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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中国有时是极爱平等的国度。有什么稍稍显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以人而论，孙桂云〔２〕是赛跑的好手，一过上海，不知怎的就萎靡不振，待到到得日本，不能跑了；阮玲玉算是比较的有成绩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气吃下三瓶安眠药片不可。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来。但这捧了起来，却不过为了接着摔得粉碎。大约还有人记得“美人鱼”〔３〕罢，简直捧得令观者发生肉麻之感，连看见姓名也会觉得有些滑稽。契诃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４〕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所以极端的昏蛋是没有的，他不和你来战，所以决不会爽爽快快的战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药片。
在所谓文坛上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两样：翻译较多的时候，就有人来削翻译，说它害了创作；近一两年，作短文的较多了，就又有人来削“杂文”〔５〕，说这是作者的堕落的表现，因为既非诗歌小说，又非戏剧，所以不入文艺之林，他还一片婆心，劝人学学托尔斯泰，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去。这一流论客，在礼仪上，别人当然不该说他是“昏蛋”的。批评家吗？他谦虚得很，自己不承认。攻击杂文的文字虽然也只能说是杂文，但他又决不是杂文作家，因为他不相信自己也相率而堕落。如果恭维他为诗歌小说戏剧之类的伟大的创作者，那么，恭维者之为“昏蛋”也无疑了。归根结底，不是东西而已。不是东西之谈也要算是“人言”，这就使弱者觉得倒是安眠药片较为可爱的缘故。不过这并非战死。问是有人要问的：给谁害死的呢？种种议论的结果，凶手有三位：曰，万恶的社会；曰，本人自己；曰，安眠药片。完了。
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Ｔｓａ－ｗｅｎ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他只为了米麦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历史上有没有“乡下人列传”或“泥水匠列传”，他向来就并没有想到。如果他只想着成什么所谓气候，他就先进大学，再出外洋，三做教授或大官，四变居士或隐逸去了。历史上很尊隐逸，《居士传》〔６〕不是还有专书吗，多少上算呀，噫！
但是，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７〕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Ｅｓｓａｙ〔８〕，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寓言和演说，好像是卑微的东西，但伊索和契开罗〔９〕，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杂文发展起来，倘不赶紧削，大约也未必没有扰乱文苑的危险。以古例今，很可能的，真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这一段话，我是和不是东西之流开开玩笑的，要使他爬耳搔腮，热剌剌的觉得他的世界有些灰色。前进的杂文作者，倒决不计算着这些。
其实，近一两年来，杂文集的出版，数量并不及诗歌，更其赶不上小说，慨叹于杂文的泛滥，还是一种胡说八道。只是作杂文的人比先前多几个，却是真的，虽然多几个，在四万万人口里面，算得什么，却就要谁来疾首蹙额？中国也真有一班人在恐怕中国有一点生气；用比喻说：此之谓“虎伥”。
这本集子的作者先前有一本《不惊人集》〔１０〕，我只见过一篇自序；书呢，不知道那里去了。这一回我希望一定能够出版，也给中国的著作界丰富一点。我不管这本书能否入于文艺之林，但我要背出一首诗来比一比：“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接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犹与梦时同。”这是《唐诗三百首》〔１１〕里的第一首，是“文学概论”诗歌门里的所谓“诗”。但和我们不相干，那里能够及得这些杂文的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能移人情，对不起得很，就不免要搅乱你们的文苑，至少，是将不是东西之流的唾向杂文的许多唾沫，一脚就踏得无踪无影了，只剩下一张满是油汗兼雪花膏的嘴脸。
这嘴脸当然还可以唠叨，说那一首“夫子何为者”并非好诗，并且时代也过去了。但是，文学正宗的招牌呢？“文艺的永久性”呢？
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我所以极高兴为这本集子作序，并且借此发表意见，愿我们的杂文作家，勿为虎伥所迷，以为“人言可畏”，用最末的稿费买安眠药片去。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卓面书斋。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芒种》半月刊第六期，后印入《打杂集》。
徐懋庸（１９１０—１９７７），浙江上虞人，作家，“左联”成员。曾编辑《新语林》半月刊和《芒种》半月刊。《打杂集》收杂文四十八篇，附录别人的文字六篇，一九三五年六月生活书店出版。
〔２〕孙桂云当时的女短跑运动员。
〔３〕“美人鱼”当时女游泳运动员杨秀琼的绰号。有一段时期报纸上连日刊登关于她的消息，其中有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为她拉缰和挥扇等记事。
〔４〕这句话见于契诃夫遗著《随笔》。
〔５〕削“杂文”这里是指林希隽，他在《杂文和杂文家》（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文中说：杂文的“意义是极端狭窄的。如果碰着文学之社会的效果之全般问题，则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的。”又说：“无论杂文家之群如何地为杂文辩护，主观的地把杂文的价码抬得如何高，可是这堕落的事实是不容掩讳的。”最后还说：“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的产生？……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
〔６〕《居士传》清代彭际清著，五十六卷。全书共有传记五十六篇，列名者三百人，系采辑史传、各家文集及佛家杂说而成。
〔７〕《西厢记》杂剧，元代王实甫著。
〔８〕Ｅｓｓａｙ英语：随笔、小品文、短论等。
〔９〕伊索参看本卷第１１０页注〔５１〕。契开罗（ＭＴＣｉｃｅｒｏ，前１０６—前４３），通译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及演说家。《伊索寓言》和《西塞罗文录》，我国均有译本出版。
〔１０〕《不惊人集》徐懋庸的杂文集，当时未能出版，后于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千秋出版社印行。它的自序以《〈不惊人集〉前记》为题，曾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日《人间世》半月刊第六期。〔１１〕《唐诗三百首》八卷，清代蘅塘退士（孙洙）编。“夫子何为者”一诗是卷五“五言律诗”的第一首，题为《经鲁祭孔子而叹之》，唐玄宗（李隆基）作。第四句中的“接”字一作“即”；末句中的“犹”字一作“当”。
自从“小品文”这一个名目流行以来，看看书店广告，连信札，论文，都排在小品文里了，这自然只是生意经，不足为据。一般的意见，第一是在篇幅短。
但篇幅短并不是小品文的特征。一条几何定理不过数十字，一部《老子》〔２〕只有五千言，都不能说是小品。这该像佛经的小乘〔３〕似的，先看内容，然后讲篇福。讲小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至于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谓之“短文”，短当然不及长，寥寥几句，也说不尽森罗万象，然而它并不“小”。
《史记》〔４〕里的《伯夷列传》和《屈原贾谊列传》除去了引用的骚赋，其实也不过是小品，只因为他是“太史公”之作，又常见，所以没有人来选出，翻印。由晋至唐，也很有几个作家；宋文我不知道，但“江湖派”〔５〕诗，却确是我所谓的小品。现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据说“抒写性灵”〔６〕是它的特色。那时有一些人，确也只能够抒写性灵的，风气和环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只能有这样的意思，写这样的文章。虽说抒写性灵，其实后来仍落了窠臼，不过是“赋得性灵”，照例写出那么一套来。当然也有人豫感到危难，后来是身历了危难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时也夹着感愤，但在文字狱时，都被销毁，劈板了，于是我们所见，就只剩了“天马行空”〔７〕似的超然的性灵。
这经过清朝检选的“性灵”，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初的所谓“悖谬”〔８〕，有国时是高人，没国时还不失为逸士。逸士也得有资格，首先即在“超然”，“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责任：现在的特重明清小品，其实是大有理由，毫不足怪的。
不过“高人兼逸士梦”恐怕也不长久。近一年来，就露了大破绽，自以为高一点的，已经满纸空言，甚而至于胡说八道，下流的却成为打诨，和猥鄙丑角，并无不同，主意只在挖公子哥儿们的跳舞之资，和舞女们争生意，可怜之状，已经下于五四运动前后的鸳鸯蝴蝶派〔９〕数等了。为了这小品文的盛行，今年就又有翻印所谓“珍本”〔１０〕的事。有些论者，也以为可虑。我却觉得这是并非无用的。原本价贵，大抵无力购买，现在只用了一元或数角，就可以看见现代名人的祖师，以及先前的性灵，怎样叠床架屋，现在的性灵，怎样看人学样，啃过一堆牛骨头，即使是牛骨头，不也有了识见，可以不再被生炒牛角尖骗去了吗？
不过“珍本”并不就是“善本”，有些是正因为它无聊，没有人要看，这才日就灭亡，少下去；因为少，所以“珍”起来。就是旧书店里必讨大价的所谓“禁书”，也并非都是慷慨激昂，令人奋起的作品，清初，单为了作者也会禁，往往和内容简直不相干。这一层，却要读者有选择的眼光，也希望识者给相当的指点的。
十二月二日。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署名旅隼。
〔２〕《老子》又名《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时老聃著。全文五千余字。
〔３〕小乘早期佛教的主要流派，注重修行持戒，自我解脱，自认为是佛教的正统派。
〔４〕《史记》西汉司马迁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故称“太史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全文引录了屈原的《怀沙赋》和贾谊的《吊屈原赋》、《服赋》。
〔５〕“江湖派”南宋末年的诗人陈起（在杭州开设书铺）曾编刻《江湖集》，收南宋末年的文人隐士和宋亡后的遗民戴复古、刘过等人的作品，这些作者后被称作江湖派。《江湖集》原有前集、后集、续集；现在所见的《江湖小集》（九十五卷）和《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共收作者一一一人，已非原本。
〔６〕“抒写性灵”当时林语堂等提倡小品文，推崇明代袁中郎、清代袁枚等人“抒写性灵”的作品。林语堂在《论语》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发表的《论文（下）》中说：“性灵派文字，主‘真’字。发抒性灵，斯得其真。”
〔７〕“天马行空”林语堂在《论语》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发表的《论文（上）》中说：“真正豪放自然，天马行空，如金圣叹之《水浒传序》，可谓绝无仅有。”
〔８〕“悖谬”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凡被视为有“违碍”的书，都加以全毁或抽毁。在各省缴送的禁书书目中，有的就注有“有悖谬语，应请抽毁”字样。参看《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９〕鸳鸯蝴蝶派兴起于清末民初的一个文学流派。这派作品多以文言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常以鸳鸯蝴蝶来比喻这些才子佳人，迎合小市民趣味，故被称为鸳鸯蝴蝶体。代表作家有徐枕亚、陈蝶仙、李定夷等。他们出版的刊物有《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礼拜六》等，其中《礼拜六》刊载白话作品，影响最大，故鸳鸯蝴蝶派又有“礼拜六派”之称。
〔１０〕翻印所谓“珍本”指《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和《国学珍本文库》，前者由施蛰存主编，上海杂志公司发行；后者由襟霞阁主人（平襟亚）编印，中央书局发行。
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诘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这算什么本领，这算什么创造？
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而已。“再亮些”〔２〕？不要骗人罢！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
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３〕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４〕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５〕，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儒林外史》〔６〕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在转辗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们有人懂得这样的艺术，一点用不着谁来发愁。
这就是伟大的文学么？不是的，我们自己并没有这么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７〕我们听过许多指导者的教训了，但可惜他们独独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残。“第三种人”教训过我们，希腊神话里说什么恶鬼有一张床，捉了人去，给睡在这床上，短了，就拉长他，太长，便把他截短。〔８〕左翼批评就是这样的床，弄得他们写不出东西来了。现在这张床真的摆出来了〔９〕，不料却只有“第三种人”睡得不长不短，刚刚合式。仰面唾天，掉在自己的眼睛里，天下真会有这等事。
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１０〕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
我希望将来还有看见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鲁迅记于上海。
【注解】
〔１〕本篇最初印入叶紫短篇小说集《丰收》。叶紫（１９１０—１９３９），原名俞鹤林，湖南益阳人，作家。《丰收》收短篇小说六篇，《奴隶丛书》之一，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２〕“再亮些”杜衡著有长篇小说《再亮些》，一九三四年五月起连载于《现代》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刊完）。出单行本时书名改为《叛徒》，篇首《题解》中引用歌德临终时所说的话：“再亮些，再亮些！”
〔３〕薄凯契阿（ＧＢｏｃｃàｃｃｉｏ，１３１３—１３７５）通译薄伽丘，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著有故事集《十日谈》等。雨果（ＶＨｕｇｏ，１８０２—１８８５），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悲惨世界》等。
〔４〕契诃夫（ＡDfDgJhGK，１８６０—１９０４） 俄国作家，著有大量短篇小说和剧本《樱桃园》等。高尔基（ＭD]G\cLMM，１８６８—１９３６），苏联无产阶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母亲》、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５〕《三国志演义》即《三国演义》，长篇小说，明代罗贯中著，现在通行的是清代毛宗岗改订本，一百二十回。《水浒传》，长篇小说，明代施耐庵著，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清初金圣叹删订的七十一回本等。
〔６〕《儒林外史》长篇小说，清代吴敬梓著，共五十五回。
〔７〕“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郑伯奇在《春光》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三月）发表《伟大的作品底要求》一文，其中说：“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接着，该刊第三期又在《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征文题下，刊出十五篇应征的文章。
〔８〕希腊神话中有“普洛克鲁思德斯之床”的故事，说强盗普洛克鲁思德斯有长短不同的两张床，他把长人放在短床上，将他锯短；又把矮人放在长床上，将他拉长。
〔９〕指一九三四年五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
〔１０〕《电网外》在《文学新地》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时，题为《王伯伯》，作者署名杨镜英；发表后曾被译为俄文，刊登在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国际文学》上。
新近的上海的报纸，报告着因为日本的汤岛〔２〕，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３〕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老实说，中国的一般的人民，关于孔子是怎样的相貌，倒几乎是毫无所知的。自古以来，虽然每一县一定有圣庙，即文庙，但那里面大抵并没有圣像。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但一到最应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样的圣人，却好像连形象也成为亵冫卖，反不如没有的好。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孔夫子没有留下照相来，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献中虽然偶有记载，但是胡说白道也说不定。若是从新雕塑的话，则除了任凭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无办法，更加放心不下。于是儒者们也终于只好采取“全部，或全无”的勃兰特〔４〕式的态度了。
然而倘是画像，却也会间或遇见的。我曾经见过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语》〔５〕里的插画；一次是梁启超〔６〕氏亡命日本时，作为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上的卷头画，从日本倒输入中国来的；还有一次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说起从这些图画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样的印象来，则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枝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假使在他的旁边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笔直，经过两三点钟，就骨节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约总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后来我曾到山东旅行。在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们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这种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颇近于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决不应该发生的。但在那时候，怀着我似的不规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７〕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８〕；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９〕；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属于科学上的古典之作的，则有侯失勒的《谈天》，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代那的《金石识别》〔１０〕，到现在也还作为那时的遗物，间或躺在旧书铺子里。
然而一定有反动。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１１〕氏出现了。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他又是一九○○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达了目的，入学的地方，是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１２〕；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１３〕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的。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１４〕，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法。为他自己计，这固然是没有危险的尊号，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欢迎的头衔。不过在实际上，却也许并不这样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１５〕，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１６〕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然而连这一位由，后来也因为和敌人战斗，被击断了冠缨，但真不愧为由呀，到这时候也还不忘记从夫子听来的教训，说道“君子死，冠不免”〔１７〕，一面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肉酱了。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据说他一听到这信息，就吩咐去倒掉厨房里的肉酱云。〔１８〕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１９〕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他们也敬惜字纸，然而这是因为倘不敬惜字纸，会遭雷殛的迷信的缘故；南京的夫子庙固然是热闹的地方，然而这是因为另有各种玩耍和茶店的缘故。虽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２０〕，然而现在的人们，却几乎谁也不知道一个笔伐了的乱臣贼子的名字。说到乱臣贼子，大概以为是曹操，但那并非圣人所教，却是写了小说和剧本的无名作家所教的。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２１〕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据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２２〕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２３〕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
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的话，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五六年前，曾经因为公演了《子见南子》〔２４〕这剧本，引起过问题，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但是圣裔们非常愤慨，把问题一直闹到官厅里去了。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２５〕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２６〕。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正是当然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试去穿了破衣，赤着脚，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罢，恐怕会像误进上海的上等影戏院或者头等电车一样，立刻要受斥逐的。谁都知道这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虽是“愚民”，却还没有愚到这步田地的。
四月二十九日。
【注解】
〔１〕本篇是作者用日文写的，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号日本《改造》月刊。中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文》月刊第二号，题为《孔夫子在现代中国》。参看本书《后记》。
〔２〕汤岛东京的街名，建有日本最大的孔庙“汤岛圣堂”。该庙于一九二三年被烧毁，一九三五年四月重建落成时国民党政府曾派代表专程前往“参谒”。
〔３〕何键（１８８７—１９５６）字芸樵，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军阀。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４〕勃兰特易卜生的诗剧《勃兰特》中的人物。“全部，或全无”，是他所信奉的一句格言。
〔５〕《孔子家语》原书二十七卷，久佚，今本为三国魏王肃所辑，十卷。内容是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大都辑自《论语》、《左传》、《国语》、《礼记》等书。
〔６〕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维新运动领导人之一。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清议报》是他在日本横滨发行的旬刊，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创刊；内容鼓吹君主立宪、保皇反后（保救光绪皇帝，反对那拉太后），一九○一年十二月出至一百期停刊。
〔７〕“大成至圣文宣王”唐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又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８〕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北宋时程颢、程颐特别推崇《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南宋朱熹又将这两篇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撰写《四书章句集注》，自此便有了“四书”这个名称。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的合称，汉武帝时始有此称。
〔９〕“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的文体，它用“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命题，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构成。后四部分是主体，每一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
〔１０〕侯失勒（ＦＷ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１７９２—１８７１）通译赫歇耳，英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谈天》的中译本共十八卷，附表一卷，出版于一八五九年。雷侠儿（ＣＬｙｅｌｌ，１７９７—１８７５），通译赖尔，英国地质学家。《地学浅释》的中译本共三十八卷，出版于一八七一年。代那（ＪＤＤａｎａ，１８１３—１８９５），通译丹纳，美国地质学家、矿物学家。《金石识别》的中译本共十二卷，附表，出版于一八七一年。
〔１１〕徐桐（１８１９—１９００）汉军正蓝旗人，清末顽固派官僚。光绪间官至大学士。他反对维新变法，出于维护清朝统治的目的，他又曾利用义和团势力，围攻外国使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自缢死。
〔１２〕弘文学院一所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学习日语和基础课的预备学校。校址在东京牛込区西五轩町。创办人为嘉纳治五郎（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学监为大久保高明。
〔１３〕御茶之水日本东京的地名。汤岛圣堂即在御茶之水车站附近。
〔１４〕“圣之时者也”语见《孟子·万章》。
〔１５〕警视总监日本主管警察工作的最高长官。孔丘曾一度任鲁国的司寇，掌管刑狱，相当于日本的这一官职。
〔１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句，见《论语·公冶长》。桴，用竹木编的筏子。由，孔子的弟子仲由，即子路。
〔１７〕“君子死，冠不免”语见《左传》哀公十五年：“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
〔１８〕关于孔丘因子路战死而倒掉肉酱的事，见《孔子家语·子贡问》：“子路……仕于卫，卫有蒯聩之难……既而卫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于中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１９〕释迦牟尼（Ｓａｋｙａｍｕｎｉ，约前５６５—前４８６）原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后出家修道，成为佛教创始人。佛教于西汉末年开始传入我国。
〔２０〕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语出《孟子·滕文公》。
〔２１〕袁世凯参看本卷第１２８页注〔３〕。他曾于一九一四年二月通令全国“祭孔”，公布《崇圣典例》，同年九月二十八日他率领各部总长和一批文武官员，穿着新制的古祭服，在北京孔庙举行祀孔典礼。
〔２２〕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当他盘踞东南五省时，为了提倡复古，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举行投壶古礼。投壶，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礼记·投壶》孔颖达注引郑玄的话，说投壶是“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
〔２３〕张宗昌（１８８１—１９３２）山东掖县人，北洋奉系军阀。一九二五年他任山东督军时提倡尊孔读经。
〔２４〕《子见南子》林语堂作的独幕剧，发表于《奔流》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九二九年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学生排演此剧时，当地孔氏族人以“公然侮辱宗祖孔子”为由，联名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提出控告，结果该校校长被调职。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子见南子〉》。
〔２５〕苏格拉第（Ｓｏｋｒａｔｅｓ，前４６９—前３９９）古希腊哲学家，保守的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代表。
〔２６〕“礼不下庶人”语见《礼记·曲礼》。
这一本的编辑的体例，是和前一本相同的，也是按照着写作的时候。凡在刊物上发表之作，上半年也都经过官厅的检查，大约总不免有些删削，不过我懒于一一校对，加上黑点为记了。只要看过前一本，就可以明白犯官忌的是那些话。
被全篇禁止的有两篇：一篇是《什么是讽刺》，为文学社的《文学百题》〔１〕而作，印出来时，变了一个“缺”字；一篇是《从帮忙到扯淡》，为《文学论坛》而作，至今无踪无影，连“缺”字也没有了。
为了写作者和检查者的关系，使我间接的知道了检查官，有时颇为佩服。他们的嗅觉是很灵敏的。我那一篇《从帮忙到扯淡》，原在指那些唱导什么儿童年，妇女年〔２〕，读经救国，敬老正俗，中国本位文化，第三种人文艺等等的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学士，从已经不会帮忙，只能扯淡这方面看起来，确也应该禁止的，因为实在看得太明，说得太透。别人大约也和我一样的佩服，所以早有文学家做了检查官的风传，致使苏汶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的《大晚报》上发表了这样的公开信：
“《火炬》编辑先生大鉴：顷读本月四日贵刊‘文学评论’专号，载署名闻问君的《文学杂谈》一文，中有——‘据道路传闻苏汶先生有以七十元一月之薪金弹冠入××（照录原文）会消息，可知文艺虽不受时空限制，却颇受“大洋”限制了。’等语，闻之不胜愤慨。汶于近数年来，绝未加入任何会工作，并除以编辑《现代杂志》及卖稿糊口外，亦未受任何组织之分文薪金。所谓入××会云云，虽经×报谣传，均以一笑置之，不料素以态度公允见称之贵刊，亦复信此谰言，披诸报端，则殊有令人不能已于言者。汶为爱护贵刊起见，用特申函奉达，尚祈将原书赐登最近贵刊，以明真相是幸。专此敬颂
编安。
苏汶（杜衡）谨上。十二月五日。”
一来就说作者得了不正当的钱是近来文坛上的老例，我被人传说拿着卢布就有四五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以后，这才将卢布说取消，换上了“亲日”的更加新鲜的罪状。我是一向不“为爱护贵刊起见”的，所以从不寄一封辨正信。不料越来越滥，竟谣到苏汶先生头上去了，可见谣言多的地方，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但由我的经验说起来，检查官之“爱护”“第三种人”，却似乎是真的，我去年所写的文章，有两篇冒犯了他们，一篇被删掉（《病后杂谈之余》），一篇被禁止（《脸谱臆测》）了。也许还有类于这些的事，所以令人猜为“入××（照录原文）会”〔３〕了罢。这真应该“不胜愤慨”，没有受惯奚落的作家，是无怪其然的。
然而在对于真的造谣，毫不为怪的社会里，对于真的收贿，也就毫不为怪。如果收贿会受制裁的社会，也就要制裁妄造收贿的谣言的人们。所以用造谣来伤害作家的期刊，它只能作报销，在实际上很少功效。
其中的四篇，原是用日本文写的，现在自己译出，并且对于中国的读者，还有应该说明的地方——一，《活中国的姿态》的序文里，我在对于“支那通”加以讥刺，且说明日本人的喜欢结论，语意之间好像笑着他们的粗疏。然而这脾气是也有长处的，他们的急于寻求结论，是因为急于实行的缘故，我们不应该笑一笑就完。
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在六月号的《改造》杂志上发表的，这时我们的“圣裔”，正在东京拜他们的祖宗，兴高采烈。曾由亦光君译出，载于《杂文》〔４〕杂志第二号（七月），现在略加改定，转录在这里。
三，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５〕。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四，《关于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是应三笠书房之托而作的，是写给读者看的绍介文，但我在这里，说明着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
临末我还要记念鎌田诚一君，他是内山书店的店员，很爱绘画，我的三回德俄木刻展览会，都是他独自布置的；一二八的时候，则由他送我和我的家属，以及别的一批妇孺逃入英租界。三三年七月，以病在故乡去世〔６〕，立在他的墓前的是我手写的碑铭。虽在现在，一想到那时只是当作有趣的记载着我的被打被杀的新闻，以及为了八十块钱，令我往返数次，终于不给的书店，我对于他，还是十分感愧的。
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学，并声明他们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无可置辩的，但也有一点误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那么，所谓“现在不大写文章”，其实也并非确切的核算。而且这些前进的青年，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现在的对于言论的迫压，也很是令人觉得诧异的。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
自然，这情形是极不容易明了的，因为倘一公开，作家要怕受难，书店就要防封门，然而如果自己和出版界有些相关，便可以感觉到这里面的一部份消息。现在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已往的公开的事情。也许还有读者记得，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的《大美晚报》上，曾经登有一则这样的新闻——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沪市党部于上月十九日奉中央党部电令、派员挨户至各新书店、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之多、牵涉书店二十五家、其中有曾经市党部审查准予发行、或内政部登记取得著作权、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如丁玲之《在黑暗中》等甚多、致引起上海出版业之恐慌、由新书业组织之中国著作人出版人联合会集议，于二月二十五日推举代表向市党部请愿结果、蒙市党部俯允转呈中央、将各书重行审查、从轻发落、同日接中央复电、允予照准、惟各书店于复审期内、须将被禁各书、一律自动封存、不再发卖、兹将各书店被禁书目、分录如次、店名书名译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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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胡也频
新中国水丁玲
华通别人的幸福胡也频乐华黎明之前龚冰庐
中学生中学生文艺辞典顾凤城出版界不过是借书籍以贸利的人们，只问销路，不管内容，存心“反动”的是很少的，所以这请愿颇有了好结果，为“体恤商艰”起见，竟解禁了三十七种，应加删改，才准发行的是二十二种，其余的还是“禁止”和“暂缓发售”。这中央的批答和改定的书目，见于《出版消息》〔８〕第三十三期（四月一日出版）——
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批答执字第一五九二号
（呈为奉令禁毁大宗刊物附奉说明书恳请转函中宣会重行审核从轻处置以恤商艰由）
呈件均悉查此案业准
中央宣传委员会公函并决定办法五项一、平林泰子集等三十种早经分别查禁有案应切实执行前令严予禁毁以绝流传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三十种内容宣传普罗文艺或挑拨阶级斗争或诋毁党国当局应予禁止发售三、浮士德与城等三十一种或系介绍普罗文学理论或系新俄作品或含有不正确意识者颇有宣传反动嫌疑在剿匪严重时期内应暂禁发售四、创造十年等二十二种内容间有词句不妥或一篇一段不妥应删改或抽去后方准发售五、圣徒等三十七种或系恋爱小说或系革命以前作品内容均尚无碍对于此三十七种书籍之禁令准予暂缓执行用特分别开列各项书名单函达查照转饬遵照等由合仰该书店等遵照中央决定各点并单开各种刊物分别缴毁停售具报毋再延误是为至要件存此批
“附抄发各项书名单一份”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常务委员吴醒亚
潘公展
童行白
先后查禁有案之书目（略）
这样子，大批禁毁书籍的案件总算告一段落，书店也不再开口了。
然而还剩着困难的问题：书店是不能不陆续印行新书和杂志的，所以还是永远有陆续被扣留，查禁，甚而至于封门的危险。这危险，首先于店主有亏，那就当然要有补救的办法。不多久，出版界就有了一种风闻——真只是一种隐约的风闻——
不知道何月何日，党官，店主和他的编辑，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善后的方法。着重的是在新的书籍杂志出版，要怎样才可以免于禁止。听说这时就有一位杂志编辑先生某甲〔９〕，献议先将原稿送给官厅，待到经过检查，得了许可，这才付印。文字固然决不会“反动”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谓公私兼利。别的编辑们好像也无人反对，这提议完全通过了。散出的时候，某甲之友也是编辑先生的某乙，很感动的向或一书店代表道：“他牺牲了个人，总算保全了一种杂志！”
“他”者，某甲先生也；推某乙先生的意思，大约是以为这种献策，颇于名誉有些损害的。其实这不过是神经衰弱的忧虑。即使没有某甲先生的献策，检查书报是总要实行的，不过用了别一种缘由来开始，况且这献策在当时，人们不敢纵谈，报章不敢记载，大家都认某甲先生为功臣，于是也就是虎须，谁也不敢捋。所以至多不过交头接耳，局外人知道的就很少，——于名誉无关。
总而言之，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到底在上海出现了，于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审查证……字第……号”字样，说明着该抽去的已经抽去，该删改的已经删改，并且保证着发卖的安全——不过也并不完全有效，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删剩的东西，书店改名《拾零集》〔１０〕，是经过检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没收。这种乱七八遭，自然是普通现象，并不足怪，但我想，也许是还带着一点私仇，因为杭州省党部的有力人物，久已是复旦大学毕业生许绍棣〔１１〕老爷之流，而当《语丝》登载攻击复旦大学的来函时，我正是编辑，开罪不少。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也是浙江省党部发起的，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
至于审查员，我疑心很有些“文学家”，倘不，就不能做得这么令人佩服。自然，有时也删禁得令人莫名其妙，我以为这大概是在示威，示威的脾气，是虽是文学家也很难脱体的，而且这也不算是恶德。还有一个原因，则恐怕是在饭碗。要吃饭也决不能算是恶德，但吃饭，审查的文学家和被审查的文学家却一样的艰难，他们也有竞争者，在看漏洞，一不小心便会被抢去了饭碗，所以必须常常有成绩，就是不断的禁，删，禁，删，第三个禁，删。我初到上海的时候，曾经看见一个西洋人从旅馆里出来，几辆洋车便向他飞奔而去，他坐了一辆，走了。这时忽然来了一位巡捕，便向拉不到客的车夫的头上敲了一棒，撕下他车上的照会。我知道这是车夫犯了罪的意思，然而不明白为什么拉不到客就犯了罪，因为西洋人只有一个，当然只能坐一辆，他也并没有争。后来幸蒙一位老上海告诉我，说巡捕是每月总得捉多少犯人的，要不然，就算他懒惰，于饭碗颇有碍。真犯罪的不易得，就只好这么创作了。我以为审查官的有时审得古里古怪，总要在稿子上打几条红杠子，恐怕也是这缘故。倘使真的这样，那么，他们虽然一定要把我的“契诃夫选集”〔１２〕做成“残山剩水”，我也还是谅解的。
这审查办得很起劲，据报上说，官民一致满意了。九月二十五日的《中华日报》云——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会工作紧张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自在沪成立以来、迄今四阅月、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有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十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故出版界咸认为有意想不到之快、予以便利不少、至该会审查标准、如非对党对政府绝对显明不利之文字、请其删改外、余均一秉大公、无私毫偏袒、故数月来相安无事、过去出版界、因无审查机关、往往出书以后、受到扣留或查禁之事、自审查会成立后、此种事件、已不再发生矣、闻中央方面、以该会工作成绩优良、而出版界又甚需要此种组织、有增加内部工作人员计划、以便利审查工作云、如此善政，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１３〕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出版家也显出孤苦零丁模样，据说：这“一秉大公”的“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见了，拿了稿子，竟走投无路。
那么，不是还我自由，飘飘然了么？并不是的。未有此会以前，出版家倒还有一点自己的脊梁，但已有此会而不见之后，却真觉得有些摇摇摆摆。大抵的农民，都能够自己过活，然而奥国和俄国解放农奴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却哭起来了，因为失了依靠，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活。况且我们的出版家并非单是“失了依靠”，乃是遇到恢复了某甲先生献策以前的状态，又会扣留，查禁，封门，危险得很。而且除怕被指为“反动文字”以外，又得怕违反“敦睦邦交令”了。已被“训”成软骨症的出版界，又加上了一副重担，当局对于内交，又未必肯怎么“敦睦”，而“礼让为国”，也急于“体恤商艰”，所以我想，自有“审查会”而又不见之后，出版界的一大部份，倒真的成了孤哀子了。
所以现在的书报，倘不是先行接洽，特准激昂，就只好一味含胡，但求无过，除此之外，是依然会有先前一样的危险，挨到木棍，撕去照会的。
评论者倘不了解以上的大略，就不能批评近三年来的文坛。即使批评了，也很难中肯。
我在这一年中，日报上并没有投稿。凡是发表的，自然是含胡的居多。这是带着枷锁的跳舞，当然只足发笑的。但在我自己，却是一个纪念，一年完了，过而存之，长长短短，共四十七篇〔１４〕。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夜半至一月一日晨，写讫。
【注解】
〔１〕《文学百题》参看本卷第３２４页注〔１〕。该书原为百题，经国民党审查机关删去二十六题；出版时被删各题仍列入目录，下注“阙”字。
〔２〕妇女年一九三三年冬，上海市商会和一些妇女团体为提倡国货，定一九三四年为妇女国货年，简称妇女年。
〔３〕××会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４〕《杂文》文学月刊。一九三五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创刊。先后由杜宣、勃生编辑。国内由上海群众杂志公司发行。至第三号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第四号起改名《质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八期。
〔５〕陈源（１８９５—１９７３）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致志摩》一文，其中诬蔑鲁迅说：“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又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闲话》中影射鲁迅“整大本的剽窃”。参看《华盖集续编·不是信》。
〔６〕鎌田诚一殁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同年五月十七日鲁迅日记：“午后闻鎌田政一（诚一）君于昨日病故，忆前年相助之谊，为之黯然。”
〔７〕《暗云》一书已列入本书目的“光华”部分（见第４５５页）。据《出版消息》第三十三期所载，在“亚东”部分应补入“《爱的分野》蒋光慈”一种。
〔８〕《出版消息》半月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停刊，共出四十八期，上海乐华图书公司编辑发行。
〔９〕某甲指《现代》杂志编者施蛰存。参看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的信。
〔１０〕《拾零集》共收杂文十六篇，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合众书店出版。该书封底印有“本书审查证审字五百五十九号”字样。
〔１１〕许绍棣浙江临海人。曾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一九二八年八月，《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二期刊出冯珧（徐诗荃）的《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揭露该校内部的一些腐败情形，出身该校的许绍棣于同年九月以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名义禁止《语丝》在浙江发行。
〔１２〕“契诃夫选集”指鲁迅翻译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一九三六年上海联华书局出版。内收契诃夫早期的短篇小说八篇，其中七篇的译文曾先在《译文》月刊发表，但《波斯勋章》一篇，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禁止刊登。
〔１３〕杜重远（１８９９—１９４３）辽宁开原人。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五年主编《新生》周刊，因《闲话皇帝》事件被判处徒刑一年又两个月。
〔１４〕按本书除有题无文的《“题未定”草（四）》以外，共收杂文四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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