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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２〕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
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３〕。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可惜的是这“唯一方法”的实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博士回答道：“到无可奈何之时，真的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呵——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即为日本计，也非万全之道。
因此，胡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４〕，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何况这并不难，所谓“彻底停止侵略”，原只要执行“公平的”李顿报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三月二十二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五鬼闹中华” 胡适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一九三○年四月）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认为危害中国的是“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３〕 “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 语出《孟子·公孙丑》：
“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４〕 太平洋会议 指太平洋学术会议，又称泛太平洋学术会议，自一九二○年在美国檀香山首次召开后，每隔数年举行一次。这里所指胡适准备出席的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上面文中所引胡适关于“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等语，都是他就这次会议的任务等问题，于三月十八日在北平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所说，见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
在一种姓“大”的报的副刊上，有一位“姓张的”在“要求中国有为的青年，切勿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２〕这实在是对透了的。但那“无行”的界说，可又严紧透顶了。据说：“所谓无行，并不一定是指不规则或不道德的行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也都包括在内。”
接着就举了一些日本文人的“恶癖”的例子，来作中国的有为的青年的殷鉴，一条是“宫地嘉六〔３〕爱用指爪搔头发”，还有一条是“金子洋文〔４〕喜舐嘴唇”。
自然，嘴唇干和头皮痒，古今的圣贤都不称它为美德，但好像也没有斥为恶德的。不料一到中国上海的现在，爱搔喜舐，即使是自己的嘴唇和头发罢，也成了“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了。如果不舒服，也只好熬着。要做有为的青年或文人，真是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了。
但中国文人的“恶癖”，其实并不在这些，只要他写得出文章来，或搔或舐，都不关紧要，“不近人情”的并不是“文人无行”，而是“文人无文”。
我们在两三年前，就看见刊物上说某诗人到西湖吟诗去了，某文豪在做五十万字的小说了，但直到现在，除了并未豫告的一部《子夜》〔５〕而外，别的大作都没有出现。
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文人不免无文，武人也一样不武。说是“枕戈待旦”的，到夜还没有动身，说是“誓死抵抗”的，看见一百多个敌兵就逃走了。只是通电宣言之类，却大做其骈体，“文”得异乎寻常。“偃武修文”〔６〕，古有明训，文星〔７〕全照到营子里去了。
于是我们的“文人”，就只好不舐嘴唇，不搔头发，揣摩人情，单落得一个“有行”完事。
三月二十八日。
备考：恶癖 若谷
所谓“无行”，并不一定是不规则或不道德的行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也都包括在内。
只要是人，谁都容易沾染不良的习惯，特别是文人，因为专心文字著作的缘故，在日常生活方面，自然免不了有怪异的举动，而且，或者也因为工作劳苦的缘故，十人中九人是染着不良嗜好，最普通的，是喜欢服用刺激神经的兴奋剂，卷烟与咖啡，是成为现代文人流行的嗜好品了。
现代的日本文人，除了抽烟喝咖啡之外，各人都犯着各样的怪奇恶癖。前田河广一郎爱酒若命，醉后呶鸣不休；谷崎润一郎爱闻女人的体臭和尝女人的痰涕；今东光喜欢自炫学问宣传自己；金子洋文喜舐嘴唇；细田源吉喜作猥谈，朝食后熟睡二小时；宫地嘉六爱用指爪搔头发；宇野浩二醺醉后侮慢侍妓；林房雄有奸通癖；山本有三乘电车时喜横膝斜坐；胜本清一郎谈话时喜用拇指挖鼻孔。形形色色，不胜枚举。
日本现代文人所犯的恶癖，正和中国旧时文人辜鸿鸣喜闻女人金莲同样的可厌，我要求现代中国有为的青年，不但是文人，都要保持着健全的精神，切勿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再犯着和日本文人同样可诟病的恶癖。
三月九日，《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
风凉话：第四种人 周木斋
《文人无文》一文，论中国的文人，有云：
“‘不近人情’的并不是‘文人无行’，而是‘文人无文’。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是有的。进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专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诚如这文所说，“这实在是对透了的”。
然而例外的是：
“直到现在，除了并未预告的一部《子夜》而外，别的大作却没有出现。”
“文”的“界说”，也可借用同文的话，“可又严紧透顶了”。
这文的动机，从开首的几句，可以知道直接是因“一种姓‘大’的副刊上一位‘姓×的’”关于“文人无行”的话而起的。此外，听说“何家干”就是鲁迅先生的笔名。
可是议论虽“对透”，“文”的“界说”虽“严紧透顶”，但正惟因为这样，却不提防也把自己套在里面了；纵然鲁迅先生是以“第四种人”自居的。
中国文坛的充实而又空虚，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不过在矮子中间找长人，比较还是有的。我们企望先进比企图谁某总要深切些，正因熟田比荒地总要容易收获些。
以鲁迅先生的素养及过去的造就，总还不失为中国的金钢钻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来又是怎样？单就他个人的发展而言，却中画了，现在不下一道罪己诏，顶倒置身事外，说些风凉话，这是“第四种人”了。名的成人！
“不近人情”的固是“文人无文”，最要紧的还是“文人不行”（“行”为动词）。“进，吾往也！”
四月十五日，《涛声》二卷十四期。
乘凉：两误一不同 家干
这位木斋先生对我有两种误解，和我的意见有一点不同。
第一是关于“文”的界说。我的这篇杂感，是由《大晚报》副刊上的《恶癖》而来的，而那篇中所举的文人，都是小说作者。这事木斋先生明明知道，现在混而言之者，大约因为作文要紧，顾不及这些了罢，《第四种人》这题目，也实在时新得很。
第二是要我下“罪己诏”。我现在作一个无聊的声明：
何家干诚然就是鲁迅，但并没有做皇帝。不过好在这样误解的人们也并不多。
意见不同之点，是：凡有所指责时，木斋先生以自己包括在内为“风凉话”；我以自己不包括在内为“风凉话”，如身居上海，而责北平的学生应该赴难，至少是不逃难之类〔８〕。
但由这一篇文章，我可实在得了很大的益处。就是：
凡有指摘社会全体的症结的文字，论者往往谓之“骂人”。先前我是很以为奇的。至今才知道一部分人们的意见，是认为这类文章，决不含自己在内，因为如果兼包自己，是应该自下罪己诏的，现在没有诏书而有攻击，足见所指责的全是别人了，于是乎谓之“骂”。且从而群起而骂之，使其人背着一切所指摘的症结，沉入深渊，而天下于是乎太平。
七月十九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指《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张若谷的《恶癖》一文，原文见本篇“备考”。
〔３〕 宫地嘉六（１８８４—１９５８） 日本小说家。工人出身，曾从事工人运动。作品有《煤烟的臭味》、《一个工人的笔记》等。
〔４〕 金子洋文 日本小说家、剧作家。早期曾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作品有小说《地狱》、剧本《枪火》等。
〔５〕 《子夜》 长篇小说，茅盾著。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６〕 “偃武修文” 语见《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
〔７〕 文星 即文曲星，又称文昌星，旧时传说中主宰文运的星宿。
〔８〕 周木斋指责学生逃难的话，参看本卷第１０页注〔５〕。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譬如说，中国的固有文化是科举制度，外加捐班〔２〕之类。当初说这太不像民权，不合时代潮流，于是扮成了中华民国。然而这民国年久失修，连招牌都已经剥落殆尽，仿佛花旦脸上的脂粉。同时，老实的民众真个要起政权来了，竟想革掉科甲出身和捐班出身的参政权。这对于民族是不忠，对于祖宗是不孝，实属反动之至。现在早已回到恢复固有文化的“时代潮流”，那能放任这种不忠不孝。因此，更不能不重新扮过一次〔３〕，草案〔４〕如下：第一，谁有代表国民的资格，须由考试决定。第二，考出了举人之后，再来挑选一次，此之谓选（动词）举人；而被挑选的举人，自然是被选举人了。照文法而论，这样的国民大会的选举人，应称为“选举人者”，而被选举人，应称为“被选之举人”。但是，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因此，他们得扮成宪政国家〔５〕的选举的人和被选举人，虽则实质上还是秀才和举人。这草案的深意就在这里：叫民众看见是民权，而民族祖宗看见是忠孝——忠于固有科举的民族，孝于制定科举的祖宗。此外，像上海已经实现的民权，是纳税的方有权选举和被选，使偌大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６〕这虽是捐班——有钱的为主，然而他们一定会考中举人，甚至不补考也会赐同进士出身〔７〕的，因为洋大人膝下的榜样，理应遵照，何况这也并不是一面违背固有文化，一面又扮得很像宪政民权呢？此其一。
其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８〕：从这一方面看过去是抵抗，从那一面看过来其实是交涉。其三，一面做实业家，银行家，一面自称“小贫〔９〕而已”。其四，一面日货销路复旺，一面对人说是“国货年”〔１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两面光滑的。
呵，中国真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
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１１〕！
三月三十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捐班 指不经科举考试，而用钱财换得官职或做官的资格。
清代曾明定价格，实行直接用银钱捐官的制度。
〔３〕 重新扮过一次 指一九三三年春蒋介石提出“制定宪法草案”和“召开国民大会”。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政府曾开过一次“国民会议”，公布过所谓“训政时期约法”，所以这里说“重新扮过一次”。
〔４〕 草案 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国民党政府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国民大会组织”的草案。其中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国民，年满二十岁者，有选举代表权，年满三十岁经考试及格者，有被选举代表权。”
〔５〕 宪政国家 孙中山在所著《建国大纲》中，划分“建国”程序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主张到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成立民选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自由的借口；一九三三年，他们声称要“结束训政”、准备实施宪政，但实际上只是企图用以掩饰和维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６〕 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 这里说的上海，指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自一九二八年起，准许由“高等华人”组织的“纳税华人会”选举华人董事三人（一九三○年起增至五人）、华人委员六人参加租界的行政机关工部局。“纳税华人会”章程规定有下列资格的可为会员并有选举权：一、所执产业地价在五百两（按指银两）以上者；二、每年纳房捐或地捐十两以上者；三、每年付房租在五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按上海公共租界规定出租房产的房捐，由租用者负担）。有下列资格并住公共租界五年以上者，可以被选为“纳税华人会”代表大会代表及被推选为工部局的华人董事、华人委员：一、年付房地各捐在五十两以上；二、年付房租一千二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本文所说的“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是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纳税华人会”市民组举行第十二届选举时，按上述条件统计的会员数，其中有选举权者二千一百七十五人，有被选举权者二千二百九十人。
〔７〕 赐同进士出身 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举人经会试考中后又经殿试考中的，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８〕 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一二八战事后，蒋介石、汪精卫曾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为饰词，掩盖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勾结、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真相。如一九三二年二月，汪精卫在徐州演讲中谈中日外交问题时，便说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解释说“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是以抵抗和交涉并行。”
〔９〕 “小贫” 这个词见于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一书中《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孙中山的意思在于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和打击，因而难以发展；但后来中国一些资本家曾利用这句话来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
〔１０〕 “国货年” 上海工商界曾把一九三三年定为“国货年”，并于该年元旦举行游行大会，进行宣传。
〔１１〕 “君子之中庸”二句，语出《礼记·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凡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见有“变把戏”的，也叫作“变戏法”的。
这变戏法的，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教一个猴子戴起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骑了羊跑几圈。还有一匹用稀粥养活，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狗熊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
一种，是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还有将纸塞在嘴巴里，点上火，从嘴角鼻孔里冒出烟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钱。要了钱之后，一个人嫌少，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一个人来劝他，对大家说再五个。果然有人抛钱了，于是再四个，三个……
抛足之后，戏法就又开了场。这回是将一个孩子装进小口的坛子里面去，只见一条小辫子，要他再出来，又要钱。收足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大人用尖刀将孩子刺死了，盖上被单，直挺挺躺着，要他活过来，又要钱。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Ｈｕａｚａａ！Ｈｕａｚａａ！〔２〕”变戏法的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的说。
别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细的看，他是要骂的；再不听，他就会打。
果然有许多人Ｈｕａｚａａ了。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检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来，一同走掉了。
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
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Ｈｕａｚａａ，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Ｈｕａｚａａ Ｈｕａｚａａ一通之后，又要静几天了，然后再来这一套。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四月一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Ｈｕａｚａａ 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译音似“哗嚓”，形容撒钱的声音。
我这里所用的“推背”的意思，是说：从反面来推测未来的情形。
上月的《自由谈》里，就有一篇《正面文章反看法》〔２〕，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本草家〔３〕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性命的了。
里巷间有一个笑话：某甲将银子三十两埋在地里面，怕人知道，就在上面竖一块木板，写道：“此地无银三十两。”隔壁的阿二因此却将这掘去了，也怕人发觉，就在木板的那一面添上一句道，“隔壁阿二勿曾偷。”这就是在教人“正面文章反看法”。
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
例如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要闻罢：
一，××军在××血战，杀敌××××人。
二，××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
三，芳泽来华〔４〕，据云系私人事件。
四，共党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接洽。〔５〕五，××××……
倘使都当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骇人了。但报上也有“莫干山路草棚船百余只大火”，“××××廉价只有四天了”等大概无须“推背”的记载，于是乎我们就又胡涂起来。
听说，《推背图》〔６〕本是灵验的，某朝某帝怕他淆惑人心，就添了些假造的在里面，因此弄得不能豫知了，必待事实证明之后，人们这才恍然大悟。
我们也只好等着看事实，幸而大概是不很久的，总出不了今年。
四月二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正面文章反看法》 陈子展作，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其中大意说当时的喊“航空救国”，其实是不敢炸日本军而只是炸“匪”（红军）；“长期抵抗”等于长期不抵抗；“收回失地”等于不收回失地，等等。
〔３〕 本草家 指中药药物学家。汉代有托名神农作的药物学书《本草》，载药三百六十五味，后即以本草为中药的统称。
〔４〕 芳泽来华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曾经做过日本驻华公使、外务大臣的芳泽谦吉（１８７４—１９６５）从日本到上海；对外宣称是私人旅行，以掩饰其来华活动的目的。
〔５〕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造的谣言，载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申报》“国内电讯”。
〔６〕 《推背图》 一种妄诞迷信的图册。《宋史·艺文志》列为五行家的著作，不题撰人，南宋岳珂《侨史》以为唐代李淳风撰。现存传本一卷共六十图，前五十九图预测以后历代兴亡变乱，第六十图画的是唐代袁天纲要李淳风停止继续预测而推李的背脊的动作，故后来又被认作李袁二人同撰。《侨史》卷一《艺祖禁谶书》说：“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炽，闭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遍名其子，……宋兴，受命之符尤为著明。艺祖（按历代称太祖或高祖为“艺祖”，此处指宋太祖）即位，始诏禁谶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图传已数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复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赵韩王以开封具狱奏，因言‘犯者至众，不可胜诛’。上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乃命取旧本，自已验之外，皆紊其次而杂书之，凡为百本，使与存者并行。于是传者懵其先后，莫知甚孰讹；间有存者，不复验，亦弃弗藏矣。”
看了曹聚仁〔２〕先生的一篇《杀错了人》，觉得很痛快，但往回一想，又觉得有些还不免是愤激之谈了，所以想提出几句异议——
袁世凯〔３〕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４〕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５〕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
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６〕，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证明了袁世凯杀人的没有杀错，他要做皇帝了。
这事情，一转眼竟已经是二十年，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那时还在吸奶，时光是多么飞快呵。
但是，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７〕呢？这无须多议论，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
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临末，对于“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张，我也有一点异议，但因为自己早在“中年以上”了，为避免嫌疑起见，只将眼睛看着地面罢。
四月十日。
出洋的时候，还要大开欢送会”这类意思的句子，后被删去了。
四月十二日记。
备考：杀错了人 曹聚仁
国已经完成“专卖鸦片”和“统一币制”的两大政策。这两件事，从前在老张小张时代，大家认为无法整理，现在他们一举手之间，办得有头有绪。所以某君叹息道：
“愚尝与东北人士论币制紊乱之害，咸以积重难返，诿为难办；何以日人一刹那间，即毕乃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为国人一大病根！”
岂独“病根”而已哉！中华民族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颠覆，也就在这肺痨病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积重难返”，所以非“革命”不可。
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荡旧势力。
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凯拿大权，天天杀党人，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这样的革命，不但不起隔离作用，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因此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改革，一谈改革，必“积重难返，诿为难办”。其恶势力一直注到现在。
这种反常状态，我名之曰“杀错了人”。我常和朋友说：“不流血的革命是没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错了人。
早杀溥仪，多杀郑孝胥之流，方是邦国之大幸。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丧社会元气，就可以得‘亡国灭种’的‘眼前报’。”
《自由谈》，四月十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 浙江浦江人，当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
〔３〕 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 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王朝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于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先后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４〕 二次革命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蓄谋复辟，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杀害革命党人。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称为“二次革命”，但不久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所打败。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更加疯狂地捕杀革命党人，并颁布“附乱自首”特赦令等，分化革命力量。
〔５〕 “国民公仆” 袁世凯在窃取中华民国总统职位时，曾自称是“国民一分子”，并说过“总统向称公仆”等话。
〔６〕 “军政执法处” 袁世凯设立的专事捕杀革命者和爱国人民的特务机关。
〔７〕 旧皇帝 指清朝宣统皇帝溥仪（１９０６—１９６７）。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廷谈判议决，对退位后的清帝给以优待，仍保留其皇帝称号。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申令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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