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

     著书立意乃赠花于人之举,然万卷书亦由人力而为,非尽善尽美处还盼见谅 !

                     —— 华辀远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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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文字

  汉字拉丁化〔2〕的方法一出世,方块字系的简笔字和注音字母〔3〕,都赛下去了,还在竞争的只有罗马字拼音〔4〕。这拼法的保守者用来打击拉丁化字的最大的理由,是说它方法太简单,有许多字很不容易分别。

  这确是一个缺点。凡文字,倘若容易学,容易写,常常是未必精密的。烦难的文字,固然不见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却总不免比较的烦难。罗马字拼音能显四声,拉丁化字不能显,所以没有“东”“董”之分,然而方块字能显“东”“”之分,罗马字拼音却也不能显。单拿能否细别一两个字来定新文字的优劣,是并不确当的。况且文字一用于组成文章,那意义就会明显。虽是方块字,倘若单取一两个字,也往往难以确切的定出它的意义来。例如“日者”这两个字,如果只是这两个字,我们可以作“太阳这东西”解,可以作“近几天”解,也可以作“占卜吉凶的人”解;又如“果然”,大抵是“竟是”的意思,然而又是一种动物的名目,也可以作隆起的形容;就是一个“一”字,在孤立的时候,也不能决定它是数字“一二三”之“一”呢,还是动词“四海一”之“一”。不过组织在句子里,这疑难就消失了。所以取拉丁化的一两个字,说它含胡,并不是正当的指摘。

  主张罗马字拼音和拉丁化者两派的争执,其实并不在精密和粗疏,却在那由来,也就是目的。罗马字拼音者是以古来的方块字为主,翻成罗马字,使大家都来照这规矩写,拉丁化者却以现在的方言为主,翻成拉丁字,这就是规矩。假使翻一部《诗韵》〔5〕来作比赛,后者是赛不过的,然而要写出活人的口语来,倒轻而易举。这一点,就可以补它的不精密的缺点而有余了,何况后来还可以凭着实验,逐渐补正呢。

  易举和难行是改革者的两大派。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这两者有斗争。难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来阻碍易举者的进行,然而它本身,却因为是虚悬的计划,结果总并无成就:就是不行。

  这不行,可又正是难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为它虽无改革之实,却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拉丁化却没有这空谈的弊病,说得出,就写得来,它和民众是有联系的,不是研究室或书斋里的清玩,是街头巷尾的东西;它和旧文字的关系轻,但和人民的联系密,倘要大家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收获切要的知识,除它以外,确没有更简易的文字了。

  而且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因为他们是没有中一点什么《庄子》和《文选》之类的毒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署名旅隼。

  〔2〕汉字拉丁化一九三一年,在海参崴举行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由吴玉章等拟定了“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其特点是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不标记声调。一九三三年起国内各地相继成立团体,进行推广。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曾由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发起《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签名运动,至次年五月,有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教界人士六百余人签名。

  〔3〕注音字母一九一三年二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会上通过由会员钱玄同、许寿裳、鲁迅等提出的汉字注音方案,共字母三十九个,称为注音字母,一九一八年公布。一九三○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将它改名为“注音符号”,重新公布。

  〔4〕罗马字拼音参看本卷第79页注〔3〕。

  〔5〕《诗韵》指供写诗用的一种韵书,按字音的五声(阴平、阳平、上、去、入)分类排列。

“寻开心”

  我有时候想到,忠厚老实的读者或研究者,遇见有两种人的文意,他是会吃冤枉苦头的。一种,是古里古怪的诗和尼采式的短句,以及几年前的所谓未来派的作品。这些大概是用怪字面,生句子,没意思的硬连起来的,还加上好几行很长的点线。作者本来就是乱写,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认真的读者却以为里面有着深意,用心的来研究它,结果是到底莫名其妙,只好怪自己浅薄。假如你去请教作者本人罢,他一定不加解释,只是鄙夷的对你笑一笑。这笑,也就愈见其深。

  还有一种,是作者原不过“寻开心”,说的时候本来不当真,说过也就忘记了。当然和先前的主张会冲突,当然在同一篇文章里自己也会冲突。但是你应该知道作者原以为作文和吃饭不同,不必认真的。你若认真的看,只能怪自己傻。最近的例子就是悍膂先生的研究语堂先生为什么会称赞《野叟曝言》〔2〕。不错,这一部书是道学先生的悖慢淫毒心理的结晶,和“性灵”缘分浅得很,引了例子比较起来,当然会显出这称赞的出人意外。但其实,恐怕语堂先生之憎“方巾气”,谈“性灵”,讲“潇洒”〔3〕,也不过对老实人“寻开心”而已,何尝真知道“方巾气”之类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简直连他所称赞的《野叟曝言》也并没有怎么看。所以用本书和他那别的主张来比较研究,是永久不会懂的。自然,两面非常不同,这很清楚,但怎么竟至于称赞起来了呢,也还是一个“不可解”。我的意思是以为有些事情万不要想得太深,想得太忠厚,太老实,我们只要知道语堂先生那时正在崇拜袁中郎,而袁中郎也曾有过称赞《金瓶梅》的事实,就什么骇异之意也没有了。

  还有一个例子。如读经,在广东,听说是从燕塘军官学校提倡起来的;去年,就有官定的小学校用的《经训读本》出版,〔4〕给五年级用的第一课,却就是“孔子谓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那么,“为国捐躯”是“孝之终”么?并不然,第三课还有“模范”,是乐正子春述曾子闻诸夫子之说云:“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

  还有一个最近的例子,就在三月七日的《中华日报》上。那地方记的有“北平大学教授兼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主任李季谷氏”赞成《一十宣言》〔5〕原则的谈话,末尾道:“为复兴民族之立场言,教育部应统令设法标榜岳武穆,文天祥,方孝孺等有气节之名臣勇将,俾一般高官戎将有所法式云”。

  凡这些,都是以不大十分研究为是的。如果想到“全而归之”和将来的临阵冲突,或者查查岳武穆们的事实,看究竟是怎样的结果,“复兴民族”了没有,那你一定会被捉弄得发昏,其实也就是自寻烦恼。语堂先生在暨南大学讲演道:“……做人要正正经经,不好走入邪道,……一走入邪道,……一定失业,……然而,作文,要幽默,和做人不同,要玩玩笑笑,寻开心,……”(据《芒种》本)〔6〕这虽然听去似乎有些奇特,但其实是很可以启发人的神智的:这“玩玩笑笑,寻开心”,就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

  三月七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署名杜德机。

  〔2〕林语堂在《论语》半月刊第四十期(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发表的《语录体举例》中说:“近读《野叟曝言》,知是白话上等文字,见过数段,直可作修辞学上之妙语举例。”次年一月他又在《人间世》半月刊第十九期的《新年附录: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中举了三本书,第一本即为《野叟曝言》,说它“增加我对儒道的认识。儒道有什么好处此书可以见到”。不久悍膂(聂绀弩)就在《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谈野叟曝言》一文中,列举该书的“最方巾气”、“不是性灵”、“否认思想自由”、“心灵不健全”、“白中之文”五点,以为“《野叟曝言》处处和林语堂先生底主张相反,为甚么林先生还要再三推荐呢?”《野叟曝言》,清代夏敬渠所著的长篇小说。

  〔3〕讲“潇洒”林语堂在《文饭小品》月刊创刊号(一九三五年二月)发表的《说潇洒》一文中说:“人品与文学同是一种道理。讲潇洒,就是讲骨气,讲性灵,讲才华。”

  〔4〕广东军阀陈济棠于一九三三年间通令全省学校恢复读经,燕塘军事政治学校首先实行;后来又成立经书编审委员会,编成中小学读本。小学的《经训读本》共二册,广东省政府教育厅编辑,一九三四年九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供五、六年级之用。这里所引的《读本》中的课文,“身体发肤”等句,见《孝经·开宗明义章》;“天之所生”等句,见《礼记·祭义》。

  〔5〕《一十宣言》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所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中说:“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李季谷(1895—1968),即李宗武,浙江绍兴人。

  〔6〕这是林语堂在暨南大学的讲演《做文与做人》中的话,见《芒种》半月刊创刊号所载曹聚仁的《我和林语堂先生往还的终始》一文。按这篇讲稿曾发表于《论语》半月刊第五十七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但其中并无这里所引的话。《芒种》,刊载杂文、小品文的半月刊,徐懋庸、曹聚仁主编,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创刊,同年十月终刊。

漫画而又漫画

  德国现代的画家格罗斯(GeorgeGrosz)〔2〕,中国已经绍介过好几回,总可以不算陌生人了。从有一方说,他也可以算是漫画家;那些作品,大抵是白地黑线的。

  他在中国的遭遇,还算好,翻印的画虽然制版术太坏了,或者被缩小,黑线白地却究竟还是黑线白地。不料中国“文艺”家的脑子今年反常了,在挂着“文艺”招牌的杂志〔3〕上绍介格罗斯的黑白画,线条都变了雪白;地子呢,有蓝有红,真是五颜六色,好看得很。

  自然,我们看石刻的拓本,大抵是黑地白字的。但翻印的绘画,却还没有见过将青绿山水变作红黄山水,水墨龙化为水粉龙的大改造。有之,是始于二十世纪过了三十五年的上海的“文艺”家。我才知道画家作画时候的调色,配色之类,都是多事。一经中国“文艺”家的手,全无问题,——嗡,嗡,随随便便。

  这些翻印的格罗斯的画是有价值的,是漫画而又漫画。

  二月二十八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印入《小品文和漫画》一书,署名且介。

  〔2〕格罗斯(1893—1959)德国画家、装帧设计家,后移居美国。一九二九年上海春潮书局出版许霞(许广平)翻译、鲁迅校订的匈牙利童话《小彼得》,收有格罗斯作的插图六幅,鲁迅并在序文中作了介绍(参看《三闲集·〈小彼得〉译本序》)。一九三二年在上海举行的“德国版画展览会”中,曾展出他作的《席勒剧本〈强盗〉警句图》十幅。

  〔3〕挂着“文艺”招牌的杂志指《文艺画报》,月刊,穆时英、叶灵凤编,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三五年四月停刊,共出四期。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五年二月)曾刊载格罗斯的漫画八幅,其中四幅就是蓝地、红地、黑地和五彩的。

“招贴即扯”

  了一切古今人,只留下自己的没意思。〔2〕要是古今中外真的有过这等事,这才叫作希奇,但实际上并没有,将来大约也不会有。岂但一切古今人,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这不能混谓之骂。

  然而世间往往混为一谈。就以现在最流行的袁中郎〔3〕为例罢,既然肩出来当作招牌,看客就不免议论这招牌,怎样撕破了衣裳,怎样画歪了脸孔。这其实和中郎本身是无关的,所指的是他的自以为徒子徒孙们的手笔。然而徒子徒孙们就以为骂了他的中郎爷,愤慨和狼狈之状可掬,觉得现在的世界是比五四时代更狂妄了。但是,现在的袁中郎脸孔究竟画得怎样呢?时代很近,文证具存,除了变成一个小品文的老师,“方巾气”〔4〕的死敌而外,还有些什么?和袁中郎同时活在中国的,无锡有一个顾宪成〔5〕,他的著作,开口“圣人”,闭口“吾儒”,真是满纸“方巾气”。而且疾恶如仇,对小人决不假借。他说:“吾闻之: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又闻:为国家者,莫要于扶阳抑阴,君子即不幸有诖误,当保护爱惜成就之;小人即小过乎,当早排绝,无令为后患。……”(《自反录》)推而广之,也就是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正如李白〔6〕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如果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或李白的徒子徒孙自命,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排绝”的。

  中郎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么?有的。万历三十七年,顾宪成辞官,时中郎“主陕西乡试,发策,有‘过劣巢由’之语。监临者问‘意云何?’袁曰:‘今吴中大贤亦不出,将令世道何所倚赖,故发此感尔。’”(《顾端文公年谱》〔7〕下)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8〕,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

  中郎之不能被骂倒,正如他之不能被画歪。但因此也就不能作他的蛀虫们的永久的巢穴了。

  一月二十六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署名公汗。

  过去城市中有些人家在临街的墙壁上,写着“招贴即扯”、“不许招贴”等字样,以防止别人在上面粘贴广告。

  〔2〕林语堂在《论语》第五十七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发表《做文与做人》一文,其中说:“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这样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

  〔3〕袁中郎参看本卷第176页注〔21〕。

  〔4〕“方巾气”又称“头巾气”,意思就是道学气。方巾是明代学者士人日常所戴的帽子,明代王圻《三才图会·衣服》卷一载:“方巾:此即古所谓角巾也……相传国初服此,取四方平定之意。”林语堂在《方巾气研究》一文(连载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五月三日《申报·自由谈》)中说:“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

  〔5〕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无锡(今属江苏)人。明万历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曾因“忤旨”被革职;万历三十六年(1608)始起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力辞不就。他在万历三十二年重修无锡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同在东林书院讲学,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死后谥端文。著有《泾皋藏稿》、《小心斋劙记》、《自反录》等。

  〔6〕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后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唐代诗人。著有《李太白集》。

  〔7〕《顾端文公年谱》四卷,由顾宪成之子与沐、孙枢、曾孙贞观相继编定,成书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8〕《金瓶梅》长篇小说,明代兰陵笑笑生撰,一百回。它广泛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世态和生活,其中有不少淫秽的描写。明代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载:“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1606)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秩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按袁中郎在《觞政》之十“掌故”中分酒经酒谱、子史诗文、词曲传奇为内典、外典、逸典,并说“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

漫谈“漫画”

  孩子们吵架,有一个用木炭——上海是大抵用铅笔了——在墙壁上写道:“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同同三千三百刀!”〔2〕这和政治之类是毫不相干的,然而不能算小品文。画也一样,住家的恨路人到对门来小解,就在墙上画一个乌龟,题几句话,也不能叫它作“漫画”。为什么呢?就因为这和被画者的形体或精神,是绝无关系的。

  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

  漫画是Karikatur〔3〕的译名,那“漫”,并不是中国旧日的文人学士之所谓“漫题”“漫书”的“漫”。当然也可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的,但因为发芽于诚实的心,所以那结果也不会仅是嬉皮笑脸。这一种画,在中国的过去的绘画里很少见,《百丑图》或《三十六声粉铎图》〔4〕庶几近之,可惜的是不过戏文里的丑脚的摹写;罗两峰的《鬼趣图》〔5〕,当不得已时,或者也就算进去罢,但它又太离开了人间。

  漫画要使人一目了然,所以那最普通的方法是“夸张”,但又不是胡闹。无缘无故的将所攻击或暴露的对象画作一头驴,恰如拍马家将所拍的对象做成一个神一样,是毫没有效果的,假如那对象其实并无驴气息或神气息。然而如果真有些驴气息,那就糟了,从此之后,越看想像,比读一本做得很厚的传记还明白。关于事件的漫画,也一样的。所以漫画虽然有夸张,却还是要诚实。“燕山雪花大如席”〔6〕,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变成笑话了。

  “夸张”这两个字也许有些语病,那么,说是“廓大”也可以的。廓大一个事件或人物的特点固然使漫画容易显出效果来,但廓大了并非特点之处却更容易显出效果。矮而胖的,瘦而长的,他本身就有漫画相了,再给他秃头,近视眼,画得再矮而胖些,瘦而长些,总可以使读者发笑。但一位白净苗条的美人,就很不容易设法,有些漫画家画作一个髑髅或狐狸之类,却不过是在报告自己的低能。有些漫画家却不用这呆法子,他用廓大镜照了她露出的搽粉的臂膊,看出她皮肤的褶皱,看见了这些褶皱中间的粉和泥的黑白画。这么一来,漫画稿子就成功了,然而这是真实,倘不信,大家或自己也用廓大镜去照照去。于是她也只好承认这真实,倘要好,就用肥皂和毛刷去洗一通。

  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但这种漫画,在中国是很难生存的。我记得去年就有一位文学家说过,他最讨厌论人用显微镜。

  欧洲先前,也并不两样。漫画虽然是暴露,讥刺,甚而至于是攻击的,但因为读者多是上等的雅人,所以漫画家的笔锋的所向,往往只在那些无拳无勇的无告者,用他们的可笑,衬出雅人们的完全和高尚来,以分得一枝雪茄的生意。像西班牙的戈雅(FranciscodeGoya)和法国的陀密埃(HonoréDaumier)〔7〕那样的漫画家,到底还是不可多得的。

  二月二十八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印入《小品文和漫画》一书。该书是《太白》半月刊一卷纪念的特辑,内收关于小品文和漫画的文章五十八篇,一九三五年三月生活书店出版。

  〔2〕“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二句,意思是“小三子可恶之极,戳他三千三百刀。”“同同”,形容戳的声音。

  〔3〕Karikatur德语,又译“讽刺画”。

  〔4〕《百丑图》描绘一百出丑角戏的图画,作者不详。《三十六声粉铎图》,全名为《天长宣氏三十六声粉铎图咏》,描绘昆剧三十六出丑角戏的图画,并加题咏。清代宣鼎作,《申报馆丛书》之一。

  〔5〕罗两峰(1733—1799)名聘,字遁夫,号两峰,江苏甘泉(今江都)人,清代画家。《鬼趣图》,是一幅讽刺世态的画。

  〔6〕“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北风行》中的句子。燕山在河北蓟县东南。

  〔7〕戈雅(1742—1828)一译戈耶,西班牙讽刺画家。作品多取材于民间生活,作有铜版组画《奇想集》、版画集《战争的灾难》等。陀密埃(1808—1879),通译杜米埃,法国画家。晚年曾参加巴黎公社革命运动,作品有石版画《立法肚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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