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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
精神和肉体，已被困到这般地步——怕无以复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撑了病体向“你老”作最后的呼声了！——不，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极明白：你是在给别人安排酒筵，“泡制醉虾”〔２〕的一个人。我，就是其间被制的一个！
我，本来是个小资产阶级里的骄子，温乡里的香花。有吃有着，尽可安闲地过活。只要梦想着的“方帽子”到手了也就满足，委实一无他求。
《呐喊》出版了，《语丝》发行了（可怜《新青年》时代，我尚看不懂呢），《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一篇篇连续地戟刺着我的神经。当时，自己虽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们的浅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卖，在马路上呐喊得洋溢，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我，确竟被其吸引。当然也因我嫌弃青年的浅薄，且想在自己生命上找一条出路。那知竟又被我认识了人类的欺诈，虚伪，阴险……的本性！果然，不久，军阀和政客们弃了身上的蒙皮，而显出本来的狰狞面目！我呢，也随了所谓“清党”之声而把我一颗沸腾着的热烈的心清去。当时想：“素以敦厚诚朴”的第四阶级，和那些“遁世之士”的“居士”们，或许尚足为友吧？——唉，真的，“令弟”岂明先生说得是：“中国虽然有阶级，可是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升官发财”〔３〕，而且我几疑置身在纪元前的社会里了，那种愚蠢比鹿豕还要愚蠢的言动（或者国粹家正以为这是国粹呢！），真不禁令我茫然——茫然于叫我究竟怎么办呢？
利，莫利于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贯穿了我的心，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
不错，没有希望之人应该死，然而我没有勇气，而且自己还年青，仅仅廿一岁。还有爱人。不死，则精神和肉体，都在痛苦中挨生活，差不多每秒钟。爱人亦被生活所压迫着。我自己，薄薄的遗产已被“革命”革去了。所以非但不能相慰，相对亦徒唏嘘！
不识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这毒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请你指示我所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不然，则请你麻痹了我的神经，因为不识不知是幸福的，好在你是习医，想必不难“还我头来”！我将效梁遇春〔４〕先生（？）之言而大呼。
末了，更劝告你的：“你老”现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为军阀们赶制适口的鲜味，保全几个像我这样的青年。倘为生活问题所驱策，则可以多做些“拥护”和“打倒”的文章，以你先生之文名，正不愁富贵之不及，“委员”“主任”，如操左券也。
快呀，请指示我！莫要“为德不卒”！
或《北新》，或《语丝》上答复均可。能免，莫把此信刊出，免笑。
原谅我写得草率，因病中，乏极！
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Ｙ。枕上书。
三月十三日。
回信
Ｙ先生：
我当答复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为我不能如你的所嘱，不将来信发表。来信的意思，是要我公开答复的，那么，倘将原信藏下，则我的一切所说，便变成“无题诗Ｎ百韵”，令人莫名其妙了。况且我的意见，以为这也不足耻笑。自然，中国很有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虽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虽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当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无以对死者，但一切活着的人，该能原谅的罢，彼此都不过是靠侥幸，或靠狡滑，巧妙。他们只要用镜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脸来的。
我在先前，本来也还无须卖文糊口的，拿笔的开始，是在应朋友的要求。不过大约心里原也藏着一点不平，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些愤言激语，近于鼓动青年的样子。段祺瑞〔５〕执政之际，虽颇有人造了谣言，但我敢说，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决不沾别国的半个卢布，阔人的一文津贴，或者书铺的一点稿费。我也不想充“文学家”，所以也从不连络一班同伙的批评家叫好。几本小说销到上万，是我想也没有想到的。
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虽然有人指定我为没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状元么——的作者，“毒笔”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杀一切。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对于他们，攻击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来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发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实在并不在欺蒙阅读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谓“蒙在鼓里”做小资产阶级时候的事。但还是因为行文不慎，饭碗敲破了，并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无烟火药”来轰，便辗转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两月，我就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于是接着是清党，详细的事实，报章上是不大见的，只有些风闻。我正有些神经过敏，于是觉得正像是“聚而歼旃”〔６〕，很不免哀痛。虽然明知道这是“浅薄的人道主义”〔７〕，不时髦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因为小资产阶级根性未除，于心总是戚戚。那时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个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几句。
先前的我的言论，的确失败了，这还是因为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约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胧看人生”的缘故。然而那么风云变幻的事，恐怕也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没有料到，未曾描写，可见我还不很有“毒笔”。但是，那时的情形，却连在十字街头，在民间，在官间，前看五十年的超时代的革命文学家也似乎没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论斗争”。否则，该可以救出许多人的罢。我在这里引出革命文学家来，并非要在事后讥笑他们的愚昧，不过是说，我的看不到后来的变幻，乃是我还欠刻毒，因此便发生错误，并非我和什么人协商，或自己要做什么，立意来欺人。
但立意怎样，于事实是无干的。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但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你看革命文学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铁丝网，将反革命文学的华界隔离，于是从那里面掷出无烟火药——约十万两——来，轰然一声，一切有闲阶级便都“奥伏赫变”了。
那些革命文学家，大抵是今年发生的，有一大串。虽然还在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经成功”的文学家呢，还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学家。不过似乎说是因为有了我的一本《呐喊》或《野草》，或我们印了《语丝》，所以革命还未成功，或青年懒于革命了。这口吻却大家大略一致的。这是今年革命文学界的舆论。对于这些舆论，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也颇有些高兴。因为虽然得了延误革命的罪状，而一面却免去诱杀青年的内疚了。那么，一切死者，伤者，吃苦者，都和我无关。先前真是擅负责任。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的，今年倒心里轻松了，又有些想活动。不料得了你的信，却又使我的心沉重起来。
但我已经没有去年那么沉重。近大半年来，征之舆论，按之经验，知道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你说我毒害了你了，但这里的批评家，却明明说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假使文学足以移人，则他们看了我的文章，应该不想做革命文学了，现在他们已经看了我的文章，断定是“非革命”，而仍不灰心，要做革命文学者，可见文字于人，实在没有什么影响，——只可惜是同时打破了革命文学的牌坊。不过先生和我素昧平生，想来决不至于诬栽我，所以我再从别一面来想一想。第一，我以为你胆子太大了，别的革命文学家，因为我描写黑暗，便吓得屁滚尿流，以为没有出路了，所以他们一定要讲最后的胜利，付多少钱终得多少利，像人寿保险公司一般。而你并不计较这些，偏要向黑暗进攻，这是吃苦的原因之一。既然太大胆，那么，第二，就是太认真。革命是也有种种的。你的遗产被革去了，但也有将遗产革来的，但也有连性命都革去的，也有只革到薪水，革到稿费，而倒捐了革命家的头衔的。这些英雄，自然是认真的，但若较原先更有损了，则我以为其病根就在“太”。第三，是你还以为前途太光明，所以一碰钉子，便大失望，如果先前不期必胜，则即使失败，苦痛恐怕会小得多罢。
那么，我没有罪戾么？有的，现在正有许多正人君子和革命文学家，用明枪暗箭，在办我革命及不革命之罪，将来我所受的伤的总计，我就划一部分赔偿你的尊“头”。这里添一点考据：“还我头来”这话，据《三国志演义》，是关云长夫子说的，似乎并非梁遇春先生。
以上其实都是空话。一到先生个人问题的阵营，倒是十分难于动手了，这决不是什么“前进呀，杀呀，青年呵”那样英气勃勃的文字所能解决的。真话呢，我也不想公开，因为现在还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但来信没有住址，无法答复，只得在这里说几句。第一，要谋生，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且住，现在很有些没分晓汉，以为“问目的不问手段”是共产党的口诀，这是大错的。人们这样的很多，不过他们不肯说出口。苏俄的学艺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卡尔斯基〔８〕所作的《被解放的吉诃德先生》里，将这手段使一个公爵使用，可见也是贵族的东西，堂皇冠冕。第二，要爱护爱人。这据舆论，是大背革命之道的。但不要紧，你只要做几篇革命文字，主张革命青年不该讲恋爱就好了。只是假如有一个有权者或什么敌前来问罪的时候，这也许仍要算一条罪状，你会后悔轻信了我的话。因此，我得先行声明：等到前来问罪的时候，倘没有这一节，他们就会找别一条的。盖天下的事，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
先生，我将这样的话写出，可以略蔽我的过错了罢。因为只这一点，我便可以又受许多伤。先是革命文学家就要哭骂道：“虚无主义者呀，你这坏东西呀！”呜呼，一不谨慎，又在新英雄的鼻子上抹了一点粉了。趁便先辩几句罢：无须大惊小怪，这不过不择手段的手段，还不是主义哩。即使是主义，我敢写出，肯写出，还不算坏东西。等到我坏起来，就一定将这些宝贝放在肚子里，手头集许多钱，住在安全地带，而主张别人必须做牺牲。
先生，我也劝你暂时玩玩罢，随便弄一点糊口之计，不过我并不希望你永久“没落”，有能改革之处，还是随时可以顺手改革的，无论大小。我也一定遵命，不但“歇歇”，而且玩玩。但这也并非因为你的警告，实在是原有此意的了。我要更加讲趣味，寻闲暇，即使偶然涉及什么，那是文字上的疏忽，若论“动机”或“良心”，却也许并不这样的。纸完了，回信也即此为止。并且顺颂痊安，又祝
令爱人不挨饿。
鲁迅。四月十日。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
〔２〕“泡制醉虾”这是鲁迅在《答有恒先生》（收入《而已集》）一文中说过的话。
〔３〕这里所引岂明（周作人）的话，见他在《语丝》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爆竹》：“事实上中国有‘有产’与‘无产’这两类，而其思想感情实无差别，有产者在升官发财中而希望更升更发者也，无产者希望将来升官发财者也，故生活上有两阶级，思想上只有一阶级；即为升官发财之思想。”
〔４〕“还我头来”这是《三国志演义》中关云长说的话。关云长在荆州战败，夜走麦城被杀，吴兵割下他的首级后仍“阴魂不散”，到玉泉山向普静和尚诉冤，大呼“还我头来”（见该书第七十七回）。梁遇春（１９０１—１９３２），福建福州人，当时的青年作家。他在一篇题为《“还我头来”及其他》（载一九二七年八月《语丝》第一四六期）的文章中曾引用过这个典故。
〔５〕段祺瑞（１８６４—１９３６）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军阀首领。袁世凯死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几次把持北洋政府。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被推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
〔６〕“聚而歼旃”语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旃，助词，意为“之焉”。
〔７〕“浅薄的人道主义”郑伯奇于一九二三年底和一九二四年初在《创造周报》第三十三至三十五期上连载《国民文学论》，其中批评五四新文学运动和“平民文学”的提倡者说：“国民意识未经唤醒，国民感情未经燃着的新文学家，对于一般国民的生活依然不起研究的兴味。结果只生出了几篇浅薄的人道主义的作品，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期就闭幕了。”
〔８〕卢那卡尔斯基（ＡAＢAX^JI_I`SOJ\，１８７５—１９３３）苏联文评论家。曾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部长）。著有《艺术与革命》、《实证美学的基础》和剧本《被解放的吉诃德先生》等。鲁迅曾翻译过他的《艺术论》，一九二九年六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２〕讲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３〕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Ｃｈａｎｇ。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４〕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５〕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６〕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７〕。“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８〕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９〕。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１０〕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１１〕，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注解】
〔１〕本篇最初刊于香港报纸（报纸名称及日期未详），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转载。据《鲁迅日记》，这篇讲演作于二月十八日。
〔２〕青年会即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进行社会文化活动的机构之一。
〔３〕这里说的浙江陕西在打仗，指一九二六年末至一九二七年初北洋军阀孙传芳在浙江进攻与广州国民政府有联系的陈仪、周凤歧等部，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陕西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
〔４〕中日战争指一八九四年（甲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引起的战争。拳匪事件，指一九○○年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民元革命，即一九一一年（辛亥）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民主革命。
〔５〕指清初统治者多次施于汉族人民的文字狱，其中较著名的有康熙年间的“庄廷媟之狱”、“戴名世之狱”，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曾静之狱”，乾隆年间的“胡中藻之狱”等。这些文字狱的起因，都是由于他们在著作中记载了汉族人民在历史上（特别是宋末和明末）反抗民族压迫的事实，或涉及了当时一些政治事件，因而遭到迫害和屠杀。
〔６〕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著有《韩昌黎集》。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代文学家，著有《东坡全集》等。
〔７〕胡适之（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在“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右翼的代表人物。这里所说他提倡“文学革命”，是指他在《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四号（一九一八年四月）上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
〔８〕法国革命指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推动了欧洲各国的革命。
〔９〕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论注音字母》一文中以过，“高等字典和中学以上的高深书籍，都应该用罗马字母记音”；在同年四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通信”中，提出“废灭汉文”，代以世界语的主张。
〔１０〕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他的主要言行记载在《论语》一书中。孟子（约前３７２—前２８９），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继孔丘之后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言行记载在《孟子》一书中。柳宗元（７７３—８１９），字子厚，河东（今山西运城）人，唐代文学家，著有《柳河东集》等。
〔１１〕泰戈尔（ＲA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印度诗人，钟惺*《新月集》、《飞鸟集》和长篇小说《沉船》等。
三月二十五日的《申报》〔２〕上有一篇梁实秋〔３〕教授的《关于卢骚》，以为引辛克来儿的话来攻击白璧德〔４〕，是“借刀杀人”，“不一定是好方法”。至于他之攻击卢骚〔５〕，理由之二，则在“卢骚个人不道德的行为，已然成为一般浪漫文人行为之标类的代表，对于卢骚的道德的攻击，可以说即是给一般浪漫的人的行为的攻击。……”
那么，这虽然并非“借刀杀人”，却成了“借头示众”了。假使他没有成为“一般浪漫文人行为之标类的代表”，就不至于路远迢迢，将他的头挂给中国人看。一般浪漫文人，总算害了遥拜的祖师，给了他一个死后也不安静。他现在所受的罚，是因为影响罪，不是本罪了，可叹也夫！
以上的话不大“谨饬”，因为梁教授不过要笔伐，井未说须挂卢骚的头，说到挂头，是我看了今天《申报》上载湖南共产党郭亮“伏诛”后，将他的头挂来挂去，“遍历长岳”，〔６〕偶然拉扯上去的。可惜湖南当局，竟没有写了列宁（或者溯而上之，到马克斯；或者更溯而上之，到黑格尔等等）的道德上的罪状，一同张贴，以正其影响之罪也。湖南似乎太缺少批评家。
记得《三国志演义》〔７〕记袁术（？）死后，后人有诗叹道：“长揖横刀出，将军盖代雄，头颅行万里，失计杀田丰。”〔８〕当三个有闭之暇，也活剥一首来吊卢骚：“脱帽怀铅〔９〕出，先生盖代穷。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１０〕”
四月十日。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
〔２〕《申报》我国历史最久的资产阶级报纸，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创刊于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停刊。
〔３〕梁实秋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国家社会党党员。他经常宣传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
〔４〕白璧德（ＩAＢａｂｂｉｔｔ，１８６５—１９３３）美国近代新人文主义的领导者之一,他的理论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人性论，鼓吹所谓人性的均衡，提倡个人克制及所谓道德准则。他反对浪漫主义，主张复活欧洲古典文艺。主要著作有《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民主和领导》等。
〔５〕卢骚（ＪAＪA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７１２—１７７８）通译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著有《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
〔６〕郭亮（１９０１—１９２８）湖南长沙人，湖南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历任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等职。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岳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二十九日在长沙壮烈牺牲。《申报》四月十日刊载的《郭亮在湘伏诛续闻》中说：“郭亮首级之转运、郭首用木笼装置、悬在司门口者数日矣、兹铲共法院、因郭系铜官人、在该地作恶更多、特于昨日将郭首运往铜官、示众三日、期满再解往岳州示众、是郭之首级、将遍历长岳矣。”
〔７〕《三国志演义》即《三国演义》，长篇历史小说，元末明初罗贯中作，通行本为一百二十回。这里袁术应为袁绍。该书第三十、三十一回写有袁绍杀田丰的事：田丰为袁绍谋士，曾劝阻袁暂不攻打曹操，袁认为他沮丧军心，把他杀了，结果被曹操打败；他的儿子袁熙、袁尚投奔辽东军阀公孙康。相见时袁尚要求榻上铺席，公孙康叱道：“汝二人之头将行万里！何席之有？”便命左右砍下他们的头，使人送给在易州的曹操。
〔８〕这诗是清代王士禛作的《咏史小乐府三十首·杀田丰》（见《带经堂全集·乙巳稿》）。第二句中的盖，原作一。“长揖横刀出”，语出《后汉书·袁绍传》：东汉献帝时，董卓欲谋废立，袁绍反对，董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
〔９〕铅我国古代书写工具之一。晋代葛洪撰的《西京杂记》载有汉代扬雄“怀铅提椠”，到处搜求方言的故事。
〔１０〕卢梭于一七六二年出版教育小说《爱弥儿》，提倡儿童身心的自由发展，批判封建贵族和教会的教育制度。当时法国的反动当局曾为此下令焚毁该书并逮捕作者，卢梭被迫逃往瑞士、英国等地，直到一七七○年才重返巴黎。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诸君说什么话了，因为革命以来，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于大家都无益处。这一次回到北平，几位旧识的人要我到这里来讲几句，情不可却，只好来讲几句。但因为种种琐事，终于没有想定究竟来讲什么——连题目都没有。
那题目，原是想在车上拟定的，但因为道路坏，汽车颠起来有尺多高，无从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如此。
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北平还不到这样，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２〕……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Ｙｅｓ”〔３〕，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Ｎｏ”〔４〕，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
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５〕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６〕，——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７〕——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不过附和的，创作的很有，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现在，还是给几个出题目的人们圈了起来。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为什么呢，因为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８〕；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国便曾有过的。即如清末的南社〔９〕，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１０〕”，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俄国的例子尤为明显，十月革命开初，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家非常惊喜，欢迎这暴风雨的袭来，愿受风雷的试炼。但后来，诗人叶遂宁，小说家索波里自杀了，近来还听说有名的小说家爱伦堡〔１１〕有些反动。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四面袭来的并不是暴风雨，来试炼的也并非风雷，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空想被击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这倒不如古时候相信死后灵魂上天，坐在上帝旁边吃点心的诗人们福气。〔１２〕因为他们在达到目的之前，已经死掉了。
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１３〕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那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这照我上面所讲的推论起来，就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虽然革命家听了也许不大喜欢。
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１４〕“ＰｏｎｇＰｏｎｇＰｏｎｇ”，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１５〕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
但这些却也正是中国现状的一种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学的一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把钢叉，这是从《苦闷的象征》〔１６〕的书面上取来的，叉的中间的一条尖刺上，又安一个铁锤，这是从苏联的旗子上取来的。然而这样地合了起来，却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艺家的徽章。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现在的人们既然神经过敏，听到“俄”字便要气绝，连嘴唇也快要不准红了，对于出版物，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单是这样的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对于诸君，“奉旨申斥”大概还须解释几句才会明白罢。这是帝制时代的事。一个官员犯了过失了，便叫他跪在一个什么门外面，皇帝差一个太监来斥骂。这时须得用一点化费，那么，骂几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从祖宗一直骂到子孙。这算是皇帝在骂，然而谁能去问皇帝，问他究竟可是要这样地骂呢？去年，据日本的杂志上说，成仿吾是由中国的农工大众选他往德国研究戏曲去了，我们也无从打听，究竟真是这样地选了没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较地明白，还只好用我的老话，“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包围的圈子。这事，于诸君是不甚费力的。关于新兴文学的英文书或英译书，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几本，一定较为切实可靠。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平《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２〕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
〔３〕“Ｙｅｓ”英语：是。
〔４〕“Ｎｏ”英语：不是。
〔５〕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访华时，他担任翻译，并在《小说月报》上多次发表颂扬泰戈尔的文章。
〔６〕杜威（ＪAＤｅｗｅｙ，１８５９—１９５２）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否认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有用就是真理。主要著作有《哲学的改造》、《经验和自然》、《逻辑：探究的理论》等。胡适是杜威学说的宣传者。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二一年七月杜威来华讲学时，他曾担任翻译。
〔７〕曼殊斐儿（ＫA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８８—１９２３）通译曼斯菲英国女作家。著有《幸福》、《鸽巢》等中短篇小说集。徐志摩翻译过她的作品。他在《自剖集·欧游漫记》中，说他曾在法国上过曼殊斐儿的坟：“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系的坟，……在枫丹薄罗上曼殊斐儿的坟。……”
〔８〕乌托邦拉丁文Ｕｔｏｐｉａ的音译，源于英国汤姆士·莫尔在一五一六年所作的小说《乌托邦》。书中描写一种叫“乌托邦”的社会组织，寄托着作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由此“乌托邦”就成了“空想”的同义语。
〔９〕南社文学团体，一九○九年由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于苏州，盛时有社员千余人。他们以诗文鼓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发生分化，有的附和袁世凯，有的加入安福系、研究系等政客团体，只有少数人坚持进步立场。一九二三年解体。该社编印不定期刊《南社》，发表社员所作诗文，共出二十二集。
〔１０〕“汉官威仪”指汉代叔孙通等人所制定的礼仪制度。《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王莽篡位失败被杀后，司隶校尉刘秀（即后来的汉光武帝）带了僚属到长安，当地吏士“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
〔１１〕爱伦堡（fAZAg`GJV^`]，１８９１—１９６７）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他在创作中歪曲社会主义现实，曾受到当时苏联文艺界的批判。
〔１２〕德国诗人海涅在诗集《还乡记》第六十六首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梦见我自己做了上帝，昂然地高坐在天堂，天使们环绕在我身旁，不绝地称赞着我的诗章。我在吃糕饼、糖果，喝着酒，和天使们一起欢宴，我享受着这物珍品，却无须破费一个小钱……。”
〔１３〕“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见李初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防御自己》（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创造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１４〕指王独清的长诗《ⅡＤｅｃA》（《十二月十一日》），一九二八年十月出版（未标出版处）。
〔１５〕《一只手》短篇小说，载一九二八年《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至十一期，内容和这里所说的有出入。
〔１６〕《苦闷的象征》文艺论文集，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作。鲁迅曾译成中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北京新潮社出版。中译本的封面为陶元庆作。画面是一把钢叉叉着一个女人的舌头，象征“人间苦”。
编者先生：
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的争论过。但闹得并不“嚣”，战区也不见扩大，便结束。大约除了成都，别处是很少知道有这一回事的。
现在让我来简约地说一说。
这争论的起原，已经过了长时期的酝酿。双方的主体——赞成革命文学的，是国民日报社。——怀疑他们所谓革命文学的，是九五日报社。最先还仅是暗中的鼎峙；接着因了国民政府在长江一带逐渐发展，成都的革命文学家，便投机似的成立了“革命文艺研究社”，来竭力鼓吹无产阶级的文学。而凑巧有个署名张拾遗君的《谈谈革命文学》一篇论文在那时出现。于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学家的怒，两面的战争，便开始攻击。
至于两方面的战略：革命文学者以为一切都应该革命，要革命才有进步，才顺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会的余孽，帝国主义的爪牙。同样和创造社是以唯物史观为根据的。——可是又无他们的彻底，而把“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并为一谈。——反对者承认“革命文学”和“平民文学”“贵族文学”同为文学上一种名词，与文学革命无关，而怀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圣不可侵犯。且文学不应如此狭义；何况革命的题材，未必多。即有，隔靴搔痒的写来，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加入这战团的，革命文学方面，多为“清一色”的会员；而反对系，则半属不相识的朋友。
这一场混战的结果，是由“革命文艺研究社”不欲延长战线，自愿休兵。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测的。关于那次的文件，因“文献不足”，只好从略。
上海这次想必一定很可观。据我的朋友抄来的目录看，已颇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庆方面，还没有看这些刊物的眼福！
这信只算预备将来“文坛的掌故”起见，并无挑拨，拥护任何方面的意思。
废话已说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撰安！
徐匀〔２〕。十七年七月八日，于重庆。
回信
徐匀先生：
多谢你写寄“文坛的掌故”的美意。
从年月推算起来，四川的“革命文学”，似乎还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学论集》〔３〕（书名大概如此，记不确切了，是丁丁编的）的余波。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学”，不妨说是又一幕。至于“嚣”与不“嚣”，那是要凭耳闻者的听觉的锐钝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学”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状，不得而知。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过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４〕，《文化批判》，《流沙》〔５〕，蒋光Ｘ（恕我还不知道现在已经改了那一字）拜帅的《太阳》〔６〕，王独清领头的《我们》〔７〕，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独唱的《戈壁》〔８〕；也是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编撰的《现代小说》〔９〕和《战线》；再加一个真是“跟在弟弟背后说漂亮话”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１０〕。但前几天看见Ｋ君对日本人的谈话（见《战旗》七月号）〔１１〕，才知道潘叶之流的“革命文学”是不算在内的。
含混地只讲“革命文学”，当然不能彻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挂出来的招牌却确是无产阶级文学，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观为根据，则因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讲无产阶级文学，便不免归结到斗争文学，一讲斗争，便只能说是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这在俄国，是正当的，因为正是劳农专政；在日本也还不打紧，因为究竟还有一点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还说可以组织劳动政党。中国则不然，所以两月前就变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艺”，并且根据了资产社会的法律，请律师大登其广告，来吓唬别人了。
向“革命的智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１２〕，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
但这是就大局而言，倘说个人，却也有已经得到好结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一篇“开步走”和“打发他们去”，又改换姓名（石厚生）做了一点“玸鲁迅”〔１３〕之后，据日本的无产文艺月刊《战旗》七月号所载，他就又走在修善寺温泉的近旁（可不知洗了澡没有），并且在那边被尊为“可尊敬的普罗塔利亚特作家”，“从支那的劳动者农民所选出的他们的艺术家”了。
鲁迅。八月十日。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四期，原题《通信·其一》，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
〔２〕徐匀未详。
〔３〕《革命文学论集》应为《革命文学论》，丁丁编。收入当时讨论革命文学的论文十七篇，一九二七年上海大新书局出版。丁丁，当时的一个投机文人，后来堕落为汉奸。
〔４〕《创造月刊》创造社主要文学刊物之一，一九二六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
〔５〕《流沙》创造社的综合性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六期停刊。
〔６〕《太阳》即《太阳月刊》，太阳社主要文学刊物之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七期停刊。蒋光Ｘ，指蒋光慈（１９０１—１９３１），曾名蒋光赤（大革命失败后改赤为慈），安徽六安人，太阳社主要成员之一，作家。著有诗集《新梦》，小说《短裤党》、《田野的风》等。
〔７〕《我们》即《我们月刊》，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三期停刊。创刊号上第一篇系王独清的《祝辞》。王独清（１８９８—１９４０），陕西西安人，当时创造社成员，不久即堕落为托洛茨基分子。
〔８〕《戈壁》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四期停刊。
〔９〕《现代小说》月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年三月停刊。
〔１０〕《洪荒》即《洪荒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三期停刊。
〔１１〕Ｋ君指郭沫若，参看本卷第３０６页注〔２６〕。他和成仿吾与日本战旗社作家藤枝丈夫等的谈话，载于《战旗》一九二八年七月号。《战旗》，当时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机关刊物，一九二八年五月创刊，一九三○年六月停刊。
〔１２〕“阴阳脸”《戈壁》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刊有叶灵凤的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讽刺鲁迅的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１３〕“玸鲁迅”指《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载《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其中说：“我们抱了绝大的好奇心在等待拜见那勇敢的来将的花脸，我们想像最先跳出来的如不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学什么鸟文学的教授与名人，必定是在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少年老成的末将。看呀！阿呀，这却有点奇怪！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ＤｏｎＱｕｉｘｔｅ（玸吉诃德）——玸鲁迅！”玸，西班牙语Ｄｏｎ的音译，通译堂，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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