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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２〕，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３〕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４〕；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５〕；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６〕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７〕，所以已经脱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８〕之类。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这是因为热度还不很高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
九月九日，广州。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三期。
〔２〕华盖罩命即“交华盖运”，参看《华盖集·题记》。
〔３〕指凌叔华。参看本卷第２４０页注〔４２〕。
〔４〕“权威”《民报》广告中称作者的话，参看本卷第２３７页注〔２５〕。“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是针对高长虹的话而说的。高长虹在《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要权威者何用？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而在“狂飙社广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中又说他们曾经“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
〔５〕“青年指导者”参看本卷第２４５页注〔３〕。
〔６〕“青年叛徒的领袖”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讥讽作者说：“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７〕陈西滢关于“发热”的话，参看本卷第２３６页注〔１５〕。
〔８〕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曾说：“志摩，……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
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
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这是我去年说过的话，而今年确也还是如此。然而我虽然一无所有，寻求是还在寻求的，正如每个穷光棍，大抵不会忘记银钱一样。
话也还没有说完。今年，我竟发见了公理之所在了。或者不能说发见，只可以说证实。北京中央公园里不是有一座白石牌坊，上面刻着四个大字道，“公理战胜”〔２〕么？--Ｙｅｓ〔３〕，就是这个。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有公理者战胜”，也就是“战胜者有公理”。
段执政〔４〕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于是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执政退隐，“孤桐先生”“下野”之后，--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那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５〕，阿！有了，在南边了。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于是乎“正人君子”们又和久违的“公理”相见了。
《现代评论》的一千元津贴事件，我一向没有插过嘴，而“主将”也将我拉在里面，乱骂一通，〔６〕--大约以为我是“首领”之故罢。横竖说也被骂，不说也被骂，我就回敬一杯，问问你们所自称为“现代派”者，今年可曾幡然变计，另外运动，收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
还有一问，是：“公理”几块钱一斤？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２〕“公理战胜”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２〕。
〔３〕Ｙｅｓ英语：是，对。
〔４〕段执政指段祺瑞。参看本卷第１２０页注〔４〕。下文的“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指一九二六年段祺瑞下令卫兵屠杀爱国学生的三一八惨案。
〔５〕枪炮战胜了投壶指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战胜了军阀孙传芳。参看本卷第３６３页注〔４〕。
〔６〕《现代评论》开办时曾通过章士钊接受段祺瑞的一千元津贴。《猛进》、《语丝》曾揭露过这件事。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闲话》中强作辩解，并影射攻击鲁迅。参看本卷第２６４页注〔４〕。
做过《民约论》的卢梭〔２〕，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连在和“民约”没有什么关系的中华民国，也难免这一幕了。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弥尔》〔３〕中文译本的序文上，就说
“……本书的第五编即女子教育，他的主张非但不彻底，而且不承认女子的人格，与前四编的尊重人类相矛盾。……所以在今日看来，他对于人类正当的主张，可说只树得一半……。”
然而复旦大学出版的《复旦旬刊》创刊号上梁实秋〔４〕教授的意思，却“稍微有点不同”了。其实岂但“稍微”而已耶，乃是“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唯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因为那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的。而近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又证明着天下没有两个人是无差别。怎样的人就该施以怎样的教育。〔５〕所以，梁先生说--
“我觉得‘人’字根本的该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为‘人’字的意义太糊涂了。聪明绝顶的人，我们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样的叫做人，弱不禁风的女子，叫做人，粗横强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里面的三流九等，无一非人。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观念，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人类的差别。近代所谓的男女平等运动，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男女的差别。人格是一个抽象名词，是一个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的总和。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既有差别，实即人格上亦有差别。所谓侮辱人格的，即是不承认一个人特有的人格，卢梭承认女子有女子的人格，所以卢梭正是尊重女子的人格。抹杀女子所特有之特性者，才是侮辱女子人格。”
于是势必至于得到这样的结论--“……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
那么，所谓正当的教育者，也应该是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蠢笨如牛”者，成为完全的“蠢笨如牛”，这才免于侮辱各人--此字在未经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政府下令永禁行使之前，暂且使用--的人格了。卢梭《爱弥尔》前四编的主张不这样，其“无一是处”，于是可以算无疑。
但这所谓“无一是处”者，也只是对于“聪明绝顶的人”而言；在“蠢笨如牛的人”，却是“正当”的教育。因为看了这样的议论，可以使他更渐近于完全“蠢笨如牛”。这也就是尊重他的人格。
然而这种议论还是不会完结的。为什么呢？一者，因为即使知道说“自然的不平等”〔６〕，而不容易明白真“自然”和“因积渐的人为而似自然”之分。二者，因为凡有学说，往往“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且从而宣扬之”〔７〕也。上海一隅，前二年大谈亚诺德〔８〕，今年大谈白璧德〔９〕，恐怕也就是胃口之故罢。
许多问题大抵发生于“胃口”，胃口的差别，也正如“人”字一样的--其实这两字也应该呈请政府“下令永禁行使”。我且抄一段同是美国的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１０〕的，以尊重另一种人格罢--
“无论在那一个卢梭的批评家，都有首先应该解决的唯一的问题。为什么你和他吵闹的？要为他的到达点的那自由，平等，调协开路么？还是因为畏惧卢梭所发向世界上的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激流呢？使对于他取了为父之劳的个人主义运动的全体怀疑，将我们带到子女服从父母，奴隶服从主人，妻子服从丈夫，臣民服从教皇和皇帝，大学生毫不发生疑问，而佩服教授的讲义的善良的古代去，乃是你的目的么？
“阿嶷夫人曰：‘最后的一句，好像是对于白璧德教授的一箭似的。’
“‘奇怪呀，’她的丈夫说。‘斯人也而有斯姓也……那一定是上帝的审判了。’”
不知道和原意可有错误，因为我是从日本文重译的。书的原名是《Ｍａｍｍｏｎａｒｔ》，在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的Ｐａｓａｄｅｎａ作者自己出版，胃口相近的人们自己弄来看去罢。Ｍａｍｍｏｎ〔１１〕是希腊神话里的财神，ａｒｔ谁都知道是艺术。可以译作“财神艺术”罢。日本的译名是“拜金艺术”，也行。因为这一个字是作者生造的，政府既没有下令颁行，字典里也大概未曾注入，所以姑且在这里加一点解释。
十二，二一。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四期。
〔２〕卢梭（Ｊ．Ｊ．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法国启蒙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民约论》（一七六二年出版），提出“天赋人权”学说，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在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影响很大。他因此备受僧侣和贵族的迫害，以致不得不避居瑞士和英国。
〔３〕《爱弥尔》通译《爱弥儿》，卢梭所著的教育小说，一七六二年出版。在前四篇关于主要人物爱弥儿的描述中，作者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应尊重人的自然发展。但第五篇叙述对莎菲亚的教育时，作者又认为“人既有差别，人格遂亦有差别，女子有女子的人格。”由于此书反封建、反宗教色彩浓厚，出版后曾被巴黎议会议决焚毁。中文本系魏肇基所译，一九二三年六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序文为译者所作。
〔４〕梁实秋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新月社的重要成员，国家社会党党员。曾留学美国，是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追随者。他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原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后略加修改，重新刊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复旦旬刊》创刊号。他认为卢梭关于女子教育的意见，“实足矫正近年来男女平等的学说”。
〔５〕梁实秋在《卢梭论女子教育》中说：“近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证明不但男子和女人是有差别的，就是男子和男子，女人和女人，又有差别。简言之，天下就没有两个人是无差别的。什么样的人应该施以什么样的教育。”
〔６〕“自然的不平等”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七六二年出版）中说：“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做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者至少是它的存在为大家所认可的。”（据李常山译本，一九二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７〕“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二句，是梁实秋《卢梭论女子教育》中的话。
〔８〕亚诺德（Ｍ．Ａｒｎｏｌｄ，１８２２-１８８８）通译阿诺德，英国诗人、文艺批评家。梁实秋在所著《文学批评辩》、《文学的纪律》等文里常引用他的意见。
〔９〕白璧德（Ｉ．Ｂａｂｂｉｔｔ，１８６５-１９３３）美国近代所谓“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哈佛大学教授。他在所著《卢骚及浪漫主义》一书中，对卢梭大肆攻击。梁实秋说卢梭“无一是处”，便是依据他的意见而来的。
〔１０〕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阿通·辛克莱（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美国小说家。下文的《Ｍａｍｍｏｎａｒｔ》，即《拜金艺术》，辛克莱的一部用经济的观点解释历史上各时代的文艺的专著，一九二五年出版。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的Ｐａｓａｄｅｎａ，即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第那城。按引文中的阿嶷是该书中一个原始时代的艺术家的名字。这里的引文是根据木村生死的日文译本《拜金艺术》（一九二七年东京金星堂出版）重译。
〔１１〕Ｍａｍｍｏｎ这个词来源于古代西亚的阿拉米语，经过希腊语移植到近代西欧各国语言中，指财富或财神，后转义为好利贪财的恶魔。古希腊神话中的财神是普路托斯（Ｐｌｏｕｔｏｓ）。
--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有公民某甲上书，请每县各设大学一所，添设监狱两所。被斥。
有公民某乙上书，请将共产主义者之产业作为公产，女眷作为公妻，以惩一儆百。半年不批。某乙忿而反革命，被好友告发，逃入租界。
有大批名人学者及文艺家，从外洋回国，于外洋一切政俗学术文艺，皆已比本国者更为深通，受有学位。但其尤为高超者未入学校。
科学，文艺，军事，经济的连合战线告成。
正月初一，上海有许多新的期刊出版，〔２〕本子最长大者，为--
文艺又复兴。文艺真正老复兴。宇宙。其大无外。至高无上。太太阳。光明之极。白热以上。新新生命。新新新生命。同情。正义。义旗。刹那。飞狮。地震。阿呀。真真美善。……等等。
同日，美国富豪们联名电贺北京检煤渣老婆子等，称为“同志”〔３〕，无从投递，次日退回。
正月初三，哲学与小说同时灭亡。
有提倡“一我主义”者，几被查禁。后来查得议论并不新异，着无庸议，听其自然。
有公民某丙著论，谓当“以党治国”〔４〕，即被批评家们痛驳，谓“久已如此，而还要多说，实属不明大势，昏愦胡涂”。
谣传有男女青年四万一千九百二十六人失踪。
蒙古亲近赤俄，公决革出五族，以侨华白俄补缺，仍为“五族共和”，各界提灯庆祝。
《小说月报》出“列入世界文学两周年纪念”号，定购全年者，各送优待券一张，购书照定价八五折。
《古今史疑大全》〔５〕出版，有名人学者往来信札函件批语颂辞共二千五百余封，编者自传二百五十余叶，广告登在《艺术界》，谓所费邮票，即已不赀，其价值可想。
美国开演《玉堂春》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决非卢梭所及。〔６〕
有中国的法斯德〔７〕挑同情一担，访郭沫若，见郭穷极，失望而去。
有在朝者数人下野；有在野者多人下坑。
绑票公司股票涨至三倍半。
女界恐乳大或有被割之险，仍旧束胸，家长多被罚洋五十元，国帑更裕。〔８〕有博士讲“经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９〕全世界敬服。
有革命文学家将马克思学说推翻，这只用一句，云：“什么马克斯牛克斯。”〔１０〕全世界敬服，犹太人大惭。新诗“雇人哭丧假哼哼体”流行。
茶店，浴堂，麻花摊，皆寄售《现代评论》。〔１１〕赤贼完全消灭，安那其主义将于四百九十八年后实行。〔１２〕
AA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署名楮冠。
〔２〕关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期刊，作者稍后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中曾说过：“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见《三闲集》）可参看。
〔３〕关于美国富豪称北京捡煤渣老婆子为“同志”，参看本卷第５４８页注〔２〕。
〔４〕“以党治国”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独裁统治而提出的口号。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鼓吹：“我们是主张‘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我国民党是负责的政党，所以我们不许共产党混杂在里面，……我们‘以党治国’的主张，自有苦心精义。”
〔５〕《古今史疑大全》这是影射顾颉刚的《古史辨》而虚拟的书名。一九二六年六月，顾颉刚出版了《古史辨》第一册，内收他自己和胡适等人所作讨论中国古史的文字及往来信札；书前有他的一篇自序，详述其身世、环境、求学经过与治学方法等等，长达一○三页，就像是他的自传。书中各篇，往往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对待古代的史实和人物。
〔６〕《玉堂春》叙述妓女苏三（玉堂春）遭遇的故事。最早见于《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以后被改编为弹词、京戏、评剧、电影等等。按白璧德文艺思想的追随者梁实秋在论卢梭关于女子教育的意见时，曾说男女“人格”有差别，“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参看本书《卢梭和胃口》）这里是说，像玉堂春那样被践踏的女性，应该是最符合梁实秋的理论的所谓“完全的女子”。
〔７〕中国的法斯德大概是指高长虹。法斯德即德国作家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主角浮士德，是欧洲传说中的一个冒险人物。高长虹在《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曾说：“鲁迅则常说郭沫若骄傲，我则说他的态度才能倒都好，颇有类似歌德的样子。”又说：“听一个朋友说，……郭沫若醉后写了一副对联给周作人，意思是什么成文豪置房产之类”。文中所说“同情”也是高长虹的话，参看本卷第４９９页注〔２〕。按高长虹说鲁迅“常说郭沫若骄傲”，完全出于“捏造”，参看《两地书·七三》。又所说郭沫若写对联给周作人，亦无其事。
〔８〕关于束胸受罚，参看本卷第４６９页注〔６〕。
〔９〕指马寅初。作者在《两地书·五八》中说：“马寅初博士到厦门来演说，所谓‘北大同人’，正在发昏章第十一，排班欢迎。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线，毛钱换大洋’学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所以都不加入。”
〔１０〕指吴稚晖。他在国民党“清党”前后，常常发表这种反革命言论。这一句迭见于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月给汪精卫的信中。按广州报纸曾称吴稚晖为“革命文学家”。参看本书《革命文学》一文。
〔１１〕《现代评论》为了扩大销路，曾在该刊“特别增刊”第一号（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刊登“《现代评论》代售处”一表，分“京内”、“京外”、“国外”三栏，详列代售处一百多处，其中有百货店、药店、实业公司、同善社等等。
〔１２〕这是对于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国民党政客吴稚晖的讽刺。参看本卷第４５９页注〔１６〕。安那其主义，英语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的音译，即无政府主义。
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２〕。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了。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
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３〕。
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
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４〕。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
二七，一二，二三。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五期。
〔２〕指梁实秋。他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文学批评辩》一文中说：“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是他在一九二七年前后数年间所写的文艺批评的根本思想。
〔３〕“岌岌乎殆哉”语出《孟子·万章》：“天下殆哉，岌岌乎！”即危险不安的意思。
〔４〕汗不敢出见《世说新语·言语》：“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我经过我所视为“畏途”的香港，算起来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带着一点行李，但并没有遇见什么事。第二回是单身往来，那情状，已经写过一点了。这回却比前两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为曾在《创造月刊》上王独清先生的通信〔２〕中，见过英国雇用的中国同胞上船“查关”的威武：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而我是有十只书箱在统舱里，六只书箱和衣箱在房舱里的。
看看挂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说是一种经历，但我又想，这代价未免太大了，这些行李翻动之后，单是重行整理捆扎，就须大半天；要实验，最好只有一两件。然而已经如此，也就随他如此罢。只是给钱呢，还是听他逐件查验呢？倘查验，我一个人一时怎么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当日无事。第二天午后，茶房匆匆跑来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查关！开箱子去！”
我拿了钥匙，走进统舱，果然看见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在箱堆旁站着。我告诉他这里面是旧书，他似乎不懂，嘴里只有三个字：“打开来！”
“这是对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识的我的话呢。”
自然打开来，于是靠了两个茶房的帮助，打开来了。
他一动手，我立刻觉得香港和广州的查关的不同。我出广州，也曾受过检查。但那边的检查员，脸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话。每一包纸或一部书，抽出来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乱。的确是检查。而在这“英人的乐园”的香港可大两样了。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他只将箱子的内容倒出，翻搅一通，倘是一个纸包，便将包纸撕破，于是一箱书籍，经他搅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开来！”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试一试罢。
两块。”我原也肯多给几块的，因为这检查法委实可怕，十箱书收拾妥帖，至少要五点钟。可惜我一元的钞票只有两张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时还不肯献出去。“打开来！”
两个茶房将第二箱抬到舱面上，他如法泡制，一箱书又变了一箱半，还撕碎了几个厚纸包。一面“查关”，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减到七元，即不肯再减。其时已经开到第五箱，四面围满了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
箱子已经开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罢，我想着，便停止了商议，只是“打开来”。但我的两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厌倦了似的，渐渐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箧，每箱只抽二三十本书，抛在箱面上，便画了查讫的记号了。其中有一束旧信札，似乎颇惹起他们的兴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过四五封之后，也就放下了。此后大抵又开了一箱罢，他们便离开了乱书堆：这就是终结。
我仔细一看，已经打开的是八箱，两箱丝毫未动。而这两个硕果，却全是伏园〔３〕的书箱，由我替他带回上海来的。至于我自己的东西，是全部乱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园真福将也！而我的华盖运却还没有走完，噫吁唏……”我想着，蹲下去随手去拾乱书。拾不几本，茶房又在舱口大声叫我了：“你的房里查关，开箱子去！”
我将收拾书箱的事托了统舱的茶房，跑回房舱去。果然，两位英属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床上的铺盖已经掀得稀乱，一个凳子躺在被铺上。我一进门，他们便搜我身上的皮夹。我以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并不看名刺，只将里面的两张十元钞票一看，便交还我了。还嘱咐我好好拿着，仿佛很怕我遗失似的。
其次是开提包，里面都是衣服，只抖开了十来件，乱堆在床铺上。其次是看提篮，有一个包着七元大洋的纸包，打开来数了一回，默然无话。还有一包十元的在底里，却不被发见，漏网了。其次是看长椅子上的手巾包，内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铜子数十枚，看完之后，也默然无话。其次是开衣箱。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锁匙略迟，同胞已经捏着铁签作将要毁坏铰链之势，幸而钥匙已到，始庆安全。里面也是衣服，自然还是照例的抖乱，不在话下。
“你给我们十块钱，我们不搜查你了。”一个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说。
我就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来，要交给他。但他不接受，回过头去再“查关”。
话分两头。当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时，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网篮。但那检查法，和在统舱里查书箱的时候又两样了。那时还不过捣乱，这回却变了毁坏。他先将鱼肝油的纸匣撕碎，掷在地板上，还用铁签在蒋径三〔４〕君送我的装着含有荔枝香味的茶叶的瓶上钻了一个洞。一面钻，一面四顾，在桌上见了一把小刀。这是在北京时用十几个铜子从白塔寺买来，带到广州，这回削过杨桃的。事后一量，连柄长华尺五寸三分。然而据说是犯了罪了。
“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来，指着向我说。
我不答话，他便放下小刀，将盐煮花生的纸包用指头挖了一个洞。接着又拿起一盒蚊烟香。
“这是什么？”
“蚊烟香。盒子上不写着么？”我说。
“不是。这有些古怪。”
他于是抽出一枝来，嗅着。后来不知如何，因为这一位同胞已经搜完衣箱，我须去开第二只了。这时却使我非常为难，那第二只里并不是衣服或书籍，是极其零碎的东西：照片，钞本，自己的译稿，别人的文稿，剪存的报章，研究的资料……。我想，倘一毁坏或搅乱，那损失可太大了。而同胞这时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于是大悟，决心拿起手巾包里十元整封的角子，给他看了一看。他回头向门外一望，然后伸手接过去，在第二只箱上画了一个查讫的记号，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约打了一个暗号罢，--然而奇怪，他并不将钱带走，却塞在我的枕头下，自己出去了。
这时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铁签，恶狠狠地刺入一个装着饼类的坛子的封口去。我以为他一听到暗号，就要中止了。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继续工作，挖开封口，将盖着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为两片，然后取出一个饼，捏了一捏，掷入坛中，这才也扬长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烟尘陡乱，乱七八糟的小房里，悟出我的两位同胞开手的捣乱，倒并不是恶意。即使议价，也须在小小乱七八糟之后，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犹言如此凌乱，可见已经检查过。王独清先生不云乎？同胞之外，是还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肤的主人翁的。当收款之际，先看门外者大约就为此。但我一直没有看见这一位主人翁。
后来的毁坏，却很有一点恶意了。然而也许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钞票去，只给银角子。银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里，沉垫垫地，确是易为主人翁所发见的，所以只得暂且放在枕头下。我想，他大概须待公事办毕，这才再来收账罢。
皮鞋声橐橐地自远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时，是一个白人，颇胖，大概便是两位同胞的主人翁了。“查过了？”他笑嘻嘻地问我。
的确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问呢？或者因为看见我的行李特别乱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罢。
他从房外拾起一张《大陆报》〔５〕附送的图画，本来包着什物，由同胞撕下来抛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过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经走过，“查关”该已收场了，于是先将第一只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还是不行。一个同胞又来了，叫我“打开来”，他要查。接着是这样的问答--“他已经看过了。”我说。
“没有看过。没有打开过。打开来！”
“我刚刚捆好的。”
“我不信。打开来！”
“这里不画着查过的符号么？”
“那么，你给了钱了罢？你用贿赂……”
“…………”
“你给了多少钱？”
“你去问你的一伙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个又忙忙走来，从枕头下取了钱，此后便不再看见，--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见桌子上聚集着几件东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个开罐头的家伙，还有一把木柄的小刀。大约倘没有那十元小洋，便还要指这为“凶器”，加上“古怪”的香，来恐吓我的罢。但那一枝香却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动，全船反显得更闲静了，茶房和我闲谈，却将这翻箱倒箧的事，归咎于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雅片的。”他说。
我实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寿有限，“世故”无穷。我一向以为和人们抢饭碗要碰钉子，不要饭碗是无妨的。去年在厦门，才知道吃饭固难，不吃亦殊为“学者”〔６〕所不悦，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评。胡须的形状，有国粹和欧式之别，不易处置，我是早经明白的。今年到广州，才又知道虽颜色也难以自由，有人在日报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变灰色，又不要变红色。〔７〕至于为人不可太瘦，则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梦里也未曾想到的。
的确，监督着同胞“查关”的一个西洋人，实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８〕是我们的前辈。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五期。
〔２〕王独清（１８９８-１９４０）陕西西安人，创造社成员，后成为托洛茨基派分子。他这篇通信发表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题为《去雁》，是他在这年五月写给成仿吾、何畏两人的。信末说他自广州赴上海，经过香港时、一个英国人带着两个中国人上船“查关”，翻箱倒箧，并随意打骂旅客，有一个又向他索贿五块钱等事。《创造月刊》，创造社主办的文艺刊物，郁达夫、成仿吾等编辑，一九二六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共出十八期。
〔３〕伏园孙伏园，参看本卷第３８３页注〔５〕。
〔４〕蒋径三（１８９９-１９３６）浙江临海人，当时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历史语言研究所助教。
〔５〕《大陆报》美国人密勒（Ｆ．Ｍｉｌｌａｒｄ）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日报。一九二六年左右由英国人接办，三十年代初由中国人接办。一九四八年五月停刊。
〔６〕“学者”指顾颉刚等。参看《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
〔７〕关于胡须的形状，参看《坟·说胡须》。下文说的关于胡须颜色的警告，指当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发表的尸一《鲁迅先生在茶楼上》一文，其中说：“把他的胡子研究起来，我的结论是，他会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于有人希望或恐怕它变成‘红胡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按尸一，即梁式，广东台山人。当时是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后堕落为汉奸文人。
〔８〕苗瑶我国两个少数民族。他们在古代由长江流域发展至黄河流域，居住于中国中部；后来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逐渐被迫转移至西南、中南一带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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