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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角
海派《大公报》〔２〕的《大公园地》上，有《非庵漫话》，八月二十五日的一篇，题为《太学生应试》，云：“这次太学生应试，国文题在文科的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理科的是《拟南粤王复汉文帝书》，并把汉文帝遗南粤王赵佗书的原文附在题后。也许这个试题，对于现在的异动，不无见景生情之意。但是太学生对于这两个策论式的命题，很有些人摸不着头脑。有一位太学生在试卷上大书：‘汉文帝三字仿佛故识，但不知系汉高祖几代贤孙，答南粤王赵他，则素昧生平，无从说起。且回去用功，明年再见。’某试官见此生误佗为他，辄批其后云：‘汉高文帝爸，赵佗不是他；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又一生在《士先器识而后文艺》题后，并未作文，仅书‘若见美人甘下拜，凡闻过失要回头’一联，掷笔出场而去。某试官批云：‘闻鼓鼙而思将帅之臣，临考试而动爱美之兴，幸该生尚能悬崖勒马，否则应打竹板四十，赶出场外。’是亦孤城落日中堪资谈助者。”
寥寥三百余字耳，却已将学生对于旧学之空疏和官师态度之浮薄写尽，令人觉自言“歇后郑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３〕者，诚亦古之人不可及也。
但国文亦良难：汉若无赵他，中华民国亦岂得有“太学生”哉。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海派《大公报》指在上海发行的《大公报》，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开始发行。
〔３〕“歇后郑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唐书·郑綮传》载：“綮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初去庐江与郡人别云：‘唯有两行公廨泪，一时洒向渡头风。’滑稽皆此类也……庶政未惬，綮每形于诗什而嘲之。”后来他被任为宰相，“亲宾来贺，搔首言曰：‘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歇后”，就是结末的语词不说出来；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载：“（唐）彦谦题高庙（汉高祖陵）云：‘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y。’虽是着题，然语皆歇后。”“三尺”，指“三尺剑”；“一'y”，指“一'y土”。
晓角
《申报》（八月九日）载本地人盛阿大，有一养女，名杏珍，年十六岁，于六日忽然失踪，盛在家检点衣物，从杏珍之箱箧中发现他人寄与之情书一封，原文云：“光阴如飞的过去了，倏忽已六个月半矣，在此过程中，很是觉得闷闷的，然而细想真有无穷快乐在眼前矣，细算时日，不久快到我们的时候矣，请万事多多秘密为要，如有东西，有机会拿来，请你爱惜金钱，不久我们需要金钱应用，幸勿浪费，是幸，你的身体爱惜，我睡在床上思想你，早晨等在洋台上，看你开门，我多看见你芳影，很是快活，请你勿要想念，再会吧，日健，爱书，”
盛遂将信呈交捕房，不久果获诱拐者云云。
案这种事件，是不足为训的。但那一封信，却是十足道地的语录体〔２〕情书，置之《宇宙风》中，也堪称佳作，可惜林语堂博士竟自赴美国讲学，不再顾念中国文风了。
现在录之于此，以备他日作《中国语录体文学史》者之采择，其作者，据《申报》云，乃法租界蒲石路四七九号协盛水果店伙无锡项三宝也。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语录体参看本卷第３１０页注〔５〕。按林语堂提倡的所谓语录体，据他解释，是“文言中不避俚语，白话中多放之乎”。（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三十期《怎样做语录体文？》）
晓角
饱暖了的白人要搔痒的娱乐，但菲洲食人蛮俗和野兽影片已经看厌，我们黄脸低鼻的中国人就被搬上银幕来了。于是有所谓“辱华影片”事件，我们的爱国者，往往勃发了义愤。
五六年前罢，因为《月宫盗宝》这片子，和范朋克〔２〕大闹了一通，弄得不欢而散。但好像彼此到底都没有想到那片子上其实是蒙古王子，和我们不相干，而故事是出于《天方夜谈》〔３〕的，也怪不得只是演员非导演的范朋克。不过我在这里，也并无替范朋克叫屈的意思。
今年所提起的《上海快车》事件，却比《盗宝》案切实得多了。我情愿做一回“文剪公”，因为事情和文章都有意思，太删节了怕会索然无味。首先，是九月二十日上海《大公报》内《大公俱乐部》上所载的，萧运先生的《冯史丹堡〔４〕过沪再志》：
“这几天，上海的电影界，忙于招待一位从美国来的贵宾，那便是派拉蒙公司的名导演约瑟夫·冯史丹堡（Ｊｏｓｅｆｖｏｎ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当一些人在热烈地欢迎他的时候，同时有许多人在向他攻击，因为他是辱华片《上海快车》（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ｘｐｒｅｓｓ）的导演人，他对于我国曾有过重大的侮蔑。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回事！
“说起《上海快车》，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上海正当一二八战事之后，一般人的敌忾心理还很敏锐，所以当这部歪曲了事实的好莱坞出品在上海出现时，大家不由都一致发出愤慨的呼声，像昙花一现地，这部影片只映了两天，便永远在我国人眼前消灭了。到了五年后的今日，这部片子的导演人还不能避免舆论的谴责。说不定经过了这回教训之后，冯史丹堡会明白，无理侮蔑他人是不值得的。
“拍《上海快车》的时候，冯史丹堡对于中国，可以说一点印象没有，中国是怎样的，他从来不晓得，所以他可以替自己辩护，这回侮辱中国，并非有意如此。但是现在，他到过中国了，他看过中国了，如果回好莱坞之后，他再会制出《上海快车》那样作品，那才不可恕呢。他在上海时对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希望他这是真话。”（下略。）
但是，究竟如何？不幸的是也是这天的《大公报》，而在《戏剧与电影》上，登有弃扬先生的《艺人访问记》，云：“以《上海快车》一片引起了中国人注意的导演人约瑟夫·冯史登堡氏，无疑，从这次的旅华后，一定会获得他的第二部所谓辱华的题材的。
“‘中国人没有自知，《上海快车》所描写的，从此次的来华，益给了我不少证实……’不像一般来华的访问者，一到中国就改变了他原有的论调；冯史登堡氏确有着这样一种隽然的艺术家风度，这是很值得我们的敬佩的。”
（中略。）
“没有极正面去抗议《上海快车》这作品，只把他在美时和已来华后，对中日的感想来问了。
“不立刻置答，继而莞然地说：“‘在美时和已来华后，并没有什么不同，东方风味确然两样，日本的风景很好，中国的北平亦好，上海似乎太繁华了，苏州太旧，神秘的情调，确实是有的。许多访问者都以《上海快车》事来质问我，实际上，不必掩饰是确有其事的。现在是更留得了一个真切的印象。……我不带摄影机，但我的眼睛，是不会叫我忘记这一些的。’使我想起了数年前南京中山路，为了招待外宾而把茅棚拆除的故事。……”
原来他不但并不改悔，倒更加坚决了，怎样想着，便怎么说出，真有日耳曼人的好的一面的蛮风，我同意记者之所说：“值得我们的敬佩”。
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我们要知道他并不把中国的“舆论的谴责”放在心里，我们要知道中国的舆论究有多大的权威。
“但是现在，他到过中国了，看过中国了”，“他在上海时对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据《访问记》，也确是“真话”。不过他说“好”的是北平，是地方，不是中国人，中国的地方，从他们看来，和人们已经几乎并无关系了。
况且我们其实也并无什么好的人事给他看。我看过关于冯史丹堡的文章，就去翻阅前一天的，十九日的报纸，也没有什么体面事，现在就剪两条电报在这里：“（北平十八日中央社电）平九一八纪念日，警宪戒备极严，晨六时起，保安侦缉两队全体出动，在各学校公共场所冲要街巷等处配置一切，严加监视，所有军警，并停止休息一日。全市空气颇呈紧张，但在平安中渡过。”
“（天津十八日下午十一时专电）本日傍晚，丰台日军突将二十九军驻防该处之冯治安部包围，勒令缴械，入夜尚在相持中。日军已自北平增兵赴丰台，详况不明。查月来日方迭请宋哲元部将冯部撤退，宋迄未允。”跳下一天，二十日的报上的电报：“（丰台十九日同盟社电）十八日之丰台事件，于十九日上午九时半圆满解决，同时日本军解除包围形势，集合于车站前大坪，中国军亦同样整列该处，互释误会。”再下一天，二十一日报上的电报：“（北平二十日中央社电）丰台中日军误会解决后，双方当局为避免今后再发生同样事件，经详细研商，决将两军调至较远之地方，故我军原驻丰台之二营五连，已调驻丰台迤南之赵家村，驻丰日军附近，已无我军踪迹矣。”
我不知道现在冯史丹堡在那里，倘还在中国，也许要错认今年为“误会年”，十八日为“学生造反日”的罢。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５〕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范朋克（Ｄ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１８８３—１９３９）美国电影演员。一九二九年他到上海游厉，当时报纸上曾指摘他在影片《月宫盗宝》中侮辱中国人。参看《二心集·〈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
〔３〕《天方夜谈》参看本卷第３５９页注〔１６〕。影片《月宫盗宝》原名《巴格达的窃贼》（ＴｈｅＴｈｉｅｆｏｆＢａｇｄａｄ），即取材于此书。
〔４〕冯史丹堡美国电影导演。他生于维也纳，七岁时随父母寓居美国。
〔５〕斯密斯参看本卷第２６８页注〔２〕。
晓角
近年的期刊有《越风》〔２〕，撰人既非全是越人，所谈也非尽属越事，殊不知其命名之所以然。自然，今年是必须痛骂贰臣和汉奸的，十七期中，有高越天先生作的《贰臣汉奸的丑史和恶果》，第一节之末云：“明朝颇崇气节，所以亡国之际，忠臣义烈，殉节不屈的多不胜计，实为我汉族生色。但是同时汉奸贰臣，却也不少，最大汉奸吴三桂，贰臣洪承畴，这两个没廉耻的东西，我们今日闻名，还须掩鼻。其实他们在当时昧了良心努力讨好清廷，结果还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真是愚不可及，大汉奸的下场尚且如此，许多次等汉奸，结果自更属可惨。……”
后又据《雪庵絮墨》〔３〕，述清朝对于开创功臣，皆配享太庙，然无汉人之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洪承畴〔４〕四名，洪且由乾隆列之《贰臣传》〔５〕之首，于是诫曰：“似这样丢脸的事情，我想不独含怨泉下的洪经略要大吃一惊，凡一班吃里爬外，枪口向内的狼鼠之辈，读此亦当憬然而悟矣。”
这种训诫，是反问不得的。倘有不识时务者问：“如果那时并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６〕，而且汉人也配享太庙，洪承畴不入《贰臣传》，则将如何？”我觉得颇费唇舌。
因为卫国和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越风》小品文半月刊，国民党御用文人黄萍荪编辑，一九三五年十月在杭州创刊。
〔３〕《越风》半月刊第十七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所载高越天的原文说：“如《雪庵絮墨》载：‘清之入关，汉族功最重者，武臣当推耿、尚、吴三藩王，文臣则以洪经略承畴为第一。按报功酬庸之旨，上述四人应列庙享，或入祠祭。而吾详考之结果，则太庙东西两庑，以及贤良、功臣、昭忠等祠，皆无此四公大名……而洪大经略……宣付国史馆列入功臣传之事迹，经康、雍两朝之久，骤然被高宗特旨提出荣升为《贰臣传》中第一名。’”《雪庵絮墨》，当时上海《大公报》副刊连载的专栏文章。
〔４〕耿精忠（？—１６８２）清汉军正黄旗人。康熙间袭爵为靖南王，镇守福建；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起兵响应吴三桂反清，后又降清，被处死。尚可喜（１６０４—１６７６），辽东（今辽宁辽阳）人。崇祯间为副总兵，后降清，属汉军镶蓝旗，从清兵入关，封平南王，镇守广州；后因其子之信响应吴三桂反清，他忧急而死。吴三桂（１６１２—１６７８），高邮（今属江苏）人。崇祯间为辽东总兵。李自成攻克北京后，他引清兵入关，受封为平西王，镇压川、陕农民军，俘杀南明永历帝，镇守云南，与耿、尚同为清初“三藩”。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清廷下令撤藩，吴三桂起兵反清，康熙十七年在衡州称帝，不久病死。洪承畴（１５９３—１６６５），福建南安人。崇祯间任蓟辽总督，抵御清军，兵败降清，后随清军入关，在南京总督军务，镇压江南抗清义军，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受任七省经略，镇压各部农民军。清初开国规制，多出其手。
〔５〕《贰臣传》十二卷，清高宗（乾隆）敕编，载投降清朝的明朝官员一百二十五人的事迹。洪承畴列入该书卷三之首，尚可喜列入卷二之六。吴三桂和耿精忠分别列入《逆臣传》卷一之首和卷二之六。
〔６〕“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语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晓角
《社会日报》久不载《艺人腻事》了，上海《大公报》的《本埠增刊》上，却载起《文人腻事》来。“文”“腻”两音差多，事也并不全“腻”，这真叫作“一代不如一代”。但也常有意外的有趣文章，例如九月十五日的《张资平〔２〕在女学生心中》条下，有记的是：“他虽然是一个恋爱小说作家，而他却是一个颇为精明方正的人物。并没有文学家那一种浪漫热情不负责任的习气，他之精明强干，恐怕在作家中找不出第二个来吧。胖胖的身材，矮矮的个子，穿着一身不合身材的西装，衬着他一付团团的黝黑的面孔，一手里经常的夹着一个大皮包，大有洋行大板公司经理的派头，可是，他的大皮包内没有支票账册，只有恋爱小说的原稿与大学里讲义。”
原意大约是要写他的“颇为精明方正的”，但恰恰画出了开乐群书店赚钱时代的张资平老板面孔。最妙的是“一手里经常夹着一个大皮包”，但其中“只有恋爱小说的原稿与大学里讲义”：都是可以赚钱的货色，至于“没有支票账册”，就活画了他用不着记账，和开支票付钱。所以当书店关门时，老板依然“一付团团的黝黑的面孔”，而有些卖稿或抽板税的作者，却成了一付尖尖的晦气色的面孔了。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系以手稿影印。
〔２〕张资平（１８９３—１９５９）广东梅县人。曾是早期创造社成员，写过大量的三角恋爱小说，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
晓角
崇祯八年（一六三五）新正，张献忠〔２〕之一股陷安徽之巢县，秀水人沈国元在彼地，被斫不死，改名常，字存仲，作《再生纪异录》。今年春，上虞罗振常重校印行，改名《流寇陷巢记》〔３〕，多此一改，怕是生意经了。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元宵夜，月光澄湛，皎如白日。邑前居民神堂火起，严大尹拜灭之；戒市人勿张灯。时余与友人薛希珍杨子乔同步街头，各有忧色，盖以贼锋甚锐，毫无防备，城不可守也。街谈巷议，无不言贼事，各以‘来了’二字，互相惊怖。及贼至，果齐声呼‘来了来了’：非市谶先兆乎？”
《热风》中有《来了》一则，臆测而已，这却是具象的实写；而贼自己也喊“来了”，则为《热风》作者所没有想到的。此理易明：“贼”即民耳，故逃与追不同，而所喊的话如一：易地则皆然。
又云：
“二十二日，……余……匿金身后，即闻有相携而蹶者，有痛楚而呻者，有襁负而至者，一闻贼来，无地可入，真人生之绝境也。及贼徜徉而前，仅一人提刀斫地示威耳；有猛犬逐之，竟惧而走。……”
非经宋元明三朝的压迫，杀戮和麻醉，不能到这田地。民觉醒于四年前之春，〔４〕而宋元明清之教养亦醒矣。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２〕张献忠参看本卷第１７５页注〔１５〕。
〔３〕《流寇陷巢记》一卷。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瞫隐庐印行。卷首罗振常的校记中说，此书“原名沈存仲《再生纪异录》，近乎说部，为易今名，较为显豁。”
〔４〕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抗击日军的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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