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著书立意乃赠花于人之举,然万卷书亦由人力而为,非尽善尽美处还盼见谅 !

                     —— 华辀远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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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骗人

  疲劳到没有法子的时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现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来试试。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贝类一样,外面非有壳不可的。而且还得有清水。浅间山〔2〕边,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罢,但我想,却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

  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

  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个水兵,在闸北被暗杀了。〔3〕忽然有了许多搬家的人,汽车租钱之类,都贵了好几倍。搬家的自然是中国人,外国人是很有趣似的站在马路旁边看。我也常常去看的。一到夜里,非常之冷静,再没有卖食物的小商人了,只听得有时从远处传来着犬吠。然而过了两三天,搬家好像被禁止了。警察拚死命的在殴打那些拉着行李的大车夫和洋车夫,日本的报章〔4〕,中国的报章,都异口同声的对于搬了家的人们给了一个“愚民”的徽号。这意思就是说,其实是天下太平的,只因为有这样的“愚民”,所以把颇好的天下,弄得乱七八糟了。

  我自始至终没有动,并未加入“愚民”这一伙里。但这并非为了聪明,却只因为懒惰。也曾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战争〔5〕——日本那一面,好像是喜欢称为“事变”似的——的火线下,而且自由早被剥夺〔6〕,夺了我的自由的权力者,又拿着这飞上空中了,所以无论跑到那里去,都是一个样。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我是中国人,所以深知道这秘密。其实,是在下着断语的,而这断语,乃是:到底还是不可信。但后来的事实,却大抵证明了这断语的的确。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所以我的没有搬家,也并不是因为怀着天下太平的确信,说到底,仍不过为了无论那里都一样的危险的缘故。五年以前翻阅报章,看见过所记的孩子的死尸的数目之多,和从不见有记着交换俘虏的事,至今想起来,也还是非常悲痛的。

  虐待搬家人,殴打车夫,还是极小的事情。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现在单是这模样就完事,总算好得很。

  但当大家正在搬家的时候,我也没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热闹,或者坐在家里读世界文学史之类的心思。走远一点,到电影院里散闷去。一到那里,可真是天下太平了。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处所〔7〕。我刚要跨进大门,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学生,在募集水灾的捐款,因为冷,连鼻子尖也冻得通红。我说没有零钱,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觉得对不起人,就带她进了电影院,买过门票之后,付给她一块钱。她这回是非常高兴了,称赞我道,“你是好人”,还写给我一张收条。只要拿着这收条,就无论到那里,都没有再出捐款的必要。于是我,就是所谓“好人”,也轻松的走进里面了。

  看了什么电影呢?现在已经丝毫也记不起。总之,大约不外乎一个英国人,为着祖国,征服了印度的残酷的酋长,或者一个美国人,到亚非利加去,发了大财,和绝世的美人结婚之类罢。这样的消遣了一些时光,傍晚回家,又走进了静悄悄的环境。听到远地里的犬吠声。女孩子的满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现,自己觉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来,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样。

  诚然,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的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但我又知道,中国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机关,每年从人民收着税钱,在办事。但反而出了这样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个团体演了戏来筹钱,因为后来只有二十几元,衙门就发怒不肯要。连被水灾所害的难民成群的跑到安全之处来,说是有害治安,就用机关枪去扫射的话也都听到过。恐怕早已统统死掉了罢。然而孩子们不知道,还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费,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欢。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会到灾民的手里似的,付了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

  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

  然而这一天的后来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为孩子和老人不同,骗她是不应该似的,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是中止了,时候已是夜里十二点钟。到门外去看了一下。

  已经连人影子也看不见。只在一家的檐下,有一个卖馄饨的,在和两个警察谈闲天。这是一个平时不大看见的特别穷苦的肩贩,存着的材料多得很,可见他并无生意。用两角钱买了两碗,和我的女人两个人分吃了。算是给他赚一点钱。庄子曾经说过:“干下去的(曾经积水的)车辙里的鲋鱼,彼此用唾沫相湿,用湿气相嘘,”——然而他又说,“倒不如在江湖里,大家互相忘却的好。”〔8〕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的骗起人来了。如果这骗人的学问不毕业,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

  但不幸而在既未卒业,又未中止之际,遇到山本社长〔9〕了。因为要我写一点什么,就在礼仪上,答道“可以的”。因为说过“可以”,就应该写出来,不要使他失望,然而,到底也还是写了骗人的文章。

  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10〕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

  单是自己一个人的过虑也说不定:要彼此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倘能用了笔,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谓眼泪洗明了眼睛那样的便当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这样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这是可以悲哀的。一面写着漫无条理的文章,一面又觉得对不起热心的读者了。

  临末,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豫感,算是一个答礼罢。

  二月二十三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号日本《改造》月刊。原稿为日文,后由作者译成中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文学丛报》月刊第三期。

  在《改造》发表时,第四段中“上海”、“死尸”、“俘虏”等词及第十五段中“太阳的圆圈”一语,都被删去。《文学丛报》发表时经作者补入,该刊编者在《编后》中曾有说明。

  〔2〕浅间山日本的火山,过去常有人去投火山口自杀;它也是游览地区,山下设有旅馆等。

  〔3〕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晚日本水兵中山秀雄在上海窦乐安路被暗杀。当时日本侵略者曾借此进行威胁要挟。

  〔4〕日本的报章指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日文报纸。

  〔5〕上海战争指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战争。当时作者的住所临近战区。

  〔6〕自由早被剥夺指作者被通缉的事。一九三○年二月作者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即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

  〔7〕指当时上海的“租界”地区。

  〔8〕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战国时宋国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后人所编的《庄子》三十三篇,其中《大宗师》和《天运》篇中都有这样的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天运》篇作“不若”)相忘于江湖。”“涸辙之鲋”,另见《庄子·外物》篇。

  〔9〕山本社长山本实彦(1885—1952),当时日本《改造》杂志社社长。

  〔10〕太阳的圆圈指日本的国旗。

写于深夜里

  一

  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之入中国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也有几个人懂得这意义。

  一九三一年——我忘了月份了——创刊不久便被禁止的杂志《北斗》〔2〕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画,是一个母亲,悲哀的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是珂勒惠支教授(ProfKae-theKollwitz)的木刻连续画《战争》的第一幅,题目叫作《牺牲》;也是她的版画绍介进中国来的第一幅。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3〕遇害的纪念。他是我的学生和朋友,一同绍介外国文艺的人,尤喜欢木刻,曾经编印过三本欧美作家的作品〔4〕,虽然印得不大好。然而不知道为了什么,突然被捕了,不久就在龙华和别的五个青年作家〔5〕同时枪毙。当时的报章上毫无记载,大约是不敢,也不能记载,然而许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间了,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只有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然而,后来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觉得所含的意义的,不过他们大抵以为纪念的是被害的全群。

  这时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集正在由欧洲走向中国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恳的绍介者却早已睡在土里了,我们连地点也不知道。好的,我一个人来看。这里面是穷困,疾病,饥饿,死亡……自然也有挣扎和争斗,但比较的少;这正如作者的自画像,脸上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的相同。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6〕的母亲的心的图像。这类母亲,在中国的指甲还未染红的乡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说做母亲的只爱不中用的儿子。但我想,她是也爱中用的儿子的,只因为既然强壮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孩子去了。

  现在就有她的作品的复印二十一幅,来作证明;并且对于中国的青年艺术学徒,又有这样的益处的——一,近五年来,木刻已颇流行了,虽然时时受着迫害。但别的版画,较成片段的,却只有一本关于卓伦(AndersZorn)〔7〕的书。现在所绍介的全是铜刻和石刻,使读者知道版画之中,又有这样的作品,也可以比油画之类更加普遍,而且看见和卓伦截然不同的技法和内容。

  二,没有到过外国的人,往往以为白种人都是对人来讲耶稣道理或开洋行的,鲜衣美食,一不高兴就用皮鞋向人乱踢。有了这画集,就明白世界上其实许多地方都还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是和我们一气的朋友,而且还有为这些人们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

  三,现在中国的报纸上多喜欢登载张口大叫着的希特拉〔8〕像,当时是暂时的,照相上却永久是这姿势,多看就令人觉得疲劳。现在由德国艺术家的画集,却看见了别一种人,虽然并非英雄,却可以亲近,同情,而且愈看,也愈觉得美,愈觉得有动人之力。

  四,今年是柔石被害后的满五年,也是作者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后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国式计算起来,她是七十岁了,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纪念。作者虽然现在也只能守着沉默,但她的作品,却更多的在远东的天下出现了。是的,为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

  二

  略论暗暗的死

  这几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

  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囚临刑,先在大街上通过,于是他或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壮美时,随着观看的人们,便喝一声采,后来还传述开去。在我年青的时候,常听到这种事,我总以为这情形是野蛮的,这办法是残酷的。

  新近在林语堂〔9〕博士编辑的《宇宙风》里,看到一篇铢堂〔10〕先生的文章,却是别一种见解。他认为这种对死囚喝采,是崇拜失败的英雄,是扶弱,“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所以使“凡是古来成功的帝王,欲维持几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残害几万几十万无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时的慑服”。

  残害了几万几十万人,还只“能博得一时的慑服”,为“成功的帝王”设想,实在是大可悲哀的:没有好法子。不过我并不想替他们划策,我所由此悟到的,乃是给死囚在临刑前可以当众说话,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给他在临死之前,得到一个自夸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场。我先前只以为“残酷”,还不是确切的判断,其中是含有一点恩惠的。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杀人的,他只秘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调笑。到得就要失败了,才又增加一件秘密:他的财产的数目和安放的处所;再下去,这才加到第三件:秘密的杀人。这时他也如铢堂先生一样,觉得民众自有好恶,不论成败的可怕了。

  所以第三种秘密法,是即使没有策士的献议,也总有一时要采用的,也许有些地方还已经采用。这时街道文明了,民众安静了,但我们试一推测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惨苦。我先前读但丁〔11〕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三

  一个童话

  看到二月十七日的《DZZ》〔12〕,有为纪念海涅(HHei-ne)〔13〕死后八十年,勃莱兑勒(WilliBredel)〔14〕所作的《一个童话》,很爱这个题目,也来写一篇。

  有一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国度。权力者压服了人民,但觉得他们倒都是强敌了,拼音字好像机关枪,木刻好像坦克车;取得了土地,但规定的车站上不能下车。地面上也不能走了,总得在空中飞来飞去;而且皮肤的抵抗力也衰弱起来,一有紧要的事情,就伤风,同时还传染给大臣们,一齐生病。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还不止一部,然而是都不合于实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须查考向来没有印过的字典。这里面很有新奇的解释,例如:“解放”就是“枪毙”;“托尔斯泰主义”就是“逃走”;“官”字下注云:“大官的亲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云:“为防学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坚固的砖墙”;“道德”条下注云:“不准女人露出臂膊”;“革命”条下注云:“放大水入田地里,用飞机载炸弹向‘匪贼’头上掷之也。”

  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学者,往各国采访了现行律,摘取精华,编纂而成的,所以没有一国,能有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头有一页白纸,只有见过没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够看出字来,首先计三条:一,或从宽办理;二,或从严办理;三,或有时全不适用之。

  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犯人,在开庭时候是决不抗辩的,因为坏人才爱抗辩,一辩即不免“从严办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人,是决不上诉的,因为坏人才爱上诉,一上诉即不免“从严办理”。有一天的早晨,许多军警围住了一个美术学校〔15〕。校里有几个中装和西装的人在跳着,翻着,寻找着,跟随他们的也是警察,一律拿着手枪。不多久,一位西装朋友就在寄宿舍里抓住了一个十八岁的学生的肩头。

  “现在政府派我们到你们这里来检查,请你……”

  “你查罢!”那青年立刻从床底下拖出自己的柳条箱来。

  这里的青年是积多年的经验,已颇聪明了的,什么也不敢有。但那学生究竟只有十八岁,终于被在抽屉里,搜出几封信来了,也许是因为那些信里面说到他的母亲的困苦而死,一时不忍烧掉罢。西装朋友便子子细细的一字一字的读着,当读到“……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你的母亲被吃去了,天下无数无数的母亲也会被吃去的……”的时候,就把眉头一扬,摸出一枝铅笔来,在那些字上打着曲线,问道:“这是怎么讲的?”

  “…………”

  “谁吃你的母亲?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吗?我们吃你的母亲?好!”他凸出眼珠,好像要化为枪弹,打了过去的样子。

  “那里!……这……那里!……这……”青年发急了。

  但他并不把眼珠射出去,只将信一折,塞在衣袋里;又把那学生的木版,木刻刀和拓片,《铁流》,《静静的顿河》〔16〕,剪贴的报,都放在一处,对一个警察说:“我把这些交给你!”

  “这些东西里有什么呢,你拿去?”青年知道这并不是好事情。

  但西装朋友只向他瞥了一眼,立刻顺手一指,对别一个警察命令道:

  “我把这个交给你!”

  警察的一跳好像老虎,一把抓住了这青年的背脊上的衣服,提出寄宿舍的大门口去了。门外还有两个年纪相仿的学生〔17〕,背脊上都有一只勇壮巨大的手在抓着。旁边围着一大层教员和学生。

  四

  又是一个童话

  有一天的早晨的二十一天之后,拘留所里开审了。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里,上面坐着两位老爷,一东一西。东边的一个是马褂,西边的一个是西装,不相信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的乐天派,录口供的。警察吆喝着连抓带拖的弄进一个十八岁的学生来,苍白脸,脏衣服,站在下面。马褂问过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之后,就又问道:“你是木刻研究会〔18〕的会员么?”

  “是的。”

  “谁是会长呢?”

  “Ch……正的,H……副的。”

  “他们现在在那里?”

  “他们都被学校开除了,我不晓得。”

  “你为什么要鼓动风潮呢,在学校里?”

  “阿!……”青年只惊叫了一声。

  “哼。”马褂随手拿出一张木刻的肖像来给他看,“这是你刻的吗?”

  “是的。”

  “刻的是谁呢?”

  “是一个文学家。”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卢那却尔斯基〔19〕。”

  “他是文学家?——他是那一国人?”

  “我不知道!”这青年想逃命,说谎了。

  “不知道?你不要骗我!这不是露西亚〔20〕人吗?这不是明明白白的露西亚红军军官吗?我在露西亚的革命史上亲眼看见他的照片的呀!你还想赖?”

  “那里!”青年好像头上受到了铁椎的一击,绝望的叫了一声。

  “这是应该的,你是普罗艺术家,刻起来自然要刻红军军官呀!”

  “那里……这完全不是……”

  “不要强辩了,你总是‘执迷不悟’!我们很知道你在拘留所里的生活很苦。但你得从实说来,好使我们早些把你送给法院判决。——监狱里的生活比这里好得多。”青年不说话——他十分明白了说和不说一样。

  “你说,”马褂又冷笑了一声,“你是CP,还是CY〔21〕?”“都不是的。这些我什么也不懂!”

  “红军军官会刻,CP,CY就不懂了?人这么小,却这样的刁顽!去!”于是一只手顺势向前一摆,一个警察很聪明而熟练的提着那青年就走了。

  我抱歉得很,写到这里,似乎有些不像童话了。但如果不称它为童话,我将称它为什么呢?特别的只在我说得出这事的年代,是一九三二年。

  五

  一封真实的信

  “敬爱的先生:

  你问我出了拘留所以后的事情么,我现在大略叙述在下面——

  在当年的最后一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三个被××省〔22〕政府解到了高等法院。一到就开检查庭。这检察官的审问很特别,只问了三句:

  ‘你叫什么名字?’——第一句;‘今年你几岁?’——第二句;‘你是那里人?’——第三句。

  开完了这样特别的庭,我们又被法院解到了军人监狱。有谁要看统治者的统治艺术的全般的么?那只要到军人监狱里去。他的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惨酷是不快意的。时局一紧张,就拉出一批所谓重要的政治犯来枪毙,无所谓刑期不刑期的。例如南昌陷于危急的时候〔23〕,曾在三刻钟之内,打死了二十二个;福建人民政府〔24〕成立时,也枪毙了不少。刑场就是狱里的五亩大的菜园,囚犯的尸体,就靠泥埋在菜园里,上面栽起菜来,当作肥料用。

  约莫隔了两个半月的样子,起诉书来了。法官只问我们三句话,怎么可以做起诉书的呢?可以的!原文虽然不在手头,但是我背得出,可惜的是法律的条目已经忘记了——‘……Ch……H……所组织之木刻研究会,系受共党指挥,研究普罗艺术之团体也。被告等皆为该会会员,……核其所刻,·皆·为红军军官及劳动饥饿者之景象,·借·以鼓动阶级斗争而·示无产阶级必有专政之一日。……’之后,没有多久,就开审判庭。庭上一字儿坐着老爷五位,威严得很。然而我倒并不怎样的手足无措,因为这时我的脑子里浮出了一幅图画,那是陀密埃(HonoréDaumier)的《法官》〔25〕,真使我赞叹!

  审判庭开后的第八日,开最后的判决庭,宣判了。判决书上所开的罪状,也还是起诉书上的那么几句,只在它的后半段里,有——

  ‘核其所为,当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条,刑法第×百×十×条第×款,各处有期徒刑五年。……然被告等皆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不无可悯,特依××法第×千×百×十×条第×款之规定,减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于判决书送到后十日以内,不服上诉……’云云。

  我还用得到‘上诉’么?‘服’得很!反正这是他们的法律!

  总结起来,我从被捕到放出,竟游历了三处残杀人民的屠场。现在,我除了感激他们不砍我的头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几多的知识。单在刑罚一方面,我才晓得现在的中国有:一,抽藤条,二,老虎凳,都还是轻的;三,踏杠,是叫犯人脆下,把铁杠放在他的腿弯上,两头站上彪形大汉去,起先两个,逐渐加到八人;四,跪火链,是把烧红的铁链盘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还有一种叫‘吃’的,是从鼻孔里灌辣椒水,火油,醋,烧酒……;六,还有反绑着犯人的手,另用细麻绳缚住他的两个大拇指,高悬起来,吊着打,我叫不出这刑罚的名目。

  我认为最惨的还是在拘留所里和我同栊的一个年青的农民。老爷硬说他是红军军长,但他死不承认。呵,来了,他们用缝衣针插在他的指甲缝里,用榔头敲进去。敲进去了一只,不承认,敲第二只,仍不承认,又敲第三只……第四只……终于十只指头都敲满了。直到现在,那青年的惨白的脸,凹下的眼睛,两只满是鲜血的手,还时常浮在我的眼前,使我难于忘却!使我苦痛!……然而,入狱的原因,直到我出来之后才查明白。祸根是在我们学生对于学校有不满之处,尤其是对于训育主任,而他却是省党部的政治情报员。他为了要镇压全体学生的不满,就把仅存的三个木刻研究会会员,抓了去做示威的牺牲了。而那个硬派卢那却尔斯基为红军军官的马褂老爷,又是他的姐夫,多么便利呵!

  写完了大略,抬头看看窗外,一地惨白的月色,心里不禁渐渐地冰凉了起来。然而我自信自己还并不怎样的怯弱,然而,我的心冰凉起来了……愿你的身体康健!

  人凡〔26〕。四月四日,后半夜。”

  (附记:从《一个童话》后半起至篇末止,均据人凡君信及《坐牢略记》。四月七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上诲《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此文是为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国呼声》(TheVoiceofChina)而作,英译稿发表于同年六月一日该刊第一卷第六期。作者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致曹白信中说:“为了一张文学家的肖像,得了这样的罪,是大黑暗,也是大笑话,我想作一点短文,到外国去发表。所以希望你告诉我被捕的原因,年月,审判的情形,定罪的长短(二年四月?),但只要一点大略就够。”又在五月四日信中说:“你的那一篇文章(按指《坐牢略记》),尚找不着适当的发表之处。我只抄了一段,连一封信(略有删去及改易),收在《写在深夜里》的里面。”

  〔2〕《北斗》文艺月刊。“左联”机关刊物之一,丁玲主编。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上海创刊,次年七月出至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后因国民党政府压迫停刊,共出八期。

  〔3〕柔石(1902—1931)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共产党员,作家。曾任《语丝》编辑,并与鲁迅等创办朝花社。著有中篇小说《二月》、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等。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

  〔4〕三本欧美作家的作品指印入《艺苑朝华》的《近代木刻选集》第一、二两集和《比亚兹莱画选》。

  〔5〕五个青年作家应为“四个青年作家”。参看本卷第158页注〔3〕。

  〔6〕“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原是俄国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作的长篇小说的书名,这里借用它字面的意思。

  〔7〕卓伦(1860—1920)瑞典画家、雕刻家和铜版蚀刻画家。

  〔8〕希特拉参看本卷第14页注〔10〕。

  〔9〕林语堂参看本卷第203页注〔4〕。《宇宙风》,参看本卷第436页注〔9〕。

  〔10〕铢堂原作铢庵,本名瞿宣颖(1894—?),字兑之,湖南长沙人。北洋政府官僚,抗日战争时期曾充当伪华北编译馆馆长。他的文章题为《不以成败论英雄》,刊于《宇宙风》第十三期(一九三六年三月),文中说:“我们的民族乃是向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近人有一句流行话,说中国民族富于同化力,所以辽金元清都并不曾征服中国。其实无非是一种惰性,对于新制度不容易接收罢了。这种惰性与上面所说的不论成败的精神,最有关系。中国人对于失败者过于哀怜,所以对于旧的过于恋惜。对于成功者常怀轻蔑,所以对于新的不容易接收。凡是古来成功的帝王,欲维持几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残害几万几十万无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时的慑服。……这些话好像都是老生常谈。然而我要藉此点明的意思,乃是中国的社会不树威是难得服帖的。……总而言之,中国人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

  〔11〕但丁参看本卷第413页注〔3〕。

  〔12〕《DZZ》德文《DeutscheZentralZeitung》(《德意志中央新闻》)的缩写;是当时在苏联印行的德文日报。

  〔13〕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政论家,著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二月十七日是海涅逝世的日子。

  〔14〕勃莱兑勒(1901—1964)通译布莱德尔,德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考验》和三部曲《亲戚和朋友们》等。

  〔15〕美术学校指杭州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下文的“一个十八岁的学生”指曹白。

  〔16〕《静静的顿河》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长篇小说,当时有贺非从德文译本第一卷上半译出的译本,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鲁迅曾为它写有《后记》(收入《集外集拾遗》)。

  〔17〕两个年纪相仿的学生指当时杭州艺专学生郝力群和叶乃芬。

  〔18〕木刻研究会指木铃木刻研究会,一九三三年春成立于杭州,发起人为杭州艺术专门学校学生曹白、郝力群等。

  〔19〕卢那却尔斯基(iDbDUSj[Z[\HLMM,1875—1933) 苏联文艺批评家,曾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

  〔20〕露西亚俄罗斯的日文译名。

  〔21〕CP英语CommunistParty的缩写,即共产党。CY,英语CommunistYouth的缩写,即共产主义青年团。

  〔22〕××省指浙江省。

  〔23〕南昌陷于危急的时候指一九三三年四月初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红军部队攻克江西新淦、金溪,进逼南昌、抚州的时期。

  〔24〕福建人民政府参看本卷第16页注〔31〕。

  〔25〕陀密埃参看本卷第235页注〔7〕。《法官》是他作的一幅人物画,曾收入鲁迅所译《近代美术史潮论》中。

  〔26〕人凡即曹白。原名刘平若,江苏江阴人。一九三三年在杭州国立艺术专门学校肄业,后被捕入狱,一九三五年出狱后曾任小学教师。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写完题目,就有些踌蹰,怕空话多于本文,就是俗语之所谓“雷声大,雨点小”。做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后,好像还可以写一点闲文,但已经没有力气,只得停止了。第二天一觉醒来,日报已到,拉过来一看,不觉自己摩一下头顶,惊叹道:“二十五周年的双十节!原来中华民国,已过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了,岂不快哉!”但这“快”是迅速的意思。后来乱翻增刊,偶看见新作家的憎恶老人的文章,便如兜顶浇半瓢冷水。自己心里想:老人这东西,恐怕也真为青年所不耐的。例如我罢,性情即日见乖张,二十五年而已,却偏喜欢说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以形容其多,真不知忙着什么;而且这摩一下头顶的手势,也实在可以说是太落伍了。

  这手势,每当惊喜或感动的时候,我也已经用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犹言“辫子究竟剪去了”,原是胜利的表示。这种心情,和现在的青年也是不能相通的。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张勋来也好,段祺瑞来也好〔2〕,我真自愧远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

  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的老人指教我说: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那时的剃发,先用水擦,再用刀刮,确是气闷的,但挂头故事却并不引起我的惊惧,因为即使我不高兴剃发,剃头人不但不来砍下我的脑袋,还从旗竿斗里摸出糖来,说剃完就可以吃,已经换了怀柔方略了。见惯者不怪,对辫子也不觉其丑,何况花样繁多,以姿态论,则辫子有松打,有紧打,辫线有三股,有散线,周围有看发(即今之“刘海”),看发有长短,长看发又可打成两条细辫子,环于顶搭之周围,顾影自怜,为美男子;以作用论,则打架时可拔,犯奸时可剪,做戏的可挂于铁竿,为父的可鞭其子女,变把戏的将头摇动,能飞舞如龙蛇,昨在路上,看见巡捕拿人,一手一个,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则一把辫子,至少十多个,为治民计,也极方便的。不幸的是所谓“海禁大开”,士人渐读洋书,因知比较,纵使不被洋人称为“猪尾”,而既不全剃,又不全留,剃掉一圈,留下一撮,打成尖辫,如慈菇芽,也未免自己觉得毫无道理,大可不必了。

  我想,这是纵使生于民国的青年,一定也都知道的。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3〕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自然,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是早经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实际上感到不便的,却是那辫子。

  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我第一次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忘了名目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的英勇的青年,不觉肃然起敬。但听下去,到得他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4〕,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就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脸。“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5〕。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实无疑,但要说这时西太后也正在北京开会骂吴稚晖,我可不相信。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不过吴先生这时却正在和公使蔡钧大战〔6〕,名驰学界,白纱布下面,就藏着名誉的伤痕。不久,就被递解回国,路经皇城外的河边时,他跳了下去,但立刻又被捞起,押送回去了。这就是后来太炎先生和他笔战时,文中之所谓“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7〕。其实是日本的御沟并不狭小,但当警官护送之际,却即使并未“面目上露”,也一定要被捞起的。这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今年吴先生讥刺太炎先生受国民政府优遇时,还提起这件事,这是三十余年前的旧账,至今不忘,可见怨毒之深了。〔8〕但先生手定的《章氏丛书》内,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先生力排清虏,而服膺于几个清儒,殆将希踪古贤,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

  剪掉辫子,也是当时一大事。太炎先生去发时,作《解辫发》,〔9〕有云——“……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横挑强邻,戮使略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孙,释隐玄,皆以明氏遗老,断发以殁。《春秋谷梁传》曰:‘吴祝发’《汉书》《严助传》曰:‘越劗发’,(晋灼曰:‘劗,张揖以为古剪字也’)余故吴越间民,去之亦犹行古之道也。……”

  文见于木刻初版和排印再版的《訄书》中,后经更定,改名《检论》时,也被删掉了。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10〕,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在事实上,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而黄克强〔11〕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注解】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一书。系作者逝世前二日所作(未完稿),是他最后的一篇文章。

  〔2〕张勋参看本卷第195页注〔34〕。段祺瑞,参看本卷第69页注〔4〕。张勋复辟,事前曾得到段祺瑞的默契。但复辟事起,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他便转而以拥护共和为名,起兵将张勋击败。

  〔3〕义和团清末我国北方农民、手工业者等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组织。但他们采取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盲目排外。一九○○年,在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八国联军,一九○○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镇压义和团运动,联合出兵进攻中国,于八月十四日占领北京。次年清政府和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4〕吴稚晖参看本卷第108页注〔42〕。他早年曾留学日本。

  〔5〕西太后即慈禧太后(1835—1908),满族,名叶赫那拉氏,清朝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即位,被尊为慈禧太后,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

  〔6〕吴稚晖和公使蔡钧大战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间,我国自费留日学生九人,志愿入成城学校(相当于士官预备学校)肄业,由于清政府对陆军学生颇多顾忌,公使蔡钧坚决拒绝保送。于是有留日学生二十余人(吴稚晖在内)往公使馆代为交涉,蔡钧始终不允,发生冲突。后来蔡钧勾结日政府以妨害治安罪拘捕学生,遣送回国。

  〔7〕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九号(一九○八年二月)发表的《复吴敬恒书》中说:“为蔡钧所引渡,欲诈为自杀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犹欲以杀身成仁欺观听者,非足下之成事乎?”又在《民报》第二十二号(一九○八年七月)发表的《再复吴敬恒书》中说:“足下本一洋奴资格,迮而执贽康门,特以势利相缘,……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外嬖大阉,忘其雅素……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斯已矣。此亦足下所当自省者也。”(按吴稚晖投河被救后,在他衣袋里发见的绝命书中有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

  〔8〕吴稚晖在《东方杂志》第三十三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发表的《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其中对于“献策”一事多方辩解,说是“本来尽有事实可以代明,然而章太炎吃了这番巡捕房官司,当然不比跳在阳沟里,他又能扯几句范蔚宗(按即《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的格调,当然他的文集,可以寿世。他竟用一面之词,含血喷人。”在文末又说:“从十三年(按即一九二四年)到今,我是在党(按指国民党)里走动,人家看了好像得意。他不愿意投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好像失意……今后他也鼎鼎大名的在苏州讲学了。党里的报纸也盛赞他的读经主张了。说不定他也要投青天白日旗的下面来,做什么国史馆总裁了。”

  〔9〕《解辫发》作于一九○○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文中所说“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指一九○○年。公元前八四一年周厉王被逐,由共伯和代行王政,号共和元年,这是我国历史上有正确纪年的开始。章太炎采用共和纪元,含有不承认清朝统治的意思。

  〔10〕“断发文身”语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纹)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又《汉书·地理志》:“粤(越)地……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据唐代颜师古注引后汉应劭说:“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

  〔11〕黄克强(1874—1916)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近代民主革命家。他曾留学日本,与孙中山同倡革命,民国成立后曾任陆军总长。

续记

  这是三月十日的事。我得到一个不相识者由汉口寄来的信,自说和白莽是同济学校的同学,藏有他的遗稿《孩儿塔》,正在经营出版,但出版家有一个要求:要我做一篇序;至于原稿,因为纸张零碎,不寄来了,不过如果要看的话,却也可以补寄。其实,白莽的《孩儿塔》的稿子,却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都在我这里,里面还有他亲笔的插画,但在他的朋友手里别有初稿,也是可能的;至于出版家要有一篇序,那更是平常事。

  近两年来,大开了印卖遗著的风气,虽是期刊,也常有死人和活人合作的,但这已不是先前的所谓“骸骨的迷恋”〔2〕,倒是活人在依靠死人的余光,想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3〕。我不大佩服这些活家伙。可是这一回却很受了感动,因为一个人受了难,或者遭了冤,所谓先前的朋友,一声不响的固然有,连赶紧来投几块石子,借此表明自己是属于胜利者一方面的,也并不算怎么希罕;至于抱守遗文,历多年还要给它出版,以尽对于亡友的交谊者,以我之孤陋寡闻,可实在很少知道。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沥,怆然有怀,便力疾写了一点短文,到第二天付邮寄去,因为恐怕连累付印者,所以不题他的姓名;过了几天,才又投给《文学丛报》〔4〕,因为恐怕妨碍发行,所以又隐下了诗的名目。

  此后不多几天,看见《社会日报》〔5〕,说是善于翻戏的史济行,现又化名为齐涵之了。我这才悟到自己竟受了骗,因为汉口的发信者,署名正是齐涵之。他仍在玩着骗取文稿的老套,《孩儿塔》不但不会出版,大约他连初稿也未必有的,不过知道白莽和我相识,以及他的诗集的名目罢了。

  至于史济行和我的通信,却早得很,还是八九年前,我在编辑《语丝》〔6〕,创造社和太阳社〔7〕联合起来向我围剿的时候,他就自称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信件在我眼前出现了,投稿是几则当时所谓革命文豪的劣迹,信里还说这类文稿,可以源源的寄来。然而《语丝》里是没有“劣迹栏”的,我也不想和这种“作家”往来,于是当时即加以拒绝。后来他又或者化名“彳亍”,在刊物上捏造我的谣言,或者忽又化为“天行”(《语丝》也有同名的文字,但是别一人)或“史岩”,卑词征求我的文稿,我总给他一个置之不理。这一回,他在汉口,我是听到过的,但不能因为一个史济行在汉口,便将一切汉口的不相识者的信都看作卑劣者的圈套,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

  今天又看见了所谓“汉出”的《人间世》〔8〕的第二期,卷末写着“主编史天行”,而下期要目的豫告上,果然有我的《序〈孩儿塔〉》在。但卷端又声明着下期要更名为《西北风》了,那么,我的序文,自然就卷在第一阵“西北风”里。而第二期的第一篇,竟又是我的文章,题目是《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序》。这原是我用日本文所写的,这里却不知道何人所译,仅止一页的短文,竟充满着错误和不通,但前面却附有一行声明道:“本篇原来是我为日译本《支那小说史》写的卷头语……”乃是模拟我的语气,冒充我自己翻译的。翻译自己所写的日文,竟会满纸错误,这岂不是天下的大怪事么?

  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即使无端诬人为投降或转变,国贼或汉奸,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所以史济行的把戏,就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我所要特地声明的,只在请读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儿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这希望,因为这是我先受了欺骗,一转而成为我又欺骗了读者的。

  最后,我还要添几句由“多疑”而来的结论:即使真有“汉出”《孩儿塔》,这部诗也还是可疑的。我从来不想对于史济行的大事业讲一句话,但这回既经我写过一篇序,且又发表了,所以在现在或到那时,我都有指明真伪的义务和权利。

  四月十一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文学丛报》月刊第二期,发表时题为《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

  〔2〕“骸骨的迷恋”原为斯提(叶圣陶)所作文章的题名(刊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十九号)。文中批评当时一些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有时还做文言文和旧诗词的现象。以后“骸骨的迷恋”就常被用为形容守旧者不能忘情过去的贬辞。

  〔3〕“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这句话见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第一○四回。

  〔4〕《文学丛报》月刊。王元亨、马子华、萧今度编辑,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五期停刊。

  〔5〕《社会日报》当时上海发行的小报之一,一九二九年创刊。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该报载有《史济行翻戏志趣(上)》一文,揭发史济行化名齐涵之骗稿的行径。

  〔6〕《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

  〔7〕创造社参看本卷第263页注〔66〕。太阳社,参看本卷第401页注〔2〕。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曾对鲁迅进行过批评和攻击。

  〔8〕“汉出”的《人间世》半月刊,一九三六年四月创刊,汉口华中图书公司发行。共出二期(第二期改名为《西北风》)。因当时上海有同名刊物(林语堂编),所以加“汉出”二字。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2〕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3〕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4〕和作邹容〔5〕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6〕。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7〕,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8〕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9〕。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10〕,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11〕斗争,和“××”的×××斗争〔12〕,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13〕,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14〕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15〕,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16〕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17〕,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18〕,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19〕,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20〕,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21〕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鑣。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22〕,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23〕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十月九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在上海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一《二三事》一书。

  〔2〕太炎章炳麟(1869—1936),又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后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他的著作汇编为《章氏丛书》(共三编)。

  〔3〕《訄书》参看本卷第193页注〔21〕。

  〔4〕康有为参看本卷第43页注〔11〕。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组织保皇会,后来并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这里所说“驳斥康有为”,指章太炎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苏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它批驳了康有为主张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与南北美洲诸华裔书》。

  〔5〕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清末革命家。一九○二年留学日本,积极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一九○三年回国,于五月出版鼓吹反清的《革命军》一书,书前有章太炎序。同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拘捕,次年三月判处监禁二年,一九○五年四月死于租界狱中。

  〔6〕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苏报》案”。《苏报》,一八九六年创刊于上海的鼓吹反清革命的日报。因它曾刊文介绍《革命军》一书,经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于一九○三年六月和七月先后将章炳麟、邹容等人逮捕。次年三月由上海县知县会同会审公廨审讯,宣布他们的罪状为:“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邹容被判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

  〔7〕《浙江潮》月刊,清末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一九○三年二月)创刊于东京。这里的两首诗发表于该刊第七期(一九○三年九月)。

  〔8〕沈禹希(1872—1903)名荩,字禹希,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末维新运动的参加者,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一九○○年回国,秘密进行反清活动。一九○三年被捕,杖死狱中。章太炎所作《祭沈禹希文》,载《浙江潮》第九期(一九○三年十一月)。

  〔9〕《民报》月刊,同盟会的机关杂志。一九○五年十一月在东京创刊,一九○八年十一月出至第二十四号被日本政府查禁;一九一○年初又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自一九○六年九月第七号起直至停刊,都由章太炎主编。

  〔10〕“俱分进化”章太炎曾在《民报》第七号(一九○六年九月)发表谈佛法的《俱分进化论》一文,其中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自标吾论曰:‘俱分进化论’。”

  〔11〕梁启超参看本卷第319页注〔6〕。他逃亡日本后,于一九○二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章太炎主编的《民报》曾对这种主张予以批驳。

  〔12〕和“××”的×××斗争“××”疑为“献策”二字,×××指吴稚晖。吴稚晖(名敬恒)曾参加《苏报》工作,在《苏报》案中有叛卖行为。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九号(一九○八年二月)发表的《复吴敬恒书》中说:“案仆入狱数日,足下来视,自述见俞明震(按当时为江苏候补道)屈膝请安及赐面事,又述俞明震语,谓‘奉上官条教,来捕足下,但吾辈办事不可野蛮,有释足下意,愿足下善为谋。’时慰丹在傍,问曰:‘何以有我与章先生?’足下即面色青黄,嗫嚅不语……足下献策事,则rrr言之。……仆参以足下之屈膝请安与闻慰丹语而面色青黄……有以知rrr之言实也。”后来又在《民报》第二十二号(一九○八年七月)的《再复吴敬恒书》中说:“今告足下,rrr一幕友,前岁来此游历,与仆相见而说其事……足下既见震,而火票未发以前,未有一言见告;非表里为奸,岂有坐视同党之危而不先警报者?及巡捕抵门,他人犹未知明震与美领事磋商事状,足下已先言之。非足下与明震通情之的证乎?非足下献策之的证乎?”

  〔13〕×××指蓝公武。章太炎在《民报》第十号(一九○六年十二月)发表的《与人书》中说:“某某足下:顷者友人以大著见示,中有《俱分进化论批评》一篇。足下尚崇拜苏轼《赤壁赋》,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所见如此,仆岂必与足下辨乎?”书末又有附白:“再贵报《新教育学冠言》有一语云:‘虽如汗牛之充栋’,思之累日不解。”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晨报副刊》发表有蓝公武《“汗牛之充栋”不是一件可笑的事》一文,说:“当日和太炎辨难的是我,所辩论的题目,是哲学上一个善恶的问题。”按蓝公武(1887—1957),江苏吴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曾任《国民公报》社长、《时事新报》总编辑等职。又章太炎函中所说的“贵报”,指当时蓝公武与张东荪主办的在日本发行的《教育杂志》。

  〔14〕一九○八年作者在东京时曾在章太炎处听讲小学。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中说:“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

  〔15〕章太炎这几句话,见《民报》第六号(一九○六年八月)所载他的《演说录》:“近日办事的方法……第一要在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坡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16〕袁世凯参看本卷第128页注〔3〕。

  〔17〕《中华民国解》发表于《民报》第十五号(一九○七年七月),后来收入《太炎文录·别录》卷一。

  〔18〕投壶参看本卷第321页注〔22〕。一九二六年八月间,章太炎在南京任孙传芳设立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孙传芳曾邀他参加投壶仪式,但章未去。

  〔19〕七被追捕,三入牢狱章太炎在一九○六年五月出狱后,东渡日本,在旅日的革命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说:“算来自戊戌年(1898)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载《民报》第六号)至于“三入牢狱”,据《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可考者为两次:一九○三年五月因《苏报》案被捕,监禁三年,期满获释;一九一三年八月因反对袁世凯被软禁,袁死后始得自由。

  〔20〕“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语出《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21〕“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语见韩愈诗《调张籍》。

  〔22〕《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木刻本于一九一九年刊行,共收著作十三种。其中无“诗录”,诗即附于“文录”卷二之末。下文的《章氏丛书续编》,由章太炎的学生吴承仕、钱玄同等编校,一九三三年刊行,共收著作七种。

  〔23〕《同门录》即同学姓名录。据《汉书·孟喜传》唐代颜师古注:“同门,同师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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