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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事实如何，从小说上看起来，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
这一次杨荫榆〔２〕的对付反抗她的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们，听说是先以率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的，〔３〕但我却还不为奇，以为还是她从哥仑比亚大学学来的教育的新法，待到看见今天报上说杨氏致书学生家长〔４〕，使再填入学愿书，“不交者以不愿再入学校论”，这才恍然大悟，发生无限的哀感，知道新妇女究竟还是老妇女，新方法究竟还是老方法，去光明非常辽远了。
女师大的学生，不是各省的学生么？那么故乡就多在远处，家长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女儿的境遇呢？怎么知道这就是威逼之后的勒令讨饶乞命的一幕呢？自然，她们可以将实情告诉家长的；然而杨荫榆已经以校长之尊，用了含胡的话向家长们撒下网罗了。
为了“品性”二字问题，曾有六个教员发过宣言〔５〕，证明杨氏的诬妄。这似乎很触着她的致命伤了，“据接近杨氏者言”，她说“风潮内幕，现已暴露，前如北大教员OO诸人之宣言，……近如所谓‘市民’之演说。……”〔６〕（六日《晨报》）
直到现在，还以诬蔑学生的老手段，来诬蔑教员们。但仔细看来，是无足怪的，因为诬蔑是她的教育法的根源，谁去摇动它，自然就要得到被诬蔑的恶报。
最奇怪的是杨荫榆请警厅派警的信〔７〕，“此次因解决风潮改组各班学生诚恐某校男生来校援助恳请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借资防护”云云，发信日是七月三十一日。入校在八月初，而她已经在七月底做着“男生来帮女生”的梦，并且将如此梦话，叙入公文，倘非脑里有些什么贵恙，大约总该不至于此的罢。我并不想心理学者似的来解剖思想，也不想道学先生似的来诛心，但以为自己先设立一个梦境，而即以这梦境来诬人，倘是无意的，未免可笑，倘是有意，便是可恶，卑劣；“学笈重洋，教鞭十载”〔８〕，都白糟蹋了。
我真不解何以一定是男生来帮女生。因为同类么？那么，请男巡警来帮的，莫非是女巡警？给女校长代笔的，莫非是男校长么？
“对于学生品性学业，务求注重实际”〔９〕，这实在是很可佩服的。但将自己夜梦里所做的事，都诬栽在别人身上，却未免和实际相差太远了。可怜的家长，怎么知道你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女人呢！
我说她是梦话，还是忠厚之辞；否则，杨荫榆便一钱不值；更不必说一群躲在黑幕里的一班无名的蛆虫！
八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京报副刊》。
〔２〕 杨荫榆（？—１９３８） 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日本、美国。一九二四年二月，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政府，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一九二五年八月，北洋政府被迫将她免职。
〔３〕 杨荫榆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率领军警入校，殴打学生，截断电话线，关闭伙房，并强行解散四个班级。
〔４〕 杨氏致书学生家长 指一九二五年八月五日杨荫榆以女师大名义向学生家长发出启事，其中说：“兹为正本清源之计，将大学预科甲、乙两部，高师国文系三年级及大学教育预科一年级四班先行解散，然后分别调查，另行改组，……奉上调查表两纸，希贵家长转告学生OOO严加考虑，择一填写，……如逾期不交者，作为不愿再入学校论”。（据一九二五年八月六日《晨报》报导）
〔５〕 六个教员宣言 应为七教员。指鲁迅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潜、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七教员联名发表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
〔６〕 杨荫榆的这些话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五日《晨报》所载《杨荫榆昨晚有辞职说》的报导：“风潮内幕，现已暴露，前如北大教员OO诸人之宣言，近如中央公园开会所谓‘市民’对于该校学生之演说，加本人以英日帝国主义之罪名，实不愿受。”按，“市民”之演说，指八月二日李石曾、易培基等在北京各大学及女师大招待各界代表的会上以京师市民代表身份所作的发言。
〔７〕 杨荫榆请警厅派警的信 见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京报》的报导。
〔８〕 “学笈重洋，教鞭十载” 这是杨荫榆《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的话。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的报导。原文“载”作“稔”。
〔９〕 “对于学生品性学业，务求注重实际” 见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京报》所载《杨荫榆启事》。
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
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
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
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２〕。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３〕呢，是卖弄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４〕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为什么呢？托洛斯基〔５〕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
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中山先生逝世已经一年了，“革命尚未成功”〔６〕，仅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一个纪念。然而这纪念所显示，也还是他终于永远带领着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于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
三月十日晨。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北京《国民新报》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
中山先生 孙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病逝。
〔２〕 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中山……》一文中说：“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晨报》所载梁启超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中，也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３〕 “责备贤者” 语出《新唐书·太宗本纪》：“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
〔４〕 关于孙中山不服中药的新闻琐载，见一九二五年二月五日《京报》刊登的《孙中山先生昨日病况》。
〔５〕 托洛斯基 通译托洛茨基。参看本卷第１９５页注〔２４〕。鲁迅所说的这段话，见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
〔６〕 “革命尚未成功” 见孙中山《遗嘱》。
《何典》的出世，至少也该有四十七年了，有光绪五年的《申报馆书目续集》〔２〕可证。我知道那名目，却只在前两三年，向来也曾访求，但到底得不到。现在半农〔３〕加以校点，先示我印成的样本，这实在使我很喜欢。只是必须写一点序，却正如阿Ｑ之画圆圈，我的手不免有些发抖。我是最不擅长于此道的，虽然老朋友的事，也还是不会捧场，写出洋洋大文，俾于书，于店，于人，有什么涓埃之助。
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有时稍迂，空格令人气闷〔４〕，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但到站直之后，究竟都还是长衫朋友。不过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
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从成语中，另外抽出思绪：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的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
够了。并非博士般角色〔５〕，何敢开头？难违旧友的面情，又该动手。应酬不免，圆滑有方；只作短文，庶无大过云尔。
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鲁迅谨撰。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六年六月北新书局出版的《何典》。
《何典》，一部运用方言俗谚写成的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共十回，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上海申报馆出版。编著者“过路人”，原名张南庄，清代上海人；评者“缠夹二先生”，原名陈得仁，清未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２〕 《申报馆书目续集》 一八七九年上海申报馆印行，其中有关于《何典》一书的提要。
〔３〕 半农 刘复（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号半农，江苏江阴人。曾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著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半农杂文》等。
〔４〕 《何典》标点本出版时，刘半农将书中一些内容粗俗的文字删去，代以空格。后来此书再版时恢复了原样，因此刘半农在《关于〈何典〉的再版》中说：“‘空格令人气闷’这句话，现在已成过去”。
〔５〕 博士般角色 指胡适。鲁迅在《华盖集续编·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中：“做序只能推胡适之”
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２〕，算不得一个大风暴；到十月，才是一个大风暴，怒吼着，震荡着，枯朽的都拉杂崩坏，连乐师画家都茫然失措，诗人也沉默了。
就诗人而言，他们因为禁不起这连底的大变动，或者脱出国界，便死亡，如安得列夫〔３〕；或者在德法做侨民，如梅垒什珂夫斯奇，巴理芒德〔４〕；或者虽然并未脱走，却比较的失了生动，如阿尔志跋绥夫〔５〕。但也有还是生动的，如勃留梭夫和戈理奇，勃洛克〔６〕。
但是，俄国诗坛上先前那样盛大的象征派〔７〕的衰退，却并不只是革命之赐；从一九一一年以来，外受未来派〔８〕的袭击，内有实感派，神秘底虚无派，集合底主我派们的分离，就已跨进了崩溃时期了。至于十月的大革命，那自然，也是额外的一个沉重的打击。
梅垒什珂夫斯奇们既然作了侨民，就常以痛骂苏俄为事；别的作家虽然还有创作，然而不过是写些“什么”，颜色很黯淡，衰弱了。象征派诗人中，收获最多的，就只有勃洛克。
勃洛克名亚历山大，早就有一篇很简单的自叙传——进了彼得堡大学的言语科。一九○四年才作《美的女人之歌》这抒情诗，一九○七年又出抒情诗两本，曰《意外的欢喜》，曰《雪的假面》。抒情悲剧《小游览所的主人》，《广场的王》，《未知之女》，不过才脱稿。现在担当着《梭罗忒亚卢拿》〔９〕的批评栏，也和别的几种新闻杂志关系着。”
此后，他的著作还很多：《报复》，《文集》，《黄金时代》，《从心中涌出》，《夕照是烧尽了》，《水已经睡着》，《运命之歌》。当革命时，将最强烈的刺戟给与俄国诗坛的，是《十二个》。
他死时是四十二岁，在一九二一年。
从一九○四年发表了最初的象征诗集《美的女人之歌》起，勃洛克便被称为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了。他之为都会诗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诗底幻想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尘嚣的市街中，发见诗歌底要素。所以勃洛克所擅长者，是在取卑俗，热闹，杂沓的材料，造成一篇神秘底写实的诗歌。
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
能在杂沓的都会里看见诗者，也将在动摇的革命中看见诗。所以勃洛克做出《十二个》，而且因此“在十月革命的舞台上登场了”〔１０〕。但他的能上革命的舞台，也不只因为他是都会诗人；乃是，如托罗兹基言，因为他“向着我们这边突进了。突进而受伤了”。
《十二个》于是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重要作品，还要永久地流传。
旧的诗人沉默，失措，逃走了，新的诗人还未弹他的奇颖的琴。勃洛克独在革命的俄国中，倾听“咆哮狞猛，吐着长太息的破坏的音乐”。他听到黑夜白雪间的风，老女人的哀怨，教士和富翁和太太的彷徨，会议中的讲嫖钱，复仇的歌和枪声，卡基卡〔１１〕的血。然而他又听到癞皮狗似的旧世界：他向着革命这边突进了。
然而他究竟不是新兴的革命诗人，于是虽然突进，却终于受伤，他在十二个之前，看见了戴着白玫瑰花圈的耶稣基督〔１２〕。
但这正是俄国十月革命“时代的最重要的作品”。
呼唤血和火的，咏叹酒和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是空洞。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诗《十二个》里就可以看见这样的心：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进了，然而反顾，于是受伤。
篇末出现的耶稣基督，仿佛可有两种的解释：一是他也赞同，一是还须靠他得救。但无论如何，总还以后解为近是。
故十月革命中的这大作品《十二个》，也还不是革命的诗。
然而也不是空洞的。
这诗的体式在中国很异样；但我以为很能表现着俄国那时（！）的神情；细看起来，也许会感到那大震撼，大咆哮的气息。可惜翻译最不易。我们曾经有过一篇从英文的重译本〔１３〕；因为还不妨有一种别译，胡成才〔１４〕君便又从原文译出了。不过诗是只能有一篇的，即使以俄文改写俄文，尚且决不可能，更何况用了别一国的文字。然而我们也只能如此。至于意义，却是先由伊发尔〔１５〕先生校勘过的；后来，我和韦素园君又酌改了几个字。
前面的《勃洛克论》是我译添的，是《文学与革命》（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ｉ Ｒｅｖｏｌｕｔｚｉａ）的第三章，从茂森唯士〔１６〕氏的日本文译本重译；韦素园君〔１７〕又给对校原文，增改了许多。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概还以为托罗兹基是一个喑呜叱咤的革命家和武人，但看他这篇，便知道他也是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他在俄国，所得的俸钱，还是稿费多。但倘若不深知他们文坛的情形，似乎不易懂；我的翻译的拙涩，自然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
书面和卷中的四张画，是玛修丁（Ｖ．Ｍａｓｉｕｔｉｎ）〔１８〕所作的。他是版画的名家。这几幅画，即曾被称为艺术底版画的典型；原本是木刻。卷头的勃洛克的画像，也不凡，但是从《新俄罗斯文学的曙光期》〔１９〕转载的，不知道是谁作。
俄国版画的兴盛，先前是因为照相版的衰颓和革命中没有细致的纸张，倘要插图，自然只得应用笔路分明的线画。然而只要人民有活气，这也就发达起来，在一九二二年弗罗连斯〔２０〕的万国书籍展览会中，就得了非常的赞美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鲁迅记于北京。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六年八月北新书局出版的中译本《十二个》。
《十二个》，长诗，苏联勃洛克于一九一八年作，胡译，《未名丛刊》
〔２〕 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 指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俄历二月二十七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般称为“二月革命”。
〔３〕 安得列夫（Q．^．_UeRMMN，１８７１—１９１９） 通译安德烈夫，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著有小说《红的笑》，剧本《往星中》等
俄国大改革之后，我就看见些游览者的各种评论。或者说贵人怎样惨苦，简直不像人间；或者说平民究竟抬了头，后来一定有希望。或褒或贬，结论往往正相反。我想，这大概都是对的。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
游览的人各照自己的倾向，说了一面的话。近来虽听说俄国怎样善于宣传，但在北京的报纸上，所见的却相反，大抵是要竭力写出内部的黑暗和残酷来。这一定是很足使礼教之邦的人民惊心动魄的罢。但倘若读过专制时代的俄国所产生的文章，就会明白即使那些话全是真的，也毫不足怪。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
以前的俄国的英雄们，实在以种种方式用了他们的血，使同志感奋，使好心肠人堕泪，使刽子手有功，使闲汉得消遣。
总是有益于人们，尤其是有益于暴君，酷吏，闲人们的时候多；餍足他们的凶心，供给他们的谈助。将这些写在纸上，血色早已轻淡得远了；如但兼珂〔２〕的慷慨，托尔斯多〔３〕的慈悲，是多么柔和的心。但当时还是不准印行。这做文章，这不准印，也还是使凶心得餍足，谈助得加添。英雄的血，始终是无味的国土里的人生的盐，而且大抵是给闲人们作生活的盐，这倒实在是很可诧异的。
这书里面的梭斐亚〔４〕的人格还要使人感动，戈理基笔下的人生〔５〕也还活跃着，但大半也都要成为流水帐簿罢。然而翻翻过去的血的流水帐簿，原也未始不能够推见将来，只要不将那帐目来作消遣。
有些人到现在还在为俄国的上等人鸣不平，以为革命的光明的标语，实际倒成了黑暗。这恐怕也是真的。改革的标语一定是较光明的；做这书中所收的几篇文章的时代，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给一切人们以一律的光明。但他们被拷问，被幽禁，被流放，被杀戮了。要给，也不能。这已经都写在帐上，一翻就明白。假使遏绝革新，屠戮改革者的人物，改革后也就同浴改革的光明，那所处的倒是最稳妥的地位。然而已经都写在帐上了，因此用血的方式，到后来便不同，先前似的时代在他们已经过去。
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自然无从断定。然而，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只要翻翻这一本书，大略便明白别人的自由是怎样挣来的前因，并且看看后果，即使将来地位失坠，也就不至于妄鸣不平，较之失意而学佛，切实得多多了。所以，我想，这几篇文章在中国还是很有好处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风雨之夜，鲁迅记于厦门。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一二期，并同时印入《争自由的波浪》一书。
《争自由的波浪》，俄国小说和散文集。原名《专制国家之自由语》，英译本改名《大心》。董秋芳从英译本转译，一九二七年一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内收高尔基《争自由的波浪》、《人的生命》，但兼珂《大心》，列夫·托尔斯泰《尼古拉之死》等四篇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致瑞典和平会的一封信》和未署名的《在教堂里》、《梭斐亚·卑罗夫斯凯娅的生命的片断》等三篇散文。
〔２〕 但兼珂（Ｂ．i．^MSJRTNJ]FEHU]MUYT，１８４４—１９３６） 通译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俄国小说家，诗人。一九二一年流亡国外。他在小说《大心》中描写了一个妇女遭受的种种欺凌和屈辱，但又宣扬她含垢忍辱、宽宏仁爱的精神。
〔３〕 托尔斯多 即列夫·托尔斯泰。他在《尼古拉之棍》、《致瑞典和平会的一封信》中揭露了沙皇的暴虐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好战本性，但又鼓吹“毋杀戮”、“爱你们的邻居”等主张。
〔４〕 梭斐亚（Ｃ．Q．lMRTNIYH\，１８５３—１８８１） 又译苏菲亚别罗夫斯卡娅。俄国民意党领导人之一。因参加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捕遇害。
〔５〕 戈理基笔下的人生 指高尔基早期作品《争自由的波浪》和《人的生命》中所反映的俄国人民反对奴役、要求自由解放的斗争生活。
——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会讲离奇，其实是并不奇怪的。
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这也应该如此。虽然这一句话实在对不起一般老前辈，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法子。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但是，想一想罢，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挤得密密的，现在的我们早已无地可容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的尸身都不烂，岂不是地面上的死尸早已堆得比鱼店里的鱼还要多，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么？所以，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
在文学上，也一样，凡是老的和旧的，都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举一个最近的例来说，就是俄国。他们当俄皇专制的时代，有许多作家很同情于民众，叫出许多惨痛的声音，后来他们又看见民众有缺点，便失望起来，不很能怎样歌唱，待到革命以后，文学上便没有什么大作品了。只有几个旧文学家跑到外国去，作了几篇作品，但也不见得出色，因为他们已经失掉了先前的环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开口。
在这时候，他们的本国是应该有新的声音出现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听到。我想，他们将来是一定要有声音的。因为俄国是活的，虽然暂时没有声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环境的能力，所以将来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出现。
再说欧美的几个国度罢。他们的文艺是早有些老旧了，待到世界大战时候，才发生了一种战争文学。战争一完结，环境也改变了，老调子无从再唱，所以现在文学上也有些寂寞。将来的情形如何，我们实在不能豫测。但我相信，他们是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的。
现在来想一想我们中国是怎样。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
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２〕。——中国人是否真是这样“特别”，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这样。——倘使这话是真的，那么，据我看来，这所以特别的原因，大概有两样。
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３〕的老调子。
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４〕，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５〕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宋朝唱完了，进来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么，宋朝的老调子也该随着宋朝完结了罢，不，元朝人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６〕，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一直到灭亡。
这个时候，起来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调子，到此应该唱完了罢，可是也还没有唱完。明太祖又觉得还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么八股咧，道学咧，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条过去的旧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国人。中国的老调子，在新来的外国主人的眼里又见得新鲜了，于是又唱下去。还是八股，考试，做古文，看古书。但是清朝完结，已经有十六年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他们到后来，倒也略略有些觉悟，曾经想从外国学一点新法来补救，然而已经太迟，来不及了。
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发生一点小议论。有人说：“可见中国的老调子实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试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满洲人，不是都被我们同化了么？照此看来，则将来无论何国，中国都会这样地将他们同化的。”原来我们中国就如生着传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还会将病传到别人身上去，这倒是一种特别的本领。
殊不知这种意见，在现在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为甚么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满洲人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低得多。
倘使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相敌或更进步，那结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们倘比我们更聪明，这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同化他们，反要被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
他们对于中国人，是毫不爱惜的，当然任凭你腐败下去。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
从前西洋有一个国度，国名忘记了，要在非洲造一条铁路。顽固的非洲土人很反对，他们便利用了他们的神话来哄骗他们道：“你们古代有一个神仙，曾从地面造一道桥到天上。
现在我们所造的铁路，简直就和你们的古圣人的用意一样。”〔７〕非洲人不胜佩服，高兴，铁路就造起来。——中国人是向来排斥外人的，然而现在却渐渐有人跑到他那里去唱老调子了，还说道：“孔夫子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８〕所以外人倒是好的。”外国人也说道：“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
倘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怎样呢？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来类推。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将来呢，倘使还要唱着老调子，那么，上海的情状会扩大到全国，苦人会多起来。因为现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老调子将他们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这就因为，现在的外国人，不比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样，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之下。
那么，怎么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所坐的是牛车。现在我们还坐牛车么？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泥碗，现在我们所用的是甚么？所以，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
但是，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这“软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发明的，明朝有一个读书人，叫做贾凫西〔９〕的，鼓词里曾经说起纣王，道：“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我们的老调子，也就是一把软刀子。
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
我们中国被别人用兵器来打，早有过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满洲人用弓箭，还有别国人用枪炮。用枪炮来打的后几次，我已经出了世了，但是年纪青。我仿佛记得那时大家倒还觉得一点苦痛的，也曾经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枪炮来打我们的时候，听说是因为我们野蛮；现在，倒不大遇见有枪炮来打我们了，大约是因为我们文明了罢。现在也的确常常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那证据，是外国人也常在赞美。这就是软刀子。用钢刀，我们也许还会觉得的，于是就改用软刀子。我想：叫我们用自己的老调子唱完我们自己的时候，是已经要到了。
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甚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以前，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嘲骂中国的腐败；到了现在，不大嘲骂了，或者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常听到他们说：“我在中国住得很舒服呵！”这就是中国人已经渐渐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要愈深的！
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虽是现在的阔人富翁，他们的子孙也不能逃。我曾经做过一篇杂感，大意是说：“凡称赞中国旧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稳地方的富人，因为他们有钱，没有受到国内战争的痛苦，所以发出这样的赞赏来。殊不知将来他们的子孙，营业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贱，去开的矿洞，也要比现在的苦人更其深。”〔１０〕这就是说，将来还是要穷的，不过迟一点。但是先穷的苦人，开了较浅的矿，他们的后人，却须开更深的矿了。我的话并没有人注意。他们还是唱着老调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国去。但从此以后，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样，唱完别人了，他们是要唱完了自己。
这怎么办呢？我想，第一，是先请他们从洋楼，卧室，书房里踱出来，看一看身边怎么样，再看一看社会怎么样，世界怎么样。然后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点。“跨出房门，是危险的。”自然，唱老调子的先生们又要说。然而，做人是总有些危险的，如果躲在房里，就一定长寿，白胡子的老先生应该非常多；但是我们所见的有多少呢？他们也还是常常早死，虽然不危险，他们也胡涂死了。
要不危险，我倒曾经发见了一个很合式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牢狱。人坐在监，牢里便不至于再捣乱，犯罪了；救火机关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盗劫，到牢狱里去抢东西的强盗是从来没有的。坐监是实在最安稳。
但是，坐监却独独缺少一件事，这就是：自由。所以，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那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来说了。
现在我还要谢诸位今天到来的盛意。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同年五月十一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第四十八号曾予转载。
〔２〕 “特别国情”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曾于八月十日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这种谬论，曾经成为反动派阻挠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学说的借口。
〔３〕 “仍旧贯” 语见《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４〕 理学 又称道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５〕 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 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在宋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出任宰相，实行改革，推行均输、青苗、免役、市贸、方田均税、保甲保马等新法，后因受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而失败。
〔６〕 元朝将全国人分为四等：蒙古人最贵，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之，南人最贱。按汉人指契丹、女贞、高丽和原金朝治下的北中国汉人；南人指南宋遗民。
〔７〕 关于西洋人用神话哄骗非洲土人的事，参看《热风·随感录四十二》。
〔８〕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语见《论语·公冶长》。
〔９〕 贾凫西（约１５９２—１６７４） 字应宠，号木皮散人，山东曲阜人，明代遗民、鼓词作家。这里所引的话见于明亡后他作的《木皮散人鼓词》中关于周武王灭商纣王的一段：“多亏了散宜生定下胭粉计，献上个兴周灭商的女娇娃；……他爷们（按指周文王、武王父子等）昼夜商议行仁政，那纣王胡里胡涂在黑影爬；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鐮悬才知道命有差。”
〔１０〕 参看《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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