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二心集

     著书立意乃赠花于人之举,然万卷书亦由人力而为,非尽善尽美处还盼见谅 !

                     —— 华辀远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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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张资平氏据说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你们还在“萌芽”,还在“拓荒”,他却已在收获了。〔2〕这就是进步,拔步飞跑,望尘莫及。然而你如果追踪而往呢,就看见他跑进“乐群书店”〔3〕中。

  张资平氏先前是三角恋爱小说作家,并且看见女的性欲,比男人还要熬不住,她来找男人,贱人呀贱人,该吃苦。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小说。但作者一转方向,则一人得道,鸡犬飞升,〔4〕何况神仙的遗蜕呢,《张资平全集》还应该看的。这是收获呀,你明白了没有?

  还有收获哩。《申报》报告,今年的大夏学生,敬请“为青年所崇拜的张资平先生”去教“小说学”了。中国老例,英文先生是一定会教外国史的,国文先生是一定会教伦理学的,何况小说先生,当然满肚子小说学。要不然,他做得出来吗?我们能保得定荷马〔5〕没有“史诗作法”,沙士比亚〔6〕没有“戏剧学概论”吗?

  呜呼,听讲的门徒是有福了,从此会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恋爱,你想女人吗,不料女人的性欲冲动比你还要强,自己跑来了。朋友,等着罢。但最可怜的是不在上海,只好遥遥“崇拜”,难以身列门墙〔7〕的青年,竟不能恭听这伟大的“小说学”。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那就是——

  二月二十二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黄棘。

  〔2〕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成员,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他写过大量三角恋爱小说,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自称“转换方向”。他在自己主编的《乐群》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编后》中,攻击《拓荒者》、《萌芽月刊》等刊物,其中说:“有人还自谦‘拓荒’‘萌芽’,或许觉得那样的探求嫌过早,但你们不要因为自己脚小便叫别人在路上停下来等你,我们要勉力跑快一点了,不要‘收获’回到‘拓荒’,回到‘萌芽’,甚而至于回到‘下种’呀!不要自己跟不上,便厌人家太早太快,望着人家走去。”

  〔3〕乐群书店张资平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开设的一个书店,一九二九年曾出版过《资平小说集》,并在《乐群》月刊上登过将为张资平“搜印全集以飨读者”的广告。

  〔4〕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记载:汉代淮南王刘安吃了仙药成仙,“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这里是用以讽刺张资平曾一度宣称自己“转向”革命的投机行为。他在《乐群》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十月)的《编后并答辩》中曾说:“论我的作品,截至一九二六年冬止写《最后的幸福》后,就没有再写那一类的作品了。无论从前发表过如何的浪漫的作品,只要今后能够转换方向前进。”

  〔5〕荷马(Homeros)相传为公元前九世纪古希腊的行吟盲诗人,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作者。

  〔6〕沙士比亚(WAShakespeare,1564—1616)欧洲文*崭葱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

  〔7〕门墙语出《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后来常以“门墙”指教师讲学的地方。

知难行难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2〕,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3〕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4〕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5〕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6〕”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7〕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8〕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9〕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佩韦。

  〔2〕“偃武修文”语见《尚书·武成》。

  〔3〕“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

  〔4〕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二十日被迫宣告退位;但按当时订立的优待皇室条件,仍留居故宫。关于胡适见溥仪的事,见《努力周报》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七月)所载胡适的《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

  〔5〕溥仪于一九二四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北京后,即被赶出清宫,搬进天津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作傀儡,于十一月间把他从天津送往东北;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时,他充当“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康德皇帝”。

  〔6〕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一九二一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一九二六年受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总办,后又投靠蒋介石。

  〔7〕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等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

  〔8〕“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倡的一种学说,见于他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孙文学说》之中。这一学说认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批判了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畏难退缩思想;但也夸大了所谓“先知先觉”者的个人作用。后来蒋介石等人利用这一学说,作为他们反革命反人民的哲学论据。《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二九年六月)转载了胡适所作的题为《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批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所谓“专家政治”的主张,要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声言“此说(按指‘知难行易’)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当时胡适一派人的目的是要参加蒋介石政府。

  〔9〕罗隆基(1897—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新月派重要成员。曾留学美国。他写的《沈阳事件》,是评论九一八事变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九月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中国无产..."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智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群起进攻,或者制造谣言,或者亲作侦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黑暗的动物。

  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因为如传略〔2〕所罗列,我们的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现在,军阀的报告,已说虽是六十岁老妇,也为“邪说”所中,租界的巡捕,虽对于小学儿童,也时时加以检查,他们除从帝国主义得来的枪炮和几条走狗之外,已将一无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说——的敌人。而他们的这些敌人,便都在我们的这一面。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署名LASA。

  〔2〕传略指刊登在《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的“左联”五烈士的小传。他们是李伟森(1903—1931),又名李求实,湖北武昌人,译有《朵思退夫斯基》、《动荡中的新俄农村》等。柔石,参看本书《柔石小传》。胡也频(1905—1931),福建福州人,作品有小说《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等。冯铿(1907—1931),原名岭梅,女,广东潮州人,作品有小说《最后的出路》、《红的日记》等。殷夫(1909—1931),即白莽,一名徐白,浙江象山人,作品有新诗《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等,生前未结集出版。他们都是“左联”成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李伟森被捕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其他四人被捕时都是“左联”负责工作人员。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他们为反对王明等人召集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集会被捕。同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龙华。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十六世纪末尾的时候,西班牙的文人西万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说叫作《堂·吉诃德》〔2〕,说这位吉先生,看武侠小说看呆了,硬要去学古代的游侠,穿一身破甲,骑一匹瘦马,带一个跟丁,游来游去,想斩妖服怪,除暴安良。谁知当时已不是那么古气盎然的时候了,因此只落得闹了许多笑话,吃了许多苦头,终于上个大当,受了重伤,狼狈回来,死在家里,临死才知道自己不过一个平常人,并不是什么大侠客。

  这一个古典,去年在中国曾经很被引用了一回,受到这个谥法的名人,似乎还有点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是,这种书呆子,乃是西班牙书呆子,向来爱讲“中庸”的中国,是不会有的。西班牙人讲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旧教,就烧杀异端,一革命,就捣烂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子,不是总说女人先来引诱他,诸教同源,保存庙产,宣统在革命之后,还许他许多年在宫里做皇帝吗?

  记得先前的报章上,发表过几个店家的小伙计,看剑侠小说入了迷,忽然要到武当山〔3〕去学道的事,这倒很和“堂·吉诃德”相像的。但此后便看不见一点后文,不知道是也做出了许多奇迹,还是不久就又回到家里去了?以“中庸”的老例推测起来,大约以回了家为合式。

  这以后的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4〕”。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5〕,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

  不错,中外古今的小说太多了,里面有“舆榇”,有“截指”〔6〕,有“哭秦庭”〔7〕,有“对天立誓”。耳濡目染,诚然也不免来抬棺材,砍指头,哭孙陵〔8〕,宣誓出发的。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之博士讲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要“不用古典”〔9〕,现在在行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

  讲二十世纪战事的小说,旧一点的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10〕,棱的《战争》〔11〕,新一点的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里面都没有这样的“青年团”,所以他们都实在打了仗。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不堂。

  〔2〕西万提斯(MAdeCervantes,1547—1616)通译塞万提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作家。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共两部,第一部发表于一六○五年;第二部发表于一六一五年。

  〔3〕武当山在湖北均县北,我国著名的道教胜地。旧小说中常把它描写成剑侠修炼的地方。

  〔4〕“青年援马团”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日军在很短时间内几乎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全部领土。十一月间日军进攻龙江等地时,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进行过抵抗,曾得到各阶层爱国人民的支持。当时上海的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青年援马团”,要求参加东北的抗日军队,对日作战,但由于缺少坚决的斗争精神和切实的办法,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这个团体不久就涣散了。

  〔5〕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它袒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6〕“舆榇”在车子上载着空棺材,表示敢死的决心。“截指”,把手指砍下,也是表示坚决的意思。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申报》报导,“青年援马团”曾抬棺游行,并有人断指书写血书。

  〔7〕“哭秦庭”春秋时楚国臣子申包胥的故事,见《史记·伍子胥列传》:当伍子胥率领昊国军队攻破楚国都城的时候,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许,包胥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

  〔8〕孙陵孙中山陵墓,位于南京紫金山。

  〔9〕“不用古典”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其中第六事为“不用典”。

  〔10〕雷马克(EAMARemarque,1898—1970)德国小说家。《西线无战事》是他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一九二九年出版。

  〔11〕棱通译雷恩(L.Renn),德国小说家。《战争》是他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一九二二年出版。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从去年以来一年半之间,凡有对于我们的所谓批评文字中,最使我觉得气闷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种月刊叫作《长夜》的上面,摆出公正脸孔,说我的作品至少还有十年生命的话〔2〕。记得前几年,《狂飙》停刊时,同时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3〕发表,大意说《狂飙》攻击鲁迅,现在书店不愿出版了,安知(!)不是鲁迅运动了书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着大大地颂扬北洋军阀度量之宽宏。我还有些记性,所以在这回的公正脸孔上,仍然隐隐看见刺着那一篇锻炼文字;一面又想起陈源教授的批评法〔4〕:先举一些美点,以显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许多大罪状——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状。将功折罪,归根结蒂,终于是“学匪”,理应枭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众。所以我的经验是:毁或无妨,誉倒可怕,有时候是极其“汲汲乎殆哉”〔5〕的。更何况这位常燕生先生满身五色旗〔6〕气味,即令真心许我以作品的不灭,在我也好像宣统皇帝忽然龙心大悦,钦许我死后谥为“文忠”一般。于满肚气闷中的滑稽之余,仍只好诚惶诚恐,特别脱帽鞠躬,敬谢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长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刘大杰先生的文章〔7〕——这些文章,似乎《中国的文艺论战》上都未收载——我却很感激的读毕了,这或者就因为正如作者所说,和我素不相知,并无私人恩怨,夹杂其间的缘故。然而尤使我觉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设法,以为在这样四面围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笔,暂且出洋;并且给我忠告,说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几张白纸,也并无什么紧要。在仅仅一个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几张白纸,或者全本都是白纸,或者竟全本涂成黑纸,地球也决不会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处,是三十年来,若有所悟,而还是说不出简明扼要的纲领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辔头了。

  其口诀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须做了一通,仍旧等于一张的白纸。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8〕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请高等批评家梁实秋先生来说,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从俗。

  这一类文章,立意当然要清楚的,什么意见,倒在其次。譬如说,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罢,从正面说,发挥“其器不利,则工事不善”固可,即从反面说,偏以为“工以技为先,技不纯,则器虽利,而事亦不善”也无不可。就是关于皇帝的事,说“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固可,即说皇帝不好,一刀杀掉也无不可的,因为我们的孟夫子有言在先,“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9〕,现在我们圣人之徒,也正是这一个意思儿。但总之,要从头到底,一层一层说下去,弄得明明白白,还是天皇圣明呢,还是一刀杀掉,或者如果都不赞成,那也可以临末声明:“虽穷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的。这样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为然,因为“中庸”〔10〕也是我们古圣贤的教训。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话,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么人去一告密,那可会“灭族”也说不定的,连主张“放诸四裔”也不行,这时他不和你来谈什么孟子孔子了。现在革命方才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开国之初相仿。(不完)

  这是“夜记”之五的小半篇。“夜记”这东西,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想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留为一集的,那年就发表了两篇〔11〕。到得上海,有感于屠戮之凶,又做了一篇半,题为《虐杀》,先讲些日本幕府的磔杀耶教徒〔12〕,俄国皇帝的酷待革命党之类的事。但不久就遇到了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13〕,我也就借此偷懒,不再写下去,现在连稿子也不见了。

  到得前年,柔石要到一个书店〔14〕去做杂志的编辑,来托我做点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这一夜我就又想到做“夜记”,立了这样的题目。大意是想说,中国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钞整篇,而须东拉西扯,补缀得看不出缝,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还是等于没有做,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社会上的一切,什么也没有进步的病根就在此。当夜没有做完,睡觉去了。第二天柔石来访,将写下来的给他看,他皱皱眉头,以为说得太噜苏一点,且怕过占了篇幅。于是我就约他另译一篇短文,将这放下了。

  现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经一年有余了,偶然从乱纸里检出这稿子来,真不胜其悲痛。我想将全文补完,而终于做不到,刚要下笔,又立刻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所谓“人琴俱亡”〔15〕者,大约也就是这模样的罢。现在只将这半篇附录在这里,以作柔石的记念。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夜,记。

  【注解】

  〔1〕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2〕常燕生参看本卷第58页注〔6〕。他是《长夜》的经常撰稿人,在该刊第三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发表的《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中说:“鲁迅及其追随者,都是思想已经落后的人。”又说:“鲁迅及其追随者在此后十年之中自然还应该有他相当的位置。”《长夜》,文艺半月刊,国家主义派分子左舜生等主办,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创刊,同年五月停刊,共出四期。

  〔3〕指常燕生的《挽狂飙》一文。参看《三闲集·吊与贺》。

  〔4〕陈源的批评法参看本卷第113页注〔8〕。

  〔5〕“汲汲乎殆哉”语出《孟子·万章上》:“天下殆哉,岌岌乎!”

  〔6〕五色旗参看本卷第58页注〔4〕。

  〔7〕刘大杰的文章题为《呐喊与彷徨与野草》,刊于《长夜》第四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其中说:“鲁迅的发表《野草》,看去似乎是到了创作的老年了。作者若不想法变换变换生活,以后恐怕再难有较大的作品罢。我诚恳地希望作者,放下呆板的生活,(不要开书店,也不要作教授)提起皮包,走上国外的旅途去,好在自己的生活史上,留下几页空白的地方。”刘大杰(1904—1977),湖南岳阳人,文学史家。当时是《长夜》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8〕《马氏文通》清代马建忠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有系统的研究汉语语法的书。《文章作法》,夏丐尊、刘薰宇合编,一九二六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9〕“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语见《孟子·梁惠王》,“独夫”原作“一夫”。

  〔10〕“中庸”语见《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据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11〕指收入《三闲集》中的《怎么写》和《在钟楼上》二文。

  〔12〕日本幕府的磔杀耶教徒十六世纪天主教传入日本后,迅速传布全国。当时统治日本的江户幕府(1603—1867)害怕教徒联合反抗,于一六一一年下令禁教,并用酷刑杀害教士和教徒。一六三七年岛原的天主教徒起义,幕府曾调动十余万军队进行镇压,杀万余人。幕府,一一九二年至一八六七年日本封建时代的中央军事独裁政权。

  〔13〕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创造社主办的《文化批判》、《创造月刊》上连续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除掉”鲁迅的“除掉”!》、《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等文,将鲁迅作为“人道主义者”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14〕指上海明日书店。这里所说的杂志,后来没有出版。

  〔15〕“人琴俱亡”晋代王徽之(字子猷)悼念王献之(字子敬)的故事,见《世说新语·伤逝》:“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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