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

     著书立意乃赠花于人之举,然万卷书亦由人力而为,非尽善尽美处还盼见谅 !

                     —— 华辀远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运命

  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2〕里闲谈——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3〕,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岁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还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个,所以想结婚是很困难的。这自然是一种迷信,但日本社会上的迷信也还是真不少。我问:可有方法解除这夙命呢?回答是:没有。

  接着我就想到了中国。

  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就是中国的论者,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说。但据我所知道,中国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个男人,画上符咒,和这命的女人一同行“结俪之礼”后,烧掉或埋掉,于是真来订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个,毫无危险了。

  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所谓“没有法子”,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转移运命的方法。等到确信这是“运命”,真真“没有法子”的时候,那是在事实上已经十足碰壁,或者恰要灭亡之际了。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我们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这么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于是他说,这用种种方法之后所得的结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连必须用种种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们来,却似乎并不这样想。

  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

  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

  十月二十三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署名公汗。

  〔2〕内山书店日本人内山完造(1885—1959)在上海开设的书店,主要经售日文书籍。

  〔3〕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一九三三年七月,曾今可主办的《文艺座谈》第一卷第一期刊登署名白羽遐的《内山书店小坐记》,影射鲁迅为日本的间谍(参看《伪自由书·后记》)。又一九三四年五月《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刊登署名思的《鲁迅愿作汉奸》一稿,诬蔑鲁迅“与日本书局订定密约……乐于作汉奸矣”。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一关于中国的火

  希腊人所用的火,听说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2〕从天上偷来的,但中国的却和它不同,是燧人氏〔3〕自家所发见——或者该说是发明罢。因为并非偷儿,所以拴在山上,给老雕去啄的灾难是免掉了,然而也没有普洛美修斯那样的被传扬,被崇拜。

  中国也有火神〔4〕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随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自从燧人氏发见,或者发明了火以来,能够很有味的吃火锅,点起灯来,夜里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罢,同时也开始了火灾,故意点上火,烧掉那有巢氏〔5〕所发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现了。

  和善的燧人氏是该被忘却的。即使伤了食,这回是属于神农氏〔6〕的领域了,所以那神农氏,至今还被人们所记得。至于火灾,虽然不知道那发明家究竟是什么人,但祖师总归是有的,于是没有法,只好漫称之曰火神,而献以敬畏。看他的画像,是红面孔,红胡须,不过祭祀的时候,却须避去一切红色的东西,而代之以绿色。他大约像西班牙的牛一样,一看见红色,便会亢奋起来,做出一种可怕的行动的。〔7〕他因此受着崇祀。在中国,这样的恶神还很多。

  然而,在人世间,倒似乎因了他们而热闹。赛会〔8〕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却没有。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被了灾还要来表感谢之意,虽然未免有些出于意外,但若不祭,据说是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对于火神,就是对于人,有时也一样的这么办,我想,大约也是礼仪的一种罢。

  其实,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烧饭来,却也许更有趣。外国的事情我不知道,若在中国,则无论查检怎样的历史,总寻不出烧饭和点灯的人们的列传来。在社会上,即使怎样的善于烧饭,善于点灯,也毫没有成为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9〕一烧书,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至于引为希特拉〔10〕烧书事件的先例。假使希特拉太太善于开电灯,烤面包罢,那么,要在历史上寻一点先例,恐怕可就难了。但是,幸而那样的事,是不会哄动一世的。

  烧掉房子的事,据宋人的笔记说,是开始于蒙古人的。因为他们住着帐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11〕然而,这是诳话。蒙古人中,懂得汉文的很少,所以不来更正的。其实,秦的末年就有着放火的名人项羽〔12〕在,一烧阿房宫,便天下闻名,至今还会在戏台上出现,连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烧以前的阿房宫里每天点灯的人们,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姓呢?

  现在是爆裂弹呀,烧夷弹呀之类的东西已经做出,加以飞机也很进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么,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13〕一样,而那火光,便令人以为是光明。二关于中国的王道

  在前年,曾经拜读过中里介山氏〔14〕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只记得那里面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而支那人都讴歌他,欢迎他了。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满洲出版的杂志上,是被译载了的,但因为未曾输入中国,所以像是回信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没有见。只在去年的上海报上所载的胡适〔15〕博士的谈话里,有的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不消说,那不过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觉得好像是对于那信的答复。

  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该是不至于不知道的。

  不错,中国也有过讴歌了元和清的人们,但那是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如果给与一个暗示,说是倘不讴歌,便将更加虐待,那么,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还可以使人们来讴歌。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16〕,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每当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时候,我一面佩服着陈氏的精通王道的学识,一面有时也不免想,真该是讴歌三民主义的。然而,现在是已经太晚了。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17〕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汉的高祖〔18〕,据历史家说,是龙种,但其实是无赖出身,说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对的。至于周的武王〔19〕,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时的民众的声音,现在已经没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20〕确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但先生们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并且周游历国,有所活动,所以恐怕是为了想做官也难说。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因为要“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而要做官,则不如称赞周朝之为便当的。然而,看起别的记载来,却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21〕,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22〕不可。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曰“顽民”〔23〕,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绽似的。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

  儒士和方士,是中国特产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这两件在中国终于都没有。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孟子生于周季,所以以谈霸道为羞〔24〕,倘使生于今日,则跟着人类的智识范围的展开,怕要羞谈王道的罢。

  三关于中国的监狱

  我想,人们是的确由事实而从新省悟,而事情又由此发生变化的。从宋朝到清朝的末年,许多年间,专以代圣贤立言的“制艺”〔25〕这一种烦难的文章取士,到得和法国打了败仗〔26〕,这才省悟了这方法的错误。于是派留学生到西洋,开设兵器制造局,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省悟到这还不够,是在和日本打了败仗之后〔27〕,这回是竭力开起学校来。于是学生们年年大闹了。从清朝倒掉,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时候起,才又省悟了这错误,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的,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在中国,国粹式的监狱,是早已各处都有的,到清末,就也造了一点西洋式,即所谓文明式的监狱。那是为了示给旅行到此的外国人而建造,应该与为了和外国人好互相应酬,特地派出去,学些文明人的礼节的留学生,属于同一种类的。托了这福,犯人的待遇也还好,给洗澡,也给一定分量的饭吃,所以倒是颇为幸福的地方。但是,就在两三礼拜前,政府因为要行仁政了,还发过一个不准克扣囚粮的命令。从此以后,可更加幸福了。

  至于旧式的监狱,则因为好像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的,所以不但禁锢犯人,此外还有给他吃苦的职掌。挤取金钱,使犯人的家属穷到透顶的职掌,有时也会兼带的。但大家都以为应该。如果有谁反对罢,那就等于替犯人说话,便要受恶党〔28〕的嫌疑。然而文明是出奇的进步了,所以去年也有了提倡每年该放犯人回家一趟,给以解决性欲的机会的,颇是人道主义气味之说的官吏。〔29〕其实,他也并非对于犯人的性欲,特别表着同情,不过因为总不愁竟会实行的,所以也就高声嚷一下,以见自己的作为官吏的存在。然而舆论颇为沸腾了。有一位批评家,还以为这么一来,大家便要不怕牢监,高高兴兴的进去了,很为世道人心愤慨了一下。〔30〕受了所谓圣贤之教那么久,竟还没有那位官吏的圆滑,固然也令人觉得诚实可靠,然而他的意见,是以为对于犯人,非加虐待不可,却也因此可见了。

  从别一条路想,监狱确也并非没有不像以“安全第一”为标语的人们的理想乡的地方。火灾极少,偷儿不来,土匪也一定不来抢。即使打仗,也决没有以监狱为目标,施行轰炸的傻子;即使革命,有释放囚犯的例,而加以屠戮的是没有的。当福建独立〔31〕之初,虽有说是释放犯人,而一到外面,和他们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们倒反而失踪了的谣言,然而这样的例子,以前是未曾有过的。总而言之,似乎也并非很坏的处所。只要准带家眷,则即使不是现在似的大水,饥荒,战争,恐怖的时候,请求搬进去住的人们,也未必一定没有的。于是虐待就成为必不可少了。

  牛兰〔32〕夫妇,作为赤化宣传者而关在南京的监狱里,也绝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么效力也没有。这是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监狱的精神的缘故。有一位官员诧异的说过:他自己不吃,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岂但和仁政并无关系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于监狱有益的。甘地〔33〕的把戏,倘不挑选兴行场〔34〕,就毫无成效了。

  然而,在这样的近于完美的监狱里,却还剩着一种缺点。至今为止,对于思想上的事,都没有很留心。为要弥补这缺点,是在近来新发明的叫作“反省院”的特种监狱里,施着教育。我还没有到那里面去反省过,所以并不知道详情,但要而言之,好像是将三民主义时时讲给犯人听,使他反省着自己的错误。听人说,此外还得做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如果不肯做,或者不能做,那自然,非终身反省不可了,而做得不够格,也还是非反省到死则不可。现在是进去的也有,出来的也有,因为听说还得添造反省院,可见还是进去的多了。考完放出的良民,偶尔也可以遇见,但仿佛大抵是萎靡不振,恐怕是在反省和毕业论文上,将力气使尽了罢。那前途,是在没有希望这一面的。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号日本《改造》月刊,参看本书《附记》。

  〔2〕普洛美修斯通译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3〕燧人氏我国传说中最早钻木取火的人,远古三王之一。

  〔4〕火神传说不一。一说指祝融,见罗泌《路史·前纪》卷八;一说指回禄,见《左传》昭公十八年及其注疏。

  〔5〕有巢氏我国传说中发明树上搭巢居住的人,远古三王之一。

  〔6〕神农氏我国传说中发明制作农具、教人耕种的人,远古三王之一。又传说他曾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

  〔7〕西班牙以前有斗牛的风俗,斗牛士手持红布对牛撩拨,待牛以角向他触去,斗牛士即与之搏斗。

  〔8〕赛会也称赛神,旧时的一种迷信习俗。用仪仗、鼓乐和杂戏等迎神出庙,周游街巷,以酬神祈福。

  〔9〕秦始皇(前259—前210)姓嬴名政。战国时秦国国君,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他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将秦以外的各国史书和民间所藏除农书和医书以外的古籍尽行焚毁。

  〔10〕希特拉(AHitler,1889—1945)通译希特勒,德国纳粹党头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之一。一九三三年他担任内阁总理后,实行法西斯统治,烧毁进步书籍和一切所谓“非德国思想”的书籍。关于引秦始皇为希特勒焚书先例的论调,作者在《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中曾作过分析,可参看。

  〔11〕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卷中载:“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Z,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

  〔12〕项羽(前232—前202)下相(今江苏宿迁)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后为刘邦所败。据《史记·项羽本纪》载:他攻破咸阳后,“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阿房宫,秦始皇时建筑的宫殿,遗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阿房村。

  〔13〕救世主基督教徒对耶稣的称呼。《新约·马太福音》说基督所在之处,都有大光照耀。

  〔14〕中里介山(1885—1944)日本通俗小说家,著有历史小说《大菩萨山卡》。他的《给支那和支那国民的一封信》,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日本春阳堂出版。

  〔15〕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当时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这里所引的这段话,是他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在北平对记者的谈话,载同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北平通讯》。下文的“有历史癖和考据癖”,是他在一九二○年七月所写的《〈水浒传〉考证》中的话:“我最恨中国史家说的什么‘作史笔法’,但我却有点‘历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啮字的评文,但我却又有点‘考据癖’!”

  〔16〕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一九三○年二月成立于上海,它的宗旨是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7〕关于王道和霸道之说,《孟子·公孙丑》载有孟轲的话:“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又《汉书·元帝纪》:“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18〕汉高祖即刘邦(前247—前195),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汉朝的建立者。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又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

  〔19〕周武王姓姬名发,殷末周族领袖。公元前十一世纪,他联合西北和西南各族起兵进入中原,灭殷后建立周王朝。

  〔20〕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他继承并发挥了儒家学说,成为孔丘以后的又一儒家代表人物。

  〔21〕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据《史记·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

  〔22〕血流漂杵据《尚书·武成》载:“甲子昧爽,受(纣)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23〕“顽民”据《史记·殷本纪》载:“周武王崩,武庚(商纣之子)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又《尚书·多士》载:“成周(今洛阳)既成,迁殷顽民。”据唐代孔颖达疏:“顽民,谓殷之大夫、士从武庚叛者;以其无知,谓之顽民。”

  〔24〕以谈霸道为羞据《孟子·梁惠王》载:“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据宋代朱熹《集注》:“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

  〔25〕“制艺”也称制义。科举考试时规定的文体。在明清两代指摘取“四书”、“五经”中文句命题、立论的八股文。

  〔26〕指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新约》。

  〔27〕指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清政府在战败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28〕恶党这里是反语,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曾用“匪党”等字眼诬称中国共产党。

  〔29〕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南京专电”称:“司法界某要人谈……壮年犯之性欲问题,依照理论,人民犯罪,失去自由,而性欲不在剥夺之列,欧美文明国家,定有犯人假期……每年得请假返家五天或七天,解决其性欲。”

  〔30〕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出版的《十日谈》第二期载有郭明的《自由监狱》一文,其中说:“最近司法当局复有关于囚犯性欲问题之讨论……本来,囚禁制度……是国家给予犯罪者一个自省而改过的机会……监狱痛苦尽人皆知,不法犯罪,乃自讨苦吃,百姓既有戒心,或者可以不敢犯法;对付小人,此亦天机一条也。”

  〔31〕福建独立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建发生的政变。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抗击进犯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进行反共内战。该军广大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反对蒋介石投降日本的政策,不愿和红军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但不久即在蒋介石的兵力压迫下失败。

  〔32〕牛兰(Naulen)即保罗·鲁埃格(PaulRuegg),原籍波兰,“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牛兰夫妇同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拘捕,送往南京监禁,次年七月一日以“危害民国”罪受审。牛兰不服,于七月二日起进行绝食斗争。宋庆龄、蔡元培等曾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营救。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南京前夕出狱。

  〔33〕甘地(MGandhi,1869—1948)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他主张“非暴力抵抗”,倡导对英国殖民政府“不合作运动”,曾屡遭监禁,在狱中多次以绝食表示反抗。

  〔34〕兴行场日语,戏场的意思。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2〕,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3〕,·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4〕。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5〕,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九月二十五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公汗。

  〔2〕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即在南京发表讲话,声称“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国民党政府也多次向国联申诉,要求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国联采取了袒护日本的立场。它派出的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后,在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竟认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北有特殊地位,说它对中国的侵略是“正当而合法”的。

  〔3〕求神拜佛当时一些国民党官僚和“社会名流”,以祈祷“解救国难”为名,多次在一些大城市举办“时轮金刚法会”“仁王护国法会”。

  〔4〕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当时舆论界曾有过这类论调,如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十日《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中说:“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

  〔5〕“正史”清高宗(乾隆)诏定从《史记》到《明史》共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二十四史。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夫激荡之会,利于乘时,劲风盘空,轻蓬振翮,故以豪杰称一时者多矣,而品节卓异之士,盖难得一。卢氏曹植甫先生名培元,幼承义方,长怀大愿,秉性宽厚,立行贞明。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或有未谛,循循诱之,历久不渝,惠流遐迩。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爰使旧乡丕变,日见昭明,君子自强,永无意必〔2〕。而韬光里巷,处之怡然。此岂辁才小慧之徒之所能至哉。中华民国二十有三年秋,年届七十,含和守素,笃行如初。门人敬仰,同心立表,冀彰潜德,亦报师恩云尔。铭曰:

  华土奥衍,代生英贤,或居或作,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海涛外薄,黄神徙倚〔3〕,巧黠因时,鷃枪鹊起〔4〕,然犹飘风〔5〕,终朝而已。卓哉先生,遗荣崇实,开拓新流,恢弘文术,诲人不俺,惟精惟一〔6〕。介立或有,恒久则难,敷教翊化,实邦之翰,敢契贞石,以励后昆。

  会稽后学鲁迅谨撰。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北平《细流》杂志第五、六期合刊,发表时题为《曹植甫先生教泽碑碑文》。《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后为靖华之父作教泽碑文一篇成。”

  〔2〕永无意必永不任性固执。语出《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3〕黄神徙倚黄神,意为黄帝之神,原出《淮南子·览冥训》:“黄神啸吟”。据汉代高诱注:“时无法度,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徙倚,徘徊不定的意思。

  〔4〕鷃枪鹊起比喻乘时崛起。《庄子·逍遥游》篇:“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文选》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诗》李善注引《庄子》(佚文):“鹊上高城之*',而巢于高榆之颠;城坏巢折,陵风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时则义行,失时则鹊起。”鷃、鹊都是小鸟;枪是飞跃的意思。

  〔5〕飘风不会长久的意思,《老子》:“飘风不终朝”。

  〔6〕惟精惟一《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阿金

  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

  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

  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颇有几个姘头;她曾在后门口宣布她的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

  不过这和我不相干。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后门,斜对着我的前门,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来,我总受些影响,有时是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时竟会在稿子上写一个“金”字。更不幸的是我的进出,必须从她家的晒台下走过,而她大约是不喜欢走楼梯的,竹竿,木板,还有别的什么,常常从晒台上直摔下来,使我走过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先看一看这位阿金可在晒台上面,倘在,就得绕远些。自然,这是大半为了我的胆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太值钱;但我们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国人,被打得头破血出,固然不成问题,即使死了,开同乡会,打电报也都没有用的,——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

  半夜以后,是别一种世界,还剩着白天脾气是不行的。有一夜,已经三点半钟了,我在译一篇东西,还没有睡觉。忽然听得路上有人低声的在叫谁,虽然听不清楚,却并不是叫阿金,当然也不是叫我。我想:这么迟了,还有谁来叫谁呢?同时也站起来,推开楼窗去看去了,却看见一个男人,望着阿金的绣阁的窗,站着。他没有看见我。我自悔我的莽撞,正想关窗退回的时候,斜对面的小窗开处,已经现出阿金的上半身来,并且立刻看见了我,向那男人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挥,那男人便开大步跑掉了。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错事似的,书译不下去了,心里想:以后总要少管闲事,要炼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炸弹落于侧而身不移!……但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她仍然嘻嘻哈哈。不过这是晚快边才得到的结论,所以我真是负疚了小半夜和一整天。这时我很感激阿金的大度,但同时又讨厌了她的大声会议,嘻嘻哈哈了。自有阿金以来,四围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种扰动,我的警告是毫无效验的,她们连看也不对我看一看。有一回,邻近的洋人说了几句洋话,她们也不理;但那洋人就奔出来了,用脚向各人乱踢,她们这才逃散,会议也收了场。这踢的效力,大约保存了五六夜。

  此后是照常的嚷嚷;而且扰动又廓张了开去,阿金和马路对面一家烟饭店里的老女人开始奋斗了,还有男人相帮。她的声音原是响亮的,这回就更加响亮,我觉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间门面以外的人们听见。不一会,就聚集了一大批人。论战的将近结束的时候当然要提到“偷汉”之类,那老女人的话我没有听清楚,阿金的答复是:“你这老×没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这恐怕是实情,看客似乎大抵对她表同情,“没有人要”的老×战败了。这时踱来了一位洋巡捕,反背着两手,看了一会,就来把看客们赶开;阿金赶紧迎上去,对他讲了一连串的洋话。洋巡捕注意的听完之后,微笑的说道:“我看你也不弱呀!”

  他并不去捉老×,又反背着手,慢慢的踱过去了。这一场巷战就算这样的结束。但是,人间世的纠纷又并不能解决得这么干脆,那老×大约是也有一点势力的。第二天早晨,那离阿金家不远的也是外国人家的西崽忽然向阿金家逃来。后面追着三个彪形大汉。西崽的小衫已被撕破,大约他被他们诱出外面,又给人堵住后门,退不回去,所以只好逃到他爱人这里来了。爱人的肘腋之下,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伊孛生(HIbsen)戏剧里的彼尔·干德〔2〕,就是失败之后,终于躲在爱人的裙边,听唱催眠歌的大人物。但我看阿金似乎比不上瑙威女子,她无情,也没有魄力。独有感觉是灵的,那男人刚要跑到的时候,她已经赶紧把后门关上了。那男人于是进了绝路,只得站住。这好像也颇出于彪形大汉们的意料之外,显得有些踌蹰;但终于一同举起拳头,两个是在他背脊和胸脯上一共给了三拳,仿佛也并不怎么重,一个在他脸上打了一拳,却使它立刻红起来。这一场巷战很神速,又在早晨,所以观战者也不多,胜败两军,各自走散,世界又从此暂时和平了。然而我仍然不放心,因为我曾经听人说过:所谓“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日。

  但是,过了几天,阿金就不再看见了,我猜想是被她自己的主人所回复。补了她的缺的是一个胖胖的,脸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气的娘姨,已经二十多天,还很安静,只叫了卖唱的两个穷人唱过一回“奇葛隆冬强”的《十八摸》〔3〕之类,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余闲,享点清福,谁也没有话说的。只可惜那时又招集了一群男男女女,连阿金的爱人也在内,保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发生巷战。但我却也叨光听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barytone)的歌声,觉得很自然,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4〕要好得天差地远。

  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来了。但是我还讨厌她,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在邻近闹嚷一下当然不会成这么深仇重怨,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5〕会安汉,木兰从军〔6〕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7〕,西施沼吴〔8〕,杨妃乱唐〔9〕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10〕,我却为了区区一个阿金,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虽然圣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见阿金的伟力,和我的满不行。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

  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

  十二月二十一日。

  【注解】

  〔1〕本篇写成时未能发表(参看本书《附记》),后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上海《海燕》月刊第二期。

  〔2〕彼尔·干德挪威易卜生的诗剧《彼尔·干德》的主角,是一个想像丰富、意志薄弱的人物,最后在他爱人给他唱催眠曲时死去。

  〔3〕《十八摸》旧时流行的一种猥亵小调。

  〔4〕《毛毛雨》黎锦晖作的歌曲,曾流行于一九三○年前后。

  〔5〕昭君出塞昭君,即王昭君,名嫱,汉元帝宫女。竟宁元年(前33)被遣出塞“和亲”,嫁与匈奴呼韩邪单于(见《汉书·匈奴传》)。

  〔6〕木兰从军北朝民间叙事诗《木兰诗》中的故事,写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见《乐府诗集·鼓角横吹曲》)。

  〔7〕妲己亡殷妲己,殷纣王的妃子,周武王灭殷时被杀。《史记·殷本纪》:“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武王伐殷时,在《太誓》中有“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等语,后来一些文人就把殷亡的责任归罪于妲己。

  〔8〕西施沼吴西施,春秋时越国的美女。越王勾践为吴所败,把她献给吴王夫差。后来吴王昏乱失政,破灭于越(见《吴越春秋》)。“沼吴”,语出《左传》哀公元年,当勾践战败向吴求和时,伍员谏夫差拒和,不听,伍员“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

  〔9〕杨妃乱唐杨妃,即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骄奢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起兵反唐,玄宗奔蜀,至马嵬驿,将士杀国忠,玄宗令将杨妃缢死。

  〔10〕“五十而知天命”孔丘的话,见《论语·为政》。据朱熹《集注》:“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一

  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不过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

  我们有一个传说。大约二千年之前,有一个刘先生,积了许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飞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着的老房子,养着的鸡和狗。刘先生只好去恳求上帝,设法连老房子,鸡,狗,和他们俩全都弄到天上去,这才做成了神仙。〔2〕也就是大大的变化了,其实却等于并没有变化。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

  于是许多青年们,共产主义者及其嫌疑者,左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这些嫌疑者的朋友们,就到处用自己的血来洗自己的错误,以及那些权力者们的错误。权力者们的先前的错误,是受了他们的欺骗的,所以必得用他们的血来洗干净。然而另有许多青年们,却还不知底细,在苏联学毕,骑着骆驼高高兴兴的由蒙古回来了。我记得有一个外国旅行者还曾经看得酸心,她说,他们竟不知道现在在祖国等候他们的,却已经是绞架。

  不错,是绞架。但绞架还不算坏,简简单单的只用绞索套住了颈子,这是属于优待的。而且也并非个个走上了绞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条路,是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

  二

  从此而不知忏悔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成了该杀的罪人。而且这罪人,却又给了别人无穷的便利;他们成为商品,可以卖钱,给人添出职业来了。而且学校的风潮,恋爱的纠纷,也总有一面被指为共产党,就是罪人,因此极容易的得到解决。如果有谁和有钱的诗人辩论,那诗人的最后的结论是: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我有钱,他反对我,所以他是共产党。于是诗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车,凯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里很有些从外国学来,或在本国学得的富于智识的青年,他们自然是觉得的,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3〕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然而这事件又并没有公表,他们很知道,这事是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4〕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

  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5〕。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子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斡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隶。

  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斡罗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许多热心的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要求出兵;然而这须经过极辛苦的试验,火车不准坐,露宿了几日,才给他们坐到南京,有许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脚走。到得南京,却不料就遇到一大队曾经训练过的“民众”,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枪,迎头一顿打,使他们只好脸上或身上肿起几块,当作结果,垂头丧气的回家,有些人还从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了,据报上说,那是他们自己掉下去的。〔6〕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样的,出去的时候,有杂乱的乐队,有唱歌似的哭声,但那目的是在将悲哀埋掉,不再记忆起来;目的一达,大家走散,再也不会成什么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别一方面,就出现了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不过他们,忠实于文学的“第三种人”,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左翼批评家不懂得文学,为邪说所迷,对于他们的好作品,都加以严酷而不正确的批评,打击得他们写不出来了。所以左翼批评家,是中国文学的刽子手。〔7〕

  至于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这一种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诉,虽然也是一种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学并不为它所击退。“民族主义文学”已经自灭,“第三种文学”又站不起来,这时候,只好又来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他们是极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走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8〕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四

  压迫书店,真成为最好的战略了。

  但是,几块石子是还嫌不够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Gorky),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y),斐定(Fedin),法捷耶夫(Fadeev),绥拉斐摩维支(Serafimovich),辛克莱(UptonSinclair),甚而至于梅迪林克(Maeterlinck),梭罗古勃(Sologub),斯忒林培克(Strindberg)。〔9〕这真使出版家很为难,他们有的是立刻将书缴出,烧毁了,有的却还想补救,和官厅去商量,结果是免除了一部分。为减少将来的出版的困难起见,官员和出版家还开了一个会议。在这会议上,有几个“第三种人”因为要保护好的文学和出版家的资本,便以杂志编辑者的资格提议,请采用日本的办法,在付印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以免别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连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亏。这提议很为各方面所满足,当即被采用了,〔10〕虽然并不是光荣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开始了实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11〕,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们的引日本为榜样,是错误的。日本固然不准谈阶级斗争,却并不说世界上并无阶级斗争,而中国则说世界上其实无所谓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不准谈,为的是守护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这种在现在的中国读者面前说昏话,是弗理契(Friche)〔12〕,卢那卡尔斯基他们也在所不免的。

  于是出版家的资本安全了,“第三种人”的旗子不见了,他们也在暗地里使劲的拉那上了绞架的同业的脚,而没有一种刊物可以描出他们的原形,因为他们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在读者,只看见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国一向有名的前进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变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实际上,文学界的阵线却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

  十一月二十一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英文刊物《现代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参看本书《附记》。

  〔2〕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载:西汉淮南王刘安吃了仙药成仙,“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全后汉文·仙人唐公房碑》也有唐公房得仙药后与他的妻子、房屋、六畜一起升天的故事。

  〔3〕五个左翼青年作家指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和白莽(殷夫)。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参看《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4〕“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语出《史记·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5〕“民族文学”即“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御用文学。发起人为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下文所说对拔都西侵的赞美,见《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三一年四月)黄震遐所作的诗剧《黄人之血》。参看《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6〕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学生奋起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到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遭到军警的逮捕和屠杀,有的学生被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次日,南京卫戍当局对记者谈话,诡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

  〔7〕这里所引“第三种人”的一些论调,见苏汶发表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第一卷第六期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月)等文。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8〕关于艺华影片公司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书店被捣毁的事,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9〕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查禁书籍一百四十九种,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被禁的作者和书籍中有:苏联高尔基(1868—1936)的《高尔基文集》、《我的童年》等,卢那卡尔斯基(1875—1933)的《文艺与批评》、《浮士德与城》,斐定(1892—1977)等的《果树园》,法捷耶夫(1901—1956)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的《铁流》,美国辛克莱(1878—1968)的《屠场》、《石炭王》等,比利时梅迪林克(1862—1949)的《檀泰琪儿之死》等,俄国梭罗古勃(1863—1927)等的《饥饿的光芒》,瑞典斯忒林培克(1849—1912,通译斯特林堡)的《结婚集》等。

  〔10〕关于官员和出版家开会的事,参看作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

  〔11〕书籍杂志检查处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年五月在上海设立。

  〔12〕弗理契(BMd\MZJ,1870—1927)苏联文艺评论家、文学史家。作有《艺术社会学》、《二十世纪欧洲文学》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