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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２〕。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了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创作木刻的绍介，始于朝花社，那出版的《艺苑朝华》〔３〕四本，虽然选择印造，并不精工，且为艺术名家所不齿，却颇引起了青年学徒的注意。到一九三一年夏，在上海遂有了中国最初的木刻讲习会〔４〕。又由是蔓衍而有木铃社，曾印《木铃木刻集》两本。又有野穗社，曾印《木刻画》一辑。有无名木刻社〔５〕，曾印《木刻集》。但木铃社早被毁灭，后两社也未有继续或发展的消息。前些时在上海还剩有Ｍ·Ｋ·木刻研究社〔６〕，是一个历史较长的小团体，曾经屡次展览作品，并且将出《木刻画选集》的，可惜今夏又被私怨者告密。社员多遭捕逐，木版也为工部局〔７〕所没收了。
据我们所知道，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一个研究木刻的团体了。但尚有研究木刻的个人。如罗清桢〔８〕，已出《清桢木刻集》二辑；如又村〔９〕，最近已印有《廖坤玉故事》的连环图。这是都值得特记的。
而且仗着作者历来的努力和作品的日见其优良，现在不但已得中国读者的同情，并且也渐渐的到了跨出世界上去的第一步。虽然还未坚实，但总之，是要跨出去了。不过，同时也到了停顿的危机。因为倘没有鼓励和切磋，恐怕也很容易陷于自足。本集即愿做一个木刻的路程碑，将自去年以来，认为应该流布的作品，陆续辑印，以为读者的综观，作者的借镜之助。但自然，只以收集所及者为限，中国的优秀之作，是决非尽在于此的。
别的出版者，一方面还正在绍介欧美的新作，一方面则在复印中国的古刻，这也都是中国的新木刻的羽翼。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如果作者都不断的奋发，使本集能一程一程的向前走，那就会知道上文所说，实在不仅是一种奢望的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铁木艺术社记。
【注解】
〔１〕本篇最初印入《木刻纪程》一书中。
《木刻纪程》，鲁迅编辑，以铁木艺术社名义印行，计收木刻二十四幅，作者为何白涛、李雾城（陈烟桥）、陈铁耕、一工（黄新波）、陈普之、张致平（张望）、刘岘、罗清桢等人，初版印一二○本。（封面上有一九三四年六月字样，但据鲁迅日记，系同年八月十四日编讫付印。）
〔２〕我国古代木刻版画，现在所见最早的有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末五代（公元十世纪）的佛像，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它比欧洲现存的十四世纪德国木版圣母像早好几百年；以后宋代的医书插图、明代的小说绣像，更有进一步的发展。
〔３〕朝花社鲁迅、柔石等组织的文艺团体，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成立于上海，一九三○年春解体。《艺苑朝华》，美术丛刊，鲁迅编选，共出五辑。第一辑《近代木刻选集（一）》，第二辑《拾谷虹儿画选》，第三辑《近代木刻选集（二）》，第四辑《比亚兹莱画选》，均于一九二九年由朝花社印行。第五辑《新俄画选》于一九三○年由光华书局出版。
〔４〕木刻讲习会一八艺社于一九三一年八月间在上海举办。鲁迅介绍日本人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并自任翻译，自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为期一周。
〔５〕木铃社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于杭州艺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郝力群、曹白等。同年十月因主要成员被捕，无形解体。野穗社，一九三三年冬成立于上海新华艺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陈烟桥、陈铁耕等。无名木刻社（后改名为未名木刻社），一九三三年底成立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刘岘、黄新波等。
〔６〕ＭＫ木刻研究社一九三二年九月成立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ＭＫ”是拉丁化拼音“木刻”（Ｍｕｋｅ）二字起首的字母，主要成员为周金海、王绍络、张望、金逢孙、陈普之等，曾举办木刻展览四次。
〔７〕工部局过去英、美、日等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内设立的统治机关。
〔８〕罗清桢（１９０５—１９４２）广东兴宁人，木刻家。〔９〕又村即陈铁耕（１９０６—１９７０），广东兴宁人，木刻家。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２〕。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３〕，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４〕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５〕。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六月四日。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霍冲。
〔２〕“发扬国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曾分别去欧洲一些国家举办中国美术展览或个人美术作品展览。“发扬国光”是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这些消息时的用语。
〔３〕“象征主义”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鲁迅曾在《花边文学·谁在没落》一文中批评《大晚报》的这种歪曲报道。
〔４〕尼采（Ｆ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８４４—１９０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这里所述尼采的话，见于他的《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５〕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在华盛顿签订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购买美国的小麦、面粉和棉花。这里指的可能是这一类事。
一
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
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点点。开初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一礼拜不肯好，只得看医生。医生说是流行性感冒。好罢，就是流行性感冒。但过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热的时期，我的热却还不退。医生从他那大皮包里取出玻璃管来，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伤寒病了，自己也有些发愁。然而他第二天对我说，血里没有一粒伤寒菌；于是注意的听肺，平常；听心，上等。这似乎很使他为难。我说，也许是疲劳罢；他也不甚反对，只是沉吟着说，但是疲劳的发热，还应该低一点。……好几回检查了全体，没有死症，不至于呜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过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而已，这真无异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为既不必写遗嘱，又没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经书，不管柴米账，玩他几天，名称又好听，叫作“养病”。从这一天起，我就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儿“雅”了；那一位愿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时躺着无事，忽然记了起来的。
光是胡思乱想也不是事，不如看点不劳精神的书，要不然，也不成其为“养病”。像这样的时候，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这也就是有点儿“雅”起来了的证据。洋装书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现在不但有洋装二十五六史，连《四部备要》也硬领而皮靴了，〔２〕——原是不为无见的。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一寻，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３〕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４〕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５〕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６〕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此之谓“空灵”。
二
为了“雅”，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后来一想，这于“雅”并无伤，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７〕口不言钱，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雅人打算盘，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不过他应该有时收起算盘，或者最妙是暂时忘却算盘，那么，那时的一言一笑，就都是灵机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间的利害，那可就成为“杭育杭育派”〔８〕了。这关键，只在一者能够忽而放开，一者却是永远执着，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这和时而“敦伦”〔９〕者不失为圣贤，连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称为“登徒子”〔１０〕的道理，大概是一样的。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S塾缭厩*池”〔１１〕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于是另换了几本书，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时代较近，看起来也许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里的是《蜀碧》〔１２〕。
这是蜀宾〔１３〕从成都带来送我的，还有一部《蜀龟鉴》〔１４〕，都是讲张献忠〔１５〕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坏，错字颇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见了这样的一条——“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还是为了自己生病的缘故罢，这时就想到了人体解剖。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
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所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１６〕式，见于屈大均的《安龙逸史》〔１７〕，也是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时是永历六年，即清顺治九年，永历帝已经躲在安隆（那时改为安龙），秦王孙可望杀了陈邦传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还不能完，又给孙党张应科知道了，就去报告了孙可望。
“可望得应科报，即令应科杀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
张献忠的自然是“流贼”式；孙可望虽然也是流贼出身，但这时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为秦王，后来降了满洲，还是封为义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实是官式。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１８〕的皮，也就是用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１９〕的意思。比灭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实在也不能说是无缘无故。不过这一种心地晶莹的雅致，又必须有一种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脸孔向下，原是一个看书的好姿势〔２０〕，但如果这时给他看袁中郎的《广庄》〔２１〕，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这时他的性灵有些儿不对，不懂得真文艺了。
然而，中国的士大夫是到底有点雅气的，例如李如月说的“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就很富于诗趣。临死做诗的，古今来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谭嗣同〔２２〕在临刑之前就做一绝“闭门投辖思张俭”，秋瑾〔２３〕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风愁杀人”，然而还雅得不够格，所以各种诗选里都不载，也不能卖钱。
三
清朝有灭族，有凌迟，却没有剥皮之刑，这是汉人应该惭愧的，但后来脍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狱。虽说文字狱，其实还含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在这里不能细说；我们现在还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删改了许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许多明清人的书。
《安龙逸史》大约也是一种禁书，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２４〕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还有蔡显的《闲渔闲闲录》〔２５〕，是作者因此“斩立决”，还累及门生的，但我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但是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我就没有第三次再去买，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好像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
每种书的末尾，都有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的跋文，他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书是民国刻的，“儀”字还缺着末笔〔２６〕。我想，试看明朝遗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异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换朝代，倒还在其次。所以要顶礼明末的遗民，必须接受他的民族思想，这才可以心心相印。现在以明遗老之仇的满清的遗老自居，却又引明遗老为同调，只着重在“遗老”两个字，而毫不问遗于何族，遗在何时，这真可以说是“为遗老而遗老”，和现在文坛上的“为艺术而艺术”，成为一副绝好的对子了。
倘以为这是因为“食古不化”的缘故，那可也并不然。中国的士大夫，该化的时候，就未必决不化。就如上面说过的《蜀龟鉴》，原是一部笔法都仿《春秋》的书，但写到“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赞”道：“……明季之乱甚矣！风终幽，雅终《召癋》，〔２７〕托乱极思治之隐忧而无其实事，孰若臣祖亲见之，臣身亲被之乎？是编以元年正月终者，非徒谓体元表正〔２８〕，蔑以加兹；生逢盛世，荡荡难名，一以寄没世不忘之恩，一以见太平之业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没有这种笔法的。满洲的肃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张献忠〔２９〕，也感化了许多读书人，而且改变了“春秋笔法”〔３０〕了。
四
病中来看这些书，归根结蒂，也还是令人气闷。但又开始知道了有些聪明的士大夫，依然会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例如《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书了，然而序文后面却刻着一位乐斋先生的批语道：“古穆有魏晋间人笔意。”
这真是天大的本领！那死似的镇静，又将我的气闷打破了。
我放下书，合了眼睛，躺着想想学这本领的方法，以为这和“君子远庖厨也”的法子是大两样的，因为这时是君子自己也亲到了庖厨里。瞑想的结果，拟定了两手太极拳。一，是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二，是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第一种的名称不大好听，第二种却也是却病延年的要诀，连古之儒者也并不讳言的。这都是大道。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是：彼此说谎，自欺欺人。
有些事情，换一句话说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恶俗人的“道破”。其实，“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牛排是决不会“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３１〕了。彼此说谎也决不是伤雅的事情，东坡先生在黄州，有客来，就要客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姑妄言之！”〔３２〕至今还算是一件韵事。
撒一点小谎，可以解无聊，也可以消闷气；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永乐的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颇以为不大好的。尤其是对于他的惨杀建文的忠臣。和景清一同被杀的还有铁铉〔３３〕，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了教坊，叫她们做婊子。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说，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了。〔３４〕这真是“曲终奏雅”〔３５〕，令人如释重负，觉得天皇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她虽然做过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诗的才女，她父亲又是大忠臣，为夫的士人，当然也不算辱没。但是，必须“浮光掠影”到这里为止，想不得下去。一想，就要想到永乐的上谕〔３６〕，有些是凶残猥亵，将张献忠祭梓潼神的“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咱老子和你联了宗罢。尚飨！”的名文〔３７〕，和他的比起来，真是高华典雅，配登西洋的上等杂志，那就会觉得永乐皇帝决不像一位爱才怜弱的明君。况且那时的教坊是怎样的处所？罪人的妻女在那里是并非静候嫖客的，据永乐定法，还要她们“转营”，这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在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所以，现在成了问题的“守节”，在那时，其实是只准“良民”专利的特典。在这样的治下，这样的地狱里，做一首诗就能超生的么？
我这回从杭世骏的《订讹类编》〔３８〕（续补卷上）里，这才确切的知道了这佳话的欺骗。他说：“……考铁长女诗，乃吴人范昌期《题老妓卷》作也。诗云：‘教坊落籍洗铅华，一片春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空有恨，故园归去却无家。云鬟半馨临青镜，雨泪频弹湿绛纱。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为赋琵琶。’昌期，字鸣凤；诗见张士瀹《国朝文纂》。同时杜琼用嘉亦有次韵诗，题曰《无题》，则其非铁氏作明矣。次女诗所谓‘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其论尤为不伦。宗正睦木挈论革除事，谓建文流落西南诸诗，皆好事伪作，则铁女之诗可知。……”
《国朝文纂》〔３９〕我没有见过，铁氏次女的诗，杭世骏也并未寻出根底，但我以为他的话是可信的，——虽然他败坏了口口相传的韵事。况且一则他也是一个认真的考证学者，二则我觉得凡是得到大杀风景的结果的考证，往往比表面说得好听，玩得有趣的东西近真。
首先将范昌期的诗嫁给铁氏长女，聊以自欺欺人的是谁呢？我也不知道。但“浮光掠影”的一看，倒也罢了，一经杭世骏道破，再去看时，就很明白的知道了确是咏老妓之作，那第一句就不像现任官妓的口吻。不过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关于铁氏二女的撒谎，尚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杀掠，满清焚屠之际，也还会有人单单捧出什么烈女绝命，难妇题壁的诗词来，这个艳传，那个步韵，比对于华屋丘墟，生民涂炭之惨的大事情还起劲。到底是刻了一本集，连自己们都附进去，而韵事也就完结了。
我在写着这些的时候，病是要算已经好了的了，用不着写遗书。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
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但是要认真，用点工夫，标点不要错。
十二月十一日。
【注解】
〔１〕本篇第一节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其他三节都被国民党检查官删去，参看本书《附记》。
〔２〕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即原来的《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共精装九大册；上海书报合作社出版的《二十六史》（上述的《二十五史》加上《清史稿》），共精装二十大册。又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四部备要》（经、史、子、集四部古籍三三六种）原订二千五百册，也有精装本，合订一百册。
〔３〕《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共三卷。内容是记述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名流的言谈、风貌、轶事等。
〔４〕阮嗣宗（２１０—２６３）名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三国魏诗人，曾为从事中郎。《晋书·阮籍传》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三国志·魏书·阮籍传》注引《魏氏春秋》：“（籍）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世说新语·任诞》也有类此记载。
〔５〕陶渊明（约３７２—４２７）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晋书·陶潜传》载：“陶潜……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按《宋书·隐逸传》及《南史·隐逸传》，“一顷五十亩”均作“二顷五十亩”。下文提到的“采菊东篱下”“饥来驱我去”等诗句，分别见于陶潜的《饮酒》、《乞食》两诗。
〔６〕“站在云端里呐喊”这原是林语堂说的话，他在《人间世》半月刊第十三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怎样洗炼白话入文》一文中说：“今日既无人能用一二十字说明大众语是何物，又无人能写一二百字模范大众语，给我们见识见识，只管在云端呐喊，宜乎其为大众之谜也”。
〔７〕王夷甫（２５６—３１１）名衍，晋代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晋书·王戎传》：“衍疾郭（按即王衍妻郭氏）之贪鄙，故口未尝言钱。郭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又说：“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识者鄙之。……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及越薨，众共推为元帅。……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与之相见……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墙填杀之。”
〔８〕“杭育杭育派”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３３〕。
〔９〕“敦伦” 意即性交。清代袁枚在《答杨笠湖书》中说：“李刚主自负不欺之学，日记云：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至今传为笑谈。”按李光e（１６５９—１７３３）字刚主，清代经学家。
〔１０〕“登徒子”宋玉曾作有《登徒子好色赋》，后来就称好色的人为登徒子。按宋玉文中所说的登徒子，是楚国的一个大夫，姓登徒。
〔１１〕“隅跃清池”《世说新语·排调》载：“郝隆为桓公（按即桓温）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隅跃清池。’桓问：‘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
〔１２〕《蜀碧》清代彭遵泗著，共四卷。内容是记述张献忠在四川时的事迹，书前有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作的自序，说明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闻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
〔１３〕蜀宾许钦文的笔名。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鲁迅日记》：“晚钦文来，并赠《蜀碧》一部二本。”
〔１４〕《蜀龟鉴》清代刘景伯著，共八卷。内容杂录明季遗闻，与《蜀碧》大致相似。
〔１５〕张献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三年（１６３０）起义，转战陕西、河南等地。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出川途中，在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旧史书中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
〔１６〕孙可望（？—１６６０）陕西米脂人，张献忠的养子及部将。张败死后，他率部从四川转往贵州、云南。永历五年（１６５１）他向南明永历帝求封为秦王，后遣兵送永历帝到贵州安隆所（改名为安龙府），自己则驻在贵阳，定朝仪，设官制；最后投降清朝。
〔１７〕屈大均（１６３０—１６９６）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明末文学家，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一度削发为僧。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诗外》、《广东新语》等。《安龙逸史》，清朝禁毁书籍之一，作者署名沧洲渔隐（据《禁书总目》，又一本署名溪上樵隐），被列入“军机处奉准全毁书”中。一九一六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安龙逸史》，分上下二卷，题屈大均撰；但内容与《残明纪事》（不署作者，也是军机处奉准全毁书之一）相同，字句小异。
〔１８〕景清真宁（今甘肃正宁）人，建文帝（朱允吧）时官御史大夫。据《明史·景清传》载，成祖（朱棣）登位，他佯为归顺，后以谋刺成祖，磔死。他被剥皮事，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八月望日早朝，清绯衣入。……朝毕，出御门，清奋跃而前，将犯驾。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剑。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骂。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直*e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
〔１９〕“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语见《孟子·梁惠王》。
〔２０〕看书的好姿势《论语》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载有黄嘉音作的一组画，题为《介绍几个读论语的好姿势》，共六图，其中之一为“游蛟伏地式”，画的是一人伏在地上看书。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以讽刺。
〔２１〕袁中郎（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名宏道，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与兄宗道，弟中道，反对文学上的拟古主义，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世称“公安派”。当时林语堂、周作人等提倡“公安派”文章，借明人小品以宣扬所谓“闲适”、“性灵”。《广庄》是袁中郎仿《庄子》文体谈道家思想的作品，并七篇，后收入《袁中郎全集》。
〔２２〕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戊戌政变中牺牲的“六君子”之一。“闭门投辖思张俭”，原作“望门投止思张俭”，是他被害前所作七绝《狱中题壁》的第一句。张俭，后汉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灵帝时官东部督邮。《后汉书·党锢列传》载：他的仇家“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闭门投辖”是汉代陈遵好客的故事，见《汉书·游侠列传》。）
〔２３〕秋瑾（１８７９？—１９０７）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主要人物之一。一九○七年七月，她因筹划起义事泄，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夏历六月初六）被害于绍兴城内轩亭口。陈去病在《鉴湖女侠秋瑾传》中叙述秋瑾受审时的情形说：“有见之者，谓初终无所供，惟于刑庭书‘秋雨秋风愁杀人’句而已。”
〔２４〕吴兴刘氏嘉业堂我国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在浙江吴兴南浔镇，藏书达六十万卷，并自行雕版印书，刻有《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等。创办人刘承干（１８８２—１９６３），字贞一，号翰怡，浙江吴兴人。
〔２５〕蔡显（约１６９７—１７６７）字笠夫，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清代文字狱档》第二辑收有“蔡显《闲渔闲闲录》案”，此案发生于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据当时的奏折称：蔡显系雍正时举人，年七十一岁，自号闲渔；所著《闲闲录》一书，语含诽谤，意多悖逆。后来的结果是蔡显被“斩决”，他的儿子“斩监候秋后处决”，门人等分别“杖流”及“发伊犁等处充当苦差”。《闲渔闲闲录》，九卷，是一部杂录朝典、时事、诗句的杂记，刘氏嘉业堂刻本于一九一五年印行。
〔２６〕缺着末笔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法，即在书写或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刘承干对“儀”字缺末笔，是避清废帝溥仪的讳。
〔２７〕风终幽，雅终《召癋》《诗经》计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类。《豳》列于“国风”的最后，共七篇。据《诗序》称：这些都是关于周公“遭变故”、“救乱”、“东征”的诗。《召癋》是“大雅”的最后一篇，据《诗序》称：“《召癋》，凡伯（周大夫）刺幽王大坏也。”
〔２８〕体元表正“体元”，见《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晋代杜预注：“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据唐代孔颖达疏：“元正实是始长之义，但因名以广之。元者：气之本也，善之长也；人君执大本，长庶物，欲其与元同体，故年称元年。”“表正”，见《书经·仲虺之诰》：“表正万邦。”汉代孔安国注：“仪表天下，法正万国。”
〔２９〕关于张献忠之死，史书上的说法不一。据《明史·张献忠传》载：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清肃亲王豪格进兵四川，“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但《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说他是“以病死于蜀中”。
〔３０〕“春秋笔法”《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隐含“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为“春秋笔法”。
〔３１〕“万物皆备于我矣”孟轲的话。语见《孟子·尽心》。
〔３２〕东坡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代文学家。神宗初年曾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黄州。他要客谈鬼的事，见宋代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一：“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使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
〔３３〕铁铉（１３６６—１４０２）字鼎石，河南邓州（今邓县）人。明建文帝时任山东参政，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永乐帝）起兵夺位，他在济南屡破燕王兵，升兵部尚书。燕王登位后被处死。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载：“铁铉被执至京陛见，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顾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顾……遂寸磔之，至死，犹喃喃骂不绝。文皇（永乐）乃令舁大镬至，纳油数斛，熬之，投铉尸，顷刻成煤炭。”
〔３４〕关于铁铉两个女儿入教坊的事，据明代王鏊的《震泽纪闻》载：“铉有二女，入教坊数月，终不受辱。有铉同官至，二女为诗以献。文皇曰：‘彼终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适士人。”教坊，唐代开始设立的掌管教练女乐的机构。后来封建统治者常把罪犯的妻女罚入教坊，实际上是一种官妓。
〔３５〕“曲终奏雅”语见《汉书·司马相如传》：“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３６〕永乐的上谕参看本书《病后杂谈之余》第一节。
〔３７〕张献忠祭梓潼神文见于《蜀碧》卷三和《蜀龟鉴》卷三，原文如下：“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你联了宗罢。尚享。”（两书中个别字稍有不同）梓潼神，据《明史·礼志四》，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晋时人。
〔３８〕杭世骏（１６９６—１７７３）字大宗，浙江仁和（今余杭）人，清代考据家。乾隆时官御史。著有《订讹类编》、《道古堂诗文集》等。《订讹类编》，六卷，又《续补》二卷，是一部考订古籍真伪异同的书。下面的引文是杭世骏照录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卷四中的话。据《列朝诗集》：“其论”作“其语”，“好事”作“好事者”。
〔３９〕《国朝文纂》明代诗文的汇编。据《明史·艺文志》“集类”三“总集类”载：“王栋《国朝文纂》四十卷”，又“张士瀹《明文纂》五十卷”。
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２〕和隋那（ＥｄｗａｒｄＪｅｎｎｅｒ，１７４９—１８２３）〔３〕去比比看……我想，这是真的。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却还恭维成吉思；从现在的`〔４〕字眼睛看来，黄人已经是劣种了，我们却还夸耀希特拉。
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
但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虽然有些人大起来也还是去给英雄们做炮灰，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十一月六日。
【注解】
〔１〕本篇最初印入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出版的一九三五年《文艺日记》。
〔２〕拿破仑（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一七九九年担任共和国执政。一八○四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称拿破仑一世。
〔３〕隋那通译琴纳，英国医学家，牛痘接种的创始者。
〔４〕卍 德国纳粹党的党徽
——关于“舒愤懑”
一
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２〕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
那时我毫无什么历史知识，这憎恨转移的原因是极简单的，只以为流贼尚可，皇帝却不该，还是“礼不下庶人”〔３〕的传统思想。至于《立斋闲录》，好像是一部少见的书，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记得《汇刻书目》〔４〕说是在明代的一部什么丛书中，但这丛书我至今没有见；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放在“存目”里，那么，《四库全书》里也是没有的，我家并不是藏书家，我真不解怎么会有这明抄本。这书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才和别的两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宫闺秘典》〔５〕去卖给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６〕，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说一总给我八块钱，我赌气不卖，抱回来了，又藏在北平的寓里；但久已没有人照管，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了。
那一本书，还是四十年前看的，对于永乐的憎恨虽然还在，书的内容却早已模模胡胡，所以在前几天写《病后杂谈》时，举不出一句永乐上谕的实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乐实录》〔７〕，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够；来青阁有残本在寄售，十本，实价却是一百六十元，也决不是我辈书架上的书。又是一个偶然：昨天在《安徽丛书》〔８〕第三集中看见了清俞正燮（１７７５—１８４０）《癸巳类稿》〔９〕的改定本，那《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里，却引有永乐皇帝的上谕，是根据王世贞《合艹州史料》〔１０〕中的《南京法司所记》的，虽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够“略见一斑”，和献忠流贼的作品相比较了。摘录于下——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１１〕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君臣之间的问答，竟是这等口吻，不见旧记，恐怕是万想不到的罢。但其实，这也仅仅是一时的一例。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觉得义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记载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户，罢教坊，停女乐〔１２〕的故事之后，作一结语道——“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后晋高祖，金，元，及明景帝，于法宽假之，而尚存其旧。余皆视为固然。本朝尽去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汉儒歌颂朝廷功德，自云‘舒愤懑’〔１３〕，除乐户之事，诚可云舒愤懑者：故列古语琐事之实，有关因革者如此。”
这一段结语，有两事使我吃惊。第一事，是宽假奴隶的皇帝中，汉人居很少数。但我疑心俞正燮还是考之未详，例如金元，是并非厚待奴隶的，只因那时连中国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隶，从征服者看来，并无高下，即所谓“一视同仁”，于是就好像对于先前的奴隶加以宽假了。第二事，就是这自有历史以来的虐政，竟必待满洲的清才来廓清，使考史的儒生，为之拍案称快，自比于汉儒的“舒愤懑”——就是明末清初的才子们之所谓“不亦快哉！”〔１４〕然而解放乐户却是真的，但又并未“廓清”，例如绍兴的惰民，直到民国革命之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去给大户服役，不过已有报酬，这一点，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后，我久不回到绍兴去了，不知道他们怎样，推想起来，大约和三十年前是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二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来。”）
嘉庆道光以来，珍重宋元版本的风气逐渐旺盛，也没有悟出乾隆皇帝的“圣虑”，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书籍很有些出版了，这就使那时的阴谋露了马脚。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１５〕，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琳琅秘室丛书》我是在图书馆里看的，自己没有，现在去买起来又嫌太贵，因此也举不出实例来。但还有比较容易的法子在。
新近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１６〕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但其中却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１７〕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据张元济〔１８〕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中所没有。所删的是怎样内容的文章呢？为惜纸墨计，现在只摘录一条《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在这里——“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据此一条，可见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确的了，他们不过是一扫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为奴隶，而自己则是主子。但是，这校勘，是用清朝的书坊刻本的，不知道四库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确凿，还有一部也是《四部丛刊续编》里的影旧抄本宋晁说之《嵩山文集》〔１９〕在这里，卷末就有单将《负薪对》一篇和四库本相对比，以见一斑的实证，现在摘录几条在下面，大抵非删则改，语意全非，仿佛宋臣晁说之，已在对金人战栗，嗫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旧抄本
金贼以我疆埸之臣无状，斥堠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结河东。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以百骑却虏枭将，
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亦有掉瓦怖恐之号，顾弗之惧哉！
我取而歼焉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谓敢眦睨中国之地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
何则：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
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
褫中国之衣冠，复夷狄之四库本金人扰我疆埸之地，边城斥堠不明，遂长驱河北，盘结河东。
为上下臣民之大耻，
以百骑却辽枭将，
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顾弗之惧哉！
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和好甚矣。不谓竟酿患滋祸一至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异地乎？
（无）
遂其报复之心，肆其凌侮态度。
取故相家孙女姊妹，缚马上而去，执侍帐中，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故相家皆携老襁幼，弃其籍而去，焚掠之余，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即此数条，已可见“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但是，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读者不自改，尚存旧文，使我们至今能够看见晁氏的真面目，在现在说起来，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愤懑”的了。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２０〕，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三
对于清朝的愤懑的从新发作，大约始于光绪中，但在文学界上，我没有查过以谁为“祸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满的骁将著名的，然而在他那《訄书》〔２１〕的未改订本中，还承认满人可以主中国，称为“客帝”，比于嬴秦的“客卿”〔２２〕。但是，总之，到光绪末年，翻印的不利于清朝的古书，可是陆续出现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说，在再版的《訄书》里，“删而存此篇”；后来这书又改名为《检论》，我却不知道是否还是这办法。留学日本的学生们中的有些人，也在图书馆里搜寻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献。那时印成一大本的有《汉声》，是《湖北学生界》〔２３〕的增刊，面子上题着四句集《文选》句：“抒怀旧之积念，发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来了，第四句是“振大汉之天声”。无古无今，这种文献，倒是总要在外国的图书馆里抄得的。
我生长在偏僻之区，毫不知道什么是满汉，只在饭店的招牌上看见过“满汉酒席”字样，也从不引起什么疑问来。听人讲“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文·字·狱·的·事·情·却·一·向·没·有·听·到·过，乾隆皇帝南巡〔２４〕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讲述了，最多的是“打长毛”。我家里有一个年老的女工，她说长毛时候，她已经十多岁，长毛故事要算她对我讲得最多，但她并无邪正之分，只说最可怕的东西有三种，一种自然是“长毛”，一种是“短毛”，还有一种是“花绿头”〔２５〕。到得后来，我才明白后两种其实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经验上，是和长毛并无区别的。给我指明长毛之可恶的倒是几位读书人；我家里有几部县志，偶然翻开来看，那时殉难的烈士烈女的名册就有一两卷，同族里的人也有几个被杀掉的，后来封了“世袭云骑尉”〔２６〕，我于是确切的认定了长毛之可恶。然而，真所谓“心事如波涛”〔２７〕罢，久而久之，由于自己的阅历，证以女工的讲述，我竟决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凶手，究竟是长毛呢，还是“短毛”和“花绿头”了。我真很羡慕“四十而不惑”〔２８〕的圣人的幸福。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２９〕，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３０〕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要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３１〕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
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Ｐｉｇ－ｔａｉｌ——猪尾巴。这一句话，现在是早不听见了，那意思，似乎也不过说人头上生着猪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国人自己一斗嘴，便彼此互骂为“猪猡”的，还要客气得远。不过那时的青年，好像涵养工夫没有现在的深，也还未懂得“幽默”，所以听起来实在觉得刺耳。而且对于拥有二百余年历史的辫子的模样，也渐渐的觉得并不雅观，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来拖在背后，真好像做着好给别人来拔着牵着的柄子。对于它终于怀了恶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为·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的〔３２〕。（这两句，奉官谕改为“不足怪的”。）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３３〕
·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
·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四
然而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是张勋〔３４〕的“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幸而不几天就失败了，使我们至今还可以剪短，分开，披落，烫卷……张勋的姓名已经暗淡，“复辟”的事件也逐渐遗忘，我曾在《风波》里提到它，别的作品上却似乎没有见，可见早就不受人注意。现在是，连辫子也日见稀少，将与周鼎商彝同列，渐有卖给外国人的资格了。
我也爱看绘画，尤其是人物。国画呢，方巾长袍，或短褐椎结，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洋画呢，歪脸汉子，肥腿女人，也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这回见了几幅钢笔画和木刻的阿Ｑ像，这才算遇到了在艺术上的辫子，然而是没有一条生得合式的。想起来也难怪，现在的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生下来已是民国，就是三十岁的，在辫子时代也不过四五岁，当然不会深知道辫子的底细的了。·那·么，·我·的“·舒·愤·懑”，·恐·怕·也·很·难·传·给·别·人，·令·人·一·样·的·愤·激，·感·慨，·欢·喜，·忧·愁·的·罢。十二月十七日。
一星期前，我在《病后杂谈》里说到铁氏二女的诗。据杭世骏说，钱谦益编的《列朝诗集》〔３５〕里是有的，但我没有这书，所以只引了《订讹类编》完事。今天《四部丛刊续编》的明遗民彭孙贻《茗斋集》〔３６〕出版了，后附《明诗钞》，却有铁氏长女诗在里面。现在就照抄在这里，并将范昌期原作，与所谓铁女诗不同之处，用括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较。照此看来，作伪者实不过改了一句，并每句各改易一二字而已——教坊献诗
教坊脂粉（落籍）洗铅华，一片闲（春）心对落花。
旧曲听来犹（空）有恨，故园归去已（却）无家。云鬟半挽（馨）临妆（青）镜，雨泪空流（频弹）湿绛纱。今日相逢白司马（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与诉（为赋）琵琶。
但俞正燮《癸巳类稿》又据茅大芳希董集》，言“铁公妻女以死殉”〔３７〕；并记或一说云，“铁二子，无女。”那么，连铁铉有无女儿，也都成为疑案了。两个近视眼论扁额上字，辩论一通，其实连扁额也没有挂，原也是能有的事实。不过铁妻死殉之说，我以为是粉饰的。《合艹州史料》所记，奏文与上谕具存，王世贞明人，决不敢捏造。
倘使铁铉真的并无女儿，或有而实已自杀，则由这虚构的故事，也可以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铁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沦教坊，终觉于心不安，所以还是和寻常女子不同，因献诗而配了士子。这和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二十三日之夜，附记。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三号，发表时题目被改为《病后余谈》，副题亦被删去。参看本书《附记》。
〔２〕宋端仪字孔时，福建莆田人，明成化时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佥事。著有《考亭渊源录》、《立斋闲录》等。《立斋闲录》，四卷，是依据明人的碑志和说部杂录的笔记，自太祖吴元年至英宗天顺（１３６７—１４６４）止。鲁迅家藏的是明抄《国朝典故》本，残存上二卷。
〔３〕“礼不下庶人”语见《礼记·曲礼》。
〔４〕《汇刻书目》清代王懿荣编，共二十卷，系将顾修原编本及朱隘增订本重编而成，是各种丛书的详细书目，共收丛书五百六十余种。后来又有《续汇刻书目》、《续补汇刻书目》、《再续补汇刻书目》等。
〔５〕《宫闺秘典》即《皇明宫闺秘典》，又名《酌中志》，明代刘若愚著，共二十四卷，写明末太监魏忠贤专权时的宫廷内幕情况。
〔６〕傅某指傅增湘（１８７２—１９４９），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家。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
〔７〕《永乐实录》明代杨士奇等编纂，共一三○卷；《明史·艺文志》作《成祖实录》。
〔８〕《安徽丛书》安徽丛书编审会编辑，共四集，内容为汇集安徽人的著作，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间陆续出版。
〔９〕俞正燮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代学者。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四养斋诗稿》等。《癸巳类稿》，共十五卷，刻于道光癸巳（１８３３），内容是考订经、史以至小说、医学的杂记，《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一文载《癸巳类稿》卷十二中。收入《安徽丛书》的这一部书是作者晚年的增订本。
〔１０〕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字元美，号凤洲，别号合艹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著有《合艹州山人四部稿》、《合艹山堂别集》等。《合艹州史料》，明代董复表编，系采录王世贞著作中有关朝野的记载编纂而成，计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
〔１１〕齐泰江苏溧水人，官兵部尚书；下文的黄子澄，江西分宜人，官太常卿；茅大芳，江苏泰兴人，官副都御史。他们都是忠于建文帝的大臣，永乐登位时被杀。
〔１２〕惰民又作堕民，明代称作丐户，清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始废除惰民的“丐籍”。教坊废于清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女乐废于清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
〔１３〕“舒愤懑”汉代班固作有《典引》一文，歌颂朝廷功德，文前小引中说：“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舒愤懑”，即班固所说的“启发愤满”。
〔１４〕“不亦快哉！”金圣叹在他批评的《西厢记》的《圣叹外书》卷七《拷艳》章篇首中说：“昔与亚斤山同客共住，霖雨十日，对床无聊，因约赌说快事，以破积闷。”下面就记录了“快事”三十三则，每则都用“不亦快哉”一语结束。
〔１５〕《琳琅秘室丛书》清代胡珽校刊。共五集，计三十六种，所收主要是掌故、说部、释道方面的书。《茅亭客话》，宋代黄休复著，共十卷，内容系记录从五代到宋真宗时（约当公元十世纪）的蜀中杂事。
〔１６〕《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编选影印的丛书《四部丛刊》的续编，共八十一种，五百册。
〔１７〕洪迈（１１２３—１２０２）字景庐，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代文学家。《容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又《五笔》十卷，是一部有关经史、文艺、掌故等的笔记。
〔１８〕张元济（１８６７—１９５９）字菊生，浙江海盐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著有《校史随笔》、《涉园序跋集录》等。《容斋随笔五集》有张元济写于一九三四年的跋，其中说：“清代坊刻，《随笔》卷九阙《五胡乱华》一则，《三笔》卷三阙《北狄俘虏之苦》一则，卷五阙《北虏诛宗王》一则。盖当时深讳胡、虏等字，刊者惧罹禁网，故概从删削。”
〔１９〕晁说之（１０５９—１１２９）字以道，号景迂，清丰（今属河北）人，宋代文学家。著有《嵩山文集》、《晁氏客语》等。《嵩山文集》，二十卷，是他的诗文集，《负薪对》载于卷三中。
〔２０〕“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清代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
〔２１〕《訄书》章太炎早期的一部学术论著，木刻本印行于一八九九年。一九○二年改订出版时，作者删去了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客帝》等篇，增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论文，共收《原学》、《原人》、《序种姓》、《原教》、《哀清史》、《解辫发》等文共六十三篇，卷首有“前录”二篇：《客帝匡谬》和《分镇匡谬》。并在《客帝匡谬》文末说：“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著之以自劾，录而删是篇。”一九一四年作者重行增删时，删去“前录”二篇及《解辫发》等文，并将书名改为《检论》。
〔２２〕“客卿”战国时代，某一诸侯国任用他国人担任官职，称之为客卿。如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是楚国人。
〔２３〕《湖北学生界》清末留学日本的湖北学生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一月创刊于东京，第四期起改名为《汉声》。同年闰五月另编“闰月增刊”一册，题名为《旧学》，扉页背面印有集南朝梁萧统《文选》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四句，前二句见《文选》卷一东汉班固《西都赋》，后二句见同书卷五十六班固《封燕然山铭》。
〔２４〕乾隆皇帝南巡清代乾隆帝在位六十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曾先后巡游江南六次，沿途供应频繁，销耗民财民力甚巨；在他第二次巡游后，视学江苏回来的大臣尹会一就已奏称：“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
〔２５〕“长毛”指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队。为了对抗清政府剃发留辫的法令，他们都留发而不结辫，因此被称为“长毛”。“短毛”，指剃发的清朝官兵。“花绿头”，指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法、英帝国主义军队。清代许瑶光《谈浙》卷四“谈洋兵”条：“法国兵用花布缠头，英国兵则用绿布，故人称绿头、花头云。”
〔２６〕“世袭云骑尉”云骑尉是官名。唐、宋、元、明各朝都有这名称；清朝则以为世袭的职位，为世职的末级。凡阵亡者授爵，自云骑尉至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不等。
〔２７〕“心事如波涛”唐代诗人李贺《申胡子觱篥歌》中的句子。
〔２８〕“四十而不惑”孔丘的话，语见《论语·为政》，据朱熹《集注》，“不惑”是“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的意思。
〔２９〕满族旧俗，男子剃发垂辫（剃去头顶前部头发，后部结辫垂于脑后）。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薙（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此事曾引起各地人民的广泛反抗，有许多人被杀。
〔３０〕开口跳传统戏曲中武丑的俗称。
〔３１〕吴友如（？—约１８９３）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申江胜景图》分上下二卷，出版于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会审公堂，即会审公廨，清末民初上海租界内的审判机关，由中外会审官会同审理租界内华人和外侨的互控案件。
〔３２〕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指国民党反动派诬蔑进步人士拿卢布，信俄国人的学说。“斯基”是俄国常见姓氏的词尾。
〔３３〕指施蛰存。他在《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我与文言文》中曾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
〔３４〕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原为清朝提督，民国成立后，他和所部官兵仍留着辫子，表示忠于清王朝。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他在北京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败。
〔３５〕钱谦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任礼部侍郎。清军占领南京时，他首先迎降，因此为人所鄙视。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列朝诗集》是他选辑的明诗的总集，共六集，计八十一卷；铁氏二女诗载闰集卷四中。
〔３６〕彭孙贻（１６１５—１６７３）字仲谋，号茗斋，浙江海盐人。明代选贡生，明亡后闭门不出。著有《茗斋集》、《茗香堂史论》等。《茗斋集》是他的诗词集，共二十三卷；所附《明诗钞》共九卷，铁氏长女诗载卷五中。
〔３７〕俞正燮在《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一文中引永乐上谕后的小注说：“大芳有《希董集》，言妻张氏及女媳皆死于井，未就逮；书藏其家。又铁公妻女亦以死殉，与此不同。”
中国的“愚民”——没有学问的下等人，向来就怕人注意他。如果你无端的问他多少年纪，什么意见，兄弟几个，家景如何，他总是支吾一通之后，躲了开去。有学识的大人物，很不高兴他们这样的脾气。然而这脾气总不容易改，因为他们也实在从经验而来的。
假如你被谁注意了，一不小心，至少就不免上一点小当，譬如罢，中国是改革过的了，孩子们当然早已从“孟宗哭竹”“王祥卧冰”〔２〕的教训里蜕出，然而不料又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年”〔３〕，爱国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笔，或者用舌，不怕劳苦的来给他们教训。一个说要用功，古时候曾有“囊萤照读”“凿壁偷光”〔４〕的志士；一个说要爱国，古时候曾有十几岁突围请援，十四岁上阵杀敌的奇童。这些故事，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但万一有谁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干的吉诃德〔５〕。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四号铅字的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事？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倘去凿壁，事情就更糟，无论在那里，至少是挨一顿骂之后，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雇人去修好。
请援，杀敌，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国，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们所做的。他们那里的儿童，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中国的儿童给大家特别看得起，那当然也很好，然而出来的题目就因此常常是难题，仍如飞剑一样，非上武当山〔６〕寻师学道之后，决计没法办。到了二十世纪，古人空想中的潜水艇，飞行机，是实地上成功了，但《龙文鞭影》或《幼学琼林》〔７〕里的模范故事，却还有些难学。
我想，便是说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罢。
所以听的人也不相信。我们听了千多年的剑仙侠客，去年到武当山去的只有三个人，只占全人口的五百兆分之一，就可见。古时候也许还要多，现在是有了经验，不大相信了，于是照办的人也少了。——但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其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这脾气的也不但是“愚民”，虽是说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别人的，现在也未必有多少。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８〕，也就是恰如将他的钱试买各种股票，分存许多银行一样，其实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
七月一日。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二期，署名公汗。
〔２〕“孟宗哭竹”据唐代白居易所编《白氏六帖》：三国时吴人“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王祥卧冰”，据《晋书·王祥传》：王祥后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这两个故事后来都收入《二十四孝》一书。
〔３〕“儿童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呈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一九三五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又根据中华慈幼协会的呈请，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开始的一年为全国儿童年。
〔４〕“囊萤照读”见《晋书·车胤传》：“车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凿壁偷光”，见《西京杂记》卷二：“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５〕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一六○五年和一六一五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角。
〔６〕武当山在湖北均县北，山上有紫霄宫、玉虚宫等道教宫观。《太平御览》卷四十三引南朝宋郭仲产《南雍州记》说：“武当山广三四百里，……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
〔７〕《龙文鞭影》明代萧良友编著，内容是从古书中摘取一些历史典故编成四言韵语。《幼学琼林》，清代程允升编著，内容系杂集关于天文、人伦、器用、技艺等成语典故，用骈文写成。两书都是旧时学塾的初级读物。
〔８〕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之流。戴季陶在一九三四年曾捐款修建吴兴孔庙。同年他又和当时已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宣扬“佛法”。
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２〕，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上海的华界虽然接近夷（亦作彝）场〔３〕，也听到了当年孔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４〕。八月三十日的《申报》〔５〕报告我们说——“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有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二章，所用乐器因欲扩大音量起见，不分古今，凡属国乐器，一律配入，共四十种。其谱一仍旧贯，并未变动。
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凡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
乐器不分古今，一律配入，盖和周朝的韶乐，该已很有不同。但为“扩大音量起见”，也只能这么办，而且和现在的尊孔的精神，也似乎十分合拍的。“孔子，圣之时者也”〔６〕，“亦即圣之摩登者也”，要三月不知鱼翅燕窝味，乐器大约决非“共四十种”不可；况且那时候，中国虽然已有外患，却还没有夷场。
不过因此也可见时势究竟有些不同了，纵使“扩大音量”，终于还扩不到乡间，同日的《中华日报》上，就记着一则颇伤“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的体面的新闻，最不凑巧的是事情也出在二十七——“（宁波通讯）余姚入夏以来，因天时亢旱，河水干涸，住民饮料，大半均在河畔开凿土井，借以汲取，故往往因争先后，而起冲突。廿七日上午，距姚城四十里之朗霞镇后方屋地方，居民杨厚坤与姚士莲，又因争井水，发生冲突，互相加殴。姚士莲以烟筒头猛击杨头部，杨当即昏倒在地。继姚又以木棍石块击杨中要害，竟遭殴毙。迨邻近闻声施救，杨早已气绝。而姚士莲见已闯祸，知必不能免，即乘机逃避……”
·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７〕，
·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听说在阿拉伯，有些地方，水已经是宝贝，为了喝水，要用血去换。“我国民族性”是“酷爱和平”的，想必不至于如此。·但·余·姚·的·实·例·却·未·免·有·点·怕·人，·所·以·我·们·除·食·肉·者·听·了·而·不·知·肉·味·的“·韶·乐”·之·外，·还·要·不·知·水·味·者·听·了·而·不·想·水·喝·的“·韶·乐”。八月二十九日。〔８〕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公汗。
〔２〕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提议，明令公布以八月二十七日孔丘生日为“国定纪念日”。当时南京、上海等地曾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曾于一九一四年二月颁布祀孔令，并于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主持盛大祭礼。
〔３〕夷场指上海的租界。我国古代泛称东方各民族为夷，明清时也用以称外国人。因清朝统治者忌讳“夷狄”字样，所以有时“夷场”也写作“彝场”。
〔４〕“韶乐”相传是虞舜时的乐曲。《论语·述而》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记载。
〔５〕《申报》我国历史最久的资产阶级报纸，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刊，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时停刊。
〔６〕“孔子，圣之时者也”语见《孟子·万章》，是孟轲称道孔丘的话。
〔７〕“非小人无以养君子”语出《孟子·滕文公》：“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８〕本文发表时原未署写作日期，此处所记有误：文中所引新闻二则均见八月三十日报；又据《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寄望道信并稿一篇”，“望道”即当时《太白》的编辑陈望道，所寄稿即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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