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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新群众》作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这一点，已经由两年以来的事实，证明得十分明白。前年，最初绍介蒲力汗诺夫（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和卢那卡尔斯基（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的文艺理论进到中国的时候，先使一位白璧德先生（ＭｒAＰｒｏｆAＩｒｖｉｎｇＢａｂｂｉｔｔ）的门徒，感觉锐敏的“学者”愤慨，他以为文艺原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无产者倘要创作或鉴赏文艺，先应该辛苦地积钱，爬上资产阶级去，而不应该大家浑身褴褛，到这花园中来吵嚷。并且造出谣言，说在中国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人，是得了苏俄的卢布。〔２〕这方法也并非毫无效力，许多上海的新闻记者就时时捏造新闻，有时还登出卢布的数目。但明白的读者们并不相信它，因为比起这种纸上的新闻来，他们却更切实地在事实上看见只有从帝国主义国家运到杀戮无产者的枪炮。
统治阶级的官僚，感觉比学者慢一点，但去年也就日加迫压了。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绥拉菲摩维支（A．Serafmovitch），伊凡诺夫（Ｖ．Ivanov）和奥格涅夫（N．Ognev）不必说了，连契诃夫（Ａ．Chekhov）和安特来夫（L．Andreev）③的有些小说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使书店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如Mr．Cat和Mis Ros④谈天，称赞春天如何可爱之类——因为至尔妙伦⑤所作的童话的译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称赞春天。但现在又有一位将军发怒，说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Mr．，有失人类的尊严了。⑥单是禁止，还不根本的办法，于是今年有五个左翼作家失了踪，经家族去探听，知道是在警备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见，半月以后，再去问时，却道已经“解放”——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称——了，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报章上，绝无记载。接着是封闭曾出新书或代售新书的书店，多的时候，一天五家，——但现在又陆续开张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惟看书店的广告，知道是在竭力印些英汉对照，如斯蒂文生（Robert Stevenson），槐尔特（Oscar Wilde）⑦等人的文章。
然而统治阶级对于文艺，也并非没有积极的建设。一方面，他们将几个书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员赶开，暗暗换上肯听嗾使的自己的一伙。但这立刻失败了。因为里面满是走狗，这书店便像一座威严的衙门，而中国的衙门，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讨厌的东西，自然就没有人去。喜欢去跑跑的还是几只闲逛的走狗。这样子，又怎能使门市热闹呢？但是，还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杂志，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为止，已将十种。然而这也失败了。最有妨碍的是这些“文艺”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员和一位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８〕他们的善于“解放”的名誉，都比“创作”要大得多。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ＨｅｎｒｙＦｏｒｄ）〔９〕先生不谈汽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
官僚的书店没有人来，刊物没有人看，救济的方法，是去强迫早经有名，而并不分明左倾的作者来做文章，帮助他们的刊物的流布。那结果，是只有一两个胡涂的中计，多数却至今未曾动笔，有一个竟吓得躲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他们里面的最宝贵的文艺家，是当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未受迫害，为革命的青年所拥护的时候，自称左翼，而现在爬到他们的刀下，转头来害左翼作家的几个人。〔１０〕为什么被他们所宝贵的呢？因为他曾经是左翼，所以他们的有几种刊物，那面子还有一部分是通红的，但将其中的农工的图，换上了毕亚兹莱（Ａｕｂｒｅｙ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１１〕的个个好像病人的图画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些读者们，凡是一向爱读旧式的强盗小说的和新式的肉欲小说的，倒并不觉得不便。然而较进步的青年，就觉得无书可读，他们不得已，只得看看空话很多，内容极少——这样的才不至于被禁止——的书，姑且安慰饥渴，因为他们知道，与其去买官办的催吐的毒剂，还不如喝喝空杯，至少，是不至于受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却无论如何，仍在非常热烈地要求，拥护，发展左翼文艺。
所以，除官办及其走狗办的刊物之外，别的书店的期刊，还是不能不设种种方法，加入几篇比较的急进的作品去，他们也知道专卖空杯，这生意决难久长。左翼文艺有革命的读者大众支持，“将来”正属于这一面。
这样子，左翼文艺仍在滋长。但自然是好像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
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迫压，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像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艺家”喜欢。他们以为受教育能到会写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者应该抱住自己的小资产，现在却反而倾向无产者，那一定是“虚伪”。惟有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倒是出于“真”心的。“真”比“伪”好，所以他们的对于左翼作家的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便是更好的文艺。
但是，这用刀的“更好的文艺”，却在事实上，证明了左翼作家们正和一样在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运命，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Ｐａｓｓｉｏｎ），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
【注解】
〔１〕本篇是作者应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之约，为美国《新群众》杂志而作，时间约在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当时未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
〔２〕这里所说白璧德的门徒、“学者”，都指梁实秋。参看本书《“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以及有关的注释。
〔３〕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通译绥拉菲摩维奇，著有长篇小说《铁流》等。伊凡诺夫（1895～1963），著有中篇小说《铁甲列车14～69号》等。奥格涅夫（1888—1938），著有《新俄学生日记》等们都是苏联作家。契诃夫（1860～1904），著有短篇小说数百篇及剧本《海鸥》、《樱桃园》等。安特来夫（1871～1919），通译安德烈夫，著有中篇小说《红的笑》等。他们都是俄国作家。
〔４〕ＭｒAＣａｔ和ＭｉｓｓＲｏｓｅ英语：猫先生和玫瑰小姐
⑤至尔妙伦 参看《三闲集·〈小彼得〉译本序》及其注③。她所作《小彼得》（许霞译，鲁迅校改）第六篇《破雪草的故事》中，曾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比喻为冬天予以诅咒。
〔６〕指当时湖南军阀何键。他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咨文”中，主张禁止在教科书中把动物比拟为人类，其中说：“近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
〔７〕斯蒂文生（１８５０—１８９４）英国小说家。著有小说《金银岛》等。槐尔特（１８５６—１９００），通译王尔德，英国唯美主义作家，著有剧本《莎乐美》等。
〔８〕政府委员指朱应鹏。他是国民党上海市区党部委员、上海市政府委员，《前锋月刊》主编。侦辑队长，指范争波。他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前锋周报》编辑之一。他们都是“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发起人。
〔９〕亨利·福特（１８６３—１９４７）美国经营汽车制造业的垄断资本家，有“汽车大王”之称。
〔１０〕一九三一年四、五月间，“左联”常委会曾发布《开除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的通告》，揭露他们追随或参加“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和其他一些反动行为（见《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二期）。作者这里说的几个转向的文艺家当指这些人。
〔１１〕毕亚兹莱（１８７２—１８９８）英国画家。多用带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绘社会生活，常把人画得瘦削。
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２〕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３〕大学生。但这三代之中，却要算赵教授的主张最为明白而且彻底了，那精义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
这一条格言虽然有些希奇古怪，但对于读者是有效力的。
因为“信而不顺”的译文，一看便觉得费力，要借书来休养精神的读者，自然就会佩服赵景深教授的格言。至于“顺而不信”的译文，却是倘不对照原文，就连那“不信”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然而用原文来对照的读者，中国有几个呢。这时候，必须读者比译者知道得更多一点，才可以看出其中的错误，明白那“不信”的所在。否则，就只好胡里胡涂的装进脑子里去了。
我对于科学是知道得很少的，也没有什么外国书，只好看看译本，但近来往往遇见疑难的地方。随便举几个例子罢。《万有文库》〔４〕里的周太玄先生的《生物学浅说》里，有这样的一句——
“最近如尼尔及厄尔两氏之对于麦……”
据我所知道，在瑞典有一个生物学名家Ｎｉｌｓｓｏｎ－Ｅｈｌｅ是考验小麦的遗传的，但他是一个人而兼两姓，应该译作“尼尔生厄尔”才对。现在称为“两氏”，又加了“及”，顺是顺的，却很使我疑心是别的两位了。不过这是小问题，虽然，要讲生物学，连这些小节也不应该忽略，但我们姑且模模胡胡罢。
今年的三月号《小说月报》上冯厚生先生译的《老人》里，又有这样的一句——
“他由伤寒病变为流行性的感冒（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的重病……”
这也是很“顺”的，但据我所知道，流行性感冒并不比伤寒重，而且一个是呼吸系病，一个是消化系病，无论你怎样“变”，也“变”不过去的。须是“伤风”或“中寒”，这才变得过去。但小说不比《生物学浅说》，我们也姑且模模胡胡罢。这回另外来看一个奇特的实验。
这一种实验，是出在何定杰及张志耀两位合译的美国Ｃｏｎｋｌｉｎ所作的《遗传与环境》里面的。那译文是——“……他们先取出兔眼睛内髓质之晶体，注射于家禽，等到家禽眼中生成一种‘代晶质’，足以透视这种外来的蛋白质精以后，再取出家禽之血清，而注射于受孕之雌兔。雌兔经此番注射，每不能堪，多遭死亡，但是他们的眼睛或晶体并不见有若何之伤害，并且他们卵巢内所蓄之卵，亦不见有什么特别之伤害，因为就他们以后所生的小兔看来，并没有生而具残缺不全之眼者。”
这一段文章，也好像是颇“顺”，可以懂得的。但仔细一想，却不免不懂起来了。一，“髓质之晶体”是什么？因为水晶体是没有髓质皮质之分的。二，“代晶质”又是什么？三，“透视外来的蛋白质”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没有原文能对，实在苦恼得很，想来想去，才以为恐怕是应该改译为这样的——“他们先取兔眼内的制成浆状（以便注射）的水晶体，注射于家禽，等到家禽感应了这外来的蛋白质（即浆状的水晶体）而生‘抗晶质’（即抵抗这浆状水晶体的物质）。然后再取其血清，而注射于怀孕之雌兔。……”
以上不过随手引来的几个例，此外情随事迁，忘却了的还不少，有许多为我所不知道的，那自然就都溜过去，或者照样错误地装在我的脑里了。但即此几个例子，我们就已经可以决定，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长庚。
〔２〕赵景深四川宜宾人，当时复旦大学教授，北新书局编辑。他在《读书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一年三月）《论翻译》一文中为误译辩解说：“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换一句话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以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
〔３〕杨晋豪上海奉贤人，当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他在《社会与教育》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一年九月）发表《从“翻译论战”说开去》一文，攻击当时马列主义著作和“普罗”文学理论的译文“生硬”，“为许多人所不满，看了喊头痛，嘲之为天书”。又说“翻译要‘信’是不成问题的，而第一要件是要‘达’！”
〔４〕《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出版的大型丛书，收入中外著作两千余种，共四千册。
柔石，原名平复，姓赵，以一九○一年生于浙江省台州宁海县的市门头。前几代都是读书的，到他的父亲，家景已不能支，只好去营小小的商业，所以他直到十岁，这才能入小学。一九一七年赴杭州，入第一师范学校；一面为杭州晨光社〔２〕之一员，从事新文学运动。毕业后，在慈溪等处为小学教师，且从事创作，有短篇小说集《疯人》〔３〕一本，即在宁波出版，是为柔石作品印行之始。一九二三年赴北京，为北京大学旁听生。
回乡后，于一九二五年春，为镇海中学校务主任，抵抗北洋军阀的压迫甚力。秋，咯血，但仍力助宁海青年，创办宁海中学，至次年，竟得募集款项，造成校舍；一面又任教育局局长，改革全县的教育。
一九二八年四月，乡村发生暴动。失败后，到处反动，较新的全被摧毁，宁海中学既遭解散，柔石也单身出走，寓居上海，研究文艺。十二月为《语丝》编辑，又与友人设立朝华社〔４〕，于创作之外，并致力于绍介外国文艺，尤其是北欧，东欧的文学与版画，出版的有《朝华》〔５〕周刊二十期，旬刊十二期，及《艺苑朝华》〔６〕五本。后因代售者不付书价，力不能支，遂中止。
一九三○年春，自由运动大同盟发动，柔石为发起人之一；不久，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也为基本构成员之一，尽力于普罗文学运动。先被选为执行委员，次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五月间，以左联代表的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毕后，作《一个伟大的印象》〔７〕一篇。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经特别法庭移交龙华警备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枪决，身中十弹。
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文学上的成绩，创作有诗剧《人间的喜剧》，未印，小说《旧时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８〕翻译有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９〕，戈理基的《阿尔泰莫诺夫氏之事业》〔１０〕及《丹麦短篇小说集》〔１１〕等。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上海《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未署名。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左联”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人遭反动派逮捕，二月七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为了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鲁迅主持出版了“左联”秘密刊物《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写了《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章，并参与起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
本文写作时因受条件限制，若干地方与事实稍有出入。按柔石一九○二年生于浙江宁海（令并入象山），一九一七年赴台州，在浙江省立第六中学念书。一九一八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二三年毕业。一九二五年春赴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次年回浙江任镇海中学教员，后任教导主任。一九二七年夏，创办宁海中学，并任县教育局长。一九二八年五月参与宁海亭旁农民暴动，失败后到上海。一九三○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２〕晨光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一年成立于杭州。主要成员有朱自清、叶圣陶、柔石、冯雪峰、潘漠华、魏金枝等，曾出版《晨光》周刊。
〔３〕《疯人》短篇小说集，收小说六篇，署名赵平复。一九二五年初由作者自费出版，宁波华升书局代印。
〔４〕朝华社亦作朝花社，鲁迅、柔石等组织的文艺团体，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成立于上海。
〔５〕《朝华》即《朝花》，文艺周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六日创刊，至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六日共出二十期；六月一日改出《朝花旬刊》，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６〕《艺苑朝华》朝花社出版的美术丛刊，鲁迅、柔石编辑。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间共出外国美术作品五辑，即《近代木刻选集》一、二集，《拾谷虹儿画选》、《比亚兹莱画选》和《新俄画选》。后一辑编成时朝花社已结束，改由光华书局出版。
〔７〕《一个伟大的印象》通讯，载《世界文化》创刊号（一九三○年九月，仅出一期），署名刘志清。
〔８〕《旧时代之死》长篇小说，一九二九年十月北新书局出版；《三姊妹》，中篇小说，一九二九年四月水沫书店出版；《二月》，参看《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及其注〔１〕。《希望》，短篇小说集，一九三○年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９〕《浮士德与城》剧本，柔石的中译本于一九三○年九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鲁迅为该书写了“后记”及翻译了“作者小传”（分别收入《集外集拾遗》和《鲁迅译文集》第十卷）。
〔１０〕戈理基（1868～1936）通译高尔基，苏联资产阶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捷耶夫》、《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他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氏之事业》，柔石译本题为《颓废》，署名赵璜，一九三四年三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１１〕《丹麦短篇小说集》收柔石译安徒生等作家的作品十一篇，署名金桥，曾列为朝花社《北欧文艺丛书》之四，一九二九年四月登过广告，但未出版。一九三七年三月增入淡秋翻译的六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２〕。要讲《申报》，是必须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记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时的《申报》，还是用中国竹纸的，单面印，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３〕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作“洋场”，也叫“夷场”，后来有怕犯讳的，便往往写作“彝场”——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因为才子是旷达的，那里都去；君子则对于外国人的东西总有点厌恶，而且正在想求正路的功名，所以决不轻易的乱跑。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才子们看来，就是有点才子气的，所以君子们的行径，在才子就谓之“迂”。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轲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他们又帮申报馆印行些明清的小品书出售，自己也立文社，出灯谜，有入选的，就用这些书做赠品，所以那流通很广远。也有大部书，如《儒林外史》〔４〕，《三宝太监西洋记》〔５〕，《快心编》〔６〕等。现在我们在旧书摊上，有时还看见第一页印有“上海申报馆仿聚珍板印”字样的小本子，那就都是的。
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见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
在这之前，早已出现了一种画报，名目就叫《点石斋画报》，是吴友如〔７〕主笔的，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但对于外国事情，他很不明白，例如画战舰罢，是一只商船，而舱面上摆着野战炮；画决斗则两个穿礼服的军人在客厅里拔长刀相击，至于将花瓶也打落跌碎。然而他画“老鸨虐妓”，“流氓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就是在现在，我们在上海也常常看到和他所画一般的脸孔。这画报的势力，当时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时务”——这名称在那时就如现在之所谓“新学”——的人们的耳目。前几年又翻印了，叫作《吴友如墨宝》，而影响到后来也实在利害，小说上的绣像〔８〕不必说了，就是在教科书的插画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一副流氓气。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又出了叶灵凤〔９〕先生，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毕亚兹莱（Ａｕｂｒｅｙ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剥来的，毕亚兹莱是“为艺术的艺术”派，他的画极受日本的“浮世绘”（Ｕｋｉｙｏｅ）〔１０〕的影响。浮世绘虽是民间艺术，但所画的多是妓女和戏子，胖胖的身体，斜视的眼睛——Ｅｒｏｔｉｃ（色情的）眼睛。不过毕亚兹莱画的人物却瘦瘦的，那是因为他是颓废派（Ｄｅｃａｄｅｎｃｅ）的缘故。颓废派的人们多是瘦削的，颓丧的，对于壮健的女人他有点惭愧，所以不喜欢。我们的叶先生的新斜眼画，正和吴友如的老斜眼画合流，那自然应该流行好几年。但他也并不只画流氓的，有一个时期也画过普罗列塔利亚，不过所画的工人也还是斜视眼，伸着特别大的拳头。但我以为画普罗列塔利亚应该是写实的，照工人原来的面貌，并不须画得拳头比脑袋还要大。
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很受着这“才子＋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１１〕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才子＋流氓的小说，但也渐渐的衰退了。那原因，我想，一则因为总是这一套老调子——妓女要钱，嫖客用手段，原不会写不完的；二则因为所用的是苏白，如什么倪＝我，耐＝你，阿是＝是否之类，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们之外，谁也看不懂。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ＨAＲAＨａｇｇａｒｄ：ＪｏａｎＨａｓｔｅ）〔１２〕。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１３〕，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其实这样的一部并不很长的书，外国也不至于分印成两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虚我生先生所编的月刊杂志《眉语》〔１４〕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胡蝶式文学〔１５〕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直待《新青年》〔１６〕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这时有伊孛生的剧本的绍介〔１７〕和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１８〕的别一形式的出现，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然而鸳鸯胡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此而诺拉（Ｎｏｒａ）似的跑掉了。这后来，就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１９〕的出现。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与同时上海的文学研究会〔２０〕相对立。那出马的第一个广告〔２１〕上，说有人“垄断”着文坛，就是指着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看重翻译的，是注意于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这些都是小国度，没有人懂得他们的文字，因此也几乎全都是重译的。并且因为曾经声援过《新青年》，新仇夹旧仇，所以文学研究会这时就受了三方面的攻击。一方面就是创造社，既然是天才的艺术，那么看那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自然就是多管闲事，不免有些“俗”气，而且还以为无能，所以倘被发见一处误译，有时竟至于特做一篇长长的专论〔２２〕。一方面是留学过美国的绅士派，他们以为文艺是专给老爷太太们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爷太太之外，只配有文人，学士，艺术家，教授，小姐等等，要会说Ｙｅｓ，Ｎｏ，这才是绅士的庄严，那时吴苾〔２３〕先生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会。第三方面，则就是以前说过的鸳鸯胡蝶派，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到底使书店老板将编辑《小说月报》〔２４〕的一个文学研究会会员撤换，还出了《小说世界》〔２５〕，来流布他们的文章。这一种刊物，是到了去年才停刊的。
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２６〕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然而，“新上海”是究竟敌不过“老上海”的，创造社员在凯歌声中，终于觉到了自己就在做自己们的出版者的商品，种种努力，在老板看来，就等于眼镜铺大玻璃窗里纸人的目夹眼，不过是“以广招徕”。待到希图独立出版的时候，老板就给吃了一场官司，虽然也终于独立，说是一切书籍，大加改订，另行印刷，从新开张了，然而旧老板却还是永远用了旧版子，只是印，卖，而且年年是什么纪念的大廉价。
商品固然是做不下去的，独立也活不下去。创造社的人们的去路，自然是在较有希望的“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在广东，于是也有“革命文学”这名词的出现，然而并无什么作品，在上海，则并且还没有这名词。
到了前年，“革命文学”这名目这才旺盛起来了，主张的是从“革命策源地”回来的几个创造社元老和若干新份子。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虽然其中也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的旧业，有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只好借此谋生，但因为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但那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
在中国，去年的革命文学者和前年很有点不同了。这固然由于境遇的改变，但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所以前年的主张十分激烈，以为凡非革命文学，统得扫荡的人，去年却记得了列宁爱看冈却罗夫〔２７〕（ＩAＡAＧｏｎｔｃｈａｒｏｖ）的作品的故事，觉得非革命文学，意义倒也十分深长；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２８〕，现在却竟会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
类似的例，还可以举出向培良〔２９〕先生来。在革命渐渐高扬的时候，他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还曾经说，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露出狼牙来。这自然也不坏，但也应该小心，因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向培良先生现在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的存在，而在人类中分出好人和坏人来，这艺术是“好坏斗争”的武器。狗也是将人分为两种的，豢养它的主人之类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它的眼里就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这也还不算坏，因为究竟还有一点野性，如果再一变而为吧儿狗，好像不管闲事，而其实在给主子尽职，那就正如现在的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只好去点缀大学教室了。
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当革命文学的运动勃兴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忽然变过来了，那时用来解释这现象的，是突变之说。但我们知道，所谓突变者，是说Ａ要变Ｂ，几个条件已经完备，而独缺其一的时候，这一个条件一出现，于是就变成了Ｂ。譬如水的结冰，温度须到零点，同时又须有空气的振动，倘没有这，则即便到了零点，也还是不结冰，这时空气一振动，这才突变而为冰了。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倘没有应具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
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实。因为这时已经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但也正因为更加坚实而有力了，就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压迫和摧残，因为有了这样的压迫和摧残，就使那时以为左翼文学将大出风头，作家就要吃劳动者供献上来的黄油面包了的所谓革命文学家立刻现出原形，有的写悔过书，有的是反转来攻击左联，以显出他今年的见识又进了一步。这虽然并非左联直接的自动，然而也是一种扫荡，这些作者，是无论变与不变，总写不出好的作品来的。
但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日本的厨川白村（ＨAＫｕｒｉｙａｇａｗａ）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准抑栊矗*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３０〕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
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为他生长在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并非要将本阶级或资产阶级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们的不能改良，不能较长久的保持地位，所以从无产阶级的见地看来，不过是“兄弟阋于墙”，两方一样是敌对。但是，那结果，却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为一粒泡沫的。对于这些的作品，我以为实在无须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作者也无须为了将来的名誉起见，自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的。
但是，虽是仅仅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作家，连革命的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认为敌人的底细。随手举一个例罢，先前的《列宁青年》〔３１〕上，有一篇评论中国文学界的文章，将这分为三派，首先是创造社，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派，讲得很长，其次是语丝社，作为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可就说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派，却说得更短，到不了一页。这就在表明：这位青年批评家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是无话可说，也就是愈没有细看。自然，我们看书，倘看反对的东西，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我想，这是在现在环境下的作家，只要努力，还可以做得到的。
在现在，如先前所说，文艺是在受着少有的压迫与摧残，广泛地现出了饥馑状态。文艺不但是革命的，连那略带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现状的，连那些攻击旧来积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这情形，即在说明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３２〕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在一部旧的笔记小说——我忘了它的书名了——上，曾经载有一个故事，说明朝有一个武官叫说书人讲故事，他便对他讲檀道济——晋朝的一个将军，讲完之后，那武官就吩咐打说书人一顿，人问他什么缘故，他说道：“他既然对我讲檀道济，那么，对檀道济是一定去讲我的了。”〔３３〕现在的统治者也神经衰弱到像这武官一样，什么他都怕，因而在出版界上也布置了比先前更进步的流氓，令人看不出流氓的形式而却用着更厉害的流氓手段：用广告，用诬陷，用恐吓；甚至于有几个文学者还拜了流氓做老子〔３４〕，以图得到安稳和利益。因此革命的文学者，就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了，较之简单地用着文艺的斗争，就非常费力，而因此也就影响到文艺上面来。
现在上海虽然还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谓文艺杂志，其实却等于空虚。以营业为目的的书店所出的东西，因为怕遭殃，就竭力选些不关痛痒的文章，如说“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类，那特色是在令人从头看到末尾，终于等于不看。至于官办的，或对官场去凑趣的杂志呢，作者又都是乌合之众，共同的目的只在捞几文稿费，什么“英国维多利亚朝的文学”呀；“论刘易士得到诺贝尔奖金”呀，连自己也并不相信所发的议论，连自己也并不看重所做的文章。所以，我说，现在上海所出的文艺杂志都等于空虚，革命者的文艺固然被压迫了，而压迫者所办的文艺杂志上也没有什么文艺可见。然而，压迫者当真没有文艺么？有是有的，不过并非这些，而是通电，告示，新闻，民族主义的“文学”〔３５〕，法官的判词等。例如前几天，《申报》上就记着一个女人控诉她的丈夫强迫鸡奸并殴打得皮肤上成了青伤的事，而法官的判词却道，法律上并无禁止丈夫鸡奸妻子的明文，而皮肤打得发青，也并不算毁损了生理的机能，所以那控诉就不能成立。现在是那男人反在控诉他的女人的“诬告”了。法律我不知道，至于生理学，却学过一点，皮肤被打得发青，肺，肝，或肠胃的生理的机能固然不至于毁损，然而发青之处的皮肤的生理的机能却是毁损了的。这在中国的现在，虽然常常遇见，不算什么稀奇事，但我以为这就已经能够很明白的知道社会上的一部分现象，胜于一篇平凡的小说或长诗了。
除以上所说之外，那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闹得已经很久了的武侠小说之类，是也还应该详细解剖的。但现在时间已经不够，只得待将来有机会再讲了。今天就这样为止罢。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和八月三日上海《文艺新闻》第二十期和二十一期，收入本书时，作者曾略加修改。据《鲁迅日记》，讲演日期应是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副标题所记八月十二日有误。
〔２〕《申报》参看本卷第９２页注〔２〕。该报最初的内容，除国内外新闻记事外，还刊载一些竹枝词、俗语、灯谜、诗文唱和等；这类作品的撰稿者多为当时所谓“才子”之类。
〔３〕古今体诗古体诗和今体诗。格律严格的律诗、绝句、排律等，形成于唐代，唐代人称之为今体诗（或近体诗）；而对产生较早，格律较自由的古诗、古风，则称为古体诗。后人也沿用这一称呼。
〔４〕《儒林外史》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著，共五十五回。书中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作了讽刺和批判。
〔５〕《三宝太监西洋记》即《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明代罗懋登著，共二十卷，一百回。
〔６〕《快心编》清末较流行的通俗小说之一，署名天花才子编辑，四桔居士评点，共三集，三十二回。
〔７〕《点石斋画报》旬刊，附属于《申报》发行的一种石印画报，一八八四年创刊，一八九八年停刊。由申报馆附设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出版，吴友如主编。后来吴友如把他在该刊所发表的作品汇辑出版，分订成册，题为《吴友如墨宝》。吴友如（？—约１８９３），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
〔８〕绣像指明、清以来通俗小说卷头的书中人物的白描画像。
〔９〕叶灵凤参看本卷第１１８页注〔５〕。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初，他在上海办《幻洲》半月刊，鼓吹“新流氓主义”。
〔１０〕“浮世绘”日本德川幕府时代（１６０３—１８６７）的一种民间版画，题材多取自下层市民社会的生活。十八世纪末期逐渐衰落。
〔１１〕“拆梢”即敲诈；“揩油”，指对妇女的猥亵行为；“吊膀子”，即勾引妇女。这些都是上海方言。
〔１２〕《迦茵小传》英国哈葛德所作长篇小说。该书最初有署名蟠溪子的译文，仅为原著的下半部，一九○三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当时流行很广。后由林琴南根据魏易口述，译出全文，一九○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１３〕先译者的大骂当指寅半生作《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一文（载一九○六年杭州出版的《游戏世界》第十一期），其中说：“蟠溪子不知几费踌躇，几费斟酌，始得有孕一节为迦因隐去。……不意有林畏庐者，不知与迦因何仇，凡蟠溪子百计所弥缝而曲为迦因讳者，必欲另补之以彰其丑。……呜呼！迦因何幸而得蟠溪子为之讳其短而显其长，而使读迦因小传者咸神往于迦因也；遮因何不幸而复得林畏庐为之暴其行而贡其丑，而使读迦因小传者咸轻薄夫迦因也。”
〔１４〕天虚我生即陈蝶仙，鸳鸯蝴蝶派作家。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抵制日货声中，他经营的家庭工业社制造了取代日本“金钢石”牙粉的“无敌牌”牙粉，因盛销各地而致富。按天虚我生曾于一九二○年编辑《申报·自由谈》，不是《眉语》主编。《眉语》，鸳鸯蝴蝶派的月刊，高剑华主编，一九一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一六年出至第十八期停刊。
〔１５〕鸳鸯胡蝶式文学指鸳鸯蝴蝶派作品，多用文言文描写迎合小市民趣味的才子佳人故事。鸳鸯蝴蝶派兴起于清末民初，先后办过《小说时报》、《民权素》、《小说丛报》、《礼拜六》等刊物；因《礼拜六》影响较大，故又称礼拜六派。代表作家有包天笑、陈蝶仙、徐枕亚、周瘦鹃、张恨水等。
〔１６〕《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该刊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
〔１７〕伊孛生即易卜生。他的剧本《玩偶之家》，写娜拉（诺拉）不甘做丈夫的玩偶而离家出走的故事，“五四”时期译成中文并上演，产生较大影响。其他主要剧作也曾在当时译成中文，《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一九一八年六月）并出版了介绍他生平、思想及作品的专号。
〔１８〕《终身大事》以婚姻问题为题材的剧本，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
〔１９〕创造社参看本卷第７页注〔５〕。
〔２０〕文学研究会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一年一月成立于北京，由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等人发起，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现实主义的为改造社会服务的新文学，反对把文学当作游戏或消遣的东西。同时努力介绍俄国和东欧、北欧及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该会当时的活动，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编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和《文学研究会丛书》多种。鲁迅是这个文学团体的支持者。
〔２１〕创造社“出马的第一个广告”，指《创造》季刊的出版广告，载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时事新报》，其中有“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等话。
〔２２〕这里说的批评误译的专论，指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雅典主义”》的文章。它对佩韦（王统照）的《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小说月报》）一文中将无神论（Ａｔｈｅｉｓｍ）误译为“雅典主义”加以批评。
〔２３〕吴宓（１８９４—１９７８）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曾留学美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一九二一年他同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创办《学衡》杂志，提倡复古主义，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２４〕《小说月报》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开始由王蕴章、恽铁樵先后主编，是礼拜六派的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编，内容大加改革，因此遭到礼拜六派的攻击。一九二三年一月第十四卷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２５〕《小说世界》周刊，鸳鸯蝴蝶派为对抗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创办的刊物，叶劲风主编。一九二三年一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停刊。
〔２６〕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从事革命文化活动，为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主要发起人。一九二六年投身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和民主运动。他的著作丰富，对我国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２７〕冈却罗夫（fAcACKJ_I`KL，１８１２—１８９１）通译冈察洛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等。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等文中曾多次提到奥勃洛摩夫这个艺术形象。
〔２８〕指叶灵凤的小说《穷愁的自传》，载《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小说中的主角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２９〕向培良（１９０５—１９６１）湖南黔阳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后来投靠国民党。他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论孤独者》一文中曾说：青年们“愤怒而且嗥叫，像一个被追逐的狼，回过头来，露出牙……。”一九二九年他在上海主编《青春月刊》，反对革命文学运动，提倡所谓“人类底艺术”。所著《人类的艺术》一书，一九三○年五月由国民党南京拔提书店出版。
〔３０〕厨川白村的这些话，见于他所作《苦闷的象征》第三部分中的《短篇〈项链〉》一节。
〔３１〕《列宁青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三年十月在上海创刊，原名《中国青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改为《无产青年》，一九二八年十月又改为《列宁青年》，一九三二年停刊。这里所说的文章，指载于该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九年三月）得钊的《一年来中国文艺界述评》。
〔３２〕朱元璋（１３２８—１３９８）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明朝第一个皇帝。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曾登过他的画像，称他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中国革命之英雄”。
〔３３〕按这里说的檀道济当为韩信，见宋代江少虞著《事实类苑》：“党进不识文字，……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诵何言。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三面两头之人。’即令杖之。”
〔３４〕拜了流氓做老子指和上海流氓帮口头子有勾结，并拜他们做师父和干爹的所谓“文学家”。
〔３５〕民族主义的“文学”当时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反动文学。参看本书《“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及其注〔２〕。
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术语谓之“钉梢”。“钉”者，坚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后也，译成文言，大约可以说是“追蹑”。据钉梢专家说，那第二步便是“扳谈”；即使骂，也就大有希望，因为一骂便可有言语来往，所以也就是“扳谈”的开头。我一向以为这是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今看《花间集》〔２〕，乃知道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那里面有张泌〔３〕的《浣溪纱》调十首，其九云：
晚逐香车入凤城〔４〕，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５〕。
这分明和现代的钉梢法是一致的。倘要译成白话诗，大概可以是这样：
夜赶洋车路上飞，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乱丢俏眼笑迷迷。
难以扳谈有什么法子呢？
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钉梢，好像听得骂道“杀千刀！”
但恐怕在古书上，更早的也还能够发见，我极希望博学者见教，因为这是对于研究“钉梢史”的人，极有用处的。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长庚。
〔２〕《花间集》我国晚唐五代词人作品的选集，后蜀赵崇祈编，共十卷。
〔３〕张泌晚唐词人，生平不详。《花间集》中收有他的词二十七首。
〔４〕凤城传说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吹箫，曾引凤凰降临，所以称她住的城为丹凤城。后来又作京城的别称。
〔５〕“太狂生”太轻狂的意思。生，系词尾，无意义。
看大概的情形（我们这里得不到确凿的统计），从去年以来，挂着“革命的”的招牌的创作小说的读者已经减少，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最初，青年的读者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以为读了“革命的”创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会，都可以得救，于是随手拈来，大口吞下，不料许多许多是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那结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
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
然而，大部分是因为市场的需要，社会科学的译著又蜂起云涌了，较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杂陈在书摊上，开始寻求正确的知识的读者们已经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评家不开口，类似批评家之流便趁势一笔抹杀：“阿狗阿猫”。
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这些团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因为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他无声，但他胜利了。
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２〕，台静农的《地之子》〔３〕，叶永秦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４〕，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５〕，刘一梦的《失业以后》〔６〕，总还是优秀之作。可惜我们的有名的批评家，梁实秋先生还在和陈西滢相呼应，这里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怀念了创造社过去的光荣之后，摇身一变而成为“石厚生”，接着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钱杏邨先生近来又只在《拓荒者》上，搀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７〕。每一个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在这样忙碌或萧闲的战场，便都被“打发”或默杀了。
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但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雕谢的，所以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２〕李守章字俊民，江苏南通人。《跋涉的人们》收短篇小说四篇，一九二九年北新书局出版。
〔３〕台静农安徽霍丘人，作家，未名社成员。《地之子》收短篇小说十四篇，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
〔４〕柔石（１９０２—１９３１）参看本书《柔石小传》及其有关注。
〔５〕魏金枝（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嵊县人，作家。《七封信的自传》，收短篇小说六篇，一九二八年上海人间书店出版，原题为《七封书信的自传》。
〔６〕刘一梦（？—１９３１）山东沂水人。《失业以后》收短篇小说八篇，一九二九年上海春野书店出版。
〔７〕这里说的钱杏邨“和茅盾扭结”，指钱杏邨在《拓荒者》第一期《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反复引证藏原惟人的《再论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普罗列塔利亚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等文，来评论茅盾的作品和反对茅盾《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见。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今年的禁用阴历〔２〕，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这真像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３〕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４〕，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５〕，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６〕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禁用阴历指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国民党当局发布的通令，其中规定：“凡商家帐目，民间契纸及一切签据，自十九年（按即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起一律适用国历，如附用阴历，法律即不生效。”
〔３〕《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指《一百二十年阴阳历对照表》，中华学艺社编，上海华通书局印行。
〔４〕浪漫古典梁实秋曾出版过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宣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５〕“好人政府”是胡适等人于一九二二年五月提出的政治主张，见《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今日政治改革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这里所说的“好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都是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标榜。一九三○年前后，胡适、罗隆基等又在《新月》上老调重弹，目的在于参加国民党政府。
〔６〕乌略语夫通译乌里扬诺夫，即列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页，一九七二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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