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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积在天津的纸张运不到北京，连印书也颇受战争的影响，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
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告，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
“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2〕（《现代评论》七十一，《闲话》。）
这多么公平！原来我也是“今不如古”了；《华盖集》的销路，比起《热风》来，恐怕要较为悲观。而且，我的作小说，竟不料是和“人格”无关的。“非人格”的一种文字，像新闻记事一般的，倒会使教授“佩服”，中国又仿佛日见其光怪陆离了似的，然则“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的杂感，也许还要存在罢。
2
做那有名的小说《Don Quijote》的M．de Cervantes先生，穷则有之，说他像叫化子，可不过是一种特别流行于中国学者间的流言。他说Don Quijote看游侠小说看疯了，便自己去做侠客，打不平。他的亲人知道是书籍作的怪，就请了间壁的理发匠来检查；理发匠选出几部好的留下来，其余的便都烧掉了。〔3〕大概是烧掉的罢，记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种。想来，那些入选的“好书”的作家们，当时看了这小说里的书单，怕总免不了要面红耳赤地苦笑的罢。
中国虽然似乎日见其光怪陆离了。然而，乌乎哀哉！我们连“苦笑”也得不到。
3
有人从外省寄快信来问我平安否。他不熟于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当了。
北京的流言报，是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章士钊“整顿学风”以还，一脉相传，历来如此的。现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闭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这是造给某校某人看，恐吓恐吓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虚，某人已逃走了。这是造给某方看，煽动煽动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检甲校，将搜检乙校了。这是恐吓乙校，煽动某方的。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乙校不自心虚，怎能给恐吓呢？然而，少安毋躁罢。还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达旦，将赤化书籍完全焚烧矣。
于是甲校更正，说并未搜检；乙校更正，说并无此项书籍云。
4
于是连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4〕也住进六国饭店，讲公理的大报也摘去招牌，学校的号房也不卖《现代评论》：大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5〕之概了。
其实是不至于此的，我想。不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5
中华民国九年七月直皖战争开手；八月，皖军溃灭，徐树铮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馆。〔6〕这时还点缀着一点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现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游说直派武人，请他杀戮改革论者了。终于没有结果；便是这事也早从人们的记忆上消去。但试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报》，还可以看见一个大广告，里面是什么大英雄得胜之后，必须廓清邪说，诛戮异端等类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广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无须提出。但是，较之现在专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却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
我想，百年前比现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万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别在中国或者是确凿的。
6
在报章的角落里常看见对青年们的谆谆的教诫：敬惜字纸咧；留心国学咧；伊卜生〔7〕这样，罗曼罗兰那样咧。时候和文字是两样了，但含义却使我觉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时所听过的耆宿的教诫一般。
这可仿佛是“今不如古”的反证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对于上一节所说的事，这也算作一个例外罢。
五月六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九期。
〔2〕此段引自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发表的《闲话》。他在文中先举《呐喊》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最初十年间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接着就攻击鲁迅的杂文。
〔3〕见塞万提斯著《堂·吉诃德》第五、六章。关于说塞万提斯“像叫化子”的话，参看本卷第239页注〔39〕。
〔4〕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 指成舍我、蒋梦麟等人。据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时事新报》和同年五月一日广州《向导》周报第一五一期报道，自标榜“扑灭赤化”的奉军及直鲁联军进占北京，并采取枪毙《京报》社长邵飘萍等严厉镇压手段后，北京报界和学界一片恐慌，《世界晚报》成舍我、《中美晚报》宋发祥和“素号稳健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等均先后逃匿。
〔5〕“火炎昆冈，玉石俱焚” 语见《尚书·胤征》，好坏同归于尽的意思。
〔6〕指一九二○年七月北洋军阀直皖两系之间的战争。直系军阀以曹锟、吴佩孚等为首；皖系军阀以段祺瑞、徐树铮等为首。战事于七月中旬开始，不数日皖军溃败；北洋政府于七月底免去段祺瑞一切职务，并通缉徐树铮、曾毓隽、朱深、李思浩等十人。除李思浩外，其他九人都逃入日本公使馆。下文所说的广告，不见于《北京日报》；究系何报，未详。
〔7〕伊卜生（H．Ibsen，1828—1906） 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五四”时期它们曾被介绍到中国来，在当时反对封建主义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作品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反群众的情绪，也曾被胡适等利用来进行反动宣传。
——然而还是无花的
因为《语丝》〔2〕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题目，所以破格地奋发，要写出“新的蔷薇”来。
——这回可要开花了？
——嗡嗡，——不见得罢。
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听说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开过了。我没有见，我就不以为有杏花和碧桃。
——然而那些东西是存在的。——学者们怕要说。
——好！那么，由它去罢。——这是我敬谨回禀学者们的话。
有些讲“公理”的，说我的杂感没有一看的价值。那是一定的。其实，他来看我的杂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
假如也有魂。我的话倘会合于讲“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维持会”会员了么？我不也成了他，和其余的一切会员了么？我的话不就等于他们的话了么？许多人和许多话不就等于一个人和一番话了么？
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
这回“北京城内的外国旗”，大约特别地多罢，竟使学者为之愤慨：“……至于东交民巷界线以外，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那就不能借插用外国国旗，以为保护生命财产的护符。”〔3〕这是的确的。“保护生命财产的护符”，我们自有“法律”在。
如果还不放心呢，那么，就用一种更稳妥的旗子：红卍字旗〔4〕。介乎中外之间，超于“无耻”和有耻之外，——确是好旗子！
从清末以来，“莫谈国事”的条子帖在酒楼饭馆里，至今还没有跟着辫子取消。所以，有些时候，难煞了执笔的人。
但这时却可以看见一种有趣的东西，是：希望别人以文字得祸的人所做的文字。
聪明人的谈吐也日见其聪明了。说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学生是值得同情的，因为她本不愿去而受了教职员的怂恿。〔5〕说“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6〕推开了甲而陷没了乙，原谅了情而坐实了罪；尤其是他们的行动和主张，都见得一钱不值了。
然而听说赵子昂的画马，却又是镜中照出来的自己的形相哩。
因为“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于是自然要发生“节育问题”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7〕来华的时候，“有些志士”〔8〕却又大发牢骚，说她要使中国人灭种。
独身主义现今尚为许多人所反对，节育也行不通。为赤贫的绅士计，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为莫如弄一个有钱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传授了这个秘诀罢：口头上，可必须说是为了“爱”。
“苏俄的金钱”十万元，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发生纠葛了，因为大家都要一点。〔9〕这也许还是因为“老婆子女”之故罢。但这批卢布和那批卢布却不一样的。这是归还的庚子赔款；是拳匪“扶清灭洋”，各国联军入京的余泽。〔10〕那年代很容易记：十九世纪末，一九○○年。二十六年之后，我们却“间接”用了拳匪的金钱来给“老婆子女”吃饭；如果大师兄〔11〕有灵，必将爽然若失者欤。
还有，各国用到中国来做“文化事业”的，也是这一笔款……。
五月二十三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一期。
〔2〕《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者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参看《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这里的“改成中本”，指《语丝》从八十一期起由十六开本改为二十开本。
〔3〕《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时事短评栏有《北京城内的外国旗》一文，作者署名“召”（燕树棠），其中说到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国民军与奉军作战和段祺瑞执政府崩溃期间，北京“东交民巷界线以外”有人挂外国旗的事。文中空谈“条约法律”，把依附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客和普通民众不加区别地一概斥之为“托借外国国旗的势力”，说这是“无耻的社会心理”的表现。
〔4〕红卍字旗 当时军阀王芝祥等用佛教慈善团体的名义所组织的世界红卍字会的会旗。
〔5〕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关于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诬蔑死难的女师大学生杨德群说：“杨女士湖南人，……平常很勤奋，开会运动种种，总不大参与。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们都去与会。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卫队一放枪，杨女士也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去救护她，也中弹死。”但事实上，当日女师大并未“叫学生们都去与会”，而是学生自治会向教务处请准停课一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登有女师大学生雷榆、李慧等五人给陈西滢的辩诬信，说明杨德群平时“实际参与种种爱国运动及其他妇女运动”，当日与同学们一同出校，“沿途散发传单，意气很激昂”，揭穿了陈西滢造谣惑众的险恶用心。
〔6〕“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等，是陈西滢诬蔑当时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发表的讨论“节育问题”的《闲话》中说：“家累日重，需要日多，才智之士，也没法可想，何况一般普通人，因此，依附军阀和依附洋人便成了许多人唯一的路径。就是有些志士，也常常未能免俗。……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就是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也何尝不是如此。”
〔7〕山格夫人（M．Sanger） 通译山额夫人，美国人。自一九一四年起，她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出发，积极提倡节制生育运动。
一九二二年四月曾来我国从事宣传。
〔8〕“有些志士” 指那些反对节育宣传的人。如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晨报副刊》载署名怀素的《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一文，曾引用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胡晋接的讲演辞，其中说：“最新潮流之结果，果如何乎。吾一推究之，不禁毛发森然，不寒而栗。盖其结果，乃一极凶之现象，即‘家破种灭国亡’是也。”“而又有山额夫人之制育方法，制育药品，以为其助缘。此种新文化，如不能普及，则亦幸耳。多普及一人，即灭此一人之种。多普及一家，即灭此一家之种。若真普及全国，恐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
〔9〕关于教育部和教育界为“苏俄的金钱”发生纠葛，一九二六年五月中旬，北洋政府教育部以首都教育经费困难，特向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借拨十万元，并拟将此款按照预算平均分配给北京国立大学、公立中小学、教育部及其分设机关。而当时北京大学等国立九校教职员则反对这种分配方法，认为此款只能用于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因而和教育部发生纠葛。
〔10〕清末，我国北方爆发了以农民、手工业工人为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他们采用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诬蔑为“拳匪”。
义和团开始提出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后来一些领导人把口号改为“扶清灭洋”。一九○○年（庚子），俄、德、美、英、法、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织侵华联军，残酷地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并攻占北京，迫使清王朝于一九○一年九月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索取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就是所谓“庚子赔款”。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
〔11〕大师兄 义和团中较小的头领。义和团练拳，约以二十五人为一团，每团立一头领，称为大师兄。
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但有一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现在居然寻出来了；待《热风》再版时，添上这篇，登一个广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再买一本，于我倒不无裨益。但是，算了罢，这实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将来收入杂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补遗罢。
这是关于章士钊先生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3〕罢。
《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石印本的卷二之内。大意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于是晏老先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呵，这可就闹起来了：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
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钞书太讨厌。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4〕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为“每下愈况”〔5〕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说是因为他革去了我的“签事”，我便那么奚落他。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的，也毫无“睚眦之怨”〔7〕。
那“动机”〔8〕，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
在这样“祸从口出”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
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却有“打落水狗”之嫌，“动机”就很“不纯洁”了。然而我以为也并不。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据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里而已〔9〕：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给一下小打击，岂遂可与“打落水狗”同日而语哉？！
但不知怎的，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辩起来了，以为这不过是小事。这是真的，不过是小事。
〔10〕弄错一点，又何伤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齐国，于中国也无损。农民谁懂得《梁父吟》呢，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11〕。但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
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幸，但偶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样。
如果我的检验是确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志士”的通病，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后似乎应该另买几本德文书，来讲究“节育”。
五月二十四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2〕章士钊（行严）关于“二桃杀三士”的一段话，见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发表于上海《新闻报》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夫语以耳辨。徒资口谈。文以目辨。更贵成诵。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强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词义俱完。今曰此于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3〕《晏子春秋》 撰人不详。内容是记载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平仲）的言行。这里所引的一段，见该书卷二《谏》下。
〔4〕《梁父吟》 亦作《梁甫吟》，乐府楚调曲名。此篇系乐府古辞（旧题诸葛亮作，不确），鲁迅上文所引“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为诗中的最末两句。“相国”一作“国相”。
〔5〕“每下愈况”语见《庄子·知北游》。参看本卷第114页注〔5〕。
〔6〕《“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一文，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晨报副刊》（署名雪之），其时编辑为孙伏园；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摩（即文中说的“诗哲”）编辑。关于“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话，参看本卷第236页注〔16〕。
〔7〕“睚眦之怨” 意即小小的仇恨。语见《史记·范睢传》：
“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发表《杨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复女师大学生雷榆等五人为三一八惨案烈士杨德群辩诬的信，其中暗指鲁迅说：“因为那‘杨女士不大愿意去’一句话，有些人在许多文章里就说我的罪状比执政府卫队还大！比军阀还凶！……不错，我曾经有一次在生气的时候揭穿过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难道四五十个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眦之仇却不可不报吗？”
〔8〕“动机”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闲话》中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作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年轻的人，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都是混杂的。”
〔9〕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冯玉祥国民军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准备放弃北京。段祺瑞趁机阴谋与奉系军阀里应外合，赶走冯军。四月十日凌晨，驻守北京的国民军包围段宅和执政府，段闻讯后即逃往东交民巷。随着段祺瑞的倒台，章士钊也逃到天津租界。
〔10〕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刊载他所作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前面加了一段按语，其中说：“北京报纸。屡以文中士与读书人对举。为不合情实。意谓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读书人。此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且不学曰学。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11〕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 这是针对章士钊所谓农业救国论而说的。章曾一再鼓吹什么“农村立国”，如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发表的《农国辨》一文中说：“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庶乎其可。”
还是两三年前，偶然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2〕题要，这样说：
“《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书中引用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穷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阅之已堪喷饭。况阅其所记，无一非三家村俗语；无中生有，忙里偷闲。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则开鬼心，扮鬼脸，钓鬼火，做鬼戏，搭鬼棚也。语曰，‘出于何典’？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曰‘出于《何典》’而已矣。”
疑其颇别致，于是留心访求，但不得；常维钧〔3〕多识旧书肆中人，因托他搜寻，仍不得。今年半农〔4〕告我已在厂甸〔5〕庙市中无意得之，且将校点付印；听了甚喜。此后半农便将校样陆续寄来，并且说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是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然而我还很踌蹰，我总觉得没有这种本领。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臂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6〕，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刘半农，李小峰〔7〕，我，皆非其选也。然而我却决定要写几句。为什么呢？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
还未开手，而躬逢战争，在炮声和流言当中，很不宁帖，没有执笔的心思。夹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半农了，说《何典》广告〔8〕怎样不高尚，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这颇使我凄然，因为由此记起了别的事，而且也以为“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从此一见《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是的，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无论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过有些是别人谓之堕落，而我谓之困苦。我所谓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经做过《论“他妈的！”》早有青年道德家乌烟瘴气地浩叹过了，还讲身分么？但是也还有些讲身分。我虽然“深恶而痛绝之”于那些戴着面具的绅士，却究竟不是“学匪”世家；见了所谓“正人君子”固然决定摇头，但和歪人奴子相处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就是做一个满嘴“他妈的”的广告也何足为奇？然而呀，这里用得着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纪的，又做过几年官，和所谓“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
气骤不易退，所以有时也觉得教授最相宜的也还是上讲台。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须有够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这主张在教育界大概现在已经有一致赞成之望，去年在什么公理会上一致攻击兼差的公理维持家，今年也颇有一声不响地去兼差的了，不过“大报”上决不会登出来，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广告。
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但总而言之，书籍具在，势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业，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9〕；他兼差又没有。那么，即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既要印卖，自然想多销，既想多销，自然要做广告，既做广告，自然要说好。难道有自己印了书，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请列位不必看的么？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那是西滢（即陈源）做的。——顺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陈源何以给我登这样的反广告的呢，只要一看我的《华盖集》就明白。主顾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书局发行。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还夹杂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只得写出来，而且还要印上去。我并非将半农比附“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
但短序总算已经写成，虽然不像东西，却究竟结束了一件事。我还将此时的别的心情写下，并且发表出去，也作为《何典》的广告。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着东壁下，书。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七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二期。
〔2〕《何典》 一部运用俗谚写成的、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共十回，清光绪四年（1878）上海申报馆出版。编著者“过路人”原名张南庄，清代上海人；评者“缠夹二先生”原名陈得仁，清代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一九二六年六月，刘复（半农）将此书标点重印，鲁迅曾为作题记（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3〕常维钧 名惠，字维钧，河北宛平（今北京丰台区）人，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曾任北大《歌谣》周刊编辑。
〔4〕半农 刘复（1891—1934），字半农，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思想渐趋保守。参看《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著有诗集《扬鞭集》、《半农杂文》等。
〔5〕厂甸 北京地名，位于和平门外琉璃厂。过去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传统的庙市期间，这里有许多临时摆设的旧书摊。
〔6〕汪原放（1897—1980） 安徽绩溪人。“五四”以后，曾标点《水浒传》等小说若干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每种前大抵都有胡适（适之）所作的序。
〔7〕李小峰（1897—1971） 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当时是上海北新书局主持者之一。
〔8〕《何典》广告 载于《语丝》第七十至七十五期。前三期只刊登“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数语，未提《何典》书名。从七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四月五日）起，广告开头才是“吴稚晖先生的老师（《何典》）出版预告”，其中引用了吴稚晖的一段话：“我止读他（按指《何典》）开头两句……从此便打破了要做阳湖派古文家的迷梦，说话自由自在得多。不曾屈我做那野蛮文学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开头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用这种精神，才能得言论的真自由，享言论的真幸福。”
〔9〕一九二六年春夏间，由于段祺瑞政府长期不发教育经费，国立九所大学都未能开学。北京大学在三月十五日召开教职员评议会，决定如不发一个月欠薪，生活无法维持，不能开课（见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京报》）。后虽勉强开学，但教员请假者日必数十。不久，教务会议即议决，提前于六月一日举行学年考试，以便早日结束。这里说的“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即指此。
豫序
在日记还未写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谓之豫序。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2〕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记却不是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
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复D信。一行满了，然而还有事，因为纸张也颇可惜，便将后来的事写入前一天的空白中。总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为B来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实不甚有关系，即便不写也无妨；而实际上，不写的时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记上谁有来信，以便答复，或者何时答复过，尤其是学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帐，以便检查，庶几乎两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债放在外面，万一将来收清之后，要成为怎样的一个小富翁。此外呢，什么野心也没有了。
吾乡的李慈铭〔3〕先生，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果然，现在已有人将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这样的年头，不必说学生，就是先生也无从买起。那日记上就记着，当他每装成一函的时候，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钞了，正不必老远的等待“身后”。这虽然不像日记的正脉，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什么做了一点白话，便说是要在一百年后发表的书里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为不可及也。
我这回的日记，却不是那样的“有厚望焉”〔4〕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简单的，现在还没有，想要写起来。四五天以前看见半农，说是要编《世界日报》的副刊去，你得寄一点稿。〔5〕那自然是可以的喽。然而稿子呢？这可着实为难。看副刊的大抵是学生，都是过来人，做过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或“人心不古议”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样的味道。有人说我是“文学家”，其实并不是的，不要相信他们的话，那证据，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应了，总得想点法。想来想去，觉得感想倒偶尔也有一点的，平时接着一懒，便搁下，忘掉了。如果马上写出，恐怕倒也是杂感一类的东西。于是乎我就决计：一想到，就马上写下来，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画到簿。因为这是开首就准备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愿读者先明白这一点。
如果写不出，或者不能写了，马上就收场。所以这日记要有多么长，现在一点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记于东壁下。
六月二十五日晴。
生病。——今天还写这个，仿佛有点多事似的。因为这是十天以前的事，现在倒已经可以算得好起来了。不过余波还没有完，所以也只好将这作为开宗明义章第一。谨案才子立言，总须大嚷三大苦难：一曰穷，二曰病，三曰社会迫害我。那结果，便是失掉了爱人；若用专门名词，则谓之失恋。
我的开宗明义虽然近似第二大苦难，实际上却不然，倒是因为端午节前收了几文稿费，吃东西吃坏了，从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6〕不见佳，向来就担不起福泽的。也很想看医生。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西医呢，有名的看资贵，事情忙，诊视也潦草，无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总还有些踌蹰。事情既然到了这样，当然只好听凭敝胃隐隐地痛着了。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7〕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设法推行新医学，但G先生却似乎以为我良心坏。这也未始不可以那么想，——由他去罢。
但据我看来，实行我所说的方法的医院可很有，只是他们的本意却并不在要使新医学通行。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和水的龙胆丁几两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诊断学呢，我似的门外汉可不得而知。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
前几天和季 〔8〕谈起这些事，并且说，我的病，只要有熟人开一个方就好，用不着向什么博士化冤钱。第二天，他就给我请了正在继续研究的Dr．H．〔9〕来了。开了一个方，自然要用稀盐酸，还有两样这里无须说；我所最感谢的是又加些Sirup Simpel〔10〕使我喝得甜甜的，不为难。向药房去配药，可又成为问题了，因为药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的，他所没有的药品，也许就替换，或者竟删除。结果是托Fraeulein H．〔11〕远远地跑到较大的药房去。
这样一办，加上车钱，也还要比医院的药价便宜到四分之三。
胃酸得了外来的生力军，强盛起来，一瓶药还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决定多喝它几天。但是，第二瓶却奇怪，同一的药房，同一的药方，药味可是不同一了；不像前一回的甜，也不酸。我检查我自己，并不发热，舌苔也不厚，这分明是药水有些蹊跷。喝了两回，坏处倒也没有；幸而不是急病，不大要紧，便照例将它喝完。去买第三瓶时，却附带了严重的质问；那回答是：也许糖分少了一点罢。这意思就是说紧要的药品没有错。中国的事情真是稀奇，糖分少一点，不但不甜，连酸也不酸了，的确是“特别国情”〔12〕。
现在多攻击大医院对于病人的冷漠，我想，这些医院，将病人当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还有在院里的“高等华人”，将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愿意的，只好上私人所开的医院去，可是诊金药价都很贵。请熟人开了方去买药呢，药水也会先后不同起来。
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吕端〔13〕大事不胡涂，犹言小事不妨胡涂点，这自然很足以显示我们中国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却因此延长了。在宇宙的森罗万象中，我的胃痛当然不过是小事，或者简直不算事。
质问之后的第三瓶药水，药味就同第一瓶一样了。先前的闷胡卢，到此就很容易打破，就是那第二瓶里，是只有一日分的药，却加了两日分的水的，所以药味比正当的要薄一半。
虽然连吃药也那么蹭蹬，病却也居然好起来了。病略见好，H就攻击我头发长，说为什么不赶快去剪发。
这种攻击是听惯的，照例“着毋庸议”。但也不想用功，只是清理抽屉。翻翻废纸，其中有一束纸条，是前几年钞写的；这很使我觉得自己也日懒一日了，现在早不想做这类事。
那时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击近时印书，胡乱标点之谬的文章的，废纸中就钞有很奇妙的例子。要塞进字纸篓里时，觉得有几条总还是爱不忍释，现在钞几条在这里，马上印出，以便“有目共赏”罢。其余的便作为换取火柴之助——
“国朝陈锡路黄鉐余话云。唐傅奕考覈道经众本。有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茶香室丛钞》卷四第二叶。）
“国朝欧阳泉点勘记云。欧阳修醉翁亭。记让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诸选本。作酿泉。误也。”（同上卷八第七叶。）
“袁石公典试秦中。后颇自悔。其少作诗文。皆粹然一出于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书影》卷一第四叶。）
“考……顺治中，秀水又有一陈忱，……著诚斋诗集，不出户庭，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诸书。”（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本《水浒续集两种序》第七叶。）
标点古文，确是一种小小的难事，往往无从下笔；有许多处，我常疑心即使请作者自己来标点，怕也不免于迟疑。但上列的几条，却还不至于那么无从索解。末两条的意义尤显豁，而标点也弄得更聪明。〔14〕 六月二十六日晴。
上午，得霁野〔15〕从他家乡寄来的信，话并不多，说家里有病人，别的一切人也都在毫无防备的将被疾病袭击的恐怖中；末尾还有几句感慨。
午后，织芳从河南来，谈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两个包，说这是“方糖”〔16〕，送你吃的，怕不见得好。织芳这一回有点发胖，又这么忙，又穿着方马褂，我恐怕他将要做官了。
打开包来看时，何尝是“方”的，却是圆圆的小薄片，黄棕色。吃起来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但我不明白织芳为什么叫它“方糖”？但这也就可以作为他将要做官的一证。
景宋〔17〕说这是河南一处什么地方的名产，是用柿霜做成的；性凉，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用这一搽，便会好。怪不得有这么细腻，原来是凭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来滤过的。
可惜到他说明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连忙将所余的收起，豫备将来嘴角上生疮的时候，好用这来搽。
夜间，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
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晴，大风。
上午出门，主意是在买药，看见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走到丰盛胡同中段，被军警驱入一条小胡同中。少顷，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摩托车〔18〕驰过；少顷，又是一辆；少顷，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车中人看不分明，但见金边帽。车边上挂着兵，有的背着扎红绸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肃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顷，摩托车没有了，我们渐渐溜出，军警也不作声。
溜到西单牌楼大街，也是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
一群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纸片，叫道：欢迎吴玉帅〔19〕号外呀！一个来叫我买，我没有买。
将近宣武门口，一个黄色制服，汗流满面的汉子从外面走进来，忽而大声道：草你妈！许多人都对他看，但他走过去了，许多人也就不看了。走进宣武门城洞下，又是一个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纸片，但却默默地将一张塞给我，接来一看，是石印的李国恒先生的传单，内中大意，是说他的多年痔疮，已蒙一个国手叫作什么先生的医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药房时，外面正有一群人围着看两个人的口角；一柄浅蓝色的旧洋伞正挡住药房门。我推那洋伞时，斤量很不轻；终于伞底下回过一个头来，问我“干什么？”我答说进去买药。他不作声，又回头去看口角去了，洋伞的位置依旧。我只好下了十二分的决心，猛力冲锋；一冲，可就冲进去了。
药房里只有帐桌上坐着一个外国人，其余的店伙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饰干净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觉得十年以后，他们便都要变为高等华人，而自己却现在就有下等人之感。于是乎恭恭敬敬地将药方和瓶子捧呈给一位分开头发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说。
“喂！”我实在耐不住，下等脾气又发作了。药价八毛，瓶子钱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现在自己带了瓶子，怎么还要付五分钱呢？这一个“喂”字的功用就和国骂的“他妈的”相同，其中含有这么多的意义。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将五分钱让去，真是“从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风度。
我付了八毛钱，等候一会，药就拿出来了。我想，对付这一种同胞，有时是不宜于太客气的。于是打开瓶塞，当面尝了一尝。
“没有错的。”他很聪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点头表示赞成。其实是，还是不对，我的味觉不至于很麻木，这回觉得太酸了一点了，他连量杯也懒得用，那稀盐酸分明已经过量。然而这于我倒毫无妨碍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对上水，多喝它几回。所以说“唔”；
“唔”者，介乎两可之间，莫明其真意之所在之答话也。
“回见回见！”我取了瓶子，走着说。
“回见。不喝水么？”
“不喝了。回见。”
我们究竟是礼教之邦的国民，归根结蒂，还是礼让。让出了玻璃门之后，在大毒日头底下的尘土中趱行，行到东长安街左近，又是军警林立。我正想横穿过去，一个巡警伸手拦住道：不成！我说只要走十几步，到对面就好了。他的回答仍然是：不成！那结果，是从别的道路绕。
绕到L君〔20〕的寓所前，便打门，打出一个小使来，说L君出去了，须得午饭时候才回家。我说，也快到这个时候了，我在这里等一等罢。他说：不成！你贵姓呀？这使我很狼狈，路既这么远，走路又这么难，白走一遭，实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钟，便从衣袋里挖出一张名片来，叫他进去禀告太太，说有这么一个人，要在这里等一等，可以不？约有半刻钟，他出来了，结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点钟才回来哩，你三点钟再来罢。
又想了十秒钟，只好决计去访C君，仍在大毒日头底下的尘土中趱行，这回总算一路无阻，到了。打门一问，来开门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领我进客厅，C君也跑出来。我首先就要求他请我吃午饭。于是请我吃面包，还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吃面。那结果是一盘面包被我吃得精光，虽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余无几了。
吃饱了就讲闲话，直到五点钟。
客厅外是很大的一块空地方，种着许多树。一株频果树下常有孩子们徘徊；C君说，那是在等候频果落下来的；因为有定律：谁拾得就归谁所有。我很笑孩子们耐心，肯做这样的迂远事。然而奇怪，到我辞别出去时，我看见三个孩子手里已经各有一个频果了。
回家看日报，上面说：“……吴在长辛店留宿一宵。除上述原因外，尚有一事，系吴由保定启程后，张其锽曾为吴卜一课，谓二十八日入京大利，必可平定西北。二十七日入京欠佳。吴颇以为然。此亦吴氏迟一日入京之由来也。”〔21〕因此又想起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运气殊属欠佳，不如也卜一课，以觇晚上的休咎罢。但我不明卜法，又无筮龟，实在无从措手。后来发明了一种新法，就是随便拉过一本书来，闭了眼睛，翻开，用手指指下去，然后张开眼，看指着的两句，就算是卜辞。
用的是《陶渊明集》，如法泡制，那两句是：“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22〕详了一会，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注解】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五日、八日、十日、十二日北京《世界日报副刊》。
〔2〕段祺瑞曾著《二感篇》，发表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八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分《内感》与《外感》两篇。“内感”是对国内时局的感想；“外感”是对国际时局的感想。在《内感》篇内，他大谈封建的“道德仁义”，满含杀机地说：“最奇特者。人之所无。而我更有澎湃之学潮。可谓新之又新。……不加裁制。胡可以安良善。郑子产曰。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尧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诛。……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这里的“外冒篇”是对段祺瑞的讽刺。
〔3〕李慈铭（1830—1894） 字无心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末文学家。所著《越缦堂日记》，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二○年影印出版。
〔4〕“有厚望焉” 一九二六年四月中旬，段祺瑞在逃往天津前发出八道“命令”。第一道“严禁赤化”中说：“惟是共产之祸，举国非之，及今不图，何以为国，尚望各省军民长官，国内耆旧，设法消弭，勿任滋蔓，有厚望焉。”这里是顺笔对段的讽刺。
〔5〕《世界日报》 成舍我主办，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六月中旬，该报请刘半农编辑副刊。据《鲁迅日记》，刘在六月十八日访作者约稿。作者便自六月二十五日起为该刊写了《马上日记》等文。
〔6〕八字 旧时用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来记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各得两字，合为“八字”。迷信认为根据这八个字可推算人的命运祸福。
〔7〕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 指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九二六年三月，梁启超因尿血症在北京协和医院诊治，由医生割去右肾后，不但血未全清，连病源也未查出。当时陈西滢为此写了两篇《闲话》（刊于五月十五日、二十二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五、七十六期），徐志摩也写过一篇《我们病了怎么办？》（五月二十九日《晨报副刊》），一起对开刀的医生加以指责和嘲弄。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七十六期的《闲话》中说：“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这里的“中医了不得论”，即指此类言论。
〔8〕季茀 许寿裳（1882—1948），字季茀，浙江绍兴人，教育家。作者留学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其后又在教育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处同事多年，与作者友情甚笃。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台湾大学任教。因倾向民主和宣传鲁迅，致遭国民党反动派所忌，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深夜被刺杀于台北。著有《鲁迅年谱》、《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
〔9〕Dr．H．指许诗堇，许寿裳兄许铭伯之子。《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九日载：“上午，季市、诗堇来，为立一方治胃病。”
〔10〕Sirup Simpel 德语：纯糖浆。
〔11〕Fraeulein H． 德语：H女士（即许广平）。
〔12〕“特别国情” 这是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散布的一种谬论。古德诺于该年八月十日的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一篇《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声称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宜实行民主政治，应恢复君主政体，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这里借作对药房欺诈行为的讥讽。
〔13〕吕端（933—998） 字易直，河北安次人，宋太宗时为宰相。《宋史·吕端传》说：“太宗欲相端，或曰：‘端为人糊涂。’太宗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相之。”
〔14〕各条标点，应如下：
“国朝陈锡路《黄鉐余话》云：唐傅奕考奕道经众本，有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
“国朝欧阳泉《点勘记》云：欧阳修《醉翁亭记》‘让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并同；诸选本作‘酿泉’，误也。”
“袁石公典试秦中后，颇自悔其少作；诗文皆粹然一出于正。”
“考……顺治中，秀水又有一陈忱，……著《诚斋诗集》、《不出户庭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诸书。”
〔15〕霁野 李霁野，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译有剧本《往星中》（安特来夫）、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有短篇小说集《影》及《回忆鲁迅先生》等。
〔16〕“方糖” 即霜糖，河南开封附近各县名产。这些地区的口音读“霜”为“方”。
〔17〕景宋 许广平（1898—1968），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鲁迅夫人。著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遭难前后》、《鲁迅回忆录》等。
〔18〕摩托车 这里指小汽车。
〔19〕吴玉帅 指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字子玉）。一九二六年春他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进攻国民军，四月，国民军失败退出北京等地，他便在这时来到北京。
〔20〕L君 指刘复（半农）。下文的C君，指齐宗颐（寿山）。
据《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载：“晴。……往信昌药房买药。访刘半农不值。访寿山。”
〔21〕这一段报道见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世界日报》所载的“本报特讯”。张其锽，吴佩孚的秘书长。
〔22〕“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语见陶潜《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
前几天会见小峰，谈到自己要在半农所编的副刊上投点稿，那名目是《马上日记》。小峰怃然曰，回忆归在《旧事重提》〔2〕中，目下的杂感就写进这日记里面去……。
意思之间，似乎是说：你在《语丝》上做什么呢？——
但这也许是我自己的疑心病。我那时可暗暗地想：生长在敢于吃河豚的地方的人，怎么也会这样拘泥？政党会设支部，银行会开支店，我就不会写支日记的么？因为《语丝》上须投稿，而这暗想马上就实行了，于是乎作支日记。
六月二十九日晴。
早晨被一个小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赶开，又来；赶开，又来；而且一定要在脸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它不死，只得改变方针：自己起来。
记得前年夏天路过S州〔3〕，那客店里的蝇群却着实使人惊心动魄。饭菜搬来时，它们先追逐着赏鉴；夜间就停得满屋，我们就枕，必须慢慢地，小心地放下头去，倘若猛然一躺，惊动了它们，便轰的一声，飞得你头昏眼花，一败涂地。
到黎明，青年们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脸上来爬来爬去了。但我经过街上，看见一个孩子睡着，五六个蝇子在他脸上爬，他却睡得甜甜的，连皮肤也不牵动一下。在中国过活，这样的训练和涵养工夫是万不可少的。与其鼓吹什么“捕蝇”〔4〕，倒不如练习这一种本领来得切实。
什么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没有全好呢，还是缺少了睡眠时间。仍旧懒懒地翻翻废纸，又看见几条《茶香室丛钞》〔5〕式的东西。已经团入字纸篓里的了，又觉得“弃之不甘”，挑一点关于《水浒传》〔6〕的，移录在这里罢——
宋洪迈《夷坚甲志》〔7〕十四云：“绍兴二十五年，吴傅朋说除守安丰军，自番阳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见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担观之。其人曰，吾村有妇人为虎衔去，其夫不胜愤，独携刀往探虎穴，移时不反，今谋往救也。久之，民负死妻归，云，初寻迹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戏岩窦下，即杀之，而隐其中以俟。少顷，望牝者衔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断其一足。虎弃所衔人，踉蹡而窜；徐出视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数十步，堕涧中。吾复入窦伺，牡者俄咆跃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杀之。妻冤已报，无憾矣。乃邀邻里往视，舆四虎以归，分烹之。”案《水浒传》叙李逵沂岭杀四虎事，情状极相类，疑即本此等传说作之。《夷坚甲志》成于乾道初（1165），此条题云《舒民杀四虎》。
宋庄季裕《鸡肋编》〔8〕中云：“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始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案《水浒传》叙郓哥向武大索麦稃，“武大道：‘我屋里又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稃？’郓哥道：‘你说没麦稃，怎地栈得肥月耷月耷地，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武大道：‘含鸟猢狲！
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鸭必多雄始孕，盖宋时浙中俗说，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浒传》确为旧本，其著者则浙人；虽庄季裕，亦仅知鸭羹无气而已。《鸡肋编》有绍兴三年（1133）序，去今已将八百年。
元陈泰《所安遗集》《江南曲序》云：“余童AEH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过梁山泊，舟遥见一峰，嵲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去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始予过此，荷花弥望，今无复存者，惟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味其词，作《江南曲》以叙游历，且以慰宋妻种荷之意云。（原注：
曲因囊损无存。）”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泺中，且植芰荷，仅见于此；而谓江勇悍狂侠，亦与今所传性格绝殊，知《水浒》故事，宋元来异说多矣。泰字志同，号所安，茶陵人，延襱甲寅（1314），以《天马赋》中省试第十二名，会试赐乙卯科张起岩榜进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龙南令，卒官。至曾孙朴，始集其遗文为一卷。成化丁未，来孙〔9〕铨等又并补遗重刊之。《江南曲》即在补遗中，而失其诗。近《涵芬楼秘笈》第十集收金侃〔10〕手写本，则并序失之矣。“舟遥见一峰”及“昔宋江事处”二句，当有脱误，未见别本，无以正之。
七月一日晴。
上午，空六〔11〕来谈；全谈些报纸上所载的事，真伪莫辨。
许多工夫之后，他走了，他所谈的我几乎都忘记了，等于不谈。只记得一件：据说吴佩孚大帅在一处宴会的席上发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为“蚩”“赤”同音，所以蚩尤即“赤尤”，“赤尤”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12〕说毕，合座为之“欢然”云。
太阳很烈，几盆小草花的叶子有些垂下来了，浇了一点水。田妈忠告我：浇花的时候是每天必须一定的，不能乱；一乱，就有害。我觉得有理，便踌躇起来；但又想，没有人在一定的时候来浇花，我又没有一定的浇花的时候，如果遵照她的学说，那些小花可只好晒死罢了。即使乱浇，总胜于不浇；即使有害，总胜于晒死罢。便继续浇下去，但心里自然也不大踊跃。下午，叶子都直起来了，似乎不甚有害，这才放了心。
灯下太热，夜间便在暗中呆坐着，凉风微动，不觉也有些“欢然”。人倘能够“超然象外”〔13〕，看看报章，倒也是一种清福。我对于报章，向来就不是博览家，然而这半年来，已经很遇见了些铭心绝品。远之，则如段祺瑞执政的《二感篇》，张之江督办的《整顿学风电》〔14〕，陈源教授的《闲话》；
近之，则如丁文江督办（？）的自称“书呆子”演说〔15〕，胡适之博士的英国庚款答问〔16〕，牛荣声先生的“开倒车”论（见《现代评论》七十八期）〔17〕，孙传芳督军的与刘海粟先生论美术书〔18〕。但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来，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今年春天，张之江督办明明有电报来赞成枪毙赤化嫌疑的学生，而弄到底自己还是逃不出赤化。这很使我莫明其妙；现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师，那疑团可就冰释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领么？所以三一八惨案，即等于以赤讨赤，无论那一面，都还是逃不脱赤化的名称。
这样巧妙的考证天地间委实不很多，只记得先前在日本东京时，看见《读卖新闻》上逐日登载着一种大著作，其中有黄帝即亚伯拉罕的考据〔19〕。大意是日本称油为“阿蒲拉”（Abura），油的颜色大概是黄的，所以“亚伯拉”就是“黄”。
至于“帝”，是与“罕”形近，还是与“可汗”音近呢，我现在可记不真确了，总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黄帝而已。篇名和作者，现在也都忘却，只记得后来还印成一本书，而且还只是上卷。但这考据究竟还过于弯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晴。
午后，在前门外买药后，绕到东单牌楼的东亚公司闲看。
这虽然不过是带便贩卖一点日本书，可是关于研究中国的就已经很不少。因为或种限制，只买了一本安冈秀夫所作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20〕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书，用大红深黄做装饰的，价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灯下，就看看那本书，他所引用的小说有三十四种，但其中也有其实并非小说和分一部为几种的。蚊子来叮了好几口，虽然似乎不过一两个，但是坐不住了，点起蚊烟香来，这才总算渐渐太平下去。
安冈氏虽然很客气，在绪言上说，“这样的也不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难于漏网的。”但是，“一测那程度的高下和范围的广狭，则即使夸称为支那的民族性，也毫无应该顾忌的处所，”所以从支那人的我看来，的确不免汗流浃背。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和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淫风炽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21〕，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二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
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大家本来看得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但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已经早有心得，而且应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圆熟起来，则不但外交上一定胜利，还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这时须连“支那人”三个字也不说，代以“华人”，因为这也是关于“华人”的体面的。
我还记得民国初年到北京时，邮局门口的扁额是写着“邮政局”的，后来外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叫声高起来，不知道是偶然还是什么，不几天，都一律改了“邮务局”了。外国人管理一点邮“务”，实在和内“政”不相干，这一出戏就一直唱到现在。
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
中国人先前听到俄国的“虚无党”三个字，便吓得屁滚尿流，不下于现在之所谓“赤化”。其实是何尝有这么一个“党”；只是“虚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却是有的，是都介涅夫〔22〕（I．Turgeniev）给创立出来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这样的人物，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虽然这个形容词和下面的名词万万联不起来。
夜，寄品青〔23〕信，托他向孔德学校去代借《闾邱辨囿》〔24〕。
夜半，在决计睡觉之前，从日历上将今天的一张撕去，下面这一张是红印的。我想，明天还是星期六，怎么便用红字了呢？仔细看时，有两行小字道：“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25〕。我又想，明天可挂国旗呢？……于是，不想什么，睡下了。
七月三日晴。
热极，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觉。
晚饭后在院子里乘凉，忽而记起万牲园，因此说：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现在进不去了。田妈就谈到那管门的两个长人，说最长的一个是她的邻居，现在已经被美国人雇去，往美国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这话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
〔26〕我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的晚上这才明白了：“长”，是确有价值的。《现代评论》的以“学理和事实”并重自许，确也说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觉时为止，似乎并没有挂国旗，后半夜补挂与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晴。
早晨，仍然被一个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仍然赶不走，仍然只得自己起来。品青的回信来了，说孔德学校没有《闾邱辨囿》。
也还是因为那一本《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因为那里面讲到中国的肴馔，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国的肴馔。我于此道向来不留心，所见过的旧记，只有《礼记》里的所谓“八珍”〔27〕，《酉阳杂俎》〔28〕里的一张御赐菜帐和袁枚名士的《随园食单》〔29〕。元朝有和斯辉的《饮馔正要》〔30〕，只站在旧书店头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买不起。唐朝的呢，有杨煜的《膳夫经手录》〔31〕，就收在《闾邱辨囿》中。现在这书既然借不到，只好拉倒了。
近年尝听到本国人和外国人颂扬中国菜，说是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n。但我实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中外人士以为可口，卫生，第一而第n的，当然不是这些；应该是阔人，上等人所吃的肴馔。但我总觉得不能因为他们这么吃，便将中国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虽然出了两三位“高等华人”，而别的人们也还是“下等”的一般。
安冈氏的论中国菜，所引据的是威廉士的《中国》〔32〕（《Middle Kingdom by Williams》），在最末《耽享乐而淫风炽盛》这一篇中。其中有这么一段——
“这好色的国民，便在寻求食物的原料时，也大概以所想像的性欲底效能为目的。从国外输入的特殊产物的最多数，就是认为含有这种效能的东西。……在大宴会中，许多菜单的最大部分，即是想像为含有或种特殊的强壮剂底性质的奇妙的原料所做。……”
我自己想，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但看到这里却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国菜诚然大抵浓厚，然而并非国民的常食；中国的阔人诚然很多淫昏，但还不至于将肴馔和壮阳药并合。“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33〕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这样——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
安冈氏又自己说——
“笋和支那人的关系，也与虾正相同。彼国人的嗜笋，可谓在日本人以上。虽然是可笑的话，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像来的罢。”
会稽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宝贵的，所以曾有“会稽竹箭”〔34〕的话。然而宝贵它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于战斗，并非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多竹，即多笋；因为多，那价钱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乡，就吃了十多年笋，现在回想，自省，无论如何，总是丝毫也寻不出吃笋时，爱它“挺然翘然”的思想的影子来。因为姿势而想像它的效能的东西是有一种的，就是肉苁蓉〔35〕，然而那是药，不是菜。总之，笋虽然常见于南边的竹林中和食桌上，正如街头的电干和屋里的柱子一般，虽“挺然翘然”，和色欲的大小大概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而洗刷了这一点，并不足证明中国人是正经的国民。要得结论，还很费周折罢。可是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冈氏又说，“去今十余年前，有……称为《留东外史》〔36〕这一种不知作者的小说，似乎是记事实，大概是以恶意地描写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为目的的。然而通读全篇，较之攻击日本人，倒是不识不知地将支那留学生的不品行，特地费了力招供出来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这是真的，要证明中国人的不正经，倒在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
我没有恭逢过奉陪“大宴会”的光荣，只是经历了几回中宴会，吃些燕窝鱼翅。现在回想，宴中宴后，倒也并不特别发生好色之心。但至今觉得奇怪的，是在燉，蒸，煨的烂熟的肴馔中间，夹着一盘活活的醉虾。据安冈氏说，虾也是与性欲有关系的；不但从他，我在中国也听到过这类话。然而我所以为奇怪的，是在这两极端的错杂，宛如文明烂熟的社会里，忽然分明现出茹毛饮血的蛮风来。而这蛮风，又并非将由蛮野进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蛮野，假如比前者为白纸，将由此开始写字，则后者便是涂满了字的黑纸罢。一面制礼作乐，尊孙读经，“四千年声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处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还不肯做的事……全个中国，就是这样的一席大宴会！
我以为中国人的食物，应该去掉煮得烂熟，萎靡不振的；
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应该吃些虽然熟，然而还有些生的带着鲜血的肉类……。
正午，照例要吃午饭了，讨论中止。菜是：干菜，已不“挺然翘然”的笋干，粉丝，腌菜。对于绍兴，陈源教授所憎恶的是“师爷”和“刀笔吏的笔尖”，我所憎恶的是饭菜。
《嘉泰会稽志》〔37〕已在石印了，但还未出版，我将来很想查一查，究竟绍兴遇着过多少回大饥馑，竟这样地吓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专喜欢储藏干物品。有菜，就晒干；有鱼，也晒干；有豆，又晒干；有笋，又晒得它不像样；菱角是以富于水分，肉嫩而脆为特色的，也还要将它风干……。听说探险北极的人，因为只吃罐头食物，得不到新东西，常常要生坏血病；倘若绍兴人肯带了干菜之类去探险，恐怕可以走得更远一点罢。
晚，得乔峰〔38〕信并丛芜所译的布宁〔39〕的短篇《轻微的欷歔》稿，在上海的一个书店里默默地躺了半年，这回总算设法讨回来了。
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此外，则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
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
七月五日晴。
晨，景宋将《小说旧闻钞》的一部分理清送来。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才毕，寄给小峰付印。天气实在热得可以。
觉得疲劳。晚上，眼睛怕见灯光，熄了灯躺着，仿佛在享福。听得有人打门，连忙出去开，却是谁也没有，跨出门去根究，一个小孩子已在暗中逃远了。
关了门，回来，又躺下，又仿佛在享福。一个行人唱着戏文走过去，余音袅袅，道，“咿，咿，咿！”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过的《小说旧闻钞》里的强汝询〔40〕老先生的议论来。这位先生的书斋就叫作求有益斋，则在那斋中写出来的文章的内容，也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说，诚不解一个人何以无聊到要做小说，看小说。但于古小说的判决却从宽，因为他古，而且昔人已经著录了。
憎恶小说的也不只是这位强先生，诸如此类的高论，随在可以闻见。但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虽是崇奉关岳〔41〕的大人先生们，倘问他心目中的这两位“武圣”的仪表，怕总不免是细着眼睛的红脸大汉和五绺长须的白面书生，或者还穿着绣金的缎甲，脊梁上还插着四张尖角旗。
近来确是上下同心，提倡着忠孝节义了，新年到庙市上去看年画，便可以看见许多新制的关于这类美德的图。然而所画的古人，却没有一个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七月六日晴。
午后，到前门外去买药。配好之后，付过钱，就站在柜台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经停了一天了，应该早喝；二，尝尝味道，是否不错的；三，天气太热，实在有点口渴了。
不料有一个买客却看得奇怪起来。我不解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来了，悄悄地向店伙道：
“那是戒烟药水罢？”
“不是的！”店伙替我维持名誉。
“这是戒大烟的罢？”他于是直接地问我了。
我觉得倘不将这药认作“戒烟药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几何，何必固执，我便似点非点的将头一动，同时请出我那“介乎两可之间”的好回答来：
“唔唔……。”
这既不伤店伙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热烈的期望，该是一帖妙药。果然，从此万籁无声，天下太平，我在安静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园〔42〕，径向约定的一个僻静处所，寿山〔43〕已先到，略一休息，便开手对译《小约翰》〔44〕。这是一本好书，然而得来却是偶然的事。大约二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头买到几十本旧的德文文学杂志，内中有着这书的绍介和作者的评传，因为那时刚译成德文。觉得有趣，便托丸善书店去买来了；想译，没有这力。后来也常常想到，但总为别的事情岔开；直到去年，才决计在暑假中将它译好，并且登出广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过得比别的时候还艰难。今年又记得起来，翻检一过，疑难之处很不少，还是没有这力。问寿山可肯同译，他答应了，于是开手；并且约定，必须在这暑假期中译完。
晚上回家，吃了一点饭，就坐在院子里乘凉。田妈告诉我，今天下午，斜对门的谁家的婆婆和儿媳大吵了一通嘴。据她看来，婆婆自然有些错，但究竟是儿媳妇太不合道理了。问我的意思，以为何如。我先就没有听清吵嘴的是谁家，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两个婆媳，更没有听到她们的来言去语，明白她们的旧恨新仇。现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实有点不敢自信，况且我又向来并不是批评家。我于是只得说：这事我无从断定。
但是这句话的结果很坏。在昏暗中，虽然看不见脸色，耳朵中却听到：一切声音都寂然了。静，沉闷的静；后来还有人站起，走开。
我也无聊地慢慢地站起，走进自己的屋子里，点了灯，躺在床上看晚报；看了几行，又无聊起来了，便碰到东壁下去写日记，就是这《马上支日记》。
院子里又渐渐地有了谈笑声，谠论声。
今天的运气似乎很不佳：路人冤我喝“戒烟药水”，田妈说我……。她怎么说，我不知道。但愿从明天起，不再这样。
【注解】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二十六日，八月二日、十六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七、八十九、九十、九十二期。
〔2〕《旧事重提》 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各篇最初在《莽原》半月刊上发表时的总名。
〔3〕S州 指河南陕州。一九二四年七、八月间，鲁迅曾应陕西教育厅和西北大学的邀请到西安讲学，往返都经过这里。
〔4〕鼓吹什么“捕蝇” 当时北京有些团体和学校提倡捕蝇活动，有的举办捕蝇比赛会，有的出资以发动贫苦小孩捕蝇出卖。
〔5〕《茶香室丛钞》 俞樾所著笔记，共四集，一○六卷。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清代学者。
〔6〕《水浒传》 长篇小说，明代施耐庵著。
〔7〕洪迈（1123—1202） 字景庐，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代文学家。《夷坚甲志》，是他所著的笔记小说，原为正集、支案、三集、四集，共四二○卷；现在留传下来的，以张元济校辑本二○六卷为较完善。这里所引的一条，出正集甲志第十四卷。
〔8〕庄季裕 名绰，字季裕，宋代山西清源（今属清徐）人。
《鸡肋编》，是他所著的笔记，内容多述轶闻旧事，凡三卷。这里所引的一条，出于该书卷中。
〔9〕来孙 玄孙的儿子。自本身下数为第六代。
〔10〕《涵芬楼秘笈》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套丛书，共出十集。
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存放善本图书的藏书楼名。金侃，字亦陶，苏州人，清代藏书家。
〔11〕空六 即陈廷璠，陕西雩阝县（今户县）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教务主任。
〔12〕蚩尤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九黎族酋长。《史记·五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一九二六年六月，北洋军阀吴佩孚为了宣传“讨赤”，曾经在北京怀仁堂的一次宴会上发表谬论说：“赤化之源，为黄帝时之蚩尤，以蚩赤同音，蚩尤即赤化之祖。”（据《向导》周报第一六一期“寸铁”栏）
〔13〕“超然象外” 语出唐代司空图《诗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原意是形容诗歌的“雄浑”的风格，这里是对人生社会漠不关心的意思。
〔14〕张之江 河北盐山人，国民军将领之一，当时任西北边防督办。
〔15〕丁文江（1887—1936） 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一九二六年四月，孙传芳任命他为淞沪商埠总办；五月二十八日，他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鄙人为一书呆子，一大傻子，决不以做官而改变其面目”等语。（见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上海《新闻报》）
〔16〕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九日，复旦通信社记者访问英国庚款委员会华方委员胡适，就英国退还庚款用途提出问题。记者问：“庚款用途已否决定？”胡答：“已经决定。”又问：“决定系作何项用途？”胡答：“此时不能宣布。”又问：“究竟于中国有无利益？”胡答：“以余个人之观察，甚觉满意。”等等。（见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晨报》）
〔17〕牛荣声 事迹不详。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发表《“开倒车”》一文，为反动派的言行作辩护，其中说：“今人说某人是‘开倒车’，某事是‘开倒车’，并不见得某人便真腐败，守旧，某事便真不合现代的潮流。也许是因为说话的人有了主观的偏见，也许是他太急进，也许是他的见解根本错误。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
〔18〕孙传芳（1885—1935） 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曾任浙江督军，一九二六年夏他盘踞苏浙等地时，曾下令禁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用模特儿，并一再写信给该校校长刘海粟，以为模特儿有违中国的“衣冠礼教”，必须严禁。如他在六月三日的一封信中说：“生人模型，东西洋固有此式，惟中国则素重礼教，四千年前，轩辕衣裳而治，即以裸裎袒裼为鄙野。……模特儿止为西洋画这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以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亦何必求全召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见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上海《新闻报》）
〔19〕亚伯拉罕 （Abraham） 犹太族的始祖，约当公元前二千年自迦勒底迁居迦南（见《旧约·创世记》）。这里所说黄帝即亚伯拉罕的考据，是日本佐佐木照山在一篇关于《穆天子传》的文章中所发的怪论。
〔20〕《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 一九二六年四月东京聚芳阁出版，是一本诬蔑中国民族的书。
〔21〕Smith 斯密斯（1845—1932），美国传教士，曾居留中国五十余年。他所著的《中国人气质》一书，有日本澁江保译本，一八九六年东京博文馆出版。
〔22〕都介涅夫（W．c．TypKSZST，1818—1883） 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这里是指他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类型的人物。
〔28〕品青 即王品青。
〔24〕《闾邱辨囿》 丛书名。清代顾嗣立辑，共收书十种。
〔25〕“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 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扶持溥仪复辟，事前曾得到段祺瑞的默契。段祺瑞原想利用张勋来解散国会，推倒总统黎元洪；但复辟事起，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他便转而以拥护共和为名，于七月三日在天津西南面的马厂誓师，出兵讨伐张勋。张勋失败后，北洋政府曾规定这天为“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日”。
〔26〕《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一、七十二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二十四日）刊载陈西滢所作《闲话》，列举他认为是“中国新出有价值的书”共十一种，其中举《玉君》为长篇小说的代表说：“要是没有杨振声先生的《玉君》，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有长篇小说。”
《玉君》，现代社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二五年出版。
〔27〕“八珍” 用八种烹调方法制成的食品。据《礼记·内则》，“八珍”的名目是：“淳熬、淳母、炮、擣珍、渍、熬、糁、肝膋。”
〔28〕《酉阳杂俎》 段成式著，二十卷，续集十卷。内容多记秘书异事，为唐代笔记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种；御赐菜帐见卷一《忠志》篇。段成式（？—863），字柯古，齐州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唐代文学家。
〔29〕《随园食单》 袁枚著，四卷。袁权（1716—1798），字子才，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诗人。曾任江苏溧水、江浦、江宁等县知县，退职后筑随园于江宁城西小仓山，故又号随园。
〔30〕《饮馔正要》 应作《饥膳正要》，元代和斯辉著，三卷。
和斯辉在元仁宗延襱间（1314—1320）曾任饮膳太医，该书的内容便是记载关于饮膳卫生和育婴妊娠等的知识。
〔31〕《膳夫经手录》 唐代杨煜著，四卷。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1056）。杨煜（《新唐书》作阳晔），曾任巢县县令。
〔32〕威廉士（S．W．Williams，1812—1884）美国传教士，曾在美国驻华领事馆任职。《中国》一书出版于一八七九年。
〔33〕“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语出《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纣，商代最后一个君主。
〔34〕“会稽竹箭” 语出《尔雅·释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
〔35〕肉苁蓉 一年生寄生草本植物，茎肉质，高尺余，形如短柱。李时珍《本草纲目》说：“此物补而不峻，故有从容之号，从容，和缓之貌。”
〔36〕《留东外史》 不肖生（向恺然）著。是一部描写清末我国留日学生生活的类似“黑幕小说”的作品。
〔37〕《嘉泰会稽志》 宋代施宿著，二十卷。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完成，故名。一九二六年夏绍兴周肇祥等据清嘉庆间采鞠轩刊本影印。施宿，字武子，浙江吴兴人，曾任绍兴府通判。
〔38〕乔峰 周建人，字乔峰，鲁迅的三弟，生物学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译有达尔文《种的起源》、生物学论文选集《进化与退化》；著有《生物进化浅说》、《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等。
〔39〕丛芜 韦丛芜（1905—1978），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
布宁（W． ．UdZPZ，1870—1953），又译蒲宁，俄国小说家。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后死于巴黎。
〔40〕强汝询（1824—1894） 字荛叔，江苏溧阳人，清咸丰举人。著有《求益斋文集》。他在《佩雅堂书目小说类序》中说，做小说是“敝神劳思，取媚流俗，甘为识者所耻笑，甚矣其不自重也！……
魏晋以来小说，传世既久，余家亦间有之，其辞或稍雅驯，姑列于目；
而论其失，以为后戒焉。”参看《小说旧闻钞·禁黜》。
〔41〕关岳 指关羽和岳飞。过去封建统治者把他们作为忠义的化身，建立专祠奉祀。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政府下令以关羽、岳飞合祀。以后，北洋政府也不断地祭祀关岳。
〔42〕中央公园 今北京中山公园。
〔43〕寿山 齐寿山（1881—1965），名宗颐，河北高阳人，德国柏林大学毕业，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视学。
〔44〕《小约翰》 长篇童话，荷兰望·蔼覃著。鲁迅译本收入《未名丛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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