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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十
△训练
清代训练军士，综京、外水陆各营，咸有成规。而历朝整军经武之谕，则随时训练，因地制宜。兹分述之。
其定期训练者，为领侍卫府三旗亲军训练之制，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每月分期习骑射二次，习步射四次。八旗骁骑营训练之制，每月分期习射六次，都统以下各官亲督之。春秋二季，擐甲习步射，由本旗定期。擐甲习骑射，由部臣定期。春月分操二次，合操一次，秋月合操二次，预奏操期。仲春孟秋，登城操习，兵部稽察之。岁以为常。八旗汉兵训练之制，於春秋月试炮於卢沟穚，各旗咸出炮十位演放，五日而毕。越三年，鸟枪营兵与炮兵合演枪炮藤牌於卢沟桥。其春秋季常操，四旗合操四次，八旗合操二次，初冬则分遣各旗演习步围。前锋营训练之制，月习步射六次，春秋擐甲习骑射二次，左右翼各分前锋之半，兼习鸟枪，月习十次，均由统领督率。每年秋季，前锋统领会同护军统领奏闻，率所属兵演习步围二、三次。护军营训练之制，月习步射六次，春秋擐甲习骑射二次，与前锋同。圆明园八旗护军营训练之制，月习步射六次，春秋习骑射，兼习鸟枪。步军营及巡捕营训练之制，八旗步军习步射，城门骁骑习鸟枪，均以春秋操演。内九门，外七门，咸设炮位。每届三年，随同八旗兵运炮至卢沟桥演放。巡捕营参将、游击，月考其属之弓矢，守备等各练其汛兵。春秋兼习鸟枪，与城门骁骑同。内府三旗训练之制，月习步射六次，春秋擐甲习射二次，立冬后，内府护军及尚虞处执事等演习步围，别选三旗护军习马射各技。火器营训练之制，月习步射六次，骑射六次，马上技艺六次。统辖鸟枪炮兵护军骁骑各官，按日於本旗考验。至合操之日，八旗分左右翼列阵，环施枪炮。秋季至卢沟桥演炮五日。健锐营训练之制，月习云梯鸟枪各艺六次，骑射步射鞭刀等艺六次，馀日於本期习枪箭。值驻跸圆明园，左右翼各以舟演习水战。旗营校阅之时，自七月开操至次年四月，设教场於九门外，将军、都统、副都统掌校阅骑射枪炮之事，第其优劣，以为赏罚。春秋合操，与京营同。
陆路绿旗营训练之制，总督所属为督标兵，巡抚所属为抚标兵，提督所属为提标兵，总兵所属为镇标兵。每岁秋季霜降日，先期各营将弁肃伍赴教场，设军幕。届时军士擐甲列阵，中军建大纛於场中，统兵大臣於将台上传令合操，中军扬旗麾众，台下举炮三，军中鸣角伐鼓，步骑甲士列队行阵，施放火枪，连环无间，如京营之制。若长矛、藤牌、扁刀、短刀之属，各因其地之宜，以教士卒，咸有成法。阅竟，试材官将士骑射技勇，申明赏罚，犒军，释甲归伍。漕运总督标、河道总督标训练之制，咸与京营同，各营将弁率其所属，按日督练。八旗水师营训练之制，每年春秋二季，将军、都统、副都统督率官兵，分驾战舰，奉天、福建、浙江、广东水师，各赴海口，齐齐哈尔、墨尔根、江宁省水师，各赴江面，天津水师赴海口洋面。每年自四月至八月，於潮平风顺时，张帆起碇，列阵出洋，以次鸣炮操演，馀日各率所属讲习水务。其绿旗水师营，有内河水师、江海水师，出洋会哨，信候各省不同。每岁春秋之季，乘舰列阵，扬帆驶风，鸣角发炮，操演咸如军律。
其随时训练者，天聪七年，太宗始举大阅之典。八旗护军、汉军马步、满洲步军咸集。分八旗为左右翼，汉军、满洲步兵为二营，四方环立，前设红衣炮三十位。上擐甲乘马，诸贝勒率护军如对严敌，亲军为后盾。传令闻炮而进，闻蒙古角声而退。次汉军马步，次满洲步军，进攻炮军。大阅礼成。严申退后之令。崇德八年，大阅於沈阳北郊，前列汉军炮手，次满洲步兵、蒙古步兵，次骑兵，次守城应援兵，次守城炮兵，绵亘二十里，闻炮合战。上亲临简阅，步伐止齐，军容整肃。
顺治七年，诫各将领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弓马务造精良。十一年，定每年阅操赏银之制。定骑射各兵分期演习之制。定督、抚、提、镇奖赏优等弁兵之制。
康熙十一年，令各省营伍，须武职大员巡察。嗣后各镇臣以巡察之期上闻，不得扰累各营。十二年，以汉军不能骑射者甚多，每旗宜增练火器。寻议八旗汉军骁骑，每佐领下，增鸟枪兵十八名。十六年，令各营於安营驻宿之道，驰骋奔走之劳，皆须习练，不得仅拘操演成法，直省提、镇，每岁督选标兵行围，以习劳苦。十九年，定每年演放红衣大炮之期。二十八年，定演炮之制。每年九月朔，八旗各运大炮十位至卢沟桥西，设枪营、炮营各一，都统率参领、佐领、散秩官、骁骑炮手咸往。工部修炮车，治火药。日演百出，及进步连环枪炮。越十日开操。太常寺奏简都统承祭，兵部奏简兵部大臣验操。各旗演炮十出，记中的之数。即於炮场合队操演，严鼓而进，鸣金而止，枪炮均演九进十连环，鸣螺收阵还营。三十年，定春操之制。每旗出炮十位，火器营兵千五百名。汉军每旗出炮十位，鸟枪兵千五百名。每佐领下之护军鸟枪兵、护军骁骑，每参领下之散秩官、骁骑校，及前锋参领、护军参领、侍卫等，更番以从。既成列，演放鸟枪，鸣螺进兵，至所指处，分兵殿后而归。五十年，定火器营合操阵式。八旗炮兵、鸟枪兵，护军骁骑，分立十六营。中列镶黄、正黄二旗，次六旗，按左右翼列队，将台在中，两翼各建令纛为表。每旗鸟枪护军在前，次炮兵，次鸟枪兵，次骁骑。台下鸣海螺者三，以次整械结队出营。施号枪三，台下及阵内海螺递鸣，乃开阵演枪炮九次至十次，炮与鸟枪连环无间。
雍正四年，改定卢沟桥演枪炮为三年一次，均演一月。兵校等火药器用，由工部预储。五年，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七年，以直隶营汛多演空枪，通饬直省将帅，令各营以铅子演准。八年，刘汝麟建议，汉军应习步围。寻谕各旗兵於初冬行步围，每旗行二、三次，统以各旗大臣，步行较猎，侍卫、打牲人等，一律学习。九年，以八旗官兵未能精整，统兵各官，择不堪骑射者，立为一营，稍优者，别立一营。每营千人，勤加操练，化弱为强。又以兵丁重在步行，凡八旗兵给限一年习步，以日行百四十里为率，优者赏之。十年，以边陲用兵，操演加勤，免各旗轮班值日，专习骑射长枪。十二年，定八旗汉军骁骑演习鸟枪之制。春季二月为始，秋季八月为始，各习枪四十五日，本旗四翼仍合操二次。
乾隆四年，定旗兵合操之制。每年春季，本旗各营官兵，於本旗教场分操二次，八旗各营官兵，於镶黄、正黄二旗教场合操一次。至秋季合各营大操，其队伍号令，旗纛器械，均遵大阅之制。六年，议准八旗骁骑营步射由本旗定期，骑射由兵部定期。八年，令八旗汉军至卢沟桥演放枪炮，於九月朔为始，演放一月，简都统大臣监视，日演十出，兵部阅操之日，每旗各演百出，演毕，合操枪炮。其金鼓号令，悉如大阅之制。十年，以沿海水师，经大臣察阅，其操演多属具文，未谙水务，通饬将军、督、抚、提、镇，实心训练甄别。十四年，以旗兵习练云梯，随征金川有功，凯旋后，别立健锐营，云梯兵千名为一营，统以大臣，专练云梯、鸟枪、马步射及鞭刀等艺，并随侍行围。又於昆明湖设赶缯船，以前锋军习水战驾船驶风之技。是年，莽阿纳上言，整顿边省营伍章程：一、步弓均改五力以上，一、马射与步射一式，一、马兵骑射宜枪箭二技，一、鸟枪专练准头，一、枪兵兼习弓矢，一、定优劣赏罚，一、预储军械，以固边陲。十七年，定八旗汉军藤牌兵之制，春季与旗兵一律操演，遇大阅及诸营合操，则守护炮位，入队演习。三十六年，令鸟枪兵宜遵定例，於演枪时，检回铅子，以励勤能。三十八年，定各营增演马上四箭四枪之制。三十九年，以金川用兵，京城之健锐、火器二营，功绩最多，令各省绿营习鸟枪兵弁，悉仿火器营进步连环之法操练，不得虚演阵式。寻定各营枪兵升补之序，以资鼓励。四十年，令健锐营兵月习枪十二日，定三等为赏罚。四十三年，令各省习枪兵弁，仿京营火器操练之法，各总兵於巡阅时，有进步连环精熟者纪功。四十四年，令各省绿营兵习射，以五矢中三为一等。五十年，以绿营阵法，向习两仪四象方圆等旧式，无裨实用，改仿京营阵式，由提督颁发各标镇，如式教演。各营每月定期合操，并演九进十连环之阵。其堆拨应差兵丁，暇日一律练习。又以各省巡抚标兵，向供给使，训练甚稀，饬各抚臣实力整理。其旧式之藤牌兵，均兼习鸟枪。五十五年，令军机大臣会同兵部，审定演放炮位步数及惩劝之例。
嘉庆二年，罢水师冬令凫水习艺，以恤兵艰。四年，令水营兵丁一律兼习陆战。又令新疆屯田之兵，每营分半屯种，馀悉回营操练。令各省督抚，修理营汛墩台。督操将、备，加力振奋。九年，令各统兵官习射以六力弓为度，习枪以迅速命中为度，申明教诫，力挽积习，不得养尊处优。十一年，令德楞泰等兵丁，以十成之一兼习长矛，其制不得逾丈。
道光元年，令各军均习长矛步枪，不得专精马枪。是年，杨芳上言：“兵丁於练骑射枪矛之外，加以车骑合步连环三项，融结参合，日操一队，以五队更番演习，六日合操为一阵。直隶额兵，抽练四成，得一万五千三百馀人，成二百四十队，按图操演，以齐勇怯而节进退。”允之。二年，以广东营伍废弛，严饬抚臣，实力练习，不得多立章程。四年，罢撤梅花车炮阵式，专习部颁九进连环阵式。五年，允英和之请，以八旗圈马四百匹，改拨巡捕营，令满洲、蒙古马兵演习骑射，春秋二季，步军统领会同左右翼总兵简阅，三年后亲临大阅，八年，令那彦成等回疆增设防兵，筹给饷糈，议定操兵章程，并於喀什噶尔防兵内，抽练二千名，伊犁满兵亦勤习骑射，由参赞大臣及总兵督操。十五年，以山西满、汉营伍废弛，严饬阅兵大臣严明甄别。是年，常大淳上言，新疆、湖南、广东、四川各营伍，日久生玩，满营则奢靡自逸，汉营则粮额多虚。由於拔补之循私，操演之不实，以国家养兵之资，为众人雇役之用。请饬将军、督、抚，力除积习。遇剿匪保案，不得冒滥，以励戎行。允之。并令各州县额设民壮，一律充补训练。十七年，令各省民壮，每月随营操演，授以纪律，以辅兵力所不及。十八年，令盛京满洲兵各勤操务，遇行围之时，不得有雇役情弊。十九年，以四川各营，技疏胆怯，致夷匪日张，特简大臣，督率镇、道，亲往校阅。二十二年，令天津增兵六千馀人，饬各将、备率新旧兵丁，悉加练习，首火炮，次鸟枪刀矛，辅以马队。遇警则各营联合南北炮台。命精能武员，专司稽察，讲求方略。二十六年，令各州县民壮，随营调考刀矛杂技。三十年，令各督、抚、提、镇，汰老弱冗滥之兵，抽练精壮，俾各营皆有选锋劲旅。不得以工匠仆役，虚占兵粮。
咸丰元年，奕山等以伊犁及乌鲁木齐二处满洲营增练鸟枪，拟定考验章程，并绿营一律办理。三年，综各省绿营额兵共六十馀万人，除征调之兵，所馀存营者，汰弱留强，定期分练。各省驻防旗兵亦如之。五年，令健锐、火器、圆明园八旗营，及前锋、护军、八旗汉军营，饬阅兵大臣核实校令，分别劝惩。又令僧格林沁等增满洲火器营操演阵式。十一年，以盛京、吉林、黑龙江马队官兵，日就疲弱，饬将军、副都统，无论在城在屯，一体挑练，可造者多方鼓励，贫苦者酌量周恤，遇行围兵数不足，以馀丁随同操演。
同治元年，以上海、宁波等海口官兵，延欧洲人训练，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酌选武员数十人，在上海、宁波习外国兵法，以副、参大员统之，学成之后，自行教练中国兵丁。又以广东、福建营伍久弛，饬耆龄、刘长佑等於旗、绿营营内，择骁勇员弁，习外国兵法。天津练军亦如之。其内地营兵，仍遵旧章，随时训练。是年，令文煜等定京营绿旗兵枪队炮车合阵之制。四年，醇郡王等训练神机营兵及练兵三万馀人，操演渐著成效，绿营亦就整肃。令仍隶醇郡王节制，督操阅兵大臣，一并阅看。是年，令崇厚率洋枪队千五百人赴畿南，饬天津镇、芦台镇选择标兵，增练新式洋枪。六年，以丁宝桢所拟训练马队章程十四条，饬特普钦於黑龙江所属、富明阿於吉林所属打牲人内，招募壮丁三千人，遵章速练马队，以剿捻匪。曾经出师回旗之员，分起训练，入关候调。十年，曾国藩建议，用兵十馀年，绿营几同虚设。查阅江南营伍，约有四宗：曰经制绿营，曰新设水师，曰挑练新兵，曰留防勇营。凡陆兵四十一营，水师十一营，新兵十一营，防勇十二营，兵数实存二万四千馀人。旧习宜改者，约有四端：一、兵丁应差与操演分为二事，应差以分塘分汛为额，操演以分营分哨为额。一、绿营饷薄兵疲，宜仿新军练军之制，裁兵加饷。一、旧用鸟枪土药，不利战阵，各营宜以次悉改洋枪。一、水师不得仍沿马兵、战兵、守兵之名，各省水师，皆应筹造船之费，以船为家，但兼陆操，不得居陆，外海、内洋、里河水师，器械船只，力求精整。凡此皆事关全局，请特旨通行内外臣工，合议遵行。是年，令长江水师，及外海、内洋、里河水师，均应专习枪炮，不得藉口演习弓矢，致开陆居之渐。沿海兵轮水师，亦免习弓矢。十二年，沈葆桢以各兵轮虽分驻各省，而操演徵调必应声势联络，请饬兵轮统领，躬历各海口，随时调操。十三年，李鸿章以八旗、绿营兵，用弓矢刀矛抬枪鸟枪旧法训练，固难制胜，即新练各军，用洋枪者已少，用后膛枪及炸炮者更少，可靖内匪，而不可御外侮。曾国藩曾拟以新械练兵，沿海七省，共练陆兵九万人，沿江三省，共练三万人，计年饷八百万两，总理衙门议以制胜之洋枪队练习水战，丁日昌议合各省练精兵十万人，皆以费重未能遽行。陆军与水师规制各殊，训练亦异，水师犹可陆战，陆军不能操舟。请以现有陆营，一律选练洋枪，裁绿营疲弱之额，加新军之饷，沿海防营，悉改后膛枪，於海岸要口，屯大支劲旅，专讲操练及筑垒诸事。各海口修洋式沙土炮台，置十馀寸口大炮，择良将劲兵练习，以命中及远为度，以固海疆。
光绪五年，李鸿章以德国陆军步队尤精，得力在每日林操，熟演料敌应变之法，夏秋大操，熟演露宿野战攻守之法。其法备於一哨，扩而充之，可营可军。前於海防营内，选游击等七员，赴德国学习林操及迎敌、设伏、布阵、绘图各法三年馀，学成回国。乃於亲军营内，挑选哨队，仿德国一哨之制，依法教练，渐次扩充。九年，李鸿章始创设水师学堂於天津，习驾驶等艺。十一年，张之洞酌定海防各营操练章程，旧式刀叉弓矢已无实用，改用新操，一练卧枪，一练过山炮队，一练掘造地营，一练安放水雷，一练修筑炮台，一练临敌散队，一练洋式火箭，一练安设行军电线，一练疾步逾濠越岭，一练夜战，一练坚守地营及濬濠筑墙一切工程。是年，李鸿章以外洋留学生回华，於操法、阵法、电学、水雷、旱雷，均有心得，饬分赴各营教练弁兵，并设武备学堂。十二年，张之洞以广东省驻防营，於光绪六年，选甲兵千五百人，改练洋枪洋炮及阵法，乃裁汰旗营水师，附入步军，编为两翼，合阵操演。饬制造局移解新式枪炮，增练炮队。十三年，李鸿章以北洋武备学堂学生，於炮台、营垒、马队、步队、炮队诸新法，咸有成就，饬令回营，转相传授。是年，张之洞始於广东设水师、陆师学堂，水师分管轮及驾驶攻战二种，陆师分马步、枪炮、营造三种，兼采各国之长。二十年，张之洞之南洋水师学堂著有成效，加以奖励。又於江宁省设陆军学堂，讲求地理、测量、营垒诸术，马、步、炮队诸法。
二十一年，张之洞建议，旧营积弊太深。人皆乌合，来去无恒，一弊也。兵皆缺额，且充杂差，二弊也。里居不确，良莠不分，三弊也。摊派刻扣，四弊也。新式枪炮，抛弃损坏，五弊也。营垒工程，不知讲求，六弊也。营弁习尚奢华，七弊也。若以洋将统之，期其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精，技艺必娴，勇丁不供杂差，将领不得滥充，此七者练兵之必要。所聘德国武将三十五人已来华，即仿德国营制，设步队八营，二百五十人分为五哨，马队二营，一百八十骑分为三哨，炮队二营，二百人分为四哨，工程队一营百人，医官、枪匠等咸备。凡勇丁二千八百六十人，饷四十四万两。俟操练有效，推广加练，增至万人。以此军洋将移练第二军，俾次第以成劲旅。是年，胡燏芬建议，新练各军，宜用一律枪炮。北洋先练五万人为大军，南洋练三万人，广东、湖北练二万人，馀省万人，操法军械，务归一律，以便徵调。各省应一律设立武备学堂。
二十二年，始以新法训练海陆各军。各省设立学堂，同时举办。是年，张之洞始裁撤湖北武防等三旗，改练洋操二营，工程队一营，仿直隶武毅军新练洋操章程，参用德国军制，聘德国武员为教习，以开风气。是年，盛宣怀建议，全国绿营兵岁饷千馀万，练勇岁饷亦千馀万，凡八十馀万人，徒耗财力，无裨实用，宜悉行裁撤。共练新军三十万人，就各省情形轻重，定兵数多寡，徵募训练，悉仿西法。旋总理衙门以各省营伍，骤难尽裁，先就北洋新练两军，及江南自强军、湖北洋操队，切实教练。俟裁兵节饷，次第推广。饬两江、两湖督臣，较准制造局枪炮画一办理。又於武昌城设武备学堂，聘洋员教习。
二十四年，令各省稽察缺额摊派之弊，严行革除。至操练之法，宜不拘成格，尽力变通，饬督办军务王大臣议之。寻以神机营、火器营、健锐营、武胜新队，操演娴熟，赏统兵大臣有差。令满、蒙、汉各军骁骑营、两翼前锋、护军营，五成改习洋操，五成改用洋枪，八旗汉军炮队营、藤牌营，一并改练，神机营汰弱留强，共练马步兵万人。其阵法器械营制饷章，酌仿泰西兵制。是年秋，上亲诣团河及天津大阅新操。又令各省增水师学堂学额，增造练船，习驾驶诸术。二十五年，以北洋各军训练三年，饬统兵大臣取各种操法，绘图贴说以闻。步队以起伏分合为主。炮队以攻坚挫锐为期。马队以出奇驰骤为能。工程队以扩地利、备军资为事。以平时操练之法，备异日战阵之需。二十六年，邓华熙於安徽省城设立武备学堂，习枪炮战阵诸学。
二十七年，以各省制兵防勇，积弊甚深，饬将军、督、抚，就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更定饷章，一律操习新式枪炮。又令南北洋、湖北之武备学堂，山东之随营学堂，酌量扩充，认真训练。是年，刘坤一、张之洞等，以二十年来，各省练习洋操，屡经整顿，而旧日将领，於新操多未谙习。东西各国教将练兵要旨，约有十二：一曰教士以礼，使知有耻自重，一曰调护士卒起处饮食，一曰讲明枪炮弹药质性源流之法，一曰枪炮线路取准之法，一曰掘濠筑垒避枪炮之法，一曰马步炮各队择地借势之法，一曰测量绘图之法，一曰队伍分合转变之法，一曰守卫侦探之法，一曰行军工程制造之法，一曰筹备行军衣粮辎重之法，一曰行军医药之法。各疆臣均应选择统领、营、哨各官，均切实研究。练兵固亟，练将尤要。数年以后，非武备学堂出身者，不得充将弁。更请仿英、法之总营务处，日本之参谋部，於都城专设衙门，掌全国水陆兵制、饷章、地理绘图、操练法式、储备粮饷、转运舟车、外交侦探等事。平日之预筹，临时之调度，悉以此官掌之。兼采众长，务求实用。令内外臣工合议。二十八年，设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实演战击诸法。此历朝训练之规也。
兵十一
△制造
清代以弧矢定天下，而威远攻坚，亦资火器。故京营有火器营鸟枪兵之制，屡命各省防军参用枪炮。初皆前膛旧制，继购欧洲新器。其后始命各省设局制造。制造之事，实始天津。当咸、同间，中原未靖，李鸿章疏请在天津设机器局，自造枪炮，以供北方军队之用。同时，江苏亦创立机器局。
同治四年，江苏巡抚李鸿章疏言，统军在江南剿贼，习见西洋火器之精，乃弃习用之抬枪、鸟枪，而改为洋枪队。留防各军五万馀人，约有洋枪四万枝，铜帽月须千馀万颗，粗细洋火药十数万斤，均在香港、上海购买。又开花炮四营，每炮一具，重者千馀斤，轻亦数百斤，炮具精坚，药弹繁重。惟器械子弹皆系洋式，所用铜铁木煤各项，均来自外洋。必须就近设局自造，以省繁费。江苏先设三局。嗣因丁日昌在上海购得机器铁厂一座，将丁日昌、韩殿甲二局移并上海铁厂。以后能移设金陵附近，滨江僻地，最为久远之谋。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疏言，外洋开花炮，近日督饬工匠仿造，已成三十馀尊。用尺测量，施放与西洋同其功用。十三年，船政大臣沈葆桢疏请饬沿江海各省，仿津、沪二厂，自设枪炮子药厂局。
光绪二年，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疏请选派制造学生十四人，制造艺徒四人，由出洋监督带赴法国学习制造。此项学生，既宜另延学堂教习课读，以培植根本，又宜赴厂习艺，以明理法，俾兼程并进，以收速效，备他日监工之选。其艺徒学成后，可备分厂监工之选。凡所习之艺，均须新巧，勿循旧式。如有他厂新式机器，及炮台、兵船、营垒、矿厂，应行考订之处，由监督酌带生徒前往学习。山东巡抚丁宝桢疏言：“今在山东省城创立机器制造局，不用外洋工匠一人，局基设在泺口，自春及秋，将机器厂、生铁厂、熟铁厂、木样厂、绘图房，及物料库、工料库大小十馀座，一律告成。其火药各厂，如提硝房、蒸硫房、煏炭房、碾炭房、碾硫房、碾硝房、合药房、碾药房、碎药房、压药房、成粒房、筛药房、光药房、烘药房、装箱房，亦次第告竣。其各厂烟筒，高自四十尺至九十尺不等，凡大小十馀座。所买外洋机器，次第运取。俟机件煤炭各种备全，厂局告成，不逾一年，即可开工。将来如格林炮、克鲁伯炮、林明登枪、马梯尼枪，均可自造，不至受制於人，并可接济各省，由水路转运。即使洋商闭关，不虞坐困也。”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江苏巡抚吴元炳疏言：“上海制造局自同治四年开办，阅七年，曾请奖一次。今又阅七年，先后增造机器二百三十三座，大小铜铁炮三百四十八尊，炮架七百八十馀座，开花实心炮弹十万一千馀颗，各式洋枪一万八千六百馀枝，枪弹八十馀万颗，火药十七万磅，其他零件关系军事者甚多。在事诸人，寝馈於刀锯汤火之侧，出入於硝磺毒物之间，积数年之辛苦，乃克有此成绩。请优奖以资鼓励。”
三年，湖南巡抚王文韶疏言：“近年上海、天津、江宁均有制造局，滨海固宜筹备，而内地亦应讲求。湘省一年以来，先建厂，次制器，仿造洋式，规模粗具。后膛枪及开花炮子，试演均能如法，与购自外洋者并无区别。以后随时添造，自数千斤以至万斤大炮，或钢或铜，均可自造。湘省向产煤铁，攸县、安化各处所产之铁，与洋铁一律受钻。火药一项，督匠精造，与洋火药不相上下。自光绪元年五月开办，至二年十月，共用二万二千馀两。以后每月以三千两为度。请援津、沪二局成案，专摺奏销。”四川总督丁宝桢疏言：“川省已设机器局，今外洋机件运到，即行开局，自造洋枪子弹等项。”
四年，总理衙门王大臣疏言：“前陈海防事宜，有简器一条，巨炮应如何购办，各军洋枪应如何一律，以后应如何自行仿造，请饬疆臣切实详议以闻。”嗣据各将军、督、抚覆陈：“有言前膛枪稳实者，有言后膛枪灵捷者，有言线枪胜於洋枪者，有言宜勤加操练磨洗者，有言不宜多购防新出更胜者，有言宜派人赴外洋学习者，有言宜内地设局以防后患者。臣等查外洋枪炮，近时皆用后膛，名目甚多，必须择其至精之品，一律切实办理，庶在彼不敢售其欺，在我得以適其用。外洋军械价值，本无成案可考，故承办之员，视为利薮。查上海为各洋商聚集之地，多在该处交易。请以精明廉正之员，总理其事。各省有委办军火者，责成该员核定。如有浮冒等事，严行治罪。至仿造外洋军火，李鸿章先后奏在上海、天津设局制造。丁宝桢、王文韶亦在山东、湖南二省各设局厂，不用洋人，其费最省。丁宝桢复於四川设局。以上三局，均设在内地。沪局制造枪药，岁用银四、五十万两。津局岁用银二十馀万两。近据李鸿章、沈葆桢奏报，津局造后膛炮，沪局则前膛、后膛洋枪并造，既非通力合作，未必易地皆宜。请饬两局派得力人员，随时酌核，画一办理。”时廷臣有议以上海机器局款，充固本饷及赈捐者。两江总督沈葆桢疏陈，谓机器局缔造十馀年，仅恃二成洋税，入不敷出，而南北洋所用枪炮子药，咸取给於此。海防重要，未可停工。
五年，丁宝桢疏言，四川机器局近以恩承、童华疏请停办，奉谕令酌度办理，仍请设法兴办，毋令废堕，遂复开局制造。
七年，两江总督刘坤一疏言：“金陵制造局，於光绪六年，即饬工匠加工制造。各军拨用洋枪，先后已及万枝。今军械所尚存来福前膛枪一万三千馀枝，马梯尼后膛枪七千馀枝，林明登后膛枪八千馀枝，细洋火药六十五万馀磅，洋炮火药四十馀万磅，棉花火药九万九千馀磅，铜火一千万磅，各项铜管火十七馀万件，又水雷应用之电线七十五车，所储尚不为少。而上海制造局现造之洋药及林明登枪，可随时接济金陵。复定购机器，增设洋火药局，并定购前后膛枪一万五千枝，尚不在此数内。至各处明暗炮台所用之炮位，有上海制造局现造之一百二十磅子之钢炮，年内可成。金陵局中所造陆营之炮，亦多可用。”是年，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吴大澂疏请吉林创办机器局。
十一年，直隶总督李鸿章疏言：“上海、江宁、天津、广东各机器局，大都分造炮械子药，以供各军操练战守之用，尚未能仿造后膛大炮。至若三、四寸口径后膛小炮，后膛连珠炮，为水陆军必需之利器，应就内地已开煤铁矿近水之处，分设造枪、造炮专厂。至克鲁伯钢炮，近来德、奥、义各国，恐纯钢不尽合用，均改造硬铜后膛小炮，融炼别有新法。日本已聘洋匠仿造。中国亦宜踵行。各国后膛枪式样不一，新式改用连珠，或六、七响，精利无匹。日本已设厂自造，中国亦宜专造，以应各省之用。约计造枪及小炮机器皆不过数十万金，尚不甚钜。水师所用之鱼雷、伏雷，与炮并重。各种伏雷，中国机器局多能自造。至鱼雷则理法精奥，别有不传之秘，只可向西洋订购。天津机器局已购备试雷修雷之具，仿造则未易言也。”两广总督张之洞疏言：“粤省请募款开设枪、雷各局，其大炮仍归沪、闽二厂制造。”又疏言：“省城有机器局，城西增步地方有军火局，以器具未备，仅能制小钢炮开花子、寻常洋火药、白药、水雷壳、洋火箭、修理船炮寻常机器，除火药、火箭尚可用，其馀能成而不能精。设局十馀年，用银数十万，迥非津、沪、闽各局之比。今重加整顿，以机器、军火二局，并入城西增步一局，以就水运之便，名曰制造局，仍制枪炮弹火药等物。其修理鱼雷，归黄埔雷局。就制械而言，以枪弹与行营炮为尤要。盖购枪可用数年，购弹不能支三月，一举而购枪数千则易，一举而购炮数十则难。自宜分条并举，循序图功。期以一年半而铸枪炮厂成，两年而炮台备，庶足以御强敌。”大学士左宗棠疏言：“各省制造局厂，宜合并筹办，以专责成。前曾疏请开徐州、穆源各矿，为铁甲钢炮材料。兹奉谕饬议设厂处所，若论常格，自应由两江、闽浙筹款试办，或委公正富绅，集股创办，并招通晓化学之人，研求炼法，俾速出钢铁应用。其实矿政船炮，相为表里。应设海防全政大臣，所有制造船炮矿厂军火事宜，皆宜一手经理，以归画一。”
十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荃疏报金陵洋火药局竣工。四川总督丁宝桢疏言：“川省建设制造局，已及五年。仿造洋枪，为数不下一万五千馀枝。除接济广西、云南军营外，局中尚存后膛洋枪三千五百枝，前膛洋枪四千枝。恐不敷用，向上海洋商订购克虏伯开花炮、格林炮各十尊，另造得用之劈山炮七十馀尊，抬枪五百枝备用。其火器弹丸铜帽等，除拨用外，尚存九万馀斤。今加工制造，每月可得火药七千馀斤，以资接济。”
十三年，四川总督刘秉璋疏言：“川省机器委员曾照吉等，能用巧思，不招洋匠，自教工徒，仿造外洋枪炮，创用水轮机器，以省煤力。又於省城外设局，以水机制造火药。数年以来，成机三部，机器一千五百九十件，洋枪一万四千九百枝，火药二十八万馀斤，铜火帽一千三百七十五颗，后膛药弹六十八万五千五百颗，铅子六十万五千颗，洋炮三具，成绩甚优。”两广总督张之洞疏言：“前以筹办海防，购运军火，并济云南、广西军营，而后膛枪弹需用尤多，必须购置机器，自行仿制。乃在上海洋行购运制造枪弹机器来粤。正拟设厂开办，適广西抚臣李秉衡，以广西所购枪弹机器一部，运解到粤，而广西撤防，且无力设局，请留在广东备用。当即在省城之北石井墟地方，创立制造枪弹厂一所。所有机器大厂一座，打铁、烘铜壳、锅炉、造木箱、装子药房共五处，储料、发料库各一处，又有装蜡饼纸饼火药及工匠等房，共安设机器二副，能造毛瑟、马梯尼、士乃得、云者士得四种枪弹。试办之初，每日约造二千颗。熟习之后，每日可造八千颗。目前即可开造。尚有需用镕铜、碾铜等机器，并增建厂屋，俟次第到齐，即可举办。”
十五年，张之洞疏言：“广东筹建水师、陆师学堂，并於堂外建机器厂一座，铸铁厂一座，烟筒一座，及储料所、打铁厂、工匠房、操场、演武厅、石堤、马头等，约用银六万两。机器厂内有十二匹马力汽锅机炉全座，大小旋铁床、削铁床、钻铁机、剪铁机共一十七架，手用器具，铜铁钢料，约用英金二千五百镑。其机器在英国厂订购之。”又疏言：“前曾由文武官绅及盐埠各商分年捐银八十万，造小兵轮十号。今接续捐募三年，专为购买制造机器并建筑厂屋经费。乃电询德国柏林地方力拂机器厂，订购新式制造连珠毛瑟枪，及造克鲁伯炮、过山炮各项机器全副，其汽机马力加大，以便枪炮兼造，锅炉并为一厂，较为节省。旋由出使德国大臣与该厂订造枪机器一分，每日能造新式连珠十响枪五十枝，汽机马力一百二十匹，又造炮机器一分，每年能成克鲁伯炮口径七生的半至十二生的之过山炮五十具，又购枪尾尖刀机器全分，价共一百八十一万七千两。今择定省城西北石门地方，依山临江，输运便利，於建厂相宜，乃即日开工起筑。其枪管钢料及炼钢罐等，均向德国名厂购备，以期精良。他日铁矿各山开采得法，则钢铁材料取给内地，次第扩充，并可接济各省军营也。”
十六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於湖北省城初建兵工厂。是年，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与户部会议，以广东枪炮厂改移湖北省，开厂后，常年经费，由湖北筹办。旋由湖广总督张之洞覆陈：“鄂省开厂后，督饬洋匠，悉心考求。原定造枪机器一副，每年能造新式连珠十响毛瑟枪一万五千枝，造炮机器每年能成克鲁伯七生的半至十二生的行营炮及台炮共一百具。又应添购造枪炮药、造白药、造弹、造炮车、造炮架各机器。每枪一枝，随弹五百颗，每年须成枪弹七百五十万颗。每炮一尊，外洋向例随带炮弹三百颗，兹就最少之数，亦须随弹二百颗，每年须成实心弹、开花弹各种弹共三万颗。统计一切经费，约需银七十五万两。计一年所造枪炮全分，比外洋买价所省甚多。特是钜款难筹，此次开厂试办，所有枪炮药弹，每年各造一半，约需银四十万两。机器今已到鄂，置閒必至鏽坏，工匠亦必练习，方能精熟。就鄂省财力自行筹措，查四川机器制造局，系奏明支用土药税釐，今湖北枪炮厂乃奉旨特办，较四川制造局大小悬殊，关系尤重。请将湖北省岁入土药税银二十万两，川盐加价银十万两，共三十万两，拨充枪炮厂常年经费。将来各省需用，拨款由鄂厂代造，则随时收回价本，即可推广多造。此次鄂省新设枪炮厂所造各械，皆系南北洋、广东、山东、四川等省制造局所无者。至鄂厂所造克鲁伯各种车炮，尤为边防海防及陆道战守必不可少之利器。前大学士左宗棠曾言购械外洋，以银易铁，实为非计，一旦有警，敌船封口，受制於人，运购均无从下手。况陆续远购之器，种式既殊，弹码亦异，每至误事。惩前毖后，则建厂自造，乃未雨绸缪之计也。”是年，兵工厂成。
十九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疏言：“上海机器局於光绪十五年，令道员刘麒祥办理局务，专心创造新式枪炮，及自炼钢料。外洋新出利器，不肯以秘法示人。其机括灵巧，猝难臆测。开办之始，几无端绪可寻。乃精选洋匠，博访穷探，考索成式，参以心得，造成试验之，有稍不如法者，拆改重造。於二年之内，尽群才之力，竟造成新式枪炮，并炼就钢料，迭次考验，与西洋所造一律精坚。”湖广总督张之洞疏言：“湖北新建炼铁厂告成，开炼生铁炉一座，已炼成生熟铁具铜碾铁轨铁条，均有成效。其炼西门士钢厂，开炼时极险，北洋、上海各炉，迭有炸裂堵塞之患。鄂省此项钢炉，饬洋匠详考火候，向来至速须六点馀钟出钢，今止三点馀钟已能炼就钢料，成色无异洋制，足以为造炮之用。炮厂亦即开工，即以炼出之钢，试造六生的半及七八生的克鲁伯陆路车炮。若能钢料精坚，演放有准，即可造十二生的大炮。以军需孔急，饬工匠多炼西门士钢，及贝色麻钢，为制造枪炮之用。外洋陆战，全恃连珠快炮，仅有后膛枪炮，不足以尽之，鄂厂添购制快炮机器，尤为利用也。炼铁厂之铁路运道，及洋匠华工，原为二炉之用。今止一炉，每年只能出铁一万五千馀顿，折亏甚钜。马鞍山煤井焦炭炉完工在即，拟以湖南省所出白煤和攙焦炭冶炼，勉供二炉之用，始足以资周转。”
二十年，总理衙门王大臣疏言：“军务紧急，以赶造军火为先务，而经费有限。以之购买外洋军火则不足，且多须时日，以之就各省现有局厂加工制造，则军火可倍而出之。前由户部拨款，在吉林设立机器局，专供吉林、黑龙江二省常年操防之用。请饬吉林机器局加添工料，增造军火，以应急需。”湖广总督张之洞疏言：“湖北新设之汉阳铁厂，先开生铁大炉一座，日夜出铁八次，共五十馀顿，以后日见进步，有每日出六七十顿者。其次乃炼熟铁、炼贝色麻钢、碾铁条、制钢轨以及锤炼烘压各法，一时并举。所出之铁，虽系初炼，已与外洋相较，无甚轩轾。现在江夏马鞍山煤井所出之煤，可作焦炭，合於炼铁之用，已开横穴煤巷，现拟进掘三层横穴。外洋之大洗煤机及运煤之铁挂线路，均已次第竣工。洋式焦炭炉十座，年内当可一律告成，足敷生铁一炉及各厂炼钢之用。参以湖南所产白煤油煤，即可二炉齐开。”此制造钢铁已有成效之情形也。
又疏言：“铁厂之设，实兼采铁、炼钢、采煤三大端为一事。而开煤所费，几与炼铁相等，本难并入造厂炼铁计算。开平煤矿，费至二百万，始克成功。今铁厂自经始至观成，用款繁钜，所有奏明拨用之款，早经用罄，虽以枪炮经费匀拨，不敷仍多。非原估续估之多疏漏，实因开炼以后经费，与造厂工程本系二事，必须先行筹垫一年。且事皆创举，机局变更无常，随时补救，增出用款，多在洋匠原拟之外，非预料所及。其增出之款，除零星杂费数十项不计外，举其重大者数端：一、增购机炉工料，如增置十五顿大汽锤一具，增贝色麻大压汽机一副，增造西门士炉底火泥管及造火砖机器，增改生铁大炉架一座，炉内用砖，令与矿煤之性相合，增生铁厂内之铁瓦敞棚，增中西两式洗煤机，增内地火砖焦炭炉，增铺地铁板，增厂内运物铁路，增运矿煤铁车，增炉上铁盖，炉外水池水沟，及四周之保险门，增铜铁管及水箱，增化验煤铁大小各项器具材料，以及汽表风表水表，皆为精细贵重之件。一、增募开炼洋匠，原拟雇用八人，其馀雇用熟手之华匠百馀人应用。开炼之事，以生铁大炉为重，中国向未炼过。若欲选用华匠，非有极聪明之人在厂精练多年，难与此选。即炼钢各厂，亦非得专门名家之洋匠领首作工不可。若手法稍不中程度，即致变生意外，危险之至。现募到洋匠二十八人，均万不可少，较原估八人多出二倍馀。一、添补不全机器，外洋运到之机件，沿途损缺颇多。其简便者，由汉阳本厂自行修补二千馀件外，其重大精细机器，必须由外洋或上海洋行重行购补。或此种不甚灵动，则洋匠必另购一机以救之。或此式之炉，试炼焦炭不净，或旧法所采之矿不多，则洋匠又思一法以损益之。旷日加工，致多糜费。一、外洋金镑值价日昂，比初定机器时，价高过半。而改换机器，访订洋匠等事，日积月累，亦成钜款。一、多用煤斤，凡铁山煤矿，开采转运，以及铁厂起重运料、试钻开井、抽水压气，无在不需机器，即无日不用煤斤，为数甚钜。又生铁大炉，购用外洋焦炭，试炼两月，费亦不赀。各款皆原估所难周悉，加以煤井开至数十丈，已费尽人工机器之力，而煤层忽脱节中断。外洋办法，必仍就原处追寻，另行开井。而重开一井，非钜款不办。现实无此财力。若非马鞍山煤井有成，则全恃湘煤，所费更钜。此则时局变迁，多费用款，初非意料所及。前曾督饬局员及洋匠矿师，续估用款，以为能销货周转，不致再有增加之款。乃移步换形，层折过多，加工遂致加料，费日因以费工，不特非局员所能限定，并非洋匠所能预知，多方补救，繁费滋多。今拨借各款，所馀无几，若行销挹注，必俟两炉齐开，一年以后，始能流通周转。尤须钢铁各料，胥臻精美，合於制造之用，方可期流通无滞。至畅销后，尤防洋铁有减价夺售之患。此开炼之初，必须宽筹经费，庶不致停炉待款。原拟就枪炮厂经费挹注，无如枪炮厂增设炮弹、枪弹、炮架三厂，计机器运费等，已需银三十万两，建厂之费，尚不在内，势不能全行拨用。值此厂工已竣，炼铁已成之际，所欠者仅此筹垫之款。若镕钢炼铁，因此停工，则制造枪炮，何所取资？当海防紧急之秋，而军械缺乏，贻误戎机，关系匪浅。今各省财力，自顾不遑，岂能协助。惟有就湖北本省各款，竭力匀拨周转，机炉勿使停工，军实得资接济，庶不致功亏一篑也。”
又疏言：“前因开炼钢铁为造械之本，以枪炮厂经费匀拨济用，而枪炮厂更形支绌。前办海防所购军械，每枪式参差，弹码互异，及旧枪攙杂，药弹潮湿，流弊滋多。故炮架、炮弹、枪弹三厂之设，万不可缓。今竭力筹款，先将炮架、炮弹机器，於十八年夏间，在德国力拂厂购定制造水陆行营各种炮架机器全副，每年能成六七生的至十二生的炮架炮车一百副。购定制造克鲁伯炮弹机器一副，每日能成六七生的至十二生的炮弹一百颗。其他开花弹、实心弹、群子弹、子母弹，均能自造。又购定小口径枪弹机器一副，每日可成枪弹二万五千颗，造铜板、造铅条、装药入弹、修理器具俱全，共用银三十万两有奇。又添厂屋、大小铁梁、铁地板、水泥、火砖各种建筑工程，三厂合计共用银十五万八千两。近日外洋快炮益精，即兵船八十磅至百磅之大炮，亦用机器造成。鄂厂本系制造新式连珠枪，若能兼造快炮，於军事尤多裨益。已电询洋厂，增购新式快炮机器及炮管各件，共价银三万两有奇。其厂仍旧，俟机器到齐，即可改制，较之另起厂屋，所省经费实多。此种快炮六生的者，每分钟可放三十出，九生的者，每分钟可放二十馀出，洵为制胜之具也。”是年，陕西巡抚鹿传霖疏请以甘肃省旧存制造军火机器全具，运至陕西省城，试造枪炮子药。
二十一年，奉天增练新军，将军依克唐阿遣员在山东、吉林、奉天、辽阳等处，制造铜铁等各项炮位，华、洋各式步枪，以及炮车炮架，并购制造子弹、碾火药、造地雷器具，暨刀矛等件，在正饷动支。山东巡抚李秉衡以山东省自设立枪炮机器局后，供给各路军火，逐年增加制造，请增常年经费。两江总督张之洞以前年任湖广总督，创办湖北汉阳炼铁厂，及兴国州、马鞍山二处采煤，以供炼铁之用，著有成效，请优奖在事人员。陕西巡抚张汝梅以陕西省各军所用里明、毛瑟、中针、后膛各式洋枪，皆由他省协拨，不尽合用。咨商甘肃省拨旧存制造军火之机器等件，运至陕西，即在省城设立机器局，试造枪炮子药，随时修理旧械。
两江总督张之洞上言：“天津、江南、广东、山东、四川原有制造局，所造军需水陆应用各件颇多，而所成枪炮甚少。或止能造枪炮弹而不能造枪炮，或能造枪，而汽机局厂尚小，均宜量加扩充。福建船政局现有大锅炉机器及打铁各厂，并多谙悉机器员司工匠，若增置造枪炮机器，费省而工亦易集。如奉天为根本重地，而道远难於接济，宜专设一厂。陕西为中原奥区，且可以接济西路，亦宜专设一厂。至各厂制造，大率皆宜以小口径快枪及行营快炮为主，或枪炮并造，或枪炮分造，宜每项择定一式，各厂统归一律，以免参差。腹省各局，只须陆路过山小炮，即足供陆战之用。若沿江沿海数局，并宜造船台大快炮，每厂每年至少须出快枪五六千枝，陆路、过山二种小快炮一百馀尊，方能济用。一面雇用洋匠，一面选派工匠赴外洋名厂学习，冀他日能扩充制造厂数处。惟各省局厂，上海、金陵二处虽各有制造局，而金陵局规模颇小，机器未备，所出枪炮无多。其设局之处，限於地势，不能展拓，仅能择行军要需者酌增机器，究不能多。上海制造局虽较宏大，惟所造枪弹、炮弹、水雷、火药及修理轮船等门类颇多，而不专一，并非专造快枪之机器，每月成枪不过百馀枝，亦无造陆路、过山二种快炮之机器。至大炮则一年或出一、二尊不等。且该局军械，须运出吴淞江后，再转入长江。若有兵事，敌人以战船封口，一切转运，立即束手。前此开局沪上，只图取材便利，未能尽善。故沿江内地，必须添设局厂。湖北枪炮厂，因上年枪厂被火后，改造铁料厂屋，修补机器，甚费经营。快炮所增新机，以工匠初试，未熟线路，猝难较准。今甫造快枪式样数十枝，快炮式样一尊，车炮二尊，均尚合用。以后所出，自可日多。惟枪机曾经火灼，敏速之力稍减。一年以内，人器相习，每年约计可造成快枪七八千枝，陆路、过山二种快炮百尊。局厂地踞上游，最为稳固。上可接济川、湘、陕、豫，下可接济江、皖，转运甚便。若在江南另行择地建造，所费至钜。不如就湖北厂添购机器，广为扩充，其钢铁即用鄂省铁厂所炼。除鄂厂原造之数外，今每年能加出快枪一万枝，无烟药枪弹一千万颗，陆路、过山二种快炮二百尊，炮弹二十万颗。湖北向无新式药厂，拟并造无烟药、棕色药、黑药，令足敷各种枪炮之用。合计枪炮架药弹各项机器，与外洋名厂考较，诸从节省，凡运费造厂，约需银二百万两。又因湖北省铁厂，开煤井，炼焦炭，炼各种精钢、熟铜、熟铁，正在紧要之际，枪炮厂则赶造五处厂屋，试造枪炮。此二厂皆经费支绌，所造军械，非专供湖北之用，请就江南筹防局拨款协济。”
又以“江南省制造局，自光绪十七八年，沿江各省，教案会匪纷起，深恐海上有警，当将制造局应行增制快枪快炮、新式火药各件，筹议购机试造。迨光绪二十年，日本军事起，各省徵调频繁，处处调拨军火，局中积年所造之枪炮药弹，几至拨发一空。自应及时扩充机器，加紧制造。近年军械，以枪炮药弹为先，而枪炮尤以新出快式为利。是以鄂省设厂自炼钢料，为炮筒枪管之用。又因新式巨炮，皆用栗色火药饼，快炮快枪皆用无烟火药，局中自造者无多，应增置各项机器，择要先办。将炼钢、制药，及造快枪、快炮各机器数十座，向洋商定购。又购买基地，增建炼钢厂、造栗色火药饼厂、无烟火药厂，及添购制造钢料，与造火药物料，合计用银四十馀万两。其在外洋订购之器件，与洋商筹议，令其暂行垫办，不致稽延时日，先将各项机器运到，即可开厂制造。自光绪二十年海防戒严，各省防军需用军火甚急，而火药子弹尤为大宗。外洋守局外之例，不肯代购。即使设法运购，而价值骤增数倍，远涉重洋，敌船又不时邀截，至为困难。今江南制造局购机设厂，自能仿造，不待外求，自为当务之急。但局中常年经费，仅有二成洋税数十万两，只能制造各项子药，分济南北两洋操练防守之需。若加造新式枪炮接济各军，则机厂既增，工料自倍加於昔。拟於江海关常年洋税，或洋药税釐，每年加拨银二十万两，为扩充制造后常年工作之需”。
二十二年，成都将军恭寿因四川省军实不充，而防务重要，乃与驻防川省之八旗协领等量力捐廉，制造抬枪九十六枝，鸟枪四百八十枝，均用煅炼纯铁缠丝制造，坚实可恃。其旧存枪枝，一律修整，为操练之需。直隶总督王文韶以北洋机器局所造各种炮子，名目虽不同，而十生的半之子弹居多，皆系旧式，不尽合用。乃向洋商订购洋式翻沙泥，及造弹各机器，自行仿欧西新式制造。两江总督刘坤一考核机器局成绩，於常年制造之外，炼钢厂每年可出快炮快枪筒及枪炮枪件炮架器具等钢料共二千二百馀顿，栗色火药厂每年可出栗色火药二十馀万磅，无烟火药厂每年可出无烟火药六万馀磅。所创立造枪炮新厂，购机已备，加工制造，每年可出快利新式枪一千五百枝，一百磅子之快炮六尊，四十磅子之快炮十二尊，快利新枪子一百三十馀万颗，快炮子弹一千五百颗，大小铁弹一万馀颗，渐著成绩。四川总督鹿传霖以四川省机器局自光绪十二年至十七年，前督臣刘秉璋曾将在局出力人员奖励。今又届五年，所陆续造成机器药弹等项，皆精良合用，增造后膛毛瑟抬枪亦颇快利。在局各员，仍行奖励之。
直隶总督王文韶因京师练兵处王大臣以京营训练，需用打帽抬枪一千五百枝，令北洋制造局如式制造，以应要需。乃造成边机抬枪、中机抬枪各一枝，试放均属灵捷合用。惟边机抬枪分两太重，不便施放。若用中机抬枪改造边机，其尺寸斤两，仍与中机抬枪一致。即令制造局按照此式，制造边机前门大式抬枪五百枝，随枪物件共五百分，以中机抬枪改造边机前门小式抬枪一千枝，随枪物件共一千分。其制造款项，由北洋作正开支。北洋制造局向有岁造荷炮子弹经费银四万两，本年以此项荷弹岁费，改造后门抬枪。今练兵处需枪孔急，拟即以此款移用。
湖广总督谭继洵以“湖北省制造军火，向年所造旧式抬枪、线枪、抬炮、劈山炮等项，均系前膛，不及后膛新枪炮之敏捷，拟向外洋购置机器，改造各项后膛枪炮，并制造炮弹枪弹铜壳等项。今因部臣允从奉天府丞李培元之议，令各省制造局兼造抬枪，并造内地火药，筹度办理。因抬枪、抬炮本中国向日制胜之具，将弁兵丁素所习练，今若改用后膛，操演易於精熟，用款不多，而日后可收大效。虽汉阳枪炮厂规模宏远，而机器种类各有不同，若抬枪、抬炮等器，他日能制造精纯，亦可为汉厂之助也”。山东巡抚李秉衡考核机器局成绩，於光绪二十一年所造成各种火药十五万六千九百六十斤，大铜帽火七十二万颗，开花炸子一千六百颗，炸子铜螺丝引门一千六百副，克雷力伯铜炮拉火铜管四万四千枝，带活架瓶炮九尊，大炮子一千四百九十颗，洋铅弹丸一百三十九万四百五十粒，添造各厂应用机器及熟铁大锅炉一具，修理各营损坏洋枪洋炮，制成各项军火箱盒，修理枪子厂、轧铜厂房屋及大锅炉，炉台、烘铜炉、大烟筒、生铁厂、保险炉、提硝房、工务厂之屋宇等，又采买硝磺铜铁钢铅及华、洋各种物料，暨员匠工役薪工运脚杂费等，共支用银六万四千七百馀两有奇。是年，户部从吉林将军长顺之议，增吉林机器局制造军火常年经费，除黑龙江军队领用外，其馀分给奉天防军。
二十三年，大学士荣禄上言：“制造军火，以煤铁为根本。外洋购价日昂，中国各省煤铁矿产，以山西、河南、四川、湖南为最，应令山西等疆吏筹款，从速开采，设立制造局厂，渐次扩充，以重军需。”廷议允之。令督抚臣就地方情形认真筹办，总期有备无患，庶足仓卒应变。是年，湖北巡抚谭继洵以湖北省制造军火，增置炮架、枪弹、炮弹三厂，所有机器工料之价，并改换新式快炮机器，尚需银十四万馀两，即在筹捐项下拨给。
山东巡抚李秉衡上言：“山东机器局於光绪二十二年间所造军火，共造成各种洋火药十九万六千馀斤，坚利远后膛大抬枪二百十六枝，步枪六枝，大铜帽火四百四十二万颗，粗细铜管拉火六万二千枝，铜炮炸子二千一百颗，炸子引门二千一百副，炮子一千一百九十个，各种群子八万四千八百个，各种后膛自来火带药枪子一百十六万八千四百颗，洋铅丸一百七十二万一千五百粒，抬枪、抬炮、来福枪、鸟枪及装配毛瑟枪、哈乞开司枪各种大小铅丸一百五十九万粒，卷筒铅子二万一千二百斤，并修成各营抬枪、抬炮、洋枪、洋炮，添买车床、钻床及各项杂费，均归户部核销。原有机器局，设法扩充制造，添造枪械，采购应用材料，增建厂屋，购买机器，乃於机器厂后建设洋式大枪厂一所。造枪需用铜铁零件甚多，则熟铁厂必须扩充，乃於旧铁厂之后，另建洋式熟铁大厂一所。造枪则用枪子倍多，乃於旧枪子厂之东，另建洋式枪子厂一所。枪子需铜最多，乃另建轧铜大厂一所。外洋制造厂，视锅炉之大小，以定烟筒之高下。今造成九十五尺高之烟筒一座，七十五尺高之烟筒一座，五十五尺高之烟筒一座，铁烟筒一座。厂基深掘五尺，烟筒基深掘八尺，均密钉排椿，上筑三合土，盖以大石板，再砌条石墙脚，则扁砖实砌，纯灌灰浆，梁栋皆用外洋木之方而巨者，屋柱则生铁铸成，即机器常年震动，不致有鼓裂之虞。此外所增建者，军械日富，则有存储之区，工匠日多，则有休息之所，乃建军火库二十间，工匠房四十间。又建水龙房以备不虞，泥工厂以资修葺，皆不可少之工。共增厂四座，群屋八十馀间，较原厂扩充三分之二。至制造抬枪机器，外洋本无抬枪名目，故无此专用机器。嗣选通晓制造之员，与洋商参酌，定造抬枪机器，并可兼造毛瑟洋枪机器共六十馀种。此外地轴皮带鎚钳轴枕螺丝各种轮模刀钻，共一百七十馀件，已陆续运解到省。俟机器及铜铁钢料运齐，工匠募足，即可开车制造。共用银十二万两，先由藩库及南运局筹给。”
大学士荣禄建议，通饬各省制造快枪、快炮、无烟火药，并炼钢铁各项机器。海疆多事，武备为先，须通力合作，以备强敌。河南巡抚刘树棠上言，河南机器局规模甚小，若遵荣禄所议，兼造各式军械，财力实有未逮。豫省机器局建设於省城南门外卓屯地方。其造弹机器，已向上海信义洋行定购，在外洋加工造成，陆续运至河南，安置妥贴，开工制造枪弹火药。其造抬枪车床，亦经运到，并订购钢筒五百枝。先造后膛抬枪五百杆，以资应用。本省新练之豫正全军，一律改习洋操。又通令各州县，筹款自练勇队，所需枪械子药，皆省局自造。
湖广总督张之洞上言：“大学士荣禄议令产煤铁各省，咸从速开采，已经设立有制造局厂省分，规模未备者，尤宜扩充，自炼钢以迄造无烟药弹各项机器，均须实力讲求，以重军需。所言切中机宜，亟应筹办。湖北制造厂所造快枪、快炮，为新式最精之械。若有械无弹无药，仍属虚器。故既添设铜壳厂，又须添设无烟药厂。因外洋装配快枪、快炮，悉用无烟火药，他项洋药皆不合用。又枪管炮身，必须精炼之罐子钢，方足以受无烟火药之涨力。湖北铁厂所炼之西门马丁钢，以之制他器，则已称精良。以之制枪炮，则尚非极致。外洋罐子钢之价值，数十倍於常钢，非徒购运道远也。故钢药二者，必须购机自造。虽物力困绌，终不敢畏难自沮，致已成之枪炮厂，有不全不备之弊。故於上年即饬局员在汉口礼和洋行议定向德国格鲁森厂添购无烟火药机，每十点钟能出火药三十三磅，每年约出火药五十顿，共价德银十三万六千八百马克。今机器已运至上海。上年又与礼和洋行订购德国名厂炼罐子钢机器全副，每日能炼罐子钢二、三顿，铸钢机能铸块钢，每块重二顿，价值运保各费，共用德银十三万马克，久已起运，即可到沪。至厂中侭制行营快炮，以备陆战之用。因经费太绌，故於炮台之大炮，未经议及。外洋新式十二生的长快炮，安置沿江炮台，能施放有准，足御敌舰。上年由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在力拂厂订购十二生的快炮并架弹等机，共用德银三十二万五千马克，机器月内可到。以上各机，皆属无款可筹，不得不与洋商婉商垫欠，分期归款，庶可及早举办。加以添购大小新式样炮、碾铜板机、拉钢机、压钢机、大汽锤以及添配最精之钢模样板等件，约须银十数万两。再加增建厂屋，又需银十馀万两。其增雇华、洋工匠常年制造工料之费，为数甚钜，又需银二十三万两。各款均无所出。如上海制造局年拨八十万两，嗣因添制快枪，并加拨常年工作之需，每年用款已逾百万两。现在湖北厂所造枪炮子弹，比津局既逾数倍，比沪局亦复加多，近又添造无烟火药，添炼罐子钢，添造炮台所用十二生的大快炮，功用益广，而常年经费仅土药税等三十六七万两，较沪局止及三分之一。惟有请加拨常年专款，符原估七十五六万之数，庶可增料加工，使旧有各厂得尽机器之力，新增各厂早收美备之功。况近年武备最重，鄂厂调拨枪炮供给各处，为数甚多，造成枪炮，并非湖北一省之用。事关全局，沪厂、鄂厂，理无二致，军实要需，必多为筹备也。”
二十四年，山西巡抚胡聘之以山西省向无机器制造局，亟宜筹办。因派员赴天津向洋商定购制造枪炮各种机件，并酌建厂屋，雇集工匠，仿洋式自行制造。在省城北关外择地建厂。因山西僻在内地，非通商口岸，凡办料募匠等事，用费极昂，即以归化城关税盈馀之款拨用。各机器运到晋省，开厂兴工。山东巡抚张汝梅以山东省机器局自创造至今，并未延聘西人，而内地风气初开，其精於制造人员，实不多见。且所造全系铜铁硝磺等火器，局员工匠，素鲜经验，非洋匠专门之比，稍一不慎，即有损伤炸裂之虞，至难极险，与寻常差使不同，乃量予奖叙。
直隶总督裕禄以北洋之军械共有二局，一为机器局，一为制造局。机器局所有制造火药、毛瑟枪子铜帽、各式后膛炮弹及硝磺钅强水、雷电器具、卷铜炼钢等机，每年能造黑色火药七十馀万磅，栗色火药二十五万馀磅，棉花火药五万馀磅，无烟火药八千馀磅，毛瑟后膛枪子四百馀万粒，铜帽火二千八百馀万粒，钢弹一千二百颗，大小炮子一万四千馀颗。制造局每年能造七生的半开花炮子一万二千颗，铜件一万六千副，克鲁伯铁身炮车十具，铜管拉火二万四千枝，哈乞炮子五万馀颗，哈乞开司枪子二百十万馀粒，云者士得枪子一百四十馀万粒。而外洋所出军械，日新月异。今各路军营所用毛瑟快枪、小口毛瑟枪、格鲁森五生的过山快炮、克鲁伯七生的半陆路行营快炮、七生的过山快炮，颇为合用，宜次第仿造。
两江总督刘坤一以江南省制造局之后膛抬枪，上海制造局之快利新枪，及大小炮位，均称合用。金陵局机器无多，凡大宗军火，胥由上海制造局供用。近年增设炼铜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三处，其所制炮，有十二磅子六磅子二种快炮，与北洋所用快炮口径相同。惟北洋之七生的快炮，湖北之三生的七快炮，南洋之六生的快炮，若购自外洋，终非久计。乃拟增换机炉，自行制备，专精仿造。所有枪炮子弹，与天津、湖北二厂咸归一律。四川总督文光因前奉朝旨，令四川制造局渐次扩充。前督臣恭寿拟就川省原有机器局扩充制造，不必另设局厂。但机器局虽创设多年，而规制未宏，若欲广制枪炮，殊不敷用。乃拟增置长刨床一部，小车床及压铜机器、引长机器、齐口机器各四部，紧口机器二部，均已一律制全，灵动坚固，与购自外洋者不异。惟机器既已增加，则制造亦宜推广，应加常年经费银二万两，以备制造之需。
二十五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言：“军实最为急需，利器必须完备，近日炼钢造药，尤为枪炮厂必不可少之需，无罐子钢则枪炮不精，非无烟药则枪炮无用。屡经奉旨，责令湖北与上海各局，赶造军械，供京营之用。而筹款艰难，何从赶办。前所请加拨宜昌关税银五万两，仍请照拨，俾购机建厂制造等事，徐底於成。上海制造局新增钢药三厂，每年加拨经费银二十万两，鄂厂事同一律，旧设各厂，经费本属不敷，新厂所需，更无从出。若从部议，不得动用关税，则制造将无可措手。综计新厂需款共二十馀万两，但能加拨宜昌税银五万，当设法周转，不使厂务停滞也。”吉林将军延茂於吉林省机器局增置机器，并代造黑龙江镇边军及靖边新军各营军火。山东巡抚毓贤扩充东省机器局，增建制造新枪大厂、造枪子厂、熟铁厂、轧铜厂、化铜厂、泥工厂、军火库房、水龙厂房、法蓝炉房、储器房。又造大小砖铁烟筒铁栅等件。黑龙江将军恩泽上言：“黑龙江镇边军，每年由练饷内提银三万两充军火经费，归吉林机器局兼造。近年物料昂贵，实不敷用。以新编之师，操练宜勤，军火尤为繁巨。应仿照奉天、吉林二省设局自造军火成案，於黑龙江省城择地设立专局，悉心制造。此项购买机器建筑厂房各费，约用银十万馀两，在镇边新军岁需军火经费内分年筹拨。”
是年，令各省疆臣，制造枪炮，为边防第一要著。惟各省财力不齐，自应就原有局厂切实扩充，以备邻近各省就近购用。又令各疆臣：“天津、上海、江宁、湖北等处，均有制造枪炮局厂，曾令督抚臣切实会商，务将所制枪炮膛口，子弹大小，各局统归一律，以期通用。并将每年所造枪件子药若干，据实上闻，并按季咨报户部、神机营查核。乃为时已久，并未据报有案。枪炮为行军要需，岂容因循延宕。”令裕禄、刘坤一、张之洞：“详析查明各厂局所造枪炮，究系何项名目，是否业已会商，造成一律，迅即切实复陈。嗣后仍遵前旨，按年按季分别奏咨，毋得延缓。各督抚督率承办各员，认真经理，精益求精。并将枪炮膛口子弹，彼此比较画一，务令不差累黍，庶各省互相接济，临时不致缺误。倘管理局员草率从事，虚糜经费，或演放时有炸裂等事，治以重罪。”旋经两江总督刘坤一覆陈：“当饬沪、宁二处制造局员，将出入款项，核实勾稽，制造军械，详细考究。并令与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随时知照，互相讲求。复由上海制造局员驰赴湖北比较数次，两局所制成枪炮子弹，格式分量，口径大小，一律合膛，并无歧异。惟江宁制造局所造后膛抬枪，系出新创，各省枪械，均无此式。其两磅子、一磅子后膛快炮，亦与上海局中所造一律。此外炮架、炮弹、各种枪子拉火等件，分解南北洋各军应用。以经费有限，未能加拨扩充。该局在江宁城外，粗具规模。且居腹地形胜之区，一旦海上有事，在内地制造，接济军需，庶几缓急足恃。至上海制造局，并能造各项快炮，除炮台所用之大炮外，其所造四十磅一种，即北洋之十二生的快炮，其十二磅一种，即北洋之七生的半快炮，其六磅子一种，即北洋之五十七米里快炮，其两磅子一种，即湖北三生的七快炮。洋厂名称虽殊，其尺寸大小，则不差累黍。今由上海制造局派员与天津、湖北二局逐一比试，均无参差。其快利新枪，系以旧机参用人工所造，亦颇便利。究嫌费用多而出枪少，去年饬各军改用小口径毛瑟快枪。本拟订造此种枪枝及造枪弹机器，专一仿制，以归一律。访之上海各洋行，需款数十万，为期且甚久，一时无此财力。遂仍用旧机，更易机簧，添配车座，订购改造七米里之毛瑟枪枝枪弹等件，按照合同，每日可出枪十枝。俟安装全备，即日开工，严定章程，按年按季上闻，以期核实。各局兼造各项快炮，均系新式，尚敷应用。至仿造小口径毛瑟枪，仅有湖北、上海二厂，其机器一系新购专门，一系旧式更改，能力所限，每年造枪不多，各路军营，恐难遍给。曾与直隶、湖广督臣商酌添购造枪新机，无论在津、鄂、宁、沪何厂承造，均以款绌，未能即行扩充。南洋军火经费，但期洋税畅收，并竭力撙节，另款存储，以备添置仿造小口径毛瑟枪机器一部，能数年之内，机器购全，与湖北枪炮厂分途仿造，以期器械日精。又拟请设立工艺学堂，学习船械枪炮汽雷等各种制造，以广人才。”是年，浙江巡抚刘树堂向金陵军械所拨用德国老毛瑟枪三千枝，子弹一百五十万颗，供浙省防军之用。
二十六年，直隶总督裕禄上言：“北洋机器局经费，每年用银二十五万馀两，所造军火，向供北洋海军及淮、练各营操防之用。近年经费减收，而向例拨解军火之外，又加以新练武卫等五大军，而京师神机、虎枪等营，复时有调拨，每虞缺乏。况增募各军，皆以快枪、快炮为利器，各项枪炮子弹，必须自行制造，始能不误操防。因於光绪二十四年，始陆续购办制造快炮快枪子弹及造无烟枪炮火药等项机器，今始由外洋次第运至天津，安设入厂。并派员赴上海、江宁等处，将各局所造快枪、快炮格式，及枪子、炮弹分量，互相讨论，取到江南、湖北二局所造枪炮各种子弹，详加比较，以求画一。所有北洋增造快枪子厂、无烟火药厂、快炮子厂，并整顿炼钢厂等项经费，每年至少须增用银十五万两，应由部臣在各海关洋税内加拨，以济军用。”
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以上海制造局自制之新式无烟快枪、车轮快炮协济广西军营。四川总督奎俊以四川省机器局自光绪三年创建厂房，制造枪炮，五年停办。六年奉旨复开局制造，并增修熟铁锅炉碾火药各厂房，各洋火药局，迄今二十馀年，所造军械，成绩颇多。而屋宇年久渐多朽坏，一律修造，以济要工。上年因扩充制造，已增设绘图委员，既经培修各厂，乃增绘图房、白火药房各一所。四川人心浮动，调拨威远军一营，常年驻守局旁，以资巡察。并建修表码厂一所，为演试枪炮之地。闽浙总督许应骙以上年防务戒严，福建机器局制造枪子所需用鱼子火药，及海口炮台所用炮位药饼，因外洋禁售军火，乃采购土硝硫磺，以备制造。复饬机器局，按照洋式，自造车轮快炮并快枪，共采买土硝七万斤，硫磺一万斤，自制成鱼子洋式火药五万磅，各大炮药饼六百九十三出，三磅子车轮快炮十二尊，十二磅子快炮二尊，后膛新式抬枪一百枝，修改后膛子轮快炮六尊，在海防经费内开支。
二十九年，两江总督张之洞以沪上之制造局所有机器，七年以前所造，系林明登枪，乃外洋陈旧不用之式。两年以前所造，系快利枪，乃制造局臆造之式，亦不甚合用。故枪械新旧凑配，出数无多，炮机亦未能完备，而岁费巨款，颇为可惜。当整顿武备之时，军营所用枪械，宜归一律。乃定议上海厂仿照湖北厂，改造小口径新式毛瑟快枪。惟上海厂枪机不能全备，必须兼以人工，费工多而出枪少。近年虽增机整顿，每日止能出枪七枝，一年出二千馀枝，於武备大局无裨。其炮厂所造车轮炮，亦不甚合用，必须购新式造枪机器，每年能造五万枝快枪者，添配新式造炮机器，每年能造大台炮十尊，七生的半口径快炮二百尊者，庶数年之后，足以应各省之求，而归画一。
江西巡抚夏峕以江西省制造局规模狭小，拟先造快枪，向外洋定购小口径毛瑟枪新式机器全副，每日约能出枪十五枝，弹壳机器全副，每日约能造枪弹三千颗，并向洋商酌配购机件，俾一机能造数器，以期价省而用宏。另备公用机器一副，为添配修理各厂机器之用。
闽浙总督崇善以福建省於光绪二十五年，将前所移附马尾船厂之机器，仍移设省城水部门内，专制各炮台炮子炸钉等项。旋於二十六年，在机器局旁扩充地基，增建枪子厂屋一座。又於二十八年，在省城西关外另设制造局，专造无烟快枪。其机器枪子二厂，自开办至二十八年，止共用经费银一十七万八千馀两，制成三磅子快炮二十四尊，与上海局所造炮同式，福字一号二号陆军后膛快炮二尊，洋式十二磅半快炮二尊，而机簧标准，均不甚灵捷。尚有修改船厂旧式陆路快炮四尊，福强军后膛车炮六尊，制造新式后膛抬枪一百枝，改造短柄洋枪一百枝，制造各项后膛枪子三百二十馀万颗。其馀修理各项洋枪，制造前膛炮子弹等件，为费甚多。其机器枪子二厂，建设在水部门内人烟稠密之处，存储军火，大非所宜，不如西关外制造局地面宽大，不近民居。盖制造枪炮，与制造子弹，本系一事，与其分厂而费大，不如合厂而费省。乃饬二厂一律暂行停造，归并制造一局，将制成枪炮子弹及机件材料，妥为存储。其员役工匠，大加裁减，每年只造各式抬枪，及各式子弹，以备操防所用。
山东巡抚周馥以山东省为海防要地，而军队器械不足。请向金陵制造局购新制三十七米里小快炮，湖北枪炮厂购格鲁森五生的七过山快炮，并开花子弹。两江总督张之洞以东西洋各国章程，於枪炮等件，每得新式，一律通行，其旧式军械概行作废。今湖北、上海二局，一律专造小口径毛瑟快枪，乃将上海制造局所存快利枪枝悉行报废，期军火日精。河南巡抚张人骏以河南省机器局制造军械，规模未备，亟应增购枪炮子弹需用铜铁各料，并自造毛瑟快枪、无烟火药。山东巡抚周馥以山东省机器局历年造成各种西式枪枝火药枪丸，今复采买外洋铜铁各料，增造各厂机器炉房箱盒。是年，以湖北汉阳厂仿格鲁森新式所造五生的三及五生的七之开花炮弹二种，又曼利亚枪弹、黎意枪弹各枪拉火，拨毅军备用。福建机器局增造无烟火药机器。
三十年，河南巡抚陈夔龙以河南省原有机器局，因陋就简，未能讲求新法，请增购机器十部，及一切应用物件，并购两磅铜炮胚二十尊，四磅铜炮胚十尊，以备自行制造，逐渐开拓。两江总督魏光焘扩充金陵机器局，仿照外洋，制造各式炮位架具、炸弹铜火，及炮台需用各件，分设机器翻沙、铁木、火箭各厂。
三十一年，兵部议江南、天津、山东各处机器局，并金陵洋火药局，所有运送军装军火等运费，一律报部。四川总督锡良因奉部臣议，自光绪三十年以后，所有修整厂房机器，并造成机器火药洋枪等件，遵新章呈报户部。山东巡抚杨士骧以山东省机器局自创设以来，所造西式各种火药大铜帽火，各种后膛枪来福枪，各式洋铅丸，并增各厂机器炉房，尚不敷用。又采买外洋铜铁物料，扩充制造。河南巡抚陈夔龙扩充河南机器局，即开工制造枪炮子弹，以供军实。是年，户部定议，通饬各省所有机器制造局，以后如采购物料，必报部核销。
三十二年，四川总督锡良综核机器局成绩，续造机器枪械、蜀利抬枪、利川手枪等一百有四起，火药二万馀斤，马梯尼枪弹、毛瑟枪弹三十馀万颗。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湖北省新增钢药各厂，所有经费，由兵工总局兑收。两江总督周馥上言，上海制造局各项军火，悉仿西式造成，分给各省，共经费二百三十八万两有奇，所用材料，多系洋产，工资物价，均无定例，难以常例相绳。陕西巡抚曹鸿勋以陕西省制造局陆续制给各营火药三万馀斤，铅丸七千馀斤，为满、绿各营操防之用。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会议，令金陵机器局仿照外洋制造各式炮位车辆架具、炸弹铜火以及修配炮台等处需用物件，分设机器翻沙、铁木、枪子、卷铜、火药各厂，雇募工匠，常川制造。四川总督锡良扩充川省制造枪炮所，造毛瑟枪弹，一切改良，仿造外洋九响毛瑟等枪子弹，亦能如式命中，修造机件，日益加多。是年，命政务处大臣会同部臣，严核各省机器枪炮局厂，五年保奖一次。
三十三年，陆军部议建四大兵工厂，使所出军械，日精日多，以备缓急之用。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综核机器局成绩，於光绪三十二年内，共修理机器五十九起，旧式洋枪一千馀枝，新造法蓝单响毛瑟枪一千四百馀枝，标刀帽火针簧一千四百二十馀起，洗把一百四十馀个，九响毛瑟枪药弹一百零四万二千馀颗，毛瑟枪药壳三十三万馀颗，单响毛瑟枪药弹三十三万六千颗，铜击火八百颗，十三响马枪弹一千二百颗，碰火二千颗，红铜小火四十六万颗，黄铜钉五十二万颗，火枪八枝，洋鼓二百十二个，各项机件一万五千十一起，已成洋火药二万八千一百八十五斤，均经试放合用，分别存储。
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湖北兵工厂，始於光绪十六年，经营筹度，至是年而规模始具。初办时，每日所出七米里九口径毛瑟快枪不过十馀枝，复经设法扩充，增置机器，以后每日可造成五十馀枝。枪弹一项，仅日造数千颗，逐渐加造至五万馀颗。所造三生的七格鲁森快炮，自开机至二十五年止，共造成六十馀尊。嗣於二十五年改造五生的七过山快炮，每年可造成六十馀尊至九十尊。开花炮弹，由五万馀颗递加至每年七万馀颗。所造各项枪炮子弹，与来自外洋者无所区别。至钢药二种，逐年次第增设炼钢、拉钢各厂，所炼出钢质，亦颇精良合用。火药厂所造成无烟火药，足能源源接济，使兵工厂无误制造子弹之用。所造军械至三十二年年底止，共造成马步快枪十万一千六百九十枝，枪弹四千三百四十三万七千九百三十一颗，各种快炮七百三十尊，前膛车炮一百三十五尊，各种开花炮弹六十三万一千七百颗，前膛炮弹六万零八百六十颗。办事各员，不辞劳瘁，寒暑无间，乃能有此成绩。光绪二十四年，曾加奖励，今又及十年之久，仍汇案给奖。
安徽巡抚冯煦以安徽省所用枪弹，向年购自他省，乃以原有之造币厂改为制造局，为自造子弹及修理枪械之用，遂购机募匠，开局兴办。四川总督锡良以上年曾派员出洋考察制造军械事宜，即在德国名厂订购制造小口径毛瑟快枪及造子弹、造无烟火药各种机器，分运到川。因旧日制造局无可展拓，乃另择相宜之地，建筑造枪厂、造枪弹厂、造无烟火药厂，仿德国蜀赫厂新式自造。
三十四年，直隶总督杨士骧在保定省城内军械局增建火药库及兵房。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以近年东省新军日增，乃於省城设立军械总局，吉林、黑龙江二省各设分局，以修械司附属之。
宣统元年，陆军部建议，泰西各国军械制造局厂内首领以次各官，多与我国副、协都统、参领、军校诸秩相埒。我国制造军械，设立学堂，将来制造人才造就日多，应仿各国成规，於各制造厂设工官以供驱使，湖广总督陈夔龙以湖北省兵工钢药厂自成立以来，为军械要需，每年经费，增银至八十万两，以维局务。
二年，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奉天省垣设立军装制造局，选集木材铁革各工师，分科制造，以供奉、吉、黑三省军队、巡警之用。
三年，吉林巡抚陈昭常以吉林省陆军改编成镇，设立军械专局，附设修械司，备军警之需。
综举各省制造军械之事，同治元年，天津初造枪炮，二三年间，江苏分设机器局於江宁、上海，共设三局。四年，并三局於上海，定名机器制造局。六年，天津扩充制造，设军火机器局。九年，改名天津机器局。十三年，福建设机器局，自造开花炮。上海制造局仿造林明登枪。天津、上海二局，均仿造水雷。广东设机器局、军火局。上海、江宁二局，增枪炮子弹机。光绪二年，派学生艺徒出洋，分赴各国学习制造。湖南、山东二省，均设机器局，自造军械，不用洋匠。三年，四川设局专造马梯尼后膛枪。四年，津局造后膛炮。六年，江宁局造来福枪、马梯尼枪、林明登枪。七年，上海局造炮台钢炮。吉林设机器局。江宁增设洋火药局。十一年，广东设制造局及水雷局。十三年，江宁局造田鸡炮。广东设枪弹厂。十六年，湖北设兵工厂，所造新式枪炮，为南北洋、川、广各制造局所无，并筹备炼铁厂及开煤矿，为制造之基。十八年，贵州设炉炼铁。十九年，天津、上海二局，均设炉炼铁。上海局增造新式枪炮。湖北设炼铁厂。二十年，湖北增设炮架、炮弹、枪弹三厂。陕西运取甘肃旧存机器以备造械。二十一年，天津机器局改名总理北洋机器局。广东造抬枪、线枪。湖北、江南二省，均增设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陕西设机器局。二十二年，江南新厂造快利新枪。天津局购机造新式炮子。四川局造后膛毛瑟抬枪。天津局造中机、边机前门抬枪。湖北厂以旧日之抬枪、线枪、抬炮、劈山炮，均改造后膛。山东增熟铁厂、轧铜厂、枪子厂、大枪厂。河南局增造枪弹火药及造抬枪机器。二十三年，湖北厂增造罐子钢及造无烟火药机器。二十四年，山西设制造枪炮厂。上海、天津二局，均增造快炮机器。二十五年，山东增建造枪、造弹、化铜、轧铜各厂。黑龙江设机器局。二十六年，福建增建枪子厂。天津增建快炮子厂、快枪子厂、无烟火药厂。二十八年，江西局增造枪炮机器。二十九年，福建并造枪造药二厂为一厂。三十年，河南局增造枪炮机器。三十三年，陆军部议建四大兵工厂。四川设造枪厂、造弹厂、造无烟火药厂。安徽建枪弹厂。宣统二年，奉天建军装制造局。三年，吉林设军械局。各省机器局厂之设，历时垂五十馀年，开局遍十七行省，几经增改，渐就精良。此制造军械之大概也。
兵十二
△马政
清初沿明制，设御马监，康熙间，改为上驷院，掌御马，以备上乘。畜以备御者，曰内马；供仪仗者，曰仗马。御马选入，以印烙之。设蒙古马医官疗马病。上巡幸及行围，扈从官弁，各给官马。以副都统或侍卫为放马大臣，主其事。上谒祖陵，需马二万三千馀匹，东西陵需马四千三百馀匹，悉取察哈尔牧厂马应之。迨乾隆时，每扈从用马匹辄二万馀。嘉庆中，物力渐耗，停木兰秋狝。十二年，减额马之半。道光九年，如盛京谒陵，额马视乾隆时，约略相等，计取给厂马暨各盟长所进，盖二万六千馀匹云。
顺治十五年定军马，亲王出征，马四百匹，郡王三百，贝勒二百，贝子百五十，镇国公百匹，辅国公八十，不入八分镇国公七十，辅国公六十五，将军八十，副将军七十，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副都统皆六十，其下各有差，最少者护军、领催各六匹。康熙三十五年，敕出征兵一人马四匹，四人为伍，一伍主从骑八匹，驮器粮用具亦八匹。是岁，征噶尔丹，以兵丁马瘦，褫兵部尚书索诺和职。五十一年，覈定军中职官马数，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十六匹，侍郎以下递减，经略、大将军各二十五匹，副将军以下递减。乾隆十六年，八旗牧官马二万七千七百馀匹，以万匹於都城外牧养，热河千匹，各庄头二千匹，馀者分畀直隶标营。圈马之设，始乾隆二十八年，从都统舒赫德请也。满洲八旗，旗养马二百匹。蒙古八旗，旗百匹。洎五十九年撤圈，分给各兵拴养。嘉庆十二年，谕成亲王永瑆议复圈马，大学士戴衢亨等会议，立章程十条，圈马仍旧。道光末，军兴遂废，后亦不复筹矣。同治元年谕曰：“马政废弛，积弊已深，以致军马罢瘠。牧厂大臣等应妥实整顿，差功罪以挽颓风，著为令。”溯自世祖入关，迄於康、乾之际，盛京、吉林、黑龙江、直隶、江南、浙江、广东、福建、湖北、四川、陕、甘、山东、山西诸省设驻防满洲营，马凡十万六千四百馀匹，惟福建水师驻防仅数十匹。乾隆季年，定西藏兵制，前藏供差营马六十匹，后藏二十匹，旧塘四十三，共塘马二百二十匹，新设番塘二十四，共番马九十八匹。黑龙江兵向无额马，道光十六年，从哈丰阿请，始设置之。
天聪时，征服察哈尔，其地宜牧，马蕃息。顺治初，大库口外设种马厂，隶兵部。康熙九年，改牧厂属太仆寺，分左翼右翼二厂，均在口外。是时，大凌河设牧厂一，边墙设厂二，曰商都达布逊诺尔，曰达里冈爱，隶上驷院。寻分设牧厂五，曰大凌河牧群马营，曰养息牧哈达牧群马营，曰养息所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营，曰养息牧边外牧群牛营，并在盛京境。凡马牡曰儿，牝曰骒，不及三岁曰驹，及壮择割其牡曰骟。别其骒骟以为群，率骒马五配儿马一，群无过四百匹。骒马及羊三年一平群，牛六年，骒马群三岁以息补耗，三马而取一驹，骟马群岁耗其十一。置牧长、牧副、牧丁任其事，辖以协领、翼长、总管，官兵皆察哈尔、蒙古人充之。饲秣所需木槽镟镢镩杓，每群各二，五年一给之。总管三年番代。二十四年，定牧群牲畜岁终汇报增减数目，视其赢绌，以第赏罚。二十六年，令八旗豢马，春夏驱赴察哈尔牧放，曰出青，秋冬回圈，曰回青。四十四年，将军杨福请市马给兵丁，上不许，谕曰：“朝廷屡以太仆寺厂马并茶马给各兵丁，故无赔马之苦。历观宋、明议马政，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最善，水草肥美，不糜饷而孳生甚多。如驱入内地牧之，即日费万金不足矣。”雍正三年，定在厂马以四万匹为率。至乾隆五年，足额外，溢七千馀匹。两翼牧厂，共骒马百六十群，骟马十六群，令分在两翼厂牧放。八年，敕牧界毋许侵越。先是甘、凉、肃三州及西宁各设马厂，分五群，群储牝马二百匹，牡四十。寻改甘州厂属巴里坤。二十五年，伊犁设孳生马驼厂，畀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四营牧之。三十二年，定牧厂官属所需马，视内地驿传例，按官品给之，不得逾额。嘉庆中，从都统庆溥言，撤回厄鲁特人牧厂。初，富俊建言，撤大凌河牧厂，分归东三省，仁宗严谕斥之。迨道光七年，上经杏山东阅马厂，见河岸马群壮整。因谕是间牧厂宽阔，水草蕃滋，马恃以生息，若轻议裁，则散之甚易，聚之甚难。再有率为此请者，以违制论。咸丰四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剿捻，檄取察哈尔战马六百匹，不堪乘用，奏闻。上大怒，严谕都统庆昀整顿，盖马政渐衰弛矣。光绪九年，太仆寺言两翼骒马骟马一百十四群，并孳生马五群，驼亦五群，较乾隆时群数大减。嗣是穆图善练兵，至黑龙江求马无良，愀然曰：“地气其尽乎！”迨於末叶，厉行新法，旧时牧政益废不讲，岂非时势使然欤？
顺治初，陕西设洮岷、河州、西宁、庄浪、甘州茶马司，及开成、安定、广宁、黑水、清平、万安、武安七监，岁遣御史一人专理之。七年，喀尔喀、额鲁特来市马，谕令自章京监察之贩客及贾人，与不系披甲者，概不许购，违者鞭一百，马入官。蒙古携马来京，不许商贩私买，胥役私购者罪之。康熙七年，裁茶马御史，以马政归甘肃巡抚。三十四年，谕遣师中等往蒙古诸旗购马，归化城、科尔沁各二千匹，馀定额有差。乾隆十二年，禁朝鲜买马。二十五年，敕乌鲁木齐市易哈萨克马百三十馀匹归巴里坤。旋以五吉等言，选哈萨克所易马拨往巴里坤，遂停购买。阿桂言伊犁易来哈萨克马渐成大群，敕书嘉予。二十八年，定江宁、浙江、福建驻防马匹出口采买例。三十二年，以伊犁易哈萨克马累积至多，择巴里坤善地牧放。寻乌里雅苏台马缺，亦以哈萨克马换易之。陕、甘营马，例调自伊犁转补，道远耗时。咸丰四年，用赓福请，由伊犁、塔尔巴哈台随地变价，令各营自购。七年，并敕山东缺额马，亦就近买补云。
贡马昉於国初，归化城土默特二旗，每岁四时贡马百匹。顺治十三年，吐鲁番贡三百二十四匹，嗣减令贡西马四匹，蒙古马十匹。康熙八年，以边外蒙古贡马，沿途抑买，谕严禁之。三十年，谕土谢图、车臣俱留汗号，贡白驼一、白马八如初，自馀毋以九白进。三十五年，喀尔喀蒙古献驼马，多不可计，感圣祖破噶尔丹，得归原牧地也。四川各土司例贡及折徵马，各营少者一、二匹，最多十二匹。甘肃唐古特七族西喇古儿例贡马匹，各营最多者八十二匹，少者递减至二、三匹。乾隆元年，谕四川土司折价马每匹纳银十二两，通省营马改从驿马例，纳银八两，永著为令。三十年，哈萨克沁德穆尔等献马。敕其馀马赴伊犁，毋於喀什噶尔诸地贸易。寻令沙拉伯尔游牧之哈萨克，与沙拉伯尔一体贡马。嘉庆元年，停叶尔羌进马。十六年，谕乌里雅苏台将军等贡马及备用马选取之。又谕伊犁进马，材具佶闲，足供御用，令正备贡各五匹，有私带者，以违制论。道光二年，从那彦成奏，青海属玉树番族岁纳贡马，据丁口数，依二十壮丁贡马一匹例，按数递裁。凉州属番族岁仍纳马一匹。初内外蒙部多贵戚，每征伐，争先输马、驼，汉、唐以来所未有也。康熙初，察哈尔亲王、郡王、贝勒等，闻三藩叛，各献马匹佐军。道光九年，章佳胡图克图捐马百匹，收其半。二十三年，察哈尔蒙旗捐马千九百七十匹。咸丰初，哲布尊丹巴等捐马千匹，喀尔喀土谢图等二千匹，锡林果勒盟长等三千匹，帝以其多，卻之。嗣闻已在途中，令择善地牧以待用。自是三音诺颜部等，以军事输马、驼，旋捐马二千一百，锡林果勒盟等千二百，或留或否。七年，各部落蒙古王等捐马六千四百匹，诏纳之。时粤、捻扰畿东，利於用骑也。同治间，黑龙江将军德英於呼伦贝尔各城劝捐军马。光绪初，丰绅托克湍办海防，时昭乌达盟郡王捐马六百匹，因请踵行推广劝谕，以助军实云。
驿置肇自前汉，历代因之。清沿明制，设驿马，为额四万三千三百有奇。各省驿制，定於康熙二年，凡赍奏官驿马之数，各藩马五匹，公、将军、提督、督、抚三匹，总兵、巡盐御史二匹，从兵部侍郎石麟请也。边外之驿，定於九年，凡明诏特遣，及理藩院饬赴蒙古诸部宣谕公务，得乘边外驿马。三十五年，征噶尔丹，设边外五处驿站，用便车粮运输。又从理藩院言，自张家口外设蒙古驿。其大略也。驿传在僻地者，仅供本州县所需，亦曰递马，额不过数匹。冲繁州县，置驿或二或三，额马至六七十匹。驿差大者，皇华使臣，朝贡蕃客，馀如大臣入觐、莅官、视鹾、监税皆是。若赍奏员役，呈奉表册，其小者也。要者，如星驰飞递，刻期立赴之属。若闵劳恤死，允给邮传，其散者也。驿政弊坏，张汧尝极言之。越数诛求，横索滋扰，蠹国病民，势所必至。已定例诸驿额马，每年十踣其三，循例买补。咸丰中，粤氛孔炽，湖、湘境为贼据，劫失驿骑，焚毁号舍，往往有之。各州县或买马填补，或赁马应差，其有失驿未设，即雇夫代马。甘肃旧设马额六千馀，亦以军兴废弛。光绪九年，军务既平，驿递渐简，所留马视前减三分二，而驿政亦无所妨。十一年，新疆南路设驿。是时，综通国驿站岁费，约三百万馀金。二十九年，刘坤一、张之洞条陈新法，谓驿站耗财，不如仿外人之邮政。邮政递信速，驿政文报迟。弊由有驿州县马缺额，又复疲瘦，驿丁或倚为利薮，因致稽延。请设驿政局，推行邮政，俾驿铺经费专取给邮资，即三百万岁耗可以省出矣。时韪其言。已而驿马渐裁，嗣是驿遂废不用。
顺治初，建常盈库，凡车驾司朋椿站银，武库司马值，太仆寺马价皆储之。康熙初，改常盈库储归户部。乾隆十六年，敕云南营马除十踣其三按例应赔外，其逾额踣毙者免赔椿银。二十七年，定给留圈马乾，每匹视绿营稍优异。三十八年，又令云南买补马价，每匹减银三两。初马乾岁费约四十四万有奇。道光中，从载铨等言，裁八旗官拴马半额，以节出之费补兵饷焉。
清初定现任官得养马，馀悉禁之。寻许武进士、武举、兵丁、捕役养马。康熙元年，禁民人养马。有私贩马匹，为人首告者，马给首告之人。其主有官职，予重罚。平民荷校鞭责。十年，令民人仍得养马。二十六年，定出厂马、驼，或践食田禾，或纵逸侵扰，兵鞭责，官罚俸有差。其兵丁强人代牧，乃勒索扰累者，兵发刑部，官降调。凡牧马毙，则验其皮，踣毙例须赔抵，有一九、一七之罚。应取驹千匹者，以百匹为一分，百匹者以十匹为一分。雍正十三年，定马、驼出厂时，毛齿皆有册，回日覈验，如疲瘠十不及三，免议，否则兵鞭责，官罚俸有差。乾隆初，禁牧丁等盗马私售，及与人乘，峻其科罚。十六年，严牧马减克料草之罪。二十八年，官马出青，每百匹准倒十匹，逾额勒其买补。嘉庆十一年，行围木兰，查获私贩马匹诸犯，重惩之。因谕：“我朝讲武时巡，扈从均给官马。大臣禄入较优，给马较少。官员兵丁，视差务之繁简，定马数之多寡，少者一、二匹，多至五匹，事竣原马还官。如踣毙，呈验耳尾，仍按价折交。收放时，命王大臣督察。乃官兵等竟私鬻官单，察哈尔官兵收马利，其折银易於买补。积弊日深，大妨马政。自后设有卖单及折收者，一体科罚。私买之马贩，从严问拟。大臣等其妥议定章以闻。”凡营马或走脱窃失，责令赔补，谓之赔椿，年递减十之一，至十年悉免之。应敌伤损者免赔。骑至三年踣毙者亦免。其馀一年或二三年内踣毙，赔额视其省而异，以十金为最多。同治二年，定古北口盘获私马逾三十匹者送京，不及三十匹赏与兵丁，著为令。
刑法一
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出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政也，刑也，凡皆以维持礼教於勿替。故尚书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古先哲王，其制刑之精义如此。周衰礼废，典籍散失。魏李悝著法经六篇，流衍至於汉初，萧何加为九章，历代颇有增损分合。至唐永徽律出，始集其成。虽沿宋迄元、明而面目一变，然科条所布，於扶翼世教之意，未尝不兢兢焉。君子上下数千年间，观其教化之昏明，与夫刑罚之中不中，而盛衰治乱之故，綦可睹矣。
有清起自辽左，不三四十年混一区宇。圣祖冲年践阼，与天下休养，六十馀稔，宽恤之诏，岁不绝书。高宗运际昌明，一代法制，多所裁定。仁宗以降，事多因循，未遑改作。综其终始，列朝刑政，虽不尽清明，然如明代之厂卫、廷杖，专意戮辱士大夫，无有也。治狱者虽不尽仁恕，然如汉、唐之张汤、赵禹、周兴、来俊臣辈，深文惨刻，无有也。德宗末叶，庚子拳匪之变，创巨痛深，朝野上下，争言变法，於是新律萌芽。迨宣统逊位，而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刑典俱废。是故论有清一代之刑法，亦古今绝续之交也。爰备志之，俾后有考焉。
清太祖嗣服之初，始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太宗继武，於天聪七年，遣国舅阿什达尔汉等往外藩蒙古诸国宣布钦定法令，时所谓“盛京定例”是也。嗣复陆续著有治罪条文，然皆因时立制，不尽垂诸久远。
世祖顺治元年，摄政睿亲王入关定乱，六月，即令问刑衙门准依明律治罪。八月，刑科给事中孙襄陈刑法四事，一曰定刑书：“刑之有律，犹物之有规矩准绳也。今法司所遵及故明律令，科条繁简，情法轻重，当稽往宪，合时宜，斟酌损益，刊定成书，布告中外，俾知画一遵守，庶奸慝不形，风俗移易。”疏上，摄政王谕令法司会同廷臣详绎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以便裁定成书，颁行天下。十月，世祖入京，即皇帝位。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在外官吏，乘兹新制未定，不无凭臆舞文之弊。并乞暂用明律，候国制画一，永垂令甲。得旨：“在外仍照明律行，如有恣意轻重等弊，指参重处。”二年，命修律官参稽满、汉条例，分轻重等差，从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请也。
三年五月，大清律成，世祖御制序文曰：“朕惟太祖、太宗创业东方，民淳法简，大辟之外，惟有鞭笞。朕仰荷天休，抚临中夏，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颇烦拟议。律例未定，有司无所禀承。爰敕法司官广集廷议，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於平允。书成奏进，朕再三覆阅，仍命内院诸臣校订妥确，乃允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尔内外有司官吏，敬此成宪，勿得任意低昂，务使百官万民，畏名义而重犯法，冀几刑措之风，以昭我祖宗好生之德。子孙臣民，其世世守之。”十三年，复颁满文大清律。
康熙九年，圣祖命大学士管理刑部尚书事对喀纳等将律文复行校正。十八年，特谕刑部定律之外，所有条例，应去应存，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加酌定，确议具奏。嗣经九卿等遵旨会同更改条例，别自为书，名为现行则例。二十八年，台臣盛符升以律例须归一贯，乞重加考定，以垂法守。特交九卿议，准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条。随命大学士图纳、张玉书等为总裁。诸臣以律文昉自唐律，辞简义赅，易致舛讹，於每篇正文后增用总注，疏解律义。次第酌定名例四十六条，三十四年，先行缮呈。三十六年，发回刑部，命将奏闻后更改之处补入。至四十六年六月，辑进四十二本，留览未发。
雍正元年，巡视东城御史汤之旭奏：“律例最关紧要，今六部见行则例，或有从重改轻，从轻拟重，有先行而今停，事同而法异者，未经画一。乞简谙练律例大臣，专掌律例馆总裁，将康熙六十一年以前之例并大清会典，逐条互订，庶免参差。”世宗允之，命大学士朱轼等为总裁，谕令於应增应减之处，再行详加分晰，作速修完。三年书成，五年颁布。盖明律以名例居首，其次则分隶於六部，合计三十门，都凡四百六十条。顺治初，釐定律书，将公式门之信牌移入职制，漏泄军情移入军政，於公式门删漏用钞印，於仓库门删钞法，於诈伪门删伪造宝钞。后又於名例增入边远充军一条。雍正三年之律，其删除者：名例律之吏卒犯死罪、杀害军人、在京犯罪军民共三条，职制门选用军职、官吏给由二条，婚姻门之蒙古、色目人婚姻一条，宫卫门之悬带关防牌面一条。其并入者：名例之边远充军并於充军地方，公式门之毁弃制书印信并二条为一，课程门之盐法并十二条为一，宫卫门之冲突仪仗并三条为一，邮驿门之递送公文并三条为一。其改易者：名例之军官军人免发遣更为犯罪免发遣，军官有犯更为军籍有犯；仪制门之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生节为收藏禁书。其增入者：名例之天文生有犯充军地方二条。总计名例律四十六条。吏律：曰职制十四条，曰公式十四条。户律：曰户役十五条，曰田宅十一条，曰婚姻十七条，曰仓库二十三条，曰课程八条，曰市廛五条。礼律：曰祭祀六条，曰仪制二十条。兵律：曰宫卫十六条，曰军政二十一条，曰关津七条，曰厩牧十一条，曰邮驿十六条。刑律：曰贼盗二十八条，曰人命二十条，曰斗殴二十二条，曰骂詈八条，曰诉讼十二条，曰受赃十一条，曰诈伪十一条，曰犯奸十条，曰杂犯十一条，曰捕亡八条，曰断狱二十九条。工律：曰营造九条，曰河防四条。盖仍明律三十门，而总为四百三十六条。律首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大都沿明之旧。纳赎诸例图、徒限内老疾收赎图、诬轻为重收赎图，银数皆从现制。其律文及律注，颇有增损改易。律后总注，则康熙年间所创造。律末并附比引律三十条。此其大较也。自时厥后，虽屡经纂修，然仅续增附律之条例，而律文未之或改。惟乾隆五年，馆修奏准芟除总注，并补入过失杀伤收赎一图而已。
例文自康熙初年仅存三百二十一条，末年增一百一十五条。雍正三年，分别订定，曰原例，累朝旧例凡三百二十一条；曰增例，康熙间现行例凡二百九十条；曰钦定例，上谕及臣工条奏凡二百有四条，总计八百十有五条。其立法之善者，如犯罪存留养亲，推及孀妇独子；若殴兄致死，并得准其承祀，恤孤嫠且教孝也。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察有祖父子孙阵亡，准其优免一次，劝忠也。枉法赃有禄人八十两，无禄人及不枉法赃有禄人一百二十两，俱实绞，严贪墨之诛也。衙蠹索诈，验赃加等治罪，惩胥役所以保良懦也。强盗分别法无可贷、情有可原，歼渠魁、赦胁从之义也。复仇以国法得伸与否为断，杜凶残之路也。凡此诸端，或隐合古义，或矫正前失，皆良法也。而要皆定制於康、雍时。
又国初以来，凡纂修律例，类必钦命二三大臣为总裁，特开专馆。维时各部院则例陆续成书，苟与刑律相涉，馆员俱一一釐正，故鲜乖牾。自乾隆元年，刑部奏准三年修例一次。十一年，内阁等衙门议改五年一修。由是刑部专司其事，不复简派总裁，律例馆亦遂附属於刑曹，与他部往往不相关会。高宗临御六十年，性矜明察，每阅谳牍，必求其情罪曲当，以万变不齐之情，欲御以万变不齐之例。故乾隆一朝纂修八九次，删原例、增例诸名目，而改变旧例及因案增设者为独多。
嘉庆以降，按期开馆，沿道光、咸丰以迄同治，而条例乃增至一千八百九十有二。盖清代定例，一如宋时之编敕，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而例遂愈滋繁碎。其间前后牴触，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或一事设一例，或一省一地方专一例，甚且因此例而生彼例，不惟与他部则例参差，即一例分载各门者，亦不无歧异。辗转纠纷，易滋高下。雍正十三年，世宗遗诏有曰：“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浅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警惕矣，凡各衙门条例，有前严而改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酌核而后更定，自可垂诸永久。若前宽而改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於一时，俟诸弊革除，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事斟酌，如有应从旧例者，仍照旧例行。”惜后世议法诸臣，未尽明世轻世重之故，每届修例，第将历奉谕旨及议准臣工条奏节次编入，从未统合全书，逐条釐正。穆宗号称中兴，母后柄政，削平发、捻、回疆之乱，百端待理，尚於同治九年纂修一次。德宗幼冲继统，未遑兴作。兼之时势多故，章程丛积，刑部既惮其繁猥，不敢议修，群臣亦未有言及者，因循久之。
逮光绪二十六年，联军入京，两宫西狩。忧时之士，咸谓非取法欧、美，不足以图强。於是条陈时事者，颇稍稍议及刑律。二十八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保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修订法律，兼取中西。旨如所请，并谕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自此而议律者，乃群措意於领事裁判权。
是年刑部亦奏请开馆修例。三十一年，先将例内今昔情形不同，及例文无关引用，或两例重複，或旧例停止者，奏准删除三百四十四条。三十三年，更命侍郎俞廉三与沈家本俱充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乃徵集馆员，分科纂辑，并延聘东西各国之博士律师，藉备顾问。其前数年编纂未竣之旧律，亦特设编案处，归并分修。十二月，遵旨议定满、汉通行刑律，又删并旧例四十九条。宣统元年，全书纂成缮进，谕交宪政编查馆核议。二年，覆奏订定，名为现行刑律。
时官制改变，立宪诏下，东西洋学说朋兴。律虽仍旧分三十门，而芟削六部之目。其因时事推移及新章递嬗而删者，如名例之犯罪免发遣、军籍有犯、流囚家属、流犯在道会赦、天文生有犯、工乐户及妇人犯罪、充军地方，职制之大臣专擅选官、文官不许封公侯、官员赴任过限、无故不朝参公座、奸党，公式之照刷文卷、磨勘卷宗、封掌印信，户役之丁夫差遣不平、隐蔽差役、逃避差役，田宅之任所置买田宅，婚姻之同姓为婚、良贱为婚姻，课程之监临势要中盐、阻坏盐法、私矾、舶商匿货，礼制之朝见留难，宫卫之内府工作人匠替役，军政之边境申索军需、公侯私役官军、夜禁，关津之私越冒度关津、诈冒给路引、递送逃军妻女出城、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私役弓兵，厩牧之公使人等索借马匹，邮驿之占宿驿舍上房，贼盗之起除刺字，斗殴之良贱相殴，诉讼之军民约会、词讼诬告、充军及迁徙，受赃之私受公侯财物，犯奸之良贱相奸，杂犯之搬做杂剧，捕亡之徒流人逃，断狱之徒囚不应役，营造之有司官吏不住公廨是也。其缘政体及刑制迁变而改者，如名例之化外人有犯改为蒙古及入国籍人有犯，徒流迁徙地方改为五徒三流二遣地方，婚姻之娶乐人为妻妾改娶娼妓为妻，人命之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节去“及奴婢”字，斗殴之奴婢殴家长改为雇工人殴家长，骂詈之奴婢骂家长改为雇工人骂家长，犯奸之奴婢奸家长妻改为雇工人奸家长妻是也。综计全律仍存三百八十有九条，而比引律则删存及半，依类散入各门，不列比附之目。旧例除删并外，合续纂之新例，统一千六十六条。其督捕则例一书，顺治朝命臣工纂进，原为旗下逃奴而设。康熙十五年重加酌定，乾隆以后续有增入，计条文一百一十，亦经分别去留，附入刑律，而全书悉废。律首仍载服制全图，以重礼教。是年冬颁行焉。若蒙古治罪各条，载诸理藩院则例，及西宁番子治罪条例，别行诸岷、洮等处者，以其习俗既殊，刑制亦异，未敢轻议更张。
新律则光绪三十二年法律馆撰上刑民诉讼律，酌取英、美陪审制度。各督抚多议其窒碍，遂寝。三十三年，复先后奏上新刑律草案，总则十七章：曰法例，曰不论罪，曰未遂罪，曰累犯罪，曰俱发罪，曰共犯罪，曰刑名，曰宥恕减轻，曰自首减免，曰酌量减轻，曰加减例，曰缓刑，曰暂释，曰恩赦，曰时效，曰时期计算，曰文例。分则三十六章：曰关於帝室之罪，曰关於内乱之罪，曰关於国交之罪，曰关於外患之罪，曰关於漏泄机务之罪，曰关於渎职之罪，曰关於妨害公务之罪，曰关於选举之罪，曰关於骚扰之罪，曰关於逮捕监禁者脱逃之罪，曰关於藏匿罪人及湮灭证据之罪，曰关於伪证及诬告之罪，曰关於放火决水及水利之罪，曰关於危险物之罪，曰关於往来通信之罪，曰关於秩序之罪，曰关於伪造货币之罪，曰关於伪造文书及印文之罪，曰关於伪造度量衡之罪，曰关於祀典及坟墓之罪，曰关於鸦片烟之罪，曰关於赌博彩票之罪，曰关於奸非及重婚之罪，曰关於饮料水之罪，曰关於卫生之罪，曰关於杀伤之罪，曰关於堕胎之罪，曰关於遗弃之罪，曰关於逮捕监禁之罪，曰关於略诱及和诱之罪，曰关於安全信用名誉及秘密之罪，曰关於窃盗及强盗之罪，曰关於诈欺取财之罪，曰关於侵占之罪，曰关於赃物之罪，曰关於毁弃损坏之罪。两编合共三百八十七条，经宪政编查馆奏交部院及疆臣覈议，签驳者夥。
宣统元年，沈家本等汇集各说，复奏进修正草案。时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上书宪政编查馆论之曰：“法律大臣会同法部奏进修改刑律，义关伦常诸条，未依旧律修入。但於附则称中国宗教遵孔，以纲常礼教为重。如律中十恶亲属容隐，干名犯义，存留养亲，及亲属相奸、相盗、相殴，发冢犯奸各条，未便蔑弃。中国人有犯以上各罪，应仍依旧律，别辑单行法，以昭惩创。窃维修订新律，本为筹备立宪，统一法权。凡中国人及在中国居住之外国人，皆应服从同一法律。是此法律，本当以治中国人为主。今乃依旧律别辑中国人单行法，是视此新刑律专为外国人设矣。本末倒置，莫此为甚。草案案语谓修订刑律，所以收回领事裁判权。刑律内有一二条为外国人所不遵奉，即无收回裁判权之实。故所修刑律，专以摹仿外国为事。此说实不尽然。泰西各国，凡外国人居其国中，无不服从其国法律，不得执本国无此律以相争，亦不得恃本国有此律以相抗。今中国修订刑律，乃谓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必尽舍固有之礼教风俗，一一摹仿外国。则同乎此国者，彼国有违言，同乎彼国者，此国又相反，是必穷之道也。总之一国之律，必与各国之律相同，然后乃能令国内居住之外国人遵奉，万万无此理，亦万万无此事。以此为收回领事裁判权之策，是终古无收回之望也。且夫国之有刑，所以弼教。一国之民有不遵礼教者，以刑齐之。所谓礼防未然，刑禁已然，相辅而行，不可缺一者也。故各省签驳草案，每以维持风化立论，而案语乃指为浑道德法律为一。其论无夫奸曰：‘国家立法，期於令行禁止。有法而不能行，转使民玩法而肆无忌惮。和奸之事，几於禁之无可禁，诛之不胜诛，即刑章具在，亦祗具文。必教育普及，家庭严正，舆论之力盛，廉耻之心生，然后淫靡之风可少衰。’又曰：‘防遏此等丑行，不在法律而在教化。即列为专条，亦无实际。’其立论在离法律与道德教化而二之，视法律为全无关於道德教化，故一意摹仿外国，而於旧律义关伦常诸条弃之如遗，焉用此法为乎？”谓宜将旧律有关礼教伦纪各节，逐一修入正文，并拟补干名犯义、犯罪存留养亲、亲属相奸相殴、无夫奸、子孙违犯教令各条。法律馆争之。明年资政院开，宪政编查馆奏交院议，将总则通过。时劳乃宣充议员，与同院内阁学士陈宝琛等，於无夫奸及违犯教令二条尤力持不少怠，而分则遂未议决。馀如民律、商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国籍法俱编纂告竣，未经核议。惟法院编制法、违警律、禁烟条例均经宣统二年颁布，与现行刑律仅行之一年，而逊位之诏下矣。
刑法二
明律渊源唐代，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自笞一十至五十，为笞刑五。自杖六十至一百，为杖刑五。徒自杖六十徒一年起，每等加杖十，刑期半年，至杖一百徒三年，为徒五等。流以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为三等，而皆加杖一百。死刑二：曰斩，曰绞。此正刑也。其律例内之杂犯、斩绞、迁徙、充军、枷号、刺字、论赎、凌迟、枭首、戮尸等刑，或取诸前代，或明所自创，要皆非刑之正。
清太祖、太宗之治辽东，刑制尚简，重则斩，轻则鞭扑而已。迨世祖入关，沿袭明制，初颁刑律，笞、杖以五折十，注入本刑各条。康熙朝现行则例改为四折除零。雍正三年之律，乃依例各於本律注明板数。徒、流加杖，亦至配所照数折责。盖恐扑责过多，致伤生命，法外之仁也。文武官犯笞、杖，则分别公私，代以罚俸、降级、降调，至革职而止。
徒者，奴也，盖奴辱之。明发盐场铁冶煎盐炒铁，清则发本省驿递。其无驿县，分拨各衙门充水火夫各项杂役，限满释放。
流犯，初制由各县解交巡抚衙门，按照里数，酌发各处荒芜及濒海州县。嗣以各省分拨失均，不免趋避拣择。乾隆八年，刑部始纂辑三流道里表，将某省某府属流犯，应流二千里者发何省何府属安置，应流二千五百里者发何省何府属安置，应流三千里者发何省何府属安置，按计程途，限定地址，逐省逐府，分别开载。嗣於四十九年及嘉庆六年两次修订。然第於州县之增并，道里之参差，略有修改，而大体不易。律称：“犯流妻妾从之，父祖子孙欲随者听。”乾隆二十四年，将佥妻之例停止。其军、流、遣犯情原随带家属者，不得官为资送，律成虚设矣。
斩、绞，同是死刑。然自汉以来，有秋后决囚之制。唐律除犯恶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杀主者，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明弘治十年奏定真犯死罪决不待时者，凌迟十二条，斩三十七条，绞十二条；真犯死罪秋后处决者，斩一百条，绞八十六条。顺治初定律，乃於各条内分晰注明，凡律不注监候者，皆立决也；凡例不言立决者，皆监候也。自此京、外死罪多决於秋，朝审遂为一代之大典。杂犯斩、绞准徒五年与杂犯三流总徒四年，大都创自有明。清律於官吏受赃，枉法不枉法，满贯俱改为实绞，馀多仍之。名实混淆，殊形轇轕。
迁徙原於唐之杀人移乡，而定罪则异。律文沿用数条，然皆改为比流减半、徒二年，并不徙诸千里之外。惟条例於土蛮、瑶、僮、苗人仇杀劫掳及改土为流之土司有犯，将家口实行迁徙。然各有定地，亦不限千里也。
明之充军，义主实边，不尽与流刑相比附。清初裁撤边卫，而仍沿充军之名。后遂以附近、近边、边远、极边、烟瘴为五军，且於满流以上，为节级加等之用。附近二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四千里。在京兵部定地，在外巡抚定地。雍正三年之律，第於十五布政司应发省分约略编定。乾隆三十七年，兵部根据邦政纪略，辑为五军道里表，凡发配者，视表所列。然名为充军，至配并不入营差操，第於每月朔望检点，实与流犯无异。而满流加附近、近边道里，反由远而近，司谳者每苦其纷歧，而又有发遣名目。初第发尚阳堡、宁古塔，或乌喇地方安插，后并发齐齐哈尔、黑龙江、三姓、喀尔喀、科布多，或各省驻防为奴。乾隆年间，新疆开辟，例又有发往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各回城分别为奴种地者。咸、同之际，新疆道梗，又复改发内地充军。其制屡经变易，然军遣止及其身。苟情节稍轻，尚得更赦放还。以视明之永远军戍，数世后犹句及本籍子孙者，大有间也。若文武职官犯徒以上，轻则军台效力，重则新疆当差。成案相沿，遂为定例。此又军遣中之歧出者焉。
枷杻，本以羁狱囚。明代问刑条例，於本罪外或加以枷号，示戮辱也。清律犯罪免发遣条：“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徒一年者，枷号二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近边、沿海、边外者八十日，极边、烟瘴者九十日。”原立法之意，亦以旗人生则入档，壮则充兵，巩卫本根，未便离远，有犯徒、流等罪，直以枷号代刑，强榦之义则然。然犯系寡廉鲜耻，则销除旗档，一律实发，不姑息也。若窃盗再犯加枷，初犯再犯计次加枷，犯奸加枷，赌博加枷，逃军逃流加枷，暨一切败检逾闲、不顾行止者酌量加枷，则初无旗、民之别。康熙八年，部议囚禁人犯止用细炼，不用长枷，而枷号遂专为行刑之用。其数初不过一月、二月、三月，后竟有论年或永远枷号者。始制重者七十斤，轻者六十斤。乾隆五年，改定应枷人犯俱重二十五斤，然例尚有用百斤重枷者。嘉庆以降，重枷断用三十五斤，而於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等省匪徒，又有系带铁杆石礅之例，亦一时创刑也。
刺字，古肉刑之一，律第严於贼盗。乃其后条例滋多，刺缘坐，刺凶犯，刺逃军、逃流，刺外遣、改遣、改发。有刺事由者，有刺地方者，并有分刺满、汉文字者。初刺右臂，次刺左臂，次刺右面、左面。大抵律多刺臂，例多刺面。若窃盗责充警迹，二三年无过，或缉获强盗二名以上、窃盗三名以上，例又准其起除刺字，复为良民。盖恶恶虽严，而亦未尝不予以自新之路焉。
赎刑有三：一曰纳赎，无力照律决配，有力照例纳赎。二曰收赎，老幼废疾、天文生及妇人折杖，照律收赎。三曰赎罪，官员正妻及例难的决，并妇人有力者，照例赎罪。收赎名曰律赎，原本唐律收赎。赎罪名为例赎，则明代所创行。顺治修律，五刑不列赎银数目。雍正三年，始将明律赎图内应赎银数斟酌修改，定为纳赎诸例图。然自康熙现行例定有承问官滥准纳赎交部议处之条，而前明纳赎及赎罪诸旧例又节经删改，故律赎俱照旧援用，而例赎则多成具文。
其捐赎一项，顺治十八年，有官员犯流徒籍没认工赎罪例；康熙二十九年，有死罪现监人犯输米边口赎罪例；三十年，有军流人犯捐赎例；三十四年，有通仓运米捐赎例；三十九年，有永定河工捐赎例；六十年，有河工捐赎例。然皆事竣停止，其历朝沿用者，惟雍正十二年户部会同刑部奏准预筹运粮事例，不论旗、民，罪应斩、绞，非常赦所不原者，三品以上官照西安驼捐例捐运粮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照营田例捐运粮银五千两，五、六品官照营田例捐银四千两，七品以下、进士、举人二千五百两，贡、监生二千两，平人一千二百两，军、流各减十分之四，徒以下各减十分之六，俱准免罪。西安驼捐，行自雍正元年，营田例则五年所定也。乾隆十七年，西安布政使张若震奏请另定捐赎笞、杖银数。经部议，预筹运粮事例，杖、笞与徒罪不分轻重，一例捐赎，究未允协。除犯枷号、杖责者照徒罪捐赎外，酌拟分杖为一等，笞为一等。其数，杖视徒递减，笞视杖递减。二十三年，谕将斩、绞缓决各犯纳赎之例永行停止。遇有恩赦减等时，其惮於远行者，再准收赎。而赎钅爰则仍视原拟罪名，不得照减等之罪。著为令。嗣后官员赎罪者，俱照运粮事例核夺。刑部别设赎罪处，专司其事。此又律赎、例赎而外，别自为制者矣。
凌迟，用之十恶中不道以上诸重罪，号为极刑。枭首，则强盗居多。戮尸，所以待恶逆及强盗应枭诸犯之监故者。凡此诸刑，类皆承用明律，略有通变，行之二百馀年。至过误杀之赔人，窃盗之割脚筋，重辟减等之贯耳鼻，强盗、贪官及窝逃之籍家产，或沿自盛京定例，或顺治朝偶行之峻令，不久革除，非所论也。
自光绪变法，二十八年，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经刑部议准，徒犯毋庸发配，按照年限，於本地收所习艺。军、流为常赦所不原者，照定例发配，到配一律收所习艺。流二千里限工作六年，二千五百里八年，三千里者十年。遣军照满流年限计算，限满释放，听其自谋生计，并准在配所入籍为民。若为常赦所得原者，无论军、流，俱无庸发配，即在本省收所习艺。工作年限，亦照前科算。自此五徒并不发配，即军、流之发配者，数亦锐减矣。二十九年，刑部奏准删除充军名目，将附近、近边，边远并入三流，极边及烟瘴改为安置，仍与当差并行。自此五军第留其二，而刑名亦改变矣。三十年，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变法第二摺内，有恤刑狱九条。其省刑责条内，经法律馆议准，笞、杖等罪，仿照外国罚金之法，改为罚银。凡律例内笞刑五，以五钱为一等，至笞五十罚银二两五钱，杖六十者改为罚五两。每一等加二两五钱，以次递加，至杖一百改为罚十五两而止。如无力完纳，折为作工。应罚一两，折作工四日，以次递加，至十五两折作工六十日而止。然窃盗未便罚金，议将犯窃应拟笞罪者，改科工作一月；杖六十者，改科工作两月；杖七十至一百，每等递加两月。又附片请将军、流、徒加杖概予宽免，无庸决责。自此而笞、杖二刑废弃矣。
三十一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请删除重法数端，略称：“见行律例款目极繁，而最重之法，亟应先议删除者，约有三事：一曰凌迟、枭首、戮尸。凌迟之刑，唐以前无此名目。辽史刑法志始列入正刑之内。宋自熙宁以后，渐亦沿用。元、明至今，相仍未改。枭首在秦、汉时惟用诸夷族之诛，六朝梁、陈、齐、周诸律，始於斩之外别立枭名。自隋迄元，复弃而不用。今之斩枭，仍明制也。戮尸一事，惟秦时成蟜军反，其军吏皆斩戮尸，见於始皇本纪。此外历代刑制，俱无此法。明自万历十六年，定有戮尸条例，专指谋杀祖父母、父母而言。国朝因之，后更推及於强盗。凡此酷重之刑，固所以惩戒凶恶。第刑至於斩，身首分离，已为至惨。若命在顷忽，菹醢必令备尝，气久消亡，刀锯犹难幸免，揆诸仁人之心，当必惨然不乐。谓将以惩本犯，而被刑者魂魄何知；谓将以警戒众人，而习见习闻，转感召其残忍之性，实非圣世所宜遵。请将凌迟、枭首、戮尸三项，一概删除，死罪至斩决而止。凡律例内凌迟、斩枭各条，俱改斩决。斩决而下，依次递减。一曰缘坐。缘坐之制，起於秦之参夷及收司连坐法。汉高后除三族令，文帝除收孥相坐律，当时以为盛德。惜夷族之诛，犹间用之。晋以下仍有家属从坐之法，唐律惟反叛、恶逆、不道，律有缘坐，他无有也。今律则奸党、交结近侍诸项俱缘坐矣，反狱、邪教诸项亦缘坐矣。一案株连，动辄数十人。夫以一人之故而波及全家，以无罪之人而科以重罪，汉文帝以为不正之法反害於民，北魏崔挺尝曰‘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膺盗跖之诛，不亦哀哉’，其言皆笃论也。今世各国，皆主持刑罚止及一身之义，与‘罪人不孥’之古训实相符合。请将律内缘坐各条，除知情者仍坐罪外，其不知情者悉予宽免。馀条有科及家属者准此。一曰刺字。刺字乃古墨刑，汉之黥也。文帝废肉刑而黥亦废，魏、晋、六朝虽有逃奴劫盗之刺，旋行旋废。隋、唐皆无此法。至石晋天福间，始创刺配之制，相沿至今。其初不过窃盗逃人，其后日加烦密。在立法之意，原欲使莠民知耻，庶几悔过而迁善。讵知习於为非者，適予以标识，助其凶横。而偶罹法网者，则黥刺一膺，终身僇辱。夫肉刑久废，而此法独存，汉文所谓刻肌肤痛而不德者，未能收弼教之益，而徒留此不德之名，岂仁政所宜出此。拟请将刺字款目，概行删除。凡窃盗皆令收所习艺，按罪名轻重，定以年限，俾一技能娴，得以餬口，自少再犯、三犯之人。一切递解人犯，严令地方官佥差押解，果能实力奉行，逃亡者自少也。”奏上，谕令凌迟、枭首、戮尸三项永远删除。所有现行律例内凌迟、斩枭各条，俱改为斩决；其斩决各条，俱改为绞决；绞决各条，俱改为绞监候，入於秋审情实；斩监候各条，俱改为绞监候，与绞候人犯仍入於秋审，分别实缓。至缘坐各条，除知情者仍治罪外，馀悉宽免。其刺字等项，亦概行革除。旨下，中外称颂焉。
三十二年，法律馆奏准将戏杀、误杀、擅杀虚拟死罪各案，分别减为徒、流。自此而死刑亦多轻减矣。又是年法律馆以妇女收赎，银数太微，不足以资警戒，议准妇女犯笞、杖，照新章罚金。徒、流、军、遣，除不孝及奸、盗、诈伪旧例应实发者，改留本地习艺所工作，以十年为限，馀俱准其赎罪。徒一年折银二十两，每五两为一等，五徒准此递加。由徒入流，每一等加十两，三流准此递加。遣、军照满流科断。如无力完缴，将应罚之数，照新章按银数折算时日，改习工艺。其犯该枷号，不论日数多寡，俱酌加五两，以示区别。自此而收赎银数亦稍变矣。
故宣统二年颁布之现行刑律，第将近数年奏定之章程采获修入，於是刑制遂大有变更。其五刑之目，首罚刑十，以代旧律之笞、杖。一等罚，罚银五钱，至十等罚，为银十五两，据法律馆议覆恤刑狱之奏也。次徒刑五，年限仍旧律。次流刑三，道里仍旧律，然均不加杖，以法律馆业经附片奏删也。次遣刑二：曰极边足四千里及烟瘴地方安置，曰新疆当差。以闰刑加入正刑，承用者广，不得不别自为制也。次死刑二：曰绞，曰斩。时虽有死刑唯一之议，以旧制显分等差，且凌迟、枭首等项甫经议减，不敢径行废斩也。徒、流虽仍旧律，然为制不同。按照习艺章程，五徒依限收入本地习艺所习艺；流、遣毋论发配与否，俱应工作。故於徒五等注明按限工作，流二千里注工作六年，二千五百里注工作八年，三千里注工作十年，遣刑俱注工作十二年。收赎则根据妇女赎罪新章酌减银数，改为通例。罚刑照应罚之数折半收赎，徒一年赎银十两，每等加银二两五钱，至徒三年收赎银二十两。流刑每等加银五两，至三千里赎银三十五两。遣刑与满流同科。绞、斩则收赎银四十两。亦分注於各刑条下。然非例应收赎者，不得滥及也。捐赎，据光绪二十九年刑部奏准照运粮事例，减半银数，另辑为例。其笞、杖虽不入正刑，仍留竹板，以备刑讯之用。外此各刑具，尽行废除，枷号亦一概芟削，刑制较为径省矣。
惟就地正法一项，始自咸丰三年。时各省军兴，地方大吏，遇土匪窃发，往往先行正法，然后奏闻。嗣军务敉平，疆吏乐其便己，相沿不改。光绪七八年间，御史胡隆洵、陈启泰等屡以为言。刑部声请饬下各省，体察情形，仍照旧例解勘，分别题奏。嗣各督抚俱覆称地方不靖，碍难规复旧制。刑部不得已，乃酌量加以限制，如实系土匪、马贼、游勇、会匪，方准先行正法，寻常强盗，不得滥引。自此章程行，沿及国变，而就地正法之制，讫未之能革。
刑法三
太祖始创八旗，每旗设总管大臣一，佐管大臣二。又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号为议政五大臣。紥尔固齐十人，号为理事十大臣。凡听断之事，先经紥尔固齐十人审问，然后言於五臣，五臣再加审问，然后言於诸贝勒。众议既定，犹恐冤抑，亲加鞫问。天命元年，谕贝勒大臣曰：“国人有事，当诉於公所，毋得诉於诸臣之家。兹播告国中，自贝勒大臣以下有罪，当静听公断，执拗不服者，加等治罪。凡事俱五日一听断於公所，其私诉於家，不执送而私断者，治罪不贷。”十一年，太宗以议政五大臣、理事十大臣不皆分授，或即以总管、佐管兼之，於是集诸贝勒定议裁撤。每旗由佐管大臣审断词讼，不令出兵驻防。其每旗别设调遣大臣二员，遇有驻防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天聪七年，设刑部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听讼始有专责。
世祖入主中夏，仍明旧制，凡诉讼在外由州县层递至於督抚，在内归总於三法司。然明制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駮正。清则外省刑案，统由刑部核覆。不会法者，院寺无由过问，应会法者，亦由刑部主稿。在京讼狱，无论奏咨，俱由刑部审理，而部权特重。刑部初设十四司。雍正元年，添置现审左右二司，审理八旗命盗及各衙门钦发事件。后复改并，定为十八清吏司：曰直隶，曰奉天，曰江苏，曰安徽，曰江西，曰福建，曰浙江，曰湖广，曰山东，曰山西，曰陕西，曰四川，曰广东，曰广西，曰云南，曰贵州。凡各省刑名咨揭到部，各司具稿呈堂，以定准駮。吉林、黑龙江附诸奉天，甘肃、新疆附诸陕西，京曹各署关涉文件，亦分隶於十七司。现审则轮流签分。顺治十年，设督捕衙门，置侍郎满、汉各一员，其属有前司、后司。初隶兵部，专理缉捕逃旗事宜。康熙三十八年裁撤，将前后司改隶刑部。嗣复并为督捕一司，不掌外省刑名，亦不分现审。刑部收受讼案，已结未结，每月汇奏。设督催所，而督以例限。审结寻常徒、流、军、遣等罪，按季汇题。案系奏交，情虽轻，专案奏结。死罪既取供，大理寺委寺丞或评事，都察院委御史，赴本司会审，谓之会小法。狱成呈堂，都察院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或少卿，挈同属员赴刑部会审，谓之会大法。如有翻异，发司覆审，否则会稿分别题奏。罪干立决，旨下，本司派员监刑。监候则入朝审。各省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由州县完结，例称自理。词讼每月设立循环簿，申送督、抚、司、道查考。巡道巡历所至，提簿查核，如有未完，勒限催审。徒以上解府、道、臬司审转，徒罪由督抚汇案咨结。有关人命及流以上，专咨由部汇题。死罪系谋反、大逆、恶逆、不道、劫狱、反狱、戕官，并洋盗、会匪、强盗、拒杀官差，罪干凌迟、斩、枭者，专摺具奏，交部速议。杀一家二命之案，交部速题。其馀斩、绞，俱专本具题，分送揭帖於法司科道，内阁票拟，交三法司核议。如情罪不符及引律错误者，或駮令覆审，或径行改正，合则如拟核定。议上立决，命下，钉封飞递各州县正印官或佐贰，会同武职行刑。监候则入秋审。
朝审原於明天顺三年，令每岁霜降后，但有该决重囚，三法司会同公、侯、伯从实审录。秋审亦原於明之奏决单，冬至前会审决之。顺治元年，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言：“旧制凡刑狱重犯，自大逆、大盗决不待时外，馀俱监候处决。在京有热审、朝审之例，每至霜降后方请旨处决。在外直省，亦有三司秋审之例，未尝一丽死刑辄弃於市。望照例区别，以昭钦恤。”此有清言秋、朝审之始。嗣后逐渐举行，而法益加密。初制分情实、缓决、矜、疑，然疑狱不经见。雍正以后，加入留养承祀，区为五类。截止日期，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以年前封印日，福建以正月三十日，奉天、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以月初十日，河南、山东、山西以三月初十日，直隶以三月三十日。然遇情重之案，虽后期有声明赶入秋审者。刑部各司，自岁首将各省截止期前题准之案，分类编册，发交司员看详。初看蓝笔句改，覆看用紫，轮递至秋审处坐办、律例馆提调，墨书粘签，一一详加斟酌，而后呈堂核阅。朝审本刑部问拟之案，刑部自定实缓。秋审则直省各督抚於应勘时，将人犯提解省城，率同在省司道公同会勘，定拟具题。刑部俟定限五月中旬以前，各省后尾到齐，查阅外勘与部拟不符者，别列一册。始则司议，提调、坐办主之。继则堂议，六堂主之，司议各员与焉。议定，刑部将原案及法司督抚各勘语刊刷招册，送九卿、詹事、科道各一分，八月内定期在金水桥西会同详核。先日朝审，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入座，刑部将监内应死人犯提至当堂，命吏朗诵罪状及定拟实、缓节略，事毕回禁。次日秋审，凭招册审核，如俱无异议，会同将原拟陆续具题；有异，前期签商。若各执不相下，持异之人奏上，类由刑部回奏听裁。苟攻及原审，则径行扣除再讯。二百馀年来，刑部历办秋、朝审，句稽讲贯，备极周密，长官每以此校司员之优劣。究之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其所矜慎，尤在实、缓。乾隆以前，各司随意定拟，每不画一。三十二年，始酌定比对条款四十则，刊分各司，并颁诸各省，以为勘拟之准绳。四十九年，复行增辑。嗣刑部侍郎阮葵生别辑秋谳志略，而后规矩略备，中外言秋勘者依之，并比附历年成案，故秋、朝审会议，其持异特奏者，每不胜焉。
秋审本上，入缓决者，得旨后，刑部将戏杀、误杀、擅杀之犯，奏减杖一百，流三千里，窃赃满贯、三犯窃赃至五十两以上之犯，奏减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馀仍旧监固，俟秋审三次后查办。间有初次入缓，后复改实者，权操自上，非常例也。入可矜者，或减流，或减徒。留养承祀者，将该犯枷号两月，责四十板释放。案系斗杀，追银二十两给死者家属养赡。情实则大别有三，服制、官犯、常犯是也。本下，内阁随命钦天监分期择日。句到，刑部按期进呈黄册。至日，素服御殿，大学士三法司侍，上秉朱笔，或命大学士按单予句。服制册大都杀伤期功尊长之案，既以情轻而改监候，类不句决；情实二次，大学士会同刑部奏请改缓。官犯则情重者，刑部从严声叙，未容幸免；轻则一律免句，十次改缓。常犯之入情实，固罪无可逭者；其或一线可原，刑部粘签声叙，类多邀恩不句，十次亦改缓。向例句决重囚，刑科三覆奏，自乾隆十四年简去二覆，第於句到前五日，覆奏一次。句到时，将原本进呈覆阅，一俟批发，在京例由刑科给事中、刑部侍郎各一人赴西市监视。官犯无论句否，俱绑赴行刑场候决。在外则刑部各司将句单连同榜示钉封送兵部发驿，文到之日行刑。如恭逢庆典或国家有故，则下旨停句。
顺治十三年，谕刑部：“朝审秋决，系刑狱重典。朕必详阅招案始末，情形允协，令死者无冤。今烸期伊迩，朝审甫竣，招册繁多，尚未及详细简阅，骤行正法，朕心不忍。今年姑著暂停秋决，昭朕矜恤至意。”自是列朝於秋谳俱勤慎校阅。康熙二十二年，圣袓御懋勤殿，召大学士、学士等入，酌定在京秋审情实重犯。圣袓取罪案逐一亲阅，再三详审，其断无可恕者，始定情实。因谕曰：“人命事关重大，故召尔等共相商酌。情有可原，即开生路。”雍正十一年，世宗御洞明堂，阅秋审情实招册，谕刑部曰：“诸臣所进招册，俱经细加斟酌，拟定情实。但此内有一线可生之机，尔等亦当陈奏。在前日定拟情实，自是执法，在此刻句到商酌，又当原情，断不可因前奏难更，遂尔隐默也。”高宗尤垂意刑名，秋审册上，每干饬责。乾隆三十一年，湖南官犯饶佺，以其回护己过予句。迨阅浙省招册，知府高象震亦以承审回护，原题仅拟军台效力。急谕湖南巡抚将饶佺暂停处决，令刑部查明两案情节不同，始行明谕处分。其慎重谳典如此。仁宗亦娴习法律。嘉庆七年，御史广兴会议秋审，奏请将斗杀拟缓之广东姚得辉改入情实，援引乾隆十八年“一命必有一抵”之旨。仁宗谓：“一命一抵，原指械斗等案而言，至寻常斗殴，各毙各命，自当酌情理之平，分别实缓。若拘泥‘一命必有一抵’之语，则是秋谳囚徒，凡杀伤毙命之案，将尽行问拟情实，可不必有缓决一项。有是理乎？”命仍照原拟入缓。其剖析法意，致为明允。自后宣宗、文宗遵循前轨，罕可纪述。穆宗、德宗两经垂帘，每逢句到，命大学士一人捧单入内阁恭代，后遂沿为故事。
而前行之秋审条款，因光绪季年死刑递有减降，法律馆重加釐定，奏颁内外焉。
热审之制，顺治初赓续举行。康熙十年，定每年小满后十日起，至立秋前一日止，非实犯死罪及军、流，俱量予减等。四十三年，谕刑部停止。雍正初复行。乾隆以后，第准免笞、杖，则递行八折决放，枷号渐释，馀不之及。且惟京师行之，外省笞、杖自理，无从考核，具文而已，列朝无寒审，而有军、流、遣犯隆冬停遣之例。未起解者，十月至正月终及六月俱停遣。若已至中途，至十一月初一日准停。倘抵配不远，并发往东南省分，人犯有情原前进者，一体起解。
又有停审之例，每年正月、六月、十月及元旦令节七日，上元令节三日，端午、中秋、重阳各一日，万寿圣节七日，各坛庙祭享、斋戒以及忌辰素服等日，并封印日期，四月初八日，每月初一、初二日、皆不理刑名。然中外问刑衙门，於正月、六月、十月及封印日期、每月初一二等日不尽如例行也。其农忙停审，则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一应户、婚、田土细故，不准受理，刑事不在此限。又有停刑之例，每年正月、六月及冬至以前十日，夏至以前五日，一应立决人犯及秋、朝审处决重囚，皆停止行刑。
凡审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登闻鼓，顺治初立诸都察院。十三年，改设右长安门外。每日科道官一员轮值。后移入通政司，别置鼓厅。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驾申诉者，名曰叩阍。从前有擅入午门、长安门、堂子跪告，及打长安门内、正阳门外石狮鸣冤者，严禁始绝。即迎车驾而冲突仪仗，亦罪至充军。京控及叩阍之案，或发回该省督抚，或奏交刑部提讯。如情罪重大，以及事涉各省大吏，抑经言官、督抚弹劾，往往钦命大臣莅审。发回及駮审之案，责成督抚率同司道亲鞫，不准复发原问官，名为钦部事件。文武官犯罪，题参革职。道府、副将以上，遴委道员审理。同知、游击以下，遴委知府审理。巡按御史，顺治初犹常设。四年，从大理寺卿王永吉奏，差官往直省恤刑，然皆不久停罢。外省刑名，遂总汇於按察使司，而督抚受成焉。京师笞、杖及无关罪名词讼，内城由步军统领，外城由五城巡城御史完结，徒以上送部，重则奏交。如非常大狱，或命王、大臣、大学士、九卿会讯。自顺治迄乾隆间，有御廷亲鞫者。律称八议者犯罪，实封奏闻请旨，不许擅自句问。在京大小官员亦如之。
若宗室有犯，宗人府会刑部审理。觉罗，刑部会宗人府审理。所犯笞、杖、枷号，照例折罚责打；犯徒，宗人府拘禁；军、流、锁禁，俱照旗人折枷日期，满日开释。屡犯军、流，发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圈禁；死刑，宗人府进黄册。阉寺犯轻罪，内务府慎刑司讯决，徒以上亦送部。八旗地亩之讼，属诸户部现审处，刑事统归刑部。清初有都统会审之制，有高墙拘禁之条，至乾隆时俱废。旗营驻防省分，额设理事同知。旗人狱讼，同知会同州县审理。热河都统衙门特设理刑司，刑部派员听讼，三年一任。同治三年，以吉林狱讼繁多，诏依热河设立刑司例，令刑部拣派满、汉郎中、员外、主事各一员，分别掌印主稿，统归将军管辖。嗣吉林建省裁撤，而热河如故。
蒙古刑狱，内外紥萨克王公、台吉、塔布囊及协理台吉等承审。康熙三十七年，曾遣内地官员教导蒙古王等听断盗案，后不常设。沿边与民人交涉案件，会同地方官审理，死罪由盟长核报理藩院，会同三法司奏当。在京犯斩、绞，刑部审讫，会理藩院法司亦如之。盛京刑部掌谳盛京旗人及边外蒙古之狱。秋审，会同四部侍郎、奉天府尹酌定实、缓汇题，盖皆特别之制。
凡检验，以宋宋慈所撰之洗冤录为准，刑部题定验尸图格，颁行各省。人命呈报到官，地方正印官随带刑书、仵作，立即亲往相验。仵作据伤喝报部位之分寸，行凶之器物，伤痕之长短浅深，一一填入尸图。若尸亲控告伤痕互异，许再行覆检，不得违例三检。如自缢、溺水、事主被杀等案，尸属呈请免验者，听。京师内城正身旗人及香山等处各营房命案，由刑部当月司员往验。街道及外城人命，无论旗、民，归五城兵马司指挥相验。检验不以实者有刑。
凡讯囚用杖，每日不得过三十。热审得用掌嘴、跪链等刑，强盗人命酌用夹棍，妇人指，通不得过二次。其馀一切非刑有禁。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律虽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文，然非共犯有逃亡，并罪在军、流以下，不轻用也。
凡审限，直省寻常命案限六阅月，盗劫及情重命案、钦部事件并抢夺掘坟一切杂案俱定限四阅月。其限六月者，州县三月解府州，府州一月解司，司一月解督抚，督抚一月咨题。其限四月者，州县两月解府州，府州二十日解司，司二十日解督抚，督抚二十日咨题。如案内正犯及要证未获，或在监患病，准其展限或扣限。若隔属提人及行查者，以人文到日起限。限满不结，督抚咨部，即於限满之日起算，再限二、三、四月，各级分限如前。如仍迟逾，照例参处。按察司自理事件，限一月完结。州县自理事件，限二十日审结。上司批发事件，限一月审报。刑部现审，笞杖限十日，遣、军、流、徒二十日，命盗等案应会三法司者三十日。每月奏报，声明曾否逾限。如有患病及查传等情，亦得依例扣展。速议速题，均限五日覆。死罪会核，自科钞到部之日，立决限七十日，监候限八十日。会同题覆，院寺各分限八日。由咨改题之案，展限十日。系清文加译汉十日或二十日，逾限附参。盗贼逾月不获，捕役汛兵予笞，官罚俸。吏兵两部处分则例，尚有疏防及初、二、三、四参之分。命案凶犯在逃，承缉、接缉亦按限开参。然例虽严，而巧於规避者，盖自若也。
凡解犯有三：一、定案时之解审。徒犯解至府州转报，军、流、遣及死罪，自府州递省，逐级讯问无异，督抚然后咨题。一、秋审时之解勘。死罪非立决，发回本州县监禁，逮秋审，径行解司审勘。官犯自定案即拘禁司监待决。常犯缓决者，二次秋审，即不复解。其直省各边地离督抚驻处窎远，有由该管巡道审勘加结转报者，非通例也。一、发遣时之解配。徒囚问发隔县，军、流起解省分，预行咨明应发省分督抚，查照道里表，酌量州县大小远近、在配军流多寡，先期定地，饬知入境首站州县，随到随发。遣犯解至例定地方安插。犯籍州县佥差，名曰长解。沿途州县，派拨兵役护送，名为短解。罪囚视罪名轻重，定用铁锁杻镣道数。若中途不觉失囚，讯明有无贿纵，分别治罪。隔属关提及发交各地方官管束者，视此为差。京师现审，徒犯发顺天府充徒。流囚由刑部定地，劄行顺天府起送。五军咨由兵部定地提发，外遣亦咨兵部差役起解。综计诉讼所历，自始审迄终结，其程序各有定规，毋或逾越。
迨光绪变法，三十二年，改刑部为法部，统一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配置总检察厅，专司审判。於是法部不掌现审，各省刑名，画归大理院覆判，并不会都察院，而三法司之制废。题本改为摺奏，内阁无所事事。秋、朝审专属法部，其例缓者随案声明，不更加勘，而九卿、科道会审之制废。京师暨各省设高等审检厅，都城省会及商埠各设地方及初级审检厅，改按察使为提法司。三十二年，法部奏定各级厅试办章程。宣统二年，法律馆奏颁法院编制法，由初级起诉之案不服，可控由地方而至高等，由地方起诉之案不服，可控由高等而至大理院，名为四级三审。从前审级、审限、解审、解勘之制，州县行之而不行於法院。审判分民事、刑事。民律艰於成书，所据者第旧律户役、田宅、钱债、婚姻各条，而法未备。司法事务有年度，判断有评议，刑事有检察官莅审，人命由检察官相验，法院行之而不能行於州县。刑诉制度，盖杂糅矣。
然尔时所以急於改革者，亦曰取法东西列强，藉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也。考领事裁判，行诸上海会审公堂，其源肇自咸丰朝，与英、法等国缔结通商条约，约载中外商民交涉词讼，各赴被告所属之国官员处控告，各按本国律例审断。嗣遇他国缔约，俱援利益均霑之说，群相仿效。同治八年，定有洋泾浜设官章程，遴委同知一员，会同各国领事审理华洋诉讼。其外人应否科刑，谳员例不过问。华人第限於钱债、斗殴、窃盗等罪，在枷杖以下，准其决责。后各领扩张权限，公堂有迳定监禁数年者。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清季士大夫习知国际法者，每咎彼时议约诸臣不明外情，致使法权坐失。光绪庚子以后，各国重立和约，我国龂龂争令撤销，而各使藉口中国法制未善，靳不之许。迨争之既亟，始声明异日如审判改良，允将领事裁判权废弃。载在约章，存为左券。故二十八年设立法律馆，有“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务期中外通行”之旨。盖亦欲修明法律，俾外国就范也。夫外交视国势之强弱，权利既失，岂口舌所能争。故终日言变法，逮至国本已伤，而收效卒鲜，岂法制之咎与？然其中有变之稍善而未竟其功者，曰监狱。有政体所关而未之变者，曰赦典。
监狱与刑制相消息，从前监羁罪犯，并无已决未决之分。其囚禁在狱，大都未决犯为多。既定罪，则笞、杖折责释放，徒、流、军、遣即日发配，久禁者斩、绞监候而已。州县监狱，以吏目、典史为管狱官，知州、知县为有狱官，司监则设按司狱。各监有内监以禁死囚，有外监以禁徒、流以下，妇人别置一室，曰女监。徒以上锁收，杖以下散禁。囚犯日给仓米一升，寒给絮衣一件。锁杻常洗涤，席荐常铺置，夏备凉浆，冬设暖床，疾病给医药。然外省监狱多湫隘，故例有轻罪人犯及干连证佐，准取保候审之文。无如州县惧其延误，每有班馆差带诸名目，胥役藉端虐诈，弊窦丛滋。虽屡经内外臣工参奏，不能革也。刑部有南北两监，额设司狱八员、提牢二员，掌管狱卒，稽查罪囚，轮流分值。每月派御史查监，有瘐毙者亦报御史相验。年终并由部汇奏一次，防闲致为周备。自光绪三十二年审判画归大理院，院设看守所，以羁犯罪之待讯者，各级审检厅亦然，於是法部犴狴空虚。别设已决监於外城，以容徒、流之工作，并令各省设置新监，其制大都采自日本。监房有定式，工厂有定程。法律馆特派员赴东调查，又开监狱学堂，以备京、外新监之用。然斯时新法初行，措置未备，外省又限於财力，未能遍设也。
赦典有恩赦、恩旨之别。历朝登极、升祔、册立皇后、皇上五旬以上万寿、皇太后六旬以上万寿及武功克捷之类，例有恩赦。其诏书内开：一、官吏军民人等有犯，除谋反、大逆、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内乱、妻妾杀夫、奴婢杀家长、杀一家非死罪三人、采生折割人、谋杀故杀真正人命、蛊毒魇魅毒药杀人、强盗、妖言、十恶等真正死罪不赦外，军务获罪、隐匿逃人及侵贪入己亦不赦外，其馀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未结者，咸赦除之。若寻常万寿及喜庆等事，则传旨行赦。恩赦死罪以下俱免，恩旨则死罪已下递减。诏书既颁，刑部检查成案，分别准免不准免，开单奏定，名为恩赦条款。恩旨则分别准减不准减，名为减等条款。部设减等处，专司核駮。其巡幸所经，赦及一方，及水旱兵灾、清理庶狱者，则视诏旨从事焉。明制，徒、流已至配，不复援赦。清自康熙九年准在配徒犯会赦放免。乾隆二年恩诏，军、流在配三年，安静悔过，情原回籍，查明准释。迨嘉庆二十五年，始将到配未及三年人犯一体查办，尤为旷典。昔人有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意第谓赦恩之不可滥耳。若夫非常庆典，特颁汗号，使之荡涤瑕秽，洒然自新，未始非仁政之一端。有清一代，赦典屡颁，然条款颇严，毋虞滥及。且行庆施惠，王者驭世之大权，非苟然也。故光绪三十四年宣统登极，犹循例大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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