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

     著书立意乃赠花于人之举,然万卷书亦由人力而为,非尽善尽美处还盼见谅 !

                     —— 华辀远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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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答“……”

  柯先生

  我对我对于你们一流人物,退让得够了。我那时的答话,就先不写在“必读书”栏,还要一则曰“若干”,再则曰“参考”,三则曰“或”,以见我并无指导一切青年之意。我自问还不至于如此之昏,会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样。那时的聊说几句话,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和未见的或一种改革者,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而已。如先生者,倘不是“喂”的指名叫了我,我就毫没有和你扳谈的必要的。

  照你大作的上文看来,你的所谓“……”,该是“卖国”。

  到我死掉为止,中国被卖与否未可知,即使被卖,卖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这是未来的事,我无须对你说废话。但有一节要请你明鉴:宋末,明末,送掉了国家的时候;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3〕的时候,我都不在场;在场的也不如你所“尝听说”似的,“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达尔文〔4〕的书还未介绍,罗素〔5〕也还未来华,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的著作却早经行世了。钱能训〔6〕扶乩则有之,却并没有要废中国文字,你虽然自以为“哈哈!我知道了”,其实是连近时近地的事都很不了了的。

  你临末,又说对于我的经验,“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那么,你不是又将自己的判决取消了么?判决一取消,你的大作就只剩了几个“啊”“哈”“唉”“喂”了。这些声音,可以吓洋车夫,但是无力保存国粹的,或者倒反更丢国粹的脸。

  鲁迅。

  备考:偏见的经验(柯柏森)

  我自读书以来,就很信“开卷有益”这句话是实在话,因为不论什么书,都有它的道理,有它的事实,看它总可以增广些智识,所以《京副》上发表“青年必读书”的征求时,我就发生“为什么要分青年必读的书”的疑问,到后来细思几次,才得一个“假定”的回答,就是说:青年时代,“血气未定,经验未深”,分别是非能力,还没有充足,随随便便买书来看,恐怕引导入于迷途;有许多青年最爱看情书,结果坠入情网的不知多少,现在把青年应该读的书选出来,岂不很好吗?

  因此,看见胡适之先生选出“青年必读书”后,每天都要先看“青年必读书”才看“时事新闻”,不料二月二十一日看到鲁迅先生选的,吓得我大跳。鲁迅先生说他“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也难怪。但是,他附注中却说“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云云,他的经验怎样呢?他说: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但除了印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的,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啊!的确,他的经验真巧妙,“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这种经验,虽然钱能训要废中国文字不得专美于前,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经验了。

  唉!是的!“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所谓“人生”,究竟是什么的人生呢?“欧化”的人生哩?抑“美化”的人生呢?尝听说:卖国贼们,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大概鲁迅先生看了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吗?

  哈哈!我知道了,鲁迅先生是看了达尔文罗素等外国书,即忘了梁启超胡适之等的中国书了。不然,为什么要说中国书是僵死的?假使中国书僵死的,为什么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尚有他的著作遗传到现在呢?

  喂!鲁迅先生!你的经验……你自己的经验,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无以名之,名之曰:“偏见的经验”。

  十四,二,二十三。(自警官高等学校寄)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京报副刊》。

  〔2〕 “必读书”栏 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京报副刊》为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印发了一种表格,分上下两栏,上栏是“青年必读书”,下栏是“附注”。参看《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3〕 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 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次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始归还我国。一八九七年,俄国侵占我国旅顺港,次年又强租旅顺、大连,日俄战争后,旅、大两地被日本侵占,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归还我国。

  〔4〕 达尔文(C.Darwin,1809—1882)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于一八九八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首先在中国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达尔文的《物种由来》最初由马君武译成中文,译名《物种原始》,一九二○年中华书局出版。

  〔5〕 罗素(B.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我国讲学。著有《数学原理》、《哲学问题》等。

  〔6〕 钱能训 字干臣,浙江嘉善人。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报《奇哉所谓……》

  有所谓熊先生者,以似论似信的口吻,惊怪我的“浅薄无知识”和佩服我的胆量。我可是大佩服他的文章之长。现在只能略答几句。

  一、中国书都是好的,说不好即不懂;这话是老得生了锈的老兵器。讲《易经》〔2〕的就多用这方法:“易”,是玄妙的,你以为非者,就因为你不懂。我当然无凭来证明我能懂得任何中国书,和熊先生比赛;也没有读过什么特别的奇书。但于你所举的几种,也曾略略一翻,只是似乎本子有些两样,例如我所见的《抱朴子》〔3〕外篇,就不专论神仙的。杨朱〔4〕的著作我未见;《列子》〔5〕就有假托的嫌疑,而况他所称引。我自愧浅薄,不敢据此来衡量杨朱先生的精神。

  二、“行要学来辅助”,我知道的。但我说:要学,须多读外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是你的改本,你虽然就此又发了一大段牢骚,我可是没有再说废话的必要了。但我不解青年何以就不准做代表,当主席,否则就是“出锋头”。莫非必须老头子如赵尔巽〔6〕者,才可以做代表当主席么?

  三、我说,“多看外国书”,你却推演为将来都说外国话,变成外国人了。你是熟精古书的,现在说话的时候就都用古文,并且变了古人,不是中华民国国民了么?你也自己想想去。

  我希望你一想就通,这是只要有常识就行的。

  四、你所谓“五胡中国化……满人读汉文,现在都读成汉人了”这些话,大约就是因为懂得古书而来的。我偶翻几本中国书时,也常觉得其中含有类似的精神,——或者就是足下之所谓“积极”。我或者“把根本忘了”也难说,但我还只愿意和外国以宾主关系相通,不忍见再如五胡乱华〔7〕以至满洲入关那样,先以主奴关系而后有所谓“同化”!假使我们还要依据“根本”的老例,那么,大日本进来,被汉人同化,不中用了,大美国进来,被汉人同化,又不中用了……以至黑种红种进来,都被汉人同化,都不中用了。此后没有人再进来,欧美非澳和亚洲的一部都成空地,只有一大堆读汉文的杂种挤在中国了。这是怎样的美谈!

  五、即如大作所说,读外国书就都讲外国话罢,但讲外国话却也不即变成外国人。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两国所瓜分;比国用法文,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满洲人是“读汉文”的,但革命以前,是我们的征服者,以后,即五族共和〔8〕,和我们共存同在,何尝变了汉人。但正因为“读汉文”,传染上了“僵尸的乐观”,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样,来蹂躏一通之后就跑回去,只好和汉人一同恭候别族的进来,使他同化了。但假如进来的又像蒙古人那样,岂不又折了很大的资本么?

  大作又说我“大声急呼”之后,不过几年,青年就只能说外国话。我以为是不省人事之谈。国语的统一鼓吹了这些年了,不必说一切青年,便是在学校的学生,可曾都忘却了家乡话?即使只能说外国话了,何以就“只能爱外国的国”?蔡松坡反对袁世凯〔9〕,因为他们国语不同之故么?满人入关,因为汉人都能说满洲话,爱了他们之故么?清末革命,因为满人都忽而不读汉文了,所以我们就不爱他们了之故么?浅显的人事尚且不省,谈什么光荣,估什么价值。

  六、你也同别的一两个反对论者一样,很替我本身打算利害,照例是应该感谢的。我虽不学无术,而于相传“处于才与不才之间”〔10〕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还不无所知,但我不愿意照办。所谓“素负学者声名”,“站在中国青年前面”这些荣名,都是你随意给我加上的,现在既然觉得“浅薄无知识”了,当然就可以仍由你随意革去。我自愧不能说些讨人喜欢的话,尤其是合于你先生一流人的尊意的话。但你所推测的我的私意,是不对的,我还活着,不像杨朱墨翟〔11〕们的死无对证,可以确定为只有你一个懂得。我也没有做什么《阿鼠传》,只做过一篇《阿Q正传》。

  到这里,就答你篇末的诘问了:“既说‘从来没有留心过’”者,指“青年必读书”,写在本栏内;“何以果决地说这种话”者,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写在“附记”内。虽然自歉句子不如古书之易懂,但也就可以不理你最后的要求。而且,也不待你们论定。纵使论定,不过空言,决不会就此通行天下,何况照例是永远论不定,至多不过是“中虽有坏的,而亦有好的;西虽有好的,而亦有坏的”之类的微温说而已。我虽至愚,亦何至呈书目于如先生者之前乎?

  临末,我还要“果决地”说几句: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12〕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

  备考: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熊以谦)

  奇怪!真的奇怪!奇怪素负学者声名,引起青年瞻仰的鲁迅先生说出这样浅薄无知识的话来了!鲁先生在《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里面说: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鲁先生!这不是中国书贻误了你,是你糟踏了中国书。我不知道先生平日读的中国书是些甚么书?或者先生所读的中国书——使先生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的书——是我们一班人所未读到的书。以我现在所读到的中国书,实实在在没有一本书是和鲁先生所说的那样。鲁先生!无论古今中外,凡是能够著书立说的,都有他一种积极的精神;他所说的话,都是现世人生的话。他如若没有积极的精神,他决不会作千言万语的书,决不会立万古不磨的说。后来的人读他的书,不懂他的文辞,不解他的理论则有之,若说他一定使你沉静,一定使你与人生离开,这恐怕太冤枉中国书了,这恐怕是明白说不懂中国书,不解中国书。不懂就不懂,不解就不解,何以要说这种冤枉话,浅薄话呢?古人的书,贻留到现在的,无论是经,是史,是子,是集,都是说的实人生的话。舍了实人生,再没有话可说了。不过各人对于人生的观察点有不同。因为不同,说他对不对(?)是可以的,说他离开了实人生是不可以的。鲁先生!请问你,你是爱做小说的人,不管你做的是写实的也好,是浪漫的也好,是《狂人日记》也好,是《阿鼠传》也好,你离开了实人生做根据,你能说出一句话来吗?所以我读中国书,——外国书也一样,适与鲁先生相反。我以为鲁先生只管自己不读中国书,不应教青年都不读;只能说自己不懂中国书,不能说中国书都不好。

  鲁迅先生又说: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承认外国书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但是,鲁先生,你独不知道中国书也是即是颓唐和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吗?不有活人,那里会有书?

  既有书,书中的颓唐和厌世,当然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难道外国的书,是活人的书,中国的书,是死人的书吗?

  死人能著书吗?鲁先生!说得通吗?况且中国除了几种谈神谈仙的书之外,没有那种有价值的书不是入世的。不过各人入世的道路不同,所以各人说的话不同。我不知鲁先生平日读的甚么书,使他感觉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我想除了葛洪的《抱朴子》这类的书,像关于儒家的书,没有一本书,每本书里没有一句话不是入世的。墨家不用说,积极入世的精神更显而易见。道家的学说以老子《道德经》及《庄子》为主,而这两部书更有它们积极的精神,入世的精神,可惜后人学他们学错了,学得像鲁先生所说的颓唐和厌世了。然而即就学错了的人说,也怕不是死人的颓唐和厌世吧!杨朱的学说似乎是鲁先生所说的“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但是果真领略到杨朱的精神,也会知道杨朱的精神是积极的,是入世的,不过他积极的方向不同,入世的道路不同就是了。我不便多引证了,更不便在这篇短文里实举书的例。我只要请教鲁先生!先生所读的是那类中国书,这些书都是僵尸的乐观,都是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佩服鲁先生的胆量!我佩服鲁先生的武断!鲁先生公然有胆子武断这样说: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先生所以有这胆量武断的理由是: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鲁先生:你知道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但你也知道行也要学来辅助么?古人已有“不学无术”的讥言。但古人做事,——即使做国家大事,——有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传统思想做指导,纵不从书本子上学,误事的地方还少。

  时至今日,世界大变,人事大改,漫说家庭社会里的传统思想多成了过去的,即圣经贤传上的嘉言懿行,我们也要从新估定他的价值,然后才可以拿来做我们的指导。

  夫有古人的嘉言懿行做指导,犹恐行有不当,要从新估定,今鲁先生一口抹煞了中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那种行,明白点说,怕不是糊闹,就是横闯吧!鲁先生也看见现在不爱读书专爱出锋头的青年么?这种青年,做代表,当主席是有余,要他拿出见解,揭明理由就见鬼了。

  倡破坏,倡捣乱就有余,想他有什么建设,有什么成功就失望了。青年出了这种流弊,鲁先生乃青年前面的人,不加以挽救,还要推波助澜的说要少或竟不读中国书,因为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这种贻误青年的话,请鲁先生再少说吧!鲁先生尤其说得不通的是“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难道中国古今所有的书都是教人作文,没有教人做事的吗?鲁先生!我不必多说,请你自己想,你的说话通不通?

  好的鲁先生虽教青年不看中国书,还教青年看外国书。以鲁先生最推尊的外国书,当然也就是人们行为的模范。读了外国书,再来做事,当然不是胸无点墨,不是不学无术。不过鲁先生要知道,一国有一国的国情,一国有一国的历史。你既是中国人,你既想替中国做事,那么,关于中国的书,还是请你要读吧!你是要做文学家的人,那么,请你还是要做中国的文学家吧!即使先生之志不在中国,欲做世界的文学家,那么,也请你做个中国的世界文学家吧!莫从大处希望,就把根本忘了吧!从前的五胡人不读他们五胡的书,要读中国书,五胡的人都中国化了。回纥人不读他们回纥的书,要读中国书,回纥人也都中国化了。满洲人不读他们的满文,要入关来读汉文,现在把满人也都读成汉人了。日本要灭朝鲜,首先就要朝鲜人读日文。英国要灭印度,首先就要印度人读英文。好了,现在外国人都要灭中国,外国人方挟其文字作他们灭中国的利器,惟恐一时生不出急效,现在站在中国青年前面的鲁迅先生来大声急呼,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只多读外国书,不过几年,所有青年,字只能认外国的字,书只能读外国的书,文只能作外国的文,话只能说外国的话,推到极点,事也只能做外国的事,国也只能爱外国的国,古先圣贤都只知尊崇外国的,学理主义都只知道信仰外国的,换句话说,就是外国的人不费丝毫的力,你自自然然会变成一个外国人,你不称我们大日本,就会称我们大美国,否则就大英国,大德国,大意国的大起来,这还不光荣吗,不做弱国的百姓,做强国的百姓!?

  我最后要请教鲁先生一句:鲁先生既说“从来没有留心过”,何以有这样果决说这种话?既说了这种话,可不可以把先生平日看的中国书明白指示出来,公诸大家评论,看到底是中国书误害了先生呢?还是先生冤枉了中国书?

  十四,二,二十一,北京。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京报副刊》。

  〔2〕 《易经》 又名《周易》,儒家经典,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其中卦辞、爻辞部分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

  〔3〕 《抱朴子》 晋代葛洪撰,共八卷,分内外二篇。内篇论神仙方药,外篇论时政人事。

  〔4〕 杨朱 字子居,战国初期魏国人,思想家。他没有留下著作,关于他的记载散见于先秦诸子书中。

  〔5〕 《列子》 相传战国时列御寇撰。《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八篇,已佚。今本《列子》八篇,可能为晋人所作。

  〔6〕 赵尔巽(1844—1927) 字公镶,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

  清末曾任湖南巡抚、四川总督等。辛亥革命后,又任北洋政府临时参政院议长、奉天都督、清史馆馆长等职。

  〔7〕五胡乱华西晋末年,匈奴、、鲜卑、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先后在中国北方和巴蜀地区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旧史称为“五胡乱华”。

  〔8〕五族共和指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由汉、满、蒙、回、藏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共和政体,建立中华民国。

  〔9〕 蔡松坡(1882—1916),名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被推为云南都督。袁世凯阴谋称帝时,他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起讨袁战争。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的首领。

  〔10〕 “处于才与不才之间” 语出《庄子·山木》:“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11〕 墨翟(约前468—前376) 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者。现有《墨子》五十三篇,其中多为其弟子所记述。

  〔12〕 孔子(前551—前479) 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儒家学派创始者。元大德十一年(1307)加谥他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顺治二年(1645)定瞻“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陶元庆氏..." 《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

  陶璇卿君是一个潜心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画家,为艺术上的修养起见,去年才到这暗赭色的北京来的。到现在,就是有携来的和新制的作品二十余种藏在他自己的卧室里,谁也没有知道,——但自然除了几个他熟识的人们。

  在那黯然埋藏着的作品中,却满显出作者个人的主观和情绪,尤可以看见他对于笔触,色采和趣味,是怎样的尽力与经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国画的,于是固有的东方情调,又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然而又并不由于故意的。

  将来,会当更进于神化之域罢,但现在他已经要回去了。

  几个人惜其独往独来,因将那不多的作品,作一个小结构的短时期的展览会,以供有意于此的人的一览。但是,在京的点缀和离京的纪念,当然也都可以说得的罢。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六日,鲁迅。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京报副刊》。

  陶元庆(1893—1929) 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教员、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他曾为鲁迅著译的《彷徨》、《坟》、《朝花夕拾》、《苦闷的象征》等设计封面。当时他在北京举办个人的西洋绘画展览会,鲁迅为他写了这篇序。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从赵雪阳先生的通信(三月三十一日本刊)里,知道对于我那篇“青年必读书”的答案曾有一位学者向学生发议论,以为我“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读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只是倘若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

  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一种顺便而不相干的声明。一个朋友告诉我,《晨报副刊》上有评玉君的文章〔2〕,其中提起我在《民众文艺》〔3〕上所载的《战士和苍蝇》的话。其实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坛。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

  至于文坛上,我觉得现在似乎还没有战士,那些批评家虽然其中也难免有有名无实之辈,但还不至于可厌到像苍蝇。现在一并写出,庶几乎免于误会。

  备考:青年必读书

  伏园先生:

  青年必读十部书的征求,先生费尽苦心为青年求一指导。各家所答,依各人之主观,原是当然的结果;富于传统思想的,贻误青年匪浅。鲁迅先生缴白卷,在我看起来,实比选十部书得的教训多,不想竟惹起非议。发表过的除掉副刊上熊以谦先生那篇文章,我还听说一位学者关于这件事向学生发过议论,则熊先生那篇文章实在不敢过责为浅薄,不知现在青年多少韫藏那种思想而未发呢!兹将那位学者的话录后,多么令人可惊呵!

  他们弟兄(自然连周二先生也在内了)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他家中藏的书很多,家中又便易,凡想着看而没有的书,总要买到。中国书好的很多,如今他们偏不让人家读,而自家读得那么多,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真是什么意思呢!试过的此路不通行,宣告了还有罪么?鲁迅先生那一点革命精神,不彀他这几句话扑灭,这是多么可悲呵!

  这几年以来,各种反动的思想,影响于青年,实在不堪设想;其腐败较在《新青年》杂志上思想革命以前还甚;腐朽之上,还加以麻木的外套,这比较的要难于改革了。偏僻之地还不晓得“新”是什么,譬如弹簧之一伸,他们永远看那静的故态吧。请不要动气,不要自饰,不要闭户空想,实地去观察,看看得的结果惊人不惊?

  (下略)

  赵雪阳。三月二十七日。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京报副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京报副刊》。

  〔2〕 评玉君的文章 指《我也来谈谈关于玉君的话》,金满成作,载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的《晨报副刊》。其中说:“‘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竟不过是苍蝇。’——鲁迅(见京副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号)。玉君的作者呀!我祝你把创伤养好,起来再战,当一个文艺园中的健将。假如你没有伤口,苍蝇也不会来‘嘬’你的。”

  〔3〕 《民众文艺》 《京报》附出的文艺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创刊于北京,原名《民众文艺周刊》,自第十六号起改名《民众文艺》,自第二十五号起改为《民众周刊》,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至第四十七期停刊。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

  俄国既经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遂入战时共产主义〔2〕时代,其时的急务是铁和血,文艺简直可以说在麻痹状态中。

  但也有Imaginist(想像派)〔3〕和Futurist(未来派)〔4〕试行活动,一时执了文坛的牛耳。待到一九二一年,形势就一变了,文艺顿有生气,最兴盛的是左翼未来派,后有机关杂志曰《烈夫》〔5〕——即连结LevyFrontIskustva的头字的略语,意义是艺术的左翼战线,——就是专一猛烈地宣传Construc-tism(构成主义)〔6〕的艺术和革命底内容的文学的。

  但《烈夫》的发生,也很经过许多波澜和变迁。一九○五年第一次革命的反动,是政府和工商阶级的严酷的迫压,于是特殊的艺术也出现了: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变态性欲主义〔7〕。又四五年,为改革这一般的趣味起见,印象派〔8〕终于出而开火,在战斗状态中者三整年,末后成为未来派,对于旧的生活组织更加以激烈的攻击,第一次的杂志在一九一四年出版,名曰《批社会趣味的嘴巴》〔9〕!

  旧社会对于这一类改革者,自然用尽一切手段,给以骂詈和诬谤;政府也出而干涉,并禁杂志的刊行;但资本家,却其实毫未觉到这批颊的痛苦。然而未来派依然继续奋斗,至二月革命后,始分为左右两派。右翼派与民主主义者共鸣了。左翼派则在十月革命时受了波尔雪维〔10〕艺术的洗礼,于是编成左翼队,守着新艺术的左翼战线,以十月二十五日开始活动,这就是“烈夫”的起原。

  但“烈夫”的正式除幕,——机关杂志的发行,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此后即动作日加活泼了。那主张的要旨,在推倒旧来的传统,毁弃那欺骗国民的耽美派〔11〕和古典派的已死的资产阶级艺术,而建设起现今的新的活艺术来。所以他们自称为艺术即生活的创造者,诞生日就是十月,在这日宣言自由的艺术;名之曰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

  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间或有人欣幸他资本制度的复活。任国桢〔12〕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译文论三篇,使我们借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别有《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篇,是用Marxism于文艺的研究的,因为可供读者连类的参考,也就一并附上了。一六二五年四月十二日之夜,鲁迅记。

  一六二五年四月十二日之夜,鲁迅记。

  〔1〕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的《苏俄的文艺论战》。

  《苏俄的文艺论战》,任国桢译,《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间,苏联文艺界曾就文艺政策等问题展开辩论,参加论争的有《列夫》、《在岗位上》和《红色处女地》等杂志为代表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联共〔布〕中央为此作了《关于在文艺领域内党的政策》的决议。该书收入有关文章四篇。

  〔2〕 战时共产主义 苏联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如农业中的余粮征集制,工业中的实物供给制,主要消费品的配售制,以及劳动义务制等。

  〔3〕 Imaginist想像派,现译意像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产生于英国的一个形式主义文学流派。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间在苏俄流行,主要人物有玛利恩科夫、塞尔塞涅维奇、叶赛宁等。这一流派的特点是轻视文学的思想内容,追求臆造的隐喻的形象。

  〔4〕 Futurist 未来派,二十世纪初产生于意大利的形式主义文艺流派。其特点在于要求表现现代机械文明的飞快速度和激烈的运动,否定文化遗产和一切传统,追求怪诞的形式,宣扬创造一种“未来”艺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间未来派在俄国流行,主要人物有卡明斯基、赫列勃尼柯夫、肖维略宁等。

  〔5〕 《烈夫》 现译《列夫》,苏联早期文学团体“列夫”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三年创刊,一九二五年停刊。按“列夫”成立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三○年解散。主要成员有阿谢耶夫、特烈季亚柯夫(又译铁捷克)、马雅柯夫斯基、卡明斯基及画家罗德钦科等。“列夫”成立时宣称要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艺术的建设,但大多数成员仍然信奉未来主义。

  〔6〕 Constructism(构成主义) 一九二一年在苏联形成的艺术流派。参看本卷第347页注〔8〕。

  〔7〕 象征主义 参看本卷第302页注〔7〕。神秘主义,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文艺倾向。它否认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强调表现个人难以捉摸的感受或某种超自然的幻觉。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神秘主义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代表作家有安得列夫、别雷、黑比丝等。变态性欲主义,俄国一九○五年以后反动时期资产阶级颓废文学中的一种恶劣倾向。代表作家有阿尔志跋绥夫、卡明斯基、罗尚诺夫等。

  〔8〕 印象派 原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欧洲形成的文艺思潮和艺术流派。参看本卷第340页注〔6〕。这里指一九○九年在俄国以诗文集《法官的饲养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它是俄国未来派的前身。

  〔9〕 《批社会趣味的嘴巴》 现译《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创刊于一九一二年。

  〔10〕 波尔雪维 通译布尔什维克。

  〔11〕 耽美派 即唯美派。

  〔12〕 任国桢(1898—1931) 辽宁安东(今丹东)人。北京大学俄文专修科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后在山西太原被捕牺牲。

通讯(复高歌)

  高歌〔2〕兄:

  来信收到了。

  你的消息,长虹〔3〕告诉过我几句,大约四五句罢,但也可以说是知道大概了。

  “以为自己抢人是好的,抢我就有点不乐意”,你以为这是变坏了的性质么?我想这是不好不坏,平平常常。所以你终于还不能证明自己是坏人。看看许多中国人罢,反对抢人,说自己愿意施舍;我们也毫不见他去抢,而他家里有许许多多别人的东西。

  迅 四月二十三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开封《豫报》副刊。

  〔2〕 高歌 山西盂县人,狂飙社成员。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与吕蕴儒、向培良等在河南开封编辑《豫报》副刊。

  〔3〕 长虹 高长虹,高歌之兄。参看本卷第207页注〔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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