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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日常常对我的年青的同学们说：古人所谓“穷愁著书”〔2〕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那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候补的饿殍在沟壑边吟哦；鞭扑底下的囚徒所发出来的不过是直声的叫喊，决不会用一篇妃红俪白的骈体文〔3〕来诉痛苦的。所以待到磨墨吮笔，说什么“履穿踵决”〔4〕时，脚上也许早经是丝袜；高吟“饥来驱我去……”的陶征士〔5〕，其时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正当苦痛，即说不出苦痛来，佛说极苦地狱中的鬼魂，也反而并无叫唤！
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6〕使我不堪闻见。我装作无所闻见模样，以图欺骗自己，总算已从地狱中出离。
打门声一响，我又回到现实世界了。又是学校的事。我为什么要做教员？！想着走着，出去开门，果然，信封上首先就看见通红的一行字：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我本就怕这学校，因为一进门就觉得阴惨惨，不知其所以然，但也常常疑心是自己的错觉。后来看到杨荫榆校长《致全体学生公启》〔7〕里的“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的话，就恍然了，原来我虽然在学校教书，也等于在杨家坐馆〔8〕，而这阴惨惨的气味，便是从“冷板凳”〔9〕里出来的。可是我有一种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就是偶尔要想想。所以恍然之后，即又有疑问发生：这家族人员——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母女，还是婆媳呢？
想而又想，结果毫无。幸而这位校长宣言多，竟在她《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10〕里获得正确的解答了。曰，“与此曹子勃谿相向”，则其为婆婆无疑也。
现在我可以大胆地用“妇姑勃谿”〔11〕这句古典了。但婆媳吵架，与西宾〔12〕又何干呢？因为究竟是学校，所以总还是时常有信来，或是婆婆的，或是媳妇的。我的神经又不强，一闻打门而悔做教员者以此，而且也确有可悔的理由。
这一年她们的家务简直没有完，媳妇儿们不佩服婆婆做校长了，婆婆可是不歇手。这是她的家庭，怎么肯放手呢？无足怪的。而且不但不放，还趁“五七”之际，在什么饭店请人吃饭之后，开除了六个学生自治会的职员〔13〕，并且发表了那“须知学校犹家庭”的名论。
这回抽出信纸来一看，是媳妇儿们的自治会所发的，略谓：
“旬余以来，校务停顿，百费待兴，若长此迁延，不特虚掷数百青年光阴，校务前途，亦岌岌不可终日。……”
底下是请教员开一个会，出来维持的意思的话，订定的时间是当日下午四点钟。
“去看一看罢。”我想。
这也是我的一种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明知道无论什么事，在中国是万不可轻易去“看一看”的，然而终于改不掉，所以谓之“病”。但是，究竟也颇熟于世故了，我想后，又立刻决定，四点太早，到了一定没有人，四点半去罢。
四点半进了阴惨惨的校门，又走进教员休息室。出乎意料之外！除一个打盹似的校役以外，已有两位教员坐着了。一位是见过几面的；一位不认识，似乎说是姓汪，或姓王，我不大听明白，——其实也无须。
我也和他们在一处坐下了。
“先生的意思以为这事情怎样呢？”这不识教员在招呼之后，看住了我的眼睛问。
“这可以由各方面说……。你问的是我个人的意见么？我个人的意见，是反对杨先生的办法的……。”
糟了！我的话没有说完，他便将他那灵便小巧的头向旁边一摇，表示不屑听完的态度。但这自然是我的主观；在他，或者也许本有将头摇来摇去的毛病的。
“就是开除学生的罚太严了。否则，就很容易解决……。”
我还要继续说下去。
“嗡嗡。”他不耐烦似的点头。
我就默然，点起火来吸烟卷。
“最好是给这事情冷一冷……。”不知怎的他又开始发表他的“冷一冷”学说了。
“嗡嗡。瞧着看罢。”这回是我不耐烦似的点头，但终于多说了一句话。
我点头讫，瞥见坐前有一张印刷品，一看之后，毛骨便悚然起来。文略谓：
“……第用学生自治会名义，指挥讲师职员，召集校务维持讨论会，……本校素遵部章，无此学制，亦无此办法，根本上不能成立。……而自闹潮以来……不能不筹正当方法，又有其他校务进行，亦待大会议决，兹定于（月之二十一日）下午七时，由校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解决种种重要问题。务恳大驾莅临，无任盼祷！”
署名就是我所视为畏途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但下面还有一个“启”字。我这时才知道我不该来，也无须“莅临”太平湖饭店，因为我不过是一个“兼任教员”。然而校长为什么不制止学生开会，又不预先否认，却要叫我到了学校来看这“启”的呢？我愤然地要质问了，举目四顾，两个教员，一个校役，四面砖墙带着门和窗门，而并没有半个负有答复的责任的生物。“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虽然能“启”，然而是不能答的。只有默默地阴森地四周的墙壁将人包围，现出险恶的颜色。
我感到苦痛了，但没有悟出它的原因。
可是两个学生来请开会了；婆婆终于没有露面。我们就走进会场去，这时连我已经有五个人；后来陆续又到了七八人。于是乎开会。
“为幼稚者”仿佛不大能够“体贴尊长之心”似的，很诉了许多苦 然而我们有什么权利来干预“家庭”里的事呢？而况太平湖饭店里又要“解决种种重要问题”了！但是我也说明了几句我所以来校的理由，并要求学校当局今天缩头缩脑办法的解答。然而，举目四顾，只有媳妇儿们和西宾，砖墙带着门和窗门，而并没有半个负有答复的责任的生物！
我感到苦痛了，但没有悟出它的原因。
这时我所不识的教员和学生在谈话了；我也不很细听。但在他的话里听到一句“你们做事不要碰壁”，在学生的话里听到一句“杨先生就是壁”，于我就仿佛见了一道光，立刻知道我的痛苦的原因了。
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
其时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
这一种会议是照例没有结果的，几个自以为大胆的人物对于婆婆稍加微辞之后，即大家走散。我回家坐在自己的窗下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而阴惨惨的颜色却渐渐地退去，回忆到碰壁的学说，居然微笑起来了。
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14〕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但是，此刻太平湖饭店之宴已近阑珊，大家都已经吃到冰其淋，在那里“冷一冷”了罢……。
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淋，贝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
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我想取作画图，竟不能画成一线。我为什么要做教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但是织芳〔15〕来访我了。
我们闲谈之间，他也忽而发感慨——
“中国什么都黑暗，谁也不行，但没有事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教员咧，学生咧，烘烘烘，烘烘烘，真像一个学校，一有事故，教员也不见了，学生也慢慢躲开了；结局只剩下几个傻子给大家做牺牲，算是收束。多少天之后，又是这样的学校，躲开的也出来了，不见的也露脸了，‘地球是圆的’咧，‘苍蝇是传染病的媒介’咧，又是学生咧，教员咧，烘烘烘……。”
从不像我似的常常“碰壁”的青年学生的眼睛看来，中国也就如此之黑暗么？然而他们仅有微弱的呻吟，然而一呻吟就被杀戮了！
五月二十一日夜。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二十九期。
〔2〕“穷愁著书” 语出《史记·虞卿传》：“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虞卿，战国时赵国的上卿。
〔3〕骈体文 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盛行于南北朝，讲究对仗工整、声律和谐、词藻华丽。“妃红俪白”就是骈体文句，红白相对的意思。
〔4〕“履穿踵决” 鞋子破旧，脚跟露出的意思。《庄子·山木》：“衣弊履穿，贫也。”又《庄子·让王》：“曾子居卫……十年不制衣……纳屦而踵决。”
〔5〕陶征士 指陶渊明（约372—427），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诗人。安帝义熙末年（418），征召他为著作郎，不就，因此被称为“征士”。“饥来驱我去”，见他的《乞食》一诗。
〔6〕牛首阿旁 地狱中牛头人身的鬼卒；畜生、化生，轮回中的变化；大叫唤、无叫唤，地狱中的鬼魂。这些都是佛家语。
〔7〕杨荫榆（？—1938） 江苏无锡人，曾留学美国，当时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军阀，肆意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一九二五年女师大学生反杨风潮中，她于五月九日无理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并于次日发表《致全体学生公启》，其中说：“顷者不幸，少数学生滋事，犯规至于出校，初时一再隐忍，无非委曲求全。至于今日，续成绝望，乃有此万不得已之举。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见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晨报》）
〔8〕坐馆 旧时称当家庭教师为“坐馆”。
〔9〕“冷板凳” 清代范寅《越谚》：“谑塾师曰：‘坐冷板凳’。”
意思是冷落的职位，也泛指受到冷遇、无事可为。
〔10〕《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这篇“感言”是杨荫榆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后离校迁居饭店时所发的，其中说：“若夫拉杂谰言，笔舌，与此曹子勃相向，憎口纵极鼓簧，自待不宜过薄。……
梦中多曹社之谋，心上有杞天之虑；然而人纪一日犹存，公理百年自在。”（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
〔11〕“妇姑勃谿”语见《庄子·外物》。婆媳吵架的意思。
〔12〕西宾同西席。旧时对家塾教师或幕友的含有敬意的称谓。
〔13〕六个学生自治会的职员 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
〔14〕“鬼打墙” 旧时的一种迷信：夜间走路，有时会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找不出应走的路来，就认为是被鬼用无形的墙壁拦住，叫做“鬼打墙”。
〔15〕织芳 即荆有麟，山西猗氏人。他曾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听过作者的课，当时以“文学青年”的面貌在文学、新闻界活动。后来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组织，长期进行反革命活动。
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
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上〔2〕。自然，自己也明知道违了“和光同尘”〔3〕的古训了，但我就是这样，并不想以骑墙或阴柔来买人尊敬。
三四天之后，忽然接到一本《现代评论》〔4〕十五期，很觉得有些稀奇。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页上目录已经整齐（初版字有参差处），就证明着至少是再版。我想：为什么这一期特别卖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内容改变了么？翻开初版来，校勘下去，都一样；不过末叶的金城银行的广告已经杳然，所以一篇《女师大的学潮》〔5〕就赤条条地露出。我不是也发过议论的么？自然要看一看，原来是赞成杨荫榆校长的，和我的论调正相反。做的人是“一个女读者”。
中国原是玩意儿最多的地方，近来又刚闹过什么“琴心是否女士”〔6〕问题，我于是心血来潮，忽而想：又捣什么鬼，装什么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为接着就起了别一个念头，想到近来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这种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们也何至于一定用裙子来做军旗。我就将我的念头打断了。
此后，风潮还是拖延着，而且展开来，于是有七个教员的宣言〔7〕发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其中的一个是我。
这回的反响快透了，三十日发行（其实是二十九日已经发卖）的《现代评论》上，西滢先生〔8〕就在《闲话》的第一段中特地评论。但是，据说宣言是“《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才在报上见到的，所以前半只论学潮，和宣言无涉。后来又做了三大段，大约是见了宣言之后，这才文思泉涌的罢，可是《闲话》付印的时间，大概总该颇有些耽误了。但后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么，足见这是一段要紧的“闲话”。
《闲话》中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几句”，加上圈子，评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为“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遂觉“可惜”，但他说“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这些话我觉得确有些超妙的识见。例如“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
又如一查籍贯，则即使装作公平，也容易启人疑窦，总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则同籍的人固然惮于在一张纸上宣言，而别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9〕了。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
但是，西滢先生因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叹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却以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县官坐堂，往往两造各责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没有了，可是终于不免为胡涂虫。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宣言中所谓“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为此辈的手段写照。而且所谓“挑剔风潮”的“流言”，说不定就是这些伏在暗中，轻易不大露面的东西所制造的，但我自然也“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足见流言之易于惑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却直到看见这《闲话》之后，才知道西滢先生们原来“常常”听到这样的流言，并且和我偶尔听到的都不对。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
但在《闲话》的前半，即西滢先生还未在报上看见七个教员的宣言之前，已经比学校为“臭毛厕”，主张“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了。〔10〕为什么呢？一者报上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二者学生把守校门；三者有“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的饭店招集教员开会的奇闻”。但这所述的“臭毛厕”的情形还得修改些，因为层次有点颠倒。据宣言说，则“饭店开会”，乃在“把守校门”之前，大约西滢先生觉得不“最精彩”，所以没有摘录，或者已经写好，所以不及摘录的罢。现在我来补摘几句，并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颦——
“……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校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会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
《闲话》里的和这事实的颠倒，从神经过敏的看起来，或者也可以认为“偏袒”的表现；但我在这里并非举证，不过聊作插话而已。其实，“偏袒”两字，因我适值选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厌观，倘用别的字，便会大大的两样。况且，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长同籍贯，或是好朋友，或是换帖兄弟，或是叨过酒饭，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偏袒”。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
但当侃侃而谈之际，那自然也许流露出来。然而也没有什么要紧，局外人那里会知道这许多底细呢，无伤大体的。
但是学校的变成“臭毛厕”，却究竟在“饭店招集教员”之后，酒醉饭饱，毛厕当然合用了。西滢先生希望“教育当局”打扫，我以为在打扫之前，还须先封饭店，否则醉饱之后，总要拉矢，毛厕即永远需用，怎么打扫得干净？而且，还未打扫之前，不是已经有了“流言”了么？流言之力，是能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的，打扫夫又怎么动手？姑无论现在有无打扫夫。
至于“万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实在是斩钉截铁的办法。
正应该这样办。但是，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
五月三十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京报副刊》。
〔2〕即收入本书的《忽然想到》之七。
〔3〕“和光同尘” 语出《老子》：“和其光，同其尘。”随和的意思。
〔4〕《现代评论》 综合性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九卷第二○九期停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陈西滢、王世杰、唐有壬、徐志摩等，当时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依附北洋政府，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师大风潮及其后的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中都支持北洋军阀当局，诬蔑革命群众运动。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们又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5〕《女师大的学潮》 这是一篇署名为“一个女读者”给《现代评论》记者的信，载于该刊第一卷第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主要意思是说：女师大学生迭次驱杨的“那些宣言书中所列举杨氏的罪名，既大都不能成立罪名……而这回风潮的产生和发展，校内校外尚别有人在那里主使。”又说“女师大是中国唯一的女子大学；杨氏也是充任大学校长的唯一的中国女子……我们应否任她受教育当局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排挤攻击？我们女子应否自己还去帮着摧残她？”
〔6〕“琴心是否女士” 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内容几乎完全抄袭日本菊池宽所著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上指出后，除欧阳兰本人作文答辩外，还出现了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为他辩护。不久，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这位“琴心”和另一“雪纹女士”又一连写几篇文字替他分辩。但事实上，所谓“琴心”女士，是欧阳兰的女友夏雪纹（当时在女师大读书）的别号，而署名“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
〔7〕七个教员的宣言 即由鲁迅起草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它是针对杨荫榆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和她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而发的，由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盞、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署名。文中说：“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行一端，平素又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
〔8〕西滢 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曾留学英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闲话》中说：“《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采的几句就知道了。（摘句略）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按某籍，指浙江；某系指当时北京大学国文系。发表宣言的七人除李泰盞外，都是浙江人和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9〕给同籍的人帮忙 指陈西滢给杨荫榆帮忙，他们都是江苏无锡人。
〔10〕陈西滢比女师大为“臭毛厕”的议论，原话是说：“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
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也到处流传了。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临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的奇闻，也见于报章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毛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
虽然因为我劝过人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曾蒙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先生赐信要我搬出中国去，〔2〕但是我终于没有走。而且我究竟是中国人，读过中国书的，因此也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譬如，假使要掉文袋〔3〕，可以说说“桃红柳绿”，这些事是大家早已公认的，谁也不会说你错。如果论史，就赞几句孔明，骂一通秦桧〔4〕，这些是非也早经论定，学述一回决没有什么差池；况且秦太师的党羽现已半个无存，也可保毫无危险。至于近事呢，勿谈为佳，否则连你的籍贯也许会使你由可“尊敬”而变为“可惜”的。
我记得宋朝是不许南人做宰相的，那是他们的“祖制”，只可惜终于不能坚持。〔5〕至于“某籍”人说不得话，却是我近来的新发见。也还是女师大的风潮，我说了几句话。但我先要声明，我既然说过，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为什么又去说话呢？那是，因为，我是见过清末捣乱的人，没有生长在太平盛世，所以纵使颇有些涵养工夫，有时也不免要开口，客气地说，就是大不“安分”的。于是乎我说话了，不料陈西滢先生早已常常听到一种“流言”，那大致是“女师大的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现在我一说话，恰巧化“暗”为“明”，就使这常常听到流言的西滢先生代为“可惜”，虽然他存心忠厚，“自然还是不信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无奈“流言”却“更加传布得厉害了”，这怎不使人“怀疑”〔6〕呢？自然是难怪的。
我确有一个“籍”，也是各人各有一个的籍，不足为奇。
但我是什么“系”呢？自己想想，既非“研究系”，也非“交通系”〔7〕，真不知怎么一回事。只好再精查，细想；终于也明白了，现在写它出来，庶几乎免得又有“流言”，以为我是黑籍的政客。
因为应付某国某君〔8〕的嘱托，我正写了一点自己的履历，第一句是“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一家姓周的家里”，这里就说明了我的“籍”。但自从到了“可惜”的地位之后，我便又在末尾添上一句道，“近几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这大概就是我的“系”了。我真不料我竟成了这样的一个“系”。
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确的，至于“挑剔风潮”这一种连字面都不通的阴谋，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做法。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则立刻犯了嫌疑，至于使和我毫不相干的人如西滢先生者也来代为“可惜”呢？那么，如果流言说我正在钻营，我就得自己锁在房里了；如果流言说我想做皇帝，我就得连忙自称奴才了。然而古人却确是这样做过了，还留下些什么“空穴来风，桐乳来巢”〔9〕的鬼格言。可惜我总不耐烦敬步后尘；不得已，我只好对于无论是谁，先奉还他无端送给我的“尊敬”。
其实，现今的将“尊敬”来布施和拜领的人们，也就都是上了古人的当。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说，你应该这样，倘不，我要将你摔下来了。求人尊敬的可怜虫于是默默地坐着；
但偶然也放开喉咙道“有利必有弊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10〕呀！”“猗欤休哉〔11〕呀！”听众遂亦同声赞叹道，“对呀对呀，可敬极了呀！”这样的互相敷衍下去，自己以为有趣。
从此这一个办法便成为八面锋〔12〕，杀掉了许多乏人和白痴，但是穿了圣贤的衣冠入殓。可怜他们竟不知道自己将褒贬他的人们的身价估得太大了，反至于连自己的原价也一同失掉。
人类是进化的，现在的人心 当然比古人的高洁；但是“尊敬”的流毒，却还不下于流言，尤其是有谁装腔作势，要来将这撒去时，更足使乏人和白痴惶恐。我本来也无可尊敬；
也不愿受人尊敬，免得不如人意的时候，又被人摔下来。更明白地说罢：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么，则使我感到将要呕哕似的恶心。然而无论如何，“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
六月二日晨。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莽原》周刊第七期。
〔2〕指署名“瞎嘴”写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的致作者的信。这封信攻击作者的《青年必读书》，其中说：“我诚恳的希望：一、鲁迅先生是感觉‘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所以敢请你出来作我们一般可怜的青年的领袖先搬到外国（连家眷）去，然后我要做个摇旗呐喊的小卒。二、鲁迅先生搬家到外国后，我们大家都应马上搬去。”（按着重号系原件所有）
〔3〕掉文袋 亦作掉书袋。《南唐书·彭利用传》：“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
〔4〕孔明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任蜀汉丞相。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曾任南宋宰相，加太师衔，是主张降金的内奸，诬杀抗金名将岳飞的主谋。
〔5〕关于宋朝不许南人做宰相，据宋代笔记小说《道山清话》（著者不详）载：“太祖（赵匡胤）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谷《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这个“祖制”，在真宗天禧元年（1017）王钦若（江西新喻人）做了宰相后，就被打破。
〔6〕指陈西滢。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发表的《闲话》中说：“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观念都无非是迷信。”
〔7〕“研究系”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在黎元洪任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期间，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段祺瑞，并勾结西南军阀，进行政治投机活动，这个政客集团被称为“研究系”。“交通系”，袁世凯的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曾奉命组织他的部属为“公民党”，充当袁世凯当选总统和复辟帝制的工具，这个政客集团被称为“交通系”。
〔8〕指苏联人王希礼，原名瓦西里耶夫（B．A．QRGPLMST），俄文本《阿Q正传》的最初翻译者，当时是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成员。作者曾为他的译本写过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后都编入《集外集》中。
〔9〕“空穴来风，桐乳来巢” 语出《文选》宋玉《风赋》李善注引《庄子》（佚文）：“空阅来风，桐乳致巢。”据晋代司马彪注：“门户孔空，风善从之；桐子似乳，著其叶而生，其叶似箕，鸟喜巢其中也。”这里的意思是说：流言之来，一定是本有可乘之隙的缘故。
〔10〕“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语见《庄子·齐物论》。
〔11〕“猗欤体哉” 叹美词。
〔12〕八面锋 锋利无比的意思。清代陈春在《永嘉先生八面锋》（传为南宋陈傅良著）一书的跋文中说：“物之不可犯者锋，锋而至于八则面面相当，往无不利。”
一
“公理战胜”的牌坊〔2〕，立在法国巴黎的公园里不知怎样，立在中国北京的中央公园里可实在有些希奇，——但这是现在的话。当时，市民和学生也曾游行欢呼过。
我们那时的所以入战胜之林者，因为曾经送去过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夸工人在欧战的劳绩。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战胜也忘却了，而且实际上是战败了〔3〕。
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
我们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然而败于金，败于元，败于清。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
却答道，“有天灵盖”！〔4〕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又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飘渺了。
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我近来也颇觉“心上有杞天之虑”〔5〕，怕中国更要复古了。瓜皮帽，长衫，双梁鞋，打拱作揖，大红名片，水烟筒，或者都要成为爱国的标征，因为这些都可以不费力气而拿出来，和天灵盖不相上下的。（但大红名片也许不用，以避“赤化”之嫌。）
然而我并不说中国人顽固，因为我相信，鸦片和扑克是不会在排斥之列的。况且爱国之士不是已经说过，马将牌已在西洋盛行，给我们复了仇么？
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
我们仔细查察自己，不再说诳的时候应该到来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
我不以为自承无力，是比自夸爱和平更其耻辱。
六月二十三日。
二
先前以“士人”“上等人”自居的，现在大可以改称“平民”了罢；在实际上，也确有许多人已经如此。彼一时，此一时，清朝该去考秀才，捐监生，〔6〕现在就只得进学校。“平民”这一个徽号现已日见其时式，地位也高起来了，以此自居，大概总可以从别人得到和先前对于“上等人”一样的尊敬，时势虽然变迁，老地位是不会失掉的。倘遇见这样的平民，必须恭维他，至少也得点头拱手陪笑唯诺，像先前下等人的对于贵人一般。否则，你就会得到罪名，曰：“骄傲”，或“贵族的”。因为他已经是平民了。见平民而不格外趋奉，非骄傲而何？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7〕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
“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8〕，一路的呵。”
徐锡麟〔9〕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10〕君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兴旺，这才被尊称为“老太爷”；有人给“孙少爷”去说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杀了，神主入祠的时候，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凯打倒二次革命〔11〕之后，这才冷落起来。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12〕的机运就成熟了。听说现在悟善社〔13〕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谟哈默德〔14〕。
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
月球只一面对着太阳，那一面我们永远不得见。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譬如说到家族亲旧，书上就有许多好看的形容词：慈呀，爱呀，悌呀，……
又有许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礼门呀，义宗〔15〕呀，……
至于诨名，却藏在活人的心中，隐僻的书上。最简单的打官司教科书《萧曹遗笔》〔16〕里就有着不少惯用的恶諡，现在钞一点在这里，省得自己做文章——
亲戚类
孽亲 枭亲 兽亲 鳄亲 虎亲 歪亲
尊长类
鳄伯 虎伯（叔同） 孽兄 毒兄 虎兄
卑幼类
悖男 恶侄 孽侄 悖孙 虎孙 枭甥
孽甥 悖妾 泼媳 枭弟 恶婿 凶奴
其中没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为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17〕。
这一种手段也不独讼师有。民国元年章太炎〔18〕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太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往日看《鬼谷子》〔19〕，觉得其中的谋略也没有什么出奇，独有《飞箝》中的“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这一段里的一句“虽覆能复”很有些可怕。但这一种手段，我们在社会上是时常遇见的。
《鬼谷子》自然是伪书，决非苏秦，张仪〔20〕的老师所作；
但作者也决不是“小人”，倒是一个老实人。宋的来鹄〔21〕已经说，“捭阖飞箝，今之常态，不读鬼谷子书者，皆得自然符契也。”人们常用，不以为奇，作者知道了一点，便笔之于书，当作秘诀，可见禀性纯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诈也并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将十元钞票嵌在镜屏里当宝贝么？
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阴谋家，否则，他还该说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说，而钩出别人来说；或者并不必钩出别人来说，而自己永远阔不可言。这末后的妙法，知者不言，书上也未见，所以我不知道，倘若知道，就不至于老在灯下编《莽原》，做《补白》了。
但各种小纵横，我们总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亲，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来，〔22〕就都是这“覆’“复”作用；化数百元钱，请一回酒，许多人立刻变了色彩，也还是这顽意儿。然而真如来鹄所说，现在的人们是已经“是乃天授，非人力也”〔23〕的；倘使要看了《鬼谷子》才能，就如拿着文法书去和外国人谈天一样，一定要碰壁。
七月一日。〔24〕
三
离五卅事件的发生已有四十天，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样。聪明的批评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五分钟热度”〔25〕说来了罢，虽然也有过例外：曾将汤尔和〔26〕先生的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见六月二十三日《晨报》）有些学生们也常常引这“五分热”说自诫，仿佛早经觉到了似的。
但是，中国的老先生们——连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都算在内——不知怎的总有一种矛盾的意见，就是将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时又看得太高。妇孺是上不了场面的；然而一面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于还想借此结识一个阔亲家，使自己也连类飞黄腾达。什么木兰从军，缇萦救父〔27〕，更其津津乐道，以显示自己倒是一个死不挣气的瘟虫。对于学生也是一样，既要他们“莫谈国事”，又要他们独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们无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国度里，国民十之九是学生；但在中国，自然还是一个特别种类。虽是特别种类，却究竟是“束发小生”〔28〕，所以当然不会有三头六臂的大神力。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将自身烧完，正如在马路上焚纸人轿马，暂时引得几个人闲看，而终于毫不相干，那热闹至多也不过如“打门”之久。谁也不动，难道“小生”们真能自己来打枪铸炮，造兵舰，糊飞机，活擒番将，平定番邦么？所以这“五分热”是地方病，不是学生病。这已不是学生的耻辱，而是全国民的耻辱了；倘在别的有活力，有生气的国度里，现象该不至于如此的。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但是，别有所图的聪明人又作别论，便是真诚的学生们，我以为自身却有一个颇大的错误，就是正如旁观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样：开首太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为一般计，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过是“人力”，倒较为切实可靠罢。
现在，从读书以至“寻异性朋友讲情话”，似乎都为有些有志者所诟病了。但我想，责人太严，也正是“五分热”的一个病源。譬如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例如不买英日货——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29〕。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七月八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分三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版的《莽原》周刊第十期、七月三日出版的十一期及同月十日出版的第十二期。
〔2〕“公理战胜”的牌坊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宣扬他们打败了德、奥等同盟国是“公理战胜强权”；那时战胜国都立碑纪念，中国北洋政府因曾参加协约国一方，所以也在北京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建立了“公理战胜”的牌坊（一九五三年已将“公理战胜”四字改为“保卫和平”）。
〔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九一九年一月至六月，英、法、美等帝国主义操纵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地位，非法决定让日本帝国主义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同年五四运动爆发，迫使当时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实际上是战败了”，是就巴黎和会侵犯我国主权这一情况而说的。
〔4〕关于“天灵盖”的谐谑，见宋代张知甫的《可书》：“金人自侵中国，惟以敲棒击人脑而毙。绍兴间有伶人作杂戏云：‘若要胜其金人，须是我中国一件件相敌乃可。且如金国有粘罕，我国有韩少保；金国有柳叶枪，我国有凤凰弓；金国有凿子箭，我国有锁子甲；金国有敲棒，我国有天灵盖。’人皆笑之。”粘罕，即完颜宗翰，金军统帅；韩少保，即韩世忠，南宋抗金名将。鲁迅文中说的“四太子”是金太祖的第四子完颜宗弼，本名兀术；岳少保即岳飞。
〔5〕“心上有杞天之虑” 杨荫榆《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的话（参看本书《“碰壁”之后》及其注〔10〕）。这是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言句子。原来的故事见《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6〕秀才 按明、清科举制度，童生经过县考初试，府考复试，再参加学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就是秀才。监生，国子监生员的简称，国子监原是封建时代中央最高学府，清代乾隆以后可以援例捐资取得监生名义，不一定在监读书。
〔7〕南京政府 指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8〕“草字头” 一种隐语；因“革”字与“草”字的起头相似，所以当时一般人称革命党为“草字头”。这里所说的“革命党”系指兴中会、光复会、同盟会及其他一些反清革命组织。
〔9〕徐锡麟（1873—1907） 字伯荪，浙江绍兴人，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一九○七年，与秋瑾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七月六日，他以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身份为掩护，乘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刺死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攻占军械局，弹尽被捕，当日惨遭杀害。
〔10〕陶成章（1878—1912） 字焕卿，别署会稽山人，浙江绍兴人，清末革命家，光复会领袖之一。一九一二年一月，被投机分子陈英士派蒋介石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浙案纪略》及《催眠术讲义》等。
〔11〕二次革命 指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结果失败。因对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而言，故称二次革命。
〔12〕“三教同源” “三教”指儒、释、道。自东汉以后，这三家时有对抗和冲突，但往往也互相渗透。到了宋代，由于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吸收了佛、老的思想，形成“三教”思想的调和。这里所说“‘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即指这种调和现象。
〔13〕悟善社 一种封建迷信的道门组织。
〔14〕孔子（前551—前479） 名丘，字仲尼，儒家创始人。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道家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教创始人。耶稣基督（约前4—30），基督教创始人。基督，即救世主。谟哈默德（约570—632），通译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
〔15〕五世同堂 即五代同居。礼门、义宗，即所谓笃守礼义的门庭和宗族。在封建社会里，这些都被认为是可称颂的事情。
〔16〕《萧曹遗笔》 清代竹林浪叟辑，共四卷。一种供讼师写状纸用的参考书，假托是汉代萧何、曹参的著作。
〔17〕“以孝治天下” 语见《孝经·孝治章》：“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
〔18〕章太炎（1869—1936） 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和学者。他因为鼓吹并实际参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活动，曾被反动派毁谤为疯癫。辛亥革命后，他也常有反对袁世凯等军阀黑暗统治的言论，因此又曾被反动派毁谤为“章疯子”。
〔19〕《鬼谷子》 相传为战国时鬼谷子所著，实为后人伪托，共三卷。《飞箝》是其中的一篇。据南朝梁陶弘景注：“‘飞’谓作声誉以飞扬之，‘箝’谓牵持缄束，令不得脱也；言取人之道，先作声誉以飞扬之，彼必露情竭志而无隐，然后因有所好，牵持缄束，不得转移。”“虽覆能复”，据陶弘景注：“虽有覆败，必能复振，不失其节度，此箝之终也。”
〔20〕苏秦，张仪 战国时纵横家。苏秦曾游说六国联合抗拒秦国；张仪曾游说六国归顺秦国。据《史记》的《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说，他们两人“俱事鬼谷子先生学术”。
〔21〕来鹄 据《全唐文》卷八百十一《来鹄》条：“鹄，豫章人，咸通（按为唐懿宗年号）举进士不第。”这里所引的话，见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鬼谷子》条：“来鹄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诡绐、激讦、揣测、忄佥猾之术，悉备于章，学之者惟仪、秦而已。如捭阖、飞箝，实今之常态，是知渐漓之后，不读鬼谷子书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22〕指当时各地军阀的内战。参看本书《忽然想到》之十一及其注〔22〕。
〔23〕“是乃天授，非人力也” 这是汉代韩信称颂刘邦的话。
见《史记·淮阴侯传》：“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24〕本节发表时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七月一日”是作者在结集时补上的。
〔25〕“五分钟热度” 梁启超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晨报》“勿忘国耻”栏发表的《第十度的“五七”》一文中，曾说：“我不怕说一句犯众怒的话：‘国耻纪念’这个名词，不过靠‘义和团式’的爱国心而存在罢了！义和团式的爱国本质好不好另属一问题。但他的功用之表现，当然是靠‘五分钟热度’，这种无理性的冲动能有持续性，我绝对不敢相信。”
〔26〕汤尔和（1878—1940） 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曾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抗日战争期间堕落为汉奸。关于五卅事件，他在《晨报》的“时论”栏发表《不善导的忠告》一文，其中充满诬蔑群众，取媚于英、日帝国主义的胡说；这里所引的侮辱爱国学生的话也见于该文：“前天某学校以跳舞会的名义来募捐，我家的佣工，告诉他说是捐的次数太多了，家里没有钱。来人说你们主人做过什么长，还会没钱吗？把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再三央告，始怫然而去。”
〔27〕木兰从军 见南北朝时的叙事诗《木兰诗》。内容是说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出征十二年，立功还乡。缇萦救父，见《史记·仓公传》。缇萦是汉代淳于意（即仓公）的幼女，因父亲犯罪，上书汉文帝，表示自己情愿做一名官婢，代父赎罪。
〔28〕“束发小生” 一九二五年，章士钊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而遭到反对，他在给段祺瑞的辞呈里说：“夫束发小生。千百成群。至以本管长官之进退。形诸条件。”束发，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龄；章士钊说的“束发小生”却含有轻视的意思，近似俗语“毛头小子”。
〔29〕韩非子 即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时韩国人，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韩非子》二十卷，计五十五篇。《韩非子》中没有“不耻最后”的话，在《淮南子·诠言训》中有类似的记载：“马由者不贫最先，不恐独后；缓急调平手，御心调乎马，虽不能必先哉，马力必尽矣。”，赛马。
KS兄：
我很感谢你的殷勤的慰问，但对于你所愤慨的两点和几句结论，我却并不谓然，现在略说我的意见——
第一，章士钊将我免职，〔2〕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因为我本就没有预期章士钊能做出比现在更好的事情来。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种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智识阶级的领袖看，于是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发生不平，其实是作茧自缚；他这人本来就只能这样，有着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误谬。使我较为感到有趣的倒是几个向来称为学者或教授的人们，居然也渐次吞吞吐吐地来说微温话了，什么“政潮”咧，“党”咧，仿佛他们都是上帝一样，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谁知道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但终于使我觉得有趣的是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态，又自己开出帐来发表了。仿佛世界上还有光明，所以即便费尽心机，结果仍然是一个瞒不住。
第二，你这样注意于《甲寅周刊》〔3〕，也使我莫明其妙。
《甲寅》第一次出版时，我想，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4〕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至于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关于内容的事且不说，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5〕之类。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挦挦〔6〕，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一样。即如他那《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7〕中有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笔了。但比起何栻《齐姜醉遣晋公子赋》〔8〕的“公子固翩翩绝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来，就显得字句和声调都怎样陋弱可哂。何挦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钊的文章更于何处讨生活呢？况且，前载公文，接着就是通信，精神虽然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形式却成了公报尺牍合璧了，我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实在没有过这样滑稽体式的著作。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以为现在是攀附显现的时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来开口。至于别的用处，我委实至今还想不出来。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
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说，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倘要开头，他们还得有一个更通古学，更长古文的人，才能胜对垒之任，单是现在似的每周印一回公牍和游谈的堆积，纸张虽白，圈点虽多，是毫无用处的。
鲁迅。八月二十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莽原》周刊第十九期。
〔2〕章士钊（1881—1973） 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
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活动，五四运动后，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他参加北洋军阀段祺瑞政治集团，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同时创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发生后，由于鲁迅反对章士钊压迫学生的行动和解散女师大的措施，章便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段祺瑞罢免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务，次日公布。八月二十二日鲁迅在平政院控诉章士钊，结果胜诉，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复职。后来章士钊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变化，转而同情革命。
〔3〕《甲寅周刊》 章士钊主编的杂志。章士钊曾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发行《甲寅》月刊，两年后出至第十期停刊。《甲寅》周刊是他任教育总长之后，一九二五年七月在北京出版的，至一九二七年二月停刊，共出四十五期。其内容杂载公文、通讯，正如鲁迅所说，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他办这个刊物的主旨，一方面为了提倡古文，宣扬封建思想，一方面则为了压制学生和他的反对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刊物中除一般地宣传复古外，还有不少诬蔑青年学生、为当时的所谓执政（段祺瑞）捧场和吹嘘他自己的文章。
〔4〕唐宋八大家 指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散文名家。明代茅坤曾选辑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因有此称。
〔5〕“每下愈况” 语见《庄子·知北游》。章太炎《新方言·释词》：“愈况，犹愈甚也。”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的《孤桐杂记》中，将这个成语错用成“每况愈下”：“尝论明清相嬗。士气骤衰。……民国承清，每况愈下。”
〔6〕挦撦 意思是摘取和撕扯。一般指剽窃别人的词句。撦，扯的异体字。
〔7〕《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 这篇呈文曾刊载《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其中有一部分字句，旁加密圈。
〔8〕何栻（1816—1872） 字廉昉，号悔庵，江苏江阴人。清道光时进士，曾任吉安府知府。著有《悔余庵诗稿》、《悔余庵文稿》等。
《齐姜醉遣晋公子赋》见《悔余庵文稿》卷二。
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谓《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2〕的一封信，无名小女卒，不在话下。此后是两个作者的“评论”了：陈西滢先生在《闲话》之间评为“臭毛厕”，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师大观剧的经验》里则比作戏场〔3〕。我很吃惊于同是人，而眼光竟有这么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见也不无符合之点：都不将学校看作学校。这一点，也可以包括杨荫榆女士的“学校犹家庭”和段祺瑞执政的“先父兄之教”〔4〕。
陈西滢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5〕的《闲话》作家，那大名我在报纸的广告上早经看熟了，然而大概还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师风潮纪事》〔6〕上才识大名，是八月一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现在，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庸人以为学潮的，到他眼睛里就等于“观剧”：这是何等逍遥自在。
据文章上说，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杨女士“不过见面两次”，但却被用电话邀去看“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脚踏车，否则，还要用汽车来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现在，寿命已不可谓不长，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观剧”；对于女师大的事说了几句话，尚且因为不过是教一两点功课的讲师，“碰壁之后”，还很恭听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报》上所发表的伟论〔7〕。真的，世界上实在又有各式各样的运气，各式各样的嘴，各式各样的眼睛。
接着又是西滢先生的《闲话》〔8〕：“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现在大部分爱国运动的青年的时间，也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女师风潮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实在有了不得的大意义。”临末还有颇为俏皮的结论道：“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正如人们有各式各样的眼睛一样，也有各式各样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国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讲冷话的人说起来，也许以为意在于一个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时也就可以说意在于一个女性。偏执的弗罗特〔9〕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并非自以为还钻在外套里的不显本相的脚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中国人是“圣之时者也”〔10〕教徒，况且活在二十世纪了，有华道理，有洋道理，轻重当然是都随意而无不合于道的：重男轻女也行，重女轻男也行，为了一个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轻若干女性也行，为了一个男人而轻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从西滢先生看出底细之后，除了哑吧或半阴阳，就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
自己坠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还要带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风潮，从有些眼睛看来，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为竟占去了许多可贵的东西，如“报纸的篇幅”“青年的时间”之类，所以，连《现代评论》的“篇幅”和西滢先生的时间也被拖累着占去一点了，而尤其罪大恶极的是触犯了什么“重男轻女”重女轻男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滢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过去了的。
我看，奥国的学者实在有些偏激，弗罗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还有那短命的Otto Weininger〔11〕，他的痛骂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长，学生，同乡，亲戚，爱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乡，简直连自己的妈都骂在内。这实在和弗罗特说一样，都使人难于利用。不知道咱们的教授或学者们，可有方法补救没有？但是，我要先报告一个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手枪自杀了。这已经有刘百昭率领打手痛打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的“毛丫头”〔12〕一般“痛快”，他的话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罢。
还有一个好消息。“毛丫头”打出之后，张崧年先生引“罗素之所信”〔13〕道，“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京副》二五○号）又据杨荫榆女士，章士钊总长者流之所说，则捣乱的“毛丫头”是极少数，可见中国的聪明人还多着哩，这是大可以乐观的。
忽而想谈谈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张中国的青年应当多看外国书，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时候，便有论客以为素称学者的鲁迅不该如此，而现在竟至如此，则不但决非学者，而且还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这回佥事免职之后，我在《莽原》上发表了答KS君信，论及章士钊的脚色和文章的时候，又有论客以为因失了“区区全事”而反对章士钊，确是气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而且，岂但没有“学者的态度”而已哉，还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
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至于何时封赠，何时考定，却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待到他们在报上说出我是学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来我是学者的时候，则已经同时发表了我的罪状，接着就将这体面名称革掉了，虽然总该还要恢复，以便第三次的借口。
据我想来，佥事——文士诗人往往误作签事，今据官书正定——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在那里钻谋朴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至于又有些人以为无足重轻者，大约自己现在还不过做几句“说不出”的诗文〔14〕，所以不知不觉地就来“慷他人之慨”了罢，因为人的将来是想不到的。然而，惭愧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15〕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尽如人意”，已经在平政院〔16〕对章士钊提起诉讼了。
提起诉讼之后，我只在答KS君信里论及一回章士钊，但听说已经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别一论客却道是并不大骂，所以鲁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经验的事委实有点希奇，每有“碰壁”一类的事故，平时回护我的大抵愿我设法应付，甚至于暂图苟全。平时憎恶我的却总希望我做一个完人，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阴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怨，默默地吃苦；或则戟指嚼舌，喷血而亡。为什么呢？自然是专为顾全我的人格起见喽。
够了，我其实又何尝“碰壁”，至多也不过遇见了“鬼打墙”罢了。
九月十五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十五期。
〔2〕“一个女读者” 参看本卷第79页注〔5〕。下文的“”是作者自造的字，即女性的“卒”。
〔3〕李仲揆（1889—1971） 名四光，字仲揆，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他在科学研究上有卓越贡献，创立了地质力学。曾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其中说：“有一天晚上（按为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一次电话，她大致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我当时想到，杨先生和我不过见面两次，……又想到如若杨先生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所以我快快的应允了杨先生，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我们骑自转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4〕段祺瑞（1864—1936） 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随袁世凯创建北洋军，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国务总理。一九二四年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一九二六年屠杀北京爱国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同年四月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下台。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发布了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对教员学生大加恫吓：“迩来学风不靖。屡次变端。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破坏学纪。……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具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先父兄之教”，语出汉代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5〕“久已夫非一日矣” 语出清代梁章巨《制义丛话》卷二十四，原作“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是梁所举叠床架屋的八股文滥调的例句。
〔6〕《女师风潮纪事》 载《妇女周刊》第三十六、三十七两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二十六日），作者署名晚愚。其中说及八月一日的事：“八一晨，全校突布满武装军警，各室封锁，截断电话线，停止伙食，断绝交通。同学相顾失色。继而杨氏率打手及其私党……凶拥入校，旋即张贴解散四班学生之布告。”
〔7〕高仁山 江苏江阴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晨报》“时论”栏发表的《大家不管的女师大》一文中说：“最奇怪的就是女师大的专任及主任教授都那里去了？学校闹到这样地步，何以大家不出来设法维持？诸位专任及主任教授，顶好同学生联合起来，商议维持学校的办法，不要让教一点两点钟兼任教员来干涉你们诸位自己学校的事情。”
〔8〕陈西滢这篇《闲话》载《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先说五卅惨案、沙面惨案还没有解决，又造谣说“苏俄无故的逮捕了多少中国人，监禁在黑黯的牢狱里”，也没有人“反抗”，然后即说到“女师风潮”，讲了鲁迅所摘引的那些话。
〔9〕弗罗特（S．Freud，1856—1939） 通译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10〕“圣之时者也” 孟轲赞美孔丘的话，见《孟子·万章》。
〔11〕Otto Weininger 华宁该尔（1880—1903），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曾于一九○三年出版《性与性格》一书，攻击妇女，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12〕刘百昭 湖南武冈人，当时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兼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一九二五年八月六日，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当即通过，十日由教育部下令执行。学生闻讯后即开会决议，坚决反对，并在教员中公举九人，学生中公举十二人，组织校务维持会负责校务，于八月十日正式成立。八月十七日，章士钊又决定在女师大校址另立所谓“女子大学”，于十九日派刘百昭前往筹办。刘到校后即禁上校务维持会活动，并于二十二日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将她们禁闭在报子街补习科中。“毛丫头”一语，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京报》吴稚晖关于女师大问题的《答大同晚报》。该文篇末说：“言止于此。我不愿在这国家存亡即在呼吸的时候，经天纬地，止经纬到几个毛丫头身上去也。”
〔13〕张崧年 河北献县人；当时教育部的编译员。他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京报副刊》发表的关于女师大问题的通信中说：“此所以使我日益相信，如罗素之所信，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罗素（B．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我国讲学。
〔14〕“说不出气”诗文 这是作者对当时某些随意抹杀别人作品，而自己实际水平很低的文人的讽刺。参看《集外集·“说不出”》。
〔15〕“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唐代韩愈《拘幽操——文王羑里作》中的句子。据《史记·周本纪》：“崇侯虎谮西伯（按即周文王）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拘幽操》是韩愈模拟文王的口气写的一首诗。
〔16〕平政院 北洋政府的官署名称，一九一四年置，直属于总统，是审理及纠弹官吏违法行为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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