臣加意催查，增至二万六千馀两。今欲五年内增及原额十之二或十之四五，是增现粮三四倍也。贤能之吏，必罹不及分数之参处，不肖者抑勒首报，滋扰无穷。请川省隐漏钱粮，彻底清查，不必另立劝惩之法。”从之。五十九年，谕：“嗣后各州县钱粮，随徵随解。若州县批解后，而布政司抵充杂派，扣批不发，许州县迳申督抚。”次年，又令各督抚将仓粮亏空，限三年补完。

　　圣祖在位六十年，政事务为宽大。不肖官吏，恒恃包荒，任意亏欠，上官亦曲相容隐，勒限追补，视为故事。世宗在储宫时，即深悉其弊。即位后，谕户部、工部，嗣后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必详查覈实，造册具奏。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覈估不实者，治罪。并令各督抚严行稽查所属亏空钱粮，限三年补足，毋得藉端掩饰，苛派民间。限满不完，从重治罪。濒江沿海地，定例十年一清丈。雍正元年，谕令随时清查，坍者豁免，涨者升科。

　　二年，以山西巡抚诺敏、布政使高成龄请提解火耗归公，分给官吏养廉及其他公用。火耗者，加於钱粮正额之外。盖因本色折银，镕销不无折耗，而解送往返，在在需费，州县徵收，不得不稍取盈以补折耗之数，重者数钱，轻者钱馀。行之既久，州县重敛於民，上司苛索州县，一遇公事，加派私徵，名色繁多，又不止於重耗而已。康熙季年，陕甘总督年羹尧请酌留秦省火耗充各官用度，馀者捐出弥补亏空，圣祖不许。至是诺敏等复以为言。诏从其请。诺敏又请限定分数。帝以“酌定分数，则将来竟成定例，必致有增无减。今耗羡与正项同解，州县皆知重耗无利於己，孰肯加徵？若将应得之数扣存，势必额外取盈，浮於应得之数”。於是定为官给养廉之制。河南巡抚石文焯请将捐穀耗羡充公，帝曰：“耗羡存库，所以备地方公用也。国家经费，自有常额，岂可以耗羡牵入正项，致滋另取挪移诸弊乎！”又谕户部曰：“州县亏空钱粮，有阖属百姓代偿者，名曰乐捐，实无异强派，应饬禁止。”

　　苏、松浮粮多於他省，诏蠲免苏州额徵银三十万，松江十五万，永著为例。江苏巡抚张楷疏言：“江苏每年额赋，除蠲免浮粮外，应实徵银三百五十万有奇。历年积欠八百八十一万有奇，计已达千二百馀万。竭小民一岁所获，势难全完。现筹徵收之法，本年新粮，责令全完，旧欠匀作十分，自明年始，年徵其一，十年而毕，每岁奏销时，另册造报。嘉定一县积欠至百四十馀万，请匀作十五分分徵，上海、昆山、常熟、华亭、宜兴、吴江、武进、娄、长洲九县皆积至四十万，应匀作十二分分徵，以纾民力。”帝深纳之。

　　各省中赋税繁重，苏、松而外，以浙江嘉、湖二府为最。五年，诏减十之一，共银八万馀两。又命浙省南、秋等米，每年额徵作十分覈算，别为一本题销，如完解不全，罪承督各官。各省钱粮完欠细数，官吏多不宣示，胥吏因缘为奸，亏空拖欠，视为故常。诏各督、抚、布政饬州县官每年将各乡里完欠之数，呈送覆覈，张贴本里，俾民周知。如有中饱，许人民执串票具控。其分年带徵之项，亦应将花户每年应完之数，详列榜示，俾不得额外溢徵。七年，蠲浙江额赋十之三，共十万两。其江苏逋赋，自壬子年始，侵蚀包揽之项，分十年带徵。实在民欠之项，分二十年带徵。本年完纳之项若干，次年即依其数蠲免额徵之粮。如额外多完，次年亦按多完之数蠲免。

　　十一年，安徽巡抚徐本条陈徵粮事宜：一，州县徵收粮櫃，请迳用州县封条；二，花户完粮，宜仍用三联串票；三，小民零星钱粮，一钱以下者，许其变通完纳制钱。许之。十二年，修赋役全书。凡额徵地丁钱粮商牙课税内，应支官役俸工驿站料价，以及应解本折绢布颜料银朱铜锡茶蜡等项，分晰原额新徵总散之数，务为精覈。自后十年修辑一次。

　　江南、湖广等省，芦洲坍涨靡定，定制五年一清丈，不肖官吏，恒藉以纳贿舞弊。乾隆元年，下诏清查。又禁各省虚报开垦。大学士朱轼请禁民间田地丈量首报。御史蒋炳奏州县徵粮三弊：一，田亩科则不同，请每年照部颁定额，覈明刊示；一，州县拆封如有短平，即於袋面註明数目，令花户自行补交；一，州县设立官匠，倾销银两，勒索包完，侵渔重利，嗣后准花户随处倾销，官匠永行禁革。皆从之。谕改减江南、浙江白粮十二万石，免苏、松浮粮额银二十万石。

　　自山西提解火耗后，各直省次第举行。其后又酌定分数，各省文职养廉二百八十馀万两，及各项公费，悉取诸此。及帝即位，廷臣多言其不便。帝亦虑多取累民，临轩试士，即以此发问，复令廷臣及督抚各抒所见。大学士鄂尔泰、刑部侍郎钱陈群、湖广总督孙家淦皆言：“耗羡之制，行之已久，徵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计已定之数，与未定以前相较，尚不逮其半，是迹近加赋而实减徵也。且火耗归公，一切陋习悉皆革除，上官无勒索之弊，州县无科派之端，小民无重耗之累，法良意美，可以垂诸久远。”御史赵青藜亦言：“耗羡归公，裒多益寡，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且既存耗羡之名，自不得求多於正额之外，请无庸轻议变更。”惟御史柴潮生以为耗羡乃今日大弊。诏从鄂尔泰诸臣议。先是各省解京饷银，有随平陋规。雍正初，曾有诏禁止。嗣因清查部库亏空二百五十馀万，怡亲王议以京饷平馀弥补，每饷银千两，收平馀二十五两，俱於耗羡内动支起解，较从前陋规减省已多。寻以弥补足额，减收其半。至是停止解部，存储司库，以充本省赈济荒灾及裨益民生之举。自明以来，江南岁额钱粮地丁漕项芦课杂税之外，复有所谓杂办者，款目甚多，汇入地丁分数奏销。逮编赋役全书，止载应解之款，未列杂办原委。至是乃妥定章程，以杜浮收，其实在缺额有累官民者豁免之，禁州县徵粮浮收零尾。

　　十二年，大学士讷亲等议江苏钱粮拖欠至二百馀万，不免吏役侵蚀，酌定自首减免之条。复谕黄廷桂等釐剔江苏催徵诸弊。各省积欠钱粮，岁终奏报，然必待次岁五月奏销，方能定完欠实数。谕：“嗣后各省每年完欠钱粮，随奏销时覈实具奏，毋庸循岁终奏闻之例。”二十二年，免江南乾隆十年以前积欠漕项银米地价耗羡。江苏巡抚陈宏谋奏：“江苏钱粮积年未能归款，由於州县案卷，任书承携贮私室，以致残缺无由查考，应严饬各州县将卷宗黏连盖印，妥存署中。至江省用款繁多，州县不免借垫，嗣后仍令随时详请抵兑。逾四月不详报，数达五百两以上者，参处；迟至一年，并府州题参。”均如所议行。

　　三十年，谕：“奏销册前列山地田荡版荒新垦，次列三门九则额徵本折地丁起解存留，至为明晰。令嗣后刊刻赋役全书，以奏销条款为式，止将十年内新坍新垦者添註，其琐碎不经名目，概删除之。”户部议定各省徵收钱粮，及一切奏销支放等事。凡银悉以釐为断，不及釐者，折衷归减。米粮以勺为断，奇零在五秒以上者作为一勺，不及五秒者删除。搭放俸饷制钱以一文为止，而册内有丝毫忽微虚数，一并删除。至各州县卫所应徵银两，统令於由总单数下将奇零归减，其单内前列细数，仍存其旧，期与赋役全书、鱼鳞册数相符。三十三年，谕直省勋田，令民户首报，一体输纳。

　　三十六年，以比岁蠲免天下钱粮，民力饶裕，令各督抚值轮免之年，将缓带款项，务催徵完纳，毋致次年有新旧同徵之累。四十七年，御史郑澂请令督抚清查仓库，如有亏缺，本员治罪偿补，督抚从重议处，并加倍分赔。仍令各州县将仓库实贮之数，三月汇报，督抚随时督覈。山东州县恒多亏挪仓库之弊，并有本无亏短，於离任时假捏亏数，私立欠约，移交后任，以为肥橐之计者。请饬下各督抚，查有前任亏缺、后任有欠约可凭者，除责成后任弥补外，仍令前任照数追缴入官，以杜短交滥接之弊。帝嘉纳之。嘉庆初，复令各督抚於地方官交代，如限内未能交清，应将该员截留，俟款项交清，方准赴任回籍，并禁止私立议单。自是以后，禁网益密矣。御史彭希洛奏各省钱粮多有浮收之弊。谕嗣后各督抚务於开徵前，按时价覈实换银上库之数，榜示通衢，纳银折钱，听民自便。

　　时各省地方官吏，於应徵钱粮，往往挪移新旧，以徵作欠，自三四年以来，积欠至两千馀万。有诏将各省历年积欠，在民在官，一体清查，或留贮，或拨解，违者罪之。户部奏：“近五年各省耗羡盈馀内借款，请责成督抚查明补归原款，并将动支耗羡之款酌量删减，其各项存贮閒款，并详列以闻。”直隶清查各属历年亏短数达巨万。安徽仓库亏缺各项银百八十馀万。帝谕新亏各员，自本年始，限四年完缴旧亏。未完者，每年酌扣司道府州县养廉九五成存库归款。部奏直隶等十五省，除缓徵带徵，其未完地丁馀尚有八百七十馀万，而十二年分又续增未完地丁银二百九十馀万。帝以上官於经徵之员，参限将满，即设法调署，俾接署者另行起限，州县藉是规避。令嗣后州县调署，须先查任内果无应徵未完钱粮，咨部覈明，毋得於参限届满时，违例调署。给事中赵佩湘奏：“各省亏空，辗转清查，多致县宕，请严行饬禁。”先是直隶因州县亏欠仓库，密令大吏清查，分别追赔。其后各省援例，请立局清查，挪新掩旧，弊窦潜滋，甚有借名弥补，暗肆朘削者，故佩湘以为言。帝谕直隶三次清查案内未完各款，分期勒令归补，逾限不完者，即责成所管上司摊赔，自后永罢清查，有渎请者罪之。

　　十七年，户部综计各省积欠钱粮及耗羡杂税之数，安徽、山东各四百馀万，江宁、江苏各二百馀万，福建、直隶、广东、浙江、江西、甘肃、河南、陕西、湖南、湖北积欠百馀万、数十万、数万不等。帝以大吏督徵不力，切责之，并令户部於岁终将各省原欠已完未完各数，详列以闻。各省逋赋，以江苏为最多。巡抚朱理奏酌定追补之制，分年补完，杜绝新亏。然属员掩视拖延如故。直隶自二年至十八年，积欠银三百四十馀万，米粮等项十四万馀石。总督那彦成疏请酌予蠲免，诏严行申饬。山东州县亏欠新旧六百馀万两，一县有亏至六万馀两。乃严定科条，亏缺万两者斩监候，二万以上者斩决。所亏之数，勒限监追，限内全完贷死，仍永不叙用，逾限不完斩无赦。

　　御史叶中万请清釐藩库借款，胡承珙请整顿直隶亏空诸弊。时各省藩库，因州县有急需，往往滥行借款，日久未归，展转挪抵，弊混丛生。而摊捐津贴，名目日增，州县派累繁多，办事竭蹶，亏欠正项势所必然，虽严刑峻法不能禁也。当乾隆之季，天下承平，庶务充阜，部库帑项，积至七千馀万。嘉庆中，川楚用兵，黄河泛滥，大役频兴，费用不赀，而逋赋日增月积，仓库所储，亦渐耗矣。

　　道光二年，御史罗宸条陈直省解徵钱粮，请仿盐引茶引法，防官吏侵蚀。帝以纷扰，不许。革州县粮总、库总，从御史余文铨请也。乾隆初，州县徵收钱粮，尚少浮收之弊。其后诸弊丛生，初犹不过就斛面浮收，未几，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数升，渐增至五折六折，馀米竟收至二斗五升，小民病之。廷议八折徵收，以为限制浮收之计。大学士汤金钊疏驳之。御史王家相亦言“八折之议，行之常、镇、江、淮、扬、徐等府，或可尝试，苏、松粮重之地，窒碍孔多”。议遂寝。时东南财赋之区，半遭蹂躏。未被兵州县，又苦贪吏浮收勒折，民怨沸腾，聚众戕官之事屡起。州县率以抗粮为词，藉掩其浮勒之咎。江苏苏、松等属，每遇蠲缓，书吏等辄向业户索钱，名曰卖荒。纳钱者，虽丰收仍得缓徵；不纳者，纵荒歉不获查办。诏并禁之。湖北漕务积弊已久，巡抚胡林翼疏请折漕革除规费，民间减钱百四十馀万千文，国帑增银四十馀万两，节省提存银三十馀万两。诏褒美之。

　　军兴以后，四川等省，办理借徵，以充兵饷。裕瑞奏请劝谕绅民，按粮津贴，罢借徵。英桂奏：“交纳钱粮半银半钱之制，而官取民仍以银，每钱二千作银一两，耗银无出。请於应入拨之地丁，准搭官票，不入拨之耗羡，仍徵实银。”部臣以办法两歧，请依原章，正杂钱粮，一体搭交官票。然地方官吏仍收实银，而以贱值之票交纳藩库，帝令严禁。

　　同治元年，清查直省钱粮。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疏言：“苏、松、太浮赋，上溯之，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之，则比毗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於沿袭前代官田租额，而赋额遂不平也。国初以来，承平日久，海内殷富，为旷古所罕有，故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无他，民富故也。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气顿耗，然犹勉强枝梧者十年。逮癸巳大水而后，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部臣职在守法，自宜坚持不减之名，疆臣职在安民，不得不为暗减之术。始行之者，前督臣陶澍、前抚臣林则徐也。又官垫民欠一款，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垫旧，移银垫米，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豁免，或摊赔，同归无着。故历年粮册，必除去垫欠虚数，方得徵收实数。苏属全漕百六十万，厥后遂积渐减损。道光辛卯以后十年，连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七八；辛丑以后十年，除垫欠，得正额之五六；咸丰辛亥十年，除垫欠，仅得正额之四成而已。自粤逆窜陷苏、常，焚烧杀掠，惨不可言。臣亲历新复州县，市镇丘墟，人烟寥落。已复如此，未复可知。而欲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徵之吏，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矣。细核历年粮数，咸丰十年中，百万以上者仅一年，八十万以上者六年，皆以官垫民欠十馀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九十万也。成案如是，民力如是。惟籥请准减苏、松、太三属粮额，以咸丰中较多之七年为准，折衷定数，总期与旧额本经之常、镇二属通融覈计，著为定额。即以此后开徵之年为始，永远遵行，不准再有垫完民欠名目。嗣后非水旱亦不准捏灾，俾去无益之空籍，求有着之实徵。至苏、松漕粮核减后，必以革除大小户名为清釐浮收之原，以裁减陋规为禁止浮收之委。”制可。先是太常卿潘祖荫、御史丁寿昌交章言减赋事，皆下部议。覆奏准苏、松减三之一，常、镇减十之一。大抵苏、松、太一亩之税，最重者几至二斗，轻者犹及一斗。列朝屡议覈减，率为部议所格。雍正间，从怡亲王请，免苏、松两府额徵银。乾隆间，又减江苏省浮粮，皆减银而不及米。至是诏下，百姓莫不称庆。

　　三年，从闽浙总督左宗棠请，谕绍兴属八县六场，正杂钱粮，统照银数徵解，革除一切摊捐及陋规，计减浮收钱二十二万有奇，米三百六十馀石。宁波属一厅五县六场，减浮收钱十万四千有奇，米八百馀石。四年，浙江巡抚马新贻请豁减金华浮收钱十五万馀串，米五百馀石，衢州钱十万馀串，米六十馀石，严州钱六万馀串，米六千馀石，洋银八十馀元，米百馀石，从之。是年宗棠克湖州，疏言南漕浮收过多，请痛加裁汰。事下部议。覆奏杭、嘉、湖漕粮，请仿江苏例，减原额三十分之八，并确查赋则，按轻重量为覈减，所有浮收陋规，悉予裁汰。其南匠米石，无庸议减。计三府原额漕白、行月等米百万馀石，按三十分之八，共减米二十六万六千馀石。国藩请将苏、松等属地丁漕项一体酌减，不许。

　　自乾、嘉以来，州县徵收钱粮，多私行折价，一石有折钱至二十千者。咸丰中，胡林翼始定核收漕粮，每石不得过六千钱。其后山东亦定每石收钱六千。江苏定每石年内完者收四千五百，年外收五千。江西收钱三千四百。河南每石折银三两。安徽二两二钱。漕粮浮收，其来已久。河运、海运，皆有津贴。嘉兴一郡，徵漕一石，有津贴至七钱以上者。又徵收漕粮，例有漕馀，其数多寡不一，大抵视缺分肥瘠为准。历来本折并收，而折色浮收，较本色更重。自正额减折价定，遂渐少浮收之弊。

　　直隶、奉天多无粮之地，名曰黑地，或旗产日久迷失，或山隅海涘新垦之田。咸丰季年，宝鋆等查出昌平黑地四百四十馀顷，试办升科。诏直隶总督、盛京将军、顺天、奉天各府尹一体办理。同治初，令黑地业户各赴所管官署呈报升科，许永远为业。御史陈俊奏：“直隶、奉天除昌平外，呈报升科者寥寥，盖由地方官吏徵收入己，延不具报，甚有将报地人抑勒刑逼诸弊。”帝遣大臣分查。大学士倭仁疏陈黑地升科，州县畏难苟安，请申明赏罚。寻定州县查出隐地逾二十顷优叙，升科地多者奖之；有徇隐匿垦、吏胥诈赇，以溺职论；其无赖假称委员，恐哧得赃，照例严惩。

　　德宗即位之初，复新疆，筹海防，国用日增。户部条陈整顿钱粮之策，略云：“溯自发逆之平，垂二十年，正杂钱粮，期可渐复原额。乃考覈正杂赋税额徵总数，岁计三千四百馀万两，实徵仅百四十五万两，赋税亏额如此。财既不在国，又不在民，大率为贪官墨吏所侵蚀。约而言之，其弊有五：一曰报荒不实，二曰报灾不确，三曰捏作完欠，四曰徵存不解，五曰交代宕延。覈计近年赋税短徵，以安徽及江苏之江宁为最，苏州、江西次之，河南又次之。多者所收不及五分，少者亦亏一二分不等。请饬各督抚藩司认真釐剔，以裕度支。”诏从其请。然终清之世，诸弊卒未能尽革也。

　　二十年，中、日之战，赔兵费二万万。二十六年，拳匪肇祸，复赔各国兵费四万五千万。其后练新军，兴教育，创巡警，需款尤多，大都就地自筹。四川因解赔款，而按粮津贴捐输之外，又有赔款新捐。两江、闽、浙、湖北、河南、陕西、新疆於丁漕例徵外，曰赔款捐，曰规复钱价，曰规复差徭，曰加收耗羡，名称虽殊，实与加赋无大异也。

　　总计全国赋额，其可稽者：顺治季年，岁徵银二千一百五十馀万两，粮六百四十馀万石；康熙中，岁徵银二千四百四十馀万两，粮四百三十馀万石；雍正初，岁徵银二千六百三十馀万两，粮四百七十馀万石；高宗末年，岁徵银二千九百九十馀万两，粮八百三十馀万石，为极盛云。

　　一曰役法。初沿明旧制，计丁授役，三年一编审，嗣改为五年。凡里百有十户，推丁多者十人为长，馀百户为十甲，甲十人。岁除里长一，管摄一里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里曰里。里长十人，轮流应徵，催办钱粮，句摄公事，十年一周，以丁数多寡为次，令催纳各户钱粮，不以差徭累之。编审之法，核实天下丁口，具载版籍。年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註，丁增而赋随之。有市民、乡民、富民、佃民、客民之分。民丁外复有军、匠、灶、屯、站、土丁名。

　　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徵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其后改随地派，十居其七。都直省徭里银三百馀万两，间徵米豆。其科则最轻者每丁科一分五釐，重至一两有馀。山西有至四两馀，巩昌有至八九两者。因地制宜，不必尽同也。三等九则之法，沿自前明，一条鞭亦同。其法将均徭均费等银，不分银力二差，俱以一条鞭从事。凡十甲丁粮，总於一里，各里丁粮，总於一州县，而府，而布政司。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里甲与两税为一。凡一州县丁银悉输於官，官为佥募，以充一岁之役，民不扰而事易集。定内外各衙署额设吏役，以良民充之。吏典由各处佥拨，后改为考取，或由召募投充。役以五年为满，不退者斥革。其府州县额设祗候、禁子、弓兵，免杂派差役。又有快手、皂隶、门卒、库子诸役，皆按额召募。额外滥充者谓之白役，白役有禁。然州县事剧役繁，必藉其力，不能尽革也。又定州县铺司及弓兵之制，禁止私役。禁人民私充牙行、埠头。

　　濒河之地，例有夫役守护。顺治四年，以御史佟凤彩言，设直隶沿河堤夫。九年，河决封丘，起大名、东昌、兖州及河南丁夫数万塞之。十二年，增给河夫工食。河工用民之例有二：曰佥派，曰召募。佥派皆按田起夫，召募则量给雇值。其后额设之夫，悉给工食，由佥派而召募，役民给值，较古制为善矣。十七年，禁州县私派里甲之弊。

　　康熙元年，令江南苏、松两府行均田均役法。户科给事中柯耸言：“任土作赋，因田起差，此古今不易常法。但人户消长不同，田亩盈缩亦异，所以定十年编审之法，役随田转，册因时更，富者无兔脱之弊，贫者无虻负之累。臣每见官役之侵渔，差徭之繁重，其源皆由於佥点不公，积弊未剔。查一县田额若干，应审里长若干，每里十甲，每甲田若干，田多者独充一名，田少者串充一名，其最零星者附於甲尾，名曰花户，此定例也。各项差役，俱由里长挨甲充当，故力不劳而事易集。独苏、松两府，名为佥报殷实，竟不稽查田亩，有田已卖尽而报里役者，有田连阡陌全不应差者。年年小审，挪移脱换，丛弊多端。田归不役之家，役累无田之户，以致贫民竭骨难支，逃徙隔属。今当大造之年，请饬抚臣通行两府，按田起役，毋得凭空佥报，以滋卖富差贫之弊。其他花分子户、诡寄优免、隔属立户、买充册书诸弊，宜严加禁革。”下部议行。六年，严禁江西提甲累民。提甲之说，在明曰提编，现年追比已完，复提次甲，责成备办。广信诸府，有连提数甲者，实与加派无二。以御史戈英言，罢之。

　　七年，定驿递给夫例。凡有驿处，设夫役以供奔走，其额视路之冲僻为衡，日给工食，皆入正赋编徵。此项人夫，大率募民充之，差役稍繁，莫不临时添雇。水驿亦然。十二年，停河南佥派河夫，按亩徵银，以抵雇值。十六年，河道总督靳辅上言：“河工兴举，向俱勒州县派雇里民，用一费十。今两河并举，日需夫十馀万，乃改佥派为雇募，多方鼓舞，数月而工成。”大工用雇募自辅始。是年禁有司派罚百姓修筑城垛。二十九年，以山东巡抚佛伦言，令直省绅衿田地与人民一律差徭。

　　五十一年，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徵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造报。”廷议：“五十年以后，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仍五岁一编审。”户部议：“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补之；又不足，以同甲粮多之丁补之。”

　　雍正初，令各省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输纳徵解，统谓之“地丁”。先是康熙季年，四川、广东诸省已有行之者。至是准直隶巡抚李维钧请，将丁银随地起徵，每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釐，嗣后直省一体仿行。於是地赋一两，福建摊丁银五分二釐七毫至三钱一分二釐不等；山东摊一钱一分五釐；河南摊一分一釐七毫至二钱七釐不等；甘肃，河东摊一钱五分九釐三毫，河西摊一分六毫；江西摊一钱五釐六毫；广西摊一钱三分六釐；湖北摊一钱二分九釐六毫；江苏、安徽亩摊一釐一毫至二分二釐九毫不等；湖南地粮一石，徵一毫至八钱六分一釐不等。自后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惟奉天、贵州以户籍未定，仍丁地分徵。又山西阳曲等四十二州县，亦另编丁银。

　　二年，江西巡抚裴度奏裁里长。时廷臣有言大小衙署，遇有公事需用物件，恣行科派，总甲串通奸胥，从中渔利；凡工作匠役，皆设立总甲，派定当官，以次轮转；又设贴差名目，不原赴官者，勒令出银，大为民害。诏并禁止。然日久玩生，滋扰益甚。乾隆元年，复有诏申禁。又谕各处岁修工程，如直隶、山东运河，江南海塘，四川堤堰，河南沁河、孟县小金堤等工，向皆於民田按亩派捐，经管里甲，不无苛索，嗣后永行停止。凡有工作，悉动用帑金。十年，川陕总督庆复奏兴修各属城垣，请令州县捐廉，共襄其事。帝曰：“各官养廉，未必有馀，名为帮修，实派之百姓，其弊更大。”不许。乃定各省城工千两以下者，分年修补，土方小工，酌用民力，馀於公项下支修。二十二年，更定江西修堤力役之法。凡修筑土堤，阖邑共摊，夫从粮徵，听官按堤摊分，募夫修筑。从巡抚胡宝瑔请也。二十五年，御史丁田树言：“自丁粮归於地亩，凡有差徭及军需，必按程给价，无所谓力役之征。近者州县於上官迎送，同僚往来，辄封拏车船，奸役藉票勒派，所发官价，不及时价之半，而守候回空，概置不问，以致商旅裹足，物价腾踊。嗣后非承辨大差，及委运官物，毋得减发官价，出票封拏，违者从重参处。”得旨允行。三十二年，以用兵缅甸，经过各地，夫马运送，颇资民力，特颁帑银，每省十万，分给人民。

　　田赋职役，本有经制，大率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直隶力役之征，有按牛驴派者，有按村庄派者，有按牌甲户口科者，间亦有按地亩者。然富者地多可以隐匿，贫者分釐必科，杂乱无章，偏枯不公。其尤甚者，莫如绅民两歧。有绅办三而民办七者，有绅不办而民独办者，小民困苦流离，无可告诉。时有议仿摊丁於地之例，减差均徭，每亩一分，无论绅民，按地均摊。直隶总督颜检力言其不可，并谓：“如议者所言，每地一亩，摊徵差银一分，其意在藉赋以收减差之实效，不知適藉差而添加赋之虚名，累官病民，弊仍不免。”疏入，议遂寝。

　　咸丰时，粤西役起，征调不时，不得不藉民力。粮银一两，派差银数倍不等。事定，差徭繁重如故，且钱粮或有蠲缓，差银则歉岁仍徵。

　　光绪四年，山西巡抚曾国荃疏陈晋省疮痍难复，请均减差徭以舒民困，其略曰：“晋省右辅畿疆，西通秦、蜀，军差、饷差、藏差，络绎於道，州县供亿之烦，几於日不暇给。车马既资之民间，役夫亦责之里甲。而各属办理不同。有阖邑里甲通年摊认者，资众力以应役，法尚公允。有分里分甲限年轮认者，初年摊之一甲一里，次年摊之二甲二里，各年差徭多寡不等，即里甲认派苦乐不均。豪猾者恃有甲倒累甲、户倒累户之弊，将其地重价出售，而以空言自认其粮。三五年后，乘间潜逃，於是本甲既代赔无主之粮，又代认无主之差，贻害无穷。计惟减差均徭，尚堪略为补救。除大差持传单勘合，循例支应，其他概不得藉端苛派。如有擅索车马者，治以应得之罪。”从之。五年，阎敬铭复条陈八事：一，裁减例差借差；二，由臬司发给车马印票；三，喇嘛来往，须有定班；四，奉使办事大臣，宜禁滥索；五，严除衙蠹地痞；六，令民间折交流差钱，由衙门自办；七，严查驿马足额备用；八，本省征防各兵，给予长车，由营自办。下所司议行。八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复言：“晋省虐民之政，不在赋敛而在差徭。向例每县所派差钱，大县制钱五六万缗，小县亦万缗不等，按粮摊派，官吏朋分，冲途州县，设立车櫃，追集四乡牲畜，拘留过客车马，或长年抽收，或临时勒价，居者行者均受其患。现拟筹款生息，官设差局，严定应差章程，禁止差员滥支。”车櫃陋习遂革。

　　先是先代陵墓，皆设陵户司巡查洒扫，例免差徭。又各先贤祠宇，凡有祭田，皆免其丁粮。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子侍养，免其杂泛差役。

　　顺治二年，免直省京班匠价，并除其匠籍。定绅衿优免例，内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丁三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丁二十四，其下以次递减；外任官减其半。十四年，部议优免丁徭，本身为止。雍正四年，四川巡抚罗殷泰言，川省各属，以粮载丁，请将绅衿贡监优免之例禁革。部议驳之。复下九卿议，定绅衿止免本身；其子孙族户冒滥，及私立儒户官户者，罪之。乾隆元年，申举贡生监免派杂差之令。三十七年，停编审造册。时丁银既摊入地粮，而续生人丁又不加赋，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无裨实政，至是因李瀚言，遂罢之。翌年，陈辉祖请将民屯新垦丁银随年摊徵。帝以所奏与小民较及锱铢，非惠下恤民之道，谕嗣后各省办理丁粮，悉仍旧制，毋得轻议更张。

　　一曰蠲免赋税。蠲免之制有二：曰恩蠲，曰灾蠲。恩蠲者，遇国家庆典，或巡幸，或用兵，辄蠲其田赋。

　　世祖入关，首免都城居民被兵者赋役三年。顺治二年，以山西初复，免本年田租之半。三年，收江南，免漕粮三之一。八年，世祖亲政，给还九省加派额外钱粮，免山西荒地额粮一万五千顷，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荒残额赋。恩蠲灾蠲之诏，岁数四下。康熙十年东巡，免跸路所经今年租。十三年，蠲免各省八九两年本折钱粮积欠在民者。时海内大定，诏用兵以来积欠钱粮悉免之。二十七年南巡，免江南积欠地丁钱粮，及屯粮芦课米麦豆杂税。三十三年，蠲免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应徵地丁银米。四十五年，免直隶、山东本年积欠钱粮，其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银二百十二万有奇，粮十万五千石有奇，悉行蠲免。

　　承平日久，户口渐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给之虞，诏直省自五十年始，分三年轮免钱粮一周。三年中计免天下地丁粮赋三千八百馀万。五十六年，免直隶、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广、西安、甘肃带徵地丁屯卫银二百三十九万馀两，其安徽、江苏所属带徵漕项银四十九万馀两，米麦豆十四万馀石，免徵各半。五十七年，以征策妄阿拉布坦，免陕、甘明年地丁百八十馀万。圣祖尝读汉文帝蠲民田租诏，叹曰：“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穷谷荒陬，皆沾实惠。然非宫廷力崇节俭，不能行此。”故在位六十年中，屡颁恩诏，有一年蠲及数省者，一省连蠲数年者，前后蠲除之数，殆逾万万。

　　世宗即位，蠲免江苏各属历年未完民屯地丁芦课等银千二百十馀万。西藏、苗疆平，免甘肃、四川、广西、云、贵五省田租。又谕国家经费已敷，宜散富於民，乃次第免直省额赋各四十万。乾隆元年，诏免天下田租，先后免雍正十三年以前各省逋赋、及江南钱粮之官侵吏蚀者。四年，免直隶本年钱粮九十万，江苏百万，安徽六十万，正耗一体蠲除。十年，普免天下钱粮二千八百二十四万有奇，援康熙五十一年之例，将各省分为三年，以次豁免。三十一年，诏次第蠲各省漕米，五年而遍，其例徵折色者亦免之。三十五年，值帝六旬，明岁又际太后八旬，照十年之例，按各省额赋，分三年轮免一周。

　　四十二年，普免天下钱粮，自明年始，分三年轮免，计二千七百五十九万有奇。各省漕粮，自四十五年普免一次。四十九年，豁免甘肃压欠起运粮银百六十馀万，其存留项下民欠银粮，起运项下民欠草束，悉免之。五十五年，高宗八旬，诏按各省额徵银数，将所属各府州县次第搭配三次，按年轮免，三年而竣，一省之中，仍先侭上年灾缓之区，首先蠲免。五十九年，普免各省应徵漕粮。六十年，普免各省积欠，及因灾缓带银千五百五十馀万两、粮三百八十馀万石，其奉天、山西、四川、湖南、广西、贵州六省向无积欠，免下年正赋十之二。又以明年将归政，免嘉庆元年各省应徵地丁钱粮，其省方时巡跸路所经，辄减额赋十之三。

　　仁宗即位，以湖北、湖南教匪苗民蠢动，免次年两省钱粮，并及川、陕被兵之区。四年，以郊祀升配礼成，普免各省积欠缓徵地丁耗羡，及民欠籽种口粮漕粮银，并积欠缓徵民借米穀草束。十年，谒祖陵，免跸路所经州县钱粮之半。二十四年，以六旬万寿，免天下正耗民欠，及缓带银穀，计银二千一百二十九万两有奇、米穀四百馀万石。四川、贵州两省无民欠，免明年正赋十之二。

　　灾蠲有免赋，有缓徵，有赈，有贷，有免一切逋欠。清初定制，凡遇灾蠲，起运存留均减。存留不足，即减起运。顺治初，定被灾八分至十分，免十之三；五分至七分，免二；四分免一。康熙十七年，改为六分免十之一，七分以上免二，九分以上免三。雍正六年，又改十分者免其七，九分免六，八分免四，七分免二，六分免一。然灾情重者，率全行蠲免。凡报灾，夏灾以六月，秋灾以七月。既报，督抚亲莅灾所，率属发仓先赈，然后闻。康熙三年，户部奏遇灾之地，先将额赋停徵十之三，以待题免。四年，御史郝维讷请凡灾地田赋免若干，丁亦如之。其后丁随地起，凡有灾荒，皆丁地并蠲。旨下之日，州县不即出示，或蠲不及数、纳不留抵者，科以侵欺之罪。乾隆元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请“嗣后各省水旱应免钱粮之数，於具题请赈日始，限两月造报，并请将丁银统入地粮银内覈算蠲免”。从之。圣祖、高宗两朝，叠次普免天下钱粮，其因偏灾而颁蠲免之诏，不能悉举。仁宗之世，无普免而多灾蠲，有一灾而免数省者，有一灾而免数年者。文宗以后，国用浩繁，度支不给，然遇疆臣奏报灾荒，莫不立予蠲免。若灾出非常，或连年饥馑，辄蠲赈兼施云。

　　仓库京师及各直省皆有仓库。仓，京师十有五。在户部及内务府者，曰内仓，曰恩丰；此外曰禄米，曰南新，曰旧太，曰富新，曰兴平，曰海运，曰北新，曰太平，曰本裕，曰万安，曰储积，曰裕丰，曰丰益。在通州者，曰西仓，曰中仓。各省漕运，分贮於此。直省则有水次仓七：曰德州，曰临清，曰淮安，曰徐州，曰江宁，各一；惟凤阳设二。为给发运军月粮并驻防过往官兵粮饷之需。其由省会至府、州、县，俱建常平仓，或兼设裕备仓。乡村设社仓，市镇设义仓，东三省设旗仓，近边设营仓，濒海设盐义仓，或以便民，或以给军。大抵京、通两仓所放米，曰官俸，曰官粮，亦名甲米，二者去全漕十之六。其一，养工匠，名匠米。其一，定鼎时，宗臣封亲王者六，封郡王者二，世宗之弟封亲王者一，此九王子孙，自適裔外，并有封爵，以世降而随之，统名恩米，二者去京仓百之一。是以雍正以前，太仓之粟常有馀。

　　乾隆二十八年，户部侍郎英廉疏言：“迩年因赈恤屡截留漕运，间遇京师粮贵，复发内仓米石平粜，储积渐减。请於湖广、江西、江南、浙江产米之区，开捐贡监，均收本色，收足别贮。遇截漕之年，即於次年照数补运京仓。”下九卿议准，旋复停止。及嘉庆中，川楚盗起，水旱间作，工匠既倍於昔，而九王之后亦愈衍愈众。咸丰后，复有粤寇之乱，运道不通，仓储益匮，乱平稍复旧例。

　　向京师平粜，有五城米局，八旗米局。五城米局始於康熙。雍正四年，於内城添厂，并添五城、通州厂各一。乾隆二年，增五城为十厂，寻又添设八厂於四乡。九年，於四路同知设四厂。八旗米局凡二十四，又通州左右翼两局，皆设於雍正六年。乾隆元年，并为八局，旋仍旧。十五年，命二十四局分左右翼办理，不拘旗分。十七年，以米价未平，且有勒买之弊，谕并通州两局停止。

　　其直省常平、裕备等仓，顺治十一年，命各道员专管，每年造册报部。十七年，户部议定常平仓穀，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康熙六年，甘肃巡抚刘斗疏言：“积米年久恐浥烂，请变价籴新穀。”从之。七年，陕西巡抚贾汉复请将积穀变价生息。帝谕出陈入新，原以为民，若将利息报部，反为民累，著停止生息。十九年，谕常平仓留本州县备赈，义仓、社仓留本村镇备赈。三十年，户部议令直隶所捐米石，大县存五千石，中县四千，小县三千；嗣又令再加贮一倍。三十一年，议定州县积穀，照正项钱粮交代，短少以亏空论。三十四年，议定江南积穀，每年以七分存仓，三分发粜，并著为通例。四十三年，议定州县仓穀霉烂者，革职留任，限一年赔完复职；逾年不完，解任；三年外不完，定罪，著落家产追赔。

　　时各省州县贮穀之数，山东、山西大州县二万石，中州县万六千石，小州县万二千石；江西大州县一万二千石；江苏、四川率不过五六千石；而福建现在捐穀二十七万石，常平又存五十六万石；台湾捐穀及常平为最多，共八十馀万石。令酌留三年兵需，馀变价充饷。四十七年，议定州县官於额贮外加买贮仓，准其议叙，若捐穀以少报多，或将现贮米捏作捐输，后遇事发，除本管知府分赔外，原报督抚一并议处。至官将仓穀私借於民，计赃以监守自盗论，穀石照数追赔。五十四年，议定绅民捐穀，按数之多寡，由督抚道府州县分别给扁，永免差役。

　　雍正三年，以南方潮湿，令改贮一米易二穀。四年，浙闽总督高其倬疏言：“闽省平籴有二大病：一，交盘之弊不清，各官授受，皆有价无穀，而价又不敷买补；一，平粜之价太贱，每石减价至一两，且有不及一两者，各属虽欲买补，缘价短束手，而奸民乘此谋利，往往借价贵，煽惑穷民，竟欲平粜之期，一岁早於一岁，平粜之价，一年贱於一年。请嗣后视米之程高下，每石以一两二钱或一两三钱，穀则定以六钱五分或六钱，总以秋成后既平之价为准。”帝韪其言。寻定州县仓廒不修，致米穀霉烂者，照侵蚀科断，并将亏空各州县解任。其穀令自行催还，限以一年，逾限者治罪。五年，定各省常平仓，每年底令本府州盘查。如春借逾十月不完，或捏造，俱行参处，照数追赔。又因福建常平仓各属有银穀两空者，有无穀而仅存价者，查实，将亏空之州县官更换。

　　十三年，内阁学士方苞上平粜仓穀三事：“一，仓穀每年存七粜三，设遇价昂，必待申详定价，穷民一时不得邀惠。请令各州县酌定官价，一面开粜，一面详报。一，江淮以南地气卑湿，若通行存七粜三，恐积至数年，必有数百万霉烂之穀，有司惧罪，往往以既坏之穀抑派乡户。请饬南省各督抚，验察存仓各穀色，因地分年，酌定存粜分数；河北五省倘遇岁歉，亦不拘三七之例。一，穀之存仓有鼠耗，盘粮有折减，移动有脚价，粜籴守局有人工食用，春粜之价即稍有赢馀，亦仅足充诸费。请饬监司郡守岁终稽查，但数不亏，不得借端要挟，倘逢秋籴价贱，除诸费外，果有赢馀，详明上司别贮，以备歉岁之用。”下部议行。

　　乾隆三年，两江总督那苏图疏言平粜之事，止须比市价酌减一二分。两广总督鄂弥达亦言：“平粜之价，不宜顿减。盖小民较量锱铢，若平粜时官价与市价悬殊，则市侩必有藏以待价，而小民藉以举火者，必皆仰资官穀。仓储有限，商贩反得居奇，是欲平粜而粜仍未平也。从来货积价落，民间既有官穀可籴，不全赖铺户之米，铺户见官穀所减有限，亦必稍低其价以冀流通。请照市价止减十一，以次递减，期年而止，则铺户无所操其权，而官穀不至虞其匮。”均报可。七年，谕：“从前张渠奏请减价粜穀，成熟之年，每石照巿价减五分，米贵之年减一钱。但思歉岁止减一钱，穷民得米仍艰。嗣后著督抚临时酌量应减若干，奏明请旨。如有奸民贱籴贵粜，严拏究治。”

　　十三年，高宗谕大学士、户部曰：“迩来常平仓额日增，有碍民食，嗣后应以雍正年间旧额为准。”寻议云南不近水次，陕、甘兼备军务，向无定额，请以现额为准。云南七十万石，西安二百七十万石，甘肃三百七十万石，各有奇。又福建环山带海，商运不通，广东岭海交错，产穀无几，贵州不通舟楫，积贮均宜充裕，以现额为准，福建二百五十馀万石，广东二百九十馀万石，贵州五十万石。其馀照雍正年间旧额：直隶二百一十万石，奉天百二十万石，山东二百九十万石，山西百三十万石，河南二百三十万石，江苏百五十万石，安徽百八十万石，江西百三十万石，浙江二百八十万石，湖北五十万石，湖南七十万石，四川百万石，广西二十万石，各有奇，通计十九省贮穀三千三百七十馀万石，较旧额四千四百馀万石，应减贮千四百馀万石。自是各省或额缺不补。二十三年，特谕采买还仓。三十一年，各省奏销，报实存穀数，惟江西、河南、广东与十三年定额相同。其视旧额增多者：湖南百四十三万石，山西二百三十万石，四川百八十五万石，广西百八十三万石，云南、贵州皆八十馀万石。而浙江视旧额减少二百二十万石，奉天减少百万，甘肃减少百四十万；其直隶、江苏、安徽、福建、湖北、山东、陕西或减二十万、或减五六十万。盖聚之难而耗之易如此。

　　嘉庆初，仁宗屡下买补之令。四年，谕曰：“国家设立常平仓，若不照额存储，仅将穀价贮库，猝遇需米之时，岂银所能济用？”命各省采买还仓。十七年，户部浙江司所存常平仓穀数凡三千三百五十万八千五百七十五石有奇，去乾隆中定额犹不远。至道光十一年，副都御史刘重麟、御史卞士云先后疏言，各直省州县於常平仓大率有价无穀，其价又不免侵用。帝命各督抚严覈究治。然据十五年户部奏，查各省常平仓穀实数，仍止二千四百馀万石，又非嘉庆时可比，况咸丰间天下崩乱之日乎。同治三年谕：“近来军务繁兴，寇盗蜂起，所至地方辄以粮尽被陷，其故由各州县恣意侵挪，遇变无所依赖。嗣后各省常平仓，责成督抚认真整顿。”迨光绪初，直隶、河南、陕西、山西迭遭旱灾，饥民死者日近万人。四年，给事中崔穆之，八年，御史邬纯嘏，复先后请筹办仓穀，於是各督抚始稍加意焉。

　　其社义各仓，起於康熙十八年。户部题准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公举本乡之人，出陈易新。春日借贷，秋收偿还，每石取息一斗，岁底州县将数目呈详上司报部。六十年，奉差山西左都御史朱轼奏请山西建立社仓，谕曰：“从前李光地以社仓具奏，朕谕言易行难。行之数年，果无成效。张伯行亦奏称社仓之益，朕令伊暂行永平地方，其有效与否，至今未奏。凡建设社仓，务须选择地方敦实之人董率其事。此人并非官吏，借出之米，还补时遣何人催纳？即丰收之年，尚难还补，何况歉岁？其初将众人米穀扣出收贮，无人看守，及米石缺空，势必令司其事者赔偿，是空将众人之米弃於无用，而司事者无故为人破产赔偿也。社仓之法，仅可小邑乡村，若由官吏施行，於民无益。今朱轼复以此为请，即令伊久住山西，鼓励试行。”雍正二年，谕湖广总督杨宗仁、湖北巡抚纳齐喀、湖南巡抚魏廷珍等：“前命建社仓，本为民计。劝捐须俟年丰，如值歉岁，即予展限。一切条约，有司勿预，庶不使社仓顿成官仓。今乃令各州县应输正赋一两者，加纳社仓穀一石。闻楚省穀石现价四五钱不等，是何异於一两正赋外加收四五钱火耗耶？”寻议定：凡州县官止任稽查，其劝奖捐输之法，自花红递加扁额以至八品冠带。如正副社长管理十年无过，亦以八品冠带给之。其收息之法，凡借本穀一石，冬间收息二斗。小歉减半，大歉全免，祗收本穀。至十年后，息倍於本，祗以加一行息。

　　三年，从江苏巡抚何天培请，止颁行社仓五事：一，赈贷均预造排门册存案；一，正副社长外，再举一殷实者总司其事；一，州县官不许干预出纳；一，所需纸笔，必劝募乐输，或官拨罚项充用；一，积穀既多，应於夏秋之交，减价平粜，秋收后照时价买补。

　　五年，因湖广社仓亏空，谕：“迩年督抚办社仓最力者，惟湖广总督杨宗仁。今据福敏盘查，始知原报甚多，而现贮无几。朕思举行此法实难。我圣祖仁皇帝深知之，是以李光地奏请而未允，张伯行暂行而即罢。盖在富民无藉乎仓，则输纳不前，而贫者又无馀粟可纳。至於州县官，实心者岂可多得？湖广亏缺之数，倘系州县私用，必严追赔补，或民间原未交仓，或交仓之数与原报多寡不符，若令照数完纳，恐力未敷，须斟酌办理。”六年，世宗谕曰：“前岳锺琪请於通省加二火耗内应行裁减每两五分之数，且暂徵收，发民买穀，分贮社仓，俟数足即行裁减，是以暂收耗羡之中，隐寓劝输之法，实则应行斟酌之耗羡，即小民切己之赀财，而代民买贮之仓储，即小民自捐之积贮。乃陕省官员以为收贮在官，即是官物，而胥吏司其出纳者，遂有勒买勒借之弊。今特晓示，镌石颁布，傥地方官有如前者，以挠扰国政、贻误民生治罪。”

　　乾隆四年，户部议准陕西巡抚张楷奏定社仓事例：一，社长三年更换；一，春借时酌留一半，以防秋歉；一，限每年清还；一，将借户穀数姓名晓示；一，令地方官稽查交代分赔。五年，议定陕、甘社穀凡系民间者，听自择仓正、副管理。其系加二耗粮内留五分为社粮者，责成地方官经理，入於交代。自是之后，州县官视同官物，凡遇出借，层递具详，虽属青黄不接，而上司批行未到，小民无由借领。此后应请令州县於每年封印后，酌定借期，一面通详，一面出借，其期按耕种迟早以为先后。得旨允行。

　　十八年，直隶总督方观承疏言：“义仓始於隋长孙平，至宋朱子而规画详备。虽以社为名，实与义同例。其要在地近其人，人习其事，官之为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城之专为备，不若乡之多为备，故贮於乡而不贮於城。今使诸有司於四乡酌设，粟黍从便，并选择仓正、副管理，不使胥吏干预。现据报捐穀数共二十八万五千三百馀石，合百四十四州县卫所，共村庄三万五千二百一十，为仓千有五。”帝嘉之。三十七年，户部议准，社仓仍令官经理出纳。

　　嘉庆四年，又议准社义各仓出纳，由正、副长经理，止呈官立案。道光五年，安徽巡抚陶澍疏言：“义仓苟欲鲜弊，惟有秋收后听民间量力输捐，自择老成者管理，不减粜，不出易，不借贷，专意存贮，以待放赈。”如所议行。其后军兴，各省皆废。同治六年，特谕兴复。光绪中，惟陕西巡抚冯誉骥所筹建者千六百馀所为最多云。

　　其旗仓在东三省者，初皆贮米二千万石。营仓自康熙二十二年始。时山海关各口建仓，达於黑龙江墨尔根。三十年，令江宁、京口等处各截留漕米十万石存贮。三十六年，谕沿边卫堡如榆林等处均贮穀。四十九年，以湖南镇筸改协为镇，拨借帑银三千两，买穀贮仓。五十四年，命贮米密云、古北口。雍正三年，贮穀归化城土拉库。四十七年，先后命广东提标各营暨诸镇协均贮穀，其后复推行贵州、四川、浙江、福建、河南。十一年，命喜峰口贮穀。

　　乾隆元年，设河标营仓。十一年，又命山东河标设立。盐义仓，自雍正四年始。时两淮众商捐银二十四万，为江南买穀建仓之用，巡盐御史噶尔泰以闻，并缴公务银八万，共三十二万。谕以三万赏给噶尔泰，馀照所请，赐名“盐义”。既而浙江众商亦捐银十万，谕巡抚李卫於杭州建仓。乾隆九年，又准山东票商仿行。

　　库之在京师属内务府者，设御用监掌之。顺治十六年改为广储司。十八年，分设缎库、银库、皮库、衣库。康熙十八年，增设茶库、磁库，合之为六。其属於户部者，曰银库、曰缎库、曰颜料库，合之为三。此外盛京户部银库，贮金银、币帛、颜料等物，以供二陵祭祀，及东三省官兵俸饷赏赉之用。各省将军、副都统、城守尉库，各贮官兵俸饷，及杂税官庄粜买粮价。布政使司库，贮各州县岁徵田赋、杂赋银。按察司库，贮赃罚银钱。粮道库，贮漕赋银、驿站马夫工料。河道库，贮河饷。兵备道库，贮兵饷。盐运使司盐课各税务由部差者，有监督库。如道、府、厅、州、县官兼理者，有兼理徘库，均贮关钞。地居冲要之分巡道库、府库、直隶州库及分驻苗疆之同知、通判库，均量地方大小，距省远近，酌量拨司库银分贮。州、县、卫所库，贮本色正杂赋银，存留者照数坐支，输运者输布政使司库。

　　凡诸库每岁出纳之数，皆造册送户部察覈，惟赃罚例输之刑部。河工兵饷又兼达兵、工两部。户部於直省库储，其别有五。曰封储。如酌留各布政司银两，督抚公同封储，有急需，题奏动支，擅用论斩是也。此制定於雍正五年。以直隶近京，独无留贮。各省自三十万至十万，析为三等。其后直隶亦有之。惟盛京户部银库，自乾隆四十二年由京拨给一千万，永远存贮。四十三年，复命将军兼管。曰分储。如各省道库、府库，封贮银两，遇州县急需，请领即行发给，一面详报藩司督抚，仍令各州县将支销银两，随案具详听覈是也。其后各繁剧州县，亦照京县例拨贮，而未有定额。及雍正八年，乃定各省道、府、州、县分贮之额，自三十万至十万，析为四等。曰留储。如存留属库坐支银两，拨款给发，例免解司是也。曰解储。如布政使司库，储府、州、县、卫解送正杂赋银；按察司库，收赃罚银；及将军、副都统、城守尉库，粮道库，收各处移解官兵俸饷漕项等银是也。曰拨储。如各省兵备道库，岁储由布政司或邻省拨解官兵银，河道库，岁储本省及邻省拨解官兵俸饷，并岁修抢修银，及伊犁岁需俸饷银，塔尔巴哈台岁需新饷银，西藏岁需台费银，云南岁需铜本银，贵州岁需铅本银，皆由各省拨解是也。户部总稽之，俾慎其收发，令各省解部地丁，将足色纹银倾镕元宝，合部颁法马，每枚五十两，勿加滴珠。

　　凡起解饷银，布政使亲同解官兑封押字，令库官钤印，当堂装鞘，给发兵牌。又州县官钱粮交代，由接任官造具接收册结，同监盘官印结，上司加结送司，详请咨部，不得逾限。布政使升转离任，将库储钱粮并无亏挪之处附奏，其新任接收，亦具摺奏闻，仍照例限详题。按察使交代，由巡抚会同藩司查覈详题，且时其盘查，令各督抚於布政使司库钱粮奏销交代时，亲赴盘查，具结报题。督抚新任亦然。府、州、县库储钱粮奏销时，所管道、府亲赴盘查结报，不得委查取结，及预示日期，纵令掩饰。

　　至户部银库，康熙四十五年，以贮银多，谕将每年新收银别行收贮，至用银时，将旧银依次取用。乾隆四十一年，户部奏准各直省解京银两，无论元宝、小锭，必錾凿州县年月及银匠姓名。嘉庆十九年，命各省银解部，随到随交。道光十二年，又命官解官交。盖向来京饷及捐项，皆由银号交库也，然其弊不易革。同治三年，户部奏准凡由银号交库者，均收足色银两，锭面錾明某号字样，倘有弊端，即照原数加十倍罚赔。光绪四年，又奏准嗣后各省督抚并各路统兵大臣赴部领饷，须遵章递印领，盖所以重库储而杜流弊也。

卷一百二十二 

　　食货三

　　△漕运

　　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长运。长运者，令瓜、淮兑运军船往各州县水次领兑民，加过江脚耗，视远近为差；而淮、徐、临、德四仓仍系民运交仓者，并兑运军船，所谓改兑者也。逮至中叶，会通河塞，而胶莱故道又难猝复，借黄转般诸法行之又不能无弊，於是宣宗采英和、陶澍、贺长龄诸臣议复海运，遴员集粟，由上海雇商转船漕京师，民咸称便。河运自此遂废。夫河运剥浅有费，过闸过淮有费，催趱通仓又有费。上既出百馀万漕项，下复出百馀万帮费，民生日蹙，国计益贫。海运则不由内地，不归众饱，无造船之烦，无募丁之扰，利国便民，计无逾此。洎乎海禁大开，轮舶通行，东南之粟源源而至，不待官运，於是漕运悉废，而改徵折漕，遂为不易之经。今叙次漕运，首漕粮，次白粮，次督运，次漕船，次钱粮，次考成，次赏恤，而以海运终焉。

　　漕运初悉仍明旧，有正兑、改兑、改徵、折徵。此四者，漕运本折之大纲也。顺治二年，户部奏定每岁额徵漕粮四百万石。其运京仓者为正兑米，原额三百三十万石：江南百五十万，浙江六十万，江西四十万，湖广二十五万，山东二十万，河南二十七万。其运通漕者为改兑米，原额七十万石：江南二十九万四千四百，浙江三万，江西十七万，山东九万五千六百，河南十一万。其后颇有折改。至乾隆十八年，实徵正兑米二百七十五万馀石，改兑米五十万石有奇，其随时截留蠲缓者不在其例。山东、河南漕粮外有小麦、黑豆，两省通徵正兑。改耗麦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一石八斗四升有奇，豆二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三斗一升有奇，皆运京仓。黑豆系粟米改徵，无定额。凡改徵出特旨，无常例。

　　折徵之目有四：曰永折，曰灰石米折，曰减徵，曰民折官办。永折漕粮，山东、河南各七万石，石折银六钱、八钱不等；江苏十万六千四百九十二石有奇，石折银六钱不等；安徽七万五千九百六十一石有奇，石折银五钱至七钱不等；湖北三万二千五百二十石，湖南五千二百十有二石各有奇，石均折银七钱。其价银统归地丁报部。灰石改折，江苏二万九千四百二十四石，浙江万八千六百五十三石，遇闰加折四千十有五石，石折银一两六钱，以供工部备置灰石之用，自顺治十七年始也。

　　次年，饬江南、浙江、江西三省大吏，凡改折止许照价徵收，如藉兑漕为名，滥行科索者，即行参勘。又以苏、松、常、镇四府差繁赋重，漕米每石折银一两，其随漕轻赍席木赠截等银，仍徵之耗米，及给军行月赠耗等米，亦按时价折徵。康熙八年，定河南漕粮石折银八钱。九年，浙江嘉、湖二府被灾，每石折徵一两。五十八年，覆准河南附近水次之州县，额徵漕粮每石八钱内，节省银一钱五分，仍令民间上纳，馀六钱五分，令徵本色起运。至距水次较远及不近水次之州县，额徵米石，仍依旧例徵银八钱，以一钱五分解部，馀交粮道采办米石。雍正元年，以嘉、湖二属州县灾，谕令收徵漕米本折各半，其折价依康熙九年例。六年，议定河南去水次稍远州县，均徵本色，惟南阳、汝宁二府属，河南府之卢氏、嵩、永宁三县及光、汝二州并属县，又离水次最远之灵宝、阌乡，路远运艰，共酌减米万五千六十二石有奇，免其办解，分拨内黄、濬、滑、仪封、考城等五县协办，於五县地丁银内扣除完漕，照部价每石八钱，以六钱五分办运，节省之一钱五分，徵解粮道补项。其南、汝等府属，每石折银八钱解司，以抵濬、滑等五县地丁银数，所谓减徵是也。

　　乾隆二年，以大濬运河，江苏淮安之山阳、盐城、阜宁，扬州之江都、甘泉、高邮、宝应各

　　县漕粮，每石徵折银一两。其后海州、赣榆两邑亦然。山东、河南向所改徵黑豆，不敷支给，河南再改徵二万石，山东四万石。三年，湖广总督德霈言湖南平江距水次五百馀里，请改折色，分拨衡阳、湘潭代买兑运，从之。七年，江西泸溪以折价八钱不敷采买，定嗣后每年八月借司库银拨县采买，照买价徵银归还。其后江苏之嘉定、宝山、海州、赣榆，安徽之宁国、旌德、太平、英山，湖北之通山、当阳诸州县，悉遵此例。十一年，定河南祥符等四十州县额徵粟米内，每年改小麦万石，与漕米黑豆并徵运通。

　　十六年，以京师官兵向养马驼，需用黑豆，豫、东二省自雍正十年以来，於漕粮粟米内节次改徵，每年额解黑豆二十万九千馀石，每省酌量再改徵黑豆一二万石。寻定山东三万石，河南二万石，额徵粟米，照数除抵，其节省银一钱五分为运脚之用者并徵之。十八年，仓场侍郎鹤年言：“现在京仓黑豆六十万馀石，足供三年支放，请自明年始，豫、东二省应运黑豆，酌半改徵粟米，分贮京、通各仓，则豆无潮黰之虞，粟价亦平。”从之。

　　二十六年，以江苏之清河、桃源、宿迁、沭阳不产米粟，命嗣后先动司库银两，按照时价采办，令民输银还欸，是谓民折官办。其后阜宁、旌德、泰兴、宁国、太平、英山诸县皆仿行之。

　　二十一年谕曰：“漕粮岁输天庾，例徵本色。勒收折色，向干严禁。现值年丰穀贱，若令小民以贱价粜穀，交纳折色，是闾阎终岁勤劬，所得升斗，大半粜以输官，以有限之盖藏，供无穷之朘削，病民实甚。著通谕有漕省分大吏，饬所属徵收粮米，概以本色交纳，无许勒折滋弊。如有专利虐民者，据实严参。”然州县往往仍藉改折浮收，虽有明令，莫能禁也。

　　正兑、改兑、改折之外，复有截漕及拨运。各省截留漕船，介於起运停运之间，行月二粮，应给应追，向无定例。自乾隆元年，议定江苏、安徽、浙江截留漕船应支本折月粮三修银，照数全给。至行粮盘耗赠银负重等项，按站发给。若帮船截留本次，或旋兑旋卸，或数月后清，赠米亦按月计算。江西船大载重，每年三修银不敷，则取办於行月二粮。遇有截留，将原领折耗行月赠银赠米斛面米均免扣追。嗣以运军挂欠之项，谕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截留漕船应追等项悉免之。七年，以各省截留漕船已兑开行，例须扣追，酌定加给，视程途远近、船粮多寡为衡。山东、河南每船给银五十两。江南、浙江六十两，湖广七十两，江西九十两，以充各军在次修船置备器具，及雇募舵工水手安家养赡之用。其应给之银，即於行月折色银内扣给。十八年，谕曰：“前命截留南漕二十万分贮天津水次各仓备用，但恐旗丁等於米色斛面任意攙和短少，而州县胥役又往往藉端勒索，令方观承饬天津道亲往监看。嗣后截漕之省，俱派就近道员稽查，不得委州县。著为令。”

　　拨运者，截留山东、河南所运蓟州粮，拨充陵糈及驻防兵米者也。康熙三十四年，议定年需粟米三万六百馀石，将山东漕粮粟米照数截留，以原船自天津运至新河口，拨天津红剥船百五十艘，运至蓟州五里桥，船载百石，每百里给脚价一两三钱二分，所需之银，於过闸入仓脚价内拨给。四十五年，定密云驻防兵米，在豫、东二省每年徵存蓟粮项下拨运，令该县於春夏之交，赴通领运收仓。平时由水运，有故则陆运。脚价由地粮银内给发。次年，令豫、东各添拨米百石，备支销折耗。又拨运保定、雄县两处驻防兵米，截至西沽就船受兑，以节耗费。嘉庆初，因东省轮免漕粮，先令豫省兑运，不敷之数，许动支节年仓存蓟米，并动碾公穀。其后河南被灾，亦准在蓟仓存米存穀内碾动。其各州县派拨之数，蓟州五万八千六百石、易州三万八千六百石各有奇，密云一万一千五百馀石，保定、雄县共三千一百馀石，良乡暨大兴之采育三百馀石，顺义、昌平二百馀石，霸州、东安、固安、宝坻三百馀石，玉田及迁安之冷口各五百馀石，沧州二千七百馀石。又青州驻防兵米二千一百馀石，亦於蓟粮内截留运供，德州驻防兵米不敷，亦得动支。此拨运之大略也。

　　各省之徵收漕粮也，向系军民交兑，运军往往勒索扰民。顺治九年，始改为官收官兑，酌定赠贴银米，随漕徵收，官为支给。雍正六年，以江、浙应纳漕粮为额甚巨，若必拘定粳米，恐价昂难於输将，以后但择乾圆洁净，准红白兼收，秈稉并纳，著为令。乾隆初，奏定民纳漕米，随到随收，严禁蠹书留难。四年，谕曰：“朕闻湖北粮米，以十五万一千馀石运赴通仓，名曰北漕，十二万六千馀石为荆州官米，名曰南漕，二项原可合收分解。乃有不肖州县，分设仓口，令粮户依两处完纳，以图多得赢馀，重累吾民。著行文该省，将二项漕粮合收，永远遵行。”七年，定直省有漕各属，於隔岁年终，刊易知由单，条悉开载，按户分给，以杜滥科。十年，工部侍郎范灿奏：“江南下江徵收漕米，向借漕费之名，或九折，或八折，自巡抚尹继善定每石收费六分，诸弊尽革。久之，吏胥复乘紧兑之际，多方刁难，小民势难久待，不得不议扣折。”谕饬有漕省分大小官吏，严行釐剔积弊。嘉庆八年，禁止各州县漕粮私收折色，及刁生劣监收揽包交。

　　凡漕粮皆随以耗费，耗皆以米，正兑一石耗二斗五升至四斗，改兑一石耗一斗七升至四斗，皆随正入仓，以供京、通各仓并漕运折耗之用。其南粮又有随船作耗米，自五升至二升三升不等，以途之远近为差。嘉庆间，定江苏漕粮耗米原备筛飏，耗米四升有奇。嗣后以二升馀划付旗丁，二升随粮交仓。浙江、江西、两湖悉依此例。逮漕务改章，凡改徵折色各省，耗米亦折价与正米并徵，自是漕耗之名遂废。

　　初，各省漕粮改为官收官兑，赠贴名称，山东、河南谓之润耗，江苏、安徽谓之漕贴，浙江谓之漕截，江西、两湖谓之贴运，其数多寡不一，随粮徵给，均刊列易知由单，私派挪移者罪之。其后江南每粮百石，竟私截至百馀两，浙江至三十馀两。粮道刘朝俊以贪婪漕贴万二千馀两被劾，给事中徐旭龄亦疏陈赠耗之弊。然贪官污吏，积习相沿，莫能禁也。康熙十年，议定江宁等府起运耗米及正粮一体贴赠，苏、松、常三府改折灰石，帮贴漕折等银悉免之。二十四年，令各省随漕截银免解道库，径令州县给发。乾隆七年，定江南漕米赠耗永免停支例。各省收漕州县，除随正耗米及运军行月粮本折漕赠等项外，别收漕耗银米，其数亦多寡不一，此项耗外之米，皆供官军兑漕杂费及州县办公之用者也。

　　轻赍银者，始於有明中叶。以诸仓兑运，须给路费，徵耗米，兑运米一平一锐，其锐米量取随船作耗，馀皆折银，名曰轻赍。清因之。每年正兑米一石，江西、两湖诸省加耗四斗六升或六斗六升，锐米皆一斗。加耗四斗六升者，则以三斗随船作耗，而以连锐二斗六升折银一钱三分；加耗六斗六升者，则以四斗随船作耗，而以连锐三斗六升折银一钱八分，谓之三六轻赍。江苏、安徽每石加耗五斗六升，锐米一斗，除四斗随船作耗，而以馀米二斗六升折银一钱三分，谓之二六轻赍。山东、河南每石加耗三升，锐米一斗，除二斗五升随船作耗，馀米一斗六升折银八分，谓之一六轻赍。其改兑止有耗米，或三斗二升至一斗七升不等，止给本色随船作耗，而以存米二升易银一分，谓之折易轻赍。均每升折徵银五釐，解仓场通济库。康熙四十七年，令每年江南等省额解轻赍银三十八万四千两，内除山东、河南、湖广、江西、浙江、江南等省额解银二十四万六千九百馀两，仍留通济库应用，其苏松粮道所属额解银十三万七千馀两，径解户部。如仓场不敷，得咨行户部支发。寻分拨苏松粮道所属额解轻赍银五万分解通济库备用。用此项轻赍银，例应兑漕通以济运务，外此有席木竹板等存，皆随漕交纳，其尺寸长短广狭，均有定制。

　　道光二十九年，两江总督李星沅奏南漕改折，户部定价太轻，开不肖州县浮勒之端。江苏巡抚陆建瀛亦言其不便。遂罢改徵折色。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请将江苏镇洋、太仓二州县漕粮改徵折色，不许。光绪十年，翰林院侍读王邦玺疏陈丁漕有五弊、三难、五宜、三不可。是时直省丁漕积欠频仍，故邦玺以为言。二十三年，侍讲学士瑞洵言南漕改折，有益无损。先是江、浙漕米，除河运十二三万石外，岁约海运百二十馀万。二十年，办理海防，江、浙各省各折十之五六。翌年，两江总督张之洞拟令苏省州县收折收本仍其旧，而由官全行折解。部令仍运本色。张之洞复奏，苏漕全折，岁可省运费八十万，浙江全折，两湖采买全停，剥船挑河各费、漕职卫官各项，均可酌减，岁可省百五十万。嗣户部以库储支绌，请将江苏海运漕粮暂减运三十万石，得银九十八万馀两。奕劻等奏言：“南漕岁有定额，兵民生计攸关，京师根本重地，尤须宽为储备。言者动称折漕岁五六百万，实则不过百馀万有奇，似不宜轻议更张。”从之。

　　漕粮之外，江苏苏、松、常三府，太仓一州，浙江嘉、湖两府，岁输糯米於内务府，以供上用及百官廪禄之需，谓之白粮。原额正米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二石有奇。耗米，苏、松、常三府，太仓一州每石加耗三斗，以五升或三升随正米起交，馀随船作耗，共二万七百七石有奇；嘉、湖二府每石加耗四斗，以五升或三升随正米起交，馀随船作耗，共万三千四百八十八石有奇。康熙初，定白粮概徵本色，惟光禄寺改折三万石，石徵银一两五钱。十四年，议定江南白粮仿浙省例，抽选漕船装运，每船给行月粮米六十九石三斗，银五十六两七钱六分。经费银，浙江旧例四百五十七两一钱一釐，议减去银百二十六两二钱四分、米二十八石。嗣以运漕、运白事同一体，裁江、浙白粮经费，仿漕粮之例，支给行赠银两。至白粮悉系包米运送，并无折耗，俟抵通照例交收。

　　先是江、浙输将白粮二十二万馀石，太常寺、光禄寺各宾馆需用二千馀石，王公官员俸约需十五六万石，内务府、紫禁城兵卒及内监食用需一万石，尚馀五万石。乾隆二年，高宗谓：“光禄寺等处收支，原以供祭祀及宾馆之用，在所必需。其王公百官俸米，应用白粮酌减其半，以粳米抵充。至赉赏禁城兵卒及内监米石，应将白粮易以粳米，以纾民力。”自是实徵白糯不过十万石有奇矣。又准松江、太仓额徵白糯，改徵漕粮，即在派运白米十万石内通融盈缩，以均应减应运之数。浙江向不产糯，白粮中糯米一项，随漕统徵糙粳，官为易糯兑运。两省白粮经费前已议裁，至是复照旧例徵收。江苏徵银十八万六千九百八十五两有奇，米万八千八百八十九石有奇，舂办米二万一千三百九十九石有奇，浙江徵银四万五千七十五两有奇，米三千九百六十九石，舂办米万三千二百九十石有奇，共实徵银二十三万二千六十一两，米五万五千七百四十八石有奇。除给运弁运军、并解通济库为运送京、通各仓脚价之用，馀银及米折，均造册送部酌拨。逮嘉庆中，白粮经费，江苏徵银六万馀两，米及舂办米各万馀石，浙江徵银五万馀两，米三千馀石，舂办米万馀石，共实徵银十一万四千五百十八两有奇，米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九石有奇，较之乾隆时经费银所减又逾半矣。

　　江、浙之运白粮也，初沿明代民运之制。嗣以临期雇募民船，时日稽迟，改行官运；仍不便民，乃令漕船分带，以省官民之累。康熙三年，定浙江行漕带法，需船百二十六艘，於漕帮内抽出六十二艘装运，增造六十四艘并入佥运，后江苏亦踵行之。每船装运五百石，择军船殷实坚固者装运，五年一易。制定每年未兑之前，责令粮道赴次查验，如运军力疲、船不坚固者，别选殷军补运。十六年，漕运总督瑚宝奏：“江苏运白粮船向例五年更调，但为时过久，请依漕船三年抽调例，定运白三年即行另选。”从之。江、浙两省运白粮船，原定苏州、太仓为一帮，松江、常州各为一帮，嘉兴、湖州各一帮，领运千总每帮二，随帮武举一。改行官运后，以府通判为总部，县丞、典史为协部，吏典为押运。旋裁押运。后白粮改令漕船带运，复裁总、协二部。苏、松、常每府增设千总二，更番领运，每帮设随帮百总一，押趱回空。浙江增设千总四、随帮二，苏州、太仓仓运白粮船，原定百十八艘，船多军众，分为前后两帮，增设千总二、随帮一。白粮减徵后，并两帮为一，其千总随帮悉予裁减。

　　清初，都运漕粮官吏，参酌明制。总理漕事者为漕运总督。分辖则有粮储道。监兑押运则有同知、通判。趱运则有沿河镇道将领等官。漕运总督驻淮南，掌佥选运弁、修造漕船、派拨全单、兑运开帮、过淮盘掣、催趱重运、查验回空、覈勘漂流、督催漕欠诸务，其直隶、山东、河南、江西、江南、浙江、湖广七省文武官吏经理漕务者皆属焉。粮道，山东、江安、苏松、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一。河南以开归盐驿道兼理。粮道掌通省粮储，统辖有司军卫，遴委领运随帮各官，责令各府清军官会同运弁、佥选运军。兑竣，亲督到淮，不得委丞倅代押。如有军需紧要事件，须详明督抚、漕臣，方许委员代行其职务。

　　监兑，旧以推官任之。推官裁，改委同知、通判。山东以武定同知，东昌清军同知，济南、兖州、泰安、曹州四通判，济宁、临清两直隶州同；河南以归德、卫辉、怀庆三通判；江南以江宁、苏州督粮同知，松江董漕同知，凤阳同知，苏州、扬州、庐州、太平、池州、宁国、安庆、常州八管粮通判，太仓州临时添委丞倅一；浙江以湖州同知，杭州局粮通判，嘉兴通判；江西以南昌、吉安、临江三通判；淮北、湘南每年於通省同知、通判内详委三员，监兑。江西、湖广、安徽监兑押淮之员寻裁。

　　凡开兑，监兑官须坐守水次，将正耗行月搭运等米，逐船兑足，验明米色纯洁，面交押运官。粮船开行，仍亲督到淮，听总漕盘验。粮数不足、米色不纯者，罪之。道、府、厅不揭报，照失察例议处。意存袒护，照徇庇例议处。

　　押运本粮道之职，但粮道在南董理运务，无暇兼顾。江、浙各粮道，止令督押到淮盘验，即回任所。总漕会同巡抚遴委管粮通判一，专司督押，约束运军，防范侵盗攙和等弊。山东、河南通判各一，江南七，浙江三，江西二，湖北、湖南各一。后因通判官卑职微，复令粮道押运。其漕船回空，仍令通判管押。过淮必依定限，如有迟误，照重运违限例议处。江南、浙江、江西寻复通判押运之制。

　　押运同知、通判抵通后，出具粮米无亏印结，由仓场侍郎送部引见。粮道押运三次，亦准督抚咨仓场侍郎送部引见。其员弁绅董随同押运到通，并准择尤保奖，以昭激劝。其后各省大吏往往藉漕运保举私人，朝廷亦无由究诘也。

　　淮北、淮南沿河镇道将领，遇漕船入境，各按汛地驱行，如催趱不力，听所在督抚纠弹。江南京口、瓜洲渡江相对处，令镇江道督率文武官吏催促，并令总兵官巡视河干，协催过江。总兵裁，改由副将管理。雍正三年，巡漕御史张坦麟条上北漕事宜：一，自通抵津，沿河旧汛窎远，请照旱汛五里之例，漕船到汛，催漕官弁坐视阻抵不行申报者，依催趱不力例参处；一，沿途疏浅约十三四处，坐粮厅难以兼顾，请交各汛弁率役疏通，应销钱粮，仍令坐粮厅管理。从之。巡漕御史伊喇齐疏劾河南粮道提催之弊，巡抚尹继善亦疏请革除各州县呈送监兑押运官役陋规。凡漕船回空到省，未开兑之前，责成本省巡抚及粮道，既开兑出境，则责成漕督及沿途文武官吏，抵津后，责成仓场侍郎、坐粮厅及天津总兵、通州副将，严行稽查。有违犯者，捕获惩治。

　　四十八年，漕督毓奇言：“各省督押，惟山东粮道抵通，馀祗押抵淮安。嗣后各省重运，俱令粮道督押本帮至临清，出具粮米无亏印结，即行回任。其自临清抵通，概令山东粮道往来催趱。山东运河，每年十一月朔煞坝挑浅。开坝之日，以南省漕船行抵台庄为准。微山等湖收蓄众泉，为东省济运水椟，不许民间私截水源。徬河遇春夏水微，务遵漕规启闭。漕船到徬，须上下会牌俱到，始行启板。如河水充足，相机启闭，以速漕运，不得两徬齐启，过泄水势。其在江中偶遇大风，原可停泊守候，而催漕官吏惟知促迫，军船冒险进行，恒有漂没之虞。回空之船，管运员及运丁等恒意存怠玩，或吝惜雇价，将熟习舟子遣散，留不谙驾驭之人，而押运员弁每先行回署，并不在船督率，往往有运船失风之事。”上谕饬“沿途各员催趱，应察风色水势，毋得过於急迫，至涉险失事，亦不得因此旨遂任意逗留，致逾定限”。初，运河中铜铅船及木排，往往肆意横行，民船多畏而让之。粮船北上，亦为所阻。至是令巡漕御史转饬沿途文武员弁，将运漕船催趱先行，馀船尾随，循次前进，恃强争先、不遵约束者，罪之。

　　领运员弁，各省粮船分帮，每帮以卫所千总一人或二人领运，武举一人随帮效力。顺治六年，奏定就漕运各卫中择其才幹优长者授职千总，责其押运，量功升转，挂欠者治罪追偿。其后裁卫所外委百总，改为随帮官。康熙五十一年，拣候选千总三十员，发南漕标效力，如有领运千总员缺，听总漕委署押运，果能抵通全完，仓场总督咨送兵部，准其即用。拣选武举，候推守卫所千总有原补随帮者，可在总署处呈明，遇缺准其顶补，三年无误，以卫千总推用。雍正二年，漕运总督张大有奏称山东、河南轮运蓟州、遵化、丰润官兵米石，沿途管押及回空催趱，例责成押运通判，请添设蓟粮千总二，更番领运，从之。各卫既有千总领运，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分为押重押空，一重运费二三千金，一空运费浮於千金，帮丁之脂膏竭，而浮收之弊日滋矣。嘉庆十二年，谕漕督不得多派委员，并禁止运弁等收受餽赠。十四年，巡漕御史又请大加减省。自咸丰三年河运停歇，船只无存，领运之名亦废。

　　巡漕御史本明官，顺治初省。雍正七年，以粮船过淮陋规甚多，并夹带禁物，遣御史二，赴淮安专司稽察。粮船抵通，亦御史二稽察之。乾隆二年，设巡漕御史四：一驻淮安，巡察江南江口至山东交境；一驻济宁，巡察山东台庄至北直交境；一驻天津，巡察至山东交境；一驻通州，巡察至天津。凡徵收漕粮，定限十月开仓，十二月兑毕。惟山东临清徬内之船，改於次年二月兑开，依限抵通，徬外之船，仍冬兑冬开。乾隆间，令徬内徬外一律春兑春开，从漕督杨锡绂请也。嘉庆四年，谕曰：“冬兑冬开，时期促迫。嗣后东省漕粮，仍照旧例起徵，运赴水次，立春后兑竣开帮，翌年改为冬兑春开。”十五年，令徬河内外帮船，照春兑春开例办理。江北冬漕，定於十二月朔开兑，限次年二月兑竣开行。

　　凡漕兑，首重米色。如有仓蠹作奸，攙和滋弊，及潮湿霉变，未受兑前，责成州县，既受兑后，责在弁军，覈验之责，监兑官任之。如县卫因米色争持，即将现兑米面同封固，送总漕巡抚查验，果系潮湿攙杂，都令赔换筛飏，乃将米样封送总漕，俟过淮后，盘查比较，分别纠劾。然运军勒索州县，即借米色为由。州县开仓旬日，米多廒少，势须先兑。运军逐船挑剔，不肯受兑，致粮户无廒输纳，因之滋事。运军乘机恣索，或所索未遂，船竟开行，累州县以随帮交兑之苦。及漕米兑竣，运弁应给通关。通关出自尖丁。尖丁者，积年办事运丁也，他运丁及运弁皆听其指挥。尖丁索费州县，不遂其欲，则靳通关不与，使州县枉罹迟延处分。运军运弁沆瀣一气，州县惟恐误兑，势不得不浮收勒折以供其求。上官虽明知其弊，而惮於改作。且虑运军裁革，遗误漕运，於是含容隐忍，莫之禁诘。州县既多浮收，则米色难於精择。运军既有贴费，受兑亦不复深求。及至通州，贿卖仓书经纪，通挪交卸，米色潮湿不纯之弊，率由於此。积重难返，而漕政日坏矣。乾隆间，漕运总督顾琮条上筹办漕运七事：一，州县亲收漕粮，以免役胥藉端累民；一，杜匿富佥贫包丁代运之弊；一，受未开之帮船催令速行；一，粮船过淮后，分员催趱，以速运漕；一，河道旧有横浅，豫为疏濬，以免阻滞；一，各闸俱照漕规，随时启闭，江、广漕船携带竹木，限地解卸；一，回空三升五合馀米，速给副丁，以济回时食用。诏从其议。

　　各省漕粮过淮，顺治初，定限江北各府州县十二月以内，江南江宁、苏、松等处限正月以内，江西、浙江限二月以内，山东、河南限正月侭数开行。如过淮违误，以违限时日之多寡，定督抚粮道监兑推官降罚处分。领运等官，捆打革职，带罪督押。其到通例限，山东、河南限三月朔，江北四月朔，江南五月朔，江西、浙江、湖广六月朔。各省粮船抵通，均限三月内完粮，十日内回空。仓场定立限单，责成押帮官依限到淮，逾限不能到次，照章纠劾。

　　承平日久，漕弊日滋。东南办漕之民，苦於运弁旗丁，肌髓已尽，控告无门，而运弁旗丁亦有所迫而然。如漕船到通，仓院、粮厅、户部云南司等处投文，每船需费十金，由保家包送，保家另索三金。又有走部，代之聚敛。至于过坝，则有委员旧规，伍长常例，上斛下荡等费，每船又须十馀金。交仓，则有仓官常例，并收粮衙署官办书吏种种需索，又费数十金。此抵通之苦也。逮漕船过淮，又有积歇摊派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费用。总计每帮漕须费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此过淮之苦也。从前运道深通，督漕诸臣只求重运如期抵通，一切不加苛察。各丁於开运时多带南物，至通售卖，藉博微利。乾隆五十年后，黄河屡经开灌，运道日淤，漕臣虑船重难行，严禁运丁多带货物，於是各丁谋生之计绌矣。运道既浅，反增添夫拨浅之费，每过紧要闸坝，牵挽动须数百人，道路既长，限期复迫，丁力之敝，实由於此。虽经督抚大吏悉心调剂，无如积弊已深，迄未能收实效也。

　　各省漕船，原数万四百五十五号。嘉庆十四年，除改折分带、坍荒裁减，实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每届修造十一，谓之岁造，其升科积缺漂没者，谓之补修改造，限以十年。至给价之多寡，视时之久暂、地之远近为等差。造船之费，初於民地徵十之七，军地徵十之三，备给料价。不足，则徵军卫丁田以贴造漕船。十年限满，由总漕亲验，实系不堪出运，方得改造，有可加修再运者，量给加修银，仍令再运。按年计算，旧船可用，不验明驾运，督抚查实纠劾。司修造漕船各官，或诈朽坏，或修造未竣诈称已完，或将朽坏船册报掩饰，或承造推诿不依限竣工，或该管官督催不力，及朽坏船不估价申报，均降罚有差。

　　直隶、山东、凤阳地不产木，於清江关设厂，由船政同知督造。江宁各帮共船千二百馀，亦於清江成造。自仪徵逆流抵淮，四百馀里，沿途需用人夫挽曳，船成后复渡大江，道经千里，到次迟延，县官急於考成，旗丁利於诈索，船未到即行交兑，名曰转廒，於是赠耗、使费、赔补、苛索诸弊日滋，运军苦之。嗣裁船政同知，统归粮道管理，令运军支领料价赴厂成造，不敷，即於道库减存漕项银内动支。徐州卫、河南后帮漕船，向亦在清江船厂成造，驾赴河南水次兑粮，程途辽远，易误兑限。寻改在山东临清设厂成造。遇满号之年，令各军於江、安道库银内领价成造。其济南前帮，则在江南夏成镇成造，嗣又改於临清胡家湾设厂。

　　船成查验之法九：一验木，二验板，三验底，四验樑，五验栈，六验钉，七验缝，八验舱，九舱头梢。山东各帮於额运漕船外，向设量存船三十。江苏扬州亦有量存船二十四。先后议裁，并将扬州卫应裁之船，抵补江、兴二卫贫疲军船。乾隆八年，漕运总督顾琮上漕船变通事宜：一，漕船当大造之年，遇有减歇，即停造一年，与先运之船年限参差，将来无须同时配造；一，赔造之船已出运多次，恒欠坚固，嗣后将赔造接算原船，已满十年尚能出运者，准其将船在通售卖；一，满号之船，向俱分年抽造，其中坚固者，交总漕择令加修，出运一次，许其流通变卖。从之。二十九年，漕督杨锡绂言：“各省漕船当十运届满应行成造之年，如运粮抵通，准在通变价。再买补之船未经满运，或中途猝遇风火，请准就地折变。”诏从其议。大河、淮安等帮漕船，恒有遭风沈溺之事。阿桂奏称，因船过高大，掉挽维艰所致，请较原定尺寸酌量减小。嘉庆十五年，复酌减江、广两省漕船尺寸。运丁利於揽载客货，船身务为广大，不知载重则行迟，行迟则壅塞，民船被阻，甚有相去数丈守候经旬者；兼之强拏剥运，捶挞交加，怨声载道，不仅失风之虞也。十七年，以浙省成造漕船赔累日甚，每船除例给二百八两外，复给银五百九十馀两，以纾丁力。漕船建造修葺，其费有经常，有额外，年糜国帑数十百万。及其出运，勒索於州县者又数十百万。催趱迎提，终岁劳攘，夹带愈多，虽苏、松内河，亦无岁不剥运。剥运仍责舟於沿途，甚至拦江索费，夺船毁器，患苦商民，抗违官长，以天庾为口实，援漕督为护符，文武吏士，畏其势焰，莫或究诘。

　　凡漕船载米，毋得过五百石。正耗米外，例带土宜六十石，雍正七年，加增四十，共为百石，永著为例。旋准各船头工舵工人带土宜三石，水手每船带土宜二十石。嘉庆四年，定每船多带土宜二十四石。屯军领运漕粮，冬出冬归，备极劳苦，日用亦倍蓰家居，於是有夹带私货之弊。漕船到水次，即有牙侩关说，引载客货，又於城市货物辐辏之处，逗留迟延，冀多揽载，以博微利。运官利其餽献，奸商窜入粮船，藉免国课。其始运道通顺，督漕诸臣不事苛察。逮黄屡倒灌，运道淤浅，漕臣严申夹带之禁，丁力益困。

　　当商力充裕时，军船回空过淮，往往私带盐斤。漕运总督张大有条上六事：一，长芦、两淮产盐之处，奸民勾串灶丁，私卖私贩，伺回空粮船经过，即运载船中，请严行禁止，违者俱依私盐例治罪；一，粮船回空时，请於瓜洲、江口派瓜洲营协同厅员搜查；一，运司等官拏获私盐，请依专管兼辖官例议叙；一，随帮官专司回空，有能拏获私盐三次及帮船三次回空无私盐事者，以千总推用；一，每船量带食盐四十斤，多带者以私盐例治罪；一，例带土宜之外，包揽商船木筏者，照漏税例治罪，货物入官。自是禁网益密矣。帮丁困苦，爰有津贴之议。江苏漕船，以松江帮丁力为最疲。定例松、太等属每船津贴银三百两，旋加为五百两。帮丁视为额给之项，仍欲另议津贴，开船迟延，州县恐贻误获谴，恒私餽之，以致津贴日增，流弊无已。

　　漕运抵通及遇浅，皆须用剥船。清初设红剥船六百艘，每船给田四十顷，收租赡船，免其徵科。近畿州县距河甚远，恒雇觅民船，河干游民藉之邀利，及接运漕粮，往往有盗卖攙和之弊，甚有盗卖将尽，故倾覆其船，逮运官查明，仍责地户赔偿，倾家荡业。又领船船户例受天津钞关部差管辖，每岁河冰未泮之日，部差催促过堂守候，莫不有费，苦累实甚。三十九年，裁红剥船，依原收租数分派各省，於漕粮项下编徵，解粮道库支发。乾隆二年，定每船给红剥银二两，由随帮千总领发，漕船遇浅，由运军自雇民船，坐粮厅酌定雇价。十三年，增设垡船六十艘，造船及用具夫役工食，均於红剥银内支用，馀仍分给运军。南粮入北河后，官为雇船剥运，粮艘未到，剥船先期预备，守候累日，且有妨商盐挽运。五十年，谕令另造剥船，南粮抵北河，即剥运赴通，嗣后毋得封固民船，致滋扰累，违者罪之。寻议定官备剥船千二百艘，发交附近沿河天津等十八州县收管，如有商货盐斤，许其揽载，四月以后，调赴水次，毋得远离。翌年复添造三百只，交江西、湖广成造，运送天津，与原设剥船在杨村更番备剥。豫、东二省，因水浅阻滞，定造剥船三百艘，交德州、恩、武城、夏津、临清五州县分管。

　　清初沿明卫所之制，以屯田给军分佃，罢其杂徭。寻改卫军为屯丁，毋得窜入民籍，五年一编审，粮道掌之。康熙初，定各省卫所额设运丁十名。三十五年，定漕船出运，每船佥丁一名，馀九名以谙练驾驭之水手充之。凡佥选运丁，佥责在粮道，举报责卫守备，用舍责运弁，保结责通帮各丁。寻佥本军子弟一人为副军。雍正初，免文学生员佥运。先是江苏按察使胡文伯以江、安十卫去苏、松水次遥远，遇有应更换之丁，运官赴卫查佥，往返须时，请预佥备丁，造册送粮道，转送总漕备案。经户部议准。漕督杨锡绂上疏争之，略言：“预佥閒丁，其不必者有二，不便者有二。各省卫帮，贫富不等。殷富之帮，本无俟閒丁预备；贫乏之帮，遇有应换之丁，百计搜查，求一二殷丁且不可得，安有数十閒丁可以预备？其不必一也。又殷实军丁，生计粗裕，猝遇收成歉薄，一二年或即转为贫乏，今既佥选註册矣，设需用之时，已经贫乏，是仍以疲丁应选，其不必二也。至送粮道点验，仆仆道途，废时失业，不便一也。卫所州县书吏，喜於有事，富者贿脱，贫者受佥，不便二也。请停止预选閒丁註册。”从之。

　　旧制漕船旗丁十名，丁地五顷。其后丁地半归民户，运丁生计贫乏，经户部行文清查，不许民间侵占。乾隆初，巡漕御史王兴吾奏：“屯田籍册年久散失，无可稽考。亦有册籍仅存而界址难於徵实，或军丁典佃於民，而展转相售、屡易其主者。清田归运，徒滋扰累。盖津贴之举已成通例，民出费以赡丁，丁得项以承运，相沿既久，无碍於漕。况丁得田不能自耕，势必召佃收租，是与未赎时之津贴同一得项承运，未见有益也。”二十五年，锡绂奏：“漕运之有疲帮，实缘运丁债负为累。浙江之金、衢、严、温、处、绍、台、嘉等帮，江南之江、淮、兴、武、凤阳、大河等帮，债欠尤多，帮疲益甚。欲除私负之累，莫若出借官帑。请於浙江江、安道库各提银六万两，专备疲帮领借。每岁督运道员，查按沿途及抵通需用银数，提交押运，至期散给，於次年新运应领项下扣还，俟疲帮渐起，奏明停止。

　　各省州县卫帮承佥运丁，均以奉文派佥日起，限两月佥解，并查明田地房产，造册送总漕存案。设有亏短挂欠，令其赔补。若佥派后实系卖富差贫，或弃船脱逃，或重佥已革之丁，以及徇情出结、将军丁改入民籍者，承佥之员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其上司照失察例议处。从漕督毓奇请也。道光十三年，给事中金应麟奏：“江、浙内河一带漕船，讹诈商民，有买渡、排帮等名目。州县以兑米畏其挑剔，置若罔闻，滞运扰民，为害甚大。”诏林则徐、富呢扬阿严行查禁。

　　运军往来淮、通，终岁勤苦，屯田所入有限，於是别给行月钱粮资用，其数各省不一。江南运军每名支行粮二石四斗至二石八斗，月粮八石至十二石。浙江、江西、湖广行粮三石，月粮九石六斗。山东行粮二石四斗，月粮九石六斗。其通、津等卫协运河南漕船运丁行月之数，与山东同。各省领运千总等官，於廪俸外多有兼支行粮者。行月二粮，旧时本少折多，且折价每石不过三四五钱，各处官丁常有偏枯之控。诏令漕督议定查照岁支行月旧额本折各半，折色照漕欠每石银一两四钱，永著为令。康熙二十九年，行月钱粮设立易知由单，列明应给各项钱粮，丁各一纸，照款支给。如官役剋扣婪索，许本丁将事由载单内，於过淮时陈控。

　　雍正元年，覆准运船到次，先将本色行月钱粮於三日内给发折色银，由卫守备出具印领受，领运千总钤章，解道验明，以半给军，半封固，粮道赉淮，由总漕监发，愆期迟延者罪之。乾隆五年，议定运丁於解淮验给一半钱粮内，酌留回空费用，数多者扣留三之一，少者酌扣八两，令粮道另行封兑，於过淮时交随运官弁收领，俟抵通交粮后，给发各丁。缘各省漕船回空，每因资斧缺乏，不能及时抵次也。十年，漕督顾琮上言：“粮道所押帮船，多少不同，兑开复有迟早，必俟最后之帮开竣，方得赴帮督察，而首进之帮，又不免守候领银之累。请仍令粮道兑准封给领运千总，解淮呈验散给。”从之。

　　凡漕船停歇，月粮减半给发，民船停运，给月粮原额四之一。三十年，车驾南巡，截留江、浙二省冬兑漕粮各十万石，减歇之船，於应给月粮外，加恩再给十之二，以示体恤。运军月粮，遇闰按月本折均平支给，寻罢。嗣以闰月钱粮乃计日授食，各军春出冬归，停支一月，不免枵腹。山东、河南、浙江、江宁、凤阳等卫闰月有粮，仍照原额支给。山东、浙江及苏、太等卫，遇闰各有额编加徵银，江、兴等卫无之，遇闰於道库减存银内支用。江西、湖北、湖南系按出运船米之数支给。河南遇闰亦无加徵银，向准山东等省一例支给，经部驳追，寻准其照支。

　　各省运军名数参差不齐。江、浙每船十一二名不等。嗣议定每船概以十军配运，按名支给行月。安庆卫旧系按漕用军按名派行月二粮。自画一裁减后，每船祗用十军，而所载漕粮则倍於他船，应仍按粮支给行月。山东德州等卫有自雇民船装运漕粮者，一体支给行月钱粮。江宁省卫无赡运屯田，遇有减存，同出运之船支给安家月粮。江淮、兴武二卫，原

　　减驾军二名，准其复设，派给行月二粮，例由布政司行文各府州县支领，每船餽遗书吏六七金不等，否则派拨远年难支钱粮及极远州县，而州县粮书又有需索，每船约二三金不等。十金之粮，运丁所得实不及半也。

　　漕粮为天庾正供，司运官吏考成綦严。顺治十二年，定漕、粮二道考成则例。经徵州县卫所各官，漕粮逾期未完，分别罚俸、住俸、降级、革职，责令戴罪督催，完日开复。康熙二年，议定随漕行月、轻赍各项钱粮，总作十分计算，原参各官限一年接徵，而接徵之员止限半年，殊未平允。嗣后接徵官限一年，粮道、知府、直隶州一年半，巡抚二年。如仍不完，照原参分数议处。其经徵督催白粮各官考成条例，悉与漕粮同。白粮项下减存经费银不得擅用，违者题参，并勒令赔缴。粮道完储钱粮，春秋造册达部，候拨解京饷。年终及离任日，藩司盘查出如有侵亏，揭报巡抚题参。

　　凡漕欠，无论多寡，均发各粮道严追，承追官吏严查本弁本军产业，估计变售偿补。如运军侵粮逃逸，报明户部，行文总督提究。挂欠米石，追完补运，与本帮原欠米不符者，将过淮不驳换之总漕及督漕、承运各官并采买搭运之员，一并纠劾。其运到之米，按数收用，以免累及运军。承平日久，法令日弛，粮道及监兑、押运官既不亲临水次，粮船抵淮，漕总复不严行稽查，於是弁军任意折银，沿途盗卖，抵关时遂多挂欠矣。

　　四十五年，令嗣后耗赠漕截等银米，暂存粮道仓库，俟回空时，仓场查明，按其挂欠数扣抵。不足，以行粮抵补。旋议定挂欠漕粮不及一分至六分之弁军治罪，总漕、粮道按所欠分数议处，并将所欠漕粮，由总漕、粮道及监兑、押运、佥丁、卫所各官至运丁，分别担任，均限定期内偿还。不完，总漕、粮道交部议，运官、运军分别治罪，仍责成总漕、粮道赔偿。全完者，优叙。

　　粮船抵通起卸漕米，例买别帮馀米抵补。雍正三年，奏准嗣后漕米如有不足，即分别参处偿还，不得以别帮馀米买补。其运军日用馀米，许其售卖，馀并禁阻。

　　漕船经涉江湖，偶遇风涛漂没，沿途催趱各官，及汛地文武官，亲临勘验出结，总漕及巡抚覆勘奏免。若军弁诈报漂没，及漂没而损失不多，乘机侵盗至六百石者，拟斩；不及六百石，充发极边，漕米按数赔缴。文武官遇漕船沈溺，不将情由申报，押运官弁巡查不谨，致失火焚毁者，俱降一级调用。地方官不协救，延烧他船者，罚俸一年。雍正初，奏准漕船在内河失风漂沈者，不许豁免，押运官弁照失於防范例，罚俸一年。如有假捏，严加治罪，出结官弁，从重议处。凡海洋江河遭风漂没，领运弁军幸获生全者，照军功保守在事有功例，晋级赐金。其漂没身故者，官弁照军功阵亡例，分别准荫加赠，运军给予祭葬银。

　　乾隆七年，议定漕船失风火灾，船未沉没，无论已未过淮，即令修固复载抵通。如已被沈难戽者，雇民船载运，随帮过淮盘验抵通。如失事在过淮以后，黄河中流，民船难募，令先分通帮带运开行，沿途仍雇觅民船装载。通帮各丁，出具互结，稍有亏欠，责令偿补。江、广漕船失风沈溺，如果不堪戽修，无论已未满号，地方官验明，申报总漕，就近变价，令运弁赉交粮道发给。回空漕船失事亦如之。嗣议准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等省买补船艘，如已满号，遇失风事故，就近折变，价银封交员弁携回，由粮道验给各军，以补新漕。漕船遇冰凌迅下，致被损坏，及雷火焚毁，沈失米粮，免其偿补。

　　各省漕粮，岁有定额，凡荒地无徵者，督抚勘实报免，随漕银米，一例蠲免。灾伤之区，应徵漕粮，及折改漕价，酌量各被灾轻重，分别缓徵、带徵。遇带徵之年，复又被灾伤，分年压徵带补。沿江沿海田地坍没水中者，保题豁免。水旱偏灾民地，例得蠲免，惟应船役，即被灾甚重，仍须供修船雇募等事，不得同邀宽典。康熙三十七年，议定京畿通州、武清、宝坻、香河、东安、永清六州县红剥船户所领地，水旱一体蠲免。水淹田亩，例於岁终确勘，涸前起徵，淹则停免。雍正十年，定淹田漕米照压徵例，俟冬勘后，涸则带徵，淹则豁免。

　　苏、松、太三属为东南财赋之区，赋额最重。世宗以来，屡议蠲缓，然较之同省诸府县，尚多四五倍或十数倍。道光时，两遭大水，各州县每岁歉蠲减，遂成年例。嗣是徵收之数，除官垫民欠，每年仅得正额之七八或五六而已。军兴以后，两府一州，受害尤酷。同治二年，谕江督、苏抚查明，折衷议减，期与旧额本轻之常、镇二府，通融覈计，著为定额。其绅户把持、州县浮收诸弊，永远禁革。四年，户部遵议：“江苏常、镇、太五属编徵米，系会同漕赠行月南恤局粮等款徵收。应如李鸿章等所奏，无分起运留支，一体并减，酌科则之重轻，视减成之多寡，计原额编徵米豆二百二万馀石，减五十四万馀石。”民困稍舒。曾国藩又请将苏、松地漕钱粮一体酌减。部覆漕项为办运要需，若议覈减，费必不敷，势须另加津贴，於民生仍无裨益。诏令国藩、鸿章仿浙省成例，覈实删减浮收，并严禁大户包揽短交等弊。是年减浙江杭、嘉、湖三属米二十六万馀石。

　　海运始於元代，至明永乐间，会通河成，乃罢之。清沿明代长运之制。嘉庆中，洪泽湖泄水过多，运河浅涸，令江、浙大吏兼筹海运。两江总督勒保等会奏不可行者十二事，略谓，“海运既兴，河运仍不能废，徒增海运之费。且大洋中沙礁丛杂，险阻难行，天庾正供，非可尝试於不测之地。旗丁不谙海道，船户又皆散漫无稽，设有延误，关系匪细”。上谓“海运既多窒碍，惟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万一嬴绌不齐，惟有起剥盘坝，或酌量截留，为暂时权宜之计，断不可轻议更张，所谓利不百不变法也”。自是终仁宗之世，无敢言海运者。

　　道光四年，南河黄水骤涨，高堰漫口，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河道浅阻，输輓维艰。吏部尚书文孚等请引黄河入运，添筑闸坝，钳束盛涨，可无泛溢。然黄水挟沙，日久淤垫，为患滋深。上亦知借黄济运非计，於是海运之议复兴。诏魏元煜、颜检、张师诚、黄鸿杰各就辖境情形筹议。诸臣惮於更张，以窒碍难行入奏。会孙玉庭因渡黄艰滞，军船四十帮，须盘坝接运，请帑至百二十万金。未几，因水势短绌，难於挽运，复请截留米一百万石。上令琦善往查，覆称玉庭所奏渡黄之船，有一月后尚未开行者，有淤阻御黄各坝之间者，其应行剥运军船，皆胶柱不能移动。上震怒，元煜、玉庭、检均得罪。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治道久则穷，穷则必变。河道既阻，重运中停，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虽一时之权宜，实目前之急务。盖滞漕全行盘坝剥运，则民力劳而帑费不省，暂雇海船分运，则民力逸而生气益舒。国家承平日久，航东吴至辽海者，往来无异内地。今以商运决海运，则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虑，霉湿侵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至於屯军之安置，仓胥之稽察，河务之张弛，胥存乎人。矧借黄既病，盘坝亦病，不变通将何策之从？臣以为无如海运便。”诏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议。时琦善督两江，陶澍抚安徽，咸请以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乃使布政使贺长龄亲赴海口，督同地方官吏，招徕商船，并筹议剥运兑装等事。嗣澍言：“现雇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数十，分两次装载，计可运米百五六十万石。其安徽、江西、湖广离海口较远，浙江乍浦、宁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盘剥费钜，仍由河运。”上乃命设海运总局於上海，并设局天津。复命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郎，驻津验收监兑，以杜经纪人需索留难诸弊。

　　六年正月，各州县剥运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兑，分批开行。计海运水程四千馀里，逾旬而至。米石抵通后，转运京仓，派步军统领衙门文武员弁沿途稽查。沙船耗米，於例给旗丁十八万馀石内动放，所节省耗米六万石，仍随同起运。承运漕粮每石给耗米八升，白粮耗米一斗，以补正米之不足。仍将漕运商耗覈出二成，白粮覈出三成，由津局给价收买，随正交运。漕粮无故短少霉变，於备带耗米内补足；不敷，勒令买补。如有斫桅松舱伤人等事则免之。船户脚价饭米折色并津贴等银，先於受兑后发七成，馀三成交押运员弁，到坝后查无弊端，始行全发。沙船馀米不下十万石，初照南粮例，听天津人照市价收买。嗣以商人希图贱价售买，改由官为收买，其价银由江南委员转发船户，后仍令商船自行售卖。

　　每届海运期，沿海水师提镇，各按汛地，派拨哨船兵丁，巡防护送，并派武职大员二，随船赴津。上海交兑时，先期咨照浙江提镇水师营出哨招宝、陈钱一带地方，江南提镇水师营出哨大小洋山，会於马迹山，山东总镇出哨成山、石岛，会於鹰游门，以资弹压。山东洋面，责成游击、守备，搜查岛屿，防护迎送。后以邵灿言，停派护送武职大员，责成沿海水师逐程递护。嗣宁、沪商人各置火轮船一，遇新漕兑开行时，分别扼要巡防。

　　剥船，直隶旧设二千五百艘，二百艘分拨故城等处，八百艘留杨村，馀千五百艘集天津备用。后雇賝堪装漕粮二百五十石民船五百艘，以备装载。商船首次抵津，先仅府县仓脚庙宇拨卸三十万石，馀令剥船径运通仓。随将天津仓脚庙宇所储漕米运通，无庸转卸北仓，致多周折。至商船二次抵津，如剥船不敷装载，即将米先储府县仓脚庙宇；不敷，再剥储北仓。随令原剥将所储米石侭数运通。剥船足敷装载，即按首次商船办法，不必分储北仓，以归简便。剥船百六十只为一起，由经纪自派人分起押运交仓，押运员役禀报仓场，复驰回续押后起米船。经纪等止须带领斛手到船起卸，如有藉端刁难需索，交地方官从严治罪。

　　各州县经管剥船，每年例给修艌银五两，三年小修一次，给费二十两，岁终漕竣，逐一挑验，船身坚固者，酌量修艌，如损坏较甚，即核赏估价，所需经费，於道库油艌银项下动拨。封河守冻期内，每船工食银十五两，运米百石，给脚价八两四钱，食米一石一斗五升。嗣每百石加脚费五两。李鸿章因官剥船户贫困滋弊，例定工食银十五两，仅领一半，不敷赡家，请每船由苏、浙漕项内酌贴五两，部格不行。鸿章上疏争之，诏从其议。商船领运漕粮，迅速无误，万石以下给匾额，五万石奖职衔，每次奏保以百二三十人为限。

　　七年，蒋攸銛请新漕仍行海运。上以近年河湖渐臻顺轨，军船可以畅行，不许。其后各省岁运额漕，逐渐短少，太仓积粟，动放无存。二十六年，诏复行海运。二十七年，议准苏、松、太二府一州漕白粮米，自明岁始，改由海运。三十年，复令苏、松、太二府一州白粮正耗米，援照成案，由海运津。咸丰元年，户部尚书孙瑞珍请河海并运。御史张祥晋请将江苏新漕，援案推广常、镇各属及浙江，一体海运。下江督陆建瀛、苏抚杨文定、浙抚常大淳妥议。覆称明年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漕白粮米，请一律改由海运。浙漕碍难海运，请仍循旧章，从之。二年，建瀛上筹办海运十事，下部议行。是年以浙江漕船开兑过迟，回空不能依期归次，诏来岁新漕改为海运，从巡抚黄宗汉请也。五年，河决铜瓦厢，由张秋入大清河，挟汶东趋，运道益梗。六年，截留江苏应运漕粮二十万石供支兵饷，实运漕白正耗及支賸给丁馀耗米七十五万五千馀石，其歉缓南漕，令各州县依限催徵运通。

　　同治七年，议试用夹板船装运采买米石，水脚银数悉仍沙船例，给银五钱五分，挽至天津紫竹林，由商董就近寄栈，听验米大臣会同通商大臣验收过剥，所需小船剥价、栈租、挑力，每石给银七分，由商董承领经理。又每石给保险银三分，设有遭风抛失，责令贴补。至每米千石，随耗八十石，备带馀米二十石，剥船食耗米十一石五斗。又每百石给津、通剥价银八两一钱四釐，通仓个儿钱折银二两，均照海运正漕采买各案办理。是年以津沽河面狭隘，常有沈船失米之虞，於大沽增设海运外局。

　　九年，浙江巡抚杨昌濬奏：“浙省来岁新漕，酌拟海运章程十四条：一，委员分办，以专责成；一，新漕仍由上海受兑放洋，白粮仍循案装盛麻袋，首先运沪；一，宽备海运商船，并由苏省多拨沙船，移浙济用；一，经耗等米，仍照数支给，商耗饬带本色并馀耗申糙等米搭交仓；一，增给天津剥船耗米，以弥亏欠；一，津、通经费，照案备带，羡等款，仍按数抵解；一，商船准带炮械，并由商捐轮船护送，仍责成沿海水师实力巡防；一，天津交米后，循旧责成经纪，续到之船，仍由天津道验收；一，循案加增海运经费；一，米船到津，应多添排数，宽备剥船；一，商船水脚等项，照案核给，并二成免税，酌定赏罚；一，商船二成免私之货，仍以米石计斤，所带竹木，照案免税；一，商船回空载货，照向章免税；一，米船抵津交卸，严禁经纪斗斛剥船需索浮费。”下部议行。十年，鸿章言：“剥船守候苦累，每载米百石，请加给脚价银五两，并另筹运白粮民船守候口粮银万二千两，由苏、浙粮道库漕项内拨解；不敷，则由司库通融借拨。”

　　十一年，昌濬请以轮船运漕，从之。轮船招商，由商人借领二十万串为设局资本，盈亏悉由商任之。购坚捷轮船三艘，每年拨海运漕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津，其水脚耗米等项，仍照向章办理。轮船到津，命直督筹备剥船转运，并会同仓场侍郎临栈查验，仍仿照白粮例，由江、浙抚道运通交纳，以杜折耗偷漏。轮船协运江、浙漕粮，签明某省漕白粮米字样於米袋之上。粮米上栈时，由沪局派员监兑；兑竣，即由轮船商局给收米回文，以后装船起运，俱由商局覈办，沪局不再与闻。其栈费夫力，亦由商局任之。凡漕粮派装轮船，轮船商局酌委执事，会同沪局详验，米色乾洁，方行收兑，交轮局押赴浦江东栈斛收。抵津，饬津局各员董提前验收，以免壅滞。轮船每艘载米三千石，填发连单，由津局稽核，一切领银领米等结悉罢之。轮船运米，由上海道填给免税执照，并援例得酌带二成货物。其洋药及二成之外另带货物，仍须纳税。

　　乔松年奏山东境内黄水日益汎滥，运河淤塞，拟因势利导，俾黄水先驱张秋。其张秋南北，普行挑濬，修建徬坝以利漕。丁宝桢、文彬奏请挽复淮、徐故道。事下廷臣会议。复称铜瓦厢决后，旧河身淤垫过高，势不能挽复淮、徐故道。至借黄济运，筑堤束水，与导卫济运之法同一难行。鸿章奏请仍由海道转运，令各省酌提本色若干运沪，由海船解津，馀照章折解，以节运费。并随时指拨漕折银两采买接济，并请停止河运采买粮石，推广海运。仍下部议。先是江北漕粮，由河运通，至是亦试办海运。十三年，奏准江西在沪采买漕粮八万石，交招商局由海运津，每石脚价银二两七钱。光绪元年，湖南漕粮采办正耗米二万三百四十五石，湖北采办三万石，均交招商局由海运津。江西、湖南寻停。

　　宝桢奏运河废坏，莫非黄水之害，治运必先治黄。应先将微山湖之湖口双闸及各减闸，迅速修砌，及时收蓄，以保湖潴；运河正身亦须量为疏濬。嗣桂清、毕道远、广寿、贺寿慈等亦以筹款修复运河为请。黄元善复称：“自黄河北徙，运河阻滞，改由海运，原属权宜之计。当时奏定江苏漕额，以河运经费作为海运支销，每石不得过七钱。嗣以经费不敷，迭次请增。江苏所加，距一两不远，浙江已加至一两，较道光二十八年、咸丰二年海运经费尚有节省归公者，大相迳庭。且海运历涉重洋，风波靡定，万有不测，所关匪细。河运虽迂滞，而沿途安定，经费维均。自各省以达京仓，民之食其力者，不可数计。裕国利民，计无善於此者。现停运未久，及时修复，尚属未晚。再迟数年，河道日淤，需费更钜。臣以为河运迂而安，海运便而险，计出万全，非复河运不可。”上命河督、漕督及沿河各督抚筹画具奏。沈葆桢疏驳桂清、毕道远等请将有漕省分酌提漕项及将海运粮石分出十数万石改办河运之议，并力言“河运决不能复。运河旋濬旋淤，运方定章，河忽改道，河流不时迁徙，漕路亦随为转移。而借黄济运，为害尤烈。前淤未尽，下届之运已连樯接尾而至，高下悬殊，势难飞渡。於是百计逆水之性，强令就我范围，致前修之款皆空，本届之淤复积。设令因济运而夺溜，北趋则畿辅受其害，南趋则淮、徐受其害，亿万生灵，将有其鱼之叹，又不仅徒糜巨帑无裨漕运已也”。七年，令直督饬招商局有协运漕粮时，酌分道员驻津验兑，并责成粮道严督治漕事人员，兑米时加意查察。因招商局协运江、浙漕粮，有攙杂破碎诸弊故也。

　　十年，法人构衅，海运梗阻。太常卿徐树铭言：“漕粮宜全归河运，请於运道经行处疏濬河流，修治闸坝，并选雇民船以济运。”明年，曾国荃言：“来年河运酌添江苏漕粮五万石，并将邳、宿河道淤浅处，酌估挑濬。”从之。卢士杰言：“郑州黄河漫口夺溜，山东运河十里堡门外积淤日宽，回空漕船，不能挽抵口门。现宁、苏新漕待船装载，邳、宿挑淤筑坝，必待空船过竣，方可兴工。”上命迅饬疏濬积淤，俾漕船早日南下。十五年，从山东巡抚张曜请，改拨海运漕米二十万石仍归河运。曾国荃、黄彭年奏：“江、安河运米石，业经截留充赈。苏属河运漕米十万，前已改归海运，各州县起运，均已抵沪，骤改河运，窒碍难行。且雇船将近千艘，亦非旦夕可致。请俟本年冬漕，再行遵旨提前河运，以期规复旧章。”制可。

　　十九年，北运河上游潮、白等河狂涨，水势高於堤颠数尺，原筑上堰，俱没水中，运河水旱大小决口七十馀处，由津运京米麦杂粮千数百艘，在杨村阻浅，命鸿章将各口门堵合，并疏濬河身，停蓄水势，以利舟行。二十二年，王文韶奏：“南漕改行海运，惟江北漕粮仍由河运，复於苏、松项下提拨米十万石并入河运。船多道远，自黄入运，自运入卫，节节阻滞，船户穷无复之，窃米攙水，诸弊丛生。本年漕船到津，较昔已迟二三月，诚恐有误回空。已饬并程催趱，剋日兑收。但此次截留江北漕米五万石，米色尚佳。江苏五万石，米色参差，甚或蒸变，剔除晾晒，几费周章，盖运受黄病，已非人力所能挽救。拟请自本年始，改拨苏漕之十万石统归海运。其江苏冬漕仍办河运，以保运道。”下部议行。御史秦夔扬以江北河运劳费太甚，疏请停办，改折解部。部议漕粮关系京仓储积，未便遽更旧制。

　　二十六年，以战端既开，从陈璧请，於清江浦设漕运总局。车驾西幸，转运局移汉口，清江改设分局。是年南漕改用火车由津运京。二十七年，以财用匮乏，谕：“自本年始，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徵折色，责成各省大吏清釐整顿，节省局费运费，并查明各州县徵收浮费，勒令缴出归公，以期汇成巨款。”奕劻请於应办白粮外，每年采办漕粮百万石，纯用粳米，并不得率请截留，从之。二十八年，部议本年江、浙漕粮，纯归招商局轮船承运，费应力从减省。盛宣怀奏：“近年沪局轮船，因事起运太迟，栈耗既钜，及运至塘沽，又值联军未退，费用倍於常时。二十六、二十七两年，招商局所领水脚，实不敷所出。本年太古洋行原减价揽载，英、日议定商约，均欲漕运列入约章，臣等力拒之。盖招商局为中国公司，前李鸿章奏准漕米、军米悉归招商局承运，实寓有深意也。此次详察中外情形，拟请自二十八年冬漕始，於向章每石轮船水脚保险等项漕米银三钱八分八釐一毫内减去五分，永为定制。”从之。

　　江、浙漕粮由海运津，向用剥船运至通仓，每石支耗米一升一合五勺，名曰“津剥食耗”。自南漕改用火车运京，此项耗米，改令随正交仓。嗣因运米事竣，每有亏耗，许仍旧支给，以抵车运亏耗云。

卷一百二十三 

　　食货四

　　△盐法

　　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蒙古、新疆多产盐地，而内地十一区，尤有裨国计。十一区者：曰长芦，曰奉天，曰山东，曰两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曰四川，曰云南，曰河东，曰陕甘。

　　长芦旧有二十场，后裁为八，行销直隶、河南两省。奉天旧有二十场，后分为九，及日本据金川滩地，乃存八场，行销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山东旧有十九场，后裁为八，行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两淮旧有三十场，后裁为二十三，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浙江三十二场，其地分隶浙江、江苏，行销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福建十六场，行销福建、浙江两省。其在台湾者，尚有五场，行销本府，后入於日本。广东二十七场，行销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七省。四川盐井产旺者，凡州县二十四，行销西藏及四川、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甘肃六省。云南盐井最著者二十六，行销本省。河东盐池分东、中、西三场，行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陕甘盐池最著者，曰花马大池，在甘肃灵州，行销陕西、甘肃两省。

　　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之盐出於海，四川、云南出於井，河东、陕甘出於池。其制法，海盐有煎、有晒，池盐皆晒，井盐皆煎。论质味，则海盐为佳，池盐、井盐次之。海盐之中，滩晒为佳，板晒次之，煎又次之。论成本，则晒为轻，煎之用荡草者次之，煤火又次之，木则工本愈重。此其大较也。

　　初，盐政属户部山东司。宣统二年，乃命户部尚书兼任督办盐政大臣，外遣御史巡视。后裁归总督、巡抚管理。其专司曰都转运使司。无运司各省，或以盐法道、盐粮道、驿盐道、茶盐道兼理。

　　其行盐法有七：曰官督商销，曰官运商销，曰商运商销，曰商运民销，曰民运民销，曰官督民销，惟官督商销行之为广且久。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后多剥削侵蚀之弊，康熙、乾隆间，革之而未能去。惟两淮以道光时陶澍变法，奏除引目，由户部宝泉局铸铜板印刷。顺治三年，以淮、浙领引距京远，设都理引务官驻扬州，至七年裁。十五年，发引於运司，寻命运司仍委员赴部关领，票亦领於部。

　　商人之购盐也，必请运司支单，亦曰照单，曰限单，曰皮票，持此购於场。得盐则贮之官地，奉天谓之仓，长芦谓之坨。未检查者曰生盐，已检查者为熟盐，熟盐乃可发售。两淮总栈始由商主，后改官栈。四川以行销黔、滇者为边岸，本省及湖北为计岸，潼川州为潼岸。河东总岸立於咸丰初。其行陕西者，以三河口为之汇。行河南者，以会兴镇为之汇。山西则蒲、解，於安邑运城立岸，而泽、潞等处亦分立焉。

　　大抵畅岸外有滞地，或展限，或减引，或停运，或用并引附销、统销、融销诸法。并引附销者，将积盐附入，三引销一引。又纳引半之课行一引之盐，纳三引之课行二引之盐是也。统销者，将积引统毁，其正杂钱粮令商人分年完缴。融销者，以畅岸济滞地是也。

　　凡引有大引，沿於明，多者二千数百斤。小引者，就明所行引剖一为二，或至十。有正引、改引、馀引、纲引、食引、陆引、水引。浙江於纲引外，又有肩引、住引。其引与票之分，引商有专卖域，谓之引地。当始认时费不赀，故承为世业，谓之引窝。后或售与承运者。买单谓之窝单，价谓之窝价。道光十年，陶澍在两淮，以其抬价，奏请每引限给一钱二分，旋禁止。票无定域而亦有价。当道光、咸丰间，两淮每张仅银五百两。后官商竞买，逮光绪间，至万金以上。又引因引地广狭大小而定售额，票则同一行盐地，售额亦同。嘉庆以前，引多票少，后乃引少票多，盖法以时变如此。

　　若夫岁入，道光以前，惟有盐课。及咸丰军兴，复创盐釐。盐课分二类：曰场课，曰引课。场课有滩课、灶课、锅课、井课之分。长芦有边布，福建有坵折。边布者，明时灶户按丁徵盐，商人纳粟於边，给银报支，是谓边盐。其有场远盐无商支，令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后改徵银三钱，是谓布盐。灶课向分地、丁为二。但丁不尽有地。雍正间，用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言，将丁银摊入於地徵收，由是各省如所奏行，然长芦边布之名犹仍旧。坵折者，盐田所纳钱粮，谓之折价。程所纳钱粮，谓之盐坵。其供应内府及京师、盛京各衙门之盐，康熙中悉裁，祗供内府、光禄寺二十万斤，折银解部充纳。引课有正课、包课、杂课。盐釐分出境税、入境税、落地税。逮乎末造，加价之法兴，於是盐税所入与田赋国税相埒。是以顺治初行盐百七十万引，徵课银五十六万两有奇。其后统一区夏，引日加而课亦日盛。乾隆十八年，计七百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一两有奇。嘉庆五年，六百八万一千五百一十七两有奇。道光二十七年，七百五十万二千五百七十九两有奇。光绪末，合课釐计共二千四百万有奇。宣统三年，度支部豫算，盐课岁入约四千五百万有奇。盖税以时增又如此。

　　顺治二年，谕各运司，盐自六月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徵收。旋蠲免明末新饷、练饷及杂项加派等银。十六年，户部议准各商盐船用火烙记船头，不许滥行封捉，其过关祗纳船料，如借端苛求，以枉法论。十七年，用两淮巡盐御史李赞元言，回空粮艘禁缉夹带私盐。康熙九年，两淮巡盐御史席特纳、徐旭龄言：“两淮积弊六大苦：一，输纳之苦；一，过桥之苦；一，过所之苦；一，开江之苦；一，关津之苦；一，口岸之苦。总计六者，岁费各数万斤，应请革除。又掣挚三大弊：一，加铊之弊；一，坐斤之弊；一，做斤改斤之弊。此三弊者，惟有严禁斤重一法，乞交部酌议。”定例，凡桥所掣挚，溢斤割没，少者三四斤，多者七八斤，不得逾额。如夹带过多，掣官虚填太重者，商则计引科罪，官则计斤坐赃，庶掣挚公而国法信。上命勒石严禁，立於桥所及经过关津口岸。席特纳又陈：“自康熙七年，盐臣差遣稍迟，前任盐差於徵完本年课银外，又重徵新盐。盐尚未卖一引，而课已徵至二十馀万。此种金钱，追呼无措，非重利借债，即典鬻赴比，应请停止。”如所请行。十六年，用户科给事中余国柱言，命将商盐掣验每引加二十五斤，加课二钱五分，永远革除，著为例。二十年，命革除三藩横徵盐课。

　　自滇、黔告变，所在揭竿蜂起，盐无行销地，商皆裹足不前，至亦榛墟弥望，无所得售。计臣以军需所恃，督饷之檄，急如星火，商於是大困。时天下盐课两淮最多，困亦最甚，赖巡盐御史刘锡、魏双凤多方抚恤，输纳忘疲。至是海内殷富，淮南宁国、太平、池州等府，及两浙、山东、广东、福建，先后增引，利获三倍。不特额外照旧行销，且原先呈课银，请将以前停引补还。四川经明季之乱，江、楚人民迁移其地，食盐日多，请引数倍於昔；所开之井，为滇、黔资，水陆无滞。而福建、广东、两浙招徕灶丁，垦复盐地、盐坵，报部升课者不绝。又两浙各场涨垦荡地二万二千七百馀亩，广东各埠每斤加七十斤，江西南、赣二府盐引，至三十六年，加斤配课亦如之。上以寰宇升平，免浙江加斤银之半，共三万一千三百八十馀万。三十八年南巡，复谕各盐差：“向因军需，於正额外更纳所私得赢馀，著将此项停罢。其两淮盐课，前曾加四十万，著减其半。”四十三年，用江南总督阿山言，革除两淮浮费数十万，勒石永禁。五十六年，长庐巡盐御史田文镜请将山东所裁盐引补足办课，经部议准。上以加引增课无益，不许。

　　先是顺治二年，世祖定巡视长芦、两淮、两浙、河东盐政，差监察御史各一，岁一更代。其山东盐务归长芦兼管，陕西归河东兼管。十年停，盐务专责成运司。寻因运司权轻，仍命御史巡察。康熙十一年，复停巡盐。明年，巡抚金世德以直隶事繁，请仍差御史。於是两淮、两浙、河东皆复旧制。既而两广、福建并设巡盐御史。五十九年，仍交督抚管理。

　　时盐课惟广东、云南常缺额，因康熙初粤商由里下报充，三年一换，名为排商，故弊端百出。嗣将排商费万馀两入正课，举报殷户以充场埠各长商，而场商赀薄，不能尽数收买，致场多卖私。五十七年裁场商，由运库筹帑本三十六万，分交场员收买。且置艚船给水脚，运向东关潮桥，存仓候配。埠商配盐，按包纳价，获有盈馀，名为场羡。其滷耗馀賸盐斤，乃配引外多收馀盐，发商行运。又有子盐、京羡、馀盐、羡银等名。后馀盐改引，将馀羡归入正额，而粤盐遂有办羡之事。后粤商倒歇至五十馀埠，滇盐由商认票办运，而地无舟车，全恃人力，煎无煤草，全恃木柴，故运费工本皆重，而盐课率以一分，又重於他省。富商弃之弗顾，强签乡人承充。及倒罢末由追缴，乃责里中按户摊纳。迨乾隆时，一蹶不振，遂令历年督抚分偿。

　　世宗初年，裁福建、浙江巡盐御史。时上於盐政颇加意。河东盐池形低，屡为山水灌入，向例修墙筑堰，皆派蒲、解十三州县之民应役。从巡盐御史硕色言，岁拨银六千两，以三千作岁修，三千贮运库备大修，民累始纾。又以盐法莫急於缉私，但有场私、有商私、有枭私，而邻私、官私为害尤钜。欲缉场私，必恤灶而严其禁。故於雍正二年两淮范堤决，沿海二十九场为潮淹，特发帑金以赈。五年，以淮商捐银建盐义仓积穀，谕更立数仓於近灶地，以备灶户缓急之需。此政之在於恤灶者。

　　六年，江南总督范时绎言：“两淮灶户烧盐，应令商人举幹练者数人，并设灶长巡役，查核盐数，输入商垣，以杜私卖。”两淮巡盐御史戴音保言：“场灶烧盐之具，深者盘，浅者钅敝，设有定数，而煎盐以一昼夜为火伏，并巡查息火后私烧。近有灶户私置盐钅敝，火伏又不稽查，故多溢出之数。请饬盐官申严旧法。至淮南晒扫，惟有商人收买配运，酌加引课。”均命著为例。此所以严其禁也。

　　欲缉商私，必恤商而严其禁。故二年两淮各场，因灾灶盐不继，商本倍增，从巡盐御史噶尔泰言，令将本年成本之轻重，合远近脚价，酌量时值买卖。至食盐难销处，值有纲地行销不敷，亦准改拨。兵部尚书卢询请加引免课，以期减价敌私，命长芦、两淮每引加五十斤，免纳课银。此政之在於恤商者。十一年，从江南总督尹继善言，改设淮南巡道，督理扬州、通州等处盐务，并於仪徵之青山头立专营缉私。

　　其稽官私也，自明以来，膺盐差者，回京例有呈献，及上严禁，始各将所得报缴。独福建八万馀两为总督满保查出，於是裁撤盐官，盐商命各场由州县监管。嗣广东总督杨琳言：“地方官办课，必委之家丁衙役，非设铺分卖中饱，即发地里勒派。且恐赀本不足，挪动地丁钱粮。应将场商停设，发帑委官监收，埠商仍留运销纳课。”从之。

　　是时上於盐官量重李卫。卫在浙江可称者，莫如办帑盐。帑盐者，由松江、台州、温州三府场盐产旺，灶多漏私，卫请发帑银八万，交场员收买。复奏设玉环同知，使经理收盐事，而舟山内港内洋、岱山附近之秀山长涂、平阳县界之肥艚，均委官管理收发。崇明场盐，令知县主之。所收帑盐，侭销本处鱼户、蜇户，渔盐亦准引商、帑商运往他处销售，各照科则纳课外，输经费银一二三钱不等，除归帑本经费，馀银作为盈馀。由是私净官畅，每年引不敷运，加领馀引十五万。凡商运馀引，引输租银四分，所完课银，与帑盐盈馀，并案题报，年约银十万馀。

　　自上清釐盐政，积弊如洗。然自裁革陋规，归入正项，上又有“耗羡入正额，恐正额外复有耗羡，商何以堪”之谕，盖已知其弊矣。十三年，署副都御史陈世倌言：“盐课引有定额，斤有定数。按引办课，未必果有奇赢，即获微利，何妨留与商人，裕其赀本。乃近年多有以随利归公者，考其实乃阴勒商重出。故在官多一分之归公，在商添一分之诛求，此商受其弊者也。又有以捐助题请者为急公，亦阴勒商总公派。及项无所出，非拖欠引纲，即暗增引斤，或高抬盐价，此国与民并受其弊者也。请嗣后祗按引办课，一切归公捐助等名，应永远停止。”上命庄亲王议。寻覆如所请行。

　　时江西驿盐道沈起元与江南总督赵宏恩书，亦言“昔年陋规，非皆收纳，今以墨吏私赃作报部正款，在大员自无再收之理，而僚佐岂能别无交际？其为商累实甚”。后有闻於高宗者，乃将两淮盐政公费、运使薪水，及云南黑、白、琅井规体银蠲除。

　　初，世宗从宏恩言，命给贫民循环号筹，听於四十斤内负贩度日。至乾隆初元，户部题准六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及少壮有残疾、妇女老而无依者，许於本县报明，给印烙腰牌木筹，日赴场买盐一次。既两淮巡盐御史尹会一、两广总督鄂弥达先后奏言：“奸民藉口贫苦，结党贩私，两查兵役，未便概撤。”后以贫民过多，停牌盐，每名日给钱十文至二十四文。

　　寻改浙江巡抚为总督，兼管盐政，谕酌定增斤改引法，将杭、嘉、绍三所引盐，照两淮旧额，每引加五十斤，松所照温、台例，改票引九万馀道，引给四百斤，均不加课，以期复旧。又谕裁云南赢馀，其价减至三两以下，广西仍减二釐，免徵两广盐课每千斤馀平银二十五两。三年，改浙督仍为巡抚，兼管盐政。六年，以淮南灶盐暑月多耗，命五六月每引加耗十五斤，七八月递减五斤。至十三年，淮北亦仿行。又命两淮於定额外，每引加给十斤。

　　十六年，以省方所至，谕两淮纲盐食盐於定额外每引加十斤。先是雍正初，因长芦积欠甚多，每引加五十斤。嗣经部覆按所加斤折中核算，年应增课银八万六千馀两。高宗念商力艰难，命减半纳课。二十八年，裁运商支应。以云南巡抚刘藻言，加给黑、白两井薪本银。四十二年，以河东盐斤陆运亏折，命每斤加耗五斤。时价平销速，两淮请豫提下纲之引，岁入至五六百万。惟乘舆屡次游巡，天津为首驻跸地，芦商供亿浩繁，两淮无论矣。

　　或遇军需，各商报效之例，肇於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於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盐商时邀眷顾，或召对，或赐宴，赏赉渥厚，拟於大僚；而奢侈之习，亦由此而深。或有缓急，内府亦尝贷出数百万以资周转。帑本外更取息银，谓之帑利，年或百数十万、数十万、十数万不等。商力因之疲乏，两淮、河东尤甚。

　　五十一年，以两淮历四年未豫提，命江督查奏。寻请嗣后每间一纲豫提一次。上谕以正引畅销为主，无庸拘定年限。厥后惟五十七年及嘉庆五年各行一次。且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缴提引馀息银数逾十万，命江苏巡抚彰宝查办，盐政高恒、普福，运使卢见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赔。至四十七、四十九两年，乃先后豁免三百六十三万二千七百两有奇。后遇大经费，商人但藉输将之数，分限完纳，一二限后，率皆拖欠。

　　五十六年，江西巡抚姚棻奏：“建昌府界连闽省，路径较多，必添设缉私卡巡，始收实效。”上曰：“行盐分界，必使民食不至舍近求远、去贱就贵乃善。建昌既距福建为近，其价必轻，何以不就近行销？若酌改盐徵、盐课移彼地输纳，非惟便民，即私贩亦将不禁自止。”旋两江总督觉罗长麟、湖广总督毕沅等奏称：“小民惟利是图，往往得寸思尺。如建昌划归闽省，则私贩即可越至抚州，於全局所关不细。”乃命仍旧。既长麟奏请建昌设总店，属县设子店，分销课引，依闽省时价斤减二文以敌私，更於各要隘分巡严缉。得旨速行。

　　河东自十年众神保就现行贱价，定为长额，而商始困。后池盐收歉，借配芦、蒙、花马池各盐，又开运城西六十里之小池。时民食缺少，商倒无人承充，乃令退商举报短商，五年更换，富户因受累多规避。四十七年，巡抚农起奏准，仍定为长商，引地分三等配匀，复请加价二釐，试行三年再覈定。嗣经部议驳，得旨允行。久之，力仍竭蹶。五十六年，命冯光熊巡抚山西，调甘肃布政使蒋兆奎为山西布政使。初，兆奎以河东运使入觐，帝问办潞盐之策，以课归地丁对。及光熊入京，命与军机大臣议之。未定，而山西署巡抚布政使郑源鹴疏至，力言不便。上曰：“课归地丁，朕早虑及地方官曾受盐规，必持异议。今郑源鹴果然。伊调任河南，河南亦有行销河东引地。倘从中阻挠，从重治罪。”八月，光熊言：“河东盐务积疲，惟有课归地丁，听民自运。既无官课杂费，又无兵役盘诘及关津阻留，未有不前者。请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凡山西、陕西、河南课额，在於三省引地百七十二属地丁项下摊徵。”於是山西摊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二两、陕西摊十四万六千三十七两、河南摊八万六千六百三十三两各有奇，并议章程十：一，课银各解本省藩库，虽遇蠲免地丁之年，不得蠲免；一，部引停领，免纳纸朱银；一，无许地方官私收税钱；一，盐政运使以下各官俱裁汰；一，移河东道驻运城，总管三场；一，盐池照旧岁修；一，三场仍立官秤牙行；一，课项内有并馀积馀等银，应分别摊免；一，运阜运储二仓穀石，应分别归并存借；一，盐政应支各款，各就近省藩库动支。从之。五十七年，上幸五台，光熊、兆奎奏言，自弛盐禁，民无摊课之苦，有食贱之利。而陕西巡抚秦宗恩、河南巡抚穆和蔺亦以盐充价减闻。上甚悦。甘肃盐课，雍正元年尝摊入地丁，九年复招商，至是仍行前法。而陕西汉中、延安二府及鄜州各属之食花马池盐者，亦一并摊入地丁焉。

　　嘉庆四年，命停各省盐政中秋节贡物。五年，以云南课额常亏，从巡抚初彭龄言，改为灶煎灶卖，民运民销。其法无论商民，皆许领票。运盐不拘何井，销盐不拘何地，完课后听其所之。就诸井现煎实数，将定额匀算摊徵，有馀作为溢课，侭徵侭解。所有放票收课事宜，即归井员经理。至八年，著为定章。十年，谕两淮盐每引加十斤，不入成本，以补亏折。先是蒙古阿拉善王有吉兰泰盐池，向听民贩於托克托城办盐，分销山西食土盐各地，不准运赴下游。其后稽察渐懈，竟顺流而下，不独池盐为所占，且侵及长芦、两淮。十四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奏办奸民出贩，请饬阿拉善王将所留汉、回奸民献出。王惧，献盐池，命将其岁入银八千两如数赏给。寻户部侍郎英和同山西、陕甘督抚会奏：“潞商赔累，缘以贱价定为常额。请照乾隆十年以前例，按本科价。其吉兰泰池，潞商力难兼顾，请另招他商。”十五年，以新商亏课，改官运。工部侍郎阮元言：“官运不难，难於官销。若亏课额，势必委之州县，非亏挪仓库，即勒派闾阎，是能销之弊更甚於不销。”於是部议吉兰泰引，请饬还阿拉善王，赏项停给。原定额引，改为潞盐，馀引名吉兰泰活引。

　　两广自康熙时发帑收盐，运销后乃收课。乾隆五十三年，总督孙士毅以商欠积至六十九万八千馀两，请停发帑本，令各出己赀，在省河设局经理。五十四年，新任总督福康安会同士毅筹定章程，并两粤百五十埠为一局，举十人为局商，外分子櫃六，责成局商按定额参以销地难易，运配各櫃，所有原设埠地，悉募运商，听各就近赴局及各櫃领销，交课后发盐二十九埠如旧。所谓改埠归纲也。行之二十馀年，局商以无应销之埠，歧视埠商。其始准局商捆运馀盐，弥补帑息。嗣乃不问正引完否，贪销馀盐，反碍正引。疲埠欠饷，辄用盐本垫解，久之亏益钜，虽局商认完后，埠商仍按引捐输，而此十人者已物故，家产荡然矣。嘉庆十一年，总督蒋攸銛以闻，乃裁局商，改公局为公所。择埠商六人经理六櫃事，各有埠地，自顾己赀，不至滥用。且定三年更换，以免把持，谓之改纲归所。二十五年，命停两淮玉贡折价银。

　　道光元年，两江总督孙玉庭言，淮盐至楚岸，本无封轮之例，盐政全德始行之，请散卖为便。湖广总督陈若霖奏称积盐尚多，若全开售，恐疏销不及，盐行水贩压价赊欠。谕俟积盐售毕，再随到随卖。二年，两淮巡盐御史曾燠奏称轮规散后，争先跌价抢售，有亏商本。玉庭奏无其事。若霖言本年较前实溢销二十六万馀引。於是定议开轮。既，湖广总督李鸿宝又言抢售难免，八年复封轮。

　　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其在两淮，岁应行纲盐百六十馀万引。及十年，淮南仅销五十万引，亏历年课银五千七百万。淮北销二万引，亏银六百万。上召攸銛还京，以江苏巡抚陶澍代之。寻遣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往查。澍奏言：“其弊一由成本积渐成多，一由藉官行私过甚。惟有大减浮费，节止流摊，听商散售，庶销畅价平，私盐自靖。”命裁巡盐御史，归总督管理。自九年后，御史王赠芳、侍讲学士顾｛纯｝、光禄卿梁中靖皆请就场定税，太仆少卿卓秉恬又请仿王守仁赣关立厂抽税法。下澍议。澍商於运使俞德渊，以为难行。遂覆称：“课归场灶有三难。一由灶丁起课。淮南煎盐以钅敝，淮北晒盐以池，约徵银百馀两。灶皆贫民，若先课后盐，则力未逮；先盐后课，设遇产歉，必课宕丁逃。此灶丁起课之难行也。一由垣商纳课。寓散於整，较为扼要。惟灶以己业而听命商人，情必不原。况商惟利是视，秤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灶不乐以盐归垣，商亦必无资完课。此垣商纳课之亦难行也。一由场官收买。就各场产盐引额摊定课额照纳，似亦核实。无如淮课为数甚钜，岂微员所能任？若听其侭收侭解，难保不匿报侵欺。此场官收税之亦难行也。”又言：“盐在场灶，每斤仅值钱一二文，若就而收税，则价随课长，争其利者必多。海滨民灶杂处，扫煎至易，将比户皆私，课且更绌。至设场抽税，或可试行一隅。若各省岂皆有隘可守？漏私必比场灶为甚。总之无官无私，必须无课无税。业经有课有税，即属有官有私。如谓归场灶或设盐厂，即可化枭为良，恐未能也。”上韪之。

　　明年，澍周历各场，拟行票盐法於淮北，奏定章程十条。一，由运司刷印三联票，一留为票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立限到岸，不准票盐相离及侵越到岸。二，每盐四百斤为一引，合银六钱四分，加以诸杂费，为一两八钱八分。三，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场买盐。其附近海州者，即在海州请领。四，於各场適中地立局厂，以便灶户交盐，民贩纳税。五，民贩买盐出场，由卡员查验，然后分赴指销口岸。六，委员驻紥青口。七，严饬文武查拏匪棍。八，防河。九，定运商认销法，以保畅岸。十，裁陋规。时窟穴盐利之官胥吏举嚣然议其不便，澍不为动，委员领运倡导。既而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中所未有。未及四月，请运之盐，已逾三十万引。是岁海州大灾，饥民赖此转移佣值，全活无算。是法成本既轻，盐质纯净，而售价又贱，私贩无利，皆改领票盐。但所试行者，仅在湖运滞岸，皖之凤阳、怀远、凤台、灵壁、阜阳、颍上、亳州、太和、蒙城、英山、泗洲、盱眙、五河，豫之汝阳、正阳、上蔡、新蔡、西平、遂平、息县、确山，与食岸在江苏境之山阳、清河、桃源、邳州、睢宁、宿迁、赣榆、沭阳、安东、海州三十一州县，而皖之寿州、定远、霍山、霍丘、六安，豫之信阳、罗山、光州、光山、固始、商城十一州县，皆昔所定为畅岸，尚仍旧法也。十三年，乃一律改票，惟前议科则较原额为减，复依原额引徵一两五分一釐，益以各费，定银二两五分一釐，永不议加。於是所未改者，惟例由江运之桐城、舒城、无为、合肥、庐江、巢县、滁州、来安，及由高邮湖运之天长九州县，以地与淮南相错，未宜招贩，启浸灌之端故也。

　　其立法在改道不改捆。盖淮北旧额未尝不轻，而由畅运至口岸，每引成本已达十馀两，价不偿本，故官不敌私。今票盐不由槓坝淮所旧道，而改从王营减坝渡河入湖，且每包百斤，出场更不改捆，直抵口岸，除盐价钱粮外，止加运费一两，河湖船价一两，每引五两有奇，减於纲盐大半。其江运数万引亦仿此。自改章后，非特完课有赢无绌，兼疏场河、捐义厂、修考院，百废俱兴，盖惟以轻课敌私，以畅销溢额，故以一纲行两纲之盐，即以一纲收两纲之课。时颇欲推行於淮南，不果。

　　及二十九年，湖北武昌塘角大火，烧盐船四百馀号，损钱粮银本五百馀万，群商请退。於是总督陆建瀛从护理运使童濂言，请淮南改票法，较淮北为详。如运司书吏积弊，则改为领引纳课。设扬州总局办理。汉口匣费虽裁，而应酬仍多，则改为票盐运至九江，验票发贩，盐船经过桥关，有掣验规费，则改为坝掣后不过所掣，在龙江一关验票截角，馀皆停免。盐包出场至江口，其驳运船价及槓盐各人工勒索，则改为商自雇觅。凡省陋规岁数百万，又减去滞引三十万，年祗行百零九万引，每引正课一两七钱五分，杂课一两九钱二分，经费六钱五分八釐，食岸正课同，杂费减半。其要尤在以带连之乙盐为新引之加斤。乙盐者，乙巳纲盐船遭火，而商已纳课，例得补运，故定为每运新盐一引，带乙盐二百斤，每引六百斤，出场至仪徵，改为六十斤子包，一引十包。既裁浮费，又多运盐二百斤，成本轻减过半。故开办数月，即全运一纲之引，楚西各岸盐价骤贱，农民欢声雷动。是年两淮实收银五百万两，虽两纲后复引滞课亏，则以起票自十引至千引不等，大贩为小贩跌价抢运所误。始澍行於淮北，亦自十引起。然淮北地隘，淮南则广，故利弊殊。又值粤乱起，鹾务全废，非无补救之方也。

　　其在长芦，乾隆以来，正杂课共徵七十馀万。自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价二文，谓之河工加价。五年，又因高堰大工加价，三年后，半归商，半归公。八年，复将充公一文归商，然历年欠项已积至千数百万矣。时银价翔贵，商亏弥钜，於是又加价以调剂之，或一文或二文。旋议行减引并包法，盖芦盐三百斤成引，连加耗包索重三百四十斤，搬运筑包等费，历年加增，亦足病商。今以十引改筑九包，减引一成。二十一年，再减引二成，照前改筑。二十四年，又奏停额引十五万，减去课银六万馀两，而困仍莫苏。盖本因浮费重而欠课，因欠课多而增价，官盐价贵，私盐乘之，蓟、遵六属，枭贩与官为敌，而永平七属尤甚，不得已改为官办。二十八年，商倒引悬，河南二十州县、直隶二十四州县，未运积引至百馀万，未完积欠至二千馀万。命定郡王载铨、仓场总督季芝昌，会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查究。每引因费重需成本五两有奇，乃就正课、帑利、杂款、积欠，釐为四类，其盐价每斤减制钱二文以敌私，斤重则每引加百五十斤以恤商，州县陋规则严行裁汰。引地悬岸，则直隶招商，河南改票，皆先课后盐。至停引原限五年再酌展，约每引摊算仅二两有奇。

　　其在山东，乾隆以来，引票正课徵银十八万九千八百八十馀两，杂款共十万一千八百馀两。自嘉庆初帑息递增至二十一万馀两，较正课增倍。十四年，南河大工加价二文，每年应欠二十九万两，较正杂课又增一倍。十七年，复议加价一文，以半归商，半弥补商欠。而当年课项不能完，乃归次年带徵。带徵又未完，乃按年分限，或十二限，或二十限，递年推展。至道光元年，将河工加价停徵，而积欠已五百三十馀万，然尚完课额。五年，因高堰大工，又议加价二文，奏明三年后半归商、半归公，然所完仅及半，正课反因之拖欠。至七年，全纲倾败，於是设法调剂，以积欠款为一案，俟堰工加价归商后，弥补帑本，酌留百二十九万生息，馀银二十七万。至十二年起限，分二十限拔缴，南运每引加二十五斤，北运加二十斤，其归补旧欠之半文加价，并归商以轻成本，免徵南运十三州县与票地临朐等六县堰工加价以敌私。而旧欠暨现年应交帑息犹不能完，於是将报拨之一文堰工加价悉数归商，并将一分帑息减三釐，此道光十五年也。

　　时银价日昂，亏折弥甚，迨临朐等九州县票商倒乏，因改官运。十七年，命盐务归巡抚管理，寻又议加二文。二十三年，停引票二成，以八成作总额，并停馀引。二十七年，又议引地加价二文，票地加一文。逾年，各岸竟倒悬二十馀处。时新旧积欠计八百馀万，而十五年后所欠正杂课又九十馀万，十九年后积欠八十馀万，二十七八年皆未奏销。於是定郡王等会同山东巡抚徐泽醇奏准将两年奏销免其造报，积引停运，积欠停徵。自二十九年始，改为先课后盐，除有商运州县外，皆改官运，无论官商，每引加七十斤，帑息每引减一钱，十八年二文加价亦减一文，以便民食。

　　其在浙江，自道光元年裁巡盐御史，以巡抚帅承瀛兼管盐政。承瀛疏言：“嘉庆十五年前，抚臣蒋攸銛清查浙江运库垫缺银数仅五十五万馀两，甫十载乃至百七十三万三百两。缘迩来引壅，旧纲未毕，新纲即开，套搭行销，不能以一纲之课归一纲之用。而每年奏销有定限，但完正课，即报全完，其带输之款及外用银，并未徵足，历次河饷又须拨解，是以不得不於徵存银内挪垫。而商捐用款，每遇交办公事，奸商复借名浮支。臣今饬运司遇支解银两，如本款无银即停给。或不得已，亦止以外款垫发内款，不准以内款垫给外款。”嗣后至六年，销数皆及额运，库存银百二十八万。自七年至十年复短销，仅存十一万。盖因巡抚程含章请加增馀价，盐贵引壅所致。迨十一年停止，销数遂至九成。二十九年，命芝昌往查，时又短销，仅至五六成。乃请将停歇各地招商承办，并酌加盐斤。

　　其在广东，所办羡银颇多。盖粤盐至西省，每包申出盐十馀斤，嗣又添买馀盐万包，发埠运销，按九折较羡，是为秤头盐羡，约二万七千馀两。庆远等五府苗疆食盐无引额，皆捆运馀盐，交近埠带销，为土司盐羡，约五千馀两。海船运盐，灶户补船户耗，官为收买，发商运销，是为花红盐羡，约四千馀两。粤省鼓铸，岁资滇铜十馀万斤，滇省广南府属岁资粤盐九万馀包，每年两省委员办运，至百色交换，谓之铜盐互易。又广州驻防食盐、育英堂盐，各数十包，皆取之馀盐，按包计羡，藉此充外支经费，故无杂课。正饷有部饭、平头、纸朱等银，又东省盐船所过抽税约四千馀，西省约四万馀，其帑息则八万馀。各项历年拖欠，初省河因损款多，致奏销迟缓。道光二十四年后，潮桥疲滞，甚於省河。然军兴糜烂，广西淮盐全弃於地，而粤课犹十得八九焉。

　　其在四川，始以潼川府之射洪、蓬溪产盐为旺，嘉定府之犍为、乐山、荣县，叙川府富顺次之。不数年，射洪、蓬溪厂反不如犍、乐、富、荣。方乾隆四十九年，各处盐井衰歇。有林俊者，官盐茶道，听民穿井不加课，蜀盐始盛。惟潼川难如初。且产盐花多巴少，又煎盐用草工费，致欠课七万，始议与犍商合行，以十二年为限，期满归清积欠，因请续合十二年，及期满自办。甫一载即欠二万馀，於是复请续合。至道光八年，三次期满，而其厂产盐愈少，每年仅完正课，不完羡截。羡即羡馀。截者，於缴课截角时交纳也。时汉州、茂州、巴州、剑州、蓬州、什邡、射洪、盐亭、平武、江油、彰明、石泉、营山、仪陇、新宁、阆中、通江、安岳、罗江、安县、绵竹、德阳、梓潼、南江、西充、井研、铜梁、大足、定远、荣昌、隆昌三十一州县，因滷衰销滞，商倒岸悬，民在近厂买盐以食，正杂课银归入地丁摊徵。盖盐商奢侈，家产日衰，乃觅殷户出租於引商，名曰“号商”。所完课羡，须交引商封纳，引商往往挪用，且官复有与为弊者。至三十年，全纲颓废。会徐泽醇为总督，查积欠羡截银共二十三万七千馀两，未缴残引二十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一张。於是酌拨代销，将号商姓名入册，责其自行封匦。时惟犍、富边商及成都、华阳计商稍殷实，销岸亦畅，馀皆疲滞，而潼商尤甚。乃撤出黔边所行水引，交犍、富两商承办。

　　其在云南，自改章后，私盐尤多，而诸井或常缺额，又在迤西、迤南。其东北隅食川盐，东南隅食粤盐，至难如期。道光六年，总督赵慎畛疏请就井稽盐多寡，定地行销。御史廖敦行又言分地行盐，不若广賝子井。上命新任总督阮元试行。其后诸大井淹废，犹赖子井挹注，乃复振云。

　　长芦於咸丰八年，经蒙古亲王僧格林沁防津，奏准将道光二十八年减价二文起徵，名盐斤复价，得银十八万馀。时粤匪北犯，运道多阻，盐集濬县之道口镇，自道口南皆以贩运。运商省岸费，有馀利，而坐地引商，借官行私，所获尤厚。故同治五年，河南巡抚因河防，又议行销河南引盐，每斤再加二文，得八万两撤防。以七年荥阳大工耗帑百数十万，改为荥工加价。於是较道光末增款二十六万。山东因捻匪，不能南运。同治三年，积引百三十馀万，分八年带销，虽部议提拨道光十八年一文加价解充京饷，每年约加银七万，而正课未能全完。

　　河东自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价一文，较乾隆课额已增至十六万馀。十七年加入吉兰泰活引，又六万馀两。河东盐向侵淮岸，至道光十一年，淮北改票，反灌河东，而商力益困。乃将活引减半，河工加价减二成，既由招商变为举报，又变为签商，破产者众。咸丰二年，命户部侍郎王庆云往查。寻奏定留商行票，分立总岸，商运盐至，发贩行销，裁革州县陋规银二十七万馀两，运城商厅所摊公费七万馀两，并知池价踊贵，由坐商销乏，将畦地出租，坐食销价，夥租者按年轮晒，先晒者盗挖盐根，囤私肥己，故每名价至百二三十两。於是严禁，定白盐不得过六十两，青盐不得过四十两，泽、潞节省等银摊入通省引内，每引九分，另筹经费办公，每引七分，并酌加盐斤，计成本引仅一两六钱，商情悦服，原将活引之半及加价二成完纳。未几，殷商九十馀家，以急军需，共捐银三百万，给永免充商执照，改为民运民销。山西、陕西、河南为官运官销，删除河工活引节费名目，定每斤徵课银三釐五毫，每名合银百五两，较前增七万馀，此咸丰四年也。时长江梗阻，河东以侵淮纲大畅，先后加河南灵宝口岸引三百名。

　　山西岢岚等食土盐十三州县，引二千四百九十四道，惟陕甘盐池旧辖於河东。康熙二十八年，改令花马小池归甘肃疆臣管理，而大池如故。自咸丰五年，陕西巡抚王庆云议改课归地丁。庆云旋调山西。吴振棫之奏言：“陕民贫乏，若徵盐课，力实不遑，小民纳无盐之课，驵侩卖无课之盐，事殊欠允。请饬豫省改招为便。”谕与庆云会商。寻改为官民并运。时库款支绌，部议令河东抽釐济饷。巡抚以难行，第於额引加引，每名各取羡馀，约加银五万。直隶总督因海防亦请加斤加价，庚申纲遂加引六百名，辛酉纲加五百名，共加银四十八万，然惟辛酉纲全完。旋值陕回乱，捻匪窜河南、陕西，销路骤塞，乃酌停加引。

　　两淮於咸丰三年，以江路不通，南盐无商收卖，私贩肆行，部议令就场徵税。四年，复令拨盐引运赴琦善、向荣大营抵饷。怡良旋奏易引为斤，每百斤抽税钱三百，以二百四十文报拨，以六十文作外销经费。时湖广总督、江西巡抚皆以淮引不至，请借运川、粤盐分售於太湖南北，江西则食闽、浙、粤之盐。部议由官借运，不若化私为官，奏准川、粤盐入楚，商民均许贩鬻，惟择堵私隘口抽税，一税后给照放行。

　　北盐自军营提盐抵饷，遂为武人垄断。提督李世忠部下赴坝领盐，栈盐不足，辄下场自捆，夹私之弊，不可究诘。同治三年，御史刘毓槐疏请整顿。事下江督曾国藩。国藩疏论：“淮南盐务，运道难通，筹办有二难。一在邻盐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粤私而兼闽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济食，官亦藉以抽釐，势不能骤绝。一在釐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徵以达楚西，层层设卡报税，诸军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臣思办法不外疏销、轻本、保价、杜私四者。自邻盐侵占淮界，本轻利厚，淮盐难与之敌。查之既烦，堵且生变。计惟重税邻私，俾邻本重而淮本轻，庶邻盐化私为官，淮盐亦得进步。现已咨湖广、江西各督抚，将邻私釐金加抽，待至淮运日多，销路日畅，然后逐之而申其禁，此疏销之略也。近年楚西之盐，每引完釐在十五两以上。今改逢卡抽收为到岸销售后汇总完釐。前收十五两有奇，今楚岸祗十一两九钱八分，西岸九两四钱四分，皖省四两四钱。既减釐以便商，人先售而后纳，此轻本之略也。商贩求利，皆原价昂，然往往跌价抢售。其始一二奸商零贩，但求卸物先销，不肯守日赔利。其后彼此争先，愈跌愈贱，虽欲挽回以保成本，不可得也。现於楚西各岸设督销局，盐运到岸，令商贩投局挂号，悬牌定价，挨次轮销，时而盐少，民无食贵之虞，时而销滞，商无亏本之虑，此保价之略也。盐法首重缉私。大夥私枭，不难捕拏，最易偷漏者，包内之重斤，船户之夹带。现改复道光三十年旧章，每引六百斤分八包，每包给滷耗七斤半，包索二斤半，共重八十六斤，刊发大票，随时添给，并於大盛关、大通、安庆等处验票截角，如有重斤夹带，即提盐充公。其各岸之兼行邻盐者，亦另给税单，苟无单贩私，即按律治罪，此杜私之略也。”

　　又论：“淮北盐务，有必须停止者三，急宜整理者四。漕臣以清淮设防，令场商每包捐盐五斤，每引共二十斤，旋因逐包捐缴不便，改每运盐百包，带缴五包，其应完盐课及售出盐价，虽经吴棠奏明作为清淮军需，但锱铢而取之，琐屑而派之，殊非政体所宜。此须停止者一也。徐州本山东引地，前因捻氛，引未到岸，经督办徐宿军务田在田奏准散运北盐，画收东课，日久弊多，采买则私自赴场，售销则旁侵皖界。今东引业已通行，不能再讬借运虚名，贻侵销实患。此须停止者二也。北盐已改捆为净盐，未改为毛盐，皆须纳课方准出湖。近来私枭句串营弁，朋贩毛盐，堵之严，则营员出而包庇，缉之疏，则官引尽被占销。此须停止者三也。夫榷盐之法，革其弊而利自兴。臣所谓整理之方，盖亦就诸弊既去，因势利导耳。淮北纲引，前奏至戊午为止。今於五月接开己未新纲，惟兵燹后户口大减，断不能销四十六万引。请先办正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引收正课一两五分一釐，杂课二钱，又外办经费四钱，仓穀河费盐捕营各一分，他款一概删除。此现筹整理者一也。近来军饷赖盐釐接济，而处处设卡，商贩视为畏途。从前每包约完釐钱二千馀。今拟自西坝出湖，先在五河设卡，每包收五百文，运赴上海，再於正阳关收五百文。他卡只准验票，不准重收。盖非减釐不足以轻本，非裁卡不足以恤商。此现筹整理者二也。淮北解饷，向以十成分摊。临淮军营四成，滁州四成，安徽抚营二成。今临、滁两营已裁，而漕臣应量予拨济，嗣后仍应以十成分派，臣营五成，抚营四成，漕营一成。论兵数则小有裒益，论旧制则无甚更张。此现筹整理者三也。北盐每引例定四百斤，捆四包，每包连滷耗重百十斤。近来栈盐出湖，皆在西坝改捆，大包重百三十斤，盐票不符。臣已严禁，并於例给大票外，将每船装盐包数亦填明舱口清单，庶可杜避重就轻，不致以多报少。此现筹整理者四也。”均如所请行。

　　国藩更张盐法，与陶澍不同者，澍意在散轮，与玉庭、若霖同。国藩意在整轮，与全德、曾燠同。然玉庭、若霖筹办散轮，必前两月之轮卖毕，再开后两月续到之轮，未尝不以散寓整，澍实师其意。故国藩鉴於抢售之弊而主整轮，爰有总栈督销之设，一以保场价，一以保岸价。总栈初以仪徵未易修复，设於瓜洲，后岸为水齧而圮，复移仪徵。督销局鄂岸於汉口，湘岸於长沙，西岸於南昌，皖岸於大通。未几，国藩移督直隶，李鸿章继之。其所增捐，莫要於循环给运。其法以认引之事并归督销，俾商贩售出前档之盐，即接请后档之引。初行之淮南，后及於淮北。盖参纲法於票法之中，以旧商为主而不易新商。商有世业，则官有责成，视以前验赀掣签流弊为少，自是历任循之。

　　至光绪五年而增引之说起。增引者，部咨淮北增额八万。时总督沈葆桢疏言：“近年盐商以票价昂，觊觎增引。历任盐臣精盐政者无过曾国藩，每审定一法，必举数十年之利病，如身入其中，而通盘计之。然淮北引额，仅定为二十九万有奇，岂置国计商情於不顾哉？盐政之坏，首由额浮於销，其始尚勉符奏销之限，久乃不可收拾。於是新陈套搭，未几而统销融销矣，又未几而带徵停运矣。惟额少则商少，商少则剔弊易，疏销亦易也。”八年，左宗棠督两江，乃请增引，淮北十六万，淮南鄂岸十一万、湘岸四万、皖岸四万二千馀。部议淮北照行，其鄂岸仅增三万、湘岸一万、皖岸一万七千馀。

　　及曾国荃涖任，复将淮北加引奏免。盖两淮正课，初合织造、河工、铜斤等款，祗百八十馀万，每引徵银一两馀。织造、河工、铜斤者，因盐政运司养廉厚，陋规亦多，每年解送织造银二十二万，捐助河工五万。三藩之变，滇铜阻隔，派各盐差采买捐办，水脚又五万。及雍正中，裁减养廉规费以为正款，嗣复及他项。於是正杂内外支款遂钜，每引增至六七两，自改票后始轻。同治中，引地未复，而以釐补课实过之，正无庸增引也。

　　至南盐销数，向以鄂岸为多。及为川盐所据，同治七年，国藩请规复引地，部议令川盐停止行楚。湖广总督李瀚章疏言未可停，惟於沙市设局，以川八成、淮二成配销。后以包计，淮盐较川盐每包斤少，名二成实不及一成。十年，国藩复言：“川侵淮地，当使淮八成而川二成，或淮七、川三。今楚督以鄂饷数钜，恐川盐不畅，入款骤减。臣所求者，淮盐得销行楚岸，则商气苏，原将应得釐银，多拨数成或全数归鄂。”命川、楚督抚会议。国藩等疏言以“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还淮南，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五府，荆门州仍准川盐借销，湖南祗岳、常、澧三属行销川盐，岳州、常德亦应归淮，澧州暂销川盐”。经部议准。光绪二年，贵州肃清，御史周声澍疏陈川盐引地已复，请将湖南北各府州全归淮南。部议如所请。於是葆桢奏称湖北川釐，每年报部百五十馀万串，计合银不足九十万，请令淮商包完。然湖广督抚以川釐有定，虑包饷难凭，合辞袒川拒淮。至八年，宗棠复移文商榷，迄不果行。

　　长芦自顺治初祗徵课二十万二千有奇。十二年，按明制查出宁饷酬商滴珠缺额等款，照旧徵解。康熙中，复增课增引，遂至四十二万六千有奇。乾隆季年，以逐年误课，参革者众，於是众商公议，完课外每引捐银二钱，以备弥补，名为参课。迨道光末，课额愈重，岸悬愈多，於是又添悬岸课，每引交银四分，而仍不足。至是国藩督直，疏言：“认商既交寄库银千馀两，宜与保商以三年定限，凡欠在限内，於本商追缴二成，其一成纲总与出结之散商分赔，过限即无涉，以免畏避。”从之。

　　是时盐臣自国藩、鸿章、葆桢外，惟宗棠及丁宝桢以能名。同治初，宗棠抚浙，疏言：“自金陵陷，淮盐侵灌杭、嘉、松三所，惟绍所勉力搘柱。后行盐地多不守，浙省亦陷。及浙东克复，始饬绍兴暂办票盐，省城及嘉、湖继定，而旧商力难运销，请将四所通改票盐，并设局稽查销数。”经部议准。十年，御史奇臣奏言：“浙东府局，於商贩盐至，辄低其价，以便盐行收买，旋复高其价，以便转售，利归中饱。应请裁撤。”部议敕下巡抚杨昌濬查覆。寻覆称：“两浙本先课后盐。自改票运，因商力薄，仅完半课，其半课俟销后补完。拟撤盐行，仍留府局，督催后半课银。”报可。

　　福建当乾隆时，西路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属十五州县，东路福宁府属五州县，南路闽侯二县，归商办，号“商帮”。南路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属二十一厅州县，由官办，号“官帮”，亦谓之“县澳官帮”，包与商办，名“朴户”。嗣后匀配西路各商代销，於是有“代额”之名。商帮以课轻，乐於承运，而本课转拖欠。嘉庆初，乃行带徵与减引法。旋革除代额，久之倒罢相继。道光元年，乃改签商。时旧欠皆价新商，加以场务废弛，官居省城，听海船装盐，私相买卖，谓之“便海”，流弊滋多。至二十九年复倒罢，乃改官运，而承办者以运本半入囊橐。盖闽省行盐，乾隆时用团秤，每百斤折申砝秤百六十斤，以三十斤抵偿折耗。嘉庆中，改用部砝秤，又不给耗盐，其担引折篷引每百斤仅给四十二斤，令作百斤售卖，而完代额百斤之课，是以亏折日甚。其后法愈变愈坏。同治四年，宗棠为闽督，乃请改票运，饬各场官住场。西路以引商为票商，县澳以朴户为贩户，用盐道票代引，名曰“贩单”。西路以三十引起票，东南两路及县澳以百引起票，盖西路每引六百七十五斤，东南路并县澳每引百斤故也。裁杂课，令正课一两加耗一钱，於领票时交纳。外抽釐五钱，於行盐各地设局抽收。计西路每引徵银四两五钱零，东南路及县澳四钱四分零。后以西路课重，奏减每课一两随徵釐四钱。凡旧欠各款豁免。帑息既免，帑本则责令陆续归还。是年徵课耗釐银四十万馀，带收旧欠课十九万馀，即以四十万定为正额。行之数年，商情大欢，私贩敛迹。

　　陕西花马池盐课，向由布政使收纳。及同治十二年，宗棠为陕甘总督，因西陲用兵，改课为釐，在定边设局抽收，名曰花定盐釐。於是陕西盐利归於甘省。

　　初川盐以滇、黔为边岸。而黔岸又分四路，由永宁往曰永岸，由合江往抵黔之仁怀曰仁岸，由涪州往曰涪岸，由綦江往曰綦岸。至是运商困敝，所恃以畅销者，惟济楚一策。及淮南规复引地，滞引积至八万有奇，积欠羡截百数十万金。光绪初，宝桢督川，定官运商销，先从事黔岸，筹章程十五条：曰裁减浮费，曰清釐积引，曰酌核代销，曰局运商销，曰兼办计岸，曰引归局配，曰展限奏销，曰严定交盘，曰慎重出纳，曰认真黔釐，曰实给船价，曰删减引底引底者，运商向於坐商租引配盐，引给银二十馀两，由商总租收，作为课税羡截，领缴引费，及官吏委员提课规费，商局公费，馀数二两，分交各坐商。至是历年羡截，运商已缴，本应全革。惟因年久，姑准存一两，曰添置办票，曰酌留津贴，曰酌给奖叙。设总局於泸州，四岸各设分局，檄道员唐炯为督办。其后接办滇岸，川盐行滇，祗昭通、东川两府有张窝、南广两局，谓之大滇边、小滇边。其办理较黔岸为难者，滇自有盐，侵越最易。宝桢筹堵遏法，至五年乃开运。

　　自官运商销，计本年边计各额引全数销清外，复带销积引万馀，所收税羡截釐及各杂款又百馀万，而奸民不便。会上遣恩承、童华查办他岸，至川，富顺富绅王余照假灶户具词呈控，请改官督商销。有旨垂询。宝桢奏言：“官督商销，利归官与商，官运官销，权全归官，流弊皆大。惟官运商销，官商可相箝制。”既而控案讯明，奏请拏办。迨光绪末，各计岸亦多改官运焉。

　　此外如奉天由纳税改行引，自康熙中停止，无课者百七十馀年。同治六年，将军都兴阿奏准行榷釐法，每盐一榷东钱千，为本地军需。光绪三年，将军崇厚请加作二千四百文。八年，将军崇绮再请加二千四百文，名四八盐釐，是为练兵之款。十七年，户部筹饷加二千四百文，名二四盐釐，是为解部之款。二十四年，将军依克唐阿加千二百文，名一二盐釐，是为兴学之款。此三项总称八四盐釐。二十八年，将军增祺又奏设督销局，每斤加榷制钱四，谓之加价，以为官本。然原议由官设局收买，置仓运售，名为督销，实则官运也。值日、俄战起，亦未实行。三十二年，将军赵尔巽请裁督销之名，在奉天立官盐总局，吉林、黑龙江立分局，听商就滩纳税运销。三十三年，东三省设行省，总督徐世昌又改官盐总局为东三省盐务总局，於是吉林、黑龙江始实行官运。初岁徵课银二十四万或四十万，及尔巽至，满百万，其后至百四十万。

　　蒙古盐向归藩部经理。其行销陕、甘者，以阿拉善旗吉兰泰池盐为大宗，俗谓之红盐。道光以前，听民运销。咸丰八年，始招商承运，每百斤收银八两。同治间，遭回乱，商困课逋，经宗棠改课为釐，斤加制钱五。其在山西者，亦红盐最多。嘉庆初，阿拉善王献吉兰泰池，由官招商办运，将口外各厅，大同、朔平二府，及太原、汾州等属，向食土盐州县，划为吉岸引地。至十七年废除。凡入口者，由杀虎口徵税，每斤一分五釐。其外尚有三种：曰鄂尔多斯旗盐，曰苏尼特旗盐，俗谓之白盐，曰乌珠穆沁旗盐，谓之青盐。初照老少盐例，於口内行销。嘉庆末纳税。至光绪时，皆改用抽釐法。

　　其在直隶者，则青盐、白盐，光绪二十八年察哈尔都统奏请抽釐，每斤制钱四，约年得银十二万有奇。明年，热河都统亦照抽，每斤五文。是年直督又请在张家口设督销局，在口外设厂收盐，招商承办，每千斤包纳课银二两，约年得三万有奇。三十三年，热河亦设局，每百斤徵银四钱。宣统元年，减为二钱五分，约年得六万有奇。

　　新疆向听民掣销。光绪三十四年后，始於精河盐池徵税万四千四百两，迪化徵五千一百两，鄯善徵二千四百两，馀仍无税。

　　初，盐釐创於两淮南北，数皆重。自国藩整顿，乃稍减。继以规复淮纲，又议重抽川釐。咸丰五年，定花盐每引万斤抽釐八两，嗣因商贩私加至万七千斤，川督骆秉章请就所加斤按引加抽十七两，共正釐二十五两。后各省皆加。及光绪时行铜圆，盐价已暗增，而釐金外更议加价。

　　其事起雍正时。盖长芦盐价，自康熙二十七年定每斤银一分四毫至一分二釐六毫不等。雍正六年，巡盐御史郑禅宝疏称“商课用银，民间买盐用钱。康熙时，银一两换制钱千四五百，每盐一斤，钱十六文。今每两合钱二千，而盐价如故，亦有减至十三四文者，以钱易银，不敷原数。应请部臣会同督臣详议”。至十年，题准每斤加银一釐。乾隆后推行他省，然其意在恤商而已。嘉庆五年，长芦巡盐御史观豫因川、楚未靖，奏请加价济用。仁宗谕曰：“以饷需扰及闾阎，朕不为也。今计食盐者每日止一二文，若增价则人人受累。且私贩必因盐价过昂而起。”已而以河工需费，道光后犹多。至光绪二年，办西徵粮台，户部侍郎袁保恒奏请各省一体加二文，以两江总督沈葆桢力争乃寝。

　　嗣是新政举行，罔不取诸盐利。如二十年因日本构衅设防，部咨各省每斤加收二文。二十七年因筹还赔款，加四文。三十四年，因抵补药税，又加四文，半抵补练兵经费，半归产盐省分拨用，其最著者也。时疆吏集商会议，佥以滞销为忧，而势不能已，自是所入较道光前又增数倍。然长芦经拳匪之扰，商本损失，至借洋款。山东引票各地，自同治六年酌归官办，弊窦殊多。河东仍归官民并运，而不能畅销。福建之票运、四川之官运皆然。广东潮桥，旧由官运，至时与六櫃统归商办，成效亦寡。云南子井，存者寥寥。而淮、浙衰敝尤甚。

　　宣统元年，度支部尚书载泽疏言：“淮南因海势东迁，滷气渐淡，石港、刘庄等场产盐既少，金沙场且不出盐。若淮北三场，离海近，滷气尚厚，惟晒盐出於砖池，例须按池定引。近则砖池以外，广开池基，甚至新基已增，旧滩未划，致产额益无限制。而南商同德昌在淮北铺池，北商尤以为不便。两浙产盐之旺，首推馀姚、岱山，次则松江之袁浦、青村、横浦等场，皆板晒之盐也。而杭、嘉、宁、绍所属煎盐各场，滷料亦购自馀姚。近年滷贵薪昂，成本加重，商家既舍煎而取晒，灶户亦废灶而停煎。煎数日微，故龙头、长亭、长林等场久缺，而注重转在馀、岱。馀姚海滩距场远，岱山孤悬海外，向不设场，虽经立局建廒，而官收有限，私晒无穷。此产盐各处之情形也。淮、浙行盐，各有引地，而豫之西平、遂平，久成废岸，湘之衡、永、宝三府及靖州，本淮界而销粤盐，鄂之安、襄、郧、荆、宜五府及荆门州，本淮界而销川盐，浙之温、台、宁、处等处，祗抽釐尚未行引。就目前情形论之，淮北以三贩转运，於岸情每多隔膜，故票贩不问关销，豫贩又多归怨湖贩，此其病在商情之不相联，而各省抽税，势亦足以病商。淮南有四岸督销，权等运司，故运司不能制督销，分销亦不尽受辖於督销，此其病在官权之不相统，而商情涣散，势亦足以自病。浙场距场近者，有肩引、住引之分。距场远者，有纲地、引地之别。加以官办商包，其法不一，纷纭破碎，节节补苴。至捆盐出场，沿途局卡之留难，船户之夹带，则皆不免。此销盐各处之情形也。淮盐行於苏、皖，与浙盐、东盐引界邻；行於豫岸，与东盐、芦盐引界邻；行於西岸，与浙、闽、粤盐引界邻；行於湘、鄂两岸，与川盐、鄂盐引界邻。而鄂之襄、樊，又为芦私、潞私所灌，湘之衡、永、宝，又为粤私所占，两浙引地，苏、皖、西三岸皆与淮邻，即本省之温、台等处，亦为闽私所侵，此皆犬牙相错，时起争端。近年京汉铁路通车，贯豫省而下，淮、芦之争更烈。将来津浦、粤汉等路告成，淮界且四面皆敌，然此犹言邻私也。尤甚者，皖、豫同为淮界，而皖之颍州与汝、光界壤，则以加价轻而及豫岸，台、处同为浙境，而处之缙云为台商承办，则又以包釐微而侵及处郡。江西建昌久为废岸，近设官运局以图规复，而贬价敌私。抚州已虞倒灌，上海租界向为私薮，近设事务所以筹官销，而越界行运，苏属时有责言，是以淮侵淮、以浙侵浙也。大抵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固未易遏，所恃惟缉私严耳。然弁勇窳败，不能制枭贩，而转扰平民。地方官亦以纲法久废，不负责成，意存膜视。此又引界毗连各处之情形也。近来筹款，以盐为大宗，而淮、浙居天下中心，关於全局尤重。为整顿计，非事权统一不可。拟请将盐务归臣部总理，其产盐省分，督抚作为会办盐政大臣，行盐省分，均兼会办盐政大臣衔。”制曰可。其言南商铺池者，盖光绪三十三年，淮南因盐不敷销，於淮北埒子口苇荡左营增铺新池，谓之济南盐池。三十四年，北商称有碍旧池销路，经江督张人骏令按淮南缺额，以十万引为率。三贩转运者，淮北票盐，旧由票贩自垣运至西坝，售於湖贩，再由湖贩运至正阳关，按轮售於岸贩也。

　　载泽既受督办盐政大臣之命，乃设盐政处，按各区分为八厅，先筹淮北。章程四：曰规复西遂废岸，曰撤退淮边芦店，曰体恤路捐商累，曰包缴豫省釐价。咨商河南巡抚吴重熹，惟末条坚持仍旧。载泽又奏定於西坝设盐釐总局，临淮关设掣验局，馀局卡悉裁，三贩统改岸贩，准自赴总局完纳釐金加价，定每引为银币二元二角，折收库平银一两六钱零，均一次收清。至土销引地，酌减银币四角，折收一两二钱，较原额少三成。此二年七月事也。

　　直隶张家口外收蒙盐各场，向由商包办，宣统元年，改为公司。至是复改设官栈，以各厅州县为引岸，由商包引，每年二万，徵银十五万七千。四川归丁各地票运，咸丰后增至六十八厅州县，官运常为所碍。至是奏查井灶就现有者为额，严禁偷卖，以杜票私。三年，以大清银行款七百万、直隶银行款六十万为芦商偿外债，收引地三十六归官办，设局天津。其永平七属，道光间由州县办课。光绪二十九年，改设官运局。至是与新河、平乡二县无商认办者，统归津局经理。

　　初与各国通商，违禁货物，不许出入口，盐其一也。乃奉天之大连、旅顺，吉林之长春，有日本盐；吉林之珲春、延吉有朝鲜盐；黑龙江之满洲里、黑河，吉林之东宁，有俄罗斯盐；广西之镇南关，云南之蒙自，有法兰西盐；香港、澳门所在侵灌。至山东胶州湾租借於德，而侵即墨盐场；奉天辽东半岛租借於俄，又转於日，而占金州盐滩；与复州之交流、凤鸣两岛，有包购馀盐、派员缉私两议。后缉私策行，购盐不果。广东广州湾租借於法，吴川之茂珲场为所占，每运盐至香港及越南销售，以入内地，实皆败乱盐法。治鹾政者当有以善其后云。

卷一百二十四 

　　食货五

　　△钱法茶法矿政

　　钱法太祖初铸“天命通宝”钱，别以满、汉文为二品，满文一品钱质较汉文一品为大。天聪因之。世祖定鼎燕京，大开铸局，始定一品。於户部置宝泉局，工部置宝源局。“顺治通宝”钱，定制以红铜七成、白铜三成搭配鼓铸。钱千为万，二千串为一卯，年铸三十卯。每钱重一钱。二年，增重二分，定钱七枚准银一分，旧钱倍之。民间颇病钱贵，已更定十枚准一分。各省、镇遵式开铸，先后开山西、陕西、密云、蓟、宣、大同、延绥、临清、盛京、江西、河南、浙江、福建、山东、湖广及荆州、常德、江宁三府铸局。五年，停盛京、延绥二局。六年，移大同局於阳和。七年，开襄阳、郧阳二府铸局。八年，停各府、镇铸。十年，复开密云、蓟、宣、阳和、临清铸局。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

　　是年廷议疏通钱法，以八年增重一钱二分五釐为定式，幕左汉文“一釐”二字，右宝泉铸一字曰“户”，宝源曰“工”，各省、镇并铸开局地名一字，如太原增“原”字、宣府增“宣”字之类，钱千准银一两，定为画一通行之制。禁私局，犯者以枉法赃论。时官钱壅滞，通以敛散法，酌定京、外局钱，配搭俸饷。钱粮旧制徵银七钱三，皆著为令。而直省局钱不精，私铸乘之，卒壅不行，悉罢铸，专任宝泉、宝源，精造一钱四分重钱，幕用满文，俾私铸艰於作伪。现行钱限三月销毁。更定私铸律，为首及匠人罪斩决，财产没官，为从及知情买使，总甲十家长知情不首，地方官知情，分别坐斩绞，告奸赏银五十两。

　　十七年，复直省铸，令准重钱式，幕兼用满、汉文。康熙元年，铸纪元钱，后凡嗣位改元，皆铸如例。高宗内禅，铸乾隆钱十二，嘉庆钱十八，非常例也。自改铸一钱四分钱，奸民辄私销，乃定律罪之比私铸。遂禁造铜器，为私销也。十八年，申严其禁，军器、乐器之属，许造用五斤以下者。时重钱销益少，直苦昂。二十三年，允钱法侍郎陈廷敬纠复一钱旧制。久之，钱贵如故，乃申定钱直禁，银一两易钱毋得不足一千，然钱直终不能平。季年银一两易钱八百八十至七百七十。乃发五城平粜钱易银以平其价。

　　自旧钱申禁，而闽地僻远，犹杂制钱行之。二十四年，巡抚金鋐以为言，学士徐乾学疏称：“自古皆古今钱相兼行使，听从民便。”因历数历代旧事，谓“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隋销古钱，明天启后尽括古钱充铸，钱之变也。且钱法敝，可资古钱以澄汰，故易代仍听流通。矧闽处岭外，宜听民行使”。上韪其言，尽宽旧钱废钱之禁。是年定旗籍私铸私销罪如律。四十一年，以循旧制改轻钱，私铸复起，廷臣请罢小制钱，仍铸一钱四分重钱，新旧钱暂兼行，新钱千准银一两，旧钱准七钱。诏从之。然私铸竟不能止。

　　四十五年，山东请铸大钱。会获得常山私铸，上以私铸不尽大钱，必多私销，宜先收后禁，乃令钱粮银一两折收二千文，钱尽，折收铜器。户部以新钱不敷，请展至五年后毁旧铸。越二年，襄阳私铸钱潜贮漕艘入京，大理卿塔进泰奉命会查，疏请严禁收毁，再犯私铸私贩罪如律，船户运弁罪同私铸，地方官知情，斩决，没其家；失察，夺职。法益加严。

　　官局用铜，自四十四年兼采滇产。雍正元年，巡抚杨名时请岁运滇铜入京。廷议即山铸钱为便，因开云南大理、霑益四局，铸运京钱，幕文曰“云泉”。上以钱为国宝，更名“宝云”，并令直省局钱，幕首“宝”字，次省名，纯满文。其后运京钱时铸时罢。

　　乾隆二年，以钱价久不平，饬大兴、宛平置钱行官牙以平钱价。上念私销害尤甚，益厉行铜器禁。官非三品以上不听用，旧有铜器限三年内输官，逾限以私藏禁物论，已禁仍造，罪比盗铸为从。遂通令禁造铜器。寻益严限制，惟一品始听用，馀悉禁之，藏匿私用，皆以违禁论。十二年，上以钱重则私销，轻则私铸，令复一钱二分旧制。十三年，定翦钱边律罪为绞监候。先是尚书海望以铜禁病民，疏陈四弊，高宗然之，遂罢禁铜收铜令。

　　复以京师钱价昂，银一两仅易八百文，诏发工部节慎库钱平价。御史陶正靖疏陈钱价不平，弊由经纪蠹害钱法，遽命革除之。浙江布政使张若震言钱贵弊在私毁。如使配合铜铅，参入点锡，铸成青钱，则销者无利。试之验，因采其议，铸与黄钱兼行。定私铸铅钱禁，为首及匠人绞监候，为从及知情买使，减一等。申严贩运及囤积制钱之禁，凡积钱至百千以上，以违例论。上谕廷臣曰：“今之言禁者，亦第补偏救弊，非能正本清源也。物之定直以银不以钱，而官民乃皆便钱不便银，趋利之徒，以使低昂为得计，何轻重之倒置也？嗣是宜重用银，凡直省官修工程，民间总置货物，皆以银。”

　　二十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上以民间杂用吴三桂“利用”、“洪化”、“昭武”诸伪钱，第听自检出，官为易之以充铸，旧钱仍听行使。二十四年，回部平，颁式於叶尔羌，铸“乾隆通宝”，枚重二钱，幕铸叶尔羌名，左满文，右回文，用红铜，并毁旧普尔钱充铸。越二年，阿克苏请铸，如叶尔羌例。复允西藏开铸银钱，重一钱与五分二种，文曰“乾隆宝藏”，幕用唐古忒字，边郭识年分。以上二类钱，第行之回、藏，内地不用。二十九年，令回部铸钱，永用乾隆年号。

　　时至中叶，钱直昂，直省皆增炉广铸，价暂趋於平。会铜运迟滞，市侩居奇增直，害钱法，通饬督抚毋得轻请停炉减卯。季年私铸益多，四川、云、贵为渊薮，流布及江、浙。云、贵官钱亦以不善罢铸。又自律严私铸，常宽之以收毁，莠民恃以行诈，私钱日出不穷。五十七年，湖广总督毕沅请收买毋立限。上谓湖北乃私铸总汇，不图禁绝而预思所以卸过，命严稽私贩，仍予宽限二年。五十九年，以官私钱错出，钱贱，乃暂罢直省铸，私钱通限一年收缴，而吏胥缘为奸。嘉庆元年，复直省铸。至十年，直省未尽复卯，钱复贵，通饬各督抚按卯鼓铸。然嗣是局私私铸相踵起，京局钱至轮郭肉好糢糊脆薄，“宝苏”铸中杂沙子，掷地即碎，而贵州、湖广私铸盛行，江苏官局私局秘匿。至道光间，闽、广杂行“光中”、“景中”、“景兴”、“嘉隆”诸夷钱，奸民利之，辄从仿造。贵阳大定官局亦别铸底大钱，钱法自是益坏。

　　时华洋互市，以货易银，番船冒禁，岁漏出以千万计，御史黄中模、章沅咸以为言。而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各种番银，亦潜输内地以规利，自闽、广通行至黄河以南。而洋商复挟至各省海口，阳置货而阴市银，至洋银日多，纹银日少而贵。上患之，命粤督申严禁约，然所禁不及洋银，仿铸之广板、福板、杭板、吴庄、行庄，耗华银如故。御史黄爵滋请并禁使出洋，更立专条，议从重科。十七年，诏沿江沿海督抚、海关监督，饬属严稽偷漏，定功过，行赏罚，而海内银卒耗竭，每两易钱常至二千。廷臣谋所以重钱以杀银之势，而议格不行。

　　先是道光中叶，银外泄而贵，朝野皆欲行大钱以救之。广西巡抚梁章钜疏言其利。文宗即位，四川学政何绍基力请行大钱以复古救时。上意初不谓然，卒与官票、宝钞行焉。钞尝行於顺治八年，岁造十二万八千有奇。十年而罢。嘉庆间，侍讲学士蔡之定请行钞。咸丰二年，福建巡抚王懿德亦以为请。廷议以窒碍难行，卻之。是时银亏钱匮重，而军需河饷糜帑二千数百万，筹国计者，率以行官票请。次年，命户部集议。惠亲等请饬部制造钱钞与银票相辅并行。票钞制以皮纸，额题“户部官票”，左满、右汉，皆双行，中标二两平足色银若干两，下曰“户部奏行官票”。凡原将官票兑换银钱者，与银一律，并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律治罪。边文龙。钞额题“大清宝钞”，汉字平列，中标准足制钱若干文，旁八字为“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曰“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边文如票。大钱当千至当十，凡五等，重自二两递减至四钱四分。当千、当五百，净铜铸造，色紫；当百、当五十、当十，铜铅配铸，色黄。百以上文曰“咸丰元宝”，以下曰“重宝”，幕满文局名。四年，以乏铜，兼铸当五铁钱及制钱。已而更铸铅制钱。乾隆间，京局用铜，滇、洋兼资，后专行滇运。时以道梗铜滞，故权宜出此。定议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钞二千抵银一两，票钞亦准是互相抵，民间完纳丁粮税课及一切官款，亦准五成，京、外应放库款如之。大钱上下通行如票钞，抵银如制钱之数，输官以三成，铁钱通用如大钱。阻挠罪以违制，伪造钞票斩监候，私铸加严。通饬京、外设置官钱局。寻以直省延不奉行，嗣后议於各府置钞局，发大钱於行店，俾钱钞通融互易以便民，丁粮搭收票钞，零星小户银钞尾零，搭交铜铁大钱，皆先从直隶、山东实行。官吏折勒骫法，商民交易不平价，从严处治。七年，令顺天直隶各属钱粮，自本年上忙始，以实银四成、宝钞三成、当十铜铁大钱三成搭交，一切用项，亦按成搭放。寻从户部议，自本年下忙始，直隶照银七票三徵收，大钱三成即纳在钞票三成内，交票交钱听便。

　　然钞法初行，始而军饷，继而河工，搭放皆称不便，民情疑阻。直省搭收五成，以款多抵拨既艰，搭放遂不复肯搭收。民间得钞，积为无用，京师持钞入市，非故增直，即匿货，持向官号商铺，所得皆四项大钱，不便用，故钞行而中外兵民病之。其后京师以官号七折钱发钞，直益低落，至减发亦穷应付，钞遂不能行矣。大钱当千、当五百，以折当过重最先废，当百、当五十继废，铁钱以私票梗之而亦废，乃专行当十钱。盗铸丛起，死罪日报而不为止。局钱亦渐恶，杂私铸中不复辨，奸商因之折减挑剔，任意低昂。商贩患得大钱，皆裹足，三成搭收，徒张文告，屡禁罔效。法弊而挠法者多，固未有济也。当十钱行独久，然一钱当制钱二，出国门即不通行。咸丰之季，铜苦乏，申禁铜、收铜令。同治初，铸钱所资，惟商铜、废铜，当十钱减从三钱二分。光绪九年，复减为二钱六分。

　　时孝钦显皇后锐意欲复制，下廷臣议，以滇铜运不如额，姑市洋铜，交机器局试铸。户部奏称机器局铸钱并京局开炉之不便，懿旨罪其委卸，卒命直隶总督李鸿章於天津行之，重准一钱，遂赏唐炯巡抚衔，专督云南铜政。十四年，广东试铸机器钱，以重库平七分识於幕。二十四年，命直省铸八分钱。而京师以制钱少，行当十钱如故。三十二年，铸铜币当十钱，民不乐用，於是创铸银、铜圆，设置银行，思划一币制，与东西洋各国相抗衡。

　　初，洋商麕集粤东，西班牙、英吉利银钱大输入，总督林则徐谋自铸图抵制，以不適用而罢。嗣是墨西哥、日本以国币相灌输。光绪十四年，张之洞督粤，始用机器如式试铸，李鸿章继任续成之，文曰“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广东省造”，幕绞龙。并铸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釐、七分二釐、三分六釐四种小银圆。中国自行银钱自此始。湖北、江西、直隶、浙江、安徽、奉天、吉林以次开铸。寻以广东、湖北、江西所铸最称便用，许以应解京饷拨充铸本。直省未开铸者，饬从附铸。京、外收放库款，准搭三成。因命刘坤一、张之洞、陶模筹议三局造铸事宜。已复由户部核定，七省所铸规模成色苦参差，不利通行。会造币总厂成，拟撤其三，而留江南、直隶、广东为分厂。初铸准重墨圆，议者颇非之。之洞始於湖北试行一两银币。户部亦以中国立算，夙准两钱分釐，因定主币为库平一两，而以五钱、一钱小银币暨铜圆、制钱辅助之，令总分厂如式造行。

　　铜元铸始闽、广，江苏继之。时京局停铸，命各运数十万入京，由户部发行备用。沿江、沿海省分，并饬筹款附铸。而直省陆续开铸，造币总厂反后成。总厂拟铸之币凡三品：曰金，曰银，曰铜。最先铸铜币。自当制钱二十降至当二，自重四钱降而四分，凡四种，文视直省小异大同。直省曰“光绪元宝”，总厂初同直省，嗣定曰“大清铜币”，皆识某所造，幕皆龙文，紫铜铸，直省间亦用黄铜。凡私造铜币、伪造纸币，罪视制钱加等。初铸铜元，为补制钱之不足，旋艳其馀利，新政饷需皆取给焉，竞铸争售，乃至不能敷铸本。两江总督周馥首疏其弊，户部为立法限制之。继与政务处上补救八事。旋以开铸者多至十七省，省至二三局，恐终难言画一，乃令山东归并直隶，湖北归并湖南，江南、安徽归并江宁，浙江归并福建，广西归并广东，合奉天、河南、四川、云贵为九厂，由部派员会办，遣大臣周历察核，与户部筹定会办事宜。顾铜元以积贱，当十钱仅能及半数，民私局私颇丛奸弊。应准银者，铜元折合，类致亏损，物价翔贵，民生日益凋敝。省与省复相轧，至不相流通。山东巡抚袁树勋继陈十害。时总厂初铸铜币，尚留宝泉铸六分制钱。广东请改铸一文钱，由总厂颁式通行。三十四年，命各铜元厂加铸一文新钱，如铜圆式，盖存一文旧制，藉为铜圆补救也。

　　自大理少卿盛宣怀奏设通商银行，议者以东西洋各国皆有国立银行，能持国内外财政，二十九年，允户部请，设置官银行，以部专其名，纠合官商资本四百万，通用国币、发行纸币、官款公债皆主之。寻为发行纸币，并开纸、印刷二厂。会户部改度支，更银行名曰“大清”，设正副监督各一，造币总厂亦如之。银行内并附设储蓄银行。画一币制，载入各国新定商约。部议宜先审定银币，试行效，则积金铸币三品之制，可使同条共贯。第计元计两，尚持两端。德宗下其事於督抚。適有以实行商约速定币制请者，下政务处核议，各督抚亦先后议上。主两者至十一省，主圆者仅八省。度支部前亦颁布用两，遂定一两为主币。复由部设币制调查局，而审慎於铸造推行、画一成色分量之间。至宣统二年，仍前定名曰“圆”，银币一圆为主币，五角、二角五、一角三种，镍币五分一种，铜币二分、一分、五釐、一釐四种，为辅币。银币重七钱二分，馀递降。并撤直隶银铜造币厂，而留汉口、广东、成都、云南四厂。前所铸大小银元，暂照市价行使，将来由总厂银行收换改铸。

　　三品之制，首金，次银。光绪中叶，英金磅岁腾长，每磅自华银四两一钱六分五釐增至八两有奇。御史王鹏运、通政司参议杨宜治尝建议积金仿铸。三十年，户部疏请备造币之用，纳官者皆准金。出使大臣汪大燮极言用金之利。孙宝琦则请对内用银，对外必预计用金。廷臣之论国币者，亦以不臻至用金，币制不为完善，皆请速定用本位金，卒未能实行云。

　　茶法我国产茶之地，惟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云、贵为最。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徵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於陕、甘易番马。他省则召商发引纳课，间有商人赴部领销者，亦有小贩领於本籍州县者。又有州县承引，无商可给，发种茶园户经纪者。户部宝泉局铸刷引由，备书例款，直省预期请领，年办年销。茶百斤为一引，不及百斤谓之畸零，另给护帖。行过残引皆缴部。凡伪造茶引，或作假茶兴贩，及私与外国人买卖者，皆按律科罪。

　　司茶之官，初沿明制。陕西设巡视茶马御史五：西宁司驻西宁，洮州司驻岷州，河州司驻河州，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寻改差部员，又令甘肃巡抚兼辖，后归陕甘总督管理。四川设盐茶道。江西设茶引批验大使，隶江宁府。

　　岁徵之课，江苏发引江宁批发所及荆溪县属张渚、湖汊两巡检司。安徽发引潜山、太湖、歙、休宁、黟、宣城、宁国、太平、贵池、青阳、铜陵、建德、芜湖、六安、霍山、广德、建平十七州县。江西发引徽商及各州县小贩。此三省税课，均於经过各关按则徵收。浙江由布政使委员给商，每引徵银一钱，北新关徵税银二分九釐二毫八丝，汇入关税报解。又每岁办上用及陵寝内廷黄茶共百一十馀篓，由办引委员於所收茶引买价内办解。湖北由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州县领引，发种茶园户经纪坐销。建始县给商行销。坐销者每引徵银一两，行销者徵税二钱五分，课一钱二分五釐，共额徵税课银二百三十两有奇。行茶到关，仍行报税。湖南发善化、湘阴、浏阳、湘潭、益阳、攸、安化、邵阳、新化、武冈、巴陵、平江、临湘、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十七州县行户，共徵税银二百四十两。陕、甘发西宁、甘州、庄浪三茶司，而西安、凤翔、汉中、同州、榆林、延安、宁夏七府及神木厅亦分销焉。每引纳官茶五十斤，馀五十斤由商运售作本。每百斤为十篦，每篦二封，共徵本色茶十三万六千四百八十篦。改折之年，每封徵折银三钱。其原不交茶者，则徵价银共五千七百三十两有奇。亦有不设引，止於本地行销者，由各园户纳课，共徵银五百三十两有奇。四川有腹引、边引、土引之分。腹引行内地，边引行边地，土引行土司。而边引又分三道，其行销打箭炉者，曰南路边引；行销松潘厅者，曰西路边引；行销邛州者，曰邛州边引。皆纳课税，共课银万四千三百四十两，税银四万九千一百七十两，各有奇。云南徵税银九百六十两。贵州课税银六十馀两。凡请引於部，例收纸价，每道以三釐三毫为率。盛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福建、广东、广西均不颁引，故无课。惟茶商到境，由经过关口输税，或略收落地税，附关税造销，或汇入杂税报部。此嘉庆前行茶事例也。

　　厥后泰西诸国通商，茶务因之一变。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汉水以运於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其输至俄罗斯者，皆砖茶也。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於欧、美各国。浙江绍兴茶输至美利坚，宁波茶输至日本。福州红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此三市场外，又有广州、天津、芝罘三所，洋商亦麕集焉。盖茶之性喜燠恶寒，喜湿恶燥，又必避慓烈之风，最適於中国。泰西商务虽盛，然非其土所宜，不能不仰给於我国，用此骎骎遍及全球矣。

　　其业此者，有总商，有散商。领引后，行销各有定域。亦有兼行票法者，如四川自乾隆五十二年开办堰工茶票后，名目甚繁，然第行於产多或销畅之区，非遍及各州县也。惟甘商旧分东、西二櫃，东櫃多籍隶山西、陕西，西櫃则回民充之。自咸丰中回匪滋事，继以盗贼充斥，两櫃均无人承课。总督左宗棠勘定全省，乃奏定章程，以票代引。遴选新商采运湖茶，是曰南櫃。时领票止八百馀张。嗣定为三年一案，领票准加不准减。计自光绪十三年至二十七年，逐案加增。三十年，又於湖票外更行销伊、塔之晋票。迄於宣统二年，茶务日盛。

　　茶之与盐，办法略相似。惟盐为岁入大宗，故掌国计者第附於盐而总核之。其始但有课税，除江、浙额引由各关徵收无定额外，他省每岁多者千馀两，少祗数百两或数十两。即陕、甘、四川号为边引，亦不满十万金。咸丰以来，各省次第行釐，光绪十二年，福建册报至十九万馀两，他省款亦渐多，未几收数复绌。宣统三年豫算表所载，茶税特百三十馀万而已。

　　顺治初元，定茶马事例。上马给茶篦十二，中马给九，下马给七。二年，差御史辖五茶马司。时商人多越境私贩，番族利其值贱，趋之若鹜。兼番僧驰驿往来，夹带私茶出关，吏不能诘。户部奏言：“陕西以茶易马，明有照给金牌勘合之例。今可勿用，但定价值。至番僧所至，如官吏纵容收买私茶，听巡按御史参究。”茶马御史廖攀龙又言：“茶马旧额万一千八十八匹，崇祯三年增解二千匹，请永行蠲免。”并从之。四年，命巡视茶马满、汉御史各一，直隶河宝营地当张家口之西，明时鄂尔多斯部落曾於此交易茶马，旋封闭。至是，户部差理事官履勘，以状闻。谕仍准互市。七年，以甘肃旧例，大引篦茶，官商均分，小引纳税三分入官，七分给商。谕嗣后各引均由部发，照大引例，以为中马之用。又旧例大引附六十篦，小引附六十七斤。定为每茶千斤，概准附百四十斤，听商自卖。

　　十三年，以甘肃所中之马既足，命陈茶变价充饷。十四年，复以广宁、开成、黑水、安定、清安、万安、武安七监马蕃，命私马私茶没入变价。原留中马支用者，悉改折充饷。十八年，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请，於云南北胜州以马易茶。康熙四年，遂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於北胜州。七年，裁茶马御史，归甘肃巡抚管理。十九年，以军需急，加福建茶课银三百五十九两，至二十六年豁免，并除湖广新增茶税银。时四川产茶多，其用渐广，户部议增引，迄康熙末，天全土司、雅州、邛、荣经、名山、新繁、大邑、灌县并有所增。

　　二十四年，刑科给事中裘元佩言洮、岷诸处额茶三十馀万篦，可中马万匹。陈茶每年带销，又可中数万匹。请遣员专管。三十六年，遂差部员督理茶马事务。四十年，以陕西私茶充斥，令严查往来民人，凡携带私茶十斤以下勿问，其驮载十斤以上无官引者论罪。四十四年，以奸商恃有前例，皆分带零运，私贩转多，饬照旧缉捕，停差部员，仍归甘肃巡抚兼理。自康熙三十二年，因西宁五司所存茶篦年久浥烂，经部议准变卖。后又以兰州无马可中，将甘州旧积之茶，在五镇俸饷内，银七茶三，按成搭放。寻又定西宁等处停止易马，每新茶一篦折银四钱，陈茶折六钱，充饷。至六十一年，复增西宁、庄浪、岷州、河州茶引，各处所存旧茶，悉令变卖。

　　雍正三年，遂议自康熙六十一年始，五年内全徵本色，五年后即将旧茶变卖。嗣是出陈易新，总以五年为率。四年，定陕西行茶，改令产茶地方官给发船票，照商人引目茶数开明，如於部引外搭行印票，及附茶不遵定额者，照私盐律论，查验失察故纵，均加处分。八年，命陕西商运官茶，於旧例每百斤准附带十四斤外，再加耗茶十四斤。又谕：“四川茶税皆论园论树，夫树有大小，园有宽狭，岂能一致？若据以为额，未得其平。应照斤两收纳，著该抚详议。”寻议：“旧例每斤徵课二釐五毫，今但徵四丝九忽有奇，前后悬绝，应酌减其半，无论边、土、腹引，俱纳银一釐二毫五丝。”时川茶行销，引尚不敷，於是复增，各府、州、县再行给发。九年，命西宁五司复行中马法。十年，又命中马应见发茶。时安徽亦增引，照四川例，以馀引暂存司库，遇不敷时，配给行运。十三年，复停甘肃中马。始定云南茶法，以七斤为一筒，三十二筒为一引，照例收税。

　　乾隆元年，令甘肃官茶改徵折色，每篦输银五钱。时西宁五司陈茶充牣，令每封减价二钱，刻期变卖。二年，以江西南昌等三十二州县地不产茶，四川成都、彭、灌等县滞销，其引或停或减，并豁除课银。七年，免甘肃地震处之课，乃命西宁五司徵本色。八年，免四川天全所欠乾隆七年前之羡馀截角，成都、彭、灌等县之未完银两。十一年，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言：“西宁、河州、庄浪三司，番、民错处，惟茶是赖。迩年以粮易茶，计用茶六万五千五百馀封，易杂粮三万八千一百馀石，请著为例。”报可。十三年，定甘肃应徵茶封，每年收二成本色、八成折色，并申明水陆各路运商验引截角法，推行安徽、浙江、四川、云南、贵州。二十四年，从甘肃巡抚吴达善言，命西宁五司茶封，照康熙三十七年例，搭放各营俸饷。二十五年，吴达善又言：“甘省茶课向为中马设。今其制已停，在甘、庄二司地处冲衢，西河二司附近青海，犹有销路，惟洮司偏僻，商销茶斤，历年俱改别司售卖，而交官茶封，仍归洮库，往往积至数十万封，始请疏销。应将洮司额颁茶引，改归甘、庄二司给商徵课，俟洮司库贮搭饷完日，即行裁汰。”

　　二十七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复条上疏销事宜四：“一，官茶应改徵折价也。查甘肃库贮官茶，向例如存积过多，改徵折色。今五司库内，自乾隆七年至二十四年，已存百五十馀万封。经前抚臣吴达善奏准每封作价三钱，搭放兵饷，已搭放四十馀万封。在市肆官茶日多，非十年之久，不能全数疏销。且每年商人又增配二十四万封，商茶既多，官茶益滞。莫若将商交二成官茶五万四千馀封，照例每封徵折价三钱，俟陈茶销售将完，再徵本色。一，商茶应准减配也。查甘肃茶法，商人每引交茶五十斤，无论本折，即系额课。外有充公银三万九千馀两，亦系按年交纳，无殊正供。至商人自卖茶封，每引止应配正茶五十斤，连附茶共配售三十馀万封，商人即以配售之茶纳课。经吴达善奏准增配以纾商力，并无课项。第茶封既增，又有搭放兵饷之官茶，势致愈积愈多，难免停本亏折。今商人原每引止五封，内应减无课茶十五万八千三百十六封，共止配茶四十万九千四百四十封，二成本色茶封既议改徵折价，无庸配运。一，陈积茶封应召商减售也。查各司俱有陈茶，而洮司为多。现每封四钱发售，商民裹足。请仍照原议，每封定价三钱，召商变卖。一，内地、新疆应一体搭放也。查乾隆二十四年吴达善奏准满、汉各营以茶封搭饷。至新疆茶斤，向资内地。今官茶以沿途站车輓运，无庸脚费，其自肃州运至各处，将脚价摊入茶本之内，较之买自商贾，尚多减省。”疏入，议行。

　　二十九年，裁甘肃巡抚，茶务归陕甘总督兼理。三十四年，以甘省库贮官茶渐少，复徵本色一成。三十六年，又以伊犁等处安插投诚土尔扈特等众，赏给茶封，仍议照旧徵收二成。三十八年，四川总督刘秉恬奏准三杂谷等处土司买茶，以千斤为率，使仅敷自食，不能私行转售。四川设边引，商人纳税领运於松潘等处销售，无论土司蛮商，俱准赴边起票贩运。嘉庆七年，以陕西神木官销茶引久经拨归甘省商销，令豁除旧存羡馀名目。四川教匪滋扰，蠲除大宁、广元、太平、通江、南江五州县茶税。十年，复免大宁、太平、通江、巫山四县厅税课。十七年，以甘肃库茶充羡，定商纳官茶，全徵折色。二十二年，谕：“闽、皖、浙商人贩运武夷、松罗茶赴粤销售，向由内河行走，近多由海道贩运，夹带违禁货物私卖。饬令茶商仍由内河行走，永禁出洋贩运，违者治罪、茶入官。”

　　道光三年，谕：“那彦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经户部议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砖茶不得侵越新疆各城售卖。兹将军果勒丰阿等奏，此项砖茶，由归化城、张家口请领部票纳税而来，已六十馀年，未便遽行禁止。惟新疆既为官茶引地，商茶究有碍官引，令嗣后商民每年驮载砖茶一千馀箱，前赴古城，仍照例给票，无许往他处售卖。”六年，谕：“前因新疆各城运茶，前将军等请给引招商纳课。兹据庆祥等奏称，各城无殷实之户，若遽令承充官商，必致运课两误。著北路商民专运售杂茶，并在古城设局抽税，即以所收银抵兰州茶商课。俟试行三年，再行定额。至附茶仍由甘商运销。”八年，钦差大臣那彦成言：“甘肃官茶，年例应出关二十馀万封。近来行销至四五十万封，皆以无引私茶影射，价复递加，每附茶一封，售银七八两至十馀两不等。请嗣后每封定价，阿克苏不得过四两，喀什噶尔不得过五两，并於嘉峪关外及阿克苏等处设局稽查。”诏如所请。九年，命甘肃茶务责成镇迪道总司稽查，奇台县就近经管。

　　咸丰三年，闽浙总督王懿德奏请闽省商茶设关徵税。五年，福建巡抚吕佺孙复言：“闽茶向不颁给执照，徵收课税。自道光二十九年，直隶督臣讷尔经额以闽商贩运，官私莫辨，议由产茶之崇安县给照，经过关隘，验税放行。嗣因产茶不止一处，商人散赴各县购买，绕道出贩，复经抚臣王懿德奏请，自咸丰三年为始，凡出茶之沙、邵武、建安、瓯宁、建阳、浦城、崇安等县，一概就地徵收茶税，由各县给照贩运，先后下部议准。前岁因粤匪窜扰，江、楚茶贩不前，暂弛海禁，各路茶贩，遂运茶至省，不从各关经过，不特本省减税，即浙、粤、江西亦形短绌。臣履任后，遍询茶商获利，较前不啻倍蓰。商利益厚，正赋转亏。现粤匪未平，军需孔急，众商身拥厚赀，什一取盈，初无所损。且徵诸贩客，不致扰累贫民，完自华商，无虑纠缠洋税，以天地自然之利，为国家维正之供，迥非加增田赋者比。但闽茶不止数县，必在附省扼要处所设关增卡，给印照以凭查核。连界各省，亦应一体设立，俾免趋避。请自咸丰五年始，凡贩运茶斤，概行徵税，所收专款，留支本省兵饷。惟创行伊始，多寡未能预定，俟行一二年后，再行比较定额。”自此闽税始密。然至十年，犹未报部，经部饬催，乃按期奏报。六年，允伊犁将军紥拉芬泰请，伊犁产茶，设局徵税，充伊犁兵饷之用。十一年，广东巡抚觉罗耆龄奏请抽收落地茶税。

　　同治元年，饬下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各督抚，详查本省产茶及设茶庄处所，妥议章程具奏。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疏，略言：“江西自咸丰九年，定章分别茶釐、茶捐。每百斤除境内抽釐银二钱，出境又抽一钱五分有零外，向於产茶及设立茶庄处所劝办茶捐，每百斤捐银一两四钱或一两二钱不等，填给收单，准照筹饷事例汇齐请奖。臣仍照旧章办理。本年据九江关署监督蔡锦青详，请遵照户部奏准，饬将盐、茶、竹、木四项统徵关税，已於三月起徵。江西茶叶运至九江，有华商、洋商之分。洋商既完子口半税，固不抽釐，华商既纳浔关正税，亦未便再令完釐。臣即照部章，於义宁州开办落地税。惟原奏内大箱净茶科则稍重，分别核减。参酌茶捐向章，每百斤，义宁州等处徵一两四钱，河口镇徵一两二钱五分，概充臣营军饷，由臣刊发税单护票，委员经收。或业户自行完纳，或茶庄代为完税领单，至发贩时，统由茶庄缴销税单。华商换给护票，洋商即凭运照，贩至各处销售。除华商完纳九江关税、洋商完纳子口半税外，经过江西、安徽各釐卡，验明放行。如此办理，与户部原奏、总理衙门条约，一一符合。税单虽系茶庄经手，税银实为业户所出。洋商不得藉口於子口半税，而禁中国之业户不完中国之地税。华商既免逢卡抽釐，亦不至纷纷私买运照，冒充洋商。”得旨允行。

　　五年，户部奏准甘省引滞课悬，暂於陕西省城设官茶总店，潼关、商州、汉中设分店。商贩无引之茶，到陕呈报。上色茶百斤收课银一两，中色六钱，下色四钱。所收解甘弥补欠课。七年，议准归化城商人贩茶至恰克图，假道俄边，前赴西洋各国通商，请领部照，比照张家口减半，令交银二十五两，每票不得过万二千斤。十一年，议准甘省积欠旧课，仍追旧商。召募之新商试新课。其杂课、养廉、充公、官礼四项缓徵。十三年，议准甘省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不分各省商贩，均令先纳正课，始准给票。其杂课归并釐税项下徵收。各项名色概予删除。行销内地者，照纳正课三两外，於行销地各完釐税，每引以一两数钱为度，多不过二两。出口之茶，则另於边境局卡加完釐一次，以示区别。

　　光绪十年，户部统筹财政，於茶法略言：“据总理衙门单开，光绪八、九等年出口茶数多至万九千馀万斤。查道光年间英国所收茶税，约每百斤收银五十两，而我之出口税仅纳二两五钱，不及十一。拟照甘肃茶封之例，每五十斤就园户徵银三钱。增课既多，洋人无所藉口。或照宁夏、延、榆、绥等处茶引每道徵银三两九钱之例，於产茶处所设局验茶，发给部颁茶照，每照百斤，徵银三两九钱，经过内地关卡，另纳釐税，验照盖戳放行，不准重複影射。所有茶照，按年豫行赴督请领，原照一年后作废。或於产茶处所验茶发给部照，既完课三两，再倍收银三两九钱，前后共徵七两八钱，一切杂费均予豁除。惟於各海关及边卡，凡应纳洋税，仍照向章完纳。若在内地行销贩运，无论经过何省何处釐卡关榷，均免再徵。则改釐为课，改散为总，既便稽查，复免侵渔。惟园户及贩商若何防其走漏，应令各省参酌定章，覆奏办理。”

　　十二年，以山西商人在理藩院领票，诡称运销蒙古地方，实私贩湖茶，侵销新疆南北两路。一票数年，循环转运，往往逃釐漏税。经部奏准，嗣后领票，註明“不准贩运私茶”字样。如欲办官茶，即赴甘肃领票缴课完釐。倘复运销私茶，查出没官。

　　是时泰西诸国嗜茶者众，日本、印度、意大利艳其利厚，虽天时地质逊於我国，然精心讲求种植之法，所产遂多。盖印度种茶，在道光十四年，至光绪三年乃大盛。锡兰、意大利其继起者也。法兰西既得越南，亦令种茶，有东山、建吉、富华诸园。美利坚於咸丰八年购吾国茶秧万株，发给农民，其后愈购愈多，岁发茶秧至十二万株，足供其国之用。故我国光绪十年以前输出之数甚钜，未几渐为所夺。印度茶往英国者，岁约七十三万二千石，价约二千四万两。吾国茶往者八十九万八千石，价约千八百六十八万两。印度茶少於华，而价反多。迨二十二年我国运往，乃止二十一万九千四百馀石而已。日本之茶，多售於美国，亦有运至我国者。光绪十三年，我茶往日本者万二千馀石，而彼茶进口万六千馀石。其专尚华茶取用宏多者惟俄。盖自哈萨克、浩罕诸部新属於彼，地加广，人加众，需物加多，而茶尤为所赖。光绪七年定约，允以嘉峪关为通商口岸，而往来益盛。十年后我国运往之茶，居全数三之一。十三年，并杂货计，出口价九百二万两有奇，而进口价仅十一万八千馀两，凡输自我者八百九十万两。然十二年茶少价多，十三年茶多价少，华商已有受困之势，厥后亦兼购於他国，用此华茶之利骤减。盖我国自昔视茶为农家馀事，惟以隙地营之，又采摘不时，焙制无术，其为他人所倾，势所必至。

　　三十三年，茶叶公会以状陈於度支部，税务司亦以茶税减少为言，於是命筹整理之策。宣统初，农工商部遂有酌免税釐之议。汉口、福州皆自外国购入制茶机器，且由印度聘熟练教师。江西巡抚又筹款贷与茶户。自是销入欧洲及北阿非利加洲者乃稍畅旺。

　　夫吾国茶质本胜诸国，往往涩味中含有香气，能使舌本回甘，泰西人名曰“胆念”，他国所产鲜能及此。故日本虽有茶，必购於我，荷兰使臣克罗伯亦言爪哇、印度、锡兰茶皆不如华茶远甚。然则奖励保护，无使天然物产为彼族人力所夺，是不能不有望於今之言商务者。

　　矿政清初鉴於明代竞言矿利，中使四出，暴敛病民，於是听民采取，输税於官，皆有常率。若有碍禁山风水，民田庐墓，及聚众扰民，或岁歉穀踊，辄用封禁。

　　世祖初开山东临朐、招远银矿，顺治八年罢之。十四年，开古北、喜峰等口铁矿。康熙间，遣官监采山西应州、陕西临潼、山东莱阳银矿。二十二年，悉行停止。并谕开矿无益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均不准行。世宗即位，群臣多言矿利。粤督孔毓珣、粤抚杨文乾、湘抚布兰泰、广西提督田畯、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四川提督黄廷桂相继疏请开矿，均不准行，或严旨切责。十三年，粤督鄂弥达请开惠、潮、韶、肇等府矿，下九卿议行。上以妨本务停止。盖粤东山多田少，而矿产最繁，土民习於攻采。矿峒所在，千百为群，往往聚众私掘，啸聚剽掠。故其时矿东开矿，较他省尤为厉禁。

　　乾隆二年，谕凡产铜山场，实有裨鼓铸，准报开采。其金银矿悉行封闭。先是，五年允鲁抚朱定元请，开章丘、淄川、泰安、新泰、莱芜、肥城、宁阳、滕、峄、泗水、兰山、剡城、费、莒、蒙阴、益都、临朐、博山、莱阳、海阳各州县煤矿，而藁城知县高崶请自备赀开峄、滕、费、淄、沂、平阴、泰安银铜铅矿则禁之。然贵州思安之天庆寺、镇远之中峰岭，陕西之哈布塔海哈拉山，甘肃之紥马图、敦煌、沙洲南北山，伊犁之皮里沁山、古内、双树子，乌鲁木齐之迪化、奎腾河、呼图壁、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条金沟各金矿，贵州法都、平远、达摩山，云南三嘉、丽江之回龙、昭通之乐马各银矿，相继开采。嘉庆四年，给事中明绳奏言民人潘世恩、苏廷禄请开直隶邢台银矿。上谓：“国家经费自有正供，潘世恩、苏廷禄觊觎矿利，敢藉纳课为词，实属不安本分。”命押递回籍，明绳下部议。六年，保宁以请开塔尔巴哈台金矿，明安以请开平泉州铜矿，均奉旨申饬。

　　道光初年，封禁甘肃金厂、直隶银厂。盖其时岁入有常，不轻言利。惟云南之南安、石羊、临安、个旧银厂，岁课银五万八千馀两；其馀金矿岁至数十两，银矿岁至数千两而止。又旋开旋停，兴废不常，赋入亦鲜。铜铅利关鼓铸，开采者多邀允准，间有蠲除课税者。广东自康熙五十四年封禁矿山，至乾隆初年，英德、阳春、归善、永安、曲江、大埔、博罗等县，广州、肇庆两府，铜铅矿均行开采。百馀年来，云、贵、两湖、两粤、四川、陕西、江西、直隶报开铜铅矿以百数十计，而云南铜矿尤甲各行省。盖鼓铸铅铜并重，而铜尤重。秦、鄂、蜀、桂、黔、赣皆产铜，而滇最饶。

　　滇铜自康熙四十四年官为经理，嗣由官给工本。雍正初，岁出铜八九十万，不数年，且二三百万，岁供本路鼓铸。及运湖广、江西，仅百万有奇。乾隆初，岁发铜本银百万两，四五年间，岁出六七百万或八九百万，最多乃至千二三百万。户、工两局，暨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岁需九百馀万，悉取给焉。矿厂以汤丹、碌碌、大水、茂麓、狮子山、大功为最，宁台、金钗、义都、发古山、九度、万象次之。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馀。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正厂峒老砂竭，辄开子厂以补其额。故滇省铜政，累叶程功，非他项矿产可比。

　　道光二十四年，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省，除现在开采外，如尚有他矿原开采者，准照现开各厂一律办理。二十八年，复诏“四川、云、贵、两广、江西各督抚，於所属境内确切查勘，广为晓谕。其馀各省督抚，亦著留心访查，酌量开采，不准讬词观望。至官办、民办、商办，应如何统辖弹压稽查之处，朝廷不为遥制”。一时矿禁大弛。咸丰二年，以宽筹军饷，招商开采热河、新疆及各省金银诸矿。三年，诏曰：“开采矿产，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地，较之一切权宜弊政，无伤体制，有裨民生。当此军饷浩繁，左藏支绌，各督抚务当权衡缓急，於矿苗丰旺之区，奏明试办。”时军兴饷乏，当时开采者，仅新疆噶尔，蒙古达拉图、噶顺、红花沟之金矿，直隶珠窝山、遍山线、室沟、土槽子、锡蜡片、牛圈子沟，蒙古哈勒津、罗圈沟、库察山、长杭沟之银矿，新疆迪化、罗布淖尔、三个山之铜锡矿数处。同治七年，吉林请开火石岭子等处煤矿，以伏莽未靖，格部议不果行。十三年，以滇矿经兵燹久废，谕饬开办，从滇督岑毓英请也。

　　是年海防议起，直隶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请开采煤铁以济军需，上允其请，命於直隶磁州、福建台湾试办。光绪八年，两江总督左宗棠亦言北洋筹办防务，制造船炮，及各省机器轮船所需煤铁，最为大宗，请开办江苏利国驿煤铁。报闻。嗣是以次修筑铁路，煤铁益为当务之急。於是煤矿则吉林大石头顶子、乱泥沟、半拉窝、鸡沟、二道河、陶家屯、石牌岭，黑龙江太平山、察汉敖拉卡伦，直隶开平、唐山，内丘县之上坪、永固、磁窑沟、南阳寨，临城县之冈头、石固、胶泥沟、杨家沟、新庄、竹壁、牟村、焦村，宣化府之鸡鸣、玉带、八宝寺山，阜平县炭灰铺村，曲阳县白石沟、野北村，张家口厅海拉坎山、马连圪达，宛平县青龙涧、碑碣子，承德府榆树沟，奉天海龙府远来、义和、进宝、玉盛、永顺、永益、万利、人和、同德、顺发，锦州府大窑沟，锦西厅砀石沟，本溪县王干沟，兴京厅蜜蜂沟，辽阳州窑子峪，江西萍乡、永新、馀干，山东峄县，安徽贵池、广德、繁昌、东流、泾县，湖北荆门，河南禹州，山西平定、凤台，浙江桐庐、馀杭，江苏上元、句容，湖南湘乡、祁阳，广西富川、贺县、奉议、恩阳、南宁、那坡，陕西白水、澄城、同官、宜君、邠州、陇州、淳化。铁矿则直隶迁安县、滦州，湖北大冶，广西永宁州，江西永新县，云南开、广两府，贵州青谿，皆先后开采，而秦、晋商民零星开采，尤难悉数。

　　二十二年，诏开办各省金银矿厂。自光绪初年，开直隶窑沟银矿，甘肃西宁、甘、凉，黑龙江漠河观音山、奇乾河各金矿外无闻焉。自明令颁行而后，金矿则直隶之平泉州属转山子，建昌县属金厂沟，抚宁县属双山子，泺平县属宽沟，丰宁县大营子、西碾子沟，翁牛特旗之红花沟、水泉沟、拐棒沟，而迁安县所产尤旺。奉天之凤凰、安东、辽阳、通化、宽甸、怀仁、铁岭、开原、通化、海城、锦县，蒙古之贺连沟、大小槽、碾沟、除虎沟、朱家沟、板桥子、珠尔琥珠、克勒司、布恭、特勒基、哈拉格囊图、奎腾河、图什业图汗，四川之冕沟，湖南之平江，浙江之诸暨，黑龙江之黑河，新疆之和阗、焉耆。银矿则四川之天全、卢山、大穴山头，皆报明开采。

　　而铜、锡、铅、锑、石油、硫磺、雄黄等矿，亦接踵而起。铜则云南迤东汤丹、茂麓正厂六，子厂十一。迤西回龙、得宝正厂八，子厂九。楚雄永北及云武所属万宝、双龙，又永安顺宁、临安、开化、曲靖各厂，均招商承采。而江西赣州，陕西镇安，湖南绥宁，新疆拜城、库车亦有铜厂。锡则广东儋州，广西南丹土州、富川、贺县。铅则湖南常宁、湘乡、临武，四川会理，浙江镇海、奉化、象山、宁海、太平。锑则湖南益阳、邵阳、新化、沅陵、慈利、湘乡、祁阳、新安、溆浦，贵州铜仁，四川秀山，广东曲江、防城、乳源，广西南太、泗镇、陵阳都。石油则陕西延长，甘肃玉门，新疆库尔喀喇乌苏。硫磺则山西阳曲，奉天辽阳、锦州。雄黄则湖南慈利。或官办，或商办，或官商合办。或用土法，或用西法。

　　九年，诏各省煤矿招商集股举办。自是云南、四川均设招商及矿务局，贵州设矿务公商局，山西设矿务公司。粤东琼州之铜矿，浙江宁波之铅矿，皆率招商集股开办。开办历数十年，惟开平、萍乡之煤，大冶之铁，规模宏远。次则平江之金，益阳之锑，常宁之铅，犹为民利。漠河金矿所产虽富，岁解部银仅二十万两。滇铜自十三年命唐蜅督办，岁运京铜不过百馀万，各省鼓铸，犹以重直购洋铜。铁产为汉阳厂炼钢造轨，略供轮路之需。粤、桂、晋出铁虽饶，以提炼不精，国内制造，仍多购自英厂。

　　二十四年，诏设矿务铁路总局於京师，以王文韶、张荫桓主之。奏定章程二十二，准华商办矿，假贷洋款，及华洋合股，设立公司。自是江西萍乡煤矿则借德款，湖北大冶铁矿则借日本款，浙江宝昌公司则借义款，直隶临城煤矿则借比款。当其议定合同，於抵押息金外，辄须延聘矿师，甚者涉及用人管理。至直隶井陉、安徽宣城煤矿，山西盂平、泽、潞、平阳，四川江北煤铁矿，新疆塔城，直隶霍家地、厂子沟金矿，广西上思，贵州正安铅铁，福建邵武、建宁、汀州，直隶八道河，奉天尾明山，及吉林新旧矿，均华洋合办，一经订约，时生轇轕。若福公司之於晋矿，其尤甚者也。二十四年，河南豫丰公司以其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各矿之权，山西商务局以其专办盂平、泽、潞、平阳煤铁各矿之权，同时让与办理。一公司垄断两省矿务，更议修铁道自晋讫汴，因矿及路，利权损失，争持三年，始允合办。汴既侵攘华官主权，晋复干涉人民开采。全晋绅民，坚持废约。迟之又久，始以银二百七十馀万赎回。他如陕西延长，四川富顺、巴、万石油矿，湖南常宁龙王山，湖北兴国龙角山矿，均因商民私相授受，酿成交涉。

　　自议订胶济、东清路约，附路十三里内华人无开矿权。而开平煤矿，漠河观音山金矿，复因内乱为外人所侵占。开平煤矿，自光绪元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集官商之力，经营二十年，效力大著。二十六年，拳匪乱后，洋员德璀琳因督办张翼委其保护，与矿师胡华私立卖约，而张翼亦即签押移交，转以加招洋股中外合办奏闻。由是而唐山西山、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林西各矿，秦皇岛口岸地亩附属之承平、建平、永平金银矿，悉操於英公司。严诏责令收回，赴英控诉，卒未就绪。三十四年，筹办滦州煤矿，英公司阻挠之。乃劫为营业联合之法，合设开滦总局。观音山金矿，亦因拳乱为俄人占据。三十二年，始以俄银万二千卢布赎回。

　　二十八年，外务部改定矿章，凡华洋商人得一体承办矿务，惟必禀部批准，乃为允行之据。是年皖抚聂缉椝许英人凯约翰承办歙、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矿产，嗣以专办铜陵之铜官山，订约定期百年，占地三十八万四千馀亩。皖中绅民合力争之，始以银四十万两赎回自办。法人弥乐石亦於是年以勘办全滇矿务请於滇督及外务部，皆拒之，仍获澂江、临安、开化、云南、楚雄、元江、永北等府、厅、州矿权以去。继是英商立乐德以合办东、昭两府金银矿不获，遂援弥乐石例，索广南、曲靖、丽江、大理、顺宁、普洱、永昌七府矿，亦坚拒未允。一时举国上下，咸以保全矿产为言。由是蜀设保富公司，华洋承办川省矿务，购地转租事宜属之。闽设商政局，旋奏设矿务总公司，凡请办各矿场，查核准驳之权属之。山西保晋公司，安徽矿务总局，类能集合殷富，鸠赀开办。湘、鄂则於所属矿地勘明圈购，以杜私售。

　　二十五年，江南筹办农工矿路各学堂，两湖复筹设高等矿业学堂。三十一年，商部以洋商私占矿地矿山，疏请申明约章，以维权限。寻奏设各省矿政调查局，以勘明全国矿产、严禁私卖为先务。鄂督张之洞条上矿务正章七十四，附章七十三。盖自二十四年以来，矿章屡易，每因矿务龃龉，洋商辄引为口实。二十九年，商约大臣吕海寰与各国议订商约，许以开采矿产之利，但必须遵守中国矿章。而中国矿章，则比较各国通行者为之准则，特诏张之洞拟定。乃取英、美、德、法、比利时、西班牙矿章参互考证，区别地面地腹，釐定矿界矿税，分晰地股银股，暨华洋商，限制至周；尤注重於中国主权，华民生计，地方治理。阅数年乃成，下部议行，中国矿章始具云。

卷一百二十五 

　　交通二

　　△轮船

　　自西人轮船之制兴，有兵轮，有商轮。其始仅往来东西洋各国口岸而已。中国自开埠通商而后，与英吉利订江宁条约，而外轮得行驶海上矣。续与订天津条约，而外轮得行驶长江矣。商旅乐其利便，趋之若鹜。於时内江外海之利尽为所占。

　　同治十一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设轮船招商局，论者谓妨河船生计。鸿章谓当咸丰间河船三千馀艘，今仅存四百艘。及今不图，将利权尽失。请破群议力行之。十三年，鸿章又疏言：“同治间曾国藩、丁日昌在江苏督、抚任，迭据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创议华商造船章程，分运漕米，兼揽客货。曾经寄请总理衙门核准，饬由江海关道晓谕各口商人试办。日久因循，未有成局。同治七年，仅借用夹板船运米一次，旋又中止。本年夏间，臣於验收海运之暇，遵照总理衙门函示，商令浙局总办海运委员知府朱其昂酌拟轮船章程。嗣以现在官造轮船内并无商船可领，各省在沪殷商，或自置轮船行驶各埠，或挟资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俟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补，推广通行。又海运米石，本届江浙沙宁船不敷，应请以商船分运，以补沙宁之不足。将来米数愈增，可无缺船之患。请照户部核准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章，准商等借领二十万缗，以作设局商本，仍预缴息钱助赈。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当令朱其昂回沪设局招商。商人争先入股，现已购集坚捷轮船三艘。经臣咨商浙江督抚臣饬拨明年漕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津，其水脚耗米等项，悉照沙宁船定章。至揽载货物，报关纳税，仍照新关章程，以免藉口。若从此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於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疏入，报可。

　　先是闽厂专为制造兵轮而设。学士宋晋言糜款过钜，议请罢之。事下，鸿章力持不可。略言：“欧洲诸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海外之险，有兵船巡防，而我与彼可共分之。长江及各海口之利，有轮船转运，而我与彼亦共分之。或不至让洋人独擅其利与险，而浸至反客为主也。”又言：“沿江沿海各省，不准另行购雇西洋轮船。若有所需，令其自向闽、沪两厂商拨订制。至载货轮船，与兵船规制迥异。闽厂现造之船，商船皆不合用。曾国藩前饬沪厂造兵船外，另造商船四五艘。闽厂似亦可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雇领。现与曾国藩筹议，中国殷商每不原与官交涉，且各口岸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赀以倾夺，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本钜用繁，初办恐亦无利可图。若行之既久，添造与租领稍多，乃有利益。闻华商原领者，必准其兼运漕粮，方有专门生意，不至为洋商排挤。将来各厂商船造有成数，再请敕下总理衙门，商饬各省筹办。”疏上，下所司议行。

　　是年冬，招商局成立，以知府朱其昂主其事，道员盛宣怀佐之。其昂以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招徕商股，入赀者极为踊跃，宣怀亦援粤人唐廷枢、徐润董局事。购船、设械、立埠，次第经营，悉属商本，规模觕具。光绪元年，鸿章奏奖其昂等有差。三年，增购旗昌船舰，始假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东海关官款百九十万两有奇。初拟购旗昌轮船，宣怀持之最力，需银二百数十万两。商本无几，不足以应。宣怀以国防大计、江海利源之说，力陈於江督沈葆桢。葆桢为所动，拨银百万以济，论者咸谓是举为失计，至以“旗昌弃垂敝之裘，得值另制新衣，期於適体”为喻。事后募集商股，应者寥寥，仅得银四万者以此也。御史董俊翰言：“招商局每月亏至五六万两。致亏之由，因置船过多，轮车行驶，经费过钜，必须一船得一船之用，方可无虞折耗。闻商局各船揽载之资，不敷经费，船多货少。刻下既未能遽赴外洋各国，以广收贸易之利，祗宜量为变置，使所出之数不至浮於所入也。”六年，祭酒王先谦请整顿招商局务，语涉宣怀。疏下江督刘坤一，言宣怀於购旗昌轮船时，声言有商款百馀万，实无所有，有意欺谩，冀获酬金，请夺宣怀职。复请以官款概作官股，以其赢馀作海防经费。疏入，均不报。

　　招商局所假官帑，至光绪六年，应分期拔还。乃偿已逾半，复假洋债。鸿章言兼筹并顾，招商局力有未逮，请先偿洋债，后及官帑，格於部议。嗣以递年清还，而商股尚达四百万两焉。当招商开办之初，仅轮船三艘。嗣承领闽、沪两厂，购之英国，增至十二艘。迨购入旗昌轮船十八艘，遂与英商太古、怡和并称三公司。赀本过钜，收入转微。

　　是年，以言官劾奏招商局办理毫无实济，请饬认真整顿，谕李鸿章及江督吴元炳澈查。鸿章等奏言：“轮船招商局之设，乃各商集股，自行经理，已於创办之初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与他项设立官局开支公款者，迥不相同。惟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事体重大，故须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光绪三年冬曾将商局事宜筹画整顿复奏，并饬江海、津海两关道，於每年结帐，就近分赴沪洋各局清查帐目，如有隐冒，据实奏请参赔。数年以来，虽有英商太古、怡和洋行极力倾挤，而局事尚足相持，官帑渐可拔还。复先承运京仓漕米、各省赈粮，不下数百万石，徵兵调饷、解送官物军械者，源源不绝，岂得谓於国事毫无实济？其揽载客货，以及出入款目，责成素习商业之道员唐廷枢、徐润总理其事，每年结帐后，分晰开列清册，悉听入本各商阅看稽查。若局中稍有弊端，则众商不待官查，必已相率追控。而自开办至今，并无入股商人控告者。现值漕运揽载吃紧之时，若纷纷调簿清查，不特市面徒滋摇惑，生意难以招徕；且洋商嫉忌方深，更必乘机倾挤，冀遂其把持专利之谋，殊於中国商务大局有碍。总之，商局关系国课最重，而各关各纳税课，丝毫无亏，所借官款由商局运漕水脚分年扣还，公款已归有着，其各商股本盈亏，应如前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应俟每年结帐时，照案由沪、津两关道就近清查，以符定章。”疏入，报闻。

　　十一月，学士梅启照言：“招商局自归并旗昌轮船，各国轮船之利渐减，然祗在香港、福州、宁波、上海、天津、牛庄、长江等处码头，不如推广，竟令其赴东西洋各国。请饬南北洋大臣，督令局员，酌派丰顺、保大等船，先赴东洋试行。行之有效，渐及於西洋，则贸迁有无之利，中外分之。”明年，祭酒王先谦亦以为言。均下所司核议。先是招商局船驶往新嘉坡、小吕宋、日本等处，不足与外轮竞利，寻即停罢。嗣遣和众船往夏威仁国之檀香山、美之旧金山两埠，华人麕集，航业颇振。因复遣美富船往。而各国商业，英为巨擘。七年，粤人梁云汉等设肇兴公司於伦敦，船政大臣黎兆棠实倡斯议。鸿章疏言：“西洋富强之策，商务与船政互相表里。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则整顿尤为急务。迩者各国商船争赴中国，计每年进出口货价约银二万万两以外。洋商所逐什一之利，已不下数千万两，以十年计之，则数万万两。此皆中国之利，有往无来者也。故当商务未兴之前，各国原可闭关自治。逮风气大开，既不能拒之使不来，惟有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销，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前此招商局轮船尝驶往新嘉坡、小吕宋、越南等埠揽载。近年和众、美富等船分驶夏威仁国之檀香山、美国之旧金山，载运客货，究止小试其端，尚未厚集其力。英国伦敦为通商第一都会，并无华商前往。黎兆棠志在匡时，久有创立公司之议，尽心提倡，力为其难。现既粗定规模，自当因势利导，期於必成。”报闻。

　　十年，法人来扰，海疆不靖，股商汹惧，局船虑为劫夺，以银五百二十五万两暂售之旗昌行主。事平收回，复增置江新、新昌、新康、新铭各舰。而沈没朽敝者，不一而足，其后共达二十九艘云。十二年，鄂督张之洞遣总兵王荣和至南洋，筹办捐船护商事项。宣统三年，设商船学校於吴淞。凡此皆为扩充航业之张本，而局船行驶外洋之利，终不能与各国争衡也。

　　招商局之设，本为挽回江海已失航利。开办之始，即知为洋商所嫉，而弥补之策，首在分运苏、浙漕米，嗣更推之鄂、赣、江、安。而滇之铜斤，蜀之灯木，江、浙之采办官物，直、晋之赈粮，胥由局船经营其事。光绪十一年，道员叶廷眷复条上扶持商局运鄂茶、鄂盐，增加运漕水脚诸策。事下直督李鸿章。先是局船运漕，石银五钱有奇。嗣英、美人揽运，故廉其值，商局运费因之减少，势益不支。鸿章请稍增益之，格部议，不果行。盖招商局自开办以来，局中之侵蚀与局外之倾挤，所有资力颇虞亏耗。商股不足，贷及官款，继以洋债。当事者日言维持补救之策，裨益实鲜，而以用款浮滥，复屡为言官所劾。至是部臣疏言：“三代之治法，贵本而抑末，重农而贱商，从古商务未尝议於朝廷。海上互市以来，论者乃竞言商政。窃谓商者逐什一之利，以厚居积、权子母为事者也。厚居积，必月计之有馀；权子母，必求倍入之息。若计存本则日亏，问子母则无著，甚且称贷乞假以补不足，犹号於众曰‘此吾致富之术也’，有是理乎？尝见富商大贾，必择忠信之人以主会计。其入有经，其出有节。守馀一馀三之法，核实厚积，乃能久远。若主计不得其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取之无度，用之无节，不旋踵而终窭。用人理财之道，与政通矣。前者李鸿章、沈葆桢创立此局，谋深虑远，实为经国宏谋，固为收江海之利，与洋商争衡，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尽在此举。乃招商局十馀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臧哉？稽之案牍，证之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於中饱之员绅。如唐廷枢、朱其昂之被参於前，徐润、张鸿禄之败露於后，皆其明证。主计之不得其人，出入之经，不能讲求撙节，又安得以局本亏折，诿之於海上用兵耶？商局既拨有官款，又津贴以漕运水脚，减免於货税，其岁入岁出之款，即应官为稽察。请饬下南北洋大臣，将局中现存江海轮若干只，码头几处，委员商董衔名，及运脚支销，分别造报。此后总办如非其人，原保大臣应即议处。”报可。然管理招商局之权，始终属之直隶总督，部臣无从过问。迨三十三年，商局与英商怡和、太古订利益均享之约，始免互相倾挤，而其利渐著。此招商局办理之大略情形也。

　　招商轮船航行各埠，悉自沪始。驶行长江者曰江轮，驶行海洋者曰海轮。停泊口岸，大小不一，惟商务殷阗之所，设货栈焉。以故上海设总栈，而苏之镇江、南京，皖之芜湖，赣之九江，鄂之汉口，浙之宁波、温州，闽之福州、汕头，粤之广州、香港，鲁之烟台，奉之营口，直之塘沽、天津，皆设行栈，而通州以漕运所关，亦设栈焉。江轮、海轮，时统名之为大轮。其与大轮并行於内江外海，或驶行大轮所不能达之处，则有小轮。光绪初，商置小轮之行驶，仅限於通商口岸。十年，明申禁令，小轮不得擅入内河。官商雇用，须江海关给照乃可。然祗限於苏杭之间。其输运客货、驶入江北内河者，皆在所禁。

　　十六年，詹事志锐疏请各省试行小轮。总署王大臣议以为不可。护湘抚沈晋祥言：“湘民沿河居住，操舟为业者，实繁有徒。自上海通商以后，仅有淮盐一项，尚可往来装运，其馀货物，多由轮船载送，湘省民船祗能行抵江、汉而止，舵工水手失业者多。今再加以小轮行驶内河，诚如总理衙门原奏所云，必至夺民船之利，有碍小民生计。”江督刘坤一亦言小轮行驶内河，流弊滋多，碍民生，妨国课，病地方，请严禁之。俱如所请。

　　初，外轮行驶长江，由沪至汉口而止。二十一年，马关约成，许日轮一自汉口达宜昌，更溯江上至重庆，一自上海入运河以抵苏、杭，於时朝旨始许华商小轮於苏杭间行驶。而江督张之洞更推广其航行之路於镇江、江宁、清江浦及赣之鄱阳。二十四年，长江通商约成，而通州芦泾港、泰兴天星桥、湖北荆河口悉定为洋轮上下搭客处，而桂之西江、直之白河、沈之辽河、松花江，亦先后许外轮行驶。迨中英马凯约成，更及於粤之北江、东江。与英、日订内港行轮章程，凡内地水道，外轮悉攫得行驶之权，於是向之华商小轮不得行驶各地，始一律弛禁焉。江、浙、闽、粤轮船公司次第设立，转输客货，人称便捷。特以洋商创始於前，华商瞠乎其后，而跌价倾挤，时有所闻，欲求赢利，盖綦难矣。

　　三十年，商部参议王清穆言：“植商业之基础，莫如内河航政一事。凡铁路之尚未通者，可藉航路控接之，凡轨路所不能达者，可由航路转输之。江、鄂诸省，若汉湘，若九南，若镇扬、镇浦、苏杭、苏沪、常镇各航路，四通八达，往往为外人所经营，其公司多不过数万金，视轨路之动需千百万者，难易迥殊，华商之力尚能兴办，洵为今日切要之举。请饬各省有航路处所，於华商轮船公司亟予保护。未设者，提倡筹办。”报可。自是小轮公司渐推渐广，闽、粤滨海之区，轮樯如织，随处可通。直则有往来安东、天津、大连、营口、牛庄、烟台、龙口、义马岛、威海卫、海参崴之小轮，苏则有往来镇江、清江浦、通州、海门、上海、苏、杭、江宁、扬州、六合之小轮，皖则有往来芜湖、庐州、安庆、宁国、巢县之小轮，赣则有往来南昌、九江、吴城、湖口、丰城、樟树镇、吉安、饶州之小轮，湘、鄂则有往来汉口、黄州、沙市、宜昌、武昌、嘉鱼、长沙、株州、常德、咸宁、岳州、湘潭、益阳、仙桃镇、老河口之小轮，桂则有往来梧州、南宁、贵县、柳州之小轮，浙则有往来宁波、温州、穿山、定海、象山、宁海、台州、海门、沈家门、普陀山、馀姚、西坞、瑞安、平望、震泽、南浔之小轮，川则有往来宜昌、重庆、嘉定、叙府之小轮，各公司盈亏不一，而航路四达，商旅便之，实与江海大轮有相辅而行之利。此外则有各省官用小轮暨专用小轮，是又於商轮之外特设者也。

　　三十一年，修撰张謇醵银五十万，设大达轮步公司於上海。宣统三年，吉林巡抚陈昭常创办吉林图长航业公司，自沪越日本长崎达图们江，以沪商朱江募赀为之。此皆於招商局外别树一帜者也。

卷一百二十六 

　　河渠一

　　△黄河

　　中国河患，历代详矣。有清首重治河，探河源以穷水患。圣祖初，命侍卫拉锡往穷河源，至鄂敦塔拉，即星宿海。高宗复遣侍卫阿弥达往，西逾星宿更三百里，乃得之阿勒坦噶达苏老山。自古穷河源，无如是之详且确者。然此犹重源也。若其初源，则出葱岭，与汉书合。东行为喀什噶尔河，又东会叶尔羌、和阗诸水，为塔里木河，而汇於罗布淖尔。东南潜行沙碛千五百里，再出为阿勒坦河。伏流初见，辄作黄金色，蒙人谓金“阿勒坦”，因以名之。是为河之重源。东北会星宿海水，行二千七百里，至河州积石关入中国。经行山间，不能为大患。一出龙门，至荥阳以东，地皆平衍，惟赖堤防为之限。而治之者往往违水之性，逆水之势，以与水争地，甚且因缘为利，致溃决时闻，劳费无等，患有不可胜言者。

　　自明崇祯末李自成决河灌汴梁，其后屡塞屡决。顺治元年夏，黄河自复故道，由开封经兰、仪、商、虞，迄曹、单、砀山、丰、沛、萧、徐州、灵壁、睢宁、邳、宿迁、桃源，东迳清河与淮合，历云梯关入海。秋，决温县，命内秘书院学士杨方兴总督河道，驻济宁。二年夏，决考城，又决王家园。方兴言：“自遭闯乱，官窜夫逃，无人防守。伏秋汛涨，北岸小宋、曹家口悉冲决，济宁以南田庐多淹没。宜乘水势稍涸，鸠工急筑。”上命工部遴员勘议协修。七月，决流通集，一趋曹、单及南阳入运，一趋塔儿湾、魏家湾，侵淤运道，下流徐、邳、淮阳亦多冲决。是年孟县海子村至渡口村河清二日，诏封河神为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命河臣致祭。明年，流通集塞，全河下注，势湍激，由汶上决入蜀山湖。五年，决兰阳。

　　七年八月，决荆隆朱源寨，直往沙湾，溃运堤，挟汶由大清河入海。方兴用河道方大猷言，先筑上游长缕堤，遏其来势，再筑小长堤。八年，塞之。九年，决封丘大王庙，冲圮县城，水由长垣趋东昌，坏平安堤，北入海，大为漕渠梗。发丁夫数万治之，旋筑旋决。给事中许作梅，御史杨世学、陈斐交章请勘九河故道，使河北流入海。方兴言：“黄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宋以前治河，但令入海有路，可南亦可北。元、明以迄我朝，东南漕运，由清口至董口二百馀里，必藉黄为转输，是治河即所以治漕，可以南不可以北。若顺水北行，无论漕运不通，转恐决出之水东西奔荡，不可收拾。今乃欲寻禹旧迹，重加疏导，势必别筑长堤，较之增卑培薄，难易晓然。且河流挟沙，束之一，则水急沙流，播之九，则水缓沙积，数年之后，河仍他徙，何以济运？”上然其言，乃於丁家寨凿渠引流，以杀水势。

　　是年，复决邳州，又决祥符朱源寨。户部左侍郎王永吉、御史杨世学均言：“治河必先治淮，导淮必先导海口，盖淮为河之下流，而滨海诸州县又为淮之下流。乞下河、漕重臣，凡海口有为奸民堵塞者，尽行疏濬。其漕堤闸口，因时启闭，然后循流而上。至於河身，剔浅去淤，使河身愈深，足以容水。”议皆不果行。十一年，复决大王庙。给事中林起龙劾方兴侵冒，上解方兴任，遣大理卿吴库礼、工科左给事中许作梅往按。起龙坐诬，复方兴任。十三年，塞大王庙，费银八十万。

　　十四年，方兴乞休，以吏部左侍郎朱之锡代之。是年决祥符槐疙疸，随塞。十五年，决阳柴沟姚家湾，旋塞。复决阳武慕家楼。十六年，决归仁堤。先是御史孙可化疏陈淮、黄堤工，事下总河。之锡言：“桃源费家嘴及安东五口淤淀久，工繁费钜。且黄河谚称‘神河’，难保不旋濬旋淤，惟有加意修防，补偏救弊而已。”之锡陈两河利害，条上工程、器具、夫役、物料八弊。又言：“因材器使，用人所亟。独治河之事，非澹泊无以耐风雨之劳，非精细无以察防护之理，非慈断兼行无以尽群夫之力，非勇往直前无以应仓猝之机，故非预选河员不可。”因陈预选之法二：曰荐用，曰储才；谙习之法二：曰久任，曰交代。又条上河政十事：曰议增河南夫役，曰均派淮工夫役，曰察议通惠河工，曰建设柳园，曰严剔弊端，曰釐覈旷尽银两，曰慎重职守，曰明定河工专职，曰申明激劝大典，曰酌议拨补夫役。均允行。

　　十七年，决陈州郭家埠、虞城罗家口，随塞。康熙元年五月，决曹县石香炉、武陟大村、睢宁孟家湾。六月，决开封黄练集，灌祥符、中牟、阳武、杞、通许、尉氏、扶沟七县。七月，再决归仁堤。河势既逆入清口，又挟睢、湖诸水自决口入，与洪泽湖连，直趋高堰，冲决翟家坝，流成大涧九，淮阳自是岁以灾告。二年，决睢宁武官营及朱家营。三年，决杞县及祥符阎家寨，再决朱家营，旋塞。四年四月，河决上游，灌虞城、永城、夏邑，又决安东茆良口。

　　五年，之锡卒，以贵州总督杨茂勋为河道总督。六年，决桃源烟墩、萧县石将军庙，逾年塞之。又决桃源黄家嘴，已塞复决，沿河州县悉受水患，清河冲没尤甚，三汊河以下水不没骭。黄河下流既阻，水势尽注洪泽湖，高邮水高几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遣官蠲赈。冬，命明珠等相视海口，开天妃、石闼、白驹等闸，毁白驹奸民闭闸碑。

　　八年，决清河三汊口，又决清水潭。副都御史马绍曾、巡盐御史李棠交章劾茂勋不职，罢之，以罗多为河道总督。九年，决曹县牛市屯，又决单县谯楼寺，灌清河县治。是岁五月暴风雨，淮、黄并溢，撞卸高堰石工六十馀段，冲决五丈馀，高、宝等湖受淮、黄合力之涨，高堰几塌，淮阳岌岌可虞。工科给事中李宗孔疏言：“水之合从诸决口以注於湖也，江都、高、宝无岁不防堤增堤，与水俱高。以数千里奔悍之水，攻一线孤高之堤，值西风鼓浪，一泻万顷，而江、高、宝、泰以东无田地，兴化以北无城郭室庐。他如渌阳、平望诸湖，浅狭不能受水。各河港疏濬不时，范公堤下诸闸久废，入海港口尽塞。虽经大臣会阅，严饬开闸出水，而年深工大，所费不赀，兼为傍海奸灶所格，竟不果行。水迂回至东北庙湾口入海，七邑田舍沈没，动经岁时。比宿水方消，而新岁横流又已踵至矣。”御史徐越亦言高堰宜乘冬水落时大加修筑。於是起桃源东至龙王庙，因旧址加筑大堤三千三百三十丈有奇。腊后冰解水溢，沿河村舍林木剷刷殆尽。

　　十年春，河溢萧县。六月，决清河五堡、桃源陈家楼。八月，又决七里沟。以王光裕总督河道。光裕请复明潘季驯所建崔坝镇等三坝，而移季太坝於黄家嘴旧河地，以分杀水势。是岁，茆良口塞。十一年秋，决萧县两河口、邳州塘池旧城，又溢虞城，遣学士郭廷祚等履勘。十二年，桃源七里沟塞。十三年，决桃源新庄口及王家营，又自新河郑家口北决。十四年，决徐州潘家塘、宿迁蔡家楼，又决睢宁花山坝，复灌清河治，民多流亡。十五年夏，久雨，河倒灌洪泽湖，高堰不能支，决口三十四。漕堤崩溃，高邮之清水潭，陆漫沟之大泽湾，共决三百馀丈，扬属皆被水，漂溺无算。上遣工部尚书冀如锡、户部侍郎伊桑阿访究利病。是岁又决宿迁白洋河、于家冈，清河张家庄、王家营，安东邢家口、二铺口，山阳罗家口。塞桃源新庄。

　　十六年，如锡等覆陈河工坏溃情形，光裕解任勘问。以安徽巡抚靳辅为河督。辅言：“治河当审全局，必合河道、运道为一体，而后治可无弊。河道之变迁，总由议治河者多尽力於漕艘经行之处，其他决口，则以为无关运道而缓视之，以致河道日坏，运道因之日梗。河水裹沙而行，全赖各处清水并力助刷，始能奔趋归海。今河身所以日浅，皆由从前归仁堤等决口不即堵塞之所致。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约长三百里，向日河面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则石工与地平矣。向日河身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则深者不过八九尺，浅者仅二三尺矣。河淤运亦淤，今淮安城堞卑於河底矣。运淤，清江与烂泥浅尽淤，今洪泽湖底渐成平陆矣。河身既垫高若此，而黄流裹沙之水自西北来，昼夜不息，一至徐、邳、宿、桃，即缓弱散漫。臣目见河沙无日不积，河身无日不加高，若不大修治，不特洪泽湖渐成陆地，将南而运河，东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见三面壅遏，而河无去路，势必冲突内溃，河南、山东俱有沦胥沈溺之忧，彼时虽费千万金钱，亦难剋期补救。”因分列大修事宜八：曰取土筑堤，使河宽深；曰开清口及烂泥浅引河，使得引淮刷黄；曰加筑高家堰堤岸；曰周桥闸至翟家坝决口三十四，须次第堵塞；曰深挑清口至清水潭运道，增培东西两堤；曰淮扬田及商船货物，酌纳修河银；曰裁并河员以专责成；曰按里设兵，画堤分守。廷议以军务未竣，大修募夫多，宜暂停。疏再上，惟改运土用夫为车运，馀悉如所请。

　　於是各工并举。大挑清口、烂泥浅引河四，及清口至云梯关河道，创筑关外束水堤万八千馀丈，塞于家冈、武家墩大决口十六，又筑兰阳、中牟、仪封、商丘月堤及虞城周家堤。明年，创建王家营、张家庄减水坝二，筑周桥翟坝堤二十五里，加培高家堰长堤，山、清、安三县黄河两岸及湖堰，大小决口尽塞。优诏褒美。十八年，建南岸砀山毛城铺、北岸大谷山减水石坝各一，以杀上流水势。二十年，塞杨家庄，盖决五年矣。是岁增建高邮南北滚水坝八，徐州长樊大坝外月堤千六百八十九丈。

　　大修至是已三年，河未尽复故道，辅自劾。部议褫职，上命留任。二十一年，决宿迁徐家湾，随塞。又决萧家渡。先是河身仅一线，辅尽堵杨家庄，欲束水刷之，而引河浅窄，淤刷鼎沸，遇徐家湾堤卑则决，萧家渡土松则又决。会候补布政使崔维雅上河防刍议，条列二十四事，请尽变辅前法。上遣尚书伊桑阿、侍郎宋文运履勘，命维雅随往。维雅欲尽毁减水坝，别图挑筑。伊桑阿等言辅所建工程固多不坚，改筑亦未必成功。辅亦申辨“工将次第告竣，不宜有所更张”。并下廷议。因召辅至京，辅言“萧家口明正可塞，维雅议不可行”，上是之，命还工。二十二年春，萧家渡塞，河归故道。明年，上南巡阅河，赐诗褒美。

　　二十四年秋，辅以河南地在上游，河南有失，则江南河道淤淀不旋踵。乃筑考城、仪封堤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封丘荆隆口大月堤三百三十丈，荥阳埽工三百十丈，又凿睢宁南岸龙虎山减水闸四。上念高邮诸州湖溢淹民田，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修治海口及下河，听辅节制。旋召辅、成龙至京集议。成龙力主开濬海口；辅言下河海口高内地五尺，应筑长堤高丈六尺，束水趋海。所见不合，下廷臣议，亦各持一说。上以讲官乔莱江北人，召问，莱言辅议非是。因遣尚书萨穆哈等勘议，还言开海口无益。会江宁巡抚汤斌入为尚书，询之，斌言海口开则积水可泄，惟高邮、兴化民虑毁庐墓为不便耳。乃黜萨穆哈，颁内帑二十万，命侍郎孙在丰董其役。时又有督修下河宜先塞减水坝之议，上不许。召辅入对，辅言南坝永塞，恐淮弱不敌黄强，宜於高家堰外增筑重堤，截水出清口不入下河，停丁溪等处工程。成龙时任直抚，示以辅疏，仍言下河宜濬，修重堤劳费无益。议不决。复遣尚书佛伦等勘议，佛伦主辅议。二十七年，御史郭琇劾辅治河无绩，内外臣工亦交章论之，乃停筑重堤，免辅官，以闽浙总督王新命代之，仍督修下河，镌在丰级，以学士凯音布代之。

　　明年，上南巡，阅高家堰，谓诸臣曰：“此堤颇坚固，然亦不可无减水坝以防水大冲决。但靳辅欲於旧堤外更筑重堤，实属无益。”并以辅於险工修挑水坝，令水势回缓，甚善。车驾还京，复其官。三十一年，新命罢，仍令辅为河督。辅以衰疾辞，命顺天府丞徐廷玺副之。辅请於黄河两岸值柳种草，多设涵洞，俱报可。是冬，辅卒，上闻，叹悼，予骑都尉世职。以于成龙为河督。

　　越二年，召询成龙曰：“减水坝果可塞否？”对曰：“不宜塞，仍照辅所修而行。”上曰：“如此，何不早陈？尔排陷他人则易，身任总河则难，非明验耶？”三十四年，成龙遭父忧，以漕督董安国代之。明年，大水，决张家庄，河会丹、沁偪荥泽，徙治高埠。又决安东童家营，水入射阳湖。是岁筑拦黄大坝，於云梯关挑引河千二百馀丈，於关外马家港导黄由南潮河东注入海。去路不畅，上游易溃，而河患日亟。三十六年，决时家马头。明年，仍以成龙为河督。三十八年春，上南巡，临视高家堰等堤，谓诸臣曰：“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河底浚深，则洪泽湖水直达黄河，兴化、盐城等七州县无汎滥之患，田产自然涸出。若不治源，治流终无裨益。今黄、淮交会之口过於径直，应将河、淮之堤各迤东湾曲拓筑，使之斜行会流，则黄不致倒灌矣。”

　　明年，成龙卒，以两江总督张鹏翮为河督。是岁塞时家马头，从鹏翮先疏海口之请，尽拆云梯关外拦黄坝，赐名大清口；建宿迁北岸临黄外口石闸，徐州南岸杨家楼至段家庄月堤。四十一年，上谓永定河石堤甚有益，欲推行黄河两岸，自徐州至清口皆修石堤。鹏翮言“建筑石工，必地基坚实。惟河性靡常，沙土松浮，石堤工繁费钜，告成难以预料”。遂作罢。四十二年，上南巡，阅视河工，制河臣箴以赐鹏翮。秋，移建中河出水口於杨家楼，逼溜南趋，清水畅流敌黄，海口大通，河底日深，黄水不虞倒灌。上嘉鹏翮绩，加太子太保。四十六年八月，决丰县吴家庄，随塞。明年，鹏翮入为刑部尚为，以赵世显代之。四十八年六月，决兰阳雷家集、仪封洪邵湾及水驿张家庄各堤。

　　六十年八月，决武陟詹家店、马营口、魏家口，大溜北趋，注滑县、长垣、东明，夺运河，至张秋，由五空桥入盐河归海。自河工告成，黄流顺轨，安澜十馀年矣，至是遣鹏翮等往勘。九月，塞詹家店、魏家口；十一月，塞马营口。世显罢，以陈鹏年署河道总督。六十一年正月，马营口复决，灌张秋，奔注大清河。六月，沁水暴涨，冲塌秦家厂南北坝台及钉船帮大坝。时王家沟引河成，引溜由东南会荥泽入正河，马营堤因无恙。鹏年复於广武山官庄峪挑引河百四十馀丈以分水势。九月，秦家厂南坝甫塞，北坝又决，马营亦漫开；十二月，塞之。

　　雍正元年六月，决中牟十里店、娄家庄，由刘家寨南入贾鲁河。会鹏年卒，齐苏勒为总河，虑贾鲁河下注之水，山盱、高堰临湖堤工不能容纳，亟宜相机堵闭，上命兵部侍郎嵇曾筠驰往协议。七月，决梁家营、詹家店，复遣大学士张鹏翮往协修，是月塞。九月，决郑州来童寨民堤，郑民挖阳武故堤泄水，并冲决中牟杨桥官堤，寻塞。是岁建清口东西束水坝以御黄蓄清。二年，以嵇曾筠为副总河，驻武陟，辖河南河务，东河分治自此始。六月，决仪封大寨、兰阳板桥，逾月塞之。

　　三年六月，决睢宁朱家海，东注洪泽湖。明年四月，塞未竣，河水陡涨，冲塌东岸坝台，睢宁、虹、泗、桃源、宿迁悉被淹，命两广总督孔毓珣驰勘协防，十二月塞。是月河清，起陕西府谷讫江南桃源。五年，齐苏勒以朱家海素称险要，增筑夹坝月堤、防风埽，并於大溜顶冲处削陡岸为斜坡，悬密叶大柳於坡上，以抵溜之汕刷。久之，大溜归中泓，柳枝沾挂泥滓，悉成沙滩，易险为平，工不劳而费甚省。因请凡河崖陡峻处，俱仿此行。六年，曾筠内迁礼部尚书，副总河如故，命署广东按察使尹继善协理江南河务。

　　七年，改河道总督为江南河道总督，驻清江，以孔毓珣任，省副总河。以曾筠为山东河道总督，驻济宁。上以明臣潘季驯有每岁派夫加高堤身五寸之议，前靳辅亦以为言，计岁费不过三四万，下两河总督议。毓珣等请酌缓急，分年轮流加倍，约岁需二万馀金，下部议行。八年，毓珣卒，曾筠调督南河，田文镜兼署东河总督。五月，敕建河州口外河源神庙成，加封号。是月，河清，起积石关讫撒喇城查汉斯。是岁决宿迁及桃源沈家庄，旋塞。以封丘荆隆口大溜顶冲开黑堈口至柳园口引河三千三百五十丈。十年，增修高堰石堤成。十一年，拣派部院司员赴南河学习，期以三年。授曾筠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督南河如故，命两淮盐政高斌就习河务。曾筠旋遭母忧，斌署南河总督。

　　乾隆元年四月，河水大涨，由砀山毛城铺闸口汹涌南下，堤多冲塌，潘家道口平地水深三五尺。上以下流多在萧、宿、灵、虹、睢宁、五河等州县，今止议濬上源而无疏通下游之策，则水无归宿，下江南、河南各督抚暨两总河委勘会议，并移南副总河驻徐州以专督率。旋高斌请濬毛城铺迤下河道，经徐、萧、睢、宿、灵、虹至泗州安河陡门，纡直六百馀里，以达洪泽，出清口会黄，而淮扬京员夏之芳等言其不便。明年，召斌询问，斌绘图呈览，乃知之芳等所言失实，令同总督庆复确估定议，并将开濬有利无害，晓喻淮扬士民。初，斌疏濬毛城铺水道，别开新口塞旧口，以免黄河倒灌。至三年秋，河涨灌运，论者多归咎新开运口。斌言：“十月后黄水平退，湖水畅流，新淤随溜刷去，可无虞浅涩。”四年，斌又言“上年清水微弱，时值黄水异涨，并非开新口所致”，而南人言者不已。上遣大学士鄂尔泰驰勘，亦言新口宜开。明年，黄溜仍南逼清口，仿宋陈尧佐法，制设木龙二，挑溜北行。

　　六年，斌以宿迁至桃源、清河二百馀里，河流湍激，北岸只缕堤六，并无遥堤，又内逼运河，将运河南岸缕堤通筑高厚，作黄河北岸遥堤，更於缕堤内择要增筑格堤九。未成，斌调督直隶，完颜伟继之。先是上以河溜逼清口，倒漾为患，诏循康熙间旧迹，开陶庄引河，导黄使北，遣鄂尔泰会勘。议甫定，以汛水骤涨停工，斌亦去任。至是，完颜伟虑引河不就，於清口迤西、黄河南岸设木龙挑溜北走，引河之议遂寝。厥后四十一年，上决意开之，逾年工竣，新河直抵周家庄，会清东下，倒漾之患永绝。

　　七年，决丰县石林、黄村，夺溜东趋，又决沛县缕堤，旋塞。完颜伟调督东河，改白锺山南河总督。初丰、沛决时，大学士陈世倌往勘，添建滚水石坝二於天然南北二坝处，以分泄水势。十年，决阜宁陈家浦。时淮、黄交涨，沿河州县被淹。漕督顾琮言：“陈家浦逼近海口，以下十馀里向无堤工，每遇水涨，任其散溢。若仍於此堵塞，是与水争地，费多益少，应於上流筑遥堤以束水势。”事下讷亲、高斌，仍议塞旧决口。十一年，锺山罢，顾琮署南总河，建木龙三於安东西门，逼溜南趋，自木龙以上皆淤滩，化险为平。十三年，琮调督东河，诏大学士高斌管南河事。斌以云梯关下二套涨出沙滩，大溜南趋，直逼天妃宫辛家荡堤工，开分水引河，并修补徐州东门外蛰裂石堤。琮亦以祥符十九堡南岸日淤，大溜北趋逼堤根，建南北坝台，并於坝外卷埽签椿。十六年六月，决阳武，命斌赴工，会琮堵筑，十一月塞。十七年，上以豫省河岸大堤外有大行堤一，连接直、东，年久残缺，在直隶者，令方观承勘修，其山东界内，有无汕刷残缺，令鄂容安查修。鄂容安言曹、单二县大行堤大小残缺三千四百三十丈，并加帮卑薄，补筑缺口三百三十馀丈，疏濬堤南泄水河以宣坡水。

　　十八年秋，决阳武十三堡。九月，决铜山张家马路，冲塌内堤、缕越堤二百馀丈，南注灵、虹诸邑，入洪泽湖，夺淮而下。以尹继善督南河，遣尚书舒赫德偕白锺山驰赴协理。同知李焞、守备张宾侵帑误工，为学习河务布政使富勒赫所劾，勘实，置之法。高斌及协理张师载坐失察，缚视行刑。是冬，河塞。

　　方铜山之始决也，下廷议，吏部尚书孙嘉淦独主开减河引水入大清河，略言：“自顺、康以来，河决北岸十之九。北岸决，溃运者半，不溃者半。凡其溃道，皆由大清河入海者也。盖大清河东南皆泰山基脚，其道亘古不坏，亦不迁移。前南北分流时，已受河之半。及张秋溃决，且受河之全，未闻有冲城郭淹人民之事，则此河之有利无害，已足徵矣。今铜山决口不能收功，上下两江二三十州县之积水不能消涸，故臣言开减河也。上游减则下游微，决口易塞，积水早消。但河流湍急，设开减河而夺溜以出，不可不防，故臣言减入大清河也。现开减河数处，皆距大清河不远。计大清河所经，只东阿、济阳、滨州、利津四五州县，即有漫溢，不过偏灾，忍四五州县之偏灾，可减两江二三十州县之积水，并解淮、扬两府之急难，此其利害轻重，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减河开后，经两三州县境，或有漫溢，筑土埂以御之，一入大清河，则河身深广，两岸堵筑处甚少，计费不过一二十万，而所省下游决口之工费，赈济之钱米，至少一二百万，此其得失多寡，亦不待智者而后知也。计无便於此者。”上虑形势隔碍，不能用。

　　自铜山塞后，月堤内积水尚深七八尺至丈八九尺。上命於引河兜水坝南再开引河分溜，使新工不受冲激。二十一年，决孙家集，随塞。明年二月，上南巡至天妃闸阅木龙。时锺山调总南河，偕东河总督张师载言：“徐州南北岸相距甚迫，一遇盛涨，时有溃决。请挑濬淤浅，增筑堤工，并堵筑北岸支河，为南北分筹之计。”制可。二十三年，命安徽巡抚高晋协理南河。秋七月，决窦家寨新筑土坝，直注毛城铺，漫开金门土坝。晋言：“土坝过高，阻遏水势，以致壅决，不须再筑。”上不许，并令开蒋家营、傅家洼引河仍导入黄。二十六年七月，沁、黄并涨，武陟、荥泽、阳武、祥符、兰阳同时决十五口，中牟之杨桥决数百丈，大溜直趋贾鲁河。遣大学士刘统勋、公兆惠驰勘，巡抚常钧请先筑南岸。上谓河流夺溜，宜亟堵杨桥，钧言大谬，调抚江西，以胡宝瑔为河南巡抚，并令高晋赴豫协理。十一月塞，上闻大喜，命於工所立河神庙。

　　三十年，上南巡，祭河神，阅清口东坝木龙惠济闸。三十一年，决铜沛厅之韩家堂，旋塞。三十三年，豫抚阿思哈请以豫工节省银加筑堤岸，总河吴嗣爵言：“豫省河面宽，溜势去来无定，旋险旋平，若将土埽划为成数，恐各工员视为年例额支，转启兴工冒销之弊。”议遂寝。明年，嗣爵言：“铜瓦厢溜势上隄，杨桥大工自四五埽至二十一埽俱顶冲迎溜。请於桃汛未届拆修，加镶层土层柴，镶压坚实。两岸大堤外多支河积水，汛发时，引溜注堤，宜多筑土坝拦截。”上俱可其奏。三十七年，东河总督姚立德言：“前筑土坝，保固堤根，频岁安澜，已著成效。请俟冬春閒旷，培筑土坝，密栽柳株，俾数年后沟槽淤平，可永固堤根。”上嘉奖之。

　　三十八年五月，河溢朝邑，涨至二丈五尺，民居多漂没。三十九年八月，决南河老坝口，大溜由山子湖下注马家荡、射阳湖入海，板闸、淮安俱被淹没，寻塞。四十一年，嗣爵言黄水倒灌洪湖、运河，清口挑挖引河恐於事无济。会内迁，萨载署南总河，上命偕江南总督高晋勘议。晋等言：“臣晋在工二十馀年，历经倒灌。惟有将清口通湖引河挑挖，使得畅流，汇黄东注，并力刷沙，则黄河不濬自深，海口不疏自治，补偏救弊，惟此一法。”又言：“清口西所建木龙，原冀排溜北趋，刷陶庄积土，使黄不逼清。但骤难尽刷，宜於陶庄积土之北开一引河，使黄离清口较远，至周家庄会清东注，不惟可免倒灌，淤沙渐可攻刷，即圩堰亦资稳固，所谓治淮即以治黄也。”明年二月，引河成。上喜成此钜工，一劳永逸，可废数百年藉清敌黄之说，饬建河神庙於新口石坝，自制文记之。

　　四十三年，决祥符，旬日塞之。闰六月，决仪封十六堡，宽七十馀丈，地在诸口上，掣溜湍急，由睢州、宁陵、永城直达亳州之涡河入淮。命高晋率熟谙河务员弁赴豫协堵，拨两淮盐课银五十万、江西漕粮三十万赈恤灾民，并遣尚书袁守侗勘办。八月，上游迭涨，续塌二百二十馀丈，十六堡已塞复决。十二月再塞之。越日，时和驿东西坝相继蛰陷。遣大学士公阿桂驰勘。明年四月，北坝复陷二十馀丈。上念仪工綦切，以古有沈璧礼河事，特颁白璧祭文，命阿桂等诣工所致祭。四十五年二月塞。是役也，历时二载，费帑五百馀万，堵筑五次始合，命於陶庄河神庙建碑记之。六月，决睢宁郭家渡，又决考城、曹县，未几俱塞。十一月，张家油房塞而复开。

　　四十六年五月，决睢宁魏家庄，大溜注洪泽湖。七月，决仪封，漫口二十馀，北岸水势全注青龙冈。十二月，将塞复蛰塌，大溜全掣由漫口下注。四十七年，两次堵塞，皆复蛰塌。阿桂等请自兰阳三堡大坝外增筑南堤，开引河百七十馀里，导水下注，由商丘七堡出堤归入正河，掣溜使全归故道，曲家楼漫口自可堵闭。上从其言。明年二月，引河成，三月塞。四十九年八月，决睢州二堡，仍遣阿桂赴工督率，十一月塞。

　　先是上念豫工连岁漫溢，堤防外无宣泄之路，欲就势建减水坝，俾大汛时有所分泄，下阿桂及河、抚诸臣勘议。至是，阿桂等言：“豫省堤工，荥泽、郑州土性高坚，距广武山近，毋庸设减坝。中牟以下，沙土夹杂，或系纯沙，建坝不能保固。至堤南泄水各河，惟贾鲁河系泄水要路。经郑州、中牟、祥符、尉氏、扶沟、西华至周家口入沙河。又惠济系贾鲁支河，二河窄狭淤垫，如须减黄，应大加挑浚，需费浩繁，非一时所能集事。惟兰、仪、高家寨河势坐湾，若挑濬取直，引溜北注，河道可以畅行。”上然之。五十一年秋，决桃源司家庄、烟墩，十月塞。明年夏，复决睢州，十月塞。十二月，山西河清二旬，自永宁以下长千三百里。五十四年夏，决睢宁周家楼，十月塞。五十九年，决丰北曲家庄，寻塞。

　　嘉庆元年六月，决丰汛六堡，刷开运河余家庄堤，水由丰、沛北注山东金乡、鱼台，漾入昭阳、微山各湖，穿入运河，漫溢两岸，江苏山阳、清河多被淹。南河总督兰锡第导水入蔺家山坝，引河由荆山桥分达宿迁诸湖，又启放宿迁十家河竹络坝、桃源顾家庄堤，泄水仍入河下注，并於漫口西南挑挖旧河，引溜东趋入正河，绘图以闻。上令取直向南而东，展宽开挖，俾溜势直注正河，较为得力。命两江总督苏凌阿、山东布政使康基田会勘筹办。十一月，复因凌汛蛰塌坝身二十馀丈，时苏凌阿按事江西，改命东河总督李奉翰赴工会办。明年二月塞，加奉翰太子太保，调督两江，兼管南河事。是年七月，河溢曹汛二十五堡。

　　三年春，坝工再蛰，奉翰自劾，遣大学士刘墉、尚书庆桂履勘，并责问奉翰等因循。墉等言漫口已跌成塘，眴届凌汛，请展至秋后兴工。八月，溢睢州，水入洪泽湖。上游水势既分，曹工遂以十月塞。明年正月，睢工亦塞。三月，以河南布政使吴璥署东河总督。璥言：“豫东两岸堤工丈尺加增，而淤垫如故，病在丰、曹、睢叠经漫溢，虽塞后顺轨安澜，然引河不能宽畅，且徐城河狭，旁泄过多，遂成中梗。去淤之法，惟在束水攻沙，以堤束水。闻江南河臣康基田培筑堤工，极为认真，应令酌看堤埽情形，守护闸坝，宣泄有度，自可日见深通。”上命与基田商办。八月，决砀汛邵家坝。十二月，已塞复渗漏，又料船不戒，延烧殆尽，基田夺职留工，调璥督南河，以河南布政使王秉韬为东河总督，移东河料物迅济南河。

　　五年冬，邵家坝塞。六年九月，溢萧南唐家湾，十一月塞。八年九月，决封丘衡家楼，大溜奔注，东北由范县达张秋，穿运河东趋盐河，经利津入海。直隶长垣、东平、开州均被水成灾。上饬布政使瞻住抚恤，复遣鸿胪卿通恩等治赈，兵部侍郎那彦宝赴工，会同东河总督嵇承志堵筑。明年二月塞。

　　十年闰六月，两江总督铁保言：“河防之病，有谓海口不利者，有谓洪湖淤垫者，有谓河身高仰者。此三说皆可勿论。惟宜专力於清口，大修各闸坝，借湖水刷沙而河治。湖水有路入黄，不虞壅滞，而湖亦治。”上嘉其言明晰扼要。“至谓清水敌黄，所争在高下不在深浅，所论固是，但湖不深，焉能多蓄？是必蓄深然后力能敌黄。俟大汛后，会商南河总督徐端，迅将高堰五坝，及各闸坝支河，酌量施工。”时有议由王营减坝改河经六塘河入海者，铁保偕南河总督戴均元上言：“新河堤长四百里，中段漫水甚广，急难施工，必须二三年之久，约费三四百万。堵筑减坝，不过二三月，费只二百馀万。且旧河有故道可寻，施工较易。”上从之。十一年四月，兵部侍郎吴璥再督东河。六月，复置南副总河，降徐端为之。七月，决宿迁周家楼。八月，决郭家房。先后塞之。

　　十二年六月，漫山、安马港口、张家庄，分流由灌口入海，旋塞。七月，决云梯关外陈家浦，分流强半由五辛港入射阳湖注海。十三年二月，陈家浦塞。铁保等请复毛城铺石坝、王营减坝，培两岸大堤，接筑云梯关外长堤，及培高堰、山盱堤后土坡。遣大学士长麟等驰勘。太仆寺卿莫瞻菉言：“河入江南，惟资淮以为抵御。淮萃七十二河之水汇於洪泽，以堰、盱石堤五坝束之，令出清口汇黄入海，此即束水攻沙之道。今治南河，宜先治清口，保守五坝。五坝不轻启泄，则湖水可并力刷黄。黄不倒灌，运河自可疏通。今河臣请接筑云梯关外长堤二百馀里，则於坐湾取直处，必须添筑埽段以为防护。既设修防，必添建厅营，多设官兵。是徒多糜费之烦，未必收束刷之效。至谓修复毛城滚坝，挑挖洪、濉，为减黄流异涨，以保徐城则可，若恃此助清济运则不可。自黄水入湖淤停，水势奔注，堰、盱五坝且难防守，又何能使之畅出清口？故加培五坝，使湖水畅出，悉力敌黄，顺流直下，即可淘刷河身以入海。”御史徐亮言：“铁保等条陈修防各事，惟於原议高堰石坦坡，未曾筹及蓄清刷黄，专在固守高堰，实得全河关键，以柔制刚，其法最善。风浪冲击，至坡则平。然全堰俱得坦坡外护，则五坝可永闭不开，清水可全力刷黄，淮阳可长登衽席，此万世永图而目前急务也。海口，尾闾也。清口，咽喉也。高堰则心腹也。要害之地，宜先著力。”璥亦以为言。长麟等覆称：“毛城坝易致冲决，应无庸议。王营减霸积水太深，难以施工。请改建滚坝於其西，并添筑石坝。至碎石坦坡，工段绵长，时难猝办，先筑土坡。”馀如铁保言。均元病免，端复督南河。

　　初，陈家浦漫溢，由射阳湖旁趋入海。铁保等以挑河费钜，径由射阳湖入海，较正河为近，因有改河道之议。至是，命璥等履勘。璥等言：“前明及康熙间所有灌河入海之路，覆辙俱在。现北潮河汇流马港口、张家庄漫水尚在，壅积可见。去路不畅，又不能刷出河槽，此外更无可另辟海口之路。仍请修复故道，接筑云梯关外大堤，束水东注。”上如其言。是年六月，决堂子对岸千根棋杆及荷花塘，掣通临湖砖百馀丈，堂子对岸及千根棋杆随塞，荷花塘既堵复蛰。端再降副总河，以璥总南河。明年正月塞。是年冬，筑高堰碎石坦坡。十五年八月，端复督南河，省副总河。十一月，大风激浪，决山盱属仁、义、智三坝砖石堤三千馀丈，及高堰属砖石堤千七百馀丈。端启高邮车逻大坝及下游归江各闸坝，并先堵仁、智坝以泄水势。时璥养病家居，上垂询办法。璥言义坝应一律堵筑，高堰石工尤须於明年大汛前修竣。上嘉所论切要。未几，仁、义、智三坝及马港俱塞，河归正道入海。

　　明年四月，马港复决。五月，王营减坝蛰陷。七月，决邳北绵拐山及萧南李家楼。十二月，王营减坝塞。十七年二月，李家楼亦塞。十八年九月，决睢州及睢南薛家楼、桃北丁家庄，褫东河总督李亨特职，以均元代之。明年正月，均元内召，起璥再督东河，董理睢工。二十年二月塞。二十三年六月，溢虞城。二十四年七月，溢仪封及兰阳，再溢祥符、陈留、中牟，夺叶观潮职，以李鸿宾督东河。璥时为刑部尚书，偕往会筹。未几，陈留、祥符、中牟俱塞，而武陟缕堤决，观潮连堵沟槽五。又决马营坝，夺溜东趋，穿运注大清河，分二道入海。仪封缺口寻涸。上命枷示观潮河干。均元以大学士偕侍郎那彦宝履勘。那彦宝留督马营坝工。久之，坝基不定，鸿宾被斥责，遂以不谙河务辞。上怒，夺其职，观潮复督东河。二十五年三月，马营口塞，加河神金龙四大王、黄大王、朱大王封号。是月仪封又漫塌，削观潮及豫抚琦善职。宣宗立，仍命璥及那彦宝赴工会办，十二月塞。

　　道光元年，礼部右侍郎吴烜言：“据御史王云锦函称，去冬回籍过河，审视原武、阳武一带，堤高如岭，堤内甚卑。向来堤高於滩约丈八尺，自马营坝漫决，滩淤，堤高於滩不过八九尺。若不急於增堤，恐至夏盛涨，不免有出堤之患。”上命河督张文浩偕豫抚姚祖同履勘。三年，江督孙玉庭。河督黎世序加培南河两岸大堤，令高出盛涨水痕四五尺，除有工及险要处堤顶另估加宽，馀悉以丈五尺及二丈为度。五月工竣。四年十一月，大风，决高堰十三堡，山盱周桥之息浪菴坏石堤万一千馀丈，夺文浩职，以严烺督南河，遣尚书文孚、汪廷珍驰勘。侍讲学士潘锡恩言：“蓄清敌黄，相传成法。大汛将至，则急堵御黄坝，使黄水全力东趋。今文浩迟堵此坝，致黄河倒灌，酿成如此巨患。且欲筹减泄，当在下游。乃辄开祥符闸，减黄入湖。坝口既灌於下，闸口复灌於上，黄无出路，湖垫极高，为患不可胜言。”寻文孚等亦以为言。文浩遣戍。玉庭褫职留任。十二月，十三堡、息浪菴均塞。

　　五年十月，东河总督张井言：“自来当伏秋大汛，河员皆仓皇奔走，救护不遑。及至水落，则以现在可保无虞，不复求疏刷河身之策，渐至清水不能畅出，河底日高。堤身递增，城郭居民，尽在水底之下。惟仗岁积金钱，抬河於最高之处。”上嘉所言切中时弊。初，琦善等有改移海口以减黄，抛护石坡以蓄清之议。至是，井言灌河海口屡改屡决，自不可轻易更张，即碎石坦坡，亦有议及流弊者。尤不可不从长计议。是月增培河南十三厅、山东漕河、粮河二厅堤堰坝戗各工，皆从井请也。

　　六年春，河复涨，命井偕琦善、烺会勘海口。琦善、烺知海口不能改，乃条上五事，皆一时补苴之计。井言：“履勘下游，河病中满，淤滩梗塞难疏，海口无可移改，请由安东东门工下北岸别筑新堤，改北堤为南堤，相距八里十里，中挑引河，导河由北傍旧河行至丝网滨入海。河水高堤内滩丈五六尺，引河挑深一丈，则水势高下几三丈，形势顺利。自东门工至御黄坝六十里，去路既畅，上游可落水四五尺。黄落则御坝可启，束清坝，挑清水，外出刷黄，底淤攻尽，黄可落至丈馀。湖水蓄七八尺，已为建瓴，石工易保。”上善其策。於是烺坐堰、盱新工掣卸，降三品调署东河，而以井督南河，淮扬道潘锡恩副之，使经画其事。而琦善以改河非策，请启王家营减坝，将正河挑挖深通，放清水刷涤，再堵坝挽黄归正河。已允行矣，给事中杨煊言：“嘉庆中王家营减坝开，上下游州县俱灾。如止减黄不夺溜，何必奏筹抚恤？今奏启减坝，至预及抚血卩堵口事宜，即与从前情形无异。下壅上溃，不可不防。”事下江督、河督会议。井初议安东改河，时挠之者谓东门工埽外有旧抛碎石，正当咽喉，恐有阻遏。井谓有石处可启除其吴工碎石千馀方，但上下掣通，亦断不致碍全河。然议者终以为疑。及井见煊奏，复言：“嘉庆间减坝遇水后，次年黄仍倒灌，今河底淤高丈四五尺，岂如当时深通。兼以洪湖石工隐患甚多，本年二月，存水丈二尺八寸，遇风已多掣卸。秋后湖水止能蓄至三丈，冬令有耗无增，来年重运经行，必黄水止存二丈八九尺，清方高於黄一尺。若黄加高，即成倒灌。御黄坝外河底垫高，淤运淤湖，为害不小。且海州积水未消，盐河遥堤地高，去路不畅，启坝后河必抬高，徒深四邑之灾，无补全河之病。请於减坝迤下安东门工上山安厅李工遥隄外筑北堤，斜向趋东，仍与前议改河堤工相连，增长七千馀丈，挑河至八套即入正河。李工至八套旧堤长四万一千丈，取直筑堤，仅长三万二千馀丈，可避东门碎石之阻。河减清高，漕行自利。督臣意以开放减坝已经奏定，不得以旁观一言辄思变计，并胪列七难驳臣所议。臣已逐条致覆。”疏入，上终以改河为创举，从琦善议。

　　十一年七月，决杨河厅十四堡及马棚湾，十二月塞。十二年八月，决祥符。九月，桃源奸民陈瑞因河水盛涨，纠众盗挖于家湾大堤，放淤肥田，致决口宽大，掣全溜入湖。桃南通判田锐等褫职遣戍。是月祥符塞。明年正月，于家湾塞。十五年，以栗毓美为东河总督。时原武汛串沟受水宽三百馀丈，行四十馀里，至阳武汛沟尾复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荥泽诸滩水毕注堤下。两汛素无工，故无稭料，堤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筑堤。毓美试用抛砖法，於受冲处抛砖成坝。六十馀坝甫成，风雨大至，支河首尾决，而坝如故。屡试皆效。遂请减稭石银兼备砖价，令沿河民设窑烧砖，每方石可购二方砖。行之数年，省帑百三十馀万，而工益坚。会有不便其事者，持异议。於是御史李莼请停烧砖。上遣莼随尚书敬徵履勘，卒以溜深急则砖不可恃，停之。十九年，毓美复以砖工得力省费为言，乃允於北岸之马营、荥原两堤，南岸之祥符下汛、陈留汛，各购砖五千方备用。

　　二十一年六月，决祥符，大溜全掣，水围省城。河督文冲请照睢工漫口，暂缓堵筑。遣大学士王鼎、通政使慧成勘议。文冲又请迁省治，上命同豫抚牛鉴勘议。时河溜由归德、陈州折入涡会淮注洪泽湖，拆展御黄、束清各坝，尚不足资宣泄，并展放礼、智、仁坝，义河亦启放。八月，鉴言节逾白露，水势渐落，城垣可无虞，自未便轻议迁移。鼎等言：“河流随时变迁，自古迄无上策，然断无决而不塞、塞而不速之理。如文冲言，俟一二年再塞，且引睢工为证。查黄水经安徽汇洪泽，宣泄不及，则高堰危，淮扬尽成巨浸。况新河所经，须更筑新堤，工费均难数计。即幸而集事，而此一二年之久，数十州县亿万生灵流离，岂堪设想。且睢工漫口与此不同。河臣所奏，断不可行。”疏入，解文冲任，枷示河干，以朱襄继之。

　　二十二年，祥符塞，用帑六百馀万，加鼎太子太师。七月，决桃源十五堡、萧家庄，溜穿运由六塘河下注。未几，十五堡挂淤，萧家庄口刷宽百九十馀丈，掣动大溜，正河断流。河督麟庆意欲改道，遣尚书敬徵、廖鸿荃履勘。敬徵等言，改河有碍运道，惟有汛堵漫口，挽归故道，俟明年军船回空后，筑坝合龙，从之。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潘锡恩总督南河。二十三年，御史雷以諴言，决口无庸堵塞，请改旧为支，以通运道。下锡恩勘议。锡恩言灌口非可行河之地，北岸无可改河之理，不敢轻议更张，漕船仍由中河灌塘。上然之，更命侍郎成刚、顺天府尹李德会勘。六月，决中牟，水趋朱仙镇，历通许、扶沟、太康入涡会淮。复遣敬徵等赴勘，以锺祥为东河总督，鸿荃督工。旋以尚书麟魁代敬徵。二十四年正月，大风，坝工蛰动，旋东坝连失五占，麟魁等降黜有差，仍留工督办。七月，上以频年军饷河工一时并集，经费支绌，意欲缓至明秋兴筑。锺祥等力陈不可。十二月塞，用帑千一百九十馀万。二十九年六月，决吴城。十月，命侍郎福济履勘，会同堵合。

　　咸丰元年闰八月，决丰北下汛三堡，大溜全掣，正河断流。时侍郎瑞常典试江南，命试竣便道往勘，又命福建按察使查文经驰赴会办。三年正月，丰北三堡塞，敕建河神庙，从河督杨以增请也。五月大雨，水长溜急，丰北大坝复蛰塌三十馀丈。上责以增及承修各员加倍罚赔。

　　五年六月，决兰阳铜瓦厢，夺溜由长垣、东明至张秋，穿运注大清河入海，正河断流。上念军务未平，饷糈不继，若能因势利导，使黄流通畅入海，则兰阳决口即可暂缓堵筑。事下河督李钧察奏。钧旋陈三事：“曰顺河筑埝。东西千馀里筑堤，所费不赀，何敢轻议。除河近城垣不能不筑堤坝以资抵御，馀拟就漫水所及，酌定埝基，劝民接筑，高不过三尺，水小藉以拦阻，水大听其漫过。散水无力，随漫随淤，地面渐高，且变沙碛为沃壤矣。曰遇湾切滩。河性喜坐湾，每至涨水，遇湾则怒而横决。惟於坐湾之对面，劝令切除滩嘴，以宽河势，水涨即可刷直，就下愈畅，并可免兜滩冲决之虞。曰堵截支流。现在黄流漫溢，既不能筑坚堤以束其流，又不能挑引河以杀其势，宜乘冬令水弱溜平，劝民筑坝断流，再於以下沟槽跨筑土格，高出数尺。漫水再入，上无来源，下无去路，冀渐淤成平陆。”东抚崇恩亦以为言。上令直隶、山东、河南各督抚妥为劝办。

　　十一年，御史薛书堂言：“南河自黄水改道，下游已无工可修，请省南河总督及厅员。”下廷臣议。侍郎沈兆霖言：“导河始自神禹，九河故道皆在山东，入海处在今沧州，是禹贡之河，固由东北入海。自汉王莽时河徙千乘入海，而禹之故道失。历东汉迄隋、唐，从无变异。宋神宗时，河分南北两派并行，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即今大清河。至元至元间，会通河成，惧河北行碍运，而北流塞。历今五六百年，河屡北决，无不挽之使南。说者谓河一入运，必挟泥沙以入海，而运道亦淤，故顺河之性，北行为宜。乾隆朝，孙嘉淦请开减河入大清河一疏，言之甚详，足破北行碍运之疑。夫河入大清，由利津入海，正今黄河所改之道。现在张秋以东，自鱼山至利津海口，皆筑民堰，惟兰仪之北、张秋之南，河自决口而出，夺赵王河及旧引河，汎滥平原，田庐久被淹浸。张秋高家林旧堰残缺过多，工程最钜。如东明、长垣、菏泽、郓城，其培筑较张秋为易。宜乘此时顺水之性，听其由大清河入海，谕令绅民力筹措办，或应开减河，或应筑堤堰，统於水落兴工。河庆顺轨，民乐力田，缺额之地丁可复，历年之赈济可停，就此裁去南河总督及厅员，可省岁帑数十万，而归德、徐、淮一带地几千里，均可变为沃壤，逐渐播种升科，似亦一举而兼数善者矣。”下直督恒福、东抚文煜、豫抚庆廉、东河总督黄赞汤勘议。六月，省南河总督，及淮扬、淮海、丰北、萧南、宿南、宿北、桃南、桃北各道厅，改置淮扬徐海兵备道，兼辖河务。

　　同治二年，复省兰仪、仪睢、睢宁、商虞、曹考五厅。六月，漫上南各厅属，水由兰阳下注，直、东境内涸出村庄，复被淹没。菏泽、东明、濮、范、齐河、利津等州县，水皆逼城下。署河督谭廷襄上言：“河已北行，拦水惟恃民埝，从未议疏导，恐渐次淤垫，海口稍有扞格阻滞，事更为难。查濮、范一带旧有金堤，前臣任东抚时，设法修筑，未久复被冲缺，上游毗连直隶开州处亦有冲缺。开州不修，濮、范筑亦无益。东、长之埝，开、濮之堤，须设法集赀督民修筑，庶可以卫城池而保庐墓。此外既未专设河员，要在沿河地方官督率修理，并劝助裒集，以助民力之不逮。请饬下直督、东抚迅将兰阳下游漫溢地方，拣员会同该州县妥办。”从之。十二月又言：“今年夏秋阴雨，来源之盛，迥异寻常。一股直下开州，一股旁趋定陶、曹、单。豫省以有堤坝，幸获保全。直、东则无，不能不听其汎滥。迄今半载，直隶未闻如何经画。开州缺口，亦未兴工。至山东被害尤深。或欲培筑堤埝，或欲疏濬支河，议无一定。濮州金堤，亦因开未动工。不能兴办。瞬届春汛，何以御之？臣遣运河道宗稷辰履勘，直至利津之铁门关，测量水势，深至六七丈，去路不为不畅，而上游仍到处旁溢，则大清河身太狭不能容纳之故。如蒲台、齐东、济阳、长清、平阴、肥城民埝缺口，宽数丈或数十丈，不下三四十处，不加修筑，则来岁依然漫淹。是欲求下游永奠，必先开支渠以减涨水，而后功有可施。必将附近徒骇、马颊二河设法疏濬，庶水有分泄，再堵各缺口，并筑坝以护近水各城垣，此大清河下游之当先料理者也。至开、濮金堤及毗连菏泽之史家堤，当先堵筑，并加培旧堰，择要接修，此大清河上游之当先经画者也。”复下直督刘长佑、东抚阎敬铭会筹。明年三月，以濮州当河冲，允敬铭请，移治旧城，并筑堤捍御。

　　五年七月，决上南厅胡家屯。长佑言：“溜势趋重西北，新修金堤，概被冲刷。开州冲开支河数道，自开、滑之杜家寨至开、濮界之陈家庄，险工五段，长九千六百馀丈，均须加厚培高，方资捍御。惟上游在豫，下游在东，非直隶一省所能办理。应会同三省统筹全修，再行设汛，拨款备料，庶可一劳永逸。自河流改道，直隶堤工应并归河督管辖，作豫、直、东三省河督，以专责成。”疏入，命河督苏廷魁履勘，会同三省督抚筹议。

　　七年六月，决荥泽十堡，又漫武陟赵樊村，水势下注颍、寿入洪泽湖。侍郎胡家玉言：“不宜专塞荥泽新口、疏兰阳旧口，宜仿古人发卒治河成法，饬各将领督率分段挑濬旧河，一律深通，然后决上游之水，掣溜东行，庶河南之患不移於河北，治河即所以治漕。”下直督曾国藩、鄂督李瀚章、江督马新贻、漕督张之万，及河督，江苏、河南、山东、安徽各巡抚妥议。国藩等言：“以今日时势计之，河有不能骤行规复者三。兰阳漫决已十四年，自铜瓦厢至云梯关以下，两岸堤长千馀里，岁久停修，堤塌河淤，今欲照旧时挑深培高，恐非数千万金不能蒇事。且厅营久裁，兵夫星散，一一复设，仍应分储料物，厢办埽坝，并预筹防险之费，又岁须数百万金。当此军务初平，库藏空虚，安从筹此钜款？一也。荥泽地处上游，论形势自应先堵荥泽，兰工势难并举。使荥口掣动全黄，则兰工可以乾涸。今荥口分溜无多，大溜仍由兰口直注利津入海，其水面之宽，跌塘之深，施工之难，较之荥工自增数倍。荥工堵合无期，兰工更无把握。原奏决放旧河，掣溜东行，似言之太易。且瞬交春令，兴工已难。二也。汉决酸枣，再决瓠子，为发卒治河之始。元、明发丁夫供役，亦以十数万计。现在直、东、江、豫捻氛甫靖，而土匪游勇在在须防。所留勇营，断难尽赴河干，亦断不敷分挑之用。若再添募数十万丁夫，聚集沿黄数千里间，驾驭失宜，滋生事端，尤为可虑。三也。应俟国库充盈，再议大举。因时制宜，惟有赶堵荥工，为保全豫、皖、淮扬下游之计。”上然之。八年正月，荥泽塞。

　　十年八月，决郓城侯家林，东注南旺湖，又由汶上、嘉祥、济宁之赵王、牛朗等河，直趋东南，入南阳湖。时廷魁内召，命新河督乔松年会同东抚丁宝桢勘办。宝桢方以病在告，乃偕护抚文彬至工相度。文彬言：“河臣远在豫省，若往返咨商，恐误要工。一面飞咨河臣遴派掌坝，并管理正杂料厂员弁，及谙习工程之弁兵工匠，带同器具，於年内来东，一面由臣筹购应需料物，以期应手。”上责松年剋期兴工，松年言已饬原估委员并熟习工程人员赴东听遣，并饬购备竹缆，及觅雇綑镶船只备提用。惟已交立春，春水瞬生，办工殊无把握。并移书文彬主持其事。文彬不能决。宝桢力疾视事，上言；“河臣职司河道，疆臣身任地方，均责无旁贷。乃松年一概诿之地方，不知用意所在。现在已过立春，若再候其的信以定行止，恐误要工。且此口不堵，必漫淹曹、兖、济十馀州县。若再向南奔注，则清、淮、里下河更形吃重。松年既立意诿卸，臣若避越俎之嫌，展转迁延，实有万赶不及之势。惟有力疾销假，亲赴工次，择日开工，俟松年所遣员弁到工，即责成该工员等一手经理，剋期完工，保全大局。应请破格保奖，以昭激劝。倘敢阳奉阴违，有心贻误，一经验实，应请便宜行事，即将该员弁正法工次，以为罔上殃民者戒。”上嘉其勇於任事，并谕松年当和衷共济，不遽加责也。

　　十一年二月，侯家林塞，予宝桢优叙。先是同知蒋作锦条上河、运事宜，朝廷颇韪其议，下河、漕、抚臣议奏。未几，侯家林决，松年、宝桢意见龃龉。及宝桢塞侯家林，松年上言：“作锦所陈，卓然有见，可以采取。并称东境黄水日愈汎滥，运道日愈淤塞，宜筑堤束黄，先堵霍家桥诸口，并修南北岸长堤，俾黄趋张秋以济运。挑濬张秋迤南北淤塞，修建闸坝，以利漕行。”上以松年意在因势利导，不为无见，令宝桢、文彬详议，毋固执己见。旋覆称；“目前治黄之法，不外堵铜瓦厢以复淮、徐故道，与东省筑堤即由利津入海两策。顾谓二者之中，以筑堤束黄为优，而上下游均归缓办，臣实未见其可。自铜瓦厢至牡蛎嘴，计千三百馀里，创建南北两堤，相距牵计，约须十里。除现在淹没不计外，尚须弃地数千万顷，其中居民不知几亿万，作何安插？是有损於财赋者一也。东省沿河州县，自二三里至七八里者不下十馀。若齐河、齐东、蒲台、利津，皆近在临水，筑堤必须迁避，是有难於建置者二也。大清河近接泰山麓，山阴水悉北注，除小清、溜瀰诸河均可自行入海，馀悉以大清河为尾闾。置堤束黄以后，水势抬高，向所泄水之处，留闸则虞倒灌，堵遏则水无所归，是有妨於水利者三也。东纲盐场，坐落利津、霑化、寿光、乐安等县，滨临大清河两岸。自黄由大清入海，盐船重载，溯行於湍流，甚形阻滞，而滩地间被漫溢，产盐日绌，海滩被黄淤远，纳潮甚难，东纲必至隳废，私枭亦因而蜂起。是有碍於鹾纲者四也。臣宝桢身任地方，於通省大局所关，固宜直陈无隐。然使於治运漕果有把握，则京仓为根本至计，犹当权利害之轻重，而量为变通。臣等熟思审计，实未见其可恃，而深觉其可虑。似仍以堵合铜瓦厢使复淮、徐故道为正办。”并陈四便。御史游百川亦言河、运并治，宜详筹妥办。疏入，廷议不能决。

　　下直督李鸿章。鸿章因遣员周历齐、豫、徐、海，访察测量，期得要领。十二年六月，上言：“治河之策，原不外恭亲王等‘审地势，识水性，酌工程，权利害’四语，而尤以水势顺逆为要。现在铜瓦厢决口宽约十里，跌塘过深，水涸时犹逾一二丈。旧河身高，决口以下，水面二三丈不等。如欲挽河复故，必挑深引河三丈馀，方能吸溜东趋。查乾隆间兰阳青龙冈之役，费帑至二千馀万。阿桂言引河深至丈六尺，人力无可再施，今岂能挑深至三丈馀乎？十里口门进占合龙，亦属创见。国初以来，黄河决口宽不过三四百丈，且屡堵屡溃，常阅数年而不成。今岂能合龙而保固乎？且由兰阳下抵淮、徐之旧河，身高於平地三四丈。年来避水之民，移住其中，村落渐多，禾苗无际。若挽地中三丈之水，跨行於地上三丈之河，其停淤待溃、危险莫保情形，有目者无不知之。岁久堤乾，即加修治，必有受病不易见之处。万一上游放溜，下游旋决，收拾更难。议者或以河北行则穿运，为运道计，终不能不强之使南以会清口。臣查嘉庆以后清口淤垫，夏令黄高於清，已不能启坝送运。道光以后，御黄坝竟至终岁不启，遂改用灌塘之法，自黄浦泄黄入湖。湖身顿高，运河水少，灌塘又不便，遂改行海运。今即能复故道，亦不能骤复河运，非河一南行，即可侥幸无事。此淮、徐故道势难挽复，且於漕运无益之实在情形也。至河臣所请就东境束黄济运一节，查清口淤垫，即借黄济运之病。今张秋运河宽仅数丈，两岸废土如山，若引重浊之黄，以闸坝节宣用之，水势抬高，其淤倍速。人力几何，安能挑此日进之沙？且所挑之沙，仍堆积於积年废土之上，两淋风荡，河底日高，闸亦壅塞，久之黄必难引。明弘治中，荆龙口，铜瓦厢屡次大决，皆因引黄济张秋之运，遂致导隙滥觞。临清地势低於张秋数丈，而必以后无掣溜夺河之害，臣亦不敢信也。至霍家桥堵口筑堤，工尤不易。该处本非决口、乃大溜经行之地，两头无岸，一望浮沙，并无真土可取。勉强堆筑，节节逼溜下注，恐浮沙易塌，实足撄河之怒，而所耗实多。一遭溃决，水仍别穿运道，而不专会张秋，岂非全功尽弃？至作锦拟导卫济运，原因张秋以北无清水灌运，故为此议。查元村集迤南有黄河故道，地多积沙，施工不易。且以全淮之水不能敌黄，尚致倒灌停淤，岂一清浅之卫，遂能御黄济运耶？其意盖袭取山东诸水济运之法。不知泰山之阳，水皆西流，因势利导，十六州县百八十泉之水，源旺派多，自足济运。卫水来源，甚弱最顺，今必屈曲使之南行，势多不便。此借黄济运及筑堤束水均无把握，与导卫济运之实在情形也。惟河既不能挽复故道，则东境财赋有伤，水利有碍，城池难以移置，盐场间被漫淹，如宝桢所陈，诚属可虑。臣查大清河原宽不过十馀丈，今已刷宽半里馀，冬春水涸，尚深二三丈，岸高水面又二三丈，是不汛时河槽能容五六丈，奔腾迅疾，水行地中，此人力莫可挽回之事，亦祀祷以求而不可得之事。目下北岸自齐河至利津，南岸齐东、蒲台，皆接筑民埝，虽高仅丈许，询之土人，遇盛涨出槽不过数尺，尚可抵御。岱阴、绣江诸河，亦经择耍筑堤，汛至则涨，汛过则消，受灾不重。至齐河、济阳、齐东、蒲台、利津各城，近临河岸十九，年来幸防守无患，以后相势设施。若骤议迁徙，经费无筹，民情难喻，无此办法。东省盐场在海口者，虽受黄淤产盐不旺，经抚臣南运胶济之盐时为接济，引地无虞淡食，惟价值稍昂耳。河在东省固不能无害，但得设法维持，尚不至为大患。昔乾隆中，铜山决口不能成功，孙嘉淦曾有分河入大清之疏。其后兰阳大工屡败垂成，嵇璜又有改河大清之请。此外裘曰修、钱大昕、胡宗绪、孙星衍、魏源诸臣议者更多。其时河未北流，尚欲挽之使北。今河自北流，乃欲挽使南流，岂非拂逆水性？大抵南河堵筑一次，通牵约七八百万，岁修约七百馀万，实为无底之壑。今河北徙，近二十年未有大变，亦未多费巨款，比之往代，已属幸事。且环拱神京，尤得形胜。自铜瓦厢东决，粤、捻诸逆窜扰曹、济，几无虚日，未能过河一步，而北岸防守有所凭依，更为畿辅百世之利。此两相比较，河在东虽不亟治而后患稍轻，河回南即能大治而后患甚重之实在情形也。近世治河兼言治运，遂致两难，卒无长策。臣愚以为天庾正赋，以苏、浙为大宗，国家治安之道，尤以海防为重。今沿海洋舶骈集，为千古创局，已不能闭关自治。正不妨借海运转输之便，逐渐推广，以扩商路而实军储。苏、浙漕粮，现既统由海运，臣前招致华商购造轮船搭运，渐有成效，由海船解津，较为便速。至海道虽不畅通，河务未可全废，此时治河之法，不外古人‘因水所在，增立堤防’一语。查北岸张秋以上，有古大金堤可恃以为固，张秋以下，岸高水深，应由东抚随时饬将民埝保护加培。至侯家林上下民埝应仿照官堤办法，一律加高培厚，更为久远之计。又铜瓦厢决口，水势日向东坍刷，久必汎滥南趋。请饬松年察看形势，量筑堤埝，与曹州之堤相接，俾资周防而期顺轨。至南河故道千馀里，居民占种丰收，并请查明升科，以免私垦争夺之患。”疏入，议乃定。

　　是年夏秋，决开州焦丘、濮州兰庄，又决东明之岳新庄、石庄户民埝，分溜趋金乡、嘉祥、宿迁、沭阳入六塘河。宝桢勘由郓城张家支门筑堤堵塞。旋乞假展墓。十三年春，溜益南趋，溃漫不可收拾，江督累章告灾。九月，宝桢回任，改由菏泽贾庄建坝。十二月兴工。

　　光绪元年三月，东明决塞，并筑李连庄以下南堤二百五十里。时河督曾国荃请设南岸七厅。部议俟直、东、豫筹有防汛的款再定。二年春，署东抚李元华言：“黄河南堤，自贾庄至东平二百馀里均完固，惟上游毗连直、豫，自东明谢寨至考城七十馀里，并无堤岸，此工刻不可缓。昔年侯家林塞，后怵於费多，未暇顾问，遂至贾庄决口。此次贾庄以下堤虽完固，上游若不修筑，设有漫决，岂惟前功尽弃，河南、安徽、江苏仍然受害，山东首当其冲无论已。臣拟调营勇，兼雇民夫，筑此七十馀里长堤。深恐呼应不灵，已商直督、豫抚协力襄办。至濮、范之民，自黄河改道，昏垫十有馀年。贾庄决后，稍有生机，及贾庄塞，受灾如故。查南堤距北面金堤六七十里，以屏蔽京师则可，於濮、范村庄田亩则不能保卫。该处绅民原修北堤，惟力有未支，请酌加津贴，既成以后，派弁勇一律修防，濮、范、阳穀、寿张、东阿五县地亩可涸出千馀顷。又查濮、范以上，有黄水二道。拟於寿张、东阿境内新河尾闾，抽挑引河二，冀归并一渠。於南堤之北、黄河之南，再立小堤以束水，又可涸出地亩千馀顷。至北堤上游内有八里系开州辖，若不一律修筑，不惟北堤徒劳无功，即畿辅亦难保不受其患。已商直督遣员协助，妥速蒇功。惟所压直、豫地亩，该处居民无甚大益，而山东百姓受益无穷，自应由山东折偿地价。上游收束既窄，下游水溜势急，不可不防。自东平至利津海口九百馀里，已饬沿河州县就民堤加培，酌给津贴，以工代赈。各项通计需费二千馀万。此黄河大段拟办情形也。”事下所司。

　　五年，决历城溞沟。明年，复决。八年，决历城桃园，十一月塞。九年，东抚陈士杰创建张秋以下两岸大堤。时山东数遭河患，朝士屡以为言。上遣侍郎游百川驰往会勘。百川言：“自来论河者，分持南行北行二说。臣详察形势，将来遇伏秋盛涨，复折而东，自寻故道，亦未可知。若挽以人力，则势有万难。一则北堤决后，已冲刷净尽，筑堤进占，工已甚钜。且全河正流北行，中流堵御以图合龙，必震骇非常，办理殊无把握。一则故道旁沙岭势难挑动，且徐、海一带河身涸出淤地千馀里，民尽垦种，一旦驱而之他，民岂甘心失业？此南行之说应无庸议也。至大清河本汶、济交会，自黄流灌入，初犹水行地中，今则河身淤垫，既患水不能泄，自济河上下，北则济阳、惠民、滨州、利津，南则青城、章丘、历城至邹、长、高、博，漫决十一处。窃惟河入济渎已二十八年，其始误於山东无办河成案，诱民自为堤埝，纵屡开决，未肯形诸奏牍，贻患至斯。今则泛滥数百里，漂没数百村，遍历灾区，伤心惨目。谨拟办法三。一，疏通河道。黄初入济，尚能容纳，淤垫日高，至海口尤日形淤塞。沙淤水底，人力难施，计惟多用船只，各带铁篦混江龙，上下拖刷，使不能停蓄，日渐刮深。疏导之方，似无逾此。一，分减黄流。济一受黄，其势岌岌不可终日。查大清河北，徒骇最近，马颊较远，鬲津尤在其北。大清河与徒骇最近处在惠民白龙湾，相距十许里。若由此开筑减坝，分入徒骇河，其势较便。再设法疏通其间之沙河、宽河、屯民等河，引入马颊、鬲津，分疏入海，当不复虞其满溢。一，亟筑缕堤。民间自筑缕堤，近临河干，多不合法，且大率单薄，又断续相间，屡经塌陷，一筑再筑，民力困竭。今拟自长清抵利津，南北岸先筑缕堤，其顶冲处再筑重堤，约长六百馀里，仍借民力，加以津贴，可计日成功，为民捍患，民自乐从。至谓治水不与水争地，其法无过普筑遥堤。然济、武两郡，地狭民稠，多占田亩，小民失业，正非所原。且其间村镇庐墓不可数计，兼之齐河、济阳、齐东、蒲台、利津皆城临河干，使之实逼处此，民情未免震骇。价买民田，需款不下四五百万，工艰费钜，可作缓图。臣所以请筑缕堤以济急，而不敢轻持遥堤之议者此也。”士杰持异议。会海丰人御史吴峋言徒骇、马颊二引河不可轻开，命直督李鸿章偕士杰会勘，亦如峋言。乃定议筑两岸长堤。

　　是年决利津十四户，十年三月塞。闰五月，决历城河套圈、霍家溜，齐河李家岸、陈家林、萧家庄，利津张家庄、十四户，先后塞之。是年两岸大堤成，各距河流数百丈，即缕堤也，而东民仍守临河埝，有司亦谕令先守民埝，如埝决再守大堤，而堤内村庐未议迁徙，大涨出槽，田庐悉淹，居民遂决堤泄水，官亦不能禁，嗣是只守埝不守大堤矣。十一年，萧家庄、溞沟再决，又决齐河赵庄。十二月，溞沟、赵庄塞。明年二月，萧家庄塞。六月，再决河套圈，又决济阳王家圈、惠民姚家口、章丘河王庄、寿张徐家沙窝，惟王家圈工缓办，馀皆年内塞。东境河虽屡决，然皆分溜少夺溜，每堵筑一次，费数万或数十万，多亦不过一二百万，较南河时所省正多，被淹地亩亦较少，地平水缓故也。

　　十三年六月，决开州大辛庄，水灌东境，濮、范、寿张、阳穀、东阿、平阴、禹城均以灾告。八月，决郑州，夺溜由贾鲁河入淮，直注洪泽湖。正河断流，王家圈旱口乃塞。郑州既决，议者多言不必塞，宜乘此复故道。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潘祖荫同上言：“河自大禹以后，行北地者三千六百馀年，南行不过五百馀年，是河由云梯关入海，本不得谓故道。即指为故道，而现在溜注洪泽湖，形北高南下，不能导之使出清口，去故道尚百馀里，其势断不能复。或谓山东数被水害，遂以河南行为幸。不知河性利北行。自金章宗后，河虽分流。有明一代，北决者十四，南决者五；我朝顺、康以来，北决者十九，南决者十一。况淮无经行之渠，黄入淮安有归宿之地？下流不得宣泄，上游必将复决，决则仍入东境，山东之患仍未能弭。至黄水南注，有二大患、五可虑。黄注洪泽，而淮口淤垫，久不通水，仅张福口引河，阔不过数丈，大溜东注，以运河为尾闾，仅恃东堤为护，已岌岌可危。今忽加一黄河，必不能保。大患一。洪泽淤垫，高家堰久不可恃，黄河势悍，入湖后难保不立时塌卸。不东冲里下河，即南灌扬州，江、淮、河、汉并而为一，东南大局，何堪设想！大患二。里下河为产米之区，万一被淹，漕米何从措办？可虑一。即令漕米如故，或因黄挟沙垫运，不能浮送。或因积水漫溢，纤道无存，漕艘停滞。且山东本借黄济运，黄既远去，沂、汶微弱，水从何出？河运必废。可虑二。两淮盐场，胥在范公堤东。范堤不保，盐场淹没，国课何从徵纳？可虑三。颍、寿、徐、海，好勇斗狠，小民荡析，难保不生事端。可虑四。黄汛合淮，势不能局於湖潴，必别寻入海之道，横流猝至，江乡居民莫保旦夕。可虑五。至入湖之水，亦须早筹宣泄。里下河地势，西北俯、东南仰，宜顺其就下之势，由兴化以北，历朦胧、傅家坞入旧河，避云梯关淤沙，北濬大通口，入潮河以达淮河，海口则取径直，形势便，经费亦不过钜。”

　　上命江督曾国荃、漕督卢士杰筹议。適国荃、士杰亦言：“捍河汇淮东下，其危险百倍寻常。查治水不外宣防二策，而宣之用尤多。洪湖出路二，皆由运入江。今大患特至，不能不於湖之上游多筹出路，分支宣泄，博采群议。桃源有成子河，南接洪湖，北至旧河，又北为中运河。若加挑成子河，使通旧河，直达中运河，两岸筑堤，即可引漫水由杨庄旧河至云梯关入海，此洪湖上面新辟一去路也。清河有碎石河，西接张福口，引河东达旧河，大加挑挖，亦可引漫水由杨庄旧河至云梯关入海，此洪湖下面新辟一去路也。询之耆旧，佥谓舍此别无良法。是以臣等议定即勘估兴工，不敢拘泥成规，往返迁延，致误事机。”上韪之，并遣前山西布政使绍諴、降调浙江按察使陈宝箴、前山东按察使潘骏文迅赴郑工，随同河督成孚、豫抚倪文蔚襄理河务。时工赈需款钜且急，户部条上筹款六事：一，裁防营长夫；一，停购军械船只机器；一，停止京员兵丁米折银；一，酌调附近防军协同工作；一，令盐商捐输给奖；一，预徵当商汇号税银。议上，诏裁长夫、捐盐商及预徵税银，馀不允。九月，命礼部尚书李鸿藻偕刑部侍郎薛允升驰勘，鸿藻留督工。时黄流漫溢，河南州县如中牟、尉氏、扶沟、鄢陵、通许、太康、西华、淮宁、祥符、沈丘、鹿邑多被淹浸，水深四五尺至一二丈，特颁内帑十万，并截留京饷三十万赈抚。而河工需款急，允御史周天霖、李世琨请，特开郑工新捐例，夺成孚职，以李鹤年署河督。

　　十月，东抚张曜言：山东河淤潮高，黄流实难容纳，请乘势规复南河故道。下鸿藻、鹤年议。鸿藻等遂请饬迅筹合办。上以“黄河筹复故道，迭经臣工条奏，但费钜工繁，断难於决口未堵之先，同时并举。此奏於故道宜复，止空论其理，语简意疏。一切利害之轻重，地势之高下，工用之浩大，时日之迫促，并未全局通筹，缕晰奏覆。如此大事，朝廷安能据此寥寥数语，定计决疑？故道一议，可暂从缓。至所称一切工作，先自下游开办，南河旧道现在情形如何，工程能否速办，经费能否立筹，有无滞碍，著国荃、士杰、崧骏迅速估奏。”国荃言：“黄流东注，淮南北地处下游，宜筹分泄之策。请就杨庄以下旧河二百馀里挑濬，以分沂、泗之水，腾出中运河，预备洪河盛涨，挟黄北行，堪以容纳，是上游筹有去路。而淮由三河坝直趋而东，则运堤极为吃重，势不能不开坝宣泄，里下河如临釜底，而枝河颇多，若预先疏导，使水能顺轨，则田庐民命亦可保全。同龢、祖荫所言，洵得水性就下之势，业经遣员履勘，并请调熟悉河工之江苏臬司张富年督理。”制可。先是侍郎徐郙有通筹黄河全局之疏。文蔚言：“郙所陈口门北岸上游酌开引河，上南厅以下河内挑川字河，及筑排水坝，三者皆河南必办之事，即前人著效之法。臣前请於河身阔处切滩疏淤，即郙酌开引河及川字河之意。河员以近日河势略变，须更筹办法，且有引河不可挑之说。而此项土夫，皆系应赈之人，无论何工，皆系应办之事，将来或帮挑运河，或帮筑河身，应就商河臣随时调度。”报闻。

　　十二月，国荃、士杰言：“同龢等所陈二患五虑，不啻身历其境，将臣等所欲言者，代达宸聪。当经派员分投履勘。自傅家坞入旧黄河，过云梯关至大通口，测量地势，北高丈五七尺，揆诸就下之性，殊未相宜。不敢不恪遵圣训，於兴化境内别筹疏淤。查下河入海河道，以新阳、射阳两河为最，斗龙港次之。祗以支河阻塞，未能通畅。查兴化属之大围闸、丁溪场属之古河口小海，均极淤浅。疏濬以后，如果高邮开坝，可冀水皆顺轨，由新阳等河宣畅归海。其闸门窄狭过水不畅者，另於左右开挖越河，俾得滔滔直注。此外幹支各河，再接续择要兴挑，以期逐节通畅，核与同龢、祖荫之奏事异功同。”

　　十四年正月，国荃等又言：“徐郙通筹河局疏，称淮扬实无处位置黄河，宜先筹宣泄之方，再求堵合之法，洵属确中肯綮。至请挑天然及张福口引河，本系由淮入黄咽喉，昔人建导淮之议，皆从引河入手。祗以张福淤垫太高，挑不得法，且恐沂、泗倒灌。又顺清河为清江三闸来源，曩时堵筑以资自卫。自河北徙，此坝久废。今既引淮入黄，仍须堵筑顺清坝，庶三闸可保无虞。经臣等派员审度河底，虽北高南低，加工挑深，尚可配平。顺清河虽水深溜急，多备料土，亦可设法堵筑。又经臣士杰履勘，陈家窑可开引河，上接张福口，下达吴城七堡，与碎石河功用相同。已於十月分段兴挑，自张福口、内窑河起，至顺清河止，开深丈四尺至二丈，冀上游多泄一分之水，下河即少受一分之灾。其工段亦间调哨勇帮同挑濬，以补民夫之不足。以上办法，与该侍郎所陈江南数条，不谋而合。”

　　先是上以将来河仍北趋，有“趁湍流骤减，挑濬东明长堤，开州河身，加培堤埝”之谕。至是，鸿章言：“直境黄河长八九十里，一律挑濬，工钜费烦。即酌挑北面数处，亦需二三十万。两岸河滩高於中洪一二丈，河身尚可容水。惟东明南堤历年冲刷，亟应择要修筑，已调派大名练军春融赴工，并募民夫同时力作。开州全堤残缺已甚，亦经派员估修。至长垣南岸小堤，离河较远，尚可缓办。北岸民埝，饬劝民间修培，不得逼束河流，致碍大局。”

　　六月，小杨庄塞。是月，鸿藻言郑工两坝，共进占六百一十四丈，尚馀口门三十馀丈，因伏秋暴涨，人力难施，请缓俟秋汛稍平，接续举办。上严旨切责，褫鹤年职，与成孚并戍军台。鸿藻、文蔚均降三级留任。以广东巡抚吴大澂署河道总督。大澂言：“医者治病，必考其致病之由，病者服药，必求其对症之方。臣日在河干，与乡村父老谘询旧事，证以前人纪载，知豫省河患非不能治，病在不治。筑堤无善策，镶埽非久计，要在建坝以挑溜，逼溜以攻沙。溜入中洪，河不著堤，则堤身自固，河患自轻。厅员中年久者，佥言咸丰初荥泽尚有砖石坝二十馀道，堤外皆滩，河溜离堤甚远，就坝筑埽以防险，而堤根之埽工甚少。自旧坝失修，不数年废弃殆尽，河势愈逼愈近，埽数愈添愈多，厅员救过不遑，顾此失彼，每遇险工，辄成大患。河员以镶埽为能事，至大溜圈注不移，旋镶旋蛰，几至束手。臣亲督道厅赶抛石垛，三四丈深之大溜，投石不过一二尺，溜即外移，始知水深溜激，惟抛石足以救急，其效十倍埽工，以石护溜，溜缓而埽稳。历朝河臣如潘季驯、靳辅、栗毓美，皆主建坝挑溜，良不诬也。现以数十年久废之要工，数十道应修之大坝，非一旦所能补筑竣工。惟有於郑工款内核实撙节，省得一万，即多购一万之石垛，省得十万，即多做十万之坝工，虽系善后事宜，趁此乾河修筑，人力易施，否则郑工合龙后，明年春夏出险，必至措手不及。虽不敢谓一治而病即愈，特愈於不治而病日增。果能对症发药，一年而小效，三五年后必有大效。”上嘉勉之。

　　大澂又言：“向来修筑坝垛，皆用条砖碎石，每遇大汛急溜，坝根淘刷日深，不但砖易冲散，重大石块亦即随流坍塌。闻西洋有塞门德土，拌沙黏合，不患水侵。趁此引河未放，各处须筑挑坝，正在河身乾涸之时，拟於砖面石缝，试用塞门德土涂灌，敛散为整，可使坝基做成一片，足以抵当河溜，用石少而工必坚，似亦一劳永逸之法。”报闻。十二月，郑工塞，用帑千二百万，实授大澂河督，诏於工次立河神庙，并建黄大王祠，赐扁额，与党将军俱加封号。是年七月，决长垣范庄。未几塞。十五年六月，决章丘大寨庄、金王庄，分溜由小清河入海。又决长清张村、齐河西纸坊，山东滨河州县多被淹浸。是冬塞。

　　十六年二月，东抚张曜言：“前南总河辖河工九百馀里，东总河辖五百馀里。自决铜瓦厢，河入山东，遂裁南总河，而东河所辖河工仅二百馀里。今东河县长九百里，日淤日高，全恃堤防为保卫。本年臣驻工二百馀日，督率修防，日不暇给。请将自菏泽至运河口河道二百馀里，归河督辖，与原辖之河道里数相等。”部议以此段工程，向由巡抚督率地方官兼管，河督恐呼应不灵。曜又言：“向来沿河州县，本归河臣兼辖，员缺仍会河臣题补，遇有功过，河臣亦应举劾，尚无呼应不灵之患。请并下河督筹议。”先是大澂遣员测绘直、东、豫全河，至是图成上之。五月，决齐河高家套，旋塞。

　　十八年六月，决惠民白茅坟，夺溜北行，直趋徒骇入海。又决利津张家屋、济阳桑家渡及南关、灰坝，俱汇白茅坟漫水归徒骇河。七月，决章丘胡家岸，夹河以内，一片汪洋，迁出历城、章丘、济阳、齐东、青城、滨州，蒲台、利津八县灾民三万三千二百馀户。初，河督许振祎请於岁额六十万内，提十二万归河防局，筹添料石，先事预防，由河督主之，至是部令分案题销。振祎言：“河工大险，恃法不如用人。如以恃法论，则从来报销例案，工部知之，河工亦知之，故自每年添款及郑工报销之千数百万，未闻其不合例也。如以用人论，则臣近此改章从事，比年大险横生，亦均次第抢补，幸奏安澜，至添料添石，固有不尽合例者矣。原臣立河防局，意有二端。一则恐厅员遇险推诿，藉口无钱无料，故提此钜款先事预防之资。一则恐厅员不实不尽，故添委官绅临时匡救之用，而限十二万纤悉到工，不准丝毫入局，并不准开支薪水。河南官绅吏民罔不知之。即如今岁之得保钜险，就买石一款，已用过十一万数千两，馀则补郑工金门沈裂之堤，此不能分案题销者也。又多方买石，随处抢堵，险未平必加抛，险已过即停止，此不能绘图贴说者也。”上如所请行。是年白茅坟各口塞。

　　二十一年六月，决寿张高家大庙、齐东赵家大堤。未几，决济阳高家纸坊、利津吕家洼、赵家园、十六户。是冬次第塞。明年六月，决利津西韩家、陈家。御史宋伯鲁条上东河积弊：一，冒领矇销，宜严定处分；一，收发各料，宜设法稽查；一，申明赔修旧例，以防随意改名；一，武弁宜认真巡察。诏东抚严除积弊，并令有河务各督抚查察，遇有劣员，严参惩办。二十三年正月，决历城小沙滩、章丘胡家岸，随塞。十一月凌汛，决利津姜家庄、扈家滩，水由霑化降河入海。二十四年六月，决山东黑虎庙，穿运东泄，仍入正河。又决历城杨史道口、寿张杨家井、济阳桑家渡、东阿王家庙，分注徒骇、小清二河入海。遣鸿章偕河督任道镕、东抚张汝梅会勘。未几，省东河总督，寻复置。

　　二十五年二月，鸿章等言：“山东黄河自铜瓦厢改道大清河以来，时当军兴，未遑修治。同治季年，渐有溃溢，始筑上游南堤。光绪八年后溃溢屡见，遂普筑两岸大堤。乃民间先就河涯筑有小埝，紧逼黄流。大堤成后，复劝民守埝，且有改为官守者。於是堤久失修，每遇汎涨埝决，水遂建瓴而下，堤亦随决，此历来失事病根也。上游曹、兖属南北堤凑长四百馀里，两堤相距二十里至四十里，民埝偶决，水由堤内归入正河，大决则堤亦不保。计南北埝工二十四，同治以来，决仅四五见，此上游情形也。中游济、泰属两岸堤埝各半，凑长五百里，南岸上段傍山无堤，下段守埝，北岸上守堤，下守埝，参差不一，无非为堤内村庄难迁，权为保守计。下游武、定属南岸全守堤，北岸全守埝，凑长五百馀里，地势愈平，水势愈大，险工七十馀处，二十五年来，已决二十三次，此中下游情形也。东省修防事本草创，间有兴作，皆因费绌，未按治河成法。前抚臣李秉衡历陈山东受河之害，治河之难，谓近几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朝廷屡糜钜金，闾阎终无安岁。若不按成规大加修治，何以仰答爱养元元之意？臣等详考古来治河之法，惟汉贾让徙当水冲之民，让地於水，实为上策。前抚臣陈士杰建筑中下游两岸大堤，凑长千里，两堤相距五六里至八九里，就此加培修守，似不失为中策。惟先有弃堤守埝处，如南岸泺口上下，守埝者百一十里，上段近省六十里，商贾辐辏，近险工稍平，暂缓推展；下段要险极多，十馀年来，已决九次，拟迁出埝外二十馀村，弃埝守堤，离水稍远，防守易固。此南岸酌拟迁民废埝办法也。至北岸堤工，自长清至利津四百六十里，埝外堤内数百村庄。长埝逼近湍流，河面太狭，无处不湾，无湾不险。河唇淤高，埝外地如釜底，各村断不能久安室家。且埝破堤必破，欲保埝外数百村，并堤外数千村同一被灾，尤觉非计。但小民安土重迁，屡被沈灾，不肯远去，非可旦夕议定。今拟北岸自长清官庄至齐河六十馀里，河面尚宽，利津至盐窝七十馀里，地皆斥卤，不便徙民，均以埝作堤，埝外之民，无庸迁徙。其齐河至利津尚有三百二十里，民埝紧逼河干，竟有不及一里者，势不得不废埝守堤。但北堤残缺多半，无可退守，且需款过钜，迁民更难，应暂守旧埝，此北岸分别守埝作堤，及将来再议废埝守堤办法也。至南北大堤，为河工第一重大关系。既处处卑薄，拟并改埝之堤，及暂定之民埝，照河工旧式，一律修培，总期足御汛涨。至下口入海尾闾，尤关全河大局。查铁门关故道尚有八十馀里，愈下愈宽深，直通海口，形势较丝网口、韩家垣为顺，工费亦较省。然建拦河大坝、挑引河、筑两岸大堤，需费颇钜，下口不治，全河皆病，不得不核实勘估，此又加培两岸堤工、改正下口办法也。约估工费需九百三十万有奇，分五六年可告竣。”朝议如所请，先发帑百万，交东抚毓贤督修。

　　毓贤言：“黄河治法，诚如部臣所云，展宽河面、盘筑堤身、疏通尾闾三事为扼要。查尾闾之害，以铁板河为最。全河挟沙带泥，到此无所归束，散漫无力，经以风潮，胶结如铁，流不畅则出路塞而横流多，故无十年不病之河。拟建长堤直至淤滩，防护风潮，纵不能径达入海，而多进一步即多一步之益。至堤埝卑薄，拟修培时，土方必足，夯硪必坚，尤加意保守。其坐湾处，一湾一险，如上游贾庄、孙家楼，中流坰家岸、霍家溜、桑家渡，下游白龙潭、北镇家集盐窝，均著名巨险，馀险尤多，固非裁湾取直不可，然亦须相度形势，必引河上口能迎溜势、下口直入河心方得。蒲台迤西魏家口至迤东宋庄，约长四十里，河水分流，纳正河之溜三分之。若就势修堤建坝挑溜，使归北河，正河如淤，蒲台城垣永免水患。此裁湾取直之最有益者，拟即勘估兴办。”报闻。

　　二十六年，拳匪乱作，未续请款。嗣时局日艰，无暇议及河防矣。是年凌汛，决滨州张肖堂家。明年三月塞。六月，决章丘陈家窑、惠民杨家大堤，随塞。黄河之初北徙也，忠亲王僧格林沁有裁总河之请。嗣东河改归巡抚兼辖，河督乔松年复以为请。至是，河督锡良言：“直、东河工久归督抚管辖，豫抚本有兼理河道之责。请仿山东成案，改归兼理，而省东河总督。”制可。二十八年夏，决利津冯家庄。秋，决惠民刘旺庄。逾年二月，刘旺庄塞。六月，决利津宁海庄，十二月塞。三十年正月，凌汛，决利津王庄、扈家滩、姜庄、马庄，随塞。六月，河溢甘肃皋兰，淹没沿滩村庄二十馀。又决山东利津薄庄，淹村庄、盐窝各二十馀。

　　先是山东屡遭河患，当事者皆就水立堤，随湾就曲，水不畅行。张秋以下，堤卑河窄，又无石工帮护。利津以下，尾闾改向南，形势益不顺。巡抚周馥请帑三百万，略事修培，部臣靳不予。不得已，自筹二十万添购石料，又给赀迁利津下民之当水冲者，而民徙未尽。又於堤南增建大堤，以备旧堤坏、民有新居可归。至薄庄决，水东北由徒骇河入海。馥言：“旧河淤成平陆，若依旧堵合，估须九十万有奇，钜款难筹。且堵合之后，防守毫无把握，漫口以下，水深丈馀至二三丈，奔腾浩瀚，就下行疾，入徒骇后，势益宽深，较铁门关、韩家垣、丝网口尤畅达。与其逆水之性，耗无益之财，救民而终莫能救，不如迁民避水，不与水争地，而使水与民各得其所。依此而行，其益有三：尾闾通顺，流畅消速，益一；舟楫便利，商货流通，益二；河流顺直，险轻费省，益三。所省堵筑费犹不计也。然补救之策，费财亦有三：一，迁民之费；二，筑埝之费；三，移设盐垣之费。约需五十万金，较堵筑费省四之三，而受益过之。”制可，遂不堵。嗣是东河安澜，数年未尝一决。

　　宣统元年，决开州孟民庄。明年塞。三年，东抚孙宝琦言：“自黄入东省，河道深通，初无修防。积久淤溢，始筑民埝，紧逼黄流。嗣经普筑大堤，而复令民守埝。埝有漫决。官无处分，直、东两省，定例皆然。元年开州决，水循东省上游埝外堤内下注，至中游始归正河，濮﹑范、寿张受灾甚重。臣会商直督，遣员协款堵筑，上年始告成功。如能通筹，分别勘治，改归官守上游横决，为患何堪设想！臣昔随李鸿章来东勘河，时比工程司建议筑堤伸入海深处为最要办法，卒以费钜不果。如由主治者统筹经费，分年筑堤，藉束水为攻沙之计，再酌购外洋挖泥轮机，往来疏濬，尾闾可望深通，全局皆受其益。河工为专门之学，非久於阅历，不能得其奥窍。亟宜仿照豫省定章，改定文武额缺为终身官，三省互相迁调。臣上年设立河工研究所，招集学员讲求河务，原为养成治河人材；如设厅汛，此项人员毕业，即可分别试用，於工程大有裨益。以上四端，必应兴办。臣愚以为宜设总河大员，历勘会商，将三省常年经费百数十万，统归应用，俟议定大治办法，随时请拨，俾免掣肘而竟事功。”疏入，诏会商直督、豫抚通筹。未及议覆，而武昌变作，遂置不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