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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十七篇，末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一篇。一九三二年十月由上海合众书店初版。出版不久即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后由合众书店送交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审查，将删余的十六篇，改题为《拾零集》，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出版。本版与初版相同。
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１〕和《奔流》〔２〕，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１〕。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４〕，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５〕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６〕。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７〕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８〕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９〕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１０〕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１１〕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１２〕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１３〕，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ＦｒａｎｚＭｅｈｒｉｎｇ）〔１４〕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１５〕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１６〕。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注解】
〔１〕《语丝》参看本卷第８页注〔１０〕及《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２〕《奔流》文艺月刊，鲁迅、郁达夫编辑，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３〕《萌芽》文艺月刊，鲁迅、冯雪峰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从第一卷第三期起，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一九三○年五月出至第一卷第五期被国民党政府禁止，第六期改名为《新地月刊》，仅出一期即停刊。
〔４〕作者一九三○年在上海各大学讲演的情况，据《鲁迅日记》，这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九日先后两次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三月十三日在大夏大学、三月十九日在中国公学分院、八月六日在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各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据当时报刊所载消息和与会者的忆述，前四次讲题分别为《绘画杂论》、《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象牙塔与蜗牛庐》、《美的认识》。最后一次讲题不详。
〔５〕象牙塔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１８０４—１８６９）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６〕“蜗牛庐”据《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东汉末年，隐士焦先“自作一瓜（蜗）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携火以自炙，呻吟独语”。
〔７〕指上海《民国日报》登载的一篇短文。一九三○年三月十八日《民国日报·觉悟》在“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的勾当”的栏题下，刊载署名敌天（自称是大夏大学“学文科”的学生）的来稿，攻击鲁迅的讲演，其中有“公然作反动的宣传，在事实上既无此勇气，竟借了文艺演讲的美名而来提倡所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组织，态度不光明，行动不磊落，这也算是真正的革命志士吗？”等语。《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为该党机关报，一九二五年末为西山会议派把持，变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
〔８〕“庶几得免于罪戾”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庶几免于戾乎”。
〔９〕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参看本卷第９页注〔１２〕。新月社成员梁实秋也散布过这类言论，参看本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１０》《文坛贰臣传》一九三○年五月七日《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鲁迅》，恶毒诬蔑左翼文艺运动，特别对鲁迅进行了集中的攻击，如说“鲁迅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老气横秋之精神，竟为二九小子玩弄于掌上，作无条件之屈服”等等。
〔１１〕唐有壬的信札参看本卷第１１３页注〔９〕。《晶报》在发表唐有壬这封信时，以《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为题目。
〔１２〕“通虏”、“通海”都是所谓“通敌”的意思。宋代的“虏”，指辽、金、西夏等；清初的“海”，指当时在台湾坚持抗清的郑成功。
〔１３〕“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语出唐代韩愈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皇，原作王。
〔１４〕梅林格（１８４６—１９１９）通译梅林，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莱辛传说》等。
〔１５〕“不满于现状”这是引用梁实秋的话，参看本卷第６页注〔２〕。
〔１６〕《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诗歌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过孔丘删订。“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见该书《小雅·常棣》。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２〕了，但他以为“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为什么呢？因为有病就须下药，“三民主义是一副药，——梁先生说，——共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３〕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４〕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现在你“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
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该责难的。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譬如说，同一作者，而以为三民主义者是违背了英美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又收受了俄国的卢布，国家主义太狭，无政府主义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将他所见的杂感的罪状夸大了。
其实是，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者，原也无所不可的。有如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张，便更成一个样子。
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但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旧）的。
倘这医生羞恼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药料主义，就开出你的药方来！”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现状”之一，即使并不根据什么主义，也会生出杂感来的。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
一九三○，四，十七。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好政府主义”，参看本卷第２２５页注〔５〕。
〔２〕这里所说的“不满于现状”和以下所引的梁实秋的话，都见于《新月》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
〔３〕国家主义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抹杀国家的阶级本质，以“国家至上”的口号欺骗人民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宣传“民族优越论”，鼓吹扩张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在一九二三年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青年党”，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４〕无政府主义十九世纪上半期开始流行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否定一切国家权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五四”前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组织“民声社”、“进化社”等小团体，出版刊物和小册子宣扬这种思想。
一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的“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２〕。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３〕，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说的风浪是什么呢？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从发出宣言以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４〕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５〕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６〕的实际描写”。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青年军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极有郑重引用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黄震遐：《陇海线上》）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７〕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８〕了的缘故。三
黄震遐先生写得如此坦白，所说的心境当然是真实的，不过据他小说中所显示的智识推测起来，却还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说的一点讳饰。这，是他将“法国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国的客军”了，因此就较远于“实际描写”，而且也招来了上节所说的是非。
但作者是聪明的，他听过“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谈论……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９〕，并且考据中外史传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较切“民族主义”这个题目的剧诗，这回不用法兰西人了，是《黄人之血》（《前锋月刊》七号）。
这剧诗的事迹，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１０〕元帅，真正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１１〕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们且看这黄色军的威猛和恶辣罢——…………
恐怖呀，煎着尸体的沸油；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美人螓首变成狞猛的髑髅；野兽般的生番在故宫里蛮争恶斗；十字军战士的脸上充满了哀愁；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秽的恶臭；铁蹄践着断骨，骆驼的鸣声变成怪吼；上帝已逃，魔鬼扬起了火鞭复仇；黄祸来了！黄祸来了！
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这德皇威廉因为要鼓吹“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黄祸”〔１２〕，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华人赵构〔１３〕，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
四
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己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１４〕，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吗？！
五
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军人的作者还未喊出他勇壮的声音，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这也是势所必至，无足诧异的。理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于是小勇士们要打仗了——
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杀尽我们的敌人，
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
浪涛在脚下吼叫，
热血在心头燃烧，
我们向前线奔跑。
（苏凤：《战歌》。《民国日报》载。）
去，战场上去，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我们的肉身好像疯人，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战场上去，
凭着我们一股勇气，
凭着我们一点纯爱的精灵，去把仇人驱逐，
不，去把仇人杀尽。
（甘豫庆：《去上战场去》。《申报》载。）同胞，醒起来罢，
踢开了弱者的心，
踢开了弱者的脑。
看，看，看，
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邵冠华：《醒起来罢同胞》。同上。）
这些诗里很明显的是作者都知道没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用“尸体”。这正是《黄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随拔都元帅之后，主张“友谊”的缘故。武器是主子那里买来的，无产者已都是自己的敌人，倘主子又不谅其衷，要加以“惩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实在只有一个死了——
我们是初训练的一队，有坚卓的志愿，
有沸腾的热血，
来扫除强暴的歹类。
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快起来准备去战，
快起来奋斗，
战死是我们生路。
（沙珊：《学生军》。同上。）
天在啸，
地在震，
人在冲，兽在吼，
宇宙间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哟，
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徐之津：《伟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发扬踔厉，一群是慷慨悲歌，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然而，却也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六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１５〕，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１６〕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１７〕，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这，正如连“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已经知道一样，不会有这一回事。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署名晏敖。
〔２〕“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３〕“为王前驱”语见《诗经·卫风·伯兮》，原是为王室征战充当先锋的意思。这里用来指“民族主义文学”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制造舆论，实际上也就是为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开辟道路。
〔４〕宣言指一九三○年六月一日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连载于《前锋周报》第二、三期（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六日）。这篇胡乱拼凑的“宣言”，鼓吹建立所谓“文艺的中心意识”，即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意识”，提出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它剽窃法国泰纳《艺术哲学》中的某些论说，歪曲民族形成史和民族革命史，妄谈艺术上的各种流派，内容支离破碎。
〔５〕《前锋月刊》“民族主义文学”的主要刊物。朱应鹏、傅彦长等编辑，一九三○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四月出至第七期停刊。
〔６〕指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在陇海、津浦铁路沿线进行的军阀战争。这次战争自一九三○年五月开始，至十月结束，双方死伤三十多万人。
〔７〕腊丁民族泛指拉丁语系的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人。腊丁，通译拉丁。
〔８〕条顿民族泛指日耳曼语系的德国、英国、瑞士、荷兰、丹麦、挪威等国人。条顿，公元前居住在北欧的日耳曼部落的名称。
〔９〕这是黄震遐《写在黄人之血前面》中的话，原文说：“末了，还要申明而致其感谢之忱的，就是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的谈论。傅君是认清楚历史面目的一个学者，我这篇东西虽然不能说是直接受了他的指教，但暗中却有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见一九三一年四月《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１０〕成吉思汗参看本卷第１４４页注〔４〕。他的孙子拔都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四年先后率军西征，侵入俄罗斯和欧洲一些国家。
〔１１〕鞑靼、女真、契丹都是当时我国北方的民族。
〔１２〕威廉指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Ⅱ，１８５９—１９４１），德意志帝国皇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黄祸”，威廉二世曾于一八九五年绘制了一幅“黄祸的素描”，题词为“欧洲各国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向王公、贵族和外国的国家首脑散发；一九○七年又说：“‘黄祸’——这是我早就认识到的一种危险。实际上创造‘黄祸’这个名词的人就是我”。（见戴维斯：《我所认识的德皇》，一九一八年伦敦出版）按“黄祸”论兴起于十九世纪末，盛行于二十世纪初，它宣称中国、日本等东方黄种民族的国家是威胁欧洲的祸害，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奴役、掠夺制造舆论。
〔１３〕赵构（１１０７—１１８７）即宋高宗，南宋第一个皇帝。
〔１４〕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不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和指使，平壤和汉城等地曾出现过袭击华侨的事件。
〔１５〕这是《写在黄人之血前面》中的话：“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这三种思想，就是希伯来、希腊和游牧民族的思想；它们是常常地混在一起，却又是不断地在那里冲突。”
〔１６〕宋人的笔记指宋代庄季裕《鸡肋编》。该书中卷说：“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露居异俗，几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按鲁迅文中所说的元兵，当是金兵的误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语见《论语·八佾》，无，原作亡。
〔１７〕城下之盟语见《左传》桓公十二年。指敌军兵临城下时被胁迫订立的条约，后来常用以指投降。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２〕，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３〕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４〕，“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５〕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６〕，《晨报》〔７〕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８〕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９〕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１０〕），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九三○，四，十九。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２〕指《拓荒者》第二期（一九三○年二月）刊载的冯乃超《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它批驳了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吧？》一文中的某些观点，其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所谓‘正当的生活斗争手段’。‘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那末，这样一来，资本家更能够安稳的加紧其榨取的手段，天下便太平。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３〕梁实秋所说的“我不生气”以及本篇所引用的他的话，都见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按实际出版日期当在一九三○年二月以后）《“资本家的走狗”》一文。
〔４〕这里所说的定义，指冯乃超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中所引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无产者——普罗列塔利亚（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ｅｒ）是什么呢？它是‘除开出卖其劳动以外，完全没有方法维持其生计的，又因此又不倚赖任何种类资本的利润之社会阶级。……总之，普罗列塔利亚——普罗列塔利亚底阶级就是十九世纪的（现在也是的）劳动阶级（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恩格斯）”这段话现译为：“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答：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就是十九世纪的劳动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一○页，一九七二年五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５〕《答鲁迅先生》也见于《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梁实秋在文中说：“讲我自己罢，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６〕指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爱国学生和群众为反对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侵犯中国主权，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段即命令卫队开枪射击，死伤二百多人。
〔７〕《晨报》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研究系的机关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
〔８〕自由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简称。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群众团体，一九三○年二月成立于上海。宗旨是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鲁迅是它的发起人之一。
〔９〕《革命日报》国民党内汪精卫改组派的报纸，一九二九年底在上海创刊。
〔１０〕“学匪”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国家主义派刊物《国魂》旬刊第九期上，载有姜华的《学匪与学阀》一文，咒骂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支持进步学生的鲁迅、马裕藻等人为“学匪”。当时的现代评论派也对鲁迅等进行过这类攻击。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２〕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３〕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４〕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５〕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６〕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７〕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圆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ｙ〔８〕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９〕，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ｙ的意思就是：Ａｃｉｔｉｚｅ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ｃｌａｓｓｗｈｏ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ｎｏｔｗｉｔｈ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ｂｕｔｏｎｌｙｂｙｈａｖｉ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Ｃｈｅｍｉｅ译作“舍密学”〔１０〕，读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二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１１〕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１２〕，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１３〕，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１４〕。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ＡＢＣＤ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１５〕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呀！——《搬家》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像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１６〕，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１７〕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１８〕。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１９〕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不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２０〕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三
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材料而已。”〔２１〕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含一切“天书”译者在内，故曰“们”）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的书我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文〔２２〕和托罗兹基的半部《文学与革命》〔２３〕，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生”，译文定该非常易解。梁先生对于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曾经显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气，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一下子，寻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而开起口来，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高文，结论是并无阶级性。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２４〕先生的“什么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斯”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２５〕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莱阿〔２６〕说地体运动，达尔文〔２７〕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击呢，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生物确也在进化的缘故。承认其有而要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２８〕“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错误。至于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高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辛辛苦苦诚诚实实”想爬上一级去的“无产者”也还多。然而这是还没有人“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一经传授，他们可就不肯一个一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生所说，“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但可还有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无产者”呢？自然还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将只好和老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因为“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地位，无产者仍是无产者”。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这里面包括文艺学术”〔２９〕。
自此以后，这才入了文艺批评的本题。
四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３０〕。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质，有化合力，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用物质而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单“本身”，无此妙法；但一用物质，这现象即又因物质而不同。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其次，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３１〕。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３２〕马克斯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志行吐属，过于贵族。〔３３〕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子，“爽快”了罢。
其次，梁先生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干，因为“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就是，虽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３４〕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赏鉴《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东西（文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因为“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像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力之高低而定的，这种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气”。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受无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说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３５〕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也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３６〕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ＤｅｍｉａｎＢｅｄｎｉｉ）〔３７〕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３８〕，何况所译的文是诗。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３９〕，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４０〕，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意〔４１〕。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４２〕至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４３〕但这好像“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４４〕（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４５〕，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五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４６〕（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４７〕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４８〕，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郑伯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４９〕印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和Ｇｒｅ－ｇｏｒｙ夫人〔５０〕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革命文学家，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５１〕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５２〕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方向转换”。〔５３〕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５４〕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然而世间纸张还多，每一文社的人数却少，志大力薄，写不完所有的纸张，于是一社中的职司克敌助友，扫荡异类的批评家，看见别人来涂写纸张了，便喟然兴叹，不胜其摇头顿足之苦。上海的《申报》上，至于称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５５〕，其愤愤有如此。在“中国新兴文学的地位，早为读者所共知”的蒋光Ｚ先生，曾往日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人〔５６〕，谈到日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比原文还难读……他就笑了起来，说：“……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人那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一半相貌么？……”〔５７〕（见《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满于翻译，尤其是重译的表示。不过梁先生还举出书名和坏处，蒋先生却只嫣然一笑，扫荡无余，真是普遍得远了。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的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译出好书来，不仅自骂一声“混蛋”就算尽了革命文学家的责任。
然而现在呢，这些东西，梁实秋先生是不译的，称人为“阿狗阿猫”的伟人也不译，学过俄文的蒋先生原是最为适宜的了，可惜养病之后，只出了一本《一周间》〔５８〕，而日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５９〕尼采的则只有半部，〔６０〕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因为我们不能像蒋先生那样的“好笑起来”，也不该如梁先生的“等着，等着，等着”了。
六
我在开头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这些话，到这里还应该简短地补充几句，就作为本篇的收场。
《新月》一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６１〕，但于骂人者则骂之，讥人者则讥之。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也是一种“报复”，而非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号合本的广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开初仍然一贯。然而从这条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这和新月社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所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６２〕，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新月》月刊团体指新月社。参看本卷第８页注〔７〕。
〔３〕争“言论自由”的文字指《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上刊载的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和编者的《敬告读者》等。后者以同人的名义说：“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当时新月派虽然高喊“争‘言论自由’”，但实际上却反对人民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４〕梁实秋参看本卷第９２页注〔３〕。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中写道：“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把精华译成了糟粕，但是一部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究竟还有没有曲译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所以我以为，曲译固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５〕《文艺与批评》鲁迅翻译的苏联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６〕仂句语法术语，指一个大句子中的小句子，现多称作“主谓词组”。
〔７〕新月社的声明指《新月》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三月）所载《新月的态度》。其中说：“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８〕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ｙ英语：无产者。下文的“普罗列塔利亚”是英语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的音译，即无产阶级。
〔９〕《韦白斯特大字典》美国诺·韦白斯特（１７５８—１８４３）编辑的一部大型英语辞典，一八二八年初版。下面英文的意思是：无产者是最低阶级的公民，他们不是以财产而只是以生孩子为国家服务。
〔１０〕“舍密学”即化学。舍密是德语Ｃｈｅｍｉｅ的音译，来源于希腊语Ｃｈｅｍｅｉａ，意为“炼金术”。
〔１１〕沈从文湖南凤凰人，作家。凌叔华，广东番禺人，小说家。他们当时经常在《新月》上发表小说。后面提到的《搬家》，是凌叔华写的短篇小说。
〔１２〕闲话指陈西滢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上发表的文章，他后来结集为《西滢闲话》，一九二八年三月新月书店出版。
〔１３〕潘光旦（１８９９—１９６７）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新月社成员。他曾根据一些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解释遗传，宣扬优生学。著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书。优生学是英国遗传学家哥尔登在一八八三年提出的“改良人种”的学说。它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是由遗传决定的，只有发展“优等人”，淘汰“劣等人”，社会问题才能解决。
〔１４）白璧德参看本卷第９２页注〔４〕。梁实秋在《新月》上经常介绍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理论，并将吴苾等人译的白璧德的论文编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由新月书店出版。
〔１５〕两首译诗指郭沫若译的苏联马林霍夫的《十月》（见一九二九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新俄诗选》），和苏汶译的苏联撒莫比特尼克的《给一个新同志》（见一九二九年水沫书店出版的波格丹诺夫《新艺术论》中的《无产阶级诗歌》）。
〔１６〕《史》指《史记》，西汉司马迁著。《汉》，指《汉书》，东汉班固著。《书经》，即《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
〔１７〕唐译佛经，元译上谕我国自东汉时起，即开始了佛经的翻译工作，到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玄奘主持译出的佛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元朝统治者曾强制规定诏令、奏章和官府文书都必须使用蒙文，而附以汉文的译文。唐代和元代这类翻译多为直译，保存了原文的一些语法结构，有的词还用汉语音译，对当时及后来的汉语词汇和语法，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１８〕“于我如浮云”语见《论语·述而》。含有轻视、无关的意思。
〔１９〕厨川白村（１８８０—１９２３）日本文艺评论家。著有文艺论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和《苦闷的象征》等。
〔２０〕《古文观止》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本，收入先秦到明代的散文二二二篇。
〔２１〕梁实秋这段话的原文如下：“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翻成中文的我已经看见约十种了，专门宣传这种东西的杂志，我也看了两三种。我是想尽我的力量去懂他们的意思，但是不幸的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得懂。内容深奥，也许是；那么便是我的学力不够。但是这一类宣传的书，如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婆格达诺夫之类，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其文法之艰涩，句法之繁复，简直读起来比读天书还难。宣传无产文学理论的书而竟这样的令人难懂，恐怕连宣传品的资格都还欠缺，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点的材料而已。”
〔２２〕婆格达诺夫（ＡAＡANK]QIJKL，１８７３—１９２８）通译波格丹诺夫，苏联唯心主义哲学家。曾一度加入布尔什维克，一九一八年提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主张。他的《无产阶级诗歌》、《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宗教、艺术与马克斯主义》等三篇论文曾译成英文，载英国伦敦《劳动月刊》，后由苏汶译成中文，加上画室译的《“无产者文化”宣言》，辑为《新艺术论》，于一九二九年由水沫书店出版。
〔２３〕托罗兹基即托洛茨基。他的《文学与革命》，曾于一九二五年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后由李霁野、韦素园译成中文，于一九二八年二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
〔２４〕吴稚晖（１８６５—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这里所引的他的谬论，见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他给汪精卫的信。
〔２５〕梁实秋这段歪曲阶级斗争的话，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阶级的观念是要促起无产者的联和，是要激发无产者的争斗的欲念。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争斗的手段。但是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后，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他们是要报复！他们唯一的报复的工具就是靠了人多势众！‘多数’群众’‘集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暴动的武器。”
〔２６〕格里莱阿（ＧA，Ｇ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１６４２）通译伽俐略*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一六三二年他发表《关于两种世界体系对话》，反对教会信奉的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证实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日心说”，因此于一六三三年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判罪，软禁终身。
〔２７〕达尔文（ＣAＲA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摧毁了各种唯心主义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给宗教神学以沉重打击。因此曾受到教权派和巴黎科学院的排斥和歧视。
〔２８〕卢梭又译卢骚。他提倡人权平等学说，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但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只希望通过法律来限制财富的大量集中。“资产是文明的基础”，见于他一七五五年为《法兰西百科全书》所写的《论政治经济学》，译文应为“财产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梁实秋歪曲引用卢梭这句话所发的谬论，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２９〕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无产阶级的暴动的主因是经济的。旧日统治阶级的窳败，政府的无能，真的领袖的缺乏，也是促成无产阶级的起来的原由。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位置，无产者仍是无产者。文明依然是要进行的。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这一点，也知道单靠了目前经济的满足并不能永久的担保这个阶级的胜利。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还是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的。所以无产阶级近来于高呼‘打倒资本家’之外又有了新的工作，他们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的文化’或‘普罗列塔利亚的文化’，这里面包括文学艺术。”
〔３０〕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无产阶级的生活的苦痛固然值得描写，但是这苦痛如其真是深刻的必定不是属于一阶级的。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例如，恋爱（我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的表现，可有阶级的分别吗？例如，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可有阶级的分别吗？没有的。如其文学只是生活现象的外表的描写，那么，我们可以承认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我们也可以了解无产文学是有它的理论根据；但是文学不是这样肤浅的东西，文学是从人心中最深处发出来的声音。如其‘烟囱呀！’‘汽笛呀！’‘机轮呀！’‘列宁呀！’便是无产文学，那么无产文学就用不着什么理论，由它自生自灭罢。我以为把文学的题材限于一个阶级的生活现象的范围之内，实在是把文学看得太肤浅太狭隘了。”
〔３１〕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说：“文学家就是一个比别人感情丰富感觉敏锐想像发达艺术完美的人。他是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这于他的作品有什么关系？托尔斯泰是出身贵族，但是他对于平民的同情真可说是无限量的，然而他并不主张阶级斗争；许多人奉为神明的马克斯，他自己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他的志行高洁吐属文雅比贵族还有过无不及。我们估量文学的性质与价值，是只就文学作品本身立论，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
〔３２〕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他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
〔３３〕约翰孙（ＳA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７０９—１７８４）英国作家、文学*家。出身于书商家庭，早年靠卖文为生。后因独力编撰第一部《英语辞典》，受到皇室的赏识，被授予政府年金。从此成了“名流”，进入资产阶级上层社会。
〔３４〕这里所引也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原文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不过鉴赏力之有无却不与阶级相干，贵族资本家尽有不知文学为何物者，无产的人也尽有能赏鉴文学者。创造文学固是天才，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所以文学的价值决不能以读者数目多寡而定。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为大多数人读的文学必是逢迎群众的，必是俯就的，必是浅薄的；所以我们不该责令文学家来做这种的投机买卖。……皇室贵族雇用一班无聊文人来做讴功颂德的诗文，我们觉得讨厌，因为这种文学是虚伪的假造的；但是在无产阶级威胁之下便做对于无产阶级讴功颂德的文学，还不是一样的虚伪讨厌？文学家只知道聚精会神的创作，……谁能了解他，谁便是他的知音，不拘他是属于那一阶级。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
〔３５〕这里所引也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原文说：“无产文学理论家时常告诉我们，文艺是他们的斗争的‘武器’。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３６〕钱杏邨（１９００—１９７７）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家，太阳社主要成员。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这种文学（按指标语口号式的文学），虽然在各方面都很幼稚，但有时它是足以鼓动大众的。鲁那卡尔斯基说，‘能够将复杂的，尊贵的社会的内容，用了使千百万人也都感动的强有力的艺术的单纯，表现出来的作家，愿于他有光荣罢。即使靠了比较的单纯的比较的初步的内容也好，能够使这几百万的大众感动的作家，愿于他有光荣罢。对于这样的作家，马克斯主义批评家应该非常之高地评价。’（《关于科学的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为布尔乔亚所侮蔑着的‘口号标语文学’，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幼稚，在另一方面，我们是不得不予以相当的估价的。”《拓荒者》，文艺月刊，蒋光慈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左联”成立后为“左联”刊物之一，同年五月第四、五期合刊出版后被国民党查禁。
〔３７〕台明·培特尼（eANGQJh\，１８８３—１９４５）通译杰米扬·别德内依，苏联诗人。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他曾写了不少歌颂革命、讽刺敌人的政治鼓动诗。一九二三年四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曾授予他红旗勋章（即赤旗章）。
〔３８〕《论翻译之难》指胡适的《论翻译》一文，载《新月》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九年一月），其中有“翻译是一件艰难的事，谁都不免有错误”的话。
〔３９〕法兑耶夫（ＡAＡAiIQGGL，１９０１—１９５６）通译法捷耶夫，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毁灭》曾由鲁迅译成中文，从一九三○年一月起在《萌芽月刊》上连载，题为《溃灭》；一九三一年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单行本，改题为《毁灭》。
〔４０〕格拉特珂夫（iADACFIQOKL，１８８３—１９５８）苏联小说*摇《水门汀》，又译《士敏土》，通译《水泥》，是他描写苏联经济复兴的长篇小说。
〔４１〕“布尔乔亚”的恶意钱杏邨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鲁迅、茅盾等对“口号标语文学”的批评，是“中国的布尔乔亚的作家”对“普罗列塔利亚文坛”的“恶意的嘲笑”。布尔乔亚，法语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音译，即资产阶级。
〔４２〕亚历舍·托尔斯泰（ＡAＨAZKFS[K\，１８８３—１９４５）、威垒纫颍*ＢAＢADG`GSIGL，１８６７—１９４５）、普理希文（ＭAＭ芵TjLTJ，１８７３—１９５４），都是在十月革命前即已成名，革命后仍继续创作活动的作家。
〔４３〕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４４〕“艺术之宫”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呐喊〉的评论》中说：鲁迅的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
〔４５〕“太阳”隐喻蒋光慈、钱杏邨等组织的文学团体太阳社。
〔４６〕“猩猩”之说，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其中说鲁迅过去和陈西滢、长虹的论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下文所说“骂到牙齿的颜色”，参看本卷第１１８页注〔６〕。
〔４７〕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４８〕《文艺政策》鲁迅一九二八年翻译的关于苏联文艺政策的文件汇集，内容包括《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关于文艺政策讨论会的记录）、《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大会的决议）和《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一九二五年六月俄共〔布〕中央的决议）三个部分。系根据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辑译的日文本转译，曾连载于《奔流》月刊，一九三○年六月由水沫书店出版，列为鲁迅、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４９〕郑伯奇（１８９５—１９７９）陕西长安人，作家，创造社成员。当时他在上海开设文献书房。
〔５０〕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霍普特曼（１８６２—１９４６），德国剧作家。Ｇｒｅｇｏｒｙ夫人，格列高里夫人（１８５２—１９３２），爱尔兰剧作家。
〔５１〕《文艺生活》创造社后期的文艺周刊，郑伯奇编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
〔５２〕所谓“投降”之说，见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报《真报》所载尚文的《鲁迅与北新书局决裂》一文，其中说鲁迅在被创造社“批判”之后，“今年也提起笔来翻过一本革命艺术论，表示投降的意味。”
〔５３〕“方向转换”《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所载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就是现在‘在转换中’的鲁迅吧，也写过‘文笔的拙劣不如报纸的新闻’这一类的讽刺。”《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三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所载刚果伦的《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也说：“鲁迅给我们的只是他转换了方向以后的关于普罗文艺的译品。”
〔５４〕片冈铁兵（１８９４—１９４４）日本作家。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创办《文艺时代》杂志，从事所谓“新感觉派”文艺运动，一九二八年后一度转向进步的文艺阵营。
〔５５〕“阿狗阿猫”一九三○年一月八日《申报·艺术界》（国民党文化特务朱应鹏主编）“余话”栏刊载陈洁的《社会科学书籍的瘟疫》一文，攻击马列主义理论的翻译和传播，说“阿猫也来一本社会科学的理论，阿狗也来一本社会科学大纲，驯至阿猫阿狗联合起来弄社会科学大全，这样，杂乱胡糟的社会科学书籍就发瘟了。”同月十六日该刊又发表倜然的《创作数种》，其中也有类似的话：“看了阿猫阿狗都译着连自己都搅不明白的社会科学书，我们的确相信现在是社会科学时代了。”《申报》，参看本卷第９２页注〔２〕。
〔５６〕藏原惟人日本文艺评论家。
〔５７〕蒋光慈的这些话，见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东京之旅》。
〔５８〕《一周间》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苏联里别进斯基作，蒋光慈译。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５９〕达尔文的学术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马君武译的《物种原始》（即《物种起源》）一种，一九二○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６０〕尼采的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郭沫若译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的第一部，一九二八年六月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６１〕“严正态度”指新月社在《新月》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辞《新月的态度》中所表示的态度。他们提出所谓“健康”和“尊严”的“两大原则”，认为当时一切进步的和革命的文艺，都是和他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在该刊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的《敬告读者》中，又说“我们的立论的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地步”。
〔６２〕《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罗隆基作，载《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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