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

     著书立意乃赠花于人之举,然万卷书亦由人力而为,非尽善尽美处还盼见谅 !

                     —— 华辀远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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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所计也”

  新年第一回的《申报》(一月七日)〔2〕用“要电”告诉我们:“闻陈(外交总长印友仁)〔3〕与芳泽〔4〕友谊甚深,外交界观察,芳泽回国任日外长,东省交涉可望以陈之私人感情,得一较好之解决云。”

  中国的外交界看惯了在中国什么都是“私人感情”,这样的“观察”,原也无足怪的。但从这一个“观察”中,又可以“观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里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电”告诉了我们:“锦州三日失守,连山绥中续告陷落,日陆战队到山海关在车站悬日旗……”

  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闻”告诉我们“陈友仁对东省问题宣言”云:“……前日已命令张学良〔5〕固守锦州,积极抵抗,今后仍坚持此旨,决不稍变,即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

  然则“友谊”和“私人感情”,好象也如“国联”〔6〕以及“公理”,“正义”之类一样的无效,“暴日”似乎不象中国,专讲这些的,这真只得“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了。也许爱国志士,又要上京请愿了罢。当然,“爱国热忱”,是“殊堪嘉许”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轨”,第二还是自己想一想,和内政部长卫戍司令诸大人“友谊”怎样,“私人感情”又怎样。倘不“甚深”,据内政界观察,是不但难“得一较好之解决”,而且——请恕我直言——恐怕仍旧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7〕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拟一宣言,结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计也!”然而又要觉悟这说的是真话。

  一月八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上海《十字街头》第三期,署名白舌。

  〔2〕旧时新年各日报多连续休刊几天,所以《申报》到一月七日才出新年后的第一回。

  〔3〕陈友仁(1875—1944)原籍广东顺德,出身于华侨家庭,一九一三年回国,曾任孙中山秘书及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职。一九三二年一度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旧时在官场或社交活动中,对人称字不称名;在文字上如称名时,则在名前加一“印”字,以示尊重。

  〔4〕芳泽即芳泽谦吉,曾任日本驻国民党政府公使、日本外务大臣等职。

  〔5〕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九一八事变时任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北三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

  〔6〕“国联”参看本卷第354页注〔5〕。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味依赖国联,如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外宣言中就说:“当事变之初,中国即提请国联处理,期以国际间保障和平机关之制裁,申张正义与公理。”

  〔7〕“自行失足落水淹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各地学生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到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时,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屠杀和逮捕学生,有的学生遭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次日,南京卫戍当局对记者谈话,诡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

“连环图画”辩护

  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有一天,在一处筵席上,我随便的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

  自然,这话里,是埋伏着许多问题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样的电影,倘用美国式的发财结婚故事的影片,那当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却的确另外听过采用影片的细菌学讲义,见过全部照相,只有几句说明的植物学书。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学,就是历史地理,也可以这样办。

  然而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

  前几天,我在《现代》上看见苏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艺论者的立场,将“连环图画”一笔抹杀了。自然,那不过是随便提起的,并非讨论绘画的专门文字,然而在青年艺术学徒的心中,也许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再来说几句。

  我们看惯了绘画史的插图上,没有“连环图画”,名人的作品的展览会上,不是“罗马夕照”,就是“西湖晚凉”,便以为那是一种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进意大利的教皇宫〔2〕——我没有游历意大利的幸福,所走进的自然只是纸上的教皇宫——去,就能看见凡有伟大的壁画,几乎都是《旧约》,《耶稣传》,《圣者传》的连环图画,艺术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书上,题之曰《亚当的创造》〔3〕,《最后之晚餐》〔4〕,读者就不觉得这是下等,这在宣传了,然而那原画,却明明是宣传的连环图画。

  在东方也一样。印度的阿强陀石窟〔5〕,经英国人摹印了壁画以后,在艺术史上发光了;中国的《孔子圣迹图》〔6〕,只要是明版的,也早为收藏家所宝重。这两样,一是佛陀的本生〔7〕,一是孔子的事迹,明明是连环图画,而且是宣传。

  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和文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的陀莱(GustaveDoré),他是插图版画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乐园》,《吉诃德先生》,还有《十字军记》〔8〕的插画,德国都有单印本(前二种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书的梗概。然而有谁说陀莱不是艺术家呢?宋人的《唐风图》和《耕织图》〔9〕,现在还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于仇英的《飞燕外传图》和《会真记图》〔10〕,则翻印本就在文明书局发卖的。凡这些,也都是当时和现在的艺术品。

  自十九世纪后半以来,版画复兴了,许多作家,往往喜欢刻印一些以几幅画汇成一帖的“连作”(Blattfolge)。这些连作,也有并非一个事件的。现在为青年的艺术学徒计,我想写出几个版画史上已经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连续事实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应该举出来的是德国的珂勒惠支(KaHtheKollwitz7蛉恕玻保薄场*她除了为霍普德曼的《织匠》(DieWeber)而刻的六幅版画外,还有三种,有题目,无说明——一,《农民斗争》(Bauernkrieg),金属版七幅;二,《战争》(DerKrieg),木刻七幅;三,《无产者》(Proletariat),木刻三幅。以《士敏土》的版画,为中国所知道的梅斐尔德(CarlMeffert),是一个新进的青年作家,他曾为德译本斐格纳尔的《猎俄皇记》(DieJagdnachZarenvonWeraFigner)〔12〕刻过五幅木版图,又有两种连作——一,《你的姊妹》(DeineSchwester),木刻七幅,题诗一幅;

  二,《养护的门徒》(原名未详),木刻十三幅。比国有一个麦绥莱勒(FransMasereel)〔13〕,是欧洲大战时候,像罗曼罗兰〔14〕一样,因为非战而逃出过外国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书,只有书名,连小题目也没有。现在德国印出了普及版(BeiKurtWolff,München),每本三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见过的是这几种——一,《理想》(DieIdee),木刻八十三幅;二,《我的祷告》(MeinStundenbuch),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三,《没字的故事》(GeschichteohneWorte),木刻六十幅;

  四,《太阳》(DieSonne),木刻六十三幅;五,《工作》(DasWerk),木刻,幅数失记;六,《一个人的受难》(DiePassioneinesMenschen),木刻二十五幅。

  美国作家的作品,我曾见过希该尔〔15〕木刻的《巴黎公社》(TheParisCommune,AStoryinPicturesbyWilliamSiegel),是纽约的约翰李特社(JohnReedClub)出版的。还有一本石版的格罗沛尔(WAGropper)所画的书,据赵景山淌谒担恰奥硐返墓适隆保玻保*〕另译起来,恐怕要“信而不顺”,只好将原名照抄在下面——《Alay-Oop》(LifeandLoveAmongtheAcrobatsAS⒐淖骷椅也淮笾溃*因为那作品定价贵。但曾经有一本小书,只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字的说明,作者是有名的吉宾斯(RobertGibbings)〔17〕,限印五百部,英国绅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现在恐怕已将绝版,每本要数十元了罢。那书是——

  《第七人》(The7thMan)。

  以上,我的意思是总算举出事实,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至于这也和其他的文艺一样,要有好的内容和技术,那是不消说得的。

  我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但是希望一样看重并且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这些研究和由此而来的创作,自然没有现在的所谓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们的照例的叹赏,然而我敢相信: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十月二十五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四号。

  〔2〕意大利的教皇宫位于梵蒂冈,宫内保存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重要文物和绘画、雕塑等。

  〔3〕《亚当的创造》根据《旧约·创世记》中上帝造人的故事所作的绘画。亚当,上帝用泥土所造的男人。欧洲有不少以此为题的绘画,其中著名的有米开朗琪罗于一五○八年至一五一二年间所作的西斯庭礼拜堂拱顶壁画的一部分。

  〔4〕《最后之晚餐》根据《新约·马太福音》所作的绘画,描写耶稣殉难前与十二门徒共进晚餐时,当众宣布一门徒出卖自己而引起群情激动的情景。欧洲有不少以此为题的绘画,其中著名的有达·芬奇于一四九五年至一四九七年间所作的米兰圣玛利亚·格拉契教堂中的壁画。

  〔5〕阿强陀石窟(AjantaCaveTemple)今译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德干高原文达雅山,原是在马蹄形的壁面上凿成的僧房,约从公元前一、二世纪开凿,到公元六、七世纪建成,共二十九洞。洞内保存印度壁画很多,也较完整。壁画的内容大多表现佛的生平故事和印度古代人民与宫廷生活的情景,为印度古代艺术的著名宝藏之一。

  〔6〕《孔子圣迹图》一部关于孔丘生平事迹的连环图画,明代有木刻、石刻多种。木刻现存最早的有明初刻本,共三十六图,以后又有明万历年间刻本一一二幅(吕兆祥编)。石刻有曲阜孔庙保存的明万历年间的一二○幅。

  〔7〕佛陀的本生佛陀,梵语Buddha的音译,意为“智者”、“觉者”,简称佛。这里指佛教创立者释迦牟尼。本生,梵语Jātaka(阇陀伽)的意译,“十二部经”之一,是佛叙说自己过去因缘的经文。

  〔8〕陀莱(1833—1883)法国版画家。他作插图的《神曲》为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的长诗;《失乐园》为英国诗人弥尔顿(1608—1674)的长诗;《吉诃德先生》,参看本卷第354页注〔2〕。《十字军记》,陀莱编绘的连环图画,共一百幅。

  〔9〕《唐风图》南宋马和之所绘的《诗经》图卷之一。《耕织图》,描绘耕种、纺织生产过程的图画。南宋刘松年画过《耕织图》两卷,楼璹画过《耕图》二十一幅,《织图》二十四幅。

  〔10〕仇英(?—约1552)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明代画家。他为之绘图的《飞燕外传》,传奇小说,题汉代伶玄撰,写赵飞燕姊妹的宫廷生活;《会真记》,传奇小说,唐代元稹作,写崔莺莺与张生的恋爱故事。

  〔11〕珂勒惠支夫人(1867—1945)德国版画家。一九三六年,鲁迅曾用“三闲书屋”名义编选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她作插图的《织匠》,是德国作家霍普特曼写的以纺织工人罢工为题材的剧本。

  〔12〕梅斐尔德现代德国版画家。一九三○年,鲁迅曾用“三闲书屋”名义编印出版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他作插图的《猎俄皇记》,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斐格纳尔(1852—1942)写的回忆录,记述一八八一年三月民粹派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故事。

  〔13〕麦绥莱勒比利时版画家。参看本书《〈一个人的受难〉序》及其注〔4〕。

  〔14〕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传记《贝多芬传》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侨居瑞士,反对战争。

  〔15〕希该尔未详。

  〔16〕参看《二心集·风马牛》及其有关注。〔17〕吉宾斯(1889—1958)英国木刻家。

“论语一年”

  ——借此又谈萧伯纳

  说是《论语》办到一年了,语堂〔2〕先生命令我做文章。这实在好像出了“学而一章”〔3〕的题目,叫我做一篇白话八股一样。没有法,我只好做开去。

  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4〕,现在呢,就是“幽默”〔5〕。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6〕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7〕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

  况且作者姓氏一大篇〔8〕,动手者寥寥无几,乃是中国的古礼。在这种礼制之下,要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气息。这气息令人悲观,加以不爱,就使我不大热心于《论语》了。

  然而,《萧的专号》〔9〕是好的。

  它发表了别处不肯发表的文章,揭穿了别处故意颠倒的谈话,至今还使名士不平,小官怀恨,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会记得起来。憎恶之久,憎恶者之多,就是效力之大的证据。

  莎士比亚虽然是“剧圣”,我们不大有人提起他。五四时代绍介了一个易卜生,名声倒还好,今年绍介了一个萧,可就糟了,至今还有人肚子在发胀。

  为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恶笑,是嘻笑么?并不是的。为了他笑中有刺,刺着了别人的病痛么?也不全是的。列维它夫〔10〕说得很分明:就因为易卜生是伟大的疑问号(?),而萧是伟大的感叹号(!)的缘故。

  他们的看客,不消说,是绅士淑女们居多。绅士淑女们是顶爱面子的人种。易卜生虽然使他们登场,虽然也揭发一点隐蔽,但并不加上结论,却从容的说道“想一想罢,这到底是些什么呢?”绅士淑女们的尊严,确也有一些动摇了,但究竟还留着摇摇摆摆的退走,回家去想的余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后,想了也未,想得怎样,那就不成什么问题,所以他被绍介进中国来,四平八稳,反对的比赞成的少。萧可不这样了,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并无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这一点上,萧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

  这怎么办呢?仍然有一定的古法在。就是:大家沸沸扬扬的嚷起来,说他有钱,说他装假,说他“名流”,说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们差不多,或者还要坏。自己是生活在小茅厕里的,他却从大茅厕里爬出,也是一只蛆虫,绍介者胡涂,称赞的可恶。然而,我想,假使萧也是一只蛆虫,却还是一只伟大的蛆虫,正如可以同有许多感叹号,而惟独他是“伟大的感叹号”一样。譬如有一堆蛆虫在这里罢,一律即即足足,自以为是绅士淑女,文人学士,名宦高人,互相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那就是全体没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蓦地跳了出来,大喝一声道:“这些其实都是蛆虫!”那么,——自然,它也是从茅厕里爬出来的,然而我们非认它为特别的伟大的蛆虫则不可。蛆虫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生物在进化,被达尔文揭发了,使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远祖和猴子是亲戚。〔11〕然而那时的绅士们的方法,和现在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大家倒叫达尔文为猴子的子孙。罗广廷博士在广东中山大学的“生物自然发生”的实验尚未成功,〔12〕我们姑且承认人类是猴子的亲戚罢,虽然并不十分体面。但这同是猴子的亲戚中,达尔文又不能不说是伟大的了。那理由很简单而且平常,就因为他以猴子亲戚的家世,却并不忌讳,指出了人们是猴子的亲戚来。

  猴子的亲戚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但达尔文善于研究,却不善于骂人,所以被绅士们嘲笑了小半世。给他来斗争的是自称为“达尔文的咬狗”〔13〕的赫胥黎,他以渊博的学识,警辟的文章,东冲西突,攻陷了自以为亚当和夏娃〔14〕的子孙们的最后的堡垒。现在是指人为狗,变成摩登了,也算是一句恶骂。但是,便是狗罢,也不能一例而论的,有的食肉,有的拉橇,有的为军队探敌,有的帮警署捉人,有的在张园〔15〕赛跑,有的跟化子要饭。将给阔人开心的吧儿和在雪地里救人的猛犬一比较,何如?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

  狗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但要明白,首先就要辨别。“幽默处俏皮与正经之间”(语堂语)。不知俏皮与正经之辨,怎么会知道这“之间”?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凿起七窍来呢?庄子曰:“七日而混沌死。”〔16〕这如何容得感叹号?

  而且也容不得笑。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许孩子愤怒,悲哀,也不许高兴。皇帝不肯笑,奴隶是不准笑的。他们会笑,就怕他们也会哭,会怒,会闹起来。更何况坐着有版税可抽,而一年之中,竟“只闻其骚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呢?这可见“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这也可见我对于《论语》的悲观,正非神经过敏。有版税的尚且如此,还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们来说“幽默”么?恐怕连“骚音怨音”也不会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谈不到。将来圆桌会议上也许有人列席,然而是客人,主宾之间,用不着“幽默”。甘地一回一回的不肯吃饭,而主人所办的报章上,已有说应该给他鞭子的了。〔17〕这可见在印度也没有“幽默”。

  最猛烈的鞭挞了那主人们的是萧伯纳,而我们中国的有些绅士淑女们可又憎恶他了,这真是伯纳“以无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办起《孝经》〔18〕来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中庸》《大学》〔18〕都已新出,《孝经》是一定就要出来的;不过另外还要有《左传》。在这样的年头,《论语》那里会办得好;二十五本,已经要算是“不亦乐乎”的了。八月二十三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论语》第二十五期。

  〔2〕语堂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作家。曾留学美国、德国,早期是《语丝》撰稿人之一。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闲适”和“性灵”文学,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一九三六年居留美国,一九六六年定居台湾,长期从事反动文化活动。

  〔3〕“学而一章”“学而”是《论语》第一篇的题目。旧时的八股文,一般以《论语》等儒家经典中的文句命题。

  〔4〕“费厄泼赖”英语fairplay的音译,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后来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认为这是每一个资产阶级绅士应有的涵养和品德。林语堂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作者在《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曾批判过这一主张。

  〔5〕“幽默”英语humour的音译。林语堂从一九三二年九月创办《论语》起,就提倡“幽默”,他说“《论语》发刊以提倡幽默为目标”(见《论语》第一期“群言堂”《“幽默”与“语妙”之讨论》)。

  〔6〕圆桌会议中世纪英国亚瑟王召集高级骑士开会时,为表示席次不分高下,采用圆桌会议的形式。后泛指与会者地位在形式上平等的会议。

  〔7〕唐伯虎(1470—1524)名寅,吴县(今属江苏)人。徐文长(1521—1593),名渭,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两人都是明代文学家、画家。过去民间流传不少关于他们的笑话。

  〔8〕作者姓氏一大篇过去有些杂志为了显示阵容的强大,常列出大批撰稿人名单。《论语》自第五期起,在刊头下印有“长期撰稿员”二十余人。

  〔9〕《萧的专号》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出版的《论语》第十二期《萧伯纳游华专号》。

  〔10〕列维它夫(nAoAXGLJQKL,1891—1942)苏联作家。他浴恫伞は舻南肪纭*一文中说:“说到萧和易卜生的对比,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易卜生和萧是资产阶级戏剧创作的顶点。然而这个顶点——易卜生——被浓密的永久的云雾掩蔽着。易卜生——是个天才的问号‘?’,没有答案的问题,没有解决的疑问。……萧——却是个伟大的惊叹号‘!’——这一个顶点被斗争化的思想的灿烂光线镀了金了;对于他,提出疑问,也大半是伦理道德的疑问,就等于解决这个疑问,因为疑问的解决就包含在疑问的正确的提出,像蝴蝶的包含在蛹里面一样。”(据萧参译文)

  〔11〕达尔文在《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第六章《论人类的血缘和谱系》中,描述了人类的始祖类人猿。

  〔12〕罗广廷广西合浦县人。早年留学法国,曾得医学博士。三十年代任中山大学生物教授时,发表《生物自然发生的发明》、《用真凭实据来答复进化论学者》等文,用物种不变论反对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声称他在“科学试验”中发现了“生物自然发生的奇迹”,说“由此推论,人猿,牛,猪……等生物,自然也是在古代某时某地的适应环境里产生的,而不是要经过几千亿兆年的进化才有的。”

  〔13〕“达尔文的咬狗”赫胥黎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受到攻击时,极力为达尔文辩护,他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给达尔文的信中说:“至于那些要吠、要嗥的恶狗,你必须想到你的朋友们无论如何还有一定的战斗性……我正在磨利我的爪和牙,以作准备”。

  〔14〕亚当和夏娃《圣经》故事中由上帝创造的人类始祖,见《旧约·创世记》第一章。

  〔15〕张园旧时上海的一个公共游览场所,原为无锡张氏私人花园,故名。按当时上海赛狗的地方是在逸园、申园、明园等处。

  〔16〕庄生(约前369—前286)即庄子,名周,战国时宋国人,道家思想主要代表人物。这里的引语,前两处见《庄子·齐物论》,后一处见《庄子·应帝王》。

  〔17〕甘地(MAGandhi,1869—1948)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主张“非暴力抵抗”,以“不合作运动”对付英国殖民政府,屡遭监禁,在狱中多次绝食。一九三○年五月六日“路透电”曾说到英国殷芝开伯爵主张对他采用武力。

  〔18〕《孝经》儒家经典之一,作者各说不一,当为孔门后学所作。下面的引语,出自该书《卿大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

  〔19〕《中庸》《大学》儒家经书名,当时在上海以此为名出版的杂志有:《中庸》半月刊,徐心芹等主办,一九三三年三月创刊;《大学》月刊,林众可、丘汉平等编辑,一九三三年八月创刊。

“蜜蜂”与“蜜”

  陈思先生:

  看了《涛声》上批评《蜜蜂》〔2〕的文章后,发生了两个意见,要写出来,听听专家的判定。但我不再来辩论,因为《涛声》并不是打这类官司的地方。

  村人火烧蜂群,另有缘故,并非阶级斗争的表现,我想,这是可能的。但蜜蜂是否会于虫媒花有害,或去害风媒花呢,我想,这也是可能的。

  昆虫有助于虫媒花的受精,非徒无害,而且有益,就是极简略的生物学上也都这样说,确是不错的。但这是在常态时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为了采粉或者救饥,在一花上,可以有数匹甚至十余匹一涌而入,因为争,将花瓣弄伤,因为饿,将花心咬掉,听说日本的果园,就有遭了这种伤害的。它的到风媒花上去,也还是因为饥饿的缘故。这时酿蜜已成次要,它们是吃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则,便会“反动”。譬如蚁是养护蚜虫的,但倘将它们关在一处,又不另给食物,蚁就会将蚜虫吃掉;人是吃米或麦的,然而遇着饥馑,便吃草根树皮了。

  中国向来也养蜂,何以并无此弊呢?那是极容易回答的:因为少。近来以养蜂为生财之大道,干这事的愈多。然而中国的蜜价,远逊欧美,与其卖蜜,不如卖蜂。又因报章鼓吹,思养蜂以获利者辈出,故买蜂者也多于买蜜。因这缘故,就使养蜂者的目的,不在于使酿蜜而在于使繁殖了。但种植之业,却并不与之俱进,遂成蜂多花少的现象,闹出上述的乱子来了。

  总之,中国倘不设法扩张蜂蜜的用途,及同时开辟果园农场之类,而一味出卖蜂种以图目前之利,养蜂事业是不久就要到了绝路的。此信甚希发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专此,顺请

  著安。

  罗怃。六月十一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涛声》第二卷第二十三期,署名罗怃。

  〔2〕《蜜蜂》张天翼所作短篇小说。写一个养蜂场因蜂多花少,致使蜂群伤害了农民的庄稼,引起群众反抗的故事。小说发表后,陈思(曹聚仁)在《涛声》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写了《“蜜蜂”》一文,其中说:“张天翼先生写《蜜蜂》的原起,也许由于听到无锡乡村人火烧华绎之蜂群的故事。那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敲诈不遂的报复举动,和无锡农民全无关系;并且那一回正当苜蓿花开,蜂群采蜜,更有利于农事,农民决不反对的。乡村间的斗争,决不是单纯的劳资斗争,若不仔细分析斗争的成分,也要陷于错误的。希望张天翼先生看了我的话,实际去研究调查一下。”

《木刻创作法》序

  地不问东西,凡木刻的图版,向来是画管画,刻管刻,印管印的。中国用得最早,而照例也久经衰退;清光绪中,英人傅兰雅氏编印《格致汇编》,〔2〕插图就已非中国刻工所能刻,精细的必需由英国运了图版来。那就是所谓“木口木刻”〔3〕,也即“复制木刻”,和用在编给印度人读的英文书,后来也就移给中国人读的英文书上的插画,是同类的。那时我还是一个儿童,见了这些图,便震惊于它的精工活泼,当作宝贝看。到近几年,才知道西洋还有一种由画家一手造成的版画,也就是原画,倘用木版,便叫作“创作木刻”,是艺术家直接的创作品,毫不假手于刻者和印者的。现在我们所要绍介的,便是这一种。

  为什么要绍介呢?据我个人的私见,第一是因为好玩。说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那岂不是更其好?倘有得到名画的力量的人物,自然是无须乎此的,否则,一张什么复制缩小的东西,实在远不如原版的木刻,既不失真,又省耗费。自然,也许有人要指为“要以‘今雅’立国”〔4〕的,但比起“古雅”来,不是已有“古”“今”之别了么?

  第二,是因为简便。现在的金价很贵了,一个青年艺术学徒想画一幅画,画布颜料,就得化一大批钱;画成了,倘使没法展览,就只好请自己看。木刻是无需多化钱的,只用几把刀在木头上划来划去——这也许未免说得太容易了——就如印人的刻印一样,可以成为创作,作者也由此得到创作的欢喜。印了出来,就能将同样的作品,分给别人,使许多人一样的受到创作的欢喜。总之,是比别种作法的作品,普遍性大得远了。

  第三,是因为有用。这和“好玩”似乎有些冲突,但其实也不尽然的,要看所玩的是什么。打马将恐怕是终于没有出息的了;用火药做花炮玩,推广起来却就可以造枪炮。大炮,总算是实用不过的罢,而安特莱夫一有钱,却将它装在自己的庭园里当玩艺。木刻原是小富家儿艺术,然而一用在刊物的装饰,文学或科学书的插画上,也就成了大家的东西,是用不着多说的。

  这实在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

  但是至今没有一本讲说木刻的书,这才是第一本。虽然稍简略,却已经给了读者一个大意。由此发展下去,路是广大得很。题材会丰富起来的,技艺也会精炼起来的,采取新法,加以中国旧日之所长,还有开出一条新的路径来的希望。那时作者各将自己的本领和心得,贡献出来,中国的木刻界就会发生光焰。这书虽然因此要成为不过一粒星星之火,但也够有历史上的意义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鲁迅记。

  【注解】

  〔1〕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木刻创作法》,白危编译的关于木刻的入门书,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2〕傅兰雅(JAFryer,1839—1928)英国教士。一八六一模*清咸丰十一年)来我国传教,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在上海与人合办“格致书院”,次年出版专刊西方自然科学论著摘要和科学情报资料的《格致汇编》(季刊),时断时续,至一八九二年共出二十八本。该刊附有大量刻工精细的插图。

  〔3〕“木口木刻”即在木头横断面上进行的雕刻。

  〔4〕这是施蛰存在《“庄子”与“文选”》一文中攻击鲁迅的话:“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鲁迅曾将该文录入《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的“备考”。

《守常全集》题记

  我最初看见守常〔2〕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

  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

  段将军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个是我的学生,我实在很觉得一点痛楚;张将军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头没有记录,说不清楚了,但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在厦门〔3〕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像见青年之死的悲伤。这回听说在北平公然举行了葬式〔4〕,计算起来,去被害的时候已经七年了。这是极应该的。我不知道他那时被将军们所编排的罪状,——大概总不外乎“危害民国”罢。然而仅在这短短的七年中,事实就铁铸一般的证明了断送民国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

  那么,公然下葬的宽典,该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报章上,又看见北平当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罢。倘其果然,则铁铸一般的反证,实在来得更加神速:看罢,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军呢还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鲁迅谨记。

  这一篇,是T先生要我做的,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G书局出版。我谊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涛声》上登出来。但后来,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C书局〔5〕去印了,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识。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涛声》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李大钊的文稿经李乐光收集整理,其中三十篇于一九三三年辗转交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题名《守常全集》,并约请鲁迅作序,但在国民党统治下未能出版。一九三九年四月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出初版,但当即为租界当局没收。一九四九年七月仍由北新书局重印出书,改名为《守常文集》上册。

  〔2〕守常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等。他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二十八日与范鸿劼、路友于、谭祖尧、张挹兰(女)等十九人同时遇害。

  〔3〕这里应作“在广州”。作者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离开厦门,十八日到达广州。

  〔4〕一九三三年四月,北平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四月二十三日由宣武门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万安公墓,途经西四牌楼时,国民党军警特务即以“妨害治安”为名,禁止群众送葬,并开枪射击,送葬者有多人受伤,四十余人当场被捕。

  〔5〕T先生指曹聚仁。G书局,指群众图书公司。C书局,指商务印书馆。

《竖琴》前记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2〕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绍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3〕,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4〕,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凡这些,离无产者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绍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

  但已经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兴了,就招来了两标军马的围剿。创造社竖起了“为艺术的艺术”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现”的口号,〔5〕要用波斯诗人的酒杯,“黄书”文士的手杖,〔6〕将这些“庸俗”打平。还有一标是那些受过了英国的小说在供绅士淑女的欣赏,美国的小说家在迎合读者的心思这些“文艺理论”的洗礼而回来的,一听到下层社会的叫唤和呻吟,就使他们眉头百结,扬起了带着白手套的纤手,挥斥道:这些下流都从“艺术之宫”里滚出去!

  而且中国原来还有着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军马,这就是以小说为“闲书”的人们。小说,是供“看官”们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读者不欢,打断他消闲的雅兴。此说虽古,但却与英美时行的小说论合流,于是这三标新旧的大军,就不约而同的来痛剿了“为人生的文学”——俄国文学。

  然而还是有着不少共鸣的人们,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转曲折的生长着。

  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DASAMerezhi-kovskiiZANAHippius),库普林(AAIAKuprin),蒲宁(IAAABunin),安特来夫(LANAAndreev)之流的逃亡〔7〕,阿尔志跋绥夫(MAPAArtzybashev),梭罗古勃(FiodorSologub)之流的沉默〔8〕,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了勃留梭夫(ValeriBriusov),惠垒赛耶夫(VAVeresaiev),戈理唬ǎ停幔椋恚牵铮颍耄椋暄晴娣蛩*基(VAVAMayakovski)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AlekseiNATolstoi)〔9〕。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国*谡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至一九二○年顷,新经济政策〔10〕实行了,造纸,印刷,出版等项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纽,是一个文学团体“绥拉比翁的兄弟们”(Serapionsbrü-der)〔11〕。

  这一派的出现,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拉“艺术府”里的第一回集会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场是在一切立场的否定。淑雪兼珂说过:“从党人的观点看起来,我是没有宗旨的人物。这不很好么?自己说起自己来,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对于政治,是没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尔塞维克,和他们一同布尔塞维克化,我是赞成的。……但我爱农民的俄国。”〔12〕这就很明白的说出了他们的立场。

  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现,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维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革命者,正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们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练,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读者的共鸣者其二;其三,则当时指挥文学界的瓦浪斯基〔13〕,是很给他们支持的。讬罗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

  然而,单说是“爱文学”而没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也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继以消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人们一样,各各由他个人的才力,受着文学上的评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绍介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这也是无足异的。一者,此种文学的兴起较为在先,颇为西欧及日本所赏赞和介绍,给中国也得了不少转译的机缘;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

  我向来是想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也曾译过几篇同路人作品,现在就合了十个人的短篇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译,我相信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罗在内,使这本书较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华君的《烟袋》和《四十一》〔14〕,是可以补这缺陷的。

  至于各个作者的略传,和各篇作品的翻译或重译的来源,都写在卷末的《后记》里,读者倘有兴致,自去翻检就是了。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鲁迅记于上海。

  【注解】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竖琴》。

  《竖琴》,鲁迅翻译和编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共收十篇

  〔2〕尼古拉斯二世(YTOKFI\a,1868—1918)通译尼古拉二世,俄国最后的一个皇帝,一八九四年即位,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枪决。

  〔3〕陀思妥夫斯基(iAnAeKS[KGLSOT\,1821—1881)著有中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都介涅夫(fAUAZ^`]GJGL,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

  〔4〕文学研究会参看本卷第305页注〔20〕。

  〔5〕创造社参看本卷第7页注〔5〕。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但也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强调“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后来他们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对这种错误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

  〔6〕波斯诗人指莪默伽尼谟(OmarKhayyám,1048—1123)。郭沫若在一九二四年曾翻译了他的诗《鲁拜集》(Rubáiyát)。他在诗里常歌唱饮酒。“黄书”文士,指英国十九世纪末聚集在“黄书”(TheYellowBook)杂志周围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包括画家毕亚兹莱、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约翰·戴维森、小说家休伯特·克拉坎索普等。郁达夫在《创造周报》第二十、二十一期(一九二三年九月)曾经介绍过他们的生平和作品。

  〔7〕梅垒什珂夫斯基(eAUAnG`GDOKLSOJ\,1866—1941)通译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作家,象征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其妻吉皮乌斯(EAYACTaaT^S,1869—1945),俄国象征主义女诗人,颓废派代表,他们于一九二○年逃亡法国。库普林(AAfAd^a`TJ,1870—1938)俄国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后于一九三七年回到苏联。蒲宁(fAAAN^JTJ,1870—1953),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安特来夫,即安德烈夫,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芬兰。

  〔8〕阿尔志跋绥夫(M艫c`QhVIjGL,1878—1927)俄国作家一九二三年逃亡华沙。梭罗古勃(iAUKFK]^V,1863—1927),俄国作家,象征派代表,主要作品都写于十月革命以前。

  〔9〕勃留梭夫(DAFAN`oSKL,1873—1924)苏联诗人,早期创作受象征主义影响,一九○五年革命前夜开始接触现实生活,同情革命,十月革命后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写过一些歌颂革命的诗。惠垒赛耶夫,通译魏烈萨耶夫,十月革命后写有长篇小说《绝路》、《姊妹》等。戈理基,即高尔基,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写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以及大量政论文章。玛亚珂夫斯基(BABAMIbOKLSOJ\,1893—1930),鸵肼硌趴煞*斯基,苏联诗人。他的代表作长诗《列宁》、《好》都写在十月革命之后。亚历舍托尔斯泰,一九一九年侨居国外,一九二三年回国,以后连续发表长篇小说《彼得大帝》、《苦难的历程》等。

  〔10〕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区别于从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它的原则是列宁制定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余粮收集制而实行粮食税,发展商业,以租让及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的结果,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巩固了工农联盟,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11〕“绥拉比翁的兄弟们”(UG`IaTKJKLhN`I[Lb)通译“靶焕皮翁兄弟”。一九二一年由伦茨、左琴科等六人组成,一九二四年自动解散。它的名称是借用德国小说家霍夫曼的一部四卷本短篇小说集的书名。

  〔12〕淑雪兼珂(MAMAGKjGJOK,1895—1958)通译左琴科!靶焕皮翁兄弟文学团体发起人之一。这里所引他的话,见一九二二年《文学杂志》(俄文)第三期所载《论自己及其他》一文。

  〔13〕瓦浪斯基(AAdADK`KJSOT\,1884—1943)又译沃龙斯基,苏联作家,文艺批评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编“同路人”的杂志《红色处女地》。

  〔14〕《烟袋》苏联爱伦堡等的短篇小说集,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八年北京未名社出版;《四十一》,即《第四十一》,苏联拉甫列涅夫著中篇小说,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九年未名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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