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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
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今天到此地来，不过因为说过了
好几次，来讲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来讲演，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二则刚才这位先生说过，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我更不能讲什么。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２〕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３〕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Ｇｏｄ〔４〕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５〕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北京有一班文人〔６〕，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现在呢，他们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学家了，还是要逃到南边来；“象牙之塔”的窗子里，到底没有一块一块面包递进来的呀！
等到这些文学家也逃出来了，其他文学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别的文学家，对于现状早感到不满意，又不能不反对，不能不开口，“反对”“开口”就是有他们的下场。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挪威有一文学家〔７〕，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对于人生的经验，别的且不说，“肚子饿”这件事，要是欢喜，便可以试试看，只要两天不吃饭，饭的香味便会是一个特别的诱惑；要是走过街上饭铺子门口，更会觉得这个香味一阵阵冲到鼻子来。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那本描写肚子饿的书里，它说起那人饿得久了，看见路人个个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单褂子的，在他眼里也见得那是骄傲。我记起我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个人，他身边什么都光了，时常抽开抽屉看看，看角上边上可以找到什么；路上一处一处去找，看有什么可以找得到；这个情形，我自己是体验过来的。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
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８〕讲人道主义，反对战争，写过三册很厚的小说——那部《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是个贵族，却是经过战场的生活，他感到战争是怎么一个惨痛。
尤其是他一临到长官的铁板前（战场上重要军官都有铁板挡住枪弹），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见他的朋友们，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掉。战争的结果，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英雄，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这么那么夸耀战场上的威雄。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尔斯泰便是后一种，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他这么主张，政府自然讨厌他；反对战争，和俄皇的侵掠欲望冲突；主张无抵抗主义，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执法，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没有人捧，还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冲突。这种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安起来，自然非杀头不可。
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举……枪”这般叫，一定要等“枪”字令下，才可以举起。
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字便举起来，叫口令的要罚他，说他做错。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
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在座诸位的见解，我虽然不知道；据我推测，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虽是他活的时候，怎样受过社会的奚落。刚才我来讲演，大家一阵子拍手，这拍手就见得我并不怎样伟大；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讲过，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先生对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再过一月，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这个话，我这么讲，也有许多文学家在反对。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９〕——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当。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我有几个学生，在打陈炯明〔１０〕时候，他们都在战场；我读了他们的来信，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时，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
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已经到了徐州〔１１〕，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件事。诋斥军阀怎样怎样不合理，是革命文学家；打倒军阀是革命家；孙传芳〔１２〕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正如你们从《呐喊》上看出的鲁迅和讲坛上的鲁迅并不一致；或许大家以为我穿洋服头发分开，我却没有穿洋服，头发也这样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１３〕，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不过，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给它一个题目，叫做……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注解】
〔１〕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上海《新闻报·学海》第一八二、一八三期，署周鲁迅讲，刘率真记。
收入本书时经过作者校阅。
〔２〕 《红楼梦》 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二○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作。
〔３〕 梅兰芳（１８９４—１９６１） 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姜妙香，北京人，京剧演员，他们二人自一九一六年起同台演出《黛玉葬花》。
〔４〕 Ｇｏｄ 英语：上帝。
〔５〕 象牙之塔 原是法国十九世纪文艺评论家圣佩韦（１８０４—１８６９）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６〕 指新月社的一些人。梁实秋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说：“近年来新诗中产出了一个‘人力车夫派’。这一派是专门为人力车夫抱不平，以为神圣的人力车夫被经济制度压迫过甚，……其实人力车夫……既没有什么可怜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
〔７〕 指汉姆生，参看《集外集拾遗·哈谟生的几句话》及其注〔１〕。
他曾当过水手、木工，创作长篇小说《饥饿》，于一九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８〕托尔斯泰即列夫·托尔斯泰（Q．^．bTIVTZ，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国作家。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战争与和平》是他以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写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
〔９〕指吴稚晖。参看《而已集·革命文学》。
〔１０〕 陈炯明（１８７５—１９３３） 字竞存，广东海丰人，广东军阀。
一九二五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鲁迅的学生李秉中等曾参加讨伐陈YK明的战争。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致李秉中信中说：“这一年来，不闻消息，我可是历来没有忘记，但常有两种推测，一是在东江负伤或战死了，一是你已经变了一个武人，不再写字，因为去年你从梅县给我的信，内中已很有几个空白及没有写全的字了。”
〔１１〕 革命的势力到了徐州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仍打着“北伐革命”的旗帜，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占领徐州。
〔１２〕 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 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五年盘踞东南五省，一九二六年冬，其主力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
〔１３〕叶遂宁（`．_．cIMUJU，１８９５—１９２５）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他以描写宗法制度下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美革命的诗，如《天上的鼓手》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最后自杀。著有长诗《四旬祭》、《苏维埃俄罗斯》等。梭波里（_．`．TdTL，１８８８—１９２６），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现实生活而自杀。著有长篇小说《尘土》，短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
今天收到四月十八日的《华北日报》〔２〕，副刊上有鹤西先生的半篇《关于红笑》的文章〔３〕。《关于红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为自己曾经译过几页，那豫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说集》〔４〕上，但后来没有译完，所以也没有出版。不过也许是有些旧相识之故罢，至今有谁讲到这本书，大抵总还喜欢看一看。可是看完这《关于红笑》，却令我大觉稀奇了，也不能不说几句话。为要头绪分明，先将原文转载些在下面——
“昨天到蹇君家去，看见第二十卷第一号的《小说
月报》，上边有梅川君译的《红笑》，这部书，因为我和骏祥也译过，所以禁不住要翻开看看，并且还想来说几句关于《红笑》的话。
“自然，我不是要说梅川君不该译《红笑》，没有这样的理由也没有这样的权力。不过我对于梅川君的译文有一点怀疑的地方，固然一个人原不该随便地怀疑别个，但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也许我底过虑是错的，而且在梅川君看来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么，这错处就在我，而这篇文字也就只算辩明我自己没有抄袭别人。现在我先讲讲事实的经过。
“《红笑》，是我和骏祥，在去年暑假中一个多星期内赶完的，……赶完之后就给北新寄去。过了许久才接到小峰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说是因系两人所译，前后文不连贯，托石民君校阅，又说稿费在月底准可寄来。以后我一连写了几封信去催问，均未得到回信，……所以年假中就将底稿寻出，又改译了一遍。文气是重新顺了一遍（特别是后半部），错误及不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几十处，交岐山书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却接到小峰二月十九日的信，钱是寄来了，虽然被抹去一点零头，因为稿子并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暂时存着，没有退去，以后小峰君又来信说，原书，译稿都可退还，叫我将支票交给袁家骅先生。我回信说已照办，并请将稿子退了回来。但如今，书和稿子，始终还没有见面！
“这初次的译稿，我不敢一定说梅川君曾经见过，虽然我想梅川君有见到的可能。自然梅川君不一定会用我们底译文作蓝本来翻译，但是第一部的译文，句法神情都很相似的这一点，不免使我有一点怀疑。因为原来我们底初译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畅得多，同时梅川君的译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这九个断片。在未有更确切的证明时，我也不愿将抄袭这样的字眼，加于别人底头上，但我很希望对这点，梅川君能高兴给一个答复。假如一切真是我想错了呢，前边已经说过，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文词虽然极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却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将出版的译本和你的已出版的译本，很相类似，而我曾将译稿寄给北新书局过，你有见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袭我们的，假如不然，那么“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其实是，照原文的论法，则假如不然之后，就要成为“我们抄袭”你的了的，然而竟这么一来，化为神妙的“证明”了。但我并不想研究这些，仅要声明几句话，对于两方面——北新书局，尤其是小说月报社〔５〕——声明几句话，因为这篇译稿，是由我送到小说月报社去的。
梅川〔６〕君这部译稿，也是去年暑假时候交给我的，要我介绍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就压下了。这样压着的稿件，现在还不少。直到十月，小说月报社拟出增刊，要我寄稿，我才记得起来，据日本二叶亭四迷〔７〕的译本改了二三十处，和我译的《竖琴》〔８〕一并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红笑》在北新书局吃苦，我是一点都不知道的。至于梅川，他在离上海七八百里的乡下，那当然更不知道。
那么，他可有鹤西先生的译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的，因为他和北新中人一个不认识，倘跑进北新编辑部去翻稿件，那罪状是不止“抄袭”而已的。我却是“可能”的，不过我从去年春天以后，一趟也没有去过编辑部，这要请北新诸公谅察。
那么，为什么两本的好处有些相像呢？我虽然没有见过那一译本，也不知所据的是谁的英译，但想来，大约所据的是同一英译，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译，彼此三位的英文程度又相仿佛，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鹤西先生们的译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进步了，改了一回，于是好处就多起来了。
因为鹤西先生的译本至今未出，所以也无从知道类似之度，究竟如何。倘仅有彼此神似之处，我以为那是因为同一原书的译本，并不足异的，正不必如此神经过敏，只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据“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发制人，诬别人为“抄袭”，而且还要被诬者“给一个答复”，这真是“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则只要证明了梅川并无看见鹤西先生们的译稿的“可能”以后，即不用“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的论法，嫌疑也总要在后出这一本了。
北平的日报，我不寄去，梅川是决不会看见的。我就先说几句，俟印出时一并寄去。大约这也就够了，阿弥陀佛。
四月二十日。
写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陆续看到《华北日报》副刊上《关于红笑》的文章，其中举了许多不通和误译之后，以这样的一段作结：
“此外或者还有些，但我想我们或许总要比梅川君错得少点，而且也较为通顺，好在是不是，我们底译稿不久自可以证明。”
那就是我先前的话都多说了。因为鹤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实证明了他和梅川的两本之不同。他的较好，而“抄袭”都成了“不通”和错误的较坏，岂非奇谈？倘说是改掉的，那就是并非“抄袭”了。倘说鹤西译本原也是这样地“不通”和错误的，那不是许多刻薄话，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么？总之，一篇《关于红笑》的大文，只证明了焦躁的自己广告和参看先出译本，加以修正，而反诬别人为“抄袭”的苦心。这种手段，是中国翻译界的第一次。
四月二十四日，补记。
这一篇还未在《语丝》登出，就收到小说月报社的一封信，里面是剪下的《华北日报》副刊，就是那一篇鹤西先生的《关于红笑》。据说是北平寄来，给编辑先生的。我想，这大约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戏。倘使真的，盖未免恶辣一点；同一著作有几种译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诉。但一面说别人不通，自己却通，别人错多，自己错少。而一面又要证明别人抄袭自己之作，则未免恶辣得可怜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颇叹绍介译作之难于今为甚也。为刷清和报答起见，我确信我也有将这篇送给《小说月报》编辑先生，要求再在本书上发表的义务和权利，于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卷第八期，后印入梅川所译《红的笑》一书，最后一节是印入该书时所加。
《红笑》，即《红的笑》，俄国安德烈夫的中篇小说。梅川的译本于一九三○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２〕 《华北日报》 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机关报。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在北平创刊，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停刊。一九四五年八月复刊，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查封。
〔３〕 鹤西 即程侃声，湖北人，当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一些诗作。他的《关于红笑》一文连载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华北日报》副刊。
〔４〕 《域外小说集》 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选集。一九○九年三月、七月先后出版两册，共收十六篇，由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行。
〔５〕 《小说月报》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七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最初由恽铁樵主编，一九一八年起，改由王蕴章（西神）主编，成为礼拜六派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编，内容大加改革，一九二三年第十四卷第一期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６〕 梅川 即王方仁，浙江镇海人。鲁迅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朝花社”成员。
〔７〕 二叶亭四迷（１８６４—１９０９） 原名长谷川辰之助，日本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浮云》、《面影》等。翻译过屠格涅夫、果戈理等俄国作家的作品。
〔８〕 《竖琴》 苏联作家理定（G．[．QJeJU）的短篇小说。鲁迅的译文刊载于一九二九一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号。
逢汉先生：
接到来信，我们很感谢先生的好意。
大约凡是译本，倘不标明“并无删节”或“正确的翻译”，或鼎鼎大名的专家所译的，欧美的本子也每不免有些节略或差异。译诗就更其难，因为要顾全音调和协韵，就总要加添或减去些原有的文字。世界语译本大约也如此，倘若译出来的还是诗的格式而非散文。但我们因为想介绍些名家所不屑道的东欧和北欧文学，而又少懂得原文的人，所以暂时只能用重译本，尤其是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品。原来的意思，实在不过是聊胜于无，且给读书界知道一点所谓文学家，世界上并不止几个受奖的泰戈尔〔２〕和漂亮的曼殊斐儿〔３〕之类。但倘有能从原文直接译出的稿子见寄，或加以指正，我们自然是十分愿意领受的。
这里有一件事很抱歉，就是我们所交易的印刷所里没有俄国字母，所以来信中的原文，只得省略，仅能将译文发出，以供读者的参考了。希见谅为幸。
鲁迅。六月二十五日，于上海。
备考B：
关于孙用〔４〕先生的几首译诗编者先生：
我从均风兄处借来《奔流》第九期一册，看见孙用先生自世界语译的莱芒托夫几首诗，我发觉有些处与原本不合。孙先生是由世界语转译的，想必经手许多，有几次是失掉了原文的精彩的。孙先生第一首译诗《帆》原文是：
（原文从略——编者。）
按着我的意思应当译为（曾刊登于《语丝》第五卷第三期）：
孤独发白的船帆，
在云雾中蔚蓝色的大海里……
他到很远的境域去寻找些什么？
他在故土里留弃着什么？
波涛汹涌，微风吼啸，
船桅杆怒愤着而发着噶吱吱的音调……
喂！他不寻找幸福，
也不是从幸福中走逃！
他底下是一行发亮光的苍色水流，他顶上是太阳的金色的光芒；可是他，反叛的，希求着巨风，好像在巨风中有什么安宁！
第二首《天使》，孙先生译的有几处和我译的不同。
（原文从略——编者。）我是这样的译：
夜半天使沿着天空飞翔，寂静的歌曲他唱着；
月，星，和乌云一起很用心听那神的歌曲。
他歌着在天堂花园里树叶子的底上那无罪灵魂的幸福，他歌咏着伟大的上帝，
真实的赞美着他。
他抱拢了年青们的心灵，
为的是这悲苦和泪的世界；歌曲的声音，留在青年人的灵魂里是——没有只字，但却是活着。
为无边的奇怪的希望，
在这心灵，长久的于世界上不得安静，
人间苦闷的乐曲，
是不能够代替天上的歌声。
其余孙先生所译两首《我出来》和《三棵棕榈树》，可惜原本现时不在我手里。以后有工夫时可向俄国朋友处借看。我对孙先生的译诗，并不是来改正，乃本着真挚的心情，随便谈谈，请孙先生原谅！此请撰安。
张逢汉。一九二九，五，七，于哈尔滨灿星社。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三期。
〔２〕 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 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等。他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一九一三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３〕 曼殊斐儿（Ｋ．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８８—１９２３） 通译曼斯菲尔德，英国女作家。著有《幸福》、《鸽巢》等中短篇小说集。徐志摩在《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五号（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曼殊斐儿》一文中，以轻佻的笔调和许多譬喻描写了曼殊斐儿的身态，又用许多艳丽的词句形容她的衣饰。
〔４〕 孙用 原名卜成中，浙江杭州人，翻译家。
夫嘉葩失荫，薄寒夺其芳菲，思士陵天，骄阳毁其羽翮〔２〕。盖幽居一出，每仓皇于太空，坐驰〔３〕无穷，终陨颠于实有也。爰有静女〔４〕，长自山家，林泉陶其慧心，峰嶂隔兹尘俗，夜看朗月，觉天人之必圆，春撷繁花，谓芳馨之永住。虽生旧第，亦溅新流，既茁爱萌，遂通佳讯，排微波而径逝，矢坚石以偕行，向曼远之将来，构辉煌之好梦。然而年华春短，人海澜翻。远瞩所至，始见来日之大难，修眉渐颦，终敛当年之巧笑，衔深哀于不答，铸孤愤以成辞，远人焉居，长途难即。何期忽逢二竖〔５〕，遽释诸纷，门必绮颜于一棺，腐芳心于'·土。从此西楼良夜，凭槛无人，而中国韶年，乐生依旧。呜呼，亦可悲矣，不能久也。逝者如是，遗简廑存，则有生人〔６〕，付之活字，文无雕饰，呈天真之纷纶，事具悲欢，露人生之鳞爪，既娱以善始，遂凄恻而令终。诚足以分追悼于有情，散余悲于无著者也。属为小引，愧乏长才，率缀芜词，聊陈涯略云尔。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鲁迅撰。
【注解】
〔１〕 本篇最初以手迹制版印入金淑姿的《信》一书。该书于一九三二年以新造社名义印行，称“《断虹室丛书》第一种”。
〔２〕 陵天毁羽翮的故事，出于希腊神话：伊卡洛斯和他的父亲巧匠德达拉斯用蜡粘着翅膀从空中逃离克里村岛，他未听从父亲的警告，飞近太阳，蜡被融化，坠落海中而死。思士，见《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３〕 坐驰 静坐幻想的意思。《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
〔４〕 静女 见《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
〔５〕 二竖 指难治的病。《左传》成公十年：“（晋景）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６〕 生人 指程鼎兴，金淑姿的丈夫。金死后他整理其遗书出版，并托人请鲁迅写序。
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报上有一点可以算是关于文学的小小的辩论，就是为了一般的青年，应否去看《庄子》与《文选》〔２〕以作文学上的修养之助。不过这类的辩论，照例是不会有结果的，往复几回之后，有一面一定拉出“动机论”〔３〕来，不是说反对者“别有用心”，便是“哗众取宠”；客气一点，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问题于是呜呼哀哉了。
但我因此又想到“选本”的势力。孔子究竟删过《诗》〔４〕没有，我不能确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由周至汉，社会情形太不同了，中间又受了《楚辞》〔５〕的打击，晋宋文人如二陆束皙陶潜〔６〕之流，虽然也做四言诗以支持场面，其实都不过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诗，“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了。不过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７〕，一部就是《文选》。
《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但检唐宋类书中所存裴启《语林》〔８〕的遗文，往往和《世说新语》相同，可见它也是一部钞撮故书之作，正和《幽明录》〔９〕一样。它的被清代学者所宝重，自然因为注中多有现今的逸书〔１０〕，但在一般读者，却还是为了本文，自唐迄今，拟作者不绝，甚至于自己兼加注解。〔１１〕袁宏道〔１２〕在野时要做官，做了官又大叫苦，便是中了这书的毒，误明为晋的缘故。有些清朝人却较为聪明，虽然辫发胡服，厚禄高官，他也一声不响，只在倩人写照的时候，在纸上改作斜领方巾，或芒鞋竹笠，聊过“世说”式瘾罢了。
《文选》的影响却更大。从曹宪至李善加五臣〔１３〕，音训注释书类之多，远非拟《世说新语》可比。那些烦难字面，如草头诸字，水旁山旁诸字，不断的被摘进历代的文章里面去，五四运动时虽受奚落，得“妖孽”〔１４〕之称，现在却又很有复辟的趋势了。而《古文观止》〔１５〕也一同渐渐的露了脸。
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却一样的不可轻视。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
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１６〕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１７〕。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１８〕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１９〕，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２０〕，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２１〕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２２〕，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又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
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
十一月二十四日记。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北平《文学季刊》创刊号，署名唐俟。
〔２〕 《庄子》 亦称《南华经》，战国时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现存三十三篇。《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先秦至齐梁的诗文总集，三十卷。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关于“《庄子》与《文选》”的争论，参看《准风月谈》的《重三感旧》、《“感旧”以后》等篇。
〔３〕 “动机论” 施蛰存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一文中说：“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的偈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语见《庄子·齐物论》。
〔４〕 《诗》 即《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过孔丘删订。共收三○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地方的乐歌；“雅”是王畿的乐歌；“颂”是宗庙祭祀时的乐歌。
〔〔５〕《楚辞》战国时楚（今湖南、湖北等地）人的辞赋。其名最初见于《史记·张汤传》。后来汉代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成书，名为《楚辞》。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楚辞》“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６〕 二陆 指晋代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陆机（２６１—３０３），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所作四言诗有《短歌行》、《秋胡行》等十二首，陆云（２６２—３０３），字士龙，所作四言诗有《赠顾骠骑》、《赠顾彦先》等二十四首。束皙（？—３００以后），字广微，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人，晋代文学家。所作四言诗有《补亡诗》六首。陶潜（３７２？—４２７），又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所作四言诗有《停云》、《时运》等九首。
〔７〕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三卷，公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主要记载汉末到东晋间文人学士的言谈轶事。
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时，袭封临川王。宋书·刘道规传》说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
〔８〕 裴启 又名裴荣，字荣期，东晋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所著《语林》，十卷，记汉魏两晋高士名流的言谈轶事，《世说新语》颇多取材于此书。原书已佚，遗文散见《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唐宋类书中，清代马国翰有辑本二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鲁迅亦有辑本，收入《古小说钩沉》。
〔９〕 《幽明录》 刘义庆编撰，三十卷。内容多记鬼怪故事。原书于唐宋间佚亡，遗文在类书中保留甚多。鲁迅有辑本，收入《古小说钩沉》。
〔１０〕 南朝梁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的注释，引用古籍有四百多种，这些书的原本多已失传。
〔１１〕 后人模拟《世说新语》体裁的书很多，如唐代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今佚），宋代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清代李清的《女世说》、王○的《今世说》，近代易宗夔的《新世说》等。其中《今世说》、《新世说》等，都有作者自加的注解。
〔１２〕 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 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万历时进士。他在做官之前曾说：“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想不知有无限光景”（《与李本健书》）。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任吴县知县后却又说“官实能害我性命”（《与黄绮石书》），“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寄沈博士书》），并于一年后辞去官职。
〔１３〕 曹宪 隋唐时扬州江都（今属江苏扬州）人，精通文字学。
《旧唐书·曹宪传》说：“（宪）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李善（约６３０—６８９），唐代扬州江都人。从曹宪受文选学，显庆三年（６５８）撰成《文选》注释。开元六年（７１８）吕延祚又辑集吕延济、刘良、张诜、吕向、李周翰五人所作的注释为“五臣注”；宋人又把它和李善的注释合刻，称“六臣注”。后代学者关于《文选》的音义、考异、集释、旁证等著作甚多。
〔１４〕 “妖孽” 一九一七年七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通讯”栏钱玄同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此后，“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便成为当时反对旧文学的流行用语。
〔１５〕 《古文观止》 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本，十二卷。收入先秦至明代的散文二二二篇。
〔１６〕 《昭明太子集》 南朝梁萧统（谥昭明）的文集，原本二十卷，久已散佚，今存明代叶绍泰辑刊的六卷本，系由类书掇拾而成。又另有明刊五卷本一种。
〔１７〕 《古文辞类纂》 清代姚鼐编选，共七十五卷，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辞赋，依文体分为十三类。《惜抱轩全集》，姚鼐的著作集，共八十八卷。
〔１８〕 《唐人万首绝句选》 清代王士祯编选，七卷。王士祯论诗推崇盛唐，提倡“神韵”之说，这个选本是他从宋代洪迈所编《万首唐人绝句》中选取能表现“神韵”特色的八九五首而编成的。
〔１９〕 嵇康（２２３—２６２） 字叔夜，谯国○（今安徽宿县）人，三国魏诗人。他的著作现存《嵇康集》十卷，有鲁迅校本。《家诫》是用明哲保身思想训诫儿子的一篇文章，见《嵇康集》卷十。
〔２０〕 《闲情赋》 内容抒写对一位女子的眷恋。见《靖节先生集》卷五。
〔２１〕 《子夜歌》 乐府“吴声歌曲”之一，为民间男女赠答的情诗。《晋书·乐志（下）》：“《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
〔２２〕 《儒林外史》 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著。马二先生是书中的八股文选家。他游西湖吃处片的情节，见该书第十四回。“处片”，即处州（今浙江丽水）出产的酱笋干片。
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２〕
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３〕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绍兴《民兴日报》，署名黄棘。这是《哀范君三章》的最后一首。其中第三联因作者忘却，于本书编集时补作，故与原发表时稍有出入。参看《朝花夕拾·范爱农》及《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
范爱农（１８８３—１９１２）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在日本留学时与鲁迅相识。一九一一年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后改称绍兴师范学校）监督时，他任学监。鲁迅离职后，他被守旧势力排挤出校，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落水身亡。〔２〕大圜即天。《吕氏春秋·序意》：“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
〔３〕新宫当时袁世凯的总统府在新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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