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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２〕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我先前为叶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３〕以为已经为社会尽了些力量，便是这意思。书中的主角，究竟上过前线，当过哨兵（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单是抱膝哀歌，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实在也切实得远了。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后来在《申报》上，却看见了更严厉，更彻底的批评，〔４〕因为书中的主角的从军，动机是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满。《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称似的，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使那批评的灵魂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
其一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饕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艺，就要彻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艺，一有时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皱眉，以为不值一哂。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只要一个爽快。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５〕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这种史例，是也应该献给一碰小钉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东窜东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样“革命文学家”的。
其一，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他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６〕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用英尺来量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一切，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７〕，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总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烦难了，至于做革命家，那当然更不必说。
《申报》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而略带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想吃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大同世界”原是古代人设想的一种平等安乐的社会，后来常用以指“理想世界”。“大同”一词原出《礼记·礼运》。
〔３〕叶永蓁参看《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及其有关注。
〔４〕这里所说《申报》的批评，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申报·艺术界》“新书月评”栏倜然评《小小十年》的文章。其中说：“我们的主人翁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最初只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无法可想之中的办法，至于那些冠冕堂皇的革命理由，差不多都是事后才知道，事后才说”；“书中很强烈的暗示着，现在革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目的不是求民族复兴而是在个人求得出路而已。”并断定“《小小十年》这样的作品就不算是可贵的了。”
〔５〕波特莱尔（C．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参加法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编辑《社会生路报》，并参加了六月的街垒战。但在这次革命失败后，他丧失了对于社会进步的信心，日益颓废。所作诗集《恶之华》，描写病态心理，美化丑恶，歌颂死亡，充满悲观厌世情绪。
〔６〕互助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反动学说。它认为生物及人类的生存和进化是由于互助，鼓吹以互助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争存说，即达尔文进化论的生存竞争学说。这种学说认为，生物在维护个体生存和繁殖后代的过程中，与周围环境中的各种条件经常发生矛盾斗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种自然科学学说，后来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来解释人类社会，成为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辩护的理论。
〔７〕“允执厥中”语见《尚书·大禹谟》，不偏不倚的意思。
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大将赵景深先生，近来却并没有译什么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说月报》上，将“国外文坛消息”〔２〕来介绍给我们。这自然是很可感谢的。那些消息，是译来的呢，还是介绍者自去打听来，研究来的？我们无从捉摸。即使是译来的罢，但大抵没有说明出处，我们也无从考查。自然，在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赵先生，这是都不必注意的，如果有些“不信”，倒正是贯彻了宗旨。然而，疑难之处，我却还是遇到的。
在二月号的《小说月报》里，赵先生将“新群众作家近讯”告诉我们，其一道：“格罗泼已将马戏的图画故事《ＡｌａｙＯｏｐ》〔３〕脱稿。”这是极“顺”的，但待到看见了这本图画，却不尽是马戏。借得英文字典来，将书名下面注着的两行英文“Ｌｉｆ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ＡｃｒｏｂａｔｓＴｏｌｄ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ｉ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４〕查了一通，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马戏”的故事，而是“做马戏的戏子们”的故事。这么一说，自然，有些“不顺”了。但内容既然是这样的，另外也没有法子想。必须是“马戏子”，这才会有“Ｌｏｖｅ”。〔５〕《小说月报》到了十一月号，赵先生又告诉了我们“塞意斯完成四部曲〔６〕”，而且“连最后的一册《半人半牛怪》（ＤｅｒＺｅｎｔａｕｒ）也已于今年出版”了。这一下“Ｄｅｒ”，就令人眼睛发白，因为这是茄门话〔７〕，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济学校〔８〕也几乎无处可借，那里还敢发生什么贰心。然而那下面的一个名词，却不写尚可，一写倒成了疑难杂症。这字大约是源于希腊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们还常常看见用它做画材的图画，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马，不是牛。牛马同是哺乳动物，为了要“顺”，固然混用一回也不关紧要，但究竟马是奇蹄类，牛是偶蹄类，有些不同，还是分别了好，不必“出到最后的一册”的时候，偏来“牛”一下子的。
“牛”了一下之后，使我联想起赵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９〕来了。这很像是直译或“硬译”，其实却不然，也是无缘无故的“牛”了进去的。这故事无须查字典，在图画上也能看见。却说希腊神话里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欢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间去，和某女士生了一个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个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后，便将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机会将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满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头，便一吸，太太大吃一惊，将他一推，跌落到人间，不但没有被害，后来还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却因此一吸，喷了出来，飞散天空，成为银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实是“神奶路”。但白种人是一切“奶”都叫“Ｍｉｌｋ”的，我们看惯了罐头牛奶上的文字，有时就不免于误译，是的，这也是无足怪的事。
但以对于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而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却也可当作一点谈助。——不过当作别人的一点谈助，并且借此知道一点希腊神话而已，于赵先生的“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格言，却还是毫无损害的。这叫作“乱译万岁！”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长庚。风马牛，语出《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意思是齐楚两国相距很远，即使马牛走失，也不会跑到对方境内。后来用以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２〕“国外文坛消息”《小说月报》自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二十二卷第一期起设立的专栏。赵景深是主要撰稿人。
〔３〕格罗泼（ＷAＧｒｏｐｐｅｒ1897—1977）犹太血统的美国画家，“ＡｌａｙＯｏｐ”是吆喝的声音，格罗泼以此作为画册的名字。
〔４〕英语：“马戏演员的生活和恋爱的图画故事”。
〔５〕“Ｌｏｖｅ”英语：爱情。
〔６〕塞意斯（ＦAＴｈｉｅｓｓ）应译提斯，德国作家。赵景深介绍说乃牟壳*为：《离开了乐园》、《世界之门》、《健身》和《半人半牛怪》。按这四部书总称为“青年四部曲”，其中《健身》应译为《魔鬼》，《半人半牛怪》应译为《半人半马怪》。这些书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陆续出版。
〔７〕茄门话即德语。茄门，Ｇｅｒｍａｎ的音译，通译日耳曼。Ｄｅｒ是德语阳性名词的冠词。
〔８〕同济学校一九○七年德国人在上海设立同济德文医学校，一九一七年由中国政府接办，改为同济德文医工大学，一九二七年改为同济大学。
〔９〕“牛奶路”这是赵景深在一九二二年翻译契诃夫的小说《樊凯》，（通译《万卡》）时，对英语ＭｉｌｋｙＷａｙ（银河）的误译。
——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编辑先生：
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给附载在《中学生》〔２〕上？事情是这样的——
《中学生》新年号内，郑振铎〔３〕先生的大作《宋人话本》中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４〕，有如下的一段话：“此话本的时代不可知，但王国维氏据书末：‘中瓦子张家印’数字，而断定其为宋椠，〔５〕语颇可信。故此话本，当然亦必为宋代的产物。但也有人加以怀疑的。不过我们如果一读元代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６〕，便知这部原始的取经故事其产生必定是远在于吴氏《西游记》杂剧之前的。换一句话说，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数字恰好证实其为南宋临安城中所出产的东西，而没有什么疑义。”
我先前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疑此书为元椠，甚招收藏者德富苏峰先生的不满，著论辟谬，我也略加答辨，后来收在杂感集中。〔７〕所以郑振铎先生大作中之所谓“人”，其实就是“鲁迅”，于唾弃之中，仍寓代为遮羞的美意，这是我万分惭而且感的。但我以为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藏书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则不然。故于旧书，不以缺笔〔８〕定时代，如遗老现在还有将亻羲字缺末笔者，但现在确是中华民国；也不专以地名定时代，如我生于绍兴，然而并非南宋人，〔９〕因为许多地名，是不随朝代而改的；也不仅据文意的华朴巧拙定时代，因为作者是文人还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
所以倘无积极的确证，《唐三藏取经诗话》似乎还可怀疑为元椠。即如郑振铎先生所引据的同一位“王国维氏”，他别有《两浙古刊本考》〔１０〕两卷，民国十一年序，收在遗书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杂本”项下，有这样的两种在内——
《京本通俗小说》〔１１〕《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是不但定《取经诗话》为元椠，且并以《通俗小说》为元本了。《两浙古本考》虽然并非僻书，但中学生诸君也并非专治文学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猎。所以录寄贵刊，希为刊载，一以略助多闻，二以见单文孤证，是难以“必定”一种史实而常有“什么疑义”的。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启上。一月十九日夜。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海《中学生》杂志第十二号。原题为《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
〔２〕《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
〔３〕郑振铎（１８９８—１９５８）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曾主编《小说月报》，著有短篇小说集《桂公塘》、《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
〔４〕《唐三藏取经诗话》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全书分三卷，共十七节。是关于唐僧取经的神魔故事的最早雏形。作者不详。
〔５〕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从事历史、考古和戏曲史等研究，著有《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和《观堂集林》等。他在一九一五年为影印出版《唐三藏取经诗话》所写的序言中曾说：“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中瓦子为宋临安府街名，倡优剧场之所在也。”
〔６〕吴昌龄大同（今属山西）人，元代戏曲家。著有杂剧《东坡梦》、《唐三藏西天取经》（现仅存曲词二折）等。按《西游记》杂剧的作者是元末杨讷，过去多误作吴昌龄。
〔７〕德富苏峰（１８６３—１９５７）日本著作家。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上发表《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一文，反对鲁迅关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刊行年代的意见。鲁迅曾写《关于三藏取经记等》（收入《华盖集续编》）进行答辩。
〔８〕缺笔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式，在书写和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
〔９〕绍兴这里指旧时绍兴府。南宋绍兴元年（１１３１），升越州置府，以年号为名。
〔１０〕《两浙古刊本考》王国维辑录考订的宋、元两代浙江杭州府、嘉兴府刊刻的各种版本书目。
〔１１〕《京本通俗小说》宋人话本集。原书卷数不详，今残存第十至十六卷，共七篇。
敬爱的同志：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因为它们能够把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画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供献给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个人和Ｚ同志〔２〕的努力；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二十世纪的才子和欧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劳力求得最大的”声望；但是，这种人物如果不彻底的脱胎换骨，始终只是“纱笼”（Ｓａｌｏｎ）里的哈叭狗。现在粗制滥造的翻译，不是这班人干的，就是一些书贾的投机。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这种努力变成团体的，——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
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的余孽，还紧紧的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欧洲先进的国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经一般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历史上比较落后的俄国，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当的结束了“教堂斯拉夫文”〔３〕。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做了这件事。例如俄国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４〕。中国的资产阶级可没有这个能力。固然，中国的欧化的绅商，例如胡适之之流，开始了这个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结果等于它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去彻底完成这个任务，领导这个运动。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译须信雅达，
文必夏殷周。〔５〕
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６〕我不知道这是“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现在赵景深之流，又来要求：宁错而务顺，
毋拗而仅信！〔７〕
赵老爷的主张，其实是和城隍庙里演说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气。这是自己懂得了（？）外国文，看了些书报，就随便拿起笔来乱写几句·所·谓通顺的中国文。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国读者，信口开河的来乱讲海外奇谈。第一，他的所谓“顺”，既然是宁可“错”一点儿的“顺”，那么，这当然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杀原意的办法。这不是创造新的言语，而是努力保存中国的·野·蛮·人的言语程度，努力阻挡它的发展。第二，既然要宁可“错”一点儿，那就是要朦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说：赵景深的主张是愚民政策，是垄断智识的学阀主义，——一点儿也没有过分的。还有，第三，他显然是暗示的反对普罗文学（好个可怜的“特殊走狗”）！他这是反对普罗文学，暗指着普罗文学的一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创作的翻译。这是普罗文学敌人的话。
但是，普罗文学的中文书籍之中，的确有许多翻译是不“顺”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弱点，敌人乘这个弱点来进攻。我们的胜利的道路当然不仅要迎头痛打，打击敌人的军队，而且要更加整顿自己的队伍。我们的自己批评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敌人的武装。现在，所谓翻译论战的结论，我们的同志却提出了这样的结语：“翻译绝对不容许错误。可是，有时候，依照译品内容的性质，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顺，倒可以容忍。”
这是只是个“防御的战术”。而蒲力汗诺夫说：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应当要会“反守为攻”。第一，当然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所认识的所谓“顺”，和赵景深等所说的不同。第二，我们所要求的是：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所谓绝对的白话，就是朗诵起来可以懂得的。第三，我们承认：一直到现在，普罗文学的翻译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继续努力。第四，我们揭穿赵景深等自己的翻译，指出他们认为是“顺”的翻译，其实只是梁启超〔８〕和胡适之交媾出来的杂种——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语，对于大众仍旧是不“顺”的。
这里，讲到你最近出版的《毁灭》，可以说：这是做到了“正确”，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
翻译要用绝对的白话，并不就不能够“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这是很困难，很费功夫的。但是，我们是要绝对不怕困难，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难。
一般的说起来，不但翻译，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９〕。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实际生活的要求是这样。难道一九二五年初我们没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群众造出“罢工”这一个字眼吗？还有“游击队”，“游击战争”，“右倾”，“左倾”，“尾巴主义”，甚至于普通的“团结”，“坚决”，“动摇”等等等类……这些说不尽的新的字眼，渐渐的容纳到群众的口头上的言语里去了，即使还没有完全容纳，那也已经有了可以容纳的可能了。讲到新的句法，比较起来要困难一些，但是，口头上的言语里面，句法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很大的进步。只要拿我们自己演讲的言语和旧小说里的对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话文”里面，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说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够存在。
所以说到什么是“顺”的问题，应当说：真正的白话就是真正通顺的现代中国文，这里所说的白话，当然·不限于“家务琐事”的白话，这是说：·从一般人的普通谈话，·直·到大学教授的演讲的口头上的白话。中国人现在讲哲学，讲科学，讲艺术……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口头上的白话。难道不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写在纸上的说话（文字），就应当是这一种白话，不过组织得比较紧凑，比较整齐罢了。这种文字，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对于一般识字很少的群众，仍旧是看不懂的，因为这种言语，对于一般不识字的群众，也还是听不懂的。——·可·是，第一，这种情形只限于文章的内容，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这种文字已经有了生命，它已经有了可以被群众容纳的·可·能·性。它是·活·的·言·语。
所以，书面上的白话文，如果不注意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着中国白话原来有的公律去创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谓“不顺”的方面去。这是在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时候，完全不顾普通群众口头上说话的习惯，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结果。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语。因此，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评的精神，我们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斗争。你以为怎么样？
我的意见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为着保存原作的精神，并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相反的，容忍着“多少的不顺”（就是不用口头上的白话），反而要多少的丧失原作的精神。
当然，在艺术的作品里，言语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论文要更加来得精细。这里有各种人不同的口气，不同的字眼，不同的声调，不同的情绪，……并且这并不限于对白。这里，要用穷乏的中国口头上的白话来应付，比翻译哲学，科学……的理论著作，还要来得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只不过愈加加重我们的任务，可并不会取消我们的这个任务的。
现在，请你允许我提出《毁灭》的译文之中的几个问题。我还没有能够读完，对着原文读的只有很少几段。这里，我只把茀理契序文〔１０〕里引的原文来校对一下。（我顺着序文里的次序，编着号码写下去，不再引你的译文，请你自己照着号码到书上去找罢。序文的翻译有些错误，这里不谈了。）（一）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有一种——“·对·于·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这种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更正确些：
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渴·望·着·一·种·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这个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
（二）“在这种时候，极大多数的几万万人，还不得不过着这种原始的可怜的生活，过着这种无聊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的生活，——怎么能够谈得上什么新的极好的人呢。”
（三）“他在世界上，最爱的始终还是他自己，——他爱他自己的雪白的肮脏的没有力量的手，他爱他自己的唉声叹气的声音，他爱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行为——·甚·至·于那些最可厌恶的行为。”
（四）“这算收场了，一切都回到老样子，仿佛什么也不曾有过，——华理亚想着，——又是旧的道路，仍旧是那一些纠葛——一切都要到那一个地方……可是，我的上帝，这是多么没有快乐呵！”
（五）“他自己都从没有知道过这种苦恼，这是忧愁的疲倦的，老年人似的苦恼，——他这样苦恼着的想：他已经二十七岁了，过去的每一分钟，都不能够再回过来，·重·新·换·个·样·子·再·过·它·一·过，而以后，看来也没有什么好的……（这一段，你的译文有错误，也就特别来得“不顺”。）现在木罗式加觉得，他一生一世，用了一切力量，都只是竭力要走上那样的一条道路，·他·看·起·来·是·一·直·的·明·白·的·正·当·的·道·路，像莱奋生，巴克拉诺夫，图皤夫那样的人，他们所走的正是这样的道路；然而似乎有一个什么人在·妨·碍·他·走·上·这·样·的·道·路呢。而因为他无论什么时候也想不到这个仇敌就在他自己的心里面，所以，他想着他的痛苦是因为一般人的卑鄙，他就觉得特别的痛快和伤心。”
（六）“他只知道一件事——工作。所以，这样正当的人，是不能够不信任他，不能够不服从他的。”
（七）“开始的时很，他对于他生活的这方面的一些思想，很不愿意去思索，然而，渐渐的他起劲起来了，他竟写了两张纸……在这两张纸上，居然有许多这样的字眼——谁也想不到莱奋生会知道这些字眼的。”（这一段，你的译文里比俄文原文多了几句副句，也许是你引了相近的另外一句了罢？或者是你把茀理契空出的虚点填满了？）
（八）“这些受尽磨难的忠实的人，对于他是亲近的，比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更加亲近，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
（九）“……沉默的，还是潮湿的眼睛，看了一看那些打麦场上的疏远的人，——这些人，他应当很快就把他们变成功·自·己·的·亲·近·的·人，像那十八个人一样，·像·那·不·做·声·的，·在·他·后·面·走·着·的·人·一·样。”（这里，最后一句，你的译文有错误。）这些译文请你用日本文和德文校对一下，是否是正确的直译，可以比较得出来的。我的译文，除出按照中国白话的句法和修辞法，有些比起原文来是倒装的，或者主词，动词，宾词是重复的，此外，完完全全是直译的。
这里，举一个例：第（八）条“……·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这句话的每一个字母都和俄文相同的。同时，这在口头上说起来的时候，原文的口气和精神完全传达得出。而你的译文：“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有错误的（也许是日德文的错误）。错误是在于：（一）丢掉了“甚至于”这一个·字·眼；（二）用了中国文言的文法，就不能够表现那句话的神气。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
再则，还有一个例子，比较重要的，不仅仅关于翻译方法的。这就是第（一）条的“·新·的……·人”的问题。
《毁灭》的主题是新的人的产生。这里，茀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个普通的“人”字的单数。不但不是·人·类，而且不是“人”字的复数。这意思是指着革命，国内战争……的过程之中产生着一种新式的人，一种新的“路数”（Ｔｙｐｅ）——文雅的译法叫做典型，这是在全部《毁灭》里面看得出来的。现在，你的译文，写着“人类”。莱奋生渴望着一种新的……人类。这可以误会到另外一个主题。仿佛是一般的渴望着整个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事实上，《毁灭》的“新人”，是当前的战斗的迫切的任务：在·斗·争·过·程·之·中去创造，去锻炼，去改造成一种新式的人物，和木罗式加，美谛克……等等不同的人物。这可是现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群众之中的骨干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类，不是笼统的人类，正是·群·众·之·中的一些人，领导的人，新的整个人类的先辈。
这一点是值得特别提出来说的。当然，译文的错误，仅仅是一个字眼上的错误：“人”是一个字眼，“人类”是另外一个字眼。整本的书仍旧在我们面前，你的后记也很正确的了解到《毁灭》的主题。可是翻译要精确，就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
《毁灭》的出版，始终是值得纪念的。我庆祝你。希望你考虑我的意见，而对于翻译问题，对于一般的言语革命问题，开始一个新的斗争。
ＪAＫA一九三一，十二，五。
回信
敬爱的ＪAＫA〔１１〕同志：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从去年的翻译洪水泛滥以来，使许多人攒眉叹气，甚而至于讲冷话。我也是一个偶而译书的人，本来应该说几句话的，然而至今没有开过口。“强聒不舍”〔１２〕虽然是勇壮的行为，但我所奉行的，却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１２〕这一句古老话。况且前来的大抵是纸人纸马，说得耳熟一点，那便是“阴兵”，实在是也无从迎头痛击。就拿赵景深教授老爷来做例子罢，他一面专门攻击科学的文艺论译本之不通，指明被压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却又大发慈悲，说是这样的译本，恐怕大众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众计划方法，别的译者来搅乱了他的阵势似的。这正如俄国革命以后，欧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来就摇头皱脸，做出文章，慨叹着工农还在怎样吃苦，怎样忍饥，说得满纸凄凄惨惨。仿佛惟有他却是极希望一个筋斗，工农就都住王宫，吃大菜，躺安乐椅子享福的人。谁料还是苦，所以俄国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恶之极了。对着这样的哭丧脸，你同他说什么呢？假如觉得讨厌，我想，只要拿指头轻轻的在那纸糊架子上挖一个窟窿就可以了。
赵老爷评论翻译，拉了严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顿骂。但由我看来，这是冤枉的，严老爷和赵老爷，在实际上，有虎狗之差。极明显的例子，是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赵老爷引严又陵为地下知己，却没有看这严又陵所译的书。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１４〕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１５〕，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忄旨”；〔１６〕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雅”之类的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什法师〔１７〕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会有赵老爷来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样。仅仅这一点，我就要说，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把戏呢？答案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１８〕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
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字，据说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数学或化学书，里面何尝没有许多“术语”之类，为赵老爷所不懂，然而赵老爷并不提及者，太记得了严又陵之故也。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译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益处。不过这些只能使甲类的读者懂得，于乙类的读者是太艰深的。由此也可见现在必须区别了种种的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
为乙类读者译作的方法，我没有细想过，此刻说不出什么来。但就大体看来，现在也还不能和口语——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话。后一种，某一地方以外的读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较广，势必至于要用前一种，但因此也就仍然成为特别的白话，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不要”来得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尽是采用，例如“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和“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这两条，后一例虽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但中国人对于小说是看的，所以还是前一例觉得“眼熟”，在书上遇见后一例的笔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临末，我很感谢你信末所举的两个例子。一，我将“……甚至于比自己还要亲近”译成“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直译德日两种译本的说法的。这恐怕因为他们的语法中，没有像“甚至于”这样能够简单而确切地表现这口气的字眼的缘故，转几个弯，就成为这么拙笨了。二，将“新的……人”的“人”字译成“人类”，那是我的错误，是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莱奋生望见的打麦场上的人，他要造他们成为目前的战斗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当他默想“新的……人”的时候，却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人”的原文，日译本是“人间”，德译本是“Ｍｅｎｓｃｈ”，都是单数，但有时也可作“人们”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我于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识分子，由此猜测他的战斗，是为了经过阶级斗争之后的无阶级社会，于是就将他所设想的目前的人，跟着我的主观的错误，搬往将来，并且成为“人们”——人类了。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哩，这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的。
总之，今年总算将这一部纪念碑的小说，送在这里的读者们的面前了。译的时候和印的时候，颇经过了不少艰难，现在倒也退出了记忆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还有《铁流》，我也很喜欢。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至少在后三年内，有关于内战时代和建设时代的纪念碑的的文学书八种至十种，此外更译几种虽然往往被称为无产者文学，然而还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如巴比塞〔１９〕）和基督教社会主义〔２０〕的偏见（如辛克莱）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那里，坏在那里，以备对比参考之用，那么，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
鲁迅一九三一，十二，二八。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发表时题为《论翻译》，副标题为《答ＪAＫA论翻译》。ＪAＫA即瞿秋白。他给鲁迅的这封信曾以《论翻译》为题，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二十五日《十字街头》第一、二期。
〔２〕Ｚ同志指曹靖华，河南卢氏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当时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任教，译有《铁流》等。
〔３〕“教堂斯拉夫文”即教会斯拉夫文，是十一至十七世纪东部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鲁特人）在祷告时使用的语文。在俄国，这种文字曾广泛用于宗教性著作和学术著作，对十八世纪以前的俄语有过很大的影响。
〔４〕洛莫洛莎夫（1711～1765）通译罗蒙诺索夫，俄国学者，著有《俄国语法》等。现代俄国文学语言即由他开始建立，经过普希金而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普希金（1799—1837），俄国诗人，著有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上尉的女儿》等。
〔５〕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严复（几道）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三者（按即信、达、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又吴汝纶为《天演论》作《序言》中有“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等语。
〔６〕“严译名著”指严复所译英国赫胥黎《天演论》、英国亚当·斯密（１７２３—１７９０）《原富》、英国甄克思（１８６１—１９３９）《社会通诠》、英国穆勒（１８０６—１８７３）《群己权界论》、法国孟德斯鸠（１６８９—１７５５）《法意》、英国斯宾塞（１８２０—１９０３）《群学肄言》、英国耶方思（１８３５—１８８２）《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这些书曾陆续出版，一九二○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把它们汇集重印，总称《严译名著丛刊》。
〔７〕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这是对赵景深翻译主张所作的归纳，参看本书《几条“顺”的翻译》及其注〔２〕。
〔８〕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学者，清末维新运动领导者之一。他用浅显的文言著述，撰有《饮冰室文集》。鲁迅复信中提到的《和文汉读法》，是他写的一本供中国人学日语用的书。
〔９〕“仓颉”相传是黄帝的史官，我国最初创造文字的人。
〔１０〕茀理契（1870～1927）苏联文艺评论家、文史学家，曾为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写了《代序——一个新人的故事》。
〔１１〕ＪAＫA即瞿秋白（１８９９—１９３５），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曾主持召开“八月七日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书记时，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一九三五年三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六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
〔１２〕“强聒不舍”语见《庄子·天下》：“强聒不舍者也。”
〔１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语见《论语·卫灵公》。
〔１４〕桐城气息指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主张师法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讲义理、考据、词章，他们的创作形成一种文学流派。因为方、姚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１５〕吴汝纶（１８４０—１９０３）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后期作家。
〔１６〕严复关于“达癲”的话，见《天演论·译例言》，原文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背）本文。题曰达癲，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１７〕什法师（３４４—４１３）即鸠摩罗什法师，我国后秦高僧，佛经翻译家。原籍天竺（古印度），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他和弟子八百多人，曾用意译的方法，译出佛经七十四部，共三八四卷。
〔１８〕《大乘起信论》解释大乘教理的佛教经书。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著，我国有南朝梁真谛和唐代实叉难陀的译本。南京金陵刻经处一八九八年曾出版收有这两种译文的《大乘起信论会译》。
〔１９〕巴比塞（ＨAＢａｒｂｕｓｓｅ，１８７３—１９３５）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火线》、《光明》及《斯大林传》等。
〔２０〕基督教社会主义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形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把基督教的教义涂上社会主义色彩，认为只要实行基督教的“博爱”、“互济”等教义，就能使劳动人民摆脱一切社会苦难。代表人物有英国的莫里斯和金斯莱等。
ＬAＳA先生：
要这样冒昧地麻烦先生的心情，是抑制得很久的了，但像我们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会淡漠一个热忱青年的请教的吧。这样几度地思量之后，终于唐突地向你表示我们在文艺上——尤其是短篇小说上的迟疑和犹豫了。
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划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我们初则迟疑，继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了。这须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指示，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气力，毫无意义的。
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时代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我们应有的助力和贡献，并不是先生所说的那一辈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愿给我们以指示，这指示便会影响到我们终身的。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确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维，只有冒昧地来唐突先生了。即祝
近好！
Ｔｓ－ｃAＹA及Ｙ－ｆAＴA上十一月廿九日。
回信
Ｙ及Ｔ〔２〕先生：
接到来信后，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头重眼肿，连一个字也不能写，近几天总算好起来了，这才来写回信。同在上游，而竟拖延到一个月，这是非常抱歉的。
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场，如信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但两位都并非那一阶级，所以当动笔之先，就发生了来信所说似的疑问。我想，这对于目前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却是不妥当的。
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３〕，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４〕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却未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此复，即颂近佳。
ＬAＳA启。十二月二十五日。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
〔２〕Ｙ，即杨子青（沙汀），四川安县人；Ｔ，即汤艾芜（艾芜），四川新都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青年作者。
〔３〕戈兼（ＴAＧａｕｔｉｅｒ，１８１１—１８７２）通译戈蒂叶，法国唯美主义作家。他最先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著有小说《莫班小姐》、诗剧《死的喜剧》等。
〔４〕波特莱尔参看本卷第２２９页注〔５〕。他曾参加法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这里说他赞助初起时的巴黎公社，当是误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