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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坐起来点灯看《语丝》，不幸就看见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谈〔２〕，——不，“都是音乐”，是听到了音乐先生的音乐：“……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甘脆的Ｍｙｓ－ｔｉｃ〔３〕。我深信……”
此后还有什么什么“都是音乐”云云，云云云云〔４〕。总之：“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
我这时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确并不滑；再一摸耳轮，却摸不出笨也与否。然而皮是粗定了：不幸而“拊不留手”的竟不是我的皮，还能听到什么庄周先生所指教的天籁地籁和人籁〔５〕。但是，我的心还不死，再听罢，仍然没有，——阿，仿佛有了，像是电影广告的军乐。呸！错了。这是“绝妙的音乐”么？再听罢，没……唔，音乐，似乎有了：
“……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展开馥郁的安琪儿的黄翅，，颉利，弥缚谛弥谛，从荆芥萝卜玎琤oe洋的彤海里起来。Ｂｒ－ｒｒｒｔａｔａｔａｔａｈｉｔａｌ无终始的金刚石天堂的娇袅鬼茱萸，蘸着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蓝血，将翠绿的忏悔写在腐烂的鹦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么？
咄！吁，我将死矣！婀娜涟漪的天狼的香而秽恶的光明的利镞，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艳光滑蓬松而冰冷的秃头，一匹黯黮欢愉的瘦螳螂飞去了。哈，我不死矣！无终……”〔６〕
危险，我又疑心我发热了，发昏了，立刻自省，即知道又不然。这不过是一面想吃辣子鸡，一面自己胡说八道；如果是发热发昏而听到的音乐，一定还要神妙些。并且其实连电影广告的军乐也没有听到，倘说是幻觉，大概也不过自欺之谈，还要给粗皮来粉饰的妄想。我不幸终于难免成为一个苦韧的非Ｍｙｓｔｉｃ了，怨谁呢。只能恭颂志摩先生的福气大，能听到这许多“绝妙的音乐”而已。但倘有不知道自怨自艾的人，想将这位先生“送进疯人院”去，我可要拚命反对，尽力呼冤的，——虽然将音乐送进音乐里去，从甘脆的Ｍｙｓｔｉｃ看来，并不算什么一回事。
然而音乐又何等好听呵，音乐呀！再来听一听罢，可惜而且可恨，在檐下已有麻雀儿叫起来了。
咦，玲珑零星邦滂砰珉的小雀儿呵，你总依然是不管甚么地方都飞到，而且照例来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么？然而这也是音乐呀，只能怨自己的皮粗。
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五期。
〔２〕徐志摩的神秘谈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三期刊登了徐志摩译的法国波德莱尔《恶之华》诗集中《死尸》一诗，诗前有徐志摩的长篇议论，宣扬“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等神秘主义的文艺论。
〔３〕Ｍｙｓｔｉｃ英语：神秘主义者。
〔４〕“都是音乐”徐志摩在译诗前的议论中说：“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鸭，树林里冒的烟，朋友的信，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巷口那只石子，我昨夜的梦，……无一不是音乐。你就把我送进疯人院去，我还是咬定牙龈认账的。是的，都是音乐——庄周说的天籁地籁人籁；全是的。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
〔５〕庄周（约前３６９—２８６）战国宋国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天籁地籁和人籁，见《庄子·齐物论》：“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６〕“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一段话，是鲁迅为讽刺徐志摩的神秘主义论调和译诗而编造的。
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２〕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今天寻出漏洞，虽然与我无干，但也就来回敬一箭罢：报仇雪恨，《春秋》之义〔３〕也。
他在《语丝》第二期上说，有某人挖苦叶名琛的对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大概可以作为中国人“持中”的真相之说明。〔４〕我以为这是不对的。
夫近乎“持中”的态度大概有二：一者“非彼即此”，二者“可彼可此”也。前者是无主意，不盲从，不附势，或者别有独特的见解；但境遇是很危险的，所以叶名琛终至于败亡，虽然他不过是无主意。后者则是“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了，然而在中国最得法，所以中国人的“持中”大概是这个。倘改篡了旧对联来说明，就该是：
“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于是玄同即应据精神文明法律第九万三千八百九十四条，治以“误解真相，惑世诬民”之罪了。但因为文中用有“大概”二字，可以酌给末减〔５〕：这两个字是我也很喜欢用的。
【注解】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五期。
〔２〕 玄同 钱玄同。一九○八年，他在日本东京和鲁迅一同听过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
〔３〕 《春秋》之义 《春秋》中有不少地方赞美报仇雪恨，如《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称：“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又定公四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４〕 叶名琛（１８０７—１８５９） 字昆臣，湖北汉阳人，清朝大臣。
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任两广总督。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侵略广州时，他不作战争准备，在家设长春仙馆，供奉所谓吕洞宾和李太白二仙的牌位，扶乩以占吉凶。广州失陷后被俘，送往香港，后又转囚印度加尔各答镇海楼，一八五九年病死。当时人们讽刺他的对联全文是：
“不战不和不守，相臣度量，疆臣抱负；不死不降不走，古之所无，今之罕有。”钱玄同在《语丝》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表的《随感录·“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中，引用了这副对联，说：“我觉得这大概可以作为‘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了。”
〔５〕 末减 减轻罪罚的意思。《左传》昭公十四年：“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晋代杜预注：“末，薄也；减；轻也。”
我的一篇《咬文嚼字》的“滥调”，又引起小麻烦来了，再说几句罢。
我那篇的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
第一回通信的某先生〔２〕似乎没有看见这一句，所以多是枝叶之谈，况且他大骂一通之后，即已声明不管，所以现在也不在话下。
第二回的潜源先生的通信是看见那一句的了，但意见和我不同，以为都非不能“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各人的意见，当然会各式各样的。
他说女名之所以要用“轻靓艳丽”字眼者，（一）因为“总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但我却以为这“常想”就是束缚。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二）因为便当，譬如托尔斯泰有一个女儿叫作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Ｔｏｌｓｔｏｉ〔３〕，全译出来太麻烦，用“妥S禒丝苔”就明白简单得多。但假如托尔斯泰还有两个女儿，叫做 ＭａｒｙＴｏｌｓｔｏｉｅｔＨｉｌｄａＴｏｌｓｔｏｉ〔４〕，即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字样，反而麻烦得多了。
他说Ｇｏ可译郭，Ｗｉ可译王，Ｈｏ可译何，何必故意译做“各”“旺”“荷”呢？再者，《百家姓》〔５〕为什么不能有伟力？但我却以为译“郭”“王”“何”才是“故意”，其游魂是《百家姓》；我之所以诧异《百家姓》的伟力者，意思即见前文的第一句中。但来信又反问了，则又答之曰：意思即见前文第一句中。
再说一遍罢，我那篇的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所以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的。两位的通信似乎于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
末了，我对于潜源先生的“末了”的话，还得辩正几句。
（一）我自己觉得我和三苏〔６〕中之任何一苏，都绝不相类，也不愿意比附任何古人，或者“故意”凌驾他们。倘以某古人相拟，我也明知是好意，但总是满身不舒服，和见人使 Ｇｏｒｋｙ姓高相同。（二）其实《呐喊》并不风行，其所以略略流行于新人物间者，因为其中的讽刺在表面上似乎大抵针对旧社会的缘故，但使老先生们一看，恐怕他们也要以为“吹敲”“苛责”，深恶而痛绝之的。（三）我并不觉得我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郑重，来维持已有的名，以及别人的信仰。纵使别人以为无聊的东西，只要自己以为有聊，且不被暗中禁止阻碍，便总要发表曝露出来，使厌恶滥调的读者看看，可以从速改正误解，不相信我。因为我觉得我若专讲宇宙人生的大话，专刺旧社会给新青年看，希图在若干人们中保存那由误解而来的“信仰”，倒是“欺读者”，而于我是苦痛的。
一位先生当面，一位通信，问我《现代评论》〔７〕里面的一篇《鲁迅先生》〔８〕，为什么没有了。我一查，果然，只剩了前面的《苦恼》和后面的《破落户》，而本在其间的《鲁迅先生》确乎没有了。怕还有同样的误解者，我在此顺便声明一句：我一点不知道为什么。
假如我说要做一本《妥S禒丝苔传》，而暂不出版，人便去质问托尔斯泰的太太或女儿?我以为这办法实在不很对，因为她们是不会知道我所玩的是什么把戏的。
一月二十日。
备考：“无聊的通信”
伏园先生：
自从先生出了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的广告之后，《京报副刊》上就登了关于这类的许多无聊的通信；如“年青妇女是否可算‘青年’”之类。这样无聊的文字，这样简单的脑筋，有登载的价值么？除此，还有前天的副刊上载有鲁迅先生的《咬文嚼字》一文，亦是最无聊的一种，亦无登载的必要！《京报副刊》的篇幅是有限的，请先生宝贵它吧，多登些有价值的文字吧！兹寄上一张征求的表请收下。
十三，仲潜。
凡记者收到外间的来信，看完以后认为还有再给别人看看的必要，于是在本刊上发表了。例如廖仲潜先生这封信，我也认为有公开的价值，虽然或者有人（也许连廖先生自己）要把它认为“无聊的通信”。我发表“青年二字是否连妇女也包括在内？”的李君通信，是恐怕读者当中还有像李君一般怀疑的，看了我的答案可以连带的明白了。关于这层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答辩。至于鲁迅先生的《咬文嚼字》，在记者个人的意见，是认为极重要极有意义的文字的，所以特用了二号字的标题，四号字的署名，希望读者特别注意。因为鲁迅先生所攻击的两点，在记者也以为是晚近翻译界堕落的征兆，不可不力求改革的。中国从翻译印度文字以来，似乎数千年中还没有人想过这样的怪思想，以为女人的名字应该用美丽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者应该用《百家姓》中的字，的确是近十年来的人发明的（这种办法在严几道时代还未通行），而近十年来的翻译文字的错误百出也可以算得震铄前古的了。至于这两点为什么要攻击，只要一看鲁迅先生的讽刺文字就会明白。他以中国“周家的小姐不另姓绸”去映衬有许多人用“玛丽亚”，“婀娜”，“娜拉”这些美丽字眼译外国女人名字之不当，以“吾家ｒｋｙ”一语去讥讽有许多人将无论那一国的人名硬用《百家姓》中的字作第一音之可笑，只这两句话给我们的趣味已经够深长够浓厚了，而廖先生还说它是“最无聊”的文字么？最后我很感谢廖先生热心的给我指导，还很希望其他读者如对于副刊有什么意见时不吝赐教。
伏园敬复。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京报副刊》。
关于《咬文嚼字》
伏园先生：
我那封短信，原系私人的通信，应无发表的必要；不过先生认为有公开的价值，就把它发表了。但因此那封信又变为无聊的通信了，岂但无聊而已哉，且恐要惹起许多无聊的是非来，这个挑拨是非之责，应该归记者去担负吧！所以如果没有彼方的答辩则已；如有，我可不理了。至于《咬文嚼字》一文，先生认为原意中攻击的两点是极重要且极有意义的，我不无怀疑之点：Ａ，先生照咬文嚼字的翻译看起来，以为是晚近翻译界堕落的征兆。为什么是堕落？我不明白。你以为女人的名字应该用美丽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音应该用《百家姓》中的字，是近来新发明的，因名之曰怪思想么？但我要问先生认它为“堕落”的，究竟是不是“怪思想”？我以为用美丽的字眼翻译女性的名字是翻译者完全的自由与高兴，·无·关·紧·要·的；虽是新发明，却不是堕落的征兆，更不是怪思想！Ｂ，外国人的名是在前，姓是在后。“高尔基”三个音连成的字，是Ｇｏｒｋｙ的姓，并不是他就是姓“高”；不过便于中国人的习惯及记忆起见，把第一音译成一个相似的中国姓，或略称某氏以免重复的累赘底困难。如果照中国人的姓名而认他姓高，则尔基就变成他的名字了？岂不是笑话吗！又如，Ｗｉｌｄｅ可译为王尔德，可译魏尔德，又可译为樊尔德，然则他一人姓了王又姓魏又姓樊，此理可说的通吗？可见所谓“吾家ｒｋｙ”者，我想，是鲁迅先生新发明的吧！不然，就是说“吾家ｒｋｙ”的人，根本不知“高尔基”三音连合的字是他原来的姓！因同了一个“高”字，就贸贸然称起吾家还加上ｒｋｙ来，这的确是新杜撰的滑稽话！却于事实上并无滑稽的毫末，只惹得人说他·无·意·思而已，说他是·门·外·汉而已，说他是·无·聊而已！先生所谓够深长够浓厚极重要极有意义的所在，究竟何所而在？虽然，记者有记者个人的意见，有记者要它发表不发表的权力，所以二号字的标题与四号字的署名，就刊出来了。最后我很感谢先生上次的盛意并希望先生个人认为很有意思的文字多登载几篇。还有一句话：将来如有他方面的各种的笔墨官司打来，恕我不再来答辩了，不再来凑无聊的热闹了。
此颂
撰安！
十六，弟仲潜敬复。
“高尔基三个音连成的字，是Ｇｏｒｋｙ的姓，并不是他就姓高，”廖先生这句话比鲁迅先生的文字更有精采。
可惜这句话不能天天派一个人对读者念着，也不能叫翻译的人在篇篇文章的原著者下注着“高尔基不姓高，王尔德不姓王，白利欧不姓白……”廖先生这篇通信登过之后不几天，廖先生这句名言必又被人忘诸脑后了。所以，鲁迅先生的讽刺还是重要，如果翻译界的人被鲁迅先生的“吾家尔基”一语刺得难过起来，竟毅然避去《百家姓》中之字而以声音较近之字代替了（如哥尔基，淮尔德，勃利欧……），那末阅者一望而知“三个音连成的字是姓，第一音不是他的姓，”不必有烦廖先生的耳提面命了。不过这样改善以后，其实还是不妥当，所以用方块儿字译外国人名的办法，其寿命恐怕至多也不过还有五年，进一步是以注音字母译（钱玄同先生等已经实行了，昨天记者遇见钱先生，他就说即使第一音为《百家姓》中的字之办法改良以后，也还是不妥），再进一步是不译，在欧美许多书籍的原名已经不择了，主张不译人名即使在今日的中国恐怕也不算过激罢。
伏园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京报副刊》。
《咬文嚼字》是“滥调”
伏园先生：
鲁迅先生《咬文嚼字》一篇，在我看来，实在毫无意义。仲潜先生称它为“最无聊”之作，极为得体。不料先生在仲潜先生信后的附注，对于这“最无聊”三字大为骇异，并且说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种，为翻译界堕落的现象，这真使我大为骇异了。
我们对于一个作家或小说戏剧上的人名，总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
在中国的文字上，我们在姓底下有“小姐”“太太”或“夫人”，若把姓名全写出来，则中国女子的名字，大多有“芳”“兰”“秀”等等“轻靓艳丽”的字眼。周家的姑娘可以称之为周小姐，陈家的太太可以称之为陈太太，或者称为周菊芳陈兰秀亦可。从这些字样中，我们知道这个人物是女性。在外国文字中可就不同了。外国人的姓名有好些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９〕是极多的，用中文把姓名全译出来非十数字不可，这是何等惹人讨厌的事。年来国内人对于翻译作品之所以比较创造作品冷淡，就是因为翻译人名过长的缘故（翻译作品之辞句不顺口，自然亦是原因中之一）。假如托尔斯泰有一个女叫做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Ｔｏｌｓｔｏｉ，我们全译出来，成为“托尔斯泰伊丽沙白”八字，何等麻烦。又如有一个女子叫做 Ｍａｒｙ Ｈｉｌｄａ Ｓｔｕｗａｒｔ，我们全译出来，便成为“玛丽海尔黛司徒渥得”也很讨厌。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些名字称为托尔斯泰小姐或司徒渥得夫人，因为这种六个字的称呼，比起我们看惯了周小姐陈太太三字的称呼多了一半，也不方便。没法，只得把名字删去，“小姐”，“太太”也省略，而用“妥S禒丝苔”译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 Ｔｏｌｓ－ｔｏｉ，用“丝图娃德”译 Ｍａｒｙ Ｈｉｌｄａ Ｓｔｕｗａｒｔ，这诚是不得已之举。
至于说为适合中国人的胃口，故意把原名删去，有失原意的，那末，我看根本外国人的名字，便不必译，直照原文写出来好。因为中国人能看看不惯的译文，多少总懂得点洋文的。鲁迅先生此举诚未免过于吹毛求疵？
至于用中国姓译外国姓，我看也未尝不可以。假如Ｇｏｇｏｌ的Ｇｏ可以译做郭，Ｗｉｌｄｅ的Ｗｉ可以译做王，Ｈｏｌｚ的Ｈｏ可以译做何，我们又何必把它们故意译做“各”“旺”“荷”呢？再者，《百家姓》为什么不能有伟力？
诚然，国内的翻译界太糟了，太不令人满意了！翻译界堕落的现象正多，却不是这两种。伏园先生把它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也算多事，气力要卖到大地方去，却不可做这种吹敲的勾当。
末了，我还要说几句：鲁迅先生是我所佩服的。讥刺的言辞，尖锐的笔锋，精细的观察，诚可引人无限的仰慕。《呐喊》出后，虽不曾名噪天下，也名噪国中了。
他的令弟启明先生，亦为我崇拜之一人。读书之多，令人惊叹。《自己的园地》为国内文艺界一朵奇花。我尝有现代三周（还有一个周建人先生），驾乎从前三苏之慨。
不过名人名声越高，作品也越要郑重。若故意纵事吹敲或失之苛责，不免带有失却人信仰的危险。而记者先生把名人的“滥调”来充篇幅，又不免带有欺读者之嫌。冒犯，恕罪！顺祝健康。
潜·源。
一月十七日于唐山大学。
的先生看了不以为然，我猜想青年中这种意见或者还多，那么这篇文章不是“滥调”可知了，你也会说，我也会说，我说了你也同意，你说了他也说这不消说：那是滥调。鲁迅先生那两项主张，在簇新头脑的青年界中尚且如此通不过去，名为滥调，是冤枉了，名为最无聊，那更冤枉了。记者对于这项问题，是加入讨论的一人，自知态度一定不能公平，所以对于“潜”字辈的先生们的主张，虽然万分不以为然，也只得暂且从缓答辩。好在超于我们的争论点以上，还有两项更高一层的钱玄同先生的主张，站在他的地位看我们这种争论也许是无谓已极，无论谁家胜了也只赢得“不妥”二字的考语罢了。
伏园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京报副刊》。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北京《京报副刊》。
〔２〕 指廖仲潜。
〔３〕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Ｔｏｌｓｔｏｉ 英语，可译为伊丽莎白·托尔斯泰。
〔４〕 Ｍａｒｙ Ｔｏｌｓｔｏｉ ｅｔ Ｈｉｌｄａ Ｔｏｌｓｔｏｉ 法语，可译为玛丽·托尔斯泰和希尔达·托尔斯泰。
〔５〕 《百家姓》 旧时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宋初人编，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以便诵读。
〔６〕 三苏 宋代文学家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的并称。
〔７〕 《现代评论》 综合性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八卷第二○九期停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适、王世杰、陈西滢、徐志摩等。他们原依附北洋军阀政府，后投靠国民党政权。
〔８〕 《鲁迅先生》 张定璜作。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京报副刊》上刊登的《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六期的预告目录中，该文排在《苦恼》和《破落户》两篇之间。但出版时并无此文。按此文后来发表于《现代评论》第七、八两期。《苦恼》，胡适所译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破落户》，炳文作的杂文。
〔９〕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 英语：音节。
对于四日副刊上潜源先生的话再答几句：
一、原文云：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答曰：是的。但特别加上小巧的人工，于无须区别的也多加区别者，又作别论。从前独将女人缠足穿耳，也可以说不过是区别；现在禁止女人剪发，也不过是区别，偏要逼她头上多加些“丝苔”而已。
二、原文云：却于她字没有讽过。答曰：那是译Ｓｈｅ〔２〕的，并非无风作浪。即不然，我也并无遍讽一切的责任，也不觉得有要讽草头丝旁，必须从讽她字开头的道理。
三、原文云：“常想”真是“传统思想的束缚”么？答曰：是的，因为“性意识”强。这是严分男女的国度里必有的现象，一时颇不容易脱体的，所以正是传统思想的束缚。
四、原文云：我可以反问：假如托尔斯泰有两兄弟，我们不要另想几个“非轻靓艳丽”的字眼么？答曰：断然不必。我是主张连男女的姓也不要妄加分别的，这回的辩难一半就为此。怎么忽然又忘了？
五、原文云：赞成用郭译Ｇｏ……习见故也。答曰：“习见”和“是”毫无关系。中国最习见的姓是“张王李赵”。《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赵钱孙李”，“潜”字却似乎颇不习见，但谁能说“钱”是而“潜”非呢？
六、原文云：我比起三苏，是因为“三”字凑巧，不愿意，“不舒服”，马上可以去掉。答曰：很感谢。我其实还有一个兄弟〔３〕，早死了。否则也要防因为“四”字“凑巧”，比起“四凶”〔４〕，更加使人着急。
备考：咬嚼之乏味潜源
文无意义，其时并不想说什么。后来伏园先生在仲潜先生信后的附注中，把这篇文字大为声张，说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点是翻译界堕落的现象，所以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并反对在我以为“极为得体”的仲潜先生的“最无聊”三字的短评。因此，我才写信给伏园先生。
在给伏园先生的信中，我说过：“气力要卖到大地方去，却不可从事吹敲，”“记者先生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也是多事，”几句话。我的意思是：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点是翻译界极小极小的事，用不着去声张做势；翻译界可论的大事正多着呢，何不到那去卖气力？（鲁迅先生或者不承认自己声张，然伏园先生却为之声张了。）就是这两点极小极小的事，我也不能迷信“名人说话不会错的”而表示赞同，所以后面对于这两点加以些微非议。
在未入正文之先，我要说几句关于“滥调”的话。
实在，我的“滥调”的解释与普通一般的解释有点不同。在“滥调”二字旁，我加了“ ”，表示它的意义是全属于字面的（ｌｉｔｅｒａｌ）。即是指“无意义的论调”或直指“无聊的论调”亦可。伏园先生与江震亚先生对于“滥调”二字似乎都有误解，故顺便提及。
现在且把我对于鲁迅先生《咬嚼之余》一篇的意见说说。
先说第一点吧：鲁迅先生在《咬嚼之余》说，“我那篇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两位的通信似乎于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于是我又把《咬文嚼字》再看一遍。的确，我看清楚了。那篇开首明明写着“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那面的意思即是：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即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了，我在前次通信曾说过，“加些草头，女旁，丝旁”，“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然而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
（鲁迅先生对于此点没有非议。）那末，结论是，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既非主张男女不平等，则其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可知。糟就糟在我不该在“想”字上面加个“常”字，于是鲁迅先生说，“‘常想’就是束缚。”“常想”真是“束缚”吗？是“传统思想的束缚”吗？
口吻太“幽默”了，我不懂。“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作家的姓名呢？还有，假如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数年前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们特为“创”出一个“她”字来代表女人，比“想”出“轻靓艳丽”的字眼来译女人的姓氏，不更为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更麻烦吗？然而鲁迅先生对于用“她”字却没有讽过。至于说托尔斯泰有两个女儿，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的字眼，麻烦得多，我认此点并不在我们所谈之列。我们所谈的是“两性间”的分别，而非“同性间”。而且，同样我可以反问：假如托尔斯泰有两兄弟，我们不要另想几个“非轻靓艳丽”的字眼吗？
关于第二点，我仍觉得把Ｇｏｇｏｌ的Ｇｏ译做郭，把Ｗｉｌｄｅ的 Ｗｉ译做王，……既不曾没有“介绍世界文学”，自然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鲁迅说“故意”译做“郭”“王”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游魂是《百家姓》，也未见得。我少时简直没有读过《百家姓》，我却赞成用“郭”译Ｇｏｇｏｌ的Ｇｏ，用“王”译 Ｗｉｌｄｅ的Ｗｉ，为什么？“习见”故也。
他又说：“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的。”对于这里我自然没有话可说。但是反面“以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而借翻译以主张男女平等，介绍世界文学”的先生们，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用郭译Ｇｏ，用王译 Ｗｉ，我也承认是对的，而“讽”为“吹敲”，为“无聊”，理由上述。
正话说完了。鲁迅先生“末了”的话太客气了。
（一）我比起三苏，是因为“三”字凑巧，不愿意，“不舒服”，马上可以去掉。（二）《呐喊》风行得很；讽刺旧社会是对的，“故意”讽刺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的人们是不对。（三）鲁迅先生名是有的：《现代评论》有《鲁迅先生》，以前的《晨报附刊》对于“鲁迅”这个名字，还经过许多滑稽的考据呢！
最后我要说几句好玩的话。伏园先生在我信后的附注中，指我为簇新青年，这自然挖苦的成分多，真诚的成分少。假如我真是“簇新”，我要说用“她”字来代表女性，是中国新文学界最堕落的现象，而加以“讽刺”呢。
因为非是不足以表现“主张男女平等”，非是不足以表现“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二，一，一九二五，唐大。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副刊》。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京报副刊》。
〔２〕 Ｓｈｅ 英语：她。
〔３〕 指鲁迅的四弟周椿寿（１８９３—１８９８）。
〔４〕 “四凶” 传说是尧舜时代著名的坏人。《左传》文公十八年：“流四凶族：浑敦、穷奇、蓜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两大古文明国的艺术家握手〔２〕了，因为可图两国的文明的沟通。沟通是也许要沟通的，可惜“诗哲”〔３〕又到意大利去了。
“文士”和老名士战斗，因为……，——我不知道要怎样。
但先前只许“之乎者也”的名公捧角，现在却也准ＡＢＣＤ的“文士”入场了。这时戏子便化为艺术家，对他们点点头。
新的批评家要站出来么？您最好少说话，少作文，不得已时，也要做得短。但总须弄几个人交口说您是批评家。那么，您的少说话就是高深，您的少作文就是名贵，永远不会失败了。
新的创作家要站出来么？您最好是在发表过一篇作品之后，另造一个名字，写点文章去恭维：倘有人攻击了，就去辩护。而且这名字要造得艳丽一些，使人们容易疑心是女性〔４〕。倘若真能有这样的一个，就更佳；倘若这一个又是爱人，就更更佳。“爱人呀！”这三个字就多么旖旎而饶于诗趣呢？正不必再有第四字，才可望得到奋斗的成功。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一期。
〔２〕 两大古文明国的艺术家握手 指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时与我国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的握手。参看《坟·论照相之类》第三节。
〔３〕 “诗哲” 指泰戈尔。当时报纸报导中称他为“印度诗哲”。
〔４〕 化名写文章为自己的作品辩护的事，当时曾多有发生。如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几全系抄袭日本菊池宽所著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指出后，除欧阳兰本人作文答辩外，还出现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替他辩护。不久，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琴心”和另一“雪纹女士”又连写几篇文字替他分辩。事实上，“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又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京报副刊》发表署名“芳子”的《廖仲潜先生的“春心的美伴”》一文，恭维廖的作品“是‘真’是‘美’是‘诗’的小说”，鲁迅在《两地书·一五》中说：“我现在疑心‘芳子’就是廖仲潜，实无其人，和‘琴心’一样的”。
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２〕，是答陈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３〕的，据说，《现代评论》不给登他们的答辩，又无处可投，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诚然，《妇女杂志》〔４〕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但我能向那里介绍呢，饭碗是谁都有些保重的。况且，看《现代评论》的豫告，已经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决意将这两篇没收。
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５〕详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这无聊的《莽原》〔６〕上。我于他们三位都是熟识之至，又毫没有研究过什么性伦理性心理之类，所以不敢来说外行话。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７〕，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明其妙。
但陈先生文章的末段，读来却痛快——
“……至于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严些，
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尽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拍马屁，认为无损人格么？”
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许的。然而接着又起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例如女人被强奸，在法律上似乎不至于处死刑，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被强奸，认为无须自杀么？
章先生的驳文〔８〕似乎激昂些，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者便源源而来，就疑心到“教授”的头衔上去。那么，继起者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来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
案语：
已经收在《华盖集》里了，题为《导师》和《长城》。独独这一段没有收进去，大约是因为那时以为只关于几个人的事情，并无多谈的必要的缘故。
然而在当时，却也并非小事情。《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
就这文章的表面看来，陈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济法律之穷，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点。但我并不是说：陈先生是儒家，章周两先生是法家，——中国现在，家数又并没有这么清清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补记。
【注解】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发表时共有四段，总题《编完写起》。后来作者将第一、二两段合为一篇，改题《导师》，末段改题为《长城》，编入《华盖集》，本篇是其中的第三段。
关于新性道德问题的论争，鲁迅还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写了《编者附白》，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２〕 指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章锡琛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
〔３〕 陈百年 名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后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秘书长等职。《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四期，是反对《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和章锡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两篇文章中关于性道德解放的主张的。
〔４〕 《妇女杂志》 月刊，一九一五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十七卷第十二期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由王莼农主编，自一九二一年第七卷第一期起由章锡琛主编。一九二五年该刊出版“新性道德号”受到陈百年的批评，商务印书馆即不准再登这类文章，一九二六年章锡琛被迫离职。
〔５〕 《现代评论》发表了陈百年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后，章锡琛和周建人即分别写了《新性道德与多妻——答陈百年先生》和《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答陈百年先生》两文，投寄该刊，但被积压近两月后，始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末尾的“通讯”栏删节刊出。
〔６〕 《莽原》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创刊。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三十二期止。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７〕 “流弊流弊” 陈百年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发表的《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一文中，连用了十多个“流弊”攻击章、周的主张。
〔８〕 章先生 即章锡琛（１８８９—１９６９），字雪村，浙江绍兴人。
当时是《妇女杂志》的主编。一九二六年秋创办开明书店，任董事兼经理。这里说的“驳文”，指他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一文，其中说：“我们中国人往往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最坏的下流脾气，就是喜欢崇拜博士，教授，以及所谓名流，因为陈先生是一位教授，特别是所谓‘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有名的教授，所以他对于我们一下了批评，就好像立刻宣告了我们的死罪一般，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从各方面袭来的种种间接直接的指斥，攻击，迫害，已经使我们够受……而我们向《现代评论》所提起的反诉，等了一个多月，不但未见采纳，简直也未见驳回……并不是为什么，只为了我们不曾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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