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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
丰之余
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２〕。
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３〕，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４〕，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５〕，看《化学鉴原》〔６〕；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７〕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８〕，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然而现在是别一种现象了。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９〕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
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１０〕。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１１〕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１２〕的喽罗。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
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给“生存竞争”添一条新例的。
十月一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六日《申报·自由谈》时，题为《感旧》，无副题。
〔２〕 “骸骨的迷恋”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斯提（叶圣陶）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十九期发表过一篇《骸骨之迷恋》，批评当时一些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有时还做文言文和旧诗词的现象，以后这句话便常被引用为形容守旧者不能忘情过去的贬辞。
〔３〕 “新党” 清末戊戌变法前后主张或倾向维新的人被称为新党；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出现主张彻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因而前者被称为老新党。
〔４〕 甲午战败 一八九四年（甲午）日本侵略朝鲜并对中国进行挑衅，发生中日战争。中国军队虽曾英勇作战，但因清廷的动摇妥协而终告失败，次年同日本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５〕 《学算笔谈》 十二卷，华蘅芳著，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收入他的算学丛书《行素轩算稿》中，一八八五年刻印单行本。
〔６〕 《化学鉴原》 六卷，英国韦而司撰，英国傅兰雅口译，无锡徐寿笔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
〔７〕 “富强丛书”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曾出现过“富强丛书”一类读物。如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由张荫桓编辑，鸿文书局石印的《西学富强丛书》，分算学、电学、化学、天文学等十二类，收书约七十种。
〔８〕 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 字孝达，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年间进士，清末提倡洋务运动的官僚之一。曾任四川学政、湖广总督、军机大臣。《书目答问》是他在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任四川学政时所编（一说为缪荃孙代笔）。书中列有《新法算书》、《新译几何原本》等“西法”数学书多种。缪荃孙（１８４４—１９１９），字筱珊，江苏江阴人，清代藏书家、版本学家。
〔９〕 《庄子》 战国时庄周著，现存三十三篇，亦名《南华经》。《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内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
〔１０〕 “旧瓶不能装新酒” 这原是欧洲流行的一句谚语，最初出于基督教《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提倡白话文学的人，认为文言和旧形式不能表现新的内容，常引用这话作为譬喻。
〔１１〕 “五更调” 亦称“叹五更”，民间曲调名。一般五叠，每叠十句四十八字，唐敦煌曲子中已见。“攒十字”，民间曲调名，每句十字，大体按三三四排列。
〔１２〕 “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原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钱玄同攻击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话，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一九一七年七月）他给陈独秀的信中，当时曾经成为反对旧文学的流行用语。桐城派是清代古文流派之一，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姚鼐等，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他们和各地赞同他们文学主张的人为桐城派。
丰之余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旧，就引出了一篇施蛰存〔２〕先生的《〈庄子〉与〈文选〉》来，以为我那些话，是为他而发的，但又希望并不是为他而发的。
我愿意有几句声明：那篇《感旧》，是并非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
倘使专对个人而发的话，照现在的摩登文例，应该调查了对手的籍贯，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乡有什么出产，他老子开过什么铺子，影射他几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没有这些的。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不指定着谁和谁；但也因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触着的当然也不会少，即使不是整个，也是那里的一肢一节，即使并不永远属于那一队，但有时是属于那一队的。现在施先生自说了劝过青年去读《庄子》与《文选》，“为文学修养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点相关，但以为这文为他而作，却诚然是“神经过敏”，我实在并没有这意思。
不过这是在施先生没有说明他的意见之前的话，现在却连这“相关”也有些疏远了，因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较顽固的遗少群，标准还要高一点。
现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释，（一）才知道他当时的情形，是因为稿纸太小了，“倘再宽阔一点的话”，他“是想多写几部书进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历，是“从国文教员转到编杂志”，觉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了，所以推举了这两部古书，使他们去学文法，寻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寻觅。我想，假如庄子生在今日，则被劈棺之后〔３〕，恐怕要劝一切有志于结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传》〔４〕的罢。
还有一点另外的话——
（一）施先生说我用瓶和酒来比“文学修养”是不对的，但我并未这么比方过，我是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而且正因为不能以“何者为分界”，所以也没有了“第三种人”〔５〕的立场。
（二）施先生说写篆字等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强别人也做一样的事情就好，这似乎是很对的。然而中学生和投稿者，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却并没有勉强别人都去做字汇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为什么竟大有所感，因此来劝“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该看《庄子》与《文选》了呢？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施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但一做教员和编辑，却以《庄子》与《文选》劝青年，我真不懂这中间有怎样的分界。
（三）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来，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与《文选》读出来的一般。“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的。他的文章中，诚然有许多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胡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备考：
《庄子》与《文选》 施蛰存来，要我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
在第二项中，我写着：《庄子》，《文选》，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今天看见《自由谈》上丰之余先生的《感旧》一文，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
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对于丰先生有什么辩难，我只想趁此机会替自己作一个解释。
第一，我应当说明我为什么希望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
第二，我应当说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为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我想他们也未必有此企图。
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作的。
十月八日，《自由谈》。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 施蛰存 江苏松江人，作家。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曾主编《现代》杂志。
〔３〕 庄子死后被劈棺的故事，见明代冯梦龙辑《警世通言》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大意说：庄子死后不久，他的妻子田氏便再嫁楚国王孙；成婚时，王孙突然心痛，他的仆人说要吃人的脑髓才会好，于是田氏便拿斧头去劈棺，想取庄子的脑髓；不料棺盖刚劈开，庄子便从棺内叹一口气坐了起来。
〔４〕 《烈女传》 汉代刘向著有《列女传》，内分“贞顺”、“节义”等七类。这里可能即指此书。
〔５〕 “第三种人” 参看本卷第２５页注〔１０〕。
丰之余
还要写一点。但得声明在先，这是由施蛰存先生的话所引起，却并非为他而作的。对于个人，我原稿上常是举出名字来，然而一到印出，却往往化为“某”字，或是一切阔人姓名，危险字样，生殖机关的俗语的共同符号“××”了。我希望这一篇中的有几个字，没有这样变化，以免误解。
我现在要说的是：说话难，不说亦不易。弄笔的人们，总要写文章，一写文章，就难免惹灾祸，黄河的水向薄弱的堤上攻，于是露臂膊的女人和写错字的青年，就成了嘲笑的对象了，他们也真是无拳无勇，只好忍受，恰如乡下人到上海租界，除了拚出被称为“阿木林”之外，没有办法一样。
然而有些是冤枉的，随手举一个例，就是登在《论语》二十六期上的刘半农〔２〕先生“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诗集》这打油诗。北京大学招考，他是阅卷官，从国文卷子上发见一个可笑的错字，就来做诗，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钻地洞，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于不对的，不过我以为有些却还可有磋商的余地。集中有一
个“自注”道——
“有写‘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
娼妓的娼，我们现在是不写作“倡”的，但先前两字通用，大约刘先生引据的是古书。不过要引古书，我记得《诗经》里有一句“倡予和女”〔３〕，好像至今还没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一个错字，错而已矣，可笑可鄙却不属于它的。还有一句是—— “幸‘萌科学思想之芽’。”
“萌”字和“芽”字旁边都加着一个夹圈，大约是指明着可笑之处在这里的罢，但我以为“萌芽”，“萌蘖”，固然是一个名词，而“萌动”，“萌发”，就成了动词，将“萌”字作动词用，似乎也并无错误。
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
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
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４〕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
十月十二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 名复，号半农，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思想渐趋保守。著有《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等。
他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在《论语》半月刊上连续发表，下文所引诗及注，都出自集中的《阅卷杂诗》六首（载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论语》第二十六期）。“有写‘倡明文化’者……”，系《杂诗》第一首的“自注”；“幸‘萌科学思想之芽’”，系《杂诗》第六首中的一句；“先生犯了弥天罪……”系《杂诗》的第二首。
〔３〕 倡予和女” 语见《诗经·郑风·熔兮》：“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汝）！”
〔４〕 “先生犯了弥天罪”四句，据刘半农在这首诗的“自注”中说：“古时候九流，最远不出国境，今流往外洋，是加一等治罪矣。昔吴稚老言：外国为大油锅，留学生为油面筋，谓其去时小而归来大也。
据此，流学生不特流而已也，且入油锅地狱焉，阿要痛煞！”
尤刚
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
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
不过“黄祸”这故事的来源，却又和我们所幻想的不同，是出于德皇威廉〔２〕的。他还画了一幅图，是一个罗马装束的武士，在抵御着由东方西来的一个人，但那人并不是孔子，倒是佛陀〔３〕，中国人实在是空欢喜。所以我们一面在做“黄祸”
的梦，而有一个人在德国治下的青岛〔４〕所见的现实，却是一个苦孩子弄脏了电柱，就被白色巡捕提着脚，像中国人的对付鸭子一样，倒提而去了。
现在希特拉的排斥非日耳曼民族思想，方法是和德皇一样的。
德皇的所谓“黄祸”，我们现在是不再梦想了，连“睡狮”也不再提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章上也不很看见。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我不知道我们自己觉得现在好像是什么了？
我们似乎不再想，也寻不出什么“象征”来，我们正在看海京伯〔５〕的猛兽戏，赏鉴狮虎吃牛肉，听说每天要吃一只牛。我们佩服国联〔６〕的制裁日本，我们也看不起国联的不能制裁日本；我们赞成军缩〔７〕的“保护和平”，我们也佩服希特拉的退出军缩；我们怕别国要以中国作战场，我们也憎恶非战大会。我们似乎依然是“睡狮”。
“黄祸”可以一转而为“福”，醒了的狮子也会做戏的。当欧洲大战时，我们有替人拚命的工人，青岛被占了，我们有可以倒提的孩子。
但倘说，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
十月十七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 德皇威廉 指德皇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Ⅱ，１８５９—１９４１）。
他曾鼓吹“黄祸”论，并在一八九五年绘制了一幅题词为“欧洲各国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的画，画上以基督教《圣经》中所说的上帝的天使长、英勇善战的米迦勒（德国曾把他作为自己的保护神）象征西方；以浓烟卷成的巨龙、佛陀象征来自东方的威胁。按“黄祸”论兴起于十九世纪末，盛行于二十世纪初，它宣称中国、日本等东方黄种民族的国家是威胁欧洲的祸害，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奴役、掠夺制造舆论。
〔３〕 佛陀 梵文 Ｂｕｄｄｈａ 的音译，简称佛，是佛教对“觉行圆满”者的称呼。
〔４〕 德国治下的青岛 青岛于一八九七年被德帝国主义强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一九二二年由我国收回。
〔５〕 海京伯（Ｃ．Ｈａｇｅｎｂｅｃｋ，１８４４—１９１３） 德国驯兽家，一八八七年创办海京伯马戏团。该团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来我国上海演出。
〔６〕 国联 参看本卷第３０页注〔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声称要期待国联的“公理判决”。一九三二年四月国联派调查团来中国，十月发表名为调解中日争端实则偏袒日本的报告书，主张东北各省脱离中国由国际共管。国民党政府竟对这一《报告书》佩服赞赏。但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其独占中国的目的，无视国联意见，于一九三三年五月退出国联。国民党政府又对国联无力约束日本表示过不满。
〔７〕 军缩 指国际军缩（即裁军）会议，一九三二年二月起在日内瓦召开。当时中国一些报刊曾赞扬军缩会议，散布和平幻想。一九三三年十月希特勒宣布德国退出军缩会议，一些报刊又为希特勒扩军备战进行辩护，如同年十月十七日《申报》载《德国退出军缩会议后的动向》一文说：德国此举乃“为准备自己，原无不当，且亦适合于日尔曼民族之传统习惯”。
旅隼
“推”和“踢”只能死伤一两个，倘要多，就非“冲”不可。
十三日的新闻上载着贵阳通信〔２〕说，九一八纪念，各校学生集合游行，教育厅长谭星阁临事张皇，乃派兵分据街口，另以汽车多辆，向行列冲去，于是发生惨剧，死学生二人，伤四十余，其中以正谊小学学生为最多，年仅十龄上下耳。……
我先前只知道武将大抵通文，当“枕戈待旦”的时候，就会做骈体电报，这回才明白虽是文官，也有深谙韬略的了。田单曾经用过火牛〔３〕，现在代以汽车，也确是二十世纪。
“冲”是最爽利的战法，一队汽车，横冲直撞，使敌人死伤在车轮下，多么简截；“冲”也是最威武的行为，机关一扳，风驰电掣，使对手想回避也来不及，多么英雄。各国的兵警，喜欢用水龙冲，俄皇〔４〕曾用哥萨克马队冲，都是快举。各地租界上我们有时会看见外国兵的坦克车在出巡，这就是倘不恭顺，便要来冲的家伙。
汽车虽然并非冲锋的利器，但幸而敌人却是小学生，一匹疲驴，真上战场是万万不行的，不过在嫩草地上飞跑，骑士坐在上面暗呜叱咤，却还很能胜任愉快，虽然有些人见了，难免觉得滑稽。
十龄上下的孩子会造反，本来也难免觉得滑稽的。但我们中国是常出神童的地方，一岁能画，两岁能诗，七龄童做戏，十龄童从军，·十·几·龄·童·做·委·员，原是常有的事实；连七八岁的女孩也会被凌辱，从别人看来，是等于“年方花信”〔５〕的了。
况且“冲”的时候，倘使对面是能够有些抵抗的人，那就汽车会弄得不爽利，冲者也就不英雄，所以敌人总须选得嫩弱。流氓欺乡下老，洋人打中国人，教育厅长冲小学生，都是善于克敌的豪杰。
“身当其冲”，先前好像不过一句空话，现在却应验了，这应验不但在成人，而且到了小孩子。“婴儿杀戮”〔６〕算是一种罪恶，已经是过去的事，将乳儿抛上空中去，接以枪尖，不过看作一种玩把戏的日子，恐怕也就不远了罢。
十月十七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贵阳通信 见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申报》载国闻社重庆通讯。按当时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为王家烈，他和教育厅长谭星阁等都是这次惨案的主谋；事后他们严密检查邮电，消息在惨案发生后二十余日才由重庆传出。
〔３〕 田单曾经用过火牛 田单，战国时齐国人。据《史记·田单列传》，燕伐齐，破齐七十余城，齐军退守莒和即墨；后来田单在即墨用火牛大破燕军，尽复失地。
〔４〕 俄皇 指旧俄最末的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NJ\GP]S Ⅱ，１８６８—１９１）。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国旧历一月九日）他曾令哥萨克马队在冬宫前冲击和屠杀请愿群众
〔５〕 “年方花信” 指女子正当成年时期。花信，花开的消息。
〔６〕 “婴儿杀戮” 见基督教的《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章，其中说：当犹太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希律王知道了，心里很不安。“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按约瑟是马利亚的丈夫，马利亚在婚前受圣灵感动怀孕，婚后生子耶稣）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他们走后，希律“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
苇索
研究世界文学的人告诉我们：法人善于机锋，俄人善于讽刺，英美人善于幽默。这大概是真确的，就都为社会状态所制限。慨自语堂〔２〕大师振兴“幽默”以来，这名词是很通行了，但一普遍，也就伏着危机，正如军人自称佛子，高官忽挂念珠，而佛法就要涅磐倘若油滑，轻薄，猥亵，都蒙“幽默”之号，则恰如“新戏”〔３〕之入“×世界”，必已成为“文明戏”也无疑。这危险，就因为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译“幽默”为“有情滑稽”，所以别于单单的“滑稽”，即为此。那么，在中国，只能寻得滑稽文章了？却又不。中国之自以为滑稽文章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的滑稽有别。这“狸猫换太子”〔４〕的关键，是在历来的自以为正经的言论和事实，大抵滑稽者多，人们看惯，渐渐以为平常，便将油滑之类，误认为滑稽了。
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
这些名文是俯拾即是的，譬如报章上正正经经的题目，什么“中日交涉渐入佳境”呀，“中国到那里去”呀，就都是的，咀嚼起来，真如橄榄一样，很有些回味。
见于报章上的广告的，也有的是。我们知道有一种刊物，自说是“舆论界的新权威”〔５〕，“说出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而一面又在向别一种刊物“声明误会，表示歉意”，但又说是“按双方均为社会有声誉之刊物，自无互相攻讦之理”。“新权威”而善于“误会”，“误会”了而偏“有声誉”，“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却是误会和道歉：这要不笑，是必须不会思索的。
见于报章的短评上的，也有的是。例如九月间《自由谈》所载的《登龙术拾遗》上，以做富家女婿为“登龙”之一术，不久就招来了一篇反攻，那开首道：“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嫉，妒嫉的结果是攻击。”〔６〕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结果”，便分明是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的味道是甜的了。
诸如此类的妙文，我们也尝见于冠冕堂皇的公文上：而且并非将它漫画化了的，却是它本身原来是漫画。《论语》一年中，我最爱看“古香斋”〔７〕这一栏，如四川营山县长禁穿长衫令云：“须知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且国势衰弱，……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又如·北·平·社·会·局禁女人养雄犬文云：“查雌女雄犬相处，非仅有碍健康，更易发生无耻秽闻，揆之我国礼义之邦，亦为习俗所不许。谨特通令严禁……凡妇女带养之雄犬，斩之无赦，以为取缔！”这那里是滑稽作家所能凭空写得出来的？
不过“古香斋”里所收的妙文，往往还倾谄诡，滑稽却不如平淡，惟其平淡，也就加滑稽，在这一标准上，我推选“甜葡萄”说。
十月十九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语堂 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龙溪人，作家。他在三十年代初主编《论语》半月刊，声称“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
（见《论语》第三期《我们的态度》）。
〔３〕 “新戏” 我国话剧兴起于二十世纪初，最早称为“新剧”（“新戏”），又称“文明戏”，二十年代末“话剧”名称确立以后，一般仍称当时上海大世界、新世界等游艺场演出的比较通俗的话剧为文明戏。
〔４〕 “狸猫换太子” 从《宋史·李宸妃传》宋仁宗（赵祯）生母李宸妃不敢认子的记载演变而来的传说。清代石玉昆编述的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中写有这个故事，情节是：宋真宗无子，刘、李二妃皆怀孕，刘妃为争当皇后，与太监密谋，在李妃生子时，用一只剥皮的狸猫将小孩换下来。
〔５〕 “舆论界的新权威”等语，见邵洵美主办的《十日谈》创刊时的广告，载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申报》。下面“声明误会”等语，见该刊向《晶报》“表示歉意”的广告，参看本书《后记》。
〔６〕 “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等语，见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所载圣闲《“女婿”的蔓延》一文，参看本书《后记》。
〔７〕 “古香斋” 是《论语》半月刊自第四期起增辟的一个栏目，刊载当时各地记述荒谬事件的新闻和文字。以下所举两令文，均见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该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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